准噶尔战争（长达68年拉锯血战）

准噶尔战争简介

准噶尔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间的交锋与较量一直持续了数千年。就连“长于夷狄”的清王朝，竟然也上演过“胡马度阴山”的“危机时刻”——清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6月，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绰罗斯·噶尔丹挥师3万南下，进逼清朝直接统治下的漠南蒙古。准噶尔战争，将再现那场长达68年的拉锯血战。

准噶尔战争过程分析——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的经典名作《出塞》，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字，道尽了诗人对游牧武装集团年年扰边的愤慨。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强盛如汉唐帝国，也都曾因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受困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与此相关的许多历史典故，如“白登之围”“渭水之盟”也早已众所周知。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就连“长于夷狄”的清王朝，竟然也上演过“胡马度阴山”的“危机时刻”：清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6月 ，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绰罗斯·噶尔丹在征服了清朝屏藩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之后，挥师3万南下，进逼清朝直接统治下的漠南蒙古，一场长达68年的拉锯战就此触发。这就是本文所要讲述的清—准战争。

满蒙一家：后金（清初）经略漠南蒙古

建立清王朝的满族人，源自建州女真部，并一向以两宋之际建立金朝的女真后裔自居；但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建州女真实际上最早是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通古斯原始部落“斡里朵部”。金朝灭辽和北宋之后，占领中原广大地区，大批女真人离开他们的东北故地，他们在原居住地留下的真空地带很快被通古斯人占据。到了元朝，如同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高度汉化一样，东北的各个通古斯族群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涌入东北的蒙古人所同化，语言服饰等方面都烙上了深深的蒙古痕迹，以至于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谈及满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时，用了一个极显亲密的词汇——“满蒙一家”。不过，这个词汇里的“蒙”仅指漠南蒙古各部。即使是征服漠南蒙古，也耗费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四十余年的时间。

1593年12月，明朝辽东边外古勒山，建州女真一万多士卒在其“聪睿贝勒”佟·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依仗有利地势，与三万人多势众但却一盘散沙的海西女真等部组成的“九部联军”展开激战。战事的结果是，努尔哈赤取得了最后胜利，“九部联军”被建州军轻易击溃：阵亡四千余人，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被俘；除此之外，还有多名海西女真各部的头目或死或伤，三千多匹战马和千余副甲胄成了建州军的战利品。此役之后，战败的海西女真受到重创，而获胜的努尔哈赤则是威名更盛，加快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这“九部联军”之中，除了叶赫、乌拉、哈达、瓜儿察、辉发、纳殷、锡伯、朱舍里等八个女真部落外，还有蒙古科尔沁部的加盟。科尔沁部是一个颇有来历的蒙古部落，姓博尔济吉特，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旁系。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将蒙古东部四千户牧民分封给其二弟哈撒儿，因为哈撒儿曾担任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弓箭手分队“科尔沁”的指挥官，所以他的后裔部众也被泛称为“科尔沁”，这就是科尔沁部的由来。

科尔沁部原本主要驻牧于海拉尔河以北、鄂嫩河上游的广大地区。1433年，被权臣阿鲁台太师拥立为蒙古大汗的哈撒儿第八世孙阿鲁克帖木儿率领一部分科尔沁人翻过大兴安岭东迁至嫩江一带。随后，哈撒儿第十一世孙锡古苏台的部众也于1438年进入嫩江流域。到1524年，哈撒儿第十四世孙奎猛克塔斯哈拉又率部分科尔沁人移牧嫩江流域，并征服了当地的扎赉特、郭尔罗斯等部；其西南与乌齐叶特、扎鲁特、巴林、翁吉剌等组成的内喀尔喀五部为邻，北接黑龙江索伦各部，东联海西女真，形成了著名的“嫩江科尔沁”，简称“嫩科尔沁”。少数仍留居呼伦贝尔故地的科尔沁部属则由奎猛克的弟弟布尔海和巴衮统领，后来发展为茂明安部和阿鲁 科尔沁部。

此外，由成吉思汗另外两个兄弟的后裔统领的部落——帖木格系的四子部、翁牛特部、喀喇沁部，以及别勒古台系的阿巴嘎部、阿巴哈纳尔部也在科尔沁部附近游牧。这些部族在明朝初期曾经属于朵颜兀良哈三卫，只是这些曾以强悍军力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天下的蒙古雇佣兵，此时的势力已经不足以和科尔沁部相抗。由此，科尔沁部得以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起初，科尔沁一度直入明朝辽东的开原、铁岭西北边外，和明朝直接接触。但到16世纪后期，蒙古大汗直辖的察哈尔部为土默特部俺答汗所迫，自元上都故地金莲川移牧辽河、潢河一带。后来，察哈尔部联手内喀尔喀五部将科尔沁部从明朝边境驱回嫩江流域，这使一度还算忠于蒙古大汗的科尔沁开始疏远汗庭。其时，科尔沁万户的交椅传到了奎猛克曾孙翁果岱手里。为了抗衡察哈尔部和辽西的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积极寻求打通经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到达明朝辽东的贸易通道，借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海西女真各部的联系开始紧密起来。散居于松嫩平原的海西女真锡伯、萨哈尔察和瓜儿察等部均被纳入了科尔沁的势力范围。同在这一过程中，海西女真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科尔沁部，后者在今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筑起了一座格勒珠尔根城，以供首领居住。之后，毗邻海西女真的科尔沁很快就主动卷入女真人的内部争斗。当时面对建州女真崛起的势头，翁果岱选择了站在海西女真一边，与子侄奥巴、莽古斯、明安等人率科尔沁兵近万人，加入海西女真攻打建州女真的军事行动。九部联军大败后，明安狼狈逃窜，翁果岱、莽古斯、奥巴及大批科尔沁士兵都被建州女真俘虏。

科尔沁加入海西女真反努尔哈赤同盟的原因，无非是害怕建州女真强大起来吞并海西女真各部后，会掐断科尔沁通往明朝的贸易要道。对于这一点，努尔哈赤想必是洞若观火的。按照此前的惯例，建州女真每次作战所获俘虏，上层人物一般是直接处死，待遇稍好的能获得囚徒式的“恩养”，而下层军民则会被强制迁入建州境内重新编组，以充实人力。但古勒山之战后，努尔哈赤却极为罕见地将翁果岱等人释放，并赠以布帛。努尔哈赤这么做，仅仅是想通过这种“远交近攻”的办法，尽可能地减少建州女真扩张的障碍，进一步孤立海西女真。所以他对和建州女真没有太大宿怨、地理位置又相对偏远的科尔沁部，摆出了一副和平友好的姿态。当科尔沁部众悻悻地离开建州之时，当事者谁也没想到，建州、后金乃至清朝对支离破碎的蒙古各部的征服之路，也从此开始。

16世纪末东部蒙古地区形势略图，何俊宏绘（参考自《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对于努尔哈赤的意愿，翁果岱表面上领情，实质上依旧和海西女真藕断丝连。他被释放回科尔沁部之后，很快派遣明安出使建州表示和好，但此后科尔沁部仍然时常介入建州和海西的冲突。1608年，努尔哈赤派兵攻打海西女真乌拉部，科尔沁部应乌拉部贝勒布占泰的请求派军对阵努尔哈赤，结果再次战败。海西女真大部被努尔哈赤兼并之后，建州女真的北部边境直接与科尔沁部接壤，为了获取更多战争所需的马匹，努尔哈赤加紧了对科尔沁、内喀尔喀联盟等蒙古部落的笼络。面对建州女真这个强邻，科尔沁部也终于开始慢慢改变表里不一的态度。此后，作为科尔沁部的重要头目，在古勒山被建州打得极惨的明安，首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612年，明安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161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迎娶明安的侄子莽古斯之女为妻；到1615年，明安的弟弟洪果尔也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借助和科尔沁部联姻，算是和蒙古黄金家族攀上了亲戚，建州女真也凭着这一点收编了许多蒙古部众。后金立国前夕，建州女真编设的蒙古牛录达到76个之多，为努尔哈赤扩编八旗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1616年，后金建国没多久，明安亲自前往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拜见努尔哈赤，受到后金的盛情款待。在此期间，翁果岱去世，其子奥巴继续统领科尔沁部。虽然此后科尔沁和后金仍有小摩擦，如1619年后金对叶赫部发起的最后一战得胜后，科尔沁竟公然和努尔哈赤抢夺叶赫部的人丁和财物；但这种小插曲没有影响到大局，双方关系愈来愈密切已经是大势所趋。不过，努尔哈赤和蒙古各部往来频繁触怒了一个人——察哈尔部的林丹汗。

巴图蒙克画像

自元王朝被朱元璋逐出中原之后，蒙古大汗汗庭的权威日渐旁落，草原各部又恢复了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割据自立、长期混战的局面。作为黄金家族嫡系、忽必烈后裔的蒙古大汗们时常沦为权臣们的提线木偶，几度丧失继承汗位的资格。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蒙古族女强人满都海哈屯和达延汗巴图蒙克通过不懈努力，才再次从形式上统一了除漠西以外的蒙古各部。为了巩固成果，达到精简汗庭机构、重树黄金家族权威的目的，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巴图蒙克把所辖各部落分成左右两翼，每翼3个万户。其中，左翼三万户包括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其牧地在今蒙古国西部，并非明朝边外的朵颜兀良哈三卫）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包括鄂尔多斯万户、蒙廓勒津万户（后改为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万户。除了兀良哈万户以外，其他5个万户的重要部落都由巴图蒙克的儿子们统领，大汗的汗庭则设置在察哈尔万户境内。

然而，巴图蒙克的这一套措施也没能做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在世时，右翼的永谢布万户和鄂尔多斯万户就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发动叛乱，杀掉了掌管右翼三万户的巴图蒙克次子乌鲁斯博罗特。所幸巴图蒙克属于强势的可汗，他纠集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各路人马平定了叛乱。巴图蒙克身故之后，继任者阿剌克汗还能对反叛的兀良哈万户实行强力打击，迫使后者从肯特山远遁到西北的阿尔泰山和唐努山地区。在征讨兀良哈万户的军事行动中，鄂尔多斯万户的3个儿子——衮必力克、俺答、博斯哈尔出力甚大，因此被阿剌克汗授予了“小汗”的封号。这一举措为后来蒙古各部首领自立汗号、不尊大汗汗庭号令埋下了伏笔。在阿剌克汗死后，继任的蒙古大汗一代不如一代。1592年，当汗位传到阿剌克汗的孙子布延手里时，蒙古大汗汗权所到，基本上只限于汗庭直辖的察哈尔万户之内了。

1604年，布延去世，他13岁的长孙林丹巴图尔继位，号“呼图克图汗”，史书多称其为“林丹汗”。其时的察哈尔部尚有浩齐特、苏尼特、多罗特、乌珠穆沁、克什克腾、阿剌克绰特、奈曼、敖汉等组成的“八大营”十余万部众，实力仍是漠南蒙古诸部最强的，足以应付常规性的外部威胁，由此这位年少的汗王得以用十年的时间整顿内部。在此期间，他任命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的锡尔呼那克为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争取到号称漠南蒙古第二大势力的内喀尔喀联盟向汗庭靠拢。他又修筑都城察罕浩特，使之成为察哈尔部稳定的政治中心。为了迫使明朝同意和察哈尔部互市，借以累积财富，1615年8月，林丹汗集中察哈尔部和内喀尔喀联盟五万军队，大举袭扰明朝辽东广宁、锦州等要地，并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虽然林丹汗逼迫明朝同意互市的目的最后没有达到，却也震动了漠南，导致疏远已久的土默特万户和鄂尔多斯万户开始恢复对汗庭的朝贡，甚至连科尔沁部都口头表示遵从林丹汗号令，漠南蒙古仿佛又重新统一到蒙古大汗的旗帜之下。1617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明朝天启皇帝被迫同意和察哈尔部开放互市。在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雄心万丈的林丹汗开始放开手脚对付后金。

巴图蒙克中兴时代的六万户形势略图，何俊宏绘（参考自《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1619年七月，努尔哈赤挟在萨尔浒战胜明军的余威，大举进攻辽东重镇铁岭。由于此前察哈尔部已经和明朝建立了针对后金的攻守同盟，林丹汗立即行动起来，派遣内喀尔喀联盟的宰塞率兵一万增援铁岭的明军。林丹汗的援军还在路上，铁岭就已被后金军攻陷；努尔哈赤以逸待劳，回师攻溃宰塞的部队，宰塞和两个儿子沦为俘虏。

这位宰塞是内喀尔喀联盟的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继承人，他的被俘导致内喀尔喀联盟惊惧不已。内喀尔喀联盟中的某些部落很早就和努尔哈赤有来往，有的甚至和努尔哈赤结了亲家。此前，1594年，内喀尔喀巴岳特部重要头目恩格德尔更是主动归附努尔哈赤。1606年，内喀尔喀联盟又派使者为尚未建立后金的努尔哈赤上了“昆都伦汗”的尊号。因此，这一次为了争取内喀尔喀联盟全面彻底倒向自己，努尔哈赤没有直接杀死宰塞父子，而是软禁起来作为跟内喀尔喀讨价还价的筹码。

很快他便得偿所愿。1619年十月，卓里克图洪巴图鲁遣使向后金求和；十一月，双方就举行会盟，约定共同对付明朝。这一重大变动使林丹汗倍感震惊，于是察哈尔部的使团带着林丹汗的信前往后金。信件开头就是“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随后，信里更警告后金不得染指察哈尔和明朝互市贸易的广宁等地，不得再离间拉拢蒙古各部。可以说，信件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这位年轻汗王的骄狂。对此，后金群臣激愤不已，老奸巨猾的努尔哈赤则回信讥讽林丹汗连事实上统一漠南蒙古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敢“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这一番话显然极大地刺痛了林丹汗，他积极备战，等待时机给努尔哈赤一次重大的打击。

林丹汗画像

1621年，林丹汗命锡尔呼那克率两千骑兵奔袭后金沈阳城；1622年，后金强攻广宁时，林丹汗又亲率大军支援明军作战，结果是屡战屡败。这导致察哈尔内部开始分裂，乌鲁特部的达尔汉巴图鲁率领部分属民归附了后金。之后，努尔哈赤见林丹汗已经黔驴技穷，才开始反击，不过他没有立即诉诸武力，而是首先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这一时期蒙古地区正流行着起源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藏语里对僧侣的尊称为“喇嘛”，因而藏传佛教又被俗称为“喇嘛教”）。元朝建立初期，出于加强对青藏高原统治的需要，蒙古族统治者曾经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封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兼中原法王，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当然，这时的藏传佛教信仰主要还是流行于蒙古上层贵族之间，在蒙古下层民众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真正让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当中广为传播的人是16世纪后期漠南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当时，土默特部势力进入青海，与喇嘛教僧侣发生接触。为了和察哈尔部争夺汗权，在高僧阿兴喇嘛的倡议下，俺答汗与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取得联系。索南嘉措承认俺答是忽必烈转世并授予俺答“贤明法王”的尊号；俺答汗则尊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法力无边的上师），允许藏传佛教僧侣在土默特部领地内传教并给予他们免税的特权，再开尊奉喇嘛教之风。之后，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首领也纷纷宣布皈依喇嘛教，他们大力修建佛寺，迎请西藏高僧进驻讲法，一时间蒙古各部庙宇林立、僧侣遍地。绝大多数的蒙古部落皈依的都是格鲁派，这就使在青藏地区本来只是喇嘛教一个普通教派的格鲁派信徒大涨。更有甚者，西藏的格鲁派领袖享有了罗马教皇一般的特权，以至于蒙古各部的首领如果没有西藏教廷赐予的各种封号，就不会被承认。

但是面对这一现实，林丹汗没有因势利导，反而改宗与格鲁派对立的宁玛派（红教），招致信仰格鲁派的漠南右翼三万户和漠北外喀尔喀蒙古的敌视。这一切都被努尔哈赤看在眼里。于是，努尔哈赤对症下药地摆出了一副尊奉格鲁派的虔诚模样。早在1615年四月，赫图阿拉城东的土山上就建起了迎奉格鲁派高僧的佛寺，旅居科尔沁部的西藏僧侣囊苏喇嘛曾两次亲赴赫图阿拉讲经布道。1622年三月，囊苏喇嘛圆寂，努尔哈赤又特意划出辽阳南城外一片庄园修建寺庙，用以安放其遗体。这些高调的举动成功博得了蒙古各部的好感。

当然，仅仅凭借在宗教上耍手段是无法彻底征服蒙古人的。1623年，为了加大对内喀尔喀联盟的控制，努尔哈赤强制内喀尔喀联盟修改当年会盟的条款，把针对明朝的内容改为针对林丹汗。这一急切的做法令内喀尔喀联盟难以接受，虽然因为和后金往来密切，林丹汗已经对内喀尔喀联盟日益猜忌，但毕竟同为蒙古人，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还是不愿和林丹汗为敌。后金见此立即翻脸，恰巧反对后金最坚决的内喀尔喀扎鲁特部抢夺了后金使者的财物，恼羞成怒的努尔哈赤立即发兵征讨扎鲁特部。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向林丹汗求援，却遭到拒绝，因为此刻的林丹汗正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和努尔哈赤越走越近的科尔沁部。

1624年，感受到察哈尔部威胁的科尔沁和后金会盟，努尔哈赤以承认科尔沁部首领奥巴自立为科尔沁部可汗为条件，换取奥巴同意双方一起对付林丹汗。得到消息的林丹汗怒不可遏，于1625年10月远征科尔沁部，一度将科尔沁的老巢格勒珠尔根城团团包围，但最后被努尔哈赤派出的援军击退。1626年4月，内喀尔喀联盟被明朝收买，准备断绝和后金的关系。刚在宁远城下被明军击败的努尔哈赤将失败的怒火倾泻在内喀尔喀联盟头上，派遣大贝勒代善出兵攻打内喀尔喀联盟，代善在西拉木伦河击溃了内喀尔喀乌齐叶特部，接着连破扎鲁特、巴林等部。倘若林丹汗能宽恕内喀尔喀联盟之前和后金勾连，出兵协助内喀尔喀，虽不敢说能击退后金，但至少能给世人一个“蒙古可汗不会容忍自己的部属被外族侵袭”的印象，从而赢得民心；结果他却趁机把逃入察哈尔部境内的内喀尔喀部众吞并。此前十年东征西讨积累起来的汗庭威望，随着一次次军事失利和错误的决策而付诸东流。

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病卒。在其统治期间，努尔哈赤通过联姻、会盟、宗教和军事打击并行的手段，初步实现了削弱察哈尔部力量、离间察哈尔部和其他蒙古部落之间关系的目的，成功将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联盟纳入后金的势力范围。尤其是科尔沁部，后来成为后金乃至清朝响当当的皇亲国戚，第二代后金汗皇太极的大福晋哲哲（孝端文皇后）、庄妃布木布泰（顺治帝生母、著名的孝庄皇后）等均是出自科尔沁部。

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开始对察哈尔部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他主动遣使察哈尔部，表面上是希图双方和解，实质上却是在探听察哈尔部内部的虚实。连年对后金的战争使察哈尔部蒙受了极大的人丁和畜群损失，部分察哈尔部王公也正希望通过缓和与后金的关系来休养生息，但林丹汗却傲慢地拒绝了后金的倡议。这一下便导致了察哈尔部内部分裂。察哈尔八大营中的乌鲁特部、奈曼部和敖汉部都倒向了后金，阿剌克绰特部独立，连隶属大汗本部的浩齐特部都有部众出逃到漠北的喀尔喀三部。很快，林丹汗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内忧外患中，林丹汗留下多罗特部在辽河牵制后金，自己却于1627年3月带着大部分察哈尔部众西迁，准备收服永谢布、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后，再集结兵力和后金对抗。然而，连续的失败并没有使林丹汗吸取教训，他一味依靠武力征讨横行于各部之间，又因为明朝崇祯皇帝停止和察哈尔互市而和明朝撕破了脸，最后甚至直入漠北喀尔喀。各种倒行逆施消耗了察哈尔部本就不多的力量，也招致蒙古各部和盟友明朝的强烈反感。

1628年后金对林丹汗的讨伐

此时，皇太极正在按部就班地蚕食察哈尔部在辽河流域一带的故土。从1628年2月到9月，后金发起三次猛烈的攻势，歼灭了察哈尔的留守部队，杀死林丹汗的重要将领因特塔布囊和古鲁，全面占领了辽东。为了绕过由明朝名将孙承宗等人主持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以直入明朝内地，1632年，皇太极攻略林丹汗在漠南蒙古西部的根据地，和林丹汗做最后决战。土默特、喀喇沁等蒙古部落早就对林丹汗极为不满，纷纷向后金投降。走投无路的林丹汗率部躲进毛乌素沙漠，饥寒交迫促使他不断骚扰明朝边境以获取粮食，许多部众出走。

为了加强对归附的蒙古部落的控制，皇太极除了继续推行努尔哈赤在位时采取的会盟、联姻等政策外，还开始着手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皇太极的新政首先在科尔沁部试点。1631年，后金将科尔沁部汗号撤销，将其领地划分为10旗，每一旗任命“札萨克”（蒙古语，意为执事官）进行管理。这些札萨克全由各部大小王公贵族充任，后金依据他们部众的多少、职权的大小，授予他们亲王、郡王、贝勒等各级爵位，给予他们一定特权，但他们的官职不能世袭。他们还必须在后金汗王划定的牧区游牧，未经批准不得越界，同时还要定期举行会盟，协助后金派遣的大臣开展处理诉讼案件、审定相关法律条例、查验户口及牲畜数量等工作。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盟旗制”。在短短几年内，后金在漠南蒙古各部持续推行这一新制度，前后设置49旗，完成了对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服，使之成为自己的重要马场和进攻明朝的跳板。

1634年秋季，43岁的林丹汗在众叛亲离之后病死于甘肃大草滩。这位末代蒙古汗王，和长城内的明朝崇祯帝一样，都有着重振祖宗基业的雄心，却时运不济，加上自身能力有限，始终不得强国要领，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1635年4月，林丹汗余部向后金军投降。延续了429年、传了35代的蒙古帝国至此灭亡。林丹汗的妻妾子女尽为后金君臣所瓜分，察哈尔部众则被安插在辽西一带，如同其他漠南蒙古部落那样设札萨克旗管辖 ；连传说中的元朝传国玉玺也被皇太极所得。这一下，更使后金在名分上成了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为后金争取更多的蒙古部落归附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为了借助蒙古骑兵强化后金的野战力量，皇太极又将八旗军内的大部分蒙古牛录划出，单独设置蒙古旗，提高了后金军中蒙古族官兵的地位。在八旗制度的作用下，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成为皇太极倚重的重要武力。

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在八旗贵族和蒙古王公们的簇拥下称帝，建立清朝。作为名义上的元帝国继承者，这位清朝皇帝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蒙古人的大汗，参加清朝建国大典的蒙古部落酋长们为他送上了“博格达彻辰汗” 的称号。从此之后，每一代清朝皇帝都有自己的汗号。

就在皇太极称帝后不到一年，1637年十月，一位名叫库鲁克的头目带着马匹、白狐皮等方物到达沈阳朝见皇太极。这位库鲁克首领来自和硕特——一个和科尔沁部同出于哈撒儿系的部落，属于长期和东部蒙古相抗的漠西卫拉特四大部之一。

林木中人：卫拉特、准噶尔的崛起

卫拉特，即明代史书里的瓦剌，元朝时期的斡亦剌部，蒙古语意为“林木中的百姓”，盖因卫拉特蒙古的主系源自蒙古高原北部、贝加尔湖东西两侧的森林，从事采集和狩猎的部族。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斡亦剌部原本活动于贝加尔湖以东的色楞格河流域的森林地带。1201年，斡亦剌部支持扎木合与成吉思汗对抗，扎木合被成吉思汗和王汗的联军击败后，为了避免被清算，斡亦剌部在首领忽都合别乞的率领下，离开色楞格河，西迁至库苏泊以西、小叶尼塞河流域的“失黑失惕”之地。1207年，已经统一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率军征讨“林木中的百姓”各部。忽都合别乞见术赤军势大，便主动投诚，还协助术赤收降其他“林木中的百姓”部落。成吉思汗将额尔齐斯河以东的森林部落分封给开国功臣豁尔赤，设置八邻万户，忽都合别乞又积极配合豁尔赤开展工作。此后，斡亦剌部被划分为郭勒明安、依克明安、扎合明安、茂明安等四个千户，其中，依克明安千户为忽都合别乞的本部。

1217年，豁尔赤因向属下秃麻部强行索取30名女子为妻妾，引发秃麻部的叛乱，豁尔赤被秃麻部扣押。忽都合别乞闻讯亲自赶往秃麻部解救豁尔赤，也被秃麻部俘虏。秃麻部虽然伏击打死了前来镇压的蒙古大将博尔忽，但最终被接替博尔忽的将领朵儿伯朵黑申所败。考虑到忽都合别乞自归附后忠诚于蒙古，为了表彰他，成吉思汗特意将秃麻部首领塔尔浑的夫人赐予忽都合别乞，成吉思汗本人还和忽都合别乞结为儿女亲家。斡亦剌部借机兼并了秃麻部，势力逐渐壮大了起来。在元朝初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风波中，斡亦剌部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失败后，拥有四千户建制的斡亦剌部分化为两支，一支以茂明安千户为主体，东迁至贝加尔湖以东的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地区，成为科尔沁部的附庸；另一支则以斡亦剌部其他三个千户为主体，从小叶尼塞河流域迁往西南的阿尔泰山山麓，融合了克烈部等游牧部族，过上了游牧生活。

成吉思汗统一前夕的蒙古草原各部，何俊宏绘（参考自《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元朝末年，斡亦剌部的首领权威已经被源自郭勒明安千户的“绰罗斯”家族取得。时值天下大乱，趁着元朝在中原内地忙于扑灭各路汉族起义军、无暇北顾的空档，在绰罗斯家族的带领下，斡亦剌部逐渐摆脱“黄金家族附庸”的地位，迅速崛起为漠北一大政治势力，并以“瓦剌”之名出现在汉文典籍中。他们自称“都尔本 蒙古”，而称呼东部蒙古草原各部为“都沁 蒙古”，开始与元廷对抗。

其间，朱元璋在南方建立明朝，徐达、常遇春等明朝大将率军北伐，攻占大都，将元朝皇室赶回塞外。随后，明朝又对北元皇室施以不间断的军事打击，结合诱惑其他蒙古部落等手段，挤占北元朝廷在漠南、辽东、河西走廊的生存空间。明成祖继位之后更是五次亲征出塞，重点打击北元朝廷的中枢。瓦剌部绰罗斯家族的马哈木、太平、巴图博罗等三位封建主借机自称太师，先后推举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坤帖木儿等称汗，篡夺北元朝廷继承权。自1388年至1438年，蒙古草原走马观花一般地换了多位君主，忽必烈所定的“大元”国号变回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皇帝”也变回了“可汗”，东西蒙古同时出现了汗庭。最后，出身瓦剌部的绰罗斯·脱欢太师挟持阿里不哥裔的可汗，战胜了东部蒙古，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

脱欢的儿子也先比其父走得还要远，他把瓦剌的势力延伸到东起女真、西至哈密、北达贝加尔湖、南临长城的广袤地域。又趁明朝内部出问题的工夫，发起攻势，在土木堡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

不过，也先在建立了他的父祖也不能企及的功勋后，就走了一步昏着：他打破“唯有黄金家族嫡系才能做全蒙古大汗”的规矩，于1453年夏自立为天圣可汗。他这个天圣可汗做了不过一年，就在1454年下半年被反叛者所杀。他死后，绰罗斯家族被他的两个儿子瓜分，长子博罗纳哈勒的部众成为杜尔伯特部，次子额斯墨特达尔罕的部众发展成了后来的准噶尔部。再算上15世纪初期就迁徙到西蒙古的和硕特部、克烈部的一支发展出来的土尔扈特部，以及蒙元时期的依克明安千户发展起来的辉特部，明末清初的卫拉特几大主要部落并立的局面初步形成。

由于辉特部这时已是杜尔伯特部的附庸，因而史书一般只把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并称为“卫拉特四部”以代指整个卫拉特人群体，辉特部被排除在外。和硕特部的博尔济吉特氏首领成为卫拉特四部当之无愧的“达尔扎”（盟主）。不过，即使是拥有黄金家族血统的和硕特也不能做到一统卫拉特各部。再次陷入分裂的卫拉特，已不能重现也先等人纵横整个蒙古草原的伟绩。这时便轮到以黄金家族嫡系为首的蒙古大汗领导下的东蒙古发起反击了。

同样出身于绰罗斯氏的东蒙古女强人满都海哈屯，收拾起自己的远亲部族来毫不留情。1481年，她率军亲征，在蒙古西部的塔斯博尔图大败卫拉特四部，迫使卫拉特诸部的封建主们接受了冠缨不得过四指、居常许跪不得坐的屈辱条件。1496—1510年，东蒙古达延汗亲政后多次起兵攻击卫拉特四部，将卫拉特四部的势力从漠南西部驱逐出去。达延汗之后，漠北地区负责对卫拉特作战的任务先后由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承担。16世纪末期，漠南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频频向卫拉特发难，西方的哈萨克人也趁机蚕食卫拉特的西部牧地。卫拉特部被喀尔喀阿巴岱汗击溃，并短暂向喀尔喀称臣；阿巴岱汗死后，卫拉特即恢复独立，但并没有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到17世纪初，卫拉特四部的领地被压缩到了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上游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由于牧地有限，卫拉特四部之间不断内讧，根本无法一致应对外部的敌人。1606年，卫拉特人被迫和外喀尔喀右翼的札萨克图汗签署和约，承认自己臣服于札萨克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首领赉瑚尔派遣堂兄弟硕垒乌巴什统治今天蒙古西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硕垒乌巴什击走卫拉特后，降服了居于唐努山、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的兀良哈万户后裔（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三部），建立了“阿拉坦汗王朝”，此后卫拉特人就成了阿拉坦汗王朝的属民。

也先画像	满都海哈屯像

17世纪初天山北路卫拉特各部形势略图，何俊宏绘（参考自《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在外敌频繁入侵的当口，卫拉特各部终于在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拉的号召下暂时摒弃前嫌，组成了统一战线。1620年，哈喇忽拉率领准噶尔部首先打响了反抗阿拉坦汗王朝的第一仗。1623年，卫拉特四部组成联军与阿拉坦汗王朝作战，打死了阿拉坦汗硕垒乌巴什。自此，卫拉特人不仅摆脱了阿拉坦汗王朝这个宗主，还把叶尼塞河流域原属阿拉坦汗管辖的吉尔吉斯人收为自己的属民。

在反抗阿拉坦汗王朝的斗争中，哈喇忽拉以其战功为准噶尔部在卫拉特四部中赢得了极大的威望，即使是由黄金家族领导的和硕特部也被准噶尔部盖过了风头。1629年，哈喇忽拉联手和硕特部再次击败阿拉坦汗王朝，将版图扩张到伊犁河流域，占领了天山以北的全部草原地带。

但是，哈喇忽拉对外开拓疆土的速度远赶不上卫拉特各部人畜繁衍的速度。虽然首领们试图通过定期召开“丘尔干”（又称扎尔固，蒙语会议的意思）协商划分好各自的游牧地，但各部为了争夺草场仍时有冲突。最终结果是土尔扈特部大部及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各一部，共约5万户20万部众，在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著名的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大部在首领顾实汗的率领下远征青海、西藏，建立了和硕特汗国。而杜尔伯特部与辉特部已然衰落。这样一来，原先由卫拉特四部共享的天山以北和额尔齐斯河、鄂毕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广阔草原，就只剩下准噶尔部一家独大了。

1634年，哈喇忽拉去世，他的长子和多和沁继位，号巴图尔珲台吉 。巴图尔珲台吉在继位前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才干，1616年他与其父分家，驻牧于额尔齐斯河以东，协助其父收服阿尔泰山及唐努山一带各部族，又向西攻入哈萨克草原，降服锡尔河上游的布鲁特部，向南频繁掠夺叶尔羌汗国。他通过建立军功累积了人望，而1620年对中亚富庶之地布哈拉的洗劫，又令他富有。巴图尔珲台吉的过人之处并不仅限于领兵作战，即位之后，他在政权建设和外交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对外武功一样耀眼。1640年，巴图尔珲台吉在今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修筑了一座名为和布克赛尔（别名霍博克塞里）的石城作为自己的驻地。当时卫拉特蒙古各部亦和其他蒙古势力一样皈依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所以和布克赛尔石城内设有一座喇嘛庙以供祭祀礼佛之用。石城的周围是星罗棋布的定居点，从中亚和内地各处掳掠而来各族民众被安置在这一区域，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他还鼓励对外贸易，积极发展和沙俄、清朝等大国的商贸关系。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准噶尔部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促进了准噶尔部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卫拉特和喀尔喀蒙古长期的军事冲突中，作为卫拉特四部中最有实力的准噶尔部，每次战事都充作主力，因而人畜损失也最大。以1620年哈喇忽拉对阿拉坦汗王朝的首战为例，虽然打出了准噶尔的威风，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哈喇忽拉的后方被硕垒乌巴什偷袭，妻妾和大批牧民、牲畜均被俘虏。种种前车之鉴让巴图尔珲台吉意识到，连年和喀尔喀蒙古人之间的征伐对准噶尔部的社会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从西伯利亚向南扩张的沙皇俄国，也成为全体蒙古人必须共同面对的敌人。在出身和硕特部且又常年活动于喀尔喀和卫拉特牧区的宗教活动家咱雅班第达大师的帮助下，巴图尔珲台吉周旋于各路蒙古王公之间，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他初步使厮杀了数十年的卫拉特四部和喀尔喀蒙古达成和解。

1640年9月，卫拉特四部的重要头目和包括阿拉坦汗王朝统治者鄂木布额尔德尼在内的喀尔喀蒙古王公，在塔尔巴哈台的乌兰勃勒其尔举行会晤。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的和鄂尔勒克汗与青海和硕特汗国的顾实汗也列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就是颁布了《蒙古—卫拉特法典》，该法典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和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作为处理各部间种种社会矛盾的法律典章，得到了长期有效的实施。

在蒙古族的文化艺术宝库里，有一部号称是中国三大少数民族史诗之一的英雄史诗，它就是著名的《江格尔》。这部规模宏大、脍炙人口的说唱文学作品产生于阿尔泰山脉一带的蒙古族聚居区，讲述了一位名叫江格尔的可汗领导奔巴部落的勇士和牧民们为了保卫家园和入侵者斗智斗勇的故事。关于它的起源向来众说纷纭，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的主要部分大概成型于明朝末年，这一时期正是蒙古族的两大部落集团——漠西卫拉特和漠北喀尔喀三部频繁征战的年代。《江格尔》史诗极有可能就是在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它诞生的地方，就是当年卫拉特的游牧地之一。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的江格尔汗雕塑

之后的164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东亚，清朝从东北进入山海关内，击溃了刚占领北京不久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东欧草原，土尔扈特汗国的和鄂尔勒克汗与他的几个儿子在攻打沙俄阿斯特拉罕城堡时，丧命于炮火之下。对于巴图尔珲台吉而言，由于前一年（1643年）征讨哈萨克扬吉尔汗时吃了大败仗，为了养精蓄锐，1644年准噶尔部对外暂时偃旗息鼓。这一年，已经生育了5个儿子的巴图尔珲台吉再添一子，这个孩子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噶尔丹。

血染僧袍：博硕克图汗剑指四方

对于那些颇负盛名的历史人物，史家往往不惜笔墨地描绘他们出生前后的异象奇景，这一套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政权都运用得炉火纯青。噶尔丹出生之前，正值西藏格鲁派高僧温萨三世活佛在准噶尔部弘扬佛法。这位温萨三世活佛在卫拉特牧区传教多年，深得一众卫拉特首领的信任。在塔尔巴哈台的卫拉特—喀尔喀大会上，他就是首席大喇嘛，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全程参与了《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工作。传言，温萨三世活佛完成了在准噶尔部的阶段性传教任务后，于1643年准备启程返回拉萨，却被巴图尔珲台吉的妻子尤姆哈噶斯拦住马头，这位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首领夫人虔诚地要求温萨佛爷再赐予自己一个儿子，遭到拒绝后，尤姆哈噶斯退而求其次：“既然您作为僧人不能赐予我儿子，能否答应来世降生为我儿子呢？”面对如此恳切的请求，温萨三世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下来。

噶尔丹画像

回到拉萨之后不久，温萨三世活佛就圆寂了。过了一年之后，尤姆哈噶斯果然产下一子，众人纷纷传说这个孩子就是温萨三世的转世。这个婴儿被取名为“噶尔丹”。噶尔丹，在蒙古语里又称“甘丹”，据言这个名词来源于藏语“兜率天”，在佛教中指的是具有欢喜的安乐世界。或许巴图尔珲台吉心中，已经有了把自己这个儿子培养成宗教界人士的想法，让这个孩子长大后，像咱雅班第达这种政治活动家那样，为准噶尔部的利益服务。西藏教廷也投其所好地派出使者承认了小噶尔丹转世灵童的身份，册封他为温萨四世活佛。

1652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准噶尔部珲台吉之位由噶尔丹的同母哥哥僧格继承。1656年，12岁的噶尔丹就离开准噶尔远赴拉萨学习佛法。噶尔丹在西藏游学期间，先是师从四世班禅，四世班禅圆寂后他又转投到五世达赖的门下。但是清人梁份在《秦边纪略·卷六·嘠尔旦传》中谈到噶尔丹的学习表现时，用了这么一句话：“不甚学梵书，唯取短枪磨弄。”遁入佛门的清苦生活没有消磨掉噶尔丹的尚武之气，周围的喇嘛见他日夜以驰射为乐，都讽刺他作风不端正，噶尔丹却付之一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以后不会凭着这些本领成为本教的护法呢？”（“安知护法不成今日？”）而五世达赖目睹噶尔丹的这些不符戒律的妄行后，不仅没有加以惩罚，反而日益器重他。

五世达赖不仅是一位道行高深的佛学家，更是一位眼光老辣的政治家。17世纪30年代，西藏教派斗争加剧，形势日趋恶化，年仅18岁的五世达赖果断和老师四世班禅联名向卫拉特四部求援，最终借助和硕特汗国的马刀巩固了格鲁派的地位。初步统一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之后，他又接受清政府邀请，于1652年前往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获得了清朝对自己地位的承认。他的众多弟子中，有来自漠南蒙古的章嘉活佛、漠北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清朝北京的班第札萨克喇嘛——伊拉古克三活佛等等，可谓桃李满天下。五世达赖就是通过这些来自各地的门徒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甚至暗中操控各处政局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对于五世达赖来讲，一个保持尚武秉性的噶尔丹绝对要比一个一心向佛不闻外事的噶尔丹有价值得多。他深知噶尔丹虽然身披袈裟，但志向并不在此。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噶尔丹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而又阴险好斗的人。倘若时机成熟，五世达赖将毫不犹豫地派噶尔丹返回准噶尔部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当然，这个时机很快就成熟了。

此前的一些史料，如《秦边纪略》和《蒙古溯源史》都宣称噶尔丹返回准噶尔的时间在僧格遇刺后。但是学者蔡家艺在《噶尔丹与五世达赖关系刍探》一文中，经过考证后认为，这些说法“俱系讹传”，噶尔丹返回准噶尔的时间应为1666年左右，而他回到故乡的目的则是帮助调解准部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

五世达赖唐卡像

继承了巴图尔珲台吉权位的僧格并非庸主，但是他的行事作风过于刚猛急切。对于不断蚕食准噶尔北部属民的沙俄，他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1667年，阿拉坦汗王朝因为插手宗主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的内部事务，招致札萨克图汗部出兵讨伐。身为塔尔巴哈台会议的发起方，僧格所代表的准噶尔部此时却扮演起极不光彩的角色。他非但没有依据《蒙古—卫拉特法典》的规定，出面调解阿拉坦汗王朝和札萨克图汗部的冲突，反而伙同札萨克图汗部，出兵消灭了阿拉坦汗王朝，并且残酷地虐待被俘的末代阿拉坦汗王朝可汗额磷沁罗卜藏。巴图尔珲台吉苦心营造的和平氛围被他破坏得荡然无存。1668年，僧格甚至派遣军队越过天山南下，试图通过策划宫廷政变的方式来征服叶尔羌汗国……

总之，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僧格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而直接——诉诸武力。这一来就引发了准噶尔部内部的动荡。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弟弟楚库尔乌巴什的暗箱操作下，僧格的长兄车臣和二哥卓特巴巴图尔与僧格爆发内战。这场冲突连德高望重的咱雅班第达亲自出面都未能调解。根据《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五世达赖令噶尔丹返回准噶尔部，明里要他规劝冲突的双方和解，暗里却对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如何利用眼前准噶尔部内乱的机会成就自己。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走向来看，噶尔丹的确按照老师教导的去做了。返回准噶尔部之后，他借助自己温萨四世活佛这个身份，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四方奔走，以讲经颂福的名义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1670年，僧格被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噶尔丹果断打出五世达赖的旗号，纠集自己和僧格的旧部众千余人对拥众万余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发起斩首行动，并成功擒获车臣，卓特巴巴图尔则逃亡青海。就这样，这两个叛变者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就遭遇了失败的命运。前苏联历史学家兹拉特金在《准噶尔汗国史》中感叹道：“异常迅速的、几乎是闪电般的对付方法。”

打完胜仗后，噶尔丹遵照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传统，和僧格的遗孀阿奴夫人结婚，继而宣布自己继任为准噶尔部的珲台吉，完成了从活佛到君主的华丽蜕变。当时游牧在天山北路卫拉特草原的，不单有准噶尔部，还有杜尔伯特部、辉特部、部分土尔扈特部和部分和硕特部。至于准噶尔自身内部，此时最大的贵族就是僧格遇刺事件的幕后主使者楚库尔乌巴什。为了统一卫拉特草原，噶尔丹开始了为期五年整顿内部的工作。1673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噶尔丹出兵突袭楚库尔乌巴什的部众。这时楚库尔乌巴什远在西藏礼佛未归，他的长子巴噶班第留守准噶尔，结果噶尔丹斩杀巴噶班第，并将楚库尔乌巴什的部众“连同耕地和属民全部摧毁了”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楚库尔乌巴什请求五世达赖调解未果，最终客死西藏。这样一来，噶尔丹既报了哥哥僧格被杀的仇，又消灭了准噶尔内部影响自己集权的最大障碍。之后，杜尔伯特部的阿勒达尔台吉、和硕特部的贵族丹津珲台吉等纷纷投诚到噶尔丹帐下。

和硕特大部被顾实汗带去青海之后，和硕特在伊犁河流域的老营由顾实汗的侄子鄂齐尔图车臣汗把守。这位鄂齐尔图车臣汗的身份相当特殊：他是阿奴夫人的祖父。换句话说，他是噶尔丹的岳祖父。在噶尔丹出兵攻打楚库尔乌巴什之前，鄂齐尔图车臣汗一直以长者的身份协助噶尔丹聚敛部众，双方关系一度极为密切。而促使他们合作破裂的导火索就是噶尔丹攻打楚库尔乌巴什之战。楚库尔乌巴什一向以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密友和支持者自居，因而噶尔丹攻灭楚库尔乌巴什的行为被鄂齐尔图车臣汗视为公开向自己挑战的信号。

1674年，鄂齐尔图车臣汗首先向噶尔丹发难。他亲自率领大军收降已经归附噶尔丹的杜尔伯特、和硕特及土尔扈特部众，并把他们强迁到塔尔巴哈台。这位耄耋老人可能没有料到自己的孙女婿会毫不犹豫地向自己出手。1675年夏天，噶尔丹发兵攻打鄂齐尔图车臣汗，双方在库尔喀喇乌苏、图古勒湖、哈拉塔拉等地展开三次会战。鄂齐尔图车臣汗所部被打得大败，部众四散逃走。鄂齐尔图车臣汗本人走投无路，于1676年10月向噶尔丹投降，噶尔丹看在阿奴夫人的面上也没有杀掉自己的岳祖父，只是把他安置在博尔塔拉让他安度晚年。

就这样，从西藏回到准噶尔部后，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噶尔丹终于统一了天山北路的卫拉特四部。而为了表示对得意门生的肯定，1678年五月，五世达赖遣使前往准噶尔，册封噶尔丹为“丹津博硕克图汗”——在也先之后，绰罗斯家族终于涌现出第二位可汗。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准噶尔部”“准噶尔珲台吉国”升格为“准噶尔汗国”。

为了巩固自己的汗权，噶尔丹首先把汗国的统治中心迁到刚征服未久的伊犁。相对旧都和布克赛尔，伊犁的气候条件更优越，适宜耕牧，更重要的是远离准噶尔旧贵族的领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汗国推行新政的阻力。完成迁都之后，1678年，噶尔丹发布第一号敕令，第一项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汗国以黄教为国教；最高权力属于大汗；汗庭内另设数名“图什墨尔”帮助大汗处理国中军政要务；汗庭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被重新划分，委任相对等级的大小官员担任管理者；没有大汗的批准，各行政单位的牧民不得随意变更牧地，违者重罚；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置有一个叫丘尔干沁的机构负责处理民事诉讼，汗庭的大丘尔干沁则负责裁决重大案件。发展生产的措施方面，“相土宜，课耕牧”，奖励农商，以利于赋税的定期征收……就这样，一个崭新的游牧国家出现在天山北路。

噶尔丹的崛起，离不开五世达赖在他背后的支持，因而准噶尔汗国的外交首先把搞好和西藏喇嘛教廷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自从取得“博硕克图汗”汗号后，噶尔丹以每年两次的频率派遣亲信进藏熬茶，给五世达赖进献各种珍贵礼物。例如击败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后，为了向五世达赖报喜，噶尔丹就派出使团入藏向五世达赖进献了从汉地和俄国采购的价值至少三千两白银的金丝缎和玻璃工艺品，令五世达赖高兴不已。

噶尔丹时代准噶尔各级行政单位及行政官员名称简表

对于东方的强邻清帝国，噶尔丹仍然秉持着自巴图尔珲台吉以来的和睦政策。1646年，巴图尔珲台吉联名和硕特顾实汗等23名卫拉特首领遣使清朝，是为准噶尔和清朝的首次接触。1647年，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派侍卫乌尔滕回访准噶尔。到了17世纪70年代，清廷和准噶尔部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政治联系和经贸往来。1672年正月，噶尔丹遣使清朝通报自己继承准噶尔首领之位的经过，得到清政府的确认。此后，噶尔丹每年都向清朝遣使通好，并且通报本国的重大事宜，以维持和清朝的睦邻关系，进而实现提高双方贸易量的目的。

为了专心对付哈萨克和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避免北部边疆不稳，噶尔丹改变了历代准噶尔领导人对沙俄的强硬态度，他对已经被俄国实际控制的领地和属民不再提出主权要求。而沙俄为了诱使噶尔丹臣服，也多次遣使准噶尔汗国对噶尔丹进行拉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噶尔丹的对俄政策比较温和，但涉及严重的主权冲突时，“博硕克图汗”也不会任由俄国人摆布。1672年，沙俄派出哥萨克深入准噶尔境内抢掠，噶尔丹立刻调兵五千北上向沙俄施加压力，最终迫使俄方惩办肇事者。

在稳定了和周围主要大国的关系后，噶尔丹开始了对外扩张。1679年，在五世达赖的授意下，噶尔丹利用叶尔羌汗国内部伊斯兰教教派白山派、黑山派争斗日趋激烈、国家动荡的机会，以护送投奔五世达赖的白山派头目阿帕克和卓回国为名，出兵3万攻占了叶尔羌汗国东部要地哈密、吐鲁番，占领了叶尔羌汗国的半壁河山。1680年，准噶尔汗国12万大军从阿克苏、乌什等地分兵三路南下，在白山派教徒的策应下高歌猛进，攻克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城。发源于察合台汗国、占据天山南路160多年的叶尔羌汗国灭亡，天山南北至此都为准噶尔汗国所有。考虑到天山南路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形态各方面都和准噶尔汗国不同，噶尔丹并没有把天山南路各处纳入直接统治区，而是扶植白山派的阿帕克和卓和吐鲁番的统治者阿卜都里什特等担任代理人，通过建立傀儡政权的方式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噶尔丹只要求他们选派贵族子弟前往伊犁做人质，每年贡献一定的税收，并征调仆从军参与准噶尔汗国的对外战事。

噶尔丹南征回部

征服天山南路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西部的哈萨克了。其时的哈萨克统治者是头克汗，他的父亲扬吉尔汗曾和巴图尔珲台吉交手，甚至一度战胜过巴图尔珲台吉，但英勇的扬吉尔汗最终还是不敌准噶尔铁骑而战死沙场。如今两位冤家的儿子再次交手，继续上演着和父辈们当年的故事几乎相同的戏码。1682年初，噶尔丹举兵攻打哈萨克控制下的重镇赛喇木城。为了给哈萨克人赢得集结军队的时间，头克汗巧施缓兵之计，遣使到噶尔丹军中，伪称愿举国向准噶尔投降、纳税、改宗藏传佛教，大意的噶尔丹被头克汗诱入赛喇木城中，集结在赛喇木城内外的哈萨克人里应外合对准噶尔人发起突袭，准噶尔军大败，噶尔丹狼狈率残部逃脱。第二年，整顿好兵马的噶尔丹再次攻入哈萨克，终于一雪前耻，大败头克汗。他不仅占领了哈萨克控制下的塔什干、赛喇木等重要城市，还俘虏了头克汗的儿子……

俄国画家笔下身背火绳枪的哈萨克武士

到了1686年，准噶尔汗国的疆域不仅包括天山南北，还往西延伸到了富庶的中亚。来自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奇这些商业城市的贡赋，源源不断地送入噶尔丹的大帐中。

每次战事结束，噶尔丹都会照例遣使送两份礼。一份给拉萨的老师五世达赖，一份给北京的清朝康熙皇帝。《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1681年）藏历正月初二，噶尔丹把包括叶尔羌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两百万户人口（的图册）奉献给我（五世达赖）。” 这一消息还被五世达赖在新年宴会上当众宣布，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整个西藏喇嘛教廷都为噶尔丹对外扩张的成果弹冠相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清朝政府的冷漠态度。1677年，噶尔丹将击败鄂齐尔图车臣汗时所掳获的兵器和战俘献送清廷，但清朝拒绝收纳。1678年，噶尔丹晋位“博硕克图汗”时，曾向清廷通告消息，并要求清政府承认和授以汗印，又被清朝方面拒绝。

其实，对于逐渐壮大的准噶尔，清朝一直抱有相当程度的戒心。这从康熙皇帝不承认噶尔丹的汗号和清朝一直坚持拒绝准噶尔献上战利品的举动就可以看出。虽然此时的清朝无力顾及西北边疆的情势，但依然坚持在原则上向周边部族表示这样一个态度：清国不会承认也不会鼓励准噶尔对其周边势力的扩张行为。

表面上，清朝和准噶尔的关系是一团和气，而实际上在这种友好氛围下双方也有不少的摩擦。之前的1651年，巴图尔珲台吉因为收容了曾侵扰清朝漠南蒙古归化城的阿拉坦汗王朝封建主，而受到了清廷的责难。噶尔丹统一天山北路卫拉特各部之时，正值清朝政府被三藩之乱搞得焦头烂额，这让噶尔丹有了趁机出兵骚扰清朝边境的想法。但五世达赖对清准双方的实力有明确的估量，他认为以准噶尔汗国的国力并不足以和清廷一较高下，是以遣使劝阻了噶尔丹。因为青海的和硕特汗国收容了谋杀僧格的卓特巴巴图尔，1678年3月噶尔丹曾计划出兵青海。康熙皇帝针锋相对地命令甘肃提督张勇等人在甘州、凉州边外增兵戒严，同时敕谕噶尔丹：“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 （《清圣祖实录》康熙十七年三月） 噶尔丹被迫取消了攻击青海的计划。

1682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皇帝派遣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这一则为了解决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的卫拉特部落归属，以及准噶尔商人格楚尔挟持清朝商人巴朗一案的处理等问题；二则为了搜集准噶尔汗国最新的内部情报，探听虚实。虽然双方总体上谈得很融洽，但与会者谁都明白，清朝和准噶尔这两个东亚大陆上的强权迟早会爆发激烈的碰撞。那根触发炸弹的导火索，很快就会在漠北喀尔喀点燃了。

山雨欲来：喀尔喀蒙古的内部倾轧

漠北外喀尔喀蒙古和漠南内喀尔喀五部联盟均出自达延汗时代分封的喀尔喀万户，因为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喀尔喀河（今称哈拉哈河）一带而得名。河东的部众由达延汗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统领，河西的部众由达延汗的幼子格埒森扎统领。达延汗去世后，阿尔楚博罗特所部逐渐南迁，脱离喀尔喀万户，形成了内喀尔喀联盟；格埒森扎所部则留居故地，后西进到克鲁伦河流域。1524—1538年，当时的蒙古大汗阿剌克四次发兵攻打反叛汗庭的兀良哈万户，格埒森扎积极参与其中。兀良哈万户败亡后，大部分部众被蒙古汗庭和右翼三万户瓜分，漠北留下大片无人占据的真空地带，格埒森扎遂趁机鸠占鹊巢，夺下了杭爱山的原兀良哈万户牧场。格埒森扎死后，他的7个儿子将父亲的部众瓜分，形成了外喀尔喀七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外喀尔喀七部一直替蒙古汗庭和卫拉特四部作战，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势力扩充到了整个漠北草原。格埒森扎的孙子、外喀尔喀左翼长阿巴岱（出自格埒森扎第三子）更是从14岁起就领军和卫拉特人作战。1580年，阿巴岱因为战功卓著而被漠北各部公推为“赛音汗”，成为外喀尔喀第一位可汗。1588年阿巴岱死后，外喀尔喀因汗位继承人问题发生内部冲突，格埒森扎的曾孙、外喀尔喀右翼长素巴第（出自格埒森扎长子）趁机自立，被其支持者拥戴为“札萨克图汗”。阿巴岱的部众则继续盘踞杭爱山以东，到阿巴岱的孙子衮布继位时，自号“土谢图汗”。到17世纪初，由于漠南蒙古在后金的持续攻略下陷入乱局，不少部众逃到漠北克鲁伦河，使留守克鲁伦河故地的格埒森扎第四子阿敏都剌勒的后裔硕垒实力大增。1630年，硕垒被部下拥戴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简称“车臣汗”。漠北外喀尔喀三部并立的局面就这样形成，因三部首领俱有汗号，固又有“漠北三汗”之称。其中以土谢图汗牧地最广，实力最强。1639年，土谢图汗衮布5岁的儿子札那巴札尔被漠北诸汗王认定为长期在喀尔喀传教的高僧多罗那他转世，并被西藏教廷确认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以后，连续几代哲布尊丹巴活佛都出自土谢图汗家族，更加突出了土谢图汗部在外喀尔喀三部的地位。

外喀尔喀三部形成之时，后金正把林丹汗打得节节败退。对于尊奉红教的蒙古大汗，皈依黄教的外喀尔喀三部不但没尽臣属的本分给予接纳，反而作壁上观。只有一位绰克图台吉响应林丹汗。此公为了效忠林丹汗竟不惜背叛黄教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地率部南下青海，协助林丹汗联络青海土默特部、康区白利土司及西藏的藏巴汗，组成反黄教联盟，但他最后被进入青海的和硕特部击斩。

喀尔喀蒙古发祥地——哈拉哈河流域

不过，不支持林丹汗并不意味着外喀尔喀三部就会倒向清朝。相反，亲眼见证了内喀尔喀联盟同胞的命运之后，漠北蒙古对清廷更加警惕。1640年，漠北喀尔喀三部选择和卫拉特人握手言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集中精力应付清朝可能发起的军事行动。但意识到入关后的清朝正全力对付南方的明朝残余力量时，喀尔喀的王公们就不再满足于守株待兔了。1646年，外喀尔喀策动漠南蒙古苏尼特旗右翼旗首领——叟塞郡王滕吉思反清，并组织联军协助滕吉思作战。1646年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以其弟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清军大举出击，于该年十月大破喀尔喀—苏尼特联军，使外喀尔喀不敢再轻摄兵锋。顺治皇帝亲政后，对外喀尔喀采取军事威慑、政治分化和经济制裁等多管齐下的手段，迫使喀尔喀三部于1655年遣使北京向清朝称臣。清廷以开放对漠北的贸易为条件，换取了喀尔喀三部每年向清朝进献“九白之贡” 。清朝在外喀尔喀设立了左右两翼八札萨克，从此确立了和外喀尔喀的宗藩关系。虽然清廷没有触动外喀尔喀内部的政治体制，也无力干涉外喀尔喀的内外事务，但至少在名义上，清朝皇帝也是漠北草原的主人了。

由于漠北三部向清朝称臣，和西边的卫拉特各部也已相安无事多年，没有了一致对外需求的外喀尔喀又开始因为牧地、人畜的归属等问题陷入内讧。前文提及的札萨克图汗部和藩属阿拉坦汗王朝的纠葛，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外喀尔喀的内乱让强邻准噶尔看到了插手的机会。

1666年，札萨克图汗部贵族成衮在准噶尔部珲台吉僧格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这成为准噶尔正式介入外喀尔喀内部事务的开始。成衮上台之后，仗着有准噶尔部撑腰，公然向土谢图汗部索要在本部战乱期间逃到土谢图汗部的属民，土谢图汗部不愿意放掉吃进嘴里的肥肉，所以成衮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加之土谢图汗一直不承认成衮的汗号，导致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本就不睦的关系裂痕更加明显，连五世达赖出面都未能调解。此时外喀尔喀的宗主清朝正值鳌拜专权，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根本无暇顾及漠北屏藩内部的钩心斗角，这就给了准噶尔继续向外喀尔喀施加自身影响力的机会。到了噶尔丹上台之后，札萨克图汗部在事实上已经全面倒向准噶尔。等到17世纪80年代，清朝终于完成了对内部各种势力的整合、准备开始处理北方边境的各种事务时，主政的康熙皇帝才发现：作为漠北喀尔喀三部宗主国的清廷，地位几乎被边缘化。

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欣其楞县的城堡遗址，该城堡便是由绰克图台吉主持修建

1685年，清朝在东北对沙俄发起反击作战的同时，也开始积极介入漠北喀尔喀的内部事务。清廷要求西藏教廷派遣使节前往外喀尔喀，与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参加会盟。1686年八月，喀尔喀三部的各路王公贵族和调解方代表齐聚土谢图汗部境内的库伦伯勒齐尔举行会盟。由于札萨克图汗成衮已经于1685年去世，札萨克图汗部的与会代表变成了成衮的儿子、新任札萨克图汗沙喇，跟随他来的还有准噶尔汗国的使者。清朝代表阿喇尼、西藏代表噶尔亶席勒图、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活佛一世组成了调解团成员。不过，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坚决不愿交出已经吞并的札萨克图汗部属民，而哲布尊丹巴一世也偏袒土谢图汗部；西藏代表噶尔亶席勒图则在准噶尔使者的暗示下，煽动札萨克图汗沙喇在会场上起哄。最后，在阿喇尼的极力斡旋下，土谢图汗勉强答应和札萨克图汗签订和约。但事后土谢图汗没有完全履行承诺，只归还了向札萨克图汗承诺的一半人畜。于是，战争只有一步之遥。

1687年，札萨克图汗和噶尔丹在三赫格尔举行会盟，相约一同进攻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不顾康熙皇帝“勿复兴兵端”的警告，决定先发制人。1688年正月二十五日，土谢图汗部1万骑兵突袭攻灭了札萨克图汗部，杀死了沙喇。更严重的是，派驻在札萨克图汗部的准噶尔代表、噶尔丹的亲弟弟多尔济扎布和400名准噶尔骑兵也尽数死在了乱军之中！噶尔丹闻讯大怒，立即调集大军于漠北西部的科布多河，做好了武装干涉外喀尔喀问题的准备。恰好收拾完札萨克图汗部的土谢图汗率军北上楚库柏兴，和沙俄争夺布里亚特属民，土谢图汗部的老营只有少量部队留守，这给了噶尔丹发动突然袭击的好机会。

1688年5月，噶尔丹以伯勒齐尔会盟期间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一世对西藏教廷发布不敬言论为由，亲统3万人的准噶尔军团分兵两路东进，一路上摧枯拉朽一般地歼灭了土谢图汗的留守部队。他随后又趁势杀入了克鲁伦河流域的车臣汗部，将车臣汗默多克击败。察珲多尔济闻讯亲率主力从楚库柏兴回击噶尔丹，双方会战于鄂罗多诺尔。开始时胜负难分，后来噶尔丹改变战术，发起夜袭，击溃了土谢图汗军。大势已去的察珲多尔济，只好会合车臣汗默多克和在车臣汗部避难的哲布尊丹巴一世，收拢残余部众十余万退到漠南蒙古苏尼特旗边境，寻求清朝的保护。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乱导致原本定于色楞格河展开的中俄边境谈判被迫延迟。1688年9月，清朝政府开始收容外喀尔喀残余部众入境并给予物资赈济。噶尔丹向清朝提出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一世，遭到康熙皇帝的拒绝。噶尔丹本欲兴兵继续追剿喀尔喀人，但最后却停止了军事行动——准噶尔汗国大后方出现了内乱。

当时被羁押在伊犁的叶尔羌汗国贵族发动暴乱，噶尔丹不得不回师平叛。然而他刚回到科布多，伊犁方面就传来消息，叛乱已被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平息。不过这个捷报却使噶尔丹开始猜忌这个表现果敢的侄子。原因在于策旺阿拉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如果按照正常的接班情况，僧格死后准噶尔部的首领应是策旺阿拉布坦。然而僧格死时策旺阿拉布坦只是个7岁的孩子，这才使噶尔丹能够越俎代庖执掌权柄。如今策旺阿拉布坦已经24岁，难道他会甘心让叔叔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再加上身边的亲随不断传播谣言，终于使噶尔丹走了一步昏着：他遣人下毒，企图毒死策旺阿拉布坦，不料毒酒竟然错被策旺阿拉布坦的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饮下。之后，事情很快败露。

噶尔丹攻打喀尔喀蒙古示意图

1689年春，策旺阿拉布坦联合父亲的旧部5000人出走，并且在乌兰乌苏地区（今新疆沙湾县境内）击败了噶尔丹的追兵，阿尔泰山以西的准噶尔地区都被策旺阿拉布坦控制。准噶尔汗国刚刚达到鼎盛期，就在噶尔丹的错误决断下走向了分裂。噶尔丹只能与部众2.5万人滞留在科布多地区。

准噶尔的内部变动使清朝有了足够的时间按部就班地采取行动。中俄边境谈判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清廷稳住了沙俄，同时得到沙俄官方绝不支持噶尔丹军事物资的保证。另外，康熙皇帝深知要维持漠北地区的稳定和秩序，噶尔丹的态度相当重要，此时正可以趁机向噶尔丹施加压力。

1689年八月初七，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奉康熙旨意前往科布多的噶尔丹大帐，通告清朝的态度：清朝方面承认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一世历年来侵吞札萨克图汗部众的行为是导致喀尔喀内乱的原因，清朝会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外喀尔喀问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但在此之前，准噶尔人必须退出喀尔喀三部的土地，“噶尔丹倘不奉诏，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厄鲁特人（卫拉特的异称，这里仅指准噶尔）众必大失利矣” ［温达《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以下简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这相当于是对噶尔丹下了最后通牒。噶尔丹的回答是：“尔等口奏圣上。向由相和者，可变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和者。兵甲无常，孰能保无事。” （《清内阁蒙古堂档》） 很明显，为了保住在外喀尔喀的既得利益，博硕克图汗不惜要和大清皇帝兵戎相见！

噶尔丹敢于叫板清朝的底气，来源于手头的枪杆子。他所率领的军队，不但具有轻骑兵骑射、重骑兵集群突击等游牧民族传统军事优势，更是草原上火器装备率最高的武装力量！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一直以来主流史学界都认为准噶尔军队所装备的枪炮火药等全为俄国人提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根据学者张建先生在《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中的考证，以火绳枪为代表的近代火器传入卫拉特四部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初。当时为了对付喀尔喀、哈萨克等众多外部敌对势力，卫拉特封建主们积极通过走私贸易等途径四处搜罗各式火药武器，但这些火器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俄国，而是中亚地区。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火器部队加尼沙里军团（即土耳其新军）在恰尔迪兰会战中大败强悍的萨菲波斯“红头军”，在中亚掀起了一股“火器化”风潮。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枪炮制作者，将火器制作工艺传入中亚各地。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的麾下就有一支成建制装备火绳枪和火炮的新军。撒马尔罕一带的昔班尼汗国为了对抗萨菲波斯也向奥斯曼帝国请求火器增援。1542年，奥斯曼苏莱曼大帝为牵制萨菲波斯，一次就派遣500名加尼沙里军团士兵，携带相当数量的火绳枪和轻型火炮前往昔班尼汗国。到了17世纪初叶，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的火器工匠已经能仿制火绳枪和轻型火炮，安集延、塔什干就是当时著名的火器走私贸易中心。这些情况不可能不被经常骚扰中亚各城的卫拉特人所知。

卫拉特四部中以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最为重视火器部队的建设。根据《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的描述，准噶尔的都城和布克赛尔内布设有4门通过走私途径获得的火炮。1637年，和硕特部远征青海时，卫拉特各部都起兵相助，巴图尔珲台吉竟然一次就派遣了700名火绳枪兵支援和硕特部！

行军中的莫卧儿骆驼炮兵

17世纪70、80年代，准噶尔汗国加剧版图扩张，其军队对热兵器的需求更为迫切。根据清人梁份在《秦边纪略·嘎尔旦传》中的记载，噶尔丹在统一卫拉特以后，曾“取沙油汁，煮土成硫黄，取泻卤土煎硝”，制作火药；征服了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国之后，准噶尔人“又使回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橐驼驮大炮，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 。这时的准噶尔占据了大部分中亚地区，拥有自产枪炮的能力。在噶尔丹历年进献给清朝的礼品里就有“厄鲁特鸟枪”。

准噶尔军所用的火器，最有特色的就是“赞巴拉克”轻型炮和“沙图纳尔”骑兵用火绳枪。“赞巴拉克”轻型炮全长约2米，口径最大者可达20多厘米。炮身中段有炮耳，可以使用普通木质炮架和可转动射击的回旋式炮架搭载，该炮的有效射程可达200步左右（相当于约300米）。“沙图纳尔”骑兵火绳枪全长介于80厘米—1米之间，口径在9—15毫米之间，长度适中，极为轻便。相比之下，准噶尔军中天山南路回部步兵用的火绳枪就相对长些。其枪身全长可达1.6—2米，形制上沿袭了中亚地区火绳枪的风格，有的在枪身下方还有木质或铁质的叉子状支架。

1643年，被哈萨克的扬吉尔汗以600名火绳枪兵击败之后，巴图尔珲台吉希望从枪炮犀利的俄国获得枪支等军需物资，毕竟俄国人的枪炮质量要优于中亚那些城邦的产品。在《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下册第68号中，保存了1644年巴图尔珲台吉给沙皇的信，其中就有“请赐优等枪炮”的内容，但是沙俄方面拒绝了这一请求。

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减少在西伯利亚地区扩张时的阻力，沙俄官方一直严禁向喀尔喀、卫拉特、哈萨克各部走私火器，沙皇甚至在1620年颁布了严禁向蒙古人输出火器的法令。噶尔丹上任后一改历代准噶尔领导人对俄国的强硬态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促使俄国放开关于火器贸易的禁令。但熟知游牧集团首领习性的俄国人，根本不理会这一点，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噶尔丹一些奢侈品和少量华而不实的火枪作为馈赠物品搪塞过去。虽然部分俄国官员（比如戈洛文）依然希望通过武装噶尔丹来牵制清朝，但是俄国上层普遍认为噶尔丹的利用价值不大。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了维护能从清朝获得的长远贸易利益，沙俄更是彻底断绝了对噶尔丹的走私通道。尽管如此，根据张建先生的估算，噶尔丹在科布多的两万多军队中仍至少拥有一万名以上的火器兵，和同时代萨菲波斯的皇家禁卫火枪兵数字基本相当！

准噶尔单兵用火绳枪实物

手里有这么一支装备精良、久经沙场的虎狼之师，即使兵力不多，在清朝边境上制造麻烦也算是足够了。其时，噶尔丹的恩师五世达赖已经于1682年圆寂，这时西藏教廷的当家人是五世达赖的门生之一——第巴（藏语意为头人，此处特指和硕特汗国的行政官）桑杰嘉措。这位精于权术、野心极大的西藏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向外界和藏区内部隐瞒了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只对外宣称佛爷闭关修炼。就这样，桑杰嘉措一直以五世达赖的名义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噶尔丹在内的政要都不清楚这一内情。倘若五世达赖尚在，依他老辣的政治手段和稳重的做派，恐怕不会让噶尔丹这么轻易地开罪清朝这个庞然大物。

桑杰嘉措的眼光远不如五世达赖。1689年年底，康熙皇帝派遣总管北京城喇嘛庙的班第札萨克喇嘛——伊拉古克三活佛前往西藏，希望西藏教廷出面劝阻噶尔丹。但伊拉古克三活佛和桑杰嘉措既是同学又是政见相同的密友，结果是两人一见面就商讨好要唆使噶尔丹武装扩大事态，康熙的旨意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2月，伊拉古克三活佛前往科布多传达“达赖喇嘛”的谕旨，要噶尔丹立即领兵东征，逼迫清朝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一世。伊拉古克三活佛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北京的一众弟子可以为噶尔丹充当间谍，刺探清廷军事情报。

对于噶尔丹而言，时局已经极其不利，但他却选择放着背叛的策旺阿拉布坦不管，忽视与富庶中亚地区联系的隔断所造成的赋税、兵员、军火物资等供应链断裂的严重性，孤注一掷地选择“先外后内”的方略。

喋血驼城：乌兰布通峰的硝烟

外喀尔喀三部被噶尔丹吞并时，清朝就已经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1688年9月，在收容赈济外喀尔喀残部的同时，由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纲国舅、费扬古、内大臣明珠、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统率的上三旗骁骑营、下五旗先锋护军进驻张家口待命。漠南蒙古苏尼特、茂明安、鄂尔多斯等旗每旗集结2000兵丁，加强本境守备。归化城的京师八旗1000充作机动部队，山东、山西、直隶各省的八旗绿营也开始拨出精锐部队北上待命。为了给作战部队配足所需的马匹，康熙下令：“每佐领马各以十匹交兵部委官监视，牧养肥壮，以待有事之用。如本兵有所差遣，仍取原马骑用，至不用之时，仍各缴还兵部。”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又令：“满洲、蒙古、汉军各佐领下拴马一半，给草豆钱粮喂养。”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1690年四月，清朝使臣到达伊犁会见策旺阿拉布坦，传达康熙皇帝希望与策旺阿拉布坦联合夹击噶尔丹的意愿，这时离噶尔丹第二次东征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五月初三，经过数月准备，噶尔丹留兵5000人守科布多大营，他自己亲率2万兵力沿克鲁伦河、乌尔扎河、喀尔喀河一线前进，侵入清朝境内呼伦贝尔草原。当年寄居此地的阿鲁科尔沁部众早已南迁，噶尔丹得以长驱直入。

六月二十一日，准噶尔军进入哲里木盟境内的乌尔会河，击溃了清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临时征调的2万满蒙官兵，取得了清准战争第一仗的胜利。随后，噶尔丹一边撒着“我攻我仇喀尔喀尔，不敢犯中华界” （《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九年六月） 的弥天大谎，一边率军击溃各旗蒙古兵丁的抵抗，攻占漠南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草场，杀到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胁迫当地蒙古王公进献牛羊充实军资。

七月，准噶尔军兵临乌兰布通，距离北京仅700里！

描绘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绘画作品

乌兰布通，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的山包子，是位于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境内的一块高地。其主峰所处的位置是东北—西南流向的西拉木伦河上游支流萨里克河的河源，山峰南面正对着高凉河。此地水草丰美，噶尔丹驻兵于此，一来可以休整部队，二来可以对近在咫尺的北京施加压力，迫使康熙皇帝交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一世，承认准噶尔对喀尔喀三部的实际控制权。后世史家多认为噶尔丹意图连清朝漠南蒙古一并夺取，“建立一个以黄教为国教的大帝国” （班布尔汗《最后的可汗》） 。这一说法实有言过其实之嫌。虽然噶尔丹确实放话“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 （《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但那不过是为了夸大己方实力、增加对敌威慑。可惜，他这次面对的敌人不再是中亚那些小邦之主，而是一个大帝国的强权君王。

噶尔丹率军占据乌兰布通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全城戒严，京师八旗每牛录调出8名鸟枪手以备调遣。北京城内人心惶惶，米价竟一日内上涨数倍。康熙皇帝见局势险恶，为稳定军心大局，力排众议着手准备御驾亲征。1690年七月初二，康熙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与皇长子胤禔统兵出古北口为西路军，前往乌兰布通处正面迎击噶尔丹军；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与和硕简亲王雅布统兵出喜峰口为东路军，负责包抄噶尔丹的临时补给基地乌珠穆沁；康熙皇帝自领一军为中路，总率全局。

按计划，七月初六，东西两路军应全部启程；七月十四日，康熙亲率中路军离京北上。三路大军包括此前调集的京师禁旅八旗、察哈尔八旗、八旗汉军火器营等部队在内，算上后勤人员，总兵力达10万人，浩浩荡荡出塞迎击噶尔丹。

与此同时，为策应正面战场，东北的盛京、宁古塔、科尔沁各处驻防八旗兵纷纷出动，只待集结完毕后就向常宁兵团靠拢，威慑噶尔丹侧翼。在平定三藩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康亲王杰书，也奉命率大同和宣府绿营兵3100名驻守归化城，统一指挥驻防八旗及鄂尔多斯、茂明安等各旗兵丁，准备在噶尔丹战败西逃时对其残部进行堵截。西安将军尼雅汉统率满汉官兵3000人前往宁夏，负责策应归化城清军作战。为保证一劳永逸围歼噶尔丹，康熙皇帝严令：“大兵陆续前进，朕亦亲往，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首先是七月初七，康熙接到报告，盛京、宁古塔、科尔沁的驻军未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加上前方侦察人员报告准噶尔军有后退的迹象，是以康熙决定常宁兵团暂缓进兵。等到七月十六日，康熙皇帝查明噶尔丹已经率军退到乌珠穆沁放牧之后，才又谕令常宁继续按原计划行动。就在这一天，康熙皇帝率中路军抵达滦河以东的黄姑屯（今河北隆化）时，由于连日备战过度焦虑而犯疟疾病倒，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未好转。虽然康熙依旧强撑着要继续前进，但臣下文武均力劝其返回北京调养，康熙无奈地对臣僚们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 （《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在命令随驾的汉军火器营和前锋护军等精锐部队挑选最健壮的战马驰赴福全兵团后，康熙皇帝返回北京，一场帝国君主和草原汗王硬碰硬的精彩对决就这样抱憾而止。这样一来，三路清军就只剩下福全兵团继续前进。至于福全一路清军兵员数量有多少，至今仍无文献可以查证。

对于清军的动向，噶尔丹早已通过此前就秘密布设在漠南蒙古及北京各处的喇嘛间谍网大概得知。虽然康熙皇帝为了麻痹噶尔丹，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准噶尔军营，做出要举行谈判的姿态，试图影响噶尔丹对形势的判断，但噶尔丹显然没有被这种低级的障眼法糊弄过去。1690年七月底，奉命抵达大兴安岭一带的清军安北大将军常宁派出一部袭击乌珠穆沁，却被准噶尔军击败，未能达成扰乱准噶尔军后勤补给地的作战目标。得胜的噶尔丹再次大举南下，重新兵临乌兰布通。八月初一黎明时分，福全兵团前锋悄然抵达乌兰布通萨里克河以南。清军首先发现准噶尔军后，立即整队“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走在清军队伍前面的，是清一色手持火绳枪的八旗汉军火器营官兵。

1683年，康熙皇帝下旨组建八旗汉军火器营。营内设总管、协领、参领、操练尉、骁骑校等各级军官。至于兵员数目，据房兆楹先生的考证，以1683年有255个汉军佐领，每佐领抽调22名马甲（指八旗骁骑营之着甲士兵）来计算的话，这支新组建的汉军火器营共有兵5610名，占汉军马甲总数的3/5。如此大规模地增添鸟枪马甲，别立一营，谕以“严加操演，以裨实用”，目的就是培养能与准噶尔军火枪兵抗衡的劲旅。

汉军火器营初设时仅有鸟枪营，1690年初，为了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事，又扩充了火器营的规模，将其升格为“汉军火器营兼练大刀衙门”，以满足协同作战的需要。营制和官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学者张建先生在《火器与清朝内陆边疆之形成》一文中提到：“参加乌兰布通之战的火器营官兵序列包括：一、放炮、放鸟枪交战之人，即鸟枪披甲、炮手；二、执纛之人，即持火器营纛者；三、带小旗领催；四、押炮披甲。此外，还有挽车步甲、棉甲人（即穿棉甲抬鹿角木者）、抬鹿角木之跟役等苦差。”

火器营的单兵火器全系被称为“鸟枪”的火绳枪，清初火绳枪按形制大体分3类。一是日本种子鸟铳，源自葡萄牙人在南亚使用的“麻六甲”（Cingalese-Malayan）式火绳枪，枪身较短，枪托下端弯曲，这种设计使得种子鸟铳可以贴腮射击，这种火绳枪在壬辰倭乱中有相当部分被明朝和朝鲜军队缴获，也是满人最早接触到的火绳枪。二是鲁密铳（奥斯曼式火绳枪），因土耳其人在中亚被称为鲁密（rumi）而得名。此枪于万历年间传入北京，枪身比较长，接近2米，枪床前部设支撑架。枪托直而狭长且略向下倾斜，可以抵肩射击。以上两种都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军曾采用的制式火绳枪。三是来自欧洲的荷兰造火绳枪，特点是拥有直而长的枪身、较宽的枪托，可以抵肩射击，16世纪末17世纪初为荷兰步兵的制式火绳枪，后来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带往远东，部分因战争或其他途径落入台湾郑氏军队之手。另外，荷兰造火绳枪也曾被沙俄引进仿制，列装部队，所以侵扰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也装备过此枪及衍生型号。清朝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之后，也获得了一批这样的火绳枪。至于康熙年间这几种火绳枪在清军中装备情况如何、哪一种是主要型号，目前尚不清楚。

清准战争以前，经过三藩之乱实战考验的清军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火器战术。三藩之乱中，吴三桂的军队为了抵御清军骑兵的冲锋，将深埋于地的防材鹿角木与火枪手混合编组，这一做法被负责汉军火器营训练的佟国纲吸收并加以变通，创制出“连环本栅”战术。

乌兰布通之战

学者张建先生在《火器与清朝内陆边疆之形成》一文里，援引《清实录》和《起居注》里的相关记录，还原了康熙二十九年前“连环本栅”战术的运作过程。作战时，每两名身穿棉甲的鹿角兵或夫役组成一组，负责扛抬鹿角木，排列于军阵前。每架鹿角木后面站着一名手执小红旗的低级军官“领催”，鸟枪手在鹿角木十步后列队，排成九行，每行一队，每一队士兵前后间隔十步的距离。号角手吹螺号三次，身处鸟枪手最后方的炮兵闻号则发炮三次。火炮射击完毕，第一队鸟枪兵进至鹿角木后，视领催小旗、听口号齐射，其余各队依次前进十步。第一队射击完毕，全队右转向后走，在队尾重新排列，清膛装药。紧接着，抬鹿角木的鹿角兵、夫役及第二队鸟枪手复进十步，第二队鸟枪手照旧于鹿角木后听令齐射。如此各队依次放枪九次，称为九进。至第十进，就算完成一连环。这就是著名的九进十连环战术。

1690年八月初一下午，清军完成部署，和准噶尔军隔着萨里克河以火器对射的形式揭开了乌兰布通之战的序幕。不过此时双方距离较远，加之前装滑膛枪炮精准度有限，所以这一阶段双方都没有大的伤亡。在使用单筒千里镜观察一番敌情之后，清军统帅福全发现，准噶尔军在乌兰布通峰南坡“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壁”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摆了一个极为奇特的阵势迎战清军：依托地势，将军中骆驼集中起来，面向敌人排成数排横队，四足以绳索裹缚，卧于地上，驼背装载木箱等物，以此掩护士兵射箭、放枪，这就是著名的“驼城”战术。这一战术并非是噶尔丹的原创，在此之前早有施行者。

16—17世纪，中亚各国在学习奥斯曼火器制作技术的同时，也吸收了奥斯曼军队的火器战术。在莫卧儿开国皇帝巴布尔所写的《巴布尔回忆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我命令所有的士兵都应提供车子——每个人按其境况提供。结果总共送来了七百架车子。阿里·库利师傅奉命仿照鲁姆（奥斯曼土耳其）的惯例，用生牛皮制的绳索代替链条，把车子绑在一起；在每两架车子之间安五六个挡箭牌，射手们就站在车子和挡箭牌的后面发射火绳枪。”

俄罗斯画家笔下的准噶尔军队，其中乘马免冠者即噶尔丹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1526年巴布尔在攻打德里苏丹的帕尼帕特之战中，采纳奥斯曼军事顾问的建议布设火器阵形的事迹。巴布尔的这一阵法名为“圆阵”，它的原型是奥斯曼军队著名的“恰尔迪兰阵”，恰尔迪兰阵则最早来源于胡斯战争中的“车堡阵”。这种阵形的精髓在于步、骑、车协同作战，哪怕让敌方的骑兵突破侧翼，敌军也无法越过连在一起的车子，己方以大车为掩护的火枪手却可以从容地向敌人射击。莫卧儿的圆阵除了火枪兵以外，还有由奥斯曼雇佣兵操作的轻重火炮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极其强大。

和莫卧儿帝国相比，中亚的布哈拉等国虽然也仿效了奥斯曼帝国的火器战术，把骑兵和步兵分开编组，但火力配置上则寒酸得多。虽然16—17世纪，中亚地区已能自产枪炮，但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规模，中亚的小国们没有能力像奥斯曼和莫卧儿那般单独组建数量庞大的火器兵种。于是他们采用了以骑兵为主、乘马的火器兵为辅的做法，火枪手、弓箭手、炮手混合编组，迎敌时列于大队前方，与敌军对射，当敌军混乱时后方的骑兵就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为了保持高机动性，中亚各国以驮载木箱的随军骆驼代替了莫卧儿的大车充当防御掩体。准噶尔人在长期和中亚各国作战的过程中也学习并掌握了这种战法。

如今，在乌兰布通这个战场上，噶尔丹也希望用这一战术重创清军。他与精锐卫队在乌兰布通峰北坡立下大营，以骑兵分左右两翼驻扎于驼城工事后被树林隐蔽的高地处，然后放心大胆地等着清军冲上来送死。却不料清军并不急着过河杀敌，清军火器营的鸟枪手进抵河岸后，忽然集体左转向西行进，鸟枪手后面赫然是正在装填火药和炮弹的清军炮兵！这是由侍卫内大臣马思哈指挥的从属汉军火器营的炮队，他们所装备的火炮有行营信炮、子母炮、铁心铜炮等。除了用来施放各种信号的行营信炮，其余两种均是实战火炮。在清军炮火的轰击下，噶尔丹的驼城很快被轰为两段，一片血肉模糊，木屑纷飞。激战到傍晚，福全命令炮兵停止射击，同时派出调整队形完毕的火器营分成左右两翼发动进攻。

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与其弟佟国维率领火器营一部为左翼，从战场西面泅渡萨里克河，随即向准噶尔军防线的缺口冲击。佟国维率领的部分清军甚至一直杀到距离噶尔丹中军大营很近的地方架炮轰击，但由于清军进军仓促，部队阵形毫无章法拥作一团；加之是从下往上仰攻，准噶尔军依托地利、居高临下地用火绳枪、轻型火炮或弓箭向清军射击，随后部署在这一方向的准噶尔骑兵也加入了战团，清军渐渐不支而退。撤退途中，佟国纲及营总韩大任等多名将官中枪身亡。

俄国彩色地图：乌兰布通之战战场态势，蓝方表示清军，红方表示准噶尔军

左翼进攻受挫的同时，右翼的清军已经沿着萨里克河溯流而上，在河流最窄处泅渡过河。很不幸的是河的对岸是一片泥沼，于是乎刚上岸的清军没行进多远，就陷入泥沼中，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在准噶尔军的弹雨下，右翼清军的处境更加被动。战斗中，清军镶白旗前锋参领格斯泰骑着康熙皇帝御赐的白鼻骏马，“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最终阵亡。不过他一个人的英勇挽救不了整支队伍的溃败。截止到当日夜幕降临，清军除了给予敌军一定的杀伤外，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战果，己方反而伤亡大批官兵，福全只好命令收兵退回萨里克河以南。清军和准噶尔军就此隔着萨里克河对峙了两日。

俄罗斯画家笔下的准噶尔重装步兵及火绳枪手

此时的准噶尔军虽然给清军以极大杀伤，但自身也遭受了一定的作战伤亡和弹药损耗，更为严重的是，大批随军驼马、牛羊等牲畜在战斗中毙于清军炮火之下，使准噶尔军既无力组织从乌珠穆沁到乌兰布通的军需物资运输，也再难保证军中士兵肉食来源。清军虽然伤亡重大，但凭借火炮数量多的优势和较为稳定的后勤运输补给，拖垮准噶尔军不成问题。面对现实，噶尔丹不想再做无谓的消耗，开始为组织撤退争取时间。

八月初三，噶尔丹派遣正在军中的伊拉古克三活佛前往福全的大营假意求和。福全虽然明知噶尔丹已经势穷，但是前日（八月初一）一场激战令他对准噶尔军的战斗力印象深刻。为了先稳住噶尔丹，等常宁的东路军从乌珠穆沁赶回再发起进攻，福全答应停战，并连夜上书康熙皇帝询问方略。但当晚噶尔丹就率领准噶尔军撤离乌兰布通，并向西北方向的锡林浩特狂奔而去。等福全发现上当准备追击时，已经太晚了。不久，在乌珠穆沁一无所获的常宁也率军返回乌兰布通。常宁和福全两部会合后，清军即班师回朝。

乌兰布通之战就此结束，双方真正交战的时间只有八月初一这一天，作战双方都没能达到自己的预定战役目标。康熙皇帝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向海内外宣告大捷，但是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面子上的胜利。除了战死的佟国纲、格斯泰等将官得到优恤褒扬，参与乌兰布通战事的所有指挥官，包括主帅裕亲王福全在内，无一人不受罚；曾一度攻入敌阵的火器营左翼官兵则因功受奖。不管怎么说，乌兰布通之战还是带给了清朝极大的收益——漠北喀尔喀各部的王公见识到了宗主国的力量，确信康熙皇帝可以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保护者。

1691年五月初一到五月初六。清朝、喀尔喀蒙古及漠南蒙古在四道河畔的多伦诺尔厅举行会盟。康熙皇帝特意调拨81门各式火炮大搞射击演练。隆隆炮声中，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起誓日后将无条件遵行清廷的法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人具疏请罪，札萨克图汗部从土谢图汗部中再次独立出来，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得以结束。清朝废除了喀尔喀三部旧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相应授各级王公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将顺治时代的左右两翼八札萨克改为左中右三路三十二旗，实行和漠南一样的盟旗制度；但漠北蒙古的札萨克盟旗长可以保留世袭，与非世袭札萨克的漠南蒙古相对。因而清代官方文件又称呼漠北蒙古为“外藩蒙古”，称漠南蒙古为“内属蒙古”。

铁色森林：金鼓齐鸣昭莫多

其实，乌兰布通之战对准噶尔军造成的伤亡，远没有回师撤退的路上爆发的瘟疫和饥饿导致的减员那么大。同时，策旺阿拉布坦趁着噶尔丹远征的时机引兵偷袭科布多，留守噶尔丹大本营的阿奴夫人和丹津鄂木布以下大批部众被俘。1691年初，当噶尔丹率领仅剩的数千残兵败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科布多大本营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

俄罗斯画家笔下的昭莫多之战

所幸，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的部分准噶尔、和硕特部落还倾向噶尔丹。西藏教廷在桑杰嘉措的主持下，瞒着清廷偷偷将从青海征集的粮食、牲畜等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阿拉善，再由阿拉善送到科布多。除此之外，桑杰嘉措还不断地派遣使者调停噶尔丹和策旺阿拉布坦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二者暂时握手言和签下协议，约定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策旺阿拉布坦将扣押的阿奴夫人和部分人畜送还噶尔丹。

在稳定了西部和获取大量物资之后，噶尔丹重整旗鼓，派遣部众分驻在科布多境内土壤较肥沃的乌兰固木、空奎等地屯田，储存战备物资。表面上噶尔丹屡屡遣使向清朝认错，甚至恢复了对清朝的“朝贡”，但实际上他已经做好再次和清朝开战的准备。

清朝方面，自从乌兰布通一战后，康熙皇帝也开始为再次和噶尔丹作战精心准备。

新的战场必然是在漠北地区。1691—1695年间，为躲避噶尔丹侵扰，外蒙古左、中、右三路的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的部众仍滞留于漠南，清朝不能立即经营漠北，只能先尽力完善漠南到内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康熙皇帝加强了自齐齐哈尔、沈阳到山西右卫城、内蒙古归化城等北方沿线各战略要地的驻军增派、武备配置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力度。截至1692年，清朝在内蒙开辟了五条官道以利战时运输，每条官道所经各处要地设置大小不同的驿站，长城内驿站由满、汉官兵驻守，长城外驿站由蒙古族官兵驻守。五条官道所经之地及驿站数量情况如下：

1.喜峰口—科尔沁—昭乌达盟—哲里木盟—扎赉特旗，总长2000里，驿站18个；

2.古北口—热河—承德—昭乌达盟—乌珠穆沁旗，总长1600里，驿站16个；

3.独石口—察哈尔左翼—多伦诺尔—昭乌达盟—哲里木盟—浩齐特部，总长1800里，驿站15个；

4.张家口—归化城—察哈尔左翼—苏尼特旗—哲里木盟—济尔哈图，总长1500里，驿站18个；

5.杀虎口—归化城—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阿拉善—乌兰察布盟乌拉特旗，总长1300里，驿站12个。

1691年，康熙皇帝按照先前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做法，在满洲八旗中也抽调官兵组建了兵员总数达七千八百多人的八旗满洲火器营。营内分设马上鸟枪兵（由鸟枪护军、骁骑营合编）和炮兵，每旗配属子母炮五门；战时则与汉军火器营混合编组作战。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阵形过于密集，导致部队在准噶尔军的枪炮轰杀下伤亡极大，康熙皇帝为此特别指示火器营各级军事主官对原有的“连环本栅”战术做出变革：1.以鸟枪兵居中，炮兵排列于两侧，改变鸟枪手和炮兵分别列阵的传统，将鸟枪手、炮手整合为一阵；2.强调满洲、汉军火器营配合，八旗满洲的马上鸟枪手分列汉军火器营两翼，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骁骑营押后阵；3.细化指令，鸣角吹海螺后击鼓，以鼓声响起的次数来指示大队前进的步数，以鸣锣的方式指示枪炮射击的方向，提高命中率；4.连环射击完毕后，开鹿角为门，骁骑营陆续驰出，逐队而出，列阵冲锋。这一结合了火器威力和骑兵冲击力的新战术很快就有机会在战场上体现其作用。

1695年，经过几年的准备，噶尔丹率领好不容易集合起来的两万多兵马，再度东侵。这一次噶尔丹吸收了1690年孤军深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一边对外宣称自己请来了六万俄国枪兵，一边派出多名使者前往漠北及漠南各蒙古王公处搞策反工作。对于清朝派往策旺阿拉布坦处的使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截杀。

根据后来被俘的准噶尔军官招供：“他（噶尔丹）懊悔自己深入到乌兰布通并同清军开战。他想，如果驻扎在克鲁伦河和土拉河附近，用语言和计谋去影响、策动喀尔喀和内蒙古的话，可以使清廷处于首尾不能相顾之境地。到那时，我们可以完成自己的大业。如果满洲听到而派少量军队前来，我们就同他们战斗；如果派大军前来，我们就退走，把地盘让出去。当满洲退走时，我们就可以蹑踪而上。这样不用几年，他们便会军饷告罄而疲惫不堪。他们这样想，并来到了这里。”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五》）

《皇朝礼器图式》中汉军火器营的鹿角木

以离间拉拢蒙古各部为目的的噶尔丹使者，甚至连清朝的钦定国戚科尔沁人都不放过。于是，康熙皇帝将计就计。1695年八月，康熙皇帝密令科尔沁亲王沙律遣使噶尔丹处，伪语“我科尔沁十旗俱附尔矣，尔可前来，我等当从此处（指哲里木盟）接应”云云，旨在引诱噶尔丹东侵深入，以便清廷大军将其堵截围歼。噶尔丹接信后果然发兵东侵。为防止间谍给噶尔丹派送情报，清朝对漠南和北京各处喇嘛庙大加搜查，将噶尔丹苦心经营的间谍网络扫清。

从1695年年底开始，康熙皇帝即着手编组三路远征大军，准备再次出击。

东路军：统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驻防八旗兵六千，另有后勤保障人员三千，任务是越过呼伦贝尔草原至索岳尔济山堵截噶尔丹的东侵之路。

中路军：统帅康熙皇帝，统京师禁旅八旗前锋兵、护军、骁骑兵、汉军火器营兵、炮兵、棉甲兵、左翼察哈尔蒙古兵、宣化府及古北口绿营兵、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喀喇沁蒙古兵及内蒙古各盟兵丁，总兵力4万左右，另有后勤保障人员1.7万。计划出北京后，经魁屯布拉克、插汗七老山，压向克鲁伦河。

西路军：统帅抚远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其中，费杨古部包括山西右卫驻防八旗、京师补调八旗、大同绿营、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的蒙古兵，总共13500人，有后勤保障人员1万余，取道归化城北上。孙思克麾下为陕西、甘州、凉州、宁夏等四镇绿营兵及西安驻防八旗兵共计1万，有后勤保障人员七千余，出宁夏北上。两军会师于漠北翁金河（德勒格尔杭盖）地区后，再合军一处前往库伦以南的昭莫多集结待命。

三路大军算上作战部队及后勤人员，总计约十万人。

乌兰布通之战，由于战场距离内地较近，所以后勤保障的问题并不突出，清军以1250峰骆驼轮番驮载1500石粮食，再就地征用一些牛羊就解决了问题。此次用兵漠北却是路途遥远，后勤工作非同小可。康熙皇帝特意拨出专门款项打造七千多辆运粮大车，增购2万头骡马备以分拨各军。这些军需骡马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北方各省官府所养的马匹，仅山西一地就至少有3万匹；二是国库拨款直接从牧区添购的马匹，比如1695年康熙皇帝一次就从内蒙四十九旗和外蒙车臣汗部总共购得7000匹马；三是通过茶马贸易、以货易货的方式从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处获取的马匹，这一途径获取的马匹，数量少则500、多则数千。三路远征大军运输、作战用的马匹总共达到了30万匹！相当于每个作战部队的士兵或后勤工作人员可以配备3匹马！这是为了应对一人数马配置、机动性极强的准噶尔军团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铁心铜炮

组建运粮队伍不仅要有马有车，还得有人。为进一步减轻官方后勤体系的压力，康熙皇帝还特别允准内地商家承运军需物资随军同行，行军驻扎时将这些随军商贩运输队安置在离军营一里外专门设置的“买卖营”。著名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晋商王相卿就是依靠在买卖营中随军做生意所得本钱而发迹……

总之，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康熙皇帝是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在侦知噶尔丹已经开始东侵的消息之后，清军开始了大动作。1696年二月，西路军首先行动起来；三月，中路军和东路军先后出发。行程最短的东路军很快按原定计划到达指定位置，而中路军由于准备充足，加之由康熙皇帝亲自指挥，一路上也是进展顺利，沿途还在各地留下相当数量的物资以便归途中采用。在路上，康熙皇帝不时派出传令兵以求和东西两路大军随时保持联络，便于协调指挥。这时萨布素的东路军已经离开索岳尔济山奔向克鲁伦河下游，唯独西路军已失联近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康熙皇帝终于在进军途中接到费扬古急报，要求暂缓进兵，原因是西路军在进军途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696年二月十八日，费扬古部最先启程。二十二日，孙思克部也自陕西定边出发。两部本约定一个半月后会师于漠北的翁金河，却不料孙思克部在途经阴山一带时遭遇大雪，骡马大量冻死倒毙。无奈之下，孙思克只能挑选精锐士兵两千余人骑乘军中所能挑出的强壮马匹，携带可供一月之用的粮秣先行北上追赶费扬古部。费扬古部在行进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探知西路军行踪动向的噶尔丹先发制人，派出小分队将西路军必经之地——库伦及土拉河以南的草原焚烧殆尽。此举令费扬古部到达当地后因马匹无草可食而被迫改变原定的路线，绕道而行。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康熙皇帝考虑再三，同意了费扬古的请求，并对行动计划再做调整。他令费扬古、孙思克必须于五月初四抵达昭莫多。为保持协调，中路军的行军速度也适当放慢。五月初一，中路军进抵距离克鲁伦河仅有230里的拖陵布拉克，康熙皇帝随即向正在克鲁伦河流域活动的噶尔丹派出使者，告知噶尔丹自己亲征的消息。为了稳住噶尔丹，康熙皇帝还在信中表示双方应该进行必要的沟通。噶尔丹开始时还将信将疑，在听取了自己的侄子、前锋丹济拉的禀报后才确认康熙亲征的真实性。

五月十一日，当康熙亲自率军抵达噶尔丹在克鲁伦河曾驻扎过的克勒和硕后，发现随地都是被丢弃的辎重物品——噶尔丹又跑了。不过，令康熙皇帝略感欣慰的是，五月初四，费尽周折的西路军已经抵达昭莫多。但为了减少粮食损耗，费扬古、孙思克在翁金河会师后前往昭莫多的途中，又再次精简了兵力，编制内的四万大军实际只有一万四千余人到位，且行程已经耽误了将近半个月，人马疲惫不堪。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清军火器营战鼓

这些情况尽被噶尔丹掌握，他之所以在克鲁伦河扔下带不走的辎重急急忙忙西走，就是为了避开拥有兵力优势的中路军而专门打击严重减员的西路军。这显然并非如同清朝官方史书所宣称的“而竟逃窜，怯懦显然”。1696年五月十三日，中路军兵临战略要地托诺山，仍不见敌踪，而此时大军随身携带的干粮已经告罄。康熙皇帝派出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率2000名骑兵继续追寻，自己则率中路军主力暂时后撤以等候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的粮草。就是这一天上午，清军西路军和噶尔丹军在昭莫多遭遇，两军随即展开了异常惨烈的厮杀。

昭莫多，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森林，根据学者黑龙的描述，“其地位于土拉河以北，肯特山以南，汗山以东。山下是广约数里平川，林木茂荟，河流穿梭其间。森林之南，有一座马鞍形小山横卧，右连南山” （黑龙《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 。明朝时，这里叫忽兰忽失温，15世纪初明成祖北征时，就是在此地以火器和骑兵结合的战术大破东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现在，这块老战场又要见证一场载入史册的对决。

志在必得的噶尔丹先发制人，下令所有士兵上马，布阵冲击：两翼的准噶尔轻骑兵或手持短火绳枪，或持弓箭在快速奔驰中交替射击；阵中的重骑兵平端长矛一往无前，意图冲破西路军的正面防守。此时的清军西路军已到达昭莫多十日之久，留在后方的部队相继赶到。同在军中的宁夏镇总兵殷化行对周边地形加以勘查，并协助费扬古和孙思克制定了作战计划。战斗一打响，西路军各部开始按部就班、各司其职。满洲正白旗前锋统领硕岱、蒙古正黄旗都统阿南达率领部分清军骑兵率先出击与噶尔丹军交锋，两军甫一接触，清军就摆出一副且战且走的架势，向西面山林地带撤退。为了吃掉眼前这股清军，噶尔丹亲率部队紧追不舍。未几，清军骑兵分作两路“逃散”，出现在准噶尔骑兵面前的，是已经按照变革后的“连环本栅”战法在高处密林列阵完毕的振武将军孙思克部。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军炮兵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山地战或野战中，全重达110斤（清制单位，下同）的铁心铜炮虽然威力很大，但运输比较困难；而全重85—95斤的子母炮虽然在威力上较为逊色，但它的优点在于炮身轻便，无论是使用四轮炮车还是骡马或骆驼承载都颇为便利，可以满足清军在野战或山地战中保持高度机动性的需要。子母炮的前身就是明朝中后期从西方引进的后膛装填“佛郎机”火炮。清朝初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曾协助清朝改良佛郎机：不改变原有的子铳、母铳结构，而将炮身统一改用熟铁铸造，在保持炮身长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缩小口径。这一做法虽然使得清代子母炮的威力与它的原型明朝佛郎机炮相比大打折扣，但随着倍径的加长，子母炮的炮口初速远超过佛郎机，能获得比明朝佛郎机更大的射程。子铳、母铳、后膛装弹的设计使子母炮可以获得比前装火炮高得多的射击频率，这在野战中对付高速运动的骑兵尤为得力。康熙初年著名的火器专家戴梓也曾经参与监造子母炮的工作。

1695年，西路军编组演练时，军中就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子母炮和其他各型火炮，但费扬古很快又向康熙皇帝上奏请求再拨给一批子母炮，康熙皇帝便将北京景山炮厂新造的子母炮24门和江南各省解送的子母炮55门拨给西路军。1696年二月，西路军出发前夕，康熙皇帝又从当年新造的48门子母炮里拨出8门给费扬古。后来西路军因遭遇恶劣天气进军困难，费扬古把军中的将军炮留在途中留兵看守，空出200峰骆驼来驮载军中的子母炮。战事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当年在乌兰布通战场，是清军先向噶尔丹发起攻击，被准噶尔军借助地利打退下来；如今在昭莫多，情况却恰好相反：噶尔丹亲率骑兵向高地密林处的清军孙思克部发起攻击，孙思克镇定地指挥清军士兵迎敌，一片锣鼓声中，清军的鸟枪和子母炮发出阵阵轰鸣，战场上一片硝烟弥漫，从下往上的仰攻削弱了准噶尔骑兵的冲击力，许多人被清军的炮弹或枪弹击中跌落马下。面对这一情况，噶尔丹命令部下下马，意图以分散队形冲入清军阵中进行肉搏。孙思克果断命令打开鹿角门，手持刀盾的汉军藤牌兵自后冲出。双方从五月十三日早上杀到当天下午，难分难解……

昭莫多之战

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可敦画像

孙思克率部和噶尔丹主力激战的同时，费扬古采纳殷化行的献策，亲率完成诱敌任务的硕岱、阿南达两部骑兵包抄到了噶尔丹的后方，把只有少量精锐卫队的噶尔丹后方大营搅得天翻地覆。负责留守准噶尔军后营的阿奴夫人不敌费扬古，便率卫队前去和噶尔丹会合，正好碰到孙思克部的藤牌兵和噶尔丹军混战在一起的场面。此后，战局已经发展到清军不得不把骑兵也改作步兵投入步战的地步。

与孙思克一起指挥部队作战的殷化行，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西征纪略》戊集续编第八卷里如是写道：“……时日已将申，颇晴和，而气色甚惨淡。余见贼势不可遏，恐人心散乱，遂令士卒皆下马，以一兵并牵五马，余兵皆出步战。发上颁皇炮及自制子母炮垒击之，噶尔丹及其嫂阿努娘子（即噶尔丹弒兄所夺之嫂）等，亦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不可败，击伤颇相当，胜负未决。”

“硕皙敢战，披铜甲，佩弓矢”的阿奴夫人加入战团并没有为噶尔丹扭转战局。相反，由于她本人的穿戴和坐骑都非常显眼，很快就成了清军鸟枪手和炮兵绝佳的射击目标。清军士兵纷纷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开火，丝毫不顾及这样做可能会伤到正在前方投入白刃战的藤牌兵同袍。一片枪炮声响过之后，阿奴夫人殒命沙场。

阿奴夫人嫁给噶尔丹二十余年，两人感情极深。她常追随噶尔丹身边出谋划策，甚至和丈夫一起冲锋陷阵。可以说她的阵亡对噶尔丹的打击相当大。此时已近傍晚，在噶尔丹后营打完秋风的费扬古从准噶尔军背后杀到，腹背受敌的噶尔丹终于支持不住逃离战场。历时一天的昭莫多之战就此结束。

此役噶尔丹除付出了两千多人阵亡、三千多人被俘的代价外，还有大批的甲胄兵器以及六万多头牲畜被清军缴获。得胜的西路军于五月十五日和一直在搜索噶尔丹的中路军马思哈部会合，之后向东前进，准备顺着中路军的行军路线班师。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康熙皇帝先后收到马思哈和费扬古发出的捷报。他不禁大喜过望，亲率随军文武大臣以三跪九叩的礼节感谢上天，而后宣布班师回朝。

1696年六月初九，康熙皇帝返回北京，持续数月的第二次征讨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就此结束。

枭雄末路：最后的博硕克图汗

侥幸逃出生天的噶尔丹，不仅失去妻子阿奴，其重臣戴巴图尔宰桑、博罗特和硕齐等也战死沙场。无奈的噶尔丹收容了不足5000人马的残部，流窜于科布多西部的塔米尔河流域一带，惶惶不可终日。他陷入了“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狼狈不堪，目下掘草根为食”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 的悲惨局面。其时，作为准噶尔统治中心的伊犁河流域已被策旺阿拉布坦占据，噶尔丹自然不可能再回去。往北通往俄国的道路又被明安特、帖良古特等与准噶尔为仇的部族所遮断。而在南方的吐鲁番、哈密地区，昔日由噶尔丹一手扶持起来的实际统治者阿卜都里什特，很早便通过一位名叫沙和卓的回回商人和清朝取得联系。昭莫多之战后不久，阿卜都里什特就带着儿子克苏尔唐一起亲赴北京。自称“回回国王”的阿卜都里什特向清朝表示，愿意留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然后“亲往吐鲁番，以圣上威德宣谕属下众回子”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八月） ，为清朝堵截噶尔丹出力。甚至就连同属卫拉特四部之一的青海和硕特汗国和阿拉善的卫拉特人，在清朝陈兵边境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和噶尔丹划清了界限。

万般无奈的噶尔丹只好打算远走西藏，投奔自己那位已经成为西藏地区实权人物的老同学——第巴桑杰嘉措。桑杰嘉措也有意接受老同学的避难请求，然而事与愿违，在昭莫多被俘的准噶尔军将领丹巴哈什哈，以及和硕特汗国派驻噶尔丹处的官员罗垒厄多齐，向清朝方面透露了噶尔丹意欲逃奔西藏的计划。不仅如此，这两位降人还透露了一个足以让大多数当时的上层政要都感到石破天惊的消息：“达赖喇嘛（五世达赖），殁已九年矣！”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八月） 尽管他们所提供的五世达赖去世的时间并不准确，但这已经不重要了。1686年伯勒齐尔会盟上，西藏喇嘛教廷使者不再扮演清朝、准噶尔、喀尔喀三方势力的平衡者和传信人的角色，全面倒向了准噶尔一方，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曾经引起康熙皇帝的猜测：年事已高的五世达赖是否出现了什么意外？不过形势的紧迫使康熙皇帝只能暂时搁置心中的疑问，全力备战，没想到如今准噶尔俘虏的招供竟然确认当初的猜测是事实。恼怒的康熙皇帝迅速采取了行动。1696年9月6日，清朝使臣带着康熙皇帝的敕谕赶赴西藏，面见桑杰嘉措。（谕旨原文见《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

桑杰嘉措看到的，是一道长达数千字、满篇散发着浓浓火药味的谕旨。在这道谕旨里，康熙皇帝开门见山地揭穿了桑杰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阴谋鼓动噶尔丹东侵的累累罪行，“朕思达赖喇嘛若存，决无此等事”， 指出清朝和准噶尔交战以来西藏教廷种种对清廷阳奉阴违的举措，“明系达赖喇嘛亡后，尔私指达赖喇嘛，诳噶尔丹也”， 要求桑杰嘉措“遣之使来”向清朝谢罪，“朕仍前待尔以优渥之礼” ；否则的话，清廷“必问尔诡诈，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助噶尔丹之罪。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或遣诸王大臣讨尔” 。这就是说，如果桑杰嘉措执迷不悟，敢收留噶尔丹的话，清廷将不惜诉诸武力，清算西藏教廷。在谕旨的最后，康熙皇帝还不忘以强者的姿态嘲讽桑杰嘉措一把：“尔向对朕使言，四厄鲁特为尔护法之主。尔其召四厄鲁特助尔，朕将观其如何助尔也。尔其速办此事，及正月星速来奏，否则后悔无及矣。” 被揭穿了阴谋的桑杰嘉措不敢再招惹清廷，只能断绝了接纳噶尔丹的念想。至此，噶尔丹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即使面对如此困境，噶尔丹依然没有反思自己指挥的失误。根据被清廷俘获的准噶尔降人所供，于昭莫多战败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噶尔丹对其部下说：“此行非我意，乃达赖使言东行大吉，是以深入，盖达赖喇嘛杀我，我杀尔众矣。”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八月） 他将战败归咎于自己听信了西藏教廷使者的“吉言”。这一番鬼话显然不能服众，更多的部下向清军投诚。甚至噶尔丹的侄子丹津鄂木布和杜噶尔阿拉布坦也率领部众叛走，噶尔丹身边只剩三千余人。

昭莫多之战结束后，喀尔喀三部陆续返回漠北地区，车臣汗部将境内的达里冈爱草原（今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奉献给清廷作为畜养马匹的牧场。清朝开始在漠北择要地驻扎军队，囤积战备物资，准备再次攻击噶尔丹。1696年10月，噶尔丹令其侄子丹济拉率军两千南下，直趋杭爱山麓的翁金河，意图抢掠清军粮草以缓解缺粮窘境。10月24日，这支部队在进犯翁金河上游的阿尔拜赫雷时，将恰在此处担负督运粮草任务的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祖良璧所部数百名官兵包围。尽管身边兵微将寡，但作为明末清初一时虎将祖大寿的后裔，祖良璧并不惊慌。根据时任川陕总督吴赫的奏报，祖良璧先是沉着指挥部队杀出敌军包围圈，而后列阵迎击，“排列子母炮鸟枪，令仆从俱执枪棍，并力近战”。准噶尔军中虽有鸟枪，但因为长期的后勤补给困难，以至于“药少，发来无力”，最终不敌清军火力猛烈而向西北方溃逃。祖良璧率部追击二十余里，斩获准军百余级，己方则损失不大，“军粮米什物并未尝被贼劫去”。这次行动的失败迫使噶尔丹决定亲自出马南下去哈密抢粮食，但依然没有成功。这时的噶尔丹不仅缺粮，连展开游击战所需的马匹和军械都已经不够了，这迫使他不得不依靠打猎为生。那些外出打猎的人往往会因为落单、走得太远而被俘获或斩杀。噶尔丹的长子色布腾巴勒珠尔，就是在临近哈密的巴尔库尔山附近狩猎时，被急于报效清廷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达尔罕擒获后送往北京的。

洞悉噶尔丹窘境的康熙皇帝做着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准备。他采用宣传、政治攻势双管管齐下的方针。1696年九月，他谕令侍卫内大臣苏尔达等人：“于黑龙江六百兵内，选前锋二百，新满洲兵四百，察哈尔兵一千。全用肥健马驼，充足米粮进剿，趁其穷困，可一举灭之。”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 其意在组建精干部队，等探知噶尔丹的所在后立即犁庭扫穴。十月，康熙皇帝拨款，将昭莫多之战被俘后没作奴隶的噶尔丹军妇孺军士三千多人尽数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以彰显清廷的优待政策。同月，康熙皇帝西巡至归化城，谕令费扬古密切注意噶尔丹的动向，相机行事。同月，昭莫多之战中被俘的准噶尔将领曼济、阿旺丹津受命携带康熙皇帝亲笔谕旨，前往科布多一带规劝噶尔丹投降。

反映准噶尔军和清军交战的绘画作品

1697年正月初二，曼济和阿旺丹津经过长期寻找，终于在科布多的萨克萨特呼里克附近找到了噶尔丹。在破败不堪的帐篷里，曼济和阿旺丹津绘声绘色地向噶尔丹报告了自己和其他被俘人员如何受到大清皇帝陛下的优待，俘虏中有身份的还被皇帝授予侍卫、内大臣等各种官职，大谈投降的好处。噶尔丹虽然山穷水尽，态度却依然强硬，于是乎，曼济和阿旺丹津被轰了出去。

二月，康熙皇帝西巡至宁夏，亲自部署对噶尔丹最后一战的相关事宜。正当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在宁夏射猎垂钓、意气风发的时候，噶尔丹却因长期风餐露宿的颠沛生活，加之对形势的绝望而患上重病。二月十四日，清朝员外郎博什希、笔帖士阊寿奉康熙皇帝之命，再次前往噶尔丹驻地萨克萨特呼里克，面见噶尔丹，还是为了劝降。十四日傍晚，噶尔丹在一块荒野处召见了博什希和阊寿。这位53岁的老人，不愿意被敌国使臣看到自己病势沉重的样子，于是便远远地背对着清朝使臣。听完翻译传达的话后，坐在岩石上的噶尔丹只是回复了一些毫无实质内容的客套话，之后便将清朝使臣打发走了。

噶尔丹既不投降，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法带领部下走出缺衣少食的困境，令部下甚为不满。他的亲信吴尔占扎布气愤地说：“我辈自去年冬以萨克萨特呼里克兽多，故居于此。今兽已骇散矣。如往降圣上，则往近之；如不降，当另图一策。首鼠两端而待毙乎？且尔欲扶法门之教，致四厄鲁特、七旗喀尔喀已略尽矣。尔国已破，父子夫妻离散，究无补于法门之教，反造罪业而已。”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三月） 面对这样直白的指责，噶尔丹哑口无言。

逆境中绝不屈服的气节固然是可嘉，但是仅凭借精神上的强大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噶尔丹可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汗王的尊严，但是他那些饥寒交迫的部下们却没有他这样的骨气。截止到1697年二月底，带着部众赶到漠北清军驻地投降的准噶尔头目越来越多，这里面就包括噶尔丹的亲信格垒沽英和吴尔占扎布等人。最后，噶尔丹的身边，除了女儿钟济海以外，就只剩下阿拉尔拜、格隆诺颜两位军官，“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有马驼二三，而只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 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 （《文献丛编第六辑——康熙时关于噶丹文书》，厄鲁特达席口供） “居无庐，出无骑，食无粮”，曾经威震中亚的“博硕克图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追剿噶尔丹残部作战

1697年三月，失去耐心的康熙皇帝命费扬古领兵进击，送噶尔丹上路。四月初九，费扬古率军行至萨奇尔巴尔哈孙时，见到丹济拉派出的使者，得知噶尔丹已经于三月十三日病死的消息。噶尔丹死后，其遗体被丹济拉火化，之后丹济拉就带着噶尔丹女儿钟济海和噶尔丹身边最后的一批部众投降清朝。噶尔丹的死讯传出后，策旺阿拉布坦趁机出兵意图收取噶尔丹的旧部，于是就在丹济拉率残部前往清军大营投降的路上发起袭击，将伊拉古克三活佛、钟济海等人截留，噶尔丹的骨灰也被抢走。

为了获取噶尔丹的骨灰，以宣示清朝才是这场持续7年的战争的胜利者，1697年六月开始，清廷多次遣使伊犁向策旺阿拉布坦索要噶尔丹的骨灰。策旺阿拉布坦虽然答应并遣返了伊拉古克三活佛等重要战俘，但仍然试图用噶尔丹的骨灰做筹码，要求清廷将吴尔占扎布等噶尔丹旧臣部属归还自己。直到1698年八月，策旺阿拉布坦才将噶尔丹的骨灰交给清廷。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噶尔丹的骨灰一送到北京，就被康熙帝下令“置京城外，悬挂示众”。

不过，对于这个仇敌的儿女后裔，康熙皇帝还算相对宽仁。1701年策旺阿拉布坦遣人将噶尔丹的女儿钟济海送到清朝，这时噶尔丹的长子色布腾巴勒珠尔正担任一等侍卫，两兄妹在北京城相依为命。色布腾巴勒珠尔后来与镇国公觉罗长泰的女儿成婚，做了倒插门女婿；钟济海嫁给了哥哥的同事、二等侍卫蒙古旗人沙克都尔，兄妹俩在中原内地落地生根。其余在历次作战中被俘的噶尔丹部众，一部分被化整为零地编入察哈尔八旗，设置牛录，由清方派遣侍卫或散秩大臣出任佐领；其余的分散安置于漠北草原设札萨克旗管理。丹济拉被封为辅国公，后于1708年病故。至于为噶尔丹东侵出谋出力的伊拉古克三活佛，则被康熙皇帝下令凌迟处死。

在和噶尔丹的较量中，清朝虽付出极大代价，却也开疆拓土。除了将漠北纳入版图外，阿拉善、额济纳地区的和硕特、土尔扈特一部也归附清朝，康熙皇帝分别设置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进行统治。算上已经归附的哈密地区，清朝的西陲从嘉峪关向西扩展。此外，清朝还通过封王赐爵，使青海的和硕特贵族领地成为清朝的羁縻地区。

1708年，康熙皇帝谕令出身满洲镶黄旗的文华殿大学士温达主持，将历年对准噶尔战事史实编为《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一书，康熙皇帝亲自为该书撰写序文。在序文的最后，他如是写道：

“朕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乘刻不容缓而灭寇之机；立拯边境之毒痡，永厎中原于清晏；昭告郊庙，适契成谋，使非虑出万全可轻言师旅哉，兹前后用兵本末、具载卷中览是编者尚能喻朕心焉。”

不过，说“立拯边境之毒痡，永厎中原于清晏”还为时尚早。1718年，清朝和准噶尔两国烽烟再起，而这一次的战事，却是在青藏高原……

雪域阴霾：风起卫藏，高原奇兵

在噶尔丹几次对外扩张当中，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喇嘛教廷一直在推波助澜。17世纪90年代噶尔丹东侵时，五世达赖已经去世，西藏教廷的实际掌权者第巴桑杰嘉措与和硕特汗国一直在幕后支持噶尔丹。这些情况，康熙皇帝是清楚的。当然，就算没有桑杰嘉措的怂恿，随着准噶尔汗国版图的扩大，最终也必然会走上与清朝兵戎相见的道路。噶尔丹这个心腹大患一死，康熙皇帝就开始将目光转移到青藏高原，关注着和硕特汗国和西藏喇嘛教廷的一举一动。1697年，康熙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漠南蒙古的藏传佛教僧人商南多尔济喇嘛移驻西宁，借着搞宗教活动的便利搜集情报，密折上奏。

和硕特汗国第一代汗王顾实汗画像

这时的和硕特汗国汗王，是第一代“持教法王”顾实汗的孙子达赖汗（1671—1701年在位）。他的祖父在位时是拥有青、藏、康三区最高统治权的“全藏三区之王”，如今汗位到了他达赖汗手里，汗国统治者所能掌控的却只剩下军权了。自顾实汗去世，继任的和硕特汗王们在权术方面再也不是五世达赖的对手。高寿而终的五世达赖，生前一点一点地从“持教法王”手里夺走权力。在他死后，西藏喇嘛教廷实际掌权人第巴桑杰嘉措凭借宗教权威，通过任命藏人贵族担任重要职务的方式，不断架空和硕特汗庭的最高统治权。1693年，权力欲望极大的桑杰嘉措甚至越过达赖汗，直接借五世达赖的名义上书清朝康熙皇帝，请求清廷册封自己做“土伯特国王”。康熙皇帝给了他“掌管佛法传教之王”的封号，这样一来就令桑杰嘉措身价倍增。面对这种状况，“被人忘却，死气沉沉”（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语）的达赖汗束手无策，他需要桑杰嘉措这种干才帮助他管理汗国复杂的行政事务。1701年，达赖汗去世，其长子旺札勒台吉继位。1703年，达赖汗的次子拉藏鲁巴勒台吉毒死旺札勒，夺取了汗位，史称拉藏汗。

精力充沛的拉藏汗力图恢复曾祖父顾实汗时代的一切权势，因而他首先拿大权在握的桑杰嘉措开刀。在五世达赖身死的真相被揭露后，1697年，桑杰嘉措认定一位15岁的门巴族年轻人为达赖喇嘛转世，这位法名仓央嘉措的少年就是著名的六世达赖。六世达赖在历史上一直以擅长创作情诗而闻名，对宗教事务并不热心，却喜好亲近女色。他甚至为了过上世俗人士的自在生活，而拒绝老师五世班禅向他授的比丘戒。六世达赖这些违背戒律的行为让拉藏汗找到了整治桑杰嘉措的机会。拉藏汗上书康熙皇帝，认为六世达赖并非真正的达赖喇嘛转世，要求康熙皇帝派人认证。通过否定六世达赖的合法地位，他就可以追究桑杰嘉措亵渎宗教权威的罪过。康熙皇帝对拉藏汗这种借题发挥之意自然清楚，于是立即派了一位精于相面者前往拉萨给六世达赖看相，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位大德是否为五世佛祖的转世，我固然不知，但作为圣者的体征则完备无缺。” （《六世达赖秘传》）

拉藏汗将这一结论视为康熙皇帝并没有认同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重要信号，借机向桑杰嘉措发难。桑杰嘉措虽然不是省油的灯，但拉藏汗使出这种手段也让他感到慌乱。1703年，桑杰嘉措宣布辞去第巴的职位，指定自己的长子阿旺林钦代理第巴一职。桑杰嘉措本人退居幕后从事颠覆拉藏汗的活动。他先是买通拉藏汗的内侍，在拉藏汗的饭菜中下毒试图毒死他，但这次谋杀行动失败了，拉藏汗经过嘉木样活佛的调治后恢复了健康。1705年正月，桑杰嘉措在拉萨的佛事传召大法会上，向与会喇嘛们提出要展开斩首行动，派人逮捕拉藏汗。不过他这个计划因为反对的声浪很大而没有得逞。这次大会成为桑杰嘉措和拉藏汗的矛盾公开化的标志，双方随即爆发武装冲突。

1705年夏，拉藏汗回到青海集结军队，桑杰嘉措也在西藏中部、阿里和康区等地招兵买马，最后是拉藏汗占得先机。1705年七月，拉藏汗的军队在拉萨以北的郭拉山口和桑杰嘉措的武装展开激战，桑杰嘉措被打得惨败。桑杰嘉措本人在逃亡途中被俘虏，和硕特汗国的贵族们对专权二十余年的桑杰嘉措恨得入骨，皆欲杀之而后快。七月十九日，桑杰嘉措被处死，得年53岁。

处死桑杰嘉措之后，拉藏汗唯恐清朝怪罪，急忙通过商南多尔济上奏康熙皇帝，禀明攻打处死桑杰嘉措的前因后果，声称：“第巴将吾彻底置于绝境，迫不得已方才如此行事。”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馆藏商南多尔济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四年八月） 康熙皇帝早对桑杰嘉措极为不满，得此奏报顿感欣喜。1705年九月十三日，商南多尔济收到康熙皇帝的批复：“若拉藏已击毙第巴事确属实情，汝宜急遣人员，以理应将达赖喇嘛及第巴送抵陛下处，并具奏情由。其等若留彼地（拉萨），必成汝日后之忧患，终将悔恨等语，晓谕利害。”康熙皇帝随后还要商南多尔济向拉藏汗传达以下话语：“第巴虽系封王之人，然陛下唯以汝征讨第巴，合乎情理，绝不责难。”表明清朝方面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态度。由于拉藏汗上台之后一直积极和清朝修好，1706年清朝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

桑杰嘉措死后，拉藏汗借故罢免了其子阿旺林钦的第巴职务，将他押往北京。从此以后，和硕特汗庭不再设立第巴一职，由汗王直接总揽汗国的大小事务。获取了世俗最高权力的拉藏汗得寸进尺，想插手西藏教廷的内部事务，通过政教合一巩固自己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由拉藏汗自己指定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人选。“情僧”六世达赖再次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706年六月，拉藏汗声称六世达赖是假达赖，派遣卫队将六世达赖绑架并押往北京。这一冒进的做法在宗教意识至高无上的西藏引起轩然大波。六世达赖刚被押送到拉萨西郊五公里的哲蚌寺，就被该寺的僧侣强行带进寺内保护起来。拉藏汗闻讯亲自带兵包围哲蚌寺，六世达赖很清楚手无寸铁的喇嘛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这个年轻人奋发出了此前从未表现过的作为出家人应有的慈悲和献身精神，他主动走出哲蚌寺，落入拉藏汗手中。1706年12月，六世达赖在被押送到青海西宁时神秘失踪。次年，拉藏汗扶立拉萨甲披日寺的喇嘛阿旺益西嘉措，声称他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

17—18世纪的西藏贵族与和硕特汗国官兵

拉藏汗随意废立达赖喇嘛的行为，引起了藏区僧俗各界的强烈反感。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贵族也对拉藏汗的做法表示不满。作为和硕特汗国军队大本营的青海，是顾实汗的八个儿子的后裔们为首的世袭封地，号称“青海八台吉之地”。拉藏汗大权独揽触及了和硕特贵族们的利益，政治成见和宗教狂热使青海台吉们和西藏的僧俗人士联合了起来。拉藏汗没有达到将政权神权集于一身的目的，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1710年，青海八台吉中实力最强的罗布藏丹津、察罕丹津根据六世达赖生前的一首诗里有“把双翅借给我，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的句子，派遣喇嘛在康区理塘找到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将其拥立为七世达赖喇嘛。虽然拉藏汗手里的六世达赖得到了清朝的正式册封，但却不能服众。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康熙皇帝开始直接介入和硕特汗国内部的事务。1710年，康熙皇帝派遣吏部左侍郎赫寿赴拉萨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1715年，康熙皇帝又派遣使臣阿齐图到青海和青海和硕特诸台吉会盟，要求他们交出格桑嘉措；1716年，察罕丹津等被迫将格桑嘉措送到塔尔寺居住。清朝对拉藏汗的大力支持没能改变拉藏汗日益孤立的处境。1714年，拉藏汗为转嫁矛盾，发动攻打不丹的战争，结果以失败告终，使和硕特汗国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这时，已经在和硕特汗国北方虎视眈眈十年之久的准噶尔，终于亮出了自己尖尖的獠牙。

噶尔丹死后，策旺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唯一的统治者。此前出于对付噶尔丹的需要，策旺阿拉布坦和清朝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密。康熙皇帝与策旺阿拉布坦通信遣使，往来甚是频繁，策旺阿拉布坦也一直遵循康熙皇帝的意志行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策旺阿拉布坦放弃了汗号，恢复“珲台吉”的旧称，颇得康熙皇帝好感。不过，这并不代表准噶尔臣服于清朝。策旺阿拉布坦需要时间整合噶尔丹留下的残局，重振准噶尔的声威。

1700—1716年间，策旺阿拉布坦对内积聚人口畜群，强行把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布鲁特人迁入伊犁河流域，他还将从土尔扈特汗国叛逃到准噶尔的阿玉奇汗之子桑扎布的一万户属民兼并，从而把噶尔丹时代12个鄂托克、5个集赛的社会基层组织增加到24个鄂托克和9个集赛。噶尔丹时代，对被征服的天山南路地区采取“执其酋，收其赋”的做法，缺乏一套系统而严格的制度。策旺阿拉布坦对此加以完善，他派遣官员常驻于天山南路各城邦，监督登记户籍，按户收税，强化了对这些被征服地区的管理。为了给新增的人丁和牲畜扩展牧地，策旺阿拉布坦多次和自己远在伏尔加河的岳丈土尔扈特阿玉奇汗联兵，攻入哈萨克草原，原本完整的哈萨克汗国腹背受敌、实力大损，陷入大、中、小三玉兹割据的局面。准噶尔汗国的势力重新越过额尔齐斯河，向西延伸到了锡尔河的下游。

就连枪炮犀利的俄国人也在策旺阿拉布坦手里栽了跟头。1715年年底，沙俄步兵团上校布赫戈尔茨率领两千九百多名俄军，侵入准噶尔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亚梅什盐湖领地修建要塞。策旺阿拉布坦当即派遣九千精锐将侵略者团团围住，经过半年的围困，俄军弹尽粮绝，只剩七百多人逃出。这是准噶尔在它和俄国百余年的武装斗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

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使准噶尔又恢复了噶尔丹时代的声势，这让策旺阿拉布坦很快就做出了和叔叔噶尔丹生前一样的选择——叫板清王朝。但是，策旺阿拉布坦没有出兵攻略已经成为清朝大军屯集地的漠北，而是于1715年三月出兵两千袭扰了清军兵力薄弱的哈密地区。清军在哈密回人的配合下据城反击，使准噶尔的这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康熙皇帝火速派出吏部尚书富宁安出镇甘州，募兵屯田，这迫使策旺阿拉布坦做出了新的战略调整。

披挂锁子甲的中亚武士

噶尔丹与清朝为敌，固然有其实力增强带来的野心滋长这一主观因素，更多的还是客观上西藏喇嘛教廷的不断唆使。策旺阿拉布坦却是完全自发地要挑战清朝的强权。有鉴于噶尔丹对西藏喇嘛教廷偏听偏信，最终导致战败身死的血泪教训，策旺阿拉布坦不愿意听任西藏喇嘛教廷的摆布。他要通过控制西藏喇嘛教廷来增强自己的威信，号令蒙古各部，这样才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清朝对抗。和硕特汗国的内部矛盾正给了策旺阿拉布坦机会。

策旺阿拉布坦对青藏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康熙皇帝。1701年七月，策旺阿拉布坦曾上书康熙皇帝：“若第巴（桑杰嘉措）尚存，则如众人所知，其终将对佛教政治施以不好之影响。然若因一人之恶而擅动兵戈，则涉地甚广，众生忧劳，故而或以捕送第巴，其余悉如从前等因委青海之台吉为宜。若疑（青海之台吉等）是否不从为之，吾将亲为助力。若如此，免使众生罹难，（第巴）亦可捕获。”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十六册） 表面上摆出一副殷勤的态度，为康熙皇帝对付桑杰嘉措出谋划策，但一句“亲为助力”就暴露了他企图借机出兵西藏的真实想法。当时，康熙皇帝是绝不可能给策旺阿拉布坦这个机会的，是以清朝极力支持拉藏汗。只是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清朝所能控制的范围了。

策旺阿拉布坦对原属卫拉特联盟的各个汗国、部落都采取联姻手段以增强互相之间的联系，他先后迎娶和硕特汗国达赖汗和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的女儿为妻。所以，算起来策旺阿拉布坦还是拉藏汗的姐夫（或妹夫）。1715年，策旺阿拉布坦代自己的女儿向拉藏汗的长子、和硕特汗位继承人噶登丹衷提亲，请求拉藏汗把噶登丹衷送到准噶尔完婚，待他们完婚后再送他们回和硕特。拉藏汗显然明白策旺阿拉布坦是想以和硕特未来的汗王为质，所以不肯答应。没想到噶登丹衷对这桩婚事很有兴趣，坚持要去完婚，无奈的拉藏汗只好将噶登丹衷送去准噶尔。噶登丹衷到了准噶尔后确实如愿以偿地抱得美人归，但其人身自由也被限制起来。一年后，这一桩充满阴谋的婚事就为策旺阿拉布坦出兵西藏提供了契机。

1716年十月，策旺阿拉布坦经过周密的准备后，挑选出精锐部队6000人，以护送噶登丹衷夫妇回国的名义向西藏进发。这支部队的统帅是策旺阿拉布坦的堂弟大策零敦多布。此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不显，却堪称当时准噶尔汗国头号战将。考虑到策旺阿拉布坦此时已经是52岁的中老年人，大策零敦多布想必也不是什么少年将军。由于史料缺乏，对大策零敦多布早年的军事生涯我们并不清楚。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他曾经以泽仁顿珠的名字在西藏日喀则学习过。在远征西藏前，他在和俄国人进行的亚梅什湖要塞一战中担任准噶尔军的总指挥。面对依托要塞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的俄军，大策零敦多布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凭借自身的兵力优势，以主力部队将亚梅什湖要塞团团包围的同时，抽出部分兵力重创从其他据点前来支援的俄军。这场半年多的围困战可谓准噶尔军和俄国人的武装冲突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役。巴图尔珲台吉等先辈面对俄国人的要塞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袭扰一番，从来没有采取过这种长时间围困敌人的作战方式。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大策零敦多布身上确实具备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应有的钢铁意志。只有这样的指挥官，才能率领部队对气候条件极其严酷的青藏高原发起远征。

大策零敦多布所部6000人，从天山北路的伊犁出发，经阿克苏、叶尔羌、和田等地补充了足够的给养后，翻过昆仑山，踏上了青藏高原。准噶尔军离开天山南路没多久，和硕特汗国驻守在阿里地区的噶伦（藏语：地方行政官）康济鼐，从过往的回部商人口中得到了准噶尔军即将进攻西藏的情报。康济鼐急忙一边集结麾下部队待命，一边请示拉藏汗。

拉藏汗此刻却正在拉萨以北的当雄草原休养。当康济鼐的急报送到拉萨后，并没有引起重视，和硕特汗国就这样放弃了把敌人拒于国门之外的最后机会。

1717年六月，大策零敦多布的人马忽然出现在当雄西北的纳木错湖附近。当地藏族人看到的，是一支“身穿皮子、羊毛和牛毛毡缝制的破烂衣裳，戴着像半截衣袖的布套子一样的高帽，手执长矛、火枪、弓箭、大刀、短剑等各种兵器，骑着尾巴打结的高头大马，浩浩荡荡而来” （阿音娜《清代游记中的准噶尔扰藏始末——以〈德西迪利西藏纪行〉为中心》） 的军队。没有人知道大策零敦多布是如何把他的军队建制完整地带到这里的。

大敌当前，拉藏汗手足无措，赶忙集结部队抵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和硕特军和准噶尔军几番交战，互有胜负。大策零敦多布明白打拉锯战准噶尔军没有优势可言，于是他派出信使散布谣言说，准噶尔军此次远征西藏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拉藏汗，而是为了顺应藏区僧俗人士的要求，把在青海塔尔寺的灵童格桑嘉措接回拉萨。虽然派去劫持格桑嘉措的准噶尔军300人小分队很快被清军全歼，但大策零敦多布的策略依然奏效了，藏区的僧俗人士成群结队地投效准噶尔军。

大策零敦多布远征西藏

在骗取了民心之后，1717年10月，大策零敦多布才向拉藏汗发起进攻，两军在当雄草原展开决战。拉藏汗手下的藏族士兵无心恋战，致使拉藏汗败退回拉萨。11月21日，准噶尔军和被他们煽动起来的藏族民间武装将拉萨团团围住，走投无路的拉藏汗向清朝发出奏报，请求派兵支援。但奏报发出没多久，11月30日，拉萨城就被攻破，退守布达拉宫的拉藏汗也于12月3日突围时战死，其妻室子女都被大策零敦多布押往伊犁，和硕特汗国对西藏维持了近八十年的统治就这样终结了。因一己之私招致国破家亡的拉藏汗长子噶登丹衷被准噶尔人关进了大牢，后来以烹刑处死。青海的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贵族本就和拉藏汗不和，加上清朝方面一直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是以拉藏汗兵败时，青海的和硕特贵族没有及时支援。等到拉藏汗被杀的消息传出时，已经为时太晚。

大策零敦多布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却缺乏必要的政治才能。披着护法外衣攻进“圣城”拉萨的准噶尔人，立即暴露出强盗嘴脸，布达拉宫和众多寺庙遭到准噶尔军的洗劫。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们终于发现，所谓的“护送格桑嘉措回藏”只是一个谎言而已，但在大策零敦多布的铁骑和马刀下，藏族民众还是得服服帖帖地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由藏族民兵组成的仆从军，即将在大策零敦多布的指挥下，投入到和清军厮杀的战场。

冲雪缒险：“驱准保藏”始末

大策零敦多布进军西藏时，清朝还在谋划攻取准噶尔的属地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城。等到1717年9月，康熙皇帝才从驻守巴里坤的靖逆将军富宁安的奏折里，得悉大策零敦多布进军西藏的消息。但对于准噶尔人此番出兵的目的究竟是“征取拉藏，收取西边地方”，还是“帮助拉藏侵犯青海”，清朝方面刚开始时并不清楚，可见对极力笼络的拉藏汗清朝也并不完全信任，这也导致清朝方面的备战工作进行得缓慢而拖沓。1717年11月底，罗布藏丹津在给康熙皇帝的奏报中报告了准噶尔军和拉藏汗交战的情况，康熙皇帝才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清廷朝野震动，谁都明白，青藏高原一旦全部落入准噶尔人的手中，清朝的西部边陲将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

1715年策旺阿拉布坦袭击哈密之后，清朝方面便开始再次向西北集结重兵，组建了北路军、西路军两大野战兵团。北路军以振武将军傅尔丹为主帅，作战兵员12000人，后勤部队13000余人，驻兵于阿尔泰；西路军以靖逆将军富宁安为主帅，总兵员33500人，驻兵于哈密巴里坤。在毗邻青海的甘肃西宁镇，清军驻有绿营兵7个营3600人。1717年十月，康熙皇帝令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西安将军额伦特和侍卫色楞率满洲八旗兵进驻西宁；四川方面，提督康泰等也增派3000兵力入驻松潘、打箭炉等处加强守备。1718年正月初二，清军驻守青海的侍卫阿齐图在柴达木带队巡逻时，遇到了侥幸从拉萨逃出的拉藏汗次子苏尔扎的妻子一行，确认了拉藏汗兵败被杀、西藏已落入准噶尔手中的结局。事态的严重，迫使清朝方面仓促地做出了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决策。1718年三月，康熙皇帝命色楞与额伦特等“统率军兵征剿西藏”。

入藏作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策零敦多布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比他更可怕的是雪域高原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极端气候。从内地通往青藏高原的艰险道路，给清军的后勤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体上，从清朝统治区入藏的路线有两条：北线从西宁出发，经日月山、木鲁乌苏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萨，总路程3700里；南线由四川成都出发，经打箭炉、理塘、巴塘等地入藏到拉萨，总路程5645里，道路漫长而崎岖。是以清朝方面的文武大臣对入藏用兵多有异议。

1718年三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傅尔丹即上奏朝廷，建议由自己和富宁安分别统领北路军和西路军出阿尔泰山、巴里坤，直捣乌鲁木齐，威胁准噶尔在伊犁的大本营，迫使大策零敦多布从西藏回师，以收围魏救赵之功。康熙皇帝认为此举过分冒进，而且动用北路军和西路军的数万大军所需的粮草军械，比从青海方向入藏的数千清军所需花费更加巨大。万一几万大军攻下伊犁时，却发现策旺阿拉布坦已经率军马入藏，岂不是成了笑话？几番权衡之下，康熙皇帝认为，还是遣兵从青海讨伐西藏的准噶尔军更保险。此时额伦特的部队尚在由西安到西宁的途中，但是先到达青海边境的色楞却已迫不及待了。

色愣带领满洲八旗、绿营等官兵共2400名组成先头部队，于1718年三月下旬出发，五月十三日到达木鲁乌苏河（今通天河）以北。进军途中，他们遭遇大雪，损失了一些运输用的驮马。额伦特此时又派斥候送来书信，建议色楞到达木鲁乌苏河之后，“往察罕丹津处令伊遣人将准噶尔之兵诱来，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后进兵”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七年六月） 。但色楞仍旧固执地率部继续孤军深入，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准噶尔残害西藏,彼处人民悬望我师如望云霓，岂能刻缓？”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七年六月） 大策零敦多布手上那支百战精锐，在色楞笔下成了一群“散处无纪”的乌合之众。他认为准噶尔军的战术“不过暮夜袭营、偷盗马匹而已”。他根本就没把额伦特的建议放在心上，反而担心额伦特抢了自己的头功。所以色楞所部抵达木鲁乌苏河后，一路沿河岸向西行进，最后在木鲁乌苏河上游的拜图渡河，出唐古拉山口，继续朝藏北那曲的喀喇乌苏（那曲河）方向挺进。途中，他又吸收了当地和硕特贵族卓里克图台吉博音马松等人率领的马队，兵员的增多令清军粮秣供应紧张，进军的脚步也慢了下来。1718年七月二十日，色楞在抵达喀喇乌苏河中游的那曲后，便停止前进。他一边指挥部下就地修筑石墙、壕沟等防御工事；一边派人侦探额伦特的动向，等候额伦特军赶到再合兵进取当雄草原。额伦特所部此时也正在寻找色楞的部队。

反映清军入藏作战的绘画作品（一）

1718年六月十八日，额伦特率领清军后续部队四千余人从集结地木鲁乌苏河上游出发。七月十六日，清军抵达喀喇乌苏河源一带，开始和准噶尔军小股部队发生交火。额伦特从俘虏口中得悉，正有四千多准噶尔军从拉萨往喀喇乌苏河开来。他一面遣人送信给驻兵于青海的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请其出师接应；一面率军渡过喀喇乌苏河后自西向东绕道，向唐古拉山口方向行进，以图和色楞会合。七月二十八日，额伦特终于在那曲营地和色楞所部会合。但是会师后的额伦特和色楞二人并没有精诚合作的气氛，反而为了该在何处设营拒敌争吵起来。

根据学者赵书彬的考证，清准喀喇乌苏之战的主战场，位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那玛切乡北的年扎村。此地所在的尼热山平均海拔4580米，由南北两座山丘组成，南山高，北山低，相对高度差约为50米。蜿蜒曲折的喀喇乌苏河就从两座山丘中穿过。尼热山东面为那曲河及河滩草地，南面为开阔的山间草地，西边沿山体有一条季节性小河流，四周开阔。色楞扎营的位置就处于较低的北山。额伦特见色楞部近河设营处仅据小山，四面受敌，提出不如还军渡喀喇乌苏河，营于对面山上；但额伦特的合理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侦知清军具体动向的大策零敦多布已经率准噶尔军主力悄然逼近。

1718年七月二十九日，四千准噶尔军与万余藏族士兵进至喀喇乌苏河南岸。大策零敦多布深知，清军虽然拥有子母炮等野战武器，但远道而来，粮秣供应不足，所以他并不急于强攻，只是派兵在喀喇乌苏河南岸那座高出清军营地约五十米的南山筑起炮台，白天发枪炮射击，夜间则遣军偷袭清军营地，盗取马匹，借此削弱清军的进攻力量。两军隔河对峙月余之久，清军多次击退准噶尔军的袭扰，但士卒伤亡甚重，粮弹也消耗殆尽。

坐镇清军后方的内大臣策旺诺尔布，在额伦特、色楞两支部队行进之时，本应做好侦察和后勤运输工作，但他却待在西宁无所事事。直到1718年八月，他才派出清军洮州土司杨如松部，押运粮草弹药前去寻找额伦特等人。这支运粮队伍在行进途中，被负责截断清军粮道的准噶尔骑兵击溃。与此同时，本应策应额伦特部行动的松潘方面清军却因四川提督康泰统兵不力而发生哗变……

就这样，额伦特等人翘首以盼的援军和后勤物资再也无法到达。

1718年闰八月初一到初七，准噶尔军与藏族武装大举渡河。根据额伦特最后的奏报，“贼众大至，筑垒放枪以犯我军，我军粮乏，与贼固守，事在危急”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五》康熙五十七年三月癸亥至十二月庚午 ） ，缺粮少弹的清军陷入准噶尔军重围中，被迫杀马充饥，大批清军死于饥寒和疾病。就这样双方又对峙了月余。额伦特劝说色楞举兵向北突围出去，但色楞却固执地选择坐守死地待援。

无奈之下，额伦特只好亲率数百兵士于九月二十八日突围北撤。二十九日中午，这支残军被准噶尔军追上，额伦特战死，幸存的清军士兵抬着他的尸首逃回那曲营地。随后大策零敦多布假意停战议和，将包括色楞在内的清军指挥官诱骗到准噶尔军大营里扣了下来，迫使群龙无首的清军士兵投降。这时那曲营地里的残余清军仅剩下不到千名而已，他们全部沦为战俘。这些战俘除了集中关押的428人在班禅的斡旋下，被遣返回清朝外，其余包括色楞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因冻饿致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准噶尔军在此过程中付出的伤亡代价不过区区数百人。另一方面，四川提督康泰在进军过程中被投诚准噶尔人的藏族喇嘛诱杀，全军尽溃。清朝第一次入藏作战，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开战前夕，青海台吉罗布藏丹津等奏报：“策零敦多布等之兵，自远路冲雪前来，士卒冻馁、马驼倒毙，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三千兵内，厄鲁特之兵少，吴梁海之兵多，到者只二千五百，其余五百兵丁皆疲极不能同到。”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下同） 受到这一错误情报的误导，康熙盲目乐观地做出了“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二千” 的主观推断，甚至夸下海口：“二百余人，便可破之（准噶尔军）矣！” 而过分的乐观情绪必然会在军事行动部署中有所体现。

额伦特兵团入藏作战地图

不得不说，第一次入藏作战失败，康熙皇帝实在难辞其咎。按说早年有过带兵经历的康熙皇帝，应该明白领军作战号令统一的重要性，然而入藏作战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他竟然没有明确指定统兵主帅人选。无论是坐镇后方的策旺诺尔布，还是在前线直接领兵的额伦特、色楞，都没有获得统一指挥全军的授权。康熙皇帝部署失误的恶果很快就在整个第一次入藏作战的过程中显示了出来：清军前线部队和后勤保障部队的行动完全脱节；前线将领额伦特、色楞失和。从北京“空降”到前线的色楞毫无作战经验，却又贪图战功，无视后勤运输难以跟进的现实一味深入冒进；颇有作战经验的额伦特几次极有可能改变战局的战术调整，都因为色楞拒不配合而没有得到实施，致使入藏清军惨败。

清军兵败那曲营地的消息传回北京时，已是1718年十月初左右。败报令清朝内部反战派更加甚嚣尘上，但是康熙皇帝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这位65岁的老人表示：“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缒险而至，何况我军？策凌敦多布闻我师至，自必望风远遁。俟定立法教后，或暂留守视，或久镇其地。唐古特众皆为我兵，准夷若再至，以逸待劳，何难剿灭？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赵汝巽《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二》） 坚持要把入藏征讨准噶尔的战事进行到底。

有鉴于第一次入藏作战失败的教训，这一次入藏作战决不能再以偏师孤军深入了，军力规模必然要和二十多年前征讨噶尔丹时等量齐观，而且要指定军事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路参战清军的行动。按照康熙皇帝年轻时的作风，这样的对外战事他是必然要御驾亲征的，但年老体衰的他已经不可能再跨上战马了，他那些久经沙场的兄弟，如福全、常宁、杰书等亲王们也早已去世。那么谁又能替他率军远征呢？答案很快就揭晓。1718年十月十二日，康熙皇帝任命自己的儿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王”，领兵出征西藏。

爱新觉罗·胤祯（雍正皇帝即位后为避讳而改名允禵）生于1688年2月10日（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是康熙皇帝第十四子，与四阿哥、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均为德妃吴雅氏所生。如同康熙皇帝的其他儿子一样，胤祯自幼就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皇家贵胄式教育，文武双全，才华出众。在康熙皇帝的众多皇子中，其他人或是年长体弱，或是不受信任，都难以胜任鞍马劳顿之苦，备受荣宠而又年富力强的胤祯显然是“代父出征”的最佳人选。

1718年十二月十二日，胤祯率领京师八旗兵一万余人从北京正式启程西行。《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了这位“抚远大将军王”率军出征的浩大场面：“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禵上殿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禵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

为了提高胤祯在军中的威信，康熙皇帝特许他用正黄旗的军旗仪仗，这就意味着胤祯所到之处，如同皇帝亲临。可能是担心年轻的胤祯压制不了以罗布藏丹津为首的青海和硕特贵族们，康熙又降旨给罗布藏丹津等人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胤祯引军出发后，沿途经过直隶、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一路上抚慰地方官民。1719年三月十一日，胤祯到达西宁。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他将在这里坐镇，展开为期一年的备战工作。除了筹措粮饷、调拨各路军队，剩下的就是对青海的和硕特贵族们和边区的藏民进行笼络。

清军第二次入藏的最高统帅，“大将军王”胤祯

五月十四日，胤祯赴青海会见罗布藏丹津等举行会盟，商议出兵的具体事宜。他语气严厉地要求他们必须认真做好粮草、军械、马匹等物资的筹备工作，消极怠慢者将以军法严惩。之后，他又重申了康熙此前在谕旨中对青海和硕特贵族们做出的承诺：“清除逆贼，恢复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这一番软硬兼施之后，罗布藏丹津等人开始改变清军第一次入藏时那种迟疑观望的态度。七月，胤祯派出使者瑚毕图等前往西藏，借和大策零敦多布会晤的机会，刺探西藏地区准噶尔军的情报。九月，瑚毕图返回西宁，报称受准部控制的藏族僧俗人士虽然迫于高压政策屡屡参与大策零敦多布对清军展开的军事行动，但他们本身并没有与清为敌的意愿。瑚毕图的报告被送到北京，康熙皇帝认识到：“令土伯特（按：藏人）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自畏势逃遁。”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 在青海塔尔寺被长期监禁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终于被再次推到历史的舞台上。

1720年二月，颇受藏人期许、拥护的格桑嘉措被清朝正式册封为达赖喇嘛，择日由官兵护送入藏。这实在是一步好棋，当初大策零敦多布就是打着迎奉格桑嘉措的旗号进军西藏的，现在清朝这一举动使得无论是准噶尔人还是藏人都失去了抗拒清朝大军的理由。

同月，清朝制定了青海、川滇两路大军入藏进击的计划。青海方面的北路军12000人由胤祯和平逆将军延信统率，川滇方面南路清军7000人由护军统领噶尔弼、都统法喇统率，两路出兵，齐头并进。在他们的后方是数量将近五万的预备队和后勤保障人员。

清军第二次入藏作战

三月，为策应入藏清军作战，西北的傅尔丹、富宁安两部也有所行动。富宁安部西路军自哈密出击，频繁攻击乌鲁木齐等地，吐鲁番地区的回部头目额敏和卓率众脱离准噶尔控制，投降清朝。傅尔丹所部北路军更从布尔干翻越阿尔泰山，在额敏河上游的格尔额尔格、乌兰呼济尔等处大破准噶尔军，焚毁准噶尔军大批粮草物资。他们成功吸引了策旺阿拉布坦的注意力，使准噶尔汗国不能出兵支援西藏的大策零敦多布。同时，川滇方面的南路清军在噶尔弼的率领下，离开松潘西进，意图和北路清军会师于拉萨城下。

西藏地方军队的甲胄和兵器

四月二十二日，胤祯率领北路清军大本营从西宁出发，六月二十日抵达木鲁乌苏河。这期间，清朝册封格桑嘉措的效果开始体现出来。六月初六日，胤祯在行军途中遇到前来投奔的西藏贵族阿尔布巴和从昌都、洛隆宗等藏区前来投诚的四名藏族头人。这几位藏人头目不仅提供了关于藏区的准确情报，还自告奋勇充当清军南下的向导。尽管如此，1720年六月十三日，清军翻越巴颜喀拉山时，还是因为高原反应、大雪降温等因素损失了一千多名士兵和数千头牲畜。七月初九日，延信率领护送达赖喇嘛的青海蒙古兵赶到木鲁乌苏河与胤祯会合。七月二十四日，全军所需的军需物资送至木鲁乌苏河后，胤祯没有再随军前进，而是自率护卫部队返回西宁，继续为大军组织后勤供应；北路入藏清军的后续行军和作战事宜，由平逆将军延信全权负责。八月初，进入西藏境内的延信和大策零敦多布亲自率领的准噶尔军接上了火。

反映清军入藏作战的绘画作品（二）

延信出身并不简单，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曾孙、肃亲王豪格的孙子。汉文史料里关于他的记载极为稀少，但从他后来指挥清军部队入藏途中的表现来看，似可判断他也是久历军伍的老手。为防止大策零敦多布施展诡计劫走达赖喇嘛，肩负护送达赖喇嘛入藏重任的延信，行军作战极其谨慎，根本不理会准噶尔军的死缠烂打，每日扎营都精心选择易守难攻之处，分营护卫作为指挥中枢的中军大帐和达赖喇嘛的穹庐，表现十分机警。“每日驻扎。将军之营居中，次则达赖剌嘛。满汉各营，从外圈围。四角安置炮四尊，周围安子母炮一百八十尊。四面卡子之兵皆挖小坑，点粪火预备（按：此取烽警之意）。瞭哨之兵，日则远去，至黄昏撤回，于围护兵之外二三里近，两两相接，坐听风声。又将通共兵丁分作三分。每夜两分在营外围护，每十名作一队，皆手牵战马，营外支更。其余一分，营内支更，各备一马。其余马匹昼则放牧于围护之外，夜则牧放于围护之内。” ［李彩《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 惯于用袭扰战术消耗清军再乘机施以围困的大策零敦多布，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清军从博克河行进到绰玛拉途中，准噶尔军三次对清军发动袭击，企图将达赖喇嘛抢到手，但清军只是固守营盘，击退敌军，并不恋战。如此步步为营，令大策零敦多布屡遭挫折不能得手。

北路清军顺利推进的同时，川滇方面的南路清军也是一路凯歌。噶尔弼在副将岳钟琪的倡议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付西藏东部的藏族武装，顺利地打开了进入西藏的大门。大策零敦多布在西藏三年的残酷统治，使他不可能得到藏人的忠诚。1718年大策零敦多布进攻那曲营地的清军时，被裹挟的藏族士兵在和清军作战时常常朝天放空枪。清军战败后，相当部分被俘虏的士兵都受到过藏人暗地里或公开的照料。所以一旦清军入藏，本不愿与清军为敌的藏族武装临阵倒戈是很自然的事情。

1720年八月初七，噶尔弼军进入拉萨城东北的墨竹工卡，招降了藏人贵族达尔扎所部三千人。北路清军进抵当雄草原以北时，噶尔弼已分兵进至拉萨城郊。八月二十三日，噶尔弼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即顺利进驻拉萨，这是中央政权的军队第二次进入这座日光城。九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在北路军六千精锐的护送下回到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坐床仪式。

大势已去的大策零敦多布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和清军决战，只好遣散了手下的藏族士兵，率剩余的本部人马沿来道撤离西藏。他一路上不断遭到藏族民众的攻击，等他于1721年回到准噶尔时，几年前出发时的六千精锐部队，只剩下两千多名残兵。

清军第二次入藏作战终于取得圆满的胜利，清军各部吸取了第一次入藏时偏师孤军深入的教训，即使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急于求胜，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作为前线指挥的延信、噶尔弼、岳钟琪等一干将佐自然功不可没，但坐镇后方的抚远大将军王胤祯、四川提督年羹尧等，能放手让部下将领全权指挥并不复杂的行军作战，自己在后方全力组织后勤保障工作，也是这次入藏作战取得胜利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军在留下策旺诺尔布的3000兵马分驻拉萨、日喀则各处后，班师回朝。这次远征西藏成为康熙皇帝生平最后一件开疆拓土的武功。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病逝，享年69岁，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将继续和准噶尔人在中国西北展开新一轮的角逐。

厉兵秣马：西北烽烟再起的前夜

在民间的野史传说中，雍正皇帝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反派角色，至今仍有文学影视作品津津乐道于他如何得位不正。当然，雍正皇帝在位早期为巩固皇权确实做了一系列打击异己、清算政敌的事情，和他同为一母所生的十四弟、远在西北的抚远大将军王胤祯也被召回京城，几乎沦为囚徒。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执政风格刚猛、任事勤勉的雍正皇帝，甫一继位就以雷霆手段革除父亲康熙皇帝晚年为政宽弛而留下的弊政。他一方面整顿吏治，追查渎职官吏的贪污赃款；一方面清查康熙皇帝晚年的财政亏空，改革赋役，完善财政管理制度，以图增加国库的税收。据《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的记载，1719年清朝户部存银达到康熙朝的巅峰值4700多万两，由于西北用兵等种种因素，到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时，只剩27155088两；雍正皇帝继位第五年的1727年，户部存银达到55252900两，完全扭转了康熙末年财政亏空的状况。至于这笔钱的用处，自然还是打仗。

准噶尔汗国在西藏失利的消息传遍了中亚草原和西伯利亚，致使边境上的俄国人和哈萨克人又开始蠢蠢欲动。1720年冬季，俄国军方组织的精干考察队四百五十多人深入斋桑湖企图建立要塞，策旺阿拉布坦只好暂时把精力放在处理西部边境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暂缓了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新征服的青海、西藏还需要清朝花费几年的时间去慢慢消化。

青海和硕特贵族当中，实力最强的罗布藏丹津曾是唯一拥有亲王封号者。此前，1718年九月，为了调动青海和硕特贵族参与入藏战事的积极性，康熙皇帝许诺：“取了土白忒国（西藏），将尔等（指青海和硕特部台吉）内中立汗。” 罗布藏丹津想当然地以为，清朝会帮助和硕特复国，而汗王的最佳人选自然是他罗布藏丹津。清朝成功将准噶尔从西藏驱逐出去后，对青海和西藏实行分治之策，在西藏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由参与入藏战事有功的清方将领策旺诺尔布，以及青海和硕特贵族罗布藏丹津、阿拉善和硕特旗亲王阿宝、西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担任临时执政，这和罗布藏丹津总领青海、西藏的妄想背道而驰。

1721年，清朝再次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改组。除了依旧统兵镇守西藏的策旺诺尔布外，四位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噶伦”都是清一色的藏人贵族。和硕特人被完全排挤了出去。至于青海方面，清朝将多罗郡王察罕丹津晋爵为亲王，令他与罗布藏丹津分管青海和硕特左右翼牧地。连号令青海都无法实现的罗布藏丹津愤懑难平，等待时机和清朝决裂。

1722年十月，罗布藏丹津召集忠于自己的部分和硕特贵族秘密会盟，决定取消清朝所封的亲王、贝勒等爵位，恢复台吉等旧称，密谋恢复和硕特汗国。但这些阴谋被亲清派察罕丹津亲王告发，成了雍正皇帝出兵青海地区的借口。1723年十月，清朝启动出兵青海的计划，在入藏战事中崛起的两位新秀——“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成为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

罗布藏丹津见清朝已有所行动，干脆举起反旗，不少的喇嘛寺庙的僧侣也投入叛乱者的队伍，罗布藏丹津的叛众膨胀到10万人。1723年年底，罗布藏丹津率领部众围攻西宁，切断了内地进入西藏的道路。年羹尧率领所部清军凭借70门子母炮的火力优势，在西宁附近三次击溃罗布藏丹津的叛军。罗布藏丹津见不能战胜清军，就率众西走准备投靠准噶尔。

1724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领轻骑5000、马1万匹出西宁城急行军12天，于二月二十日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发现罗布藏丹津的踪迹。二十一日黎明，岳钟琪率军发起偷袭，将罗布藏丹津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罗布藏丹津仅率少部分随从逃到准噶尔汗国。雍正皇帝采纳年羹尧的建议，在青海编设29个札萨克旗，废除了青海周边的藏族对和硕特贵族的隶属关系，将青海的喇嘛寺庙直接收归清朝政府管理。1725年，清廷又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巩固了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所获得的军事成果。在入藏和平定青海的军事行动中累建功勋的年羹尧，不改其才气凌厉的本性，越发嚣张跋扈起来，屡屡开罪同僚，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连本来想和年羹尧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雍正皇帝，都无法容忍其骄纵行为。这位炙手可热的一时名臣最终被雍正皇帝冷落。1726年，雍正皇帝将年羹尧罢官后赐死。可清朝方面刚清算了处理边务颇为得力的能臣干将不久，西藏那边就发生了一起动乱。

前文提及的那位在清军第二次入藏的军事行动中充当向导的阿尔布巴，因功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之一，但他一心想继续往上爬，因而联合自己的亲信隆布鼐，和清朝任命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康济鼐争夺权位。武人出身的康济鼐指挥过千军万马，却不能领导属下的噶伦们，因此上表清廷表示自己要辞职。雍正皇帝正需要一位亲近朝廷且有带兵经验的官员坐镇西藏，以防止准噶尔卷土重来，是以并没有同意康济鼐的辞职申请。他还特地颁下敕令，明确西藏事务由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这引起了阿尔布巴的强烈不满。1727年六月十八日，阿尔布巴在大昭寺诱杀了康济鼐。之后，阿尔布巴为了斩草除根，又率军到康济鼐在日喀则地区的根据地，想要全歼康济鼐的私人武装。康济鼐的部将颇罗鼐一面积极抵抗，一面上书清朝说明情况，请求朝廷派出援军剿灭阿尔布巴。西藏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为了防止阿尔布巴勾结准噶尔入寇，1728年四月，雍正皇帝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銮仪使周瑛等从川、陕、滇三省调集军队，兵分两路入藏。而颇罗鼐联合阿里地区的驻防部队，向阿尔布巴反击，最终以弱胜强。

1728年六月，颇罗鼐进军拉萨，擒斩阿尔布巴、隆布鼐及其他党羽17人。西藏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乱又恢复稳定。雍正皇帝晋封颇罗鼐为贝子，令其协助清朝驻藏大臣衙门办理藏区军政及宗教事务，加强了清朝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在清朝专力于处理西藏问题时，因纵欲而罹患梅毒的准噶尔汗国君主策旺阿拉布坦于1727年去世，享年64岁。策旺阿拉布坦的长子噶尔丹策零继承珲台吉之位。这位新君甫一上台就忙着清理门户，铲除异己。整个准噶尔汗国陷入一场重新洗牌的政治斗争中。

岳钟琪奇袭罗布藏丹津

1720年，清朝将准噶尔驱逐出西藏后，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当时负责入藏军事行动的清军最高统帅抚远大将军王胤祯不久就移师甘州，而驻屯巴里坤的清军西路军拿下了准噶尔汗国重镇乌鲁木齐城。不久后，康熙皇帝病重去世，攻灭准噶尔的军事行动不得不中止。但清廷为了日后用兵之便，并没有撤销北路军和西路军的建制。策旺阿拉布坦的撒手人寰，让雍正皇帝觉得找到了一举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千载良机。再次和准噶尔开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落实当中，紧邻准噶尔的漠北草原和甘肃、哈密等处成为清朝备战工作重点开展的区域，至于备战工作的中心，自然还是后勤保障问题。

怡亲王胤祥画像

康熙末年，清朝出于巩固对漠北草原的控制的需要，已经在漠北地区大修官道，将地处要冲的驿站升级为兼具传递消息、囤积粮草、驻扎军队、战时充当军队指挥所的军台站，防御设施和功能比驿站更齐全。这些军台站每站可配备50到700名不等的守台军士，备马一百到上千匹。有的大型军台甚至可以容纳万人，与要塞无异，如1719年在乌里雅苏台南部修筑的察罕廋尔军台站；位于科布多附近，曾经是噶尔丹屯田备战要地的乌兰固木军台站，最多时竟驻扎过3万清军！将这些星罗棋布的军台站连接起来的道路，就是由山西旅蒙商人开辟出来的商道。在康熙三征噶尔丹期间，出钱又出力支援清军后勤补给的晋商集团，成为清朝新一轮备战工作的重要助力。

1727年，在怡亲王胤祥的建议下，雍正皇帝启用了著名的晋商范毓馪参与到驻扎漠北的清军北路军后勤补给线的建设中。曾经在1721年就为北路军输送过粮草的范毓馪，常年奔波在漠北经商，对当地的地理条件极为熟悉。为了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好雍正皇帝这个铁打的靠山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范毓馪不仅“以家财运饷万石”，更是积极为改良清军传统的驮运方法和制定运输队行程路线出谋划策。在他的倡议下，清军的后勤运输部队因地制宜，针对漠北草原的地理气候状况，摒弃了传统的骡马驮运法，采用了骆驼队为主、牛车队为辅的全新运输方法。这些后勤运输队伍所要走的运输路线，以内地的张家口、漠南的归化城为起点，经漠北草原南端的苏吉布拉克驿站，再向西北到达塞尔乌苏军台站。之后，分作两条路线：一条沿旧商道向北到达库伦，然后从库伦向西经鄂尔昆城和额尔德尼昭到达乌里雅苏台，这条线路因在杭爱山北，所以被称为山后线；另一条折向西北，经翁金军台站，从杭爱山以南过推河城，到达乌里雅苏台，这条线路因在杭爱山南，所以被称为山前线。此外，在山后线更往北处，还有一条从库伦直达乌里雅苏台的运输线，这条线路所经地方水草较充足，所以清军在此全部采用牛车运输，因而这条最北端的线路又被称作牛车线。从乌里雅苏台西出后分作两道，北道直达科布多，南道穿过阿尔泰山后可通往清朝西路军驻扎地巴里坤。由张家口、归化城到科布多，全程六千六百多里路，顺利的话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间，这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和高速公路的古代，已经是很高的运输效率了。从内地出发前往漠北的驼队，除了驮运枪炮军械等，主要还是运输米粮供应军士食用。至于作战所需的骡马和牛羊等肉畜，则可以从当地喀尔喀蒙古各札萨克旗采买征集。

雍正年间西北前线的后勤保障运输道略图（参考自秋原《旅蒙商述略》）

西路军方面，川陕总督岳钟琪于1727年六月十九日上奏雍正皇帝，提出了七条备战建议，内容涵盖了用兵方略、出击时间、战术训练、粮饷及战备物资筹集等各个方面。除了第五条“火器宜修造”中，关于动用陕甘两省的结余公款为陕甘驻防清军添置鸟枪两万杆的建议，因超越了岳钟琪的事权而执行情况不明外，其余建议均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得到落实。此外，朝廷还拨款在嘉峪关到哈密的沿途增设27座军台站；采取屯田和采购粮食相结合的方式补充军需主粮；在河西设立马场，牧养从鄂尔多斯、陕甘及内地采买征集的牛羊等肉畜和战时所需骡马。

有了完备的后勤，还需要有战斗力的部队。清军中的精锐，就满洲兵而言，首推京师八旗，其次是精于骑射的黑龙江索伦猎手。这两支部队被充实到了漠北的北路军当中，雍正皇帝拨款10余万两白银，为装备简陋的2000名索伦兵丁每人添置鸟枪一杆及其他装备。这2000多人每年的粮饷花销达到59000多两白银。至于汉人组成的绿营里，战力最强悍的就要数兵员额高达9万多人的西北陕甘绿营，西路军编制内的26500名官兵里，陕甘绿营兵就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健儿，成了清朝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准噶尔军作战的主力。

清初，在对外战事中往往由爱新觉罗宗室王公甚至皇帝本人统军出征。康熙皇帝年轻时，为消灭噶尔丹这个强敌屡屡御驾亲征；晚年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依旧派遣自己的儿子和宗室子弟完成“驱准保藏”的伟业。但雍正皇帝却没有父亲康熙皇帝这样的条件。

首先，雍正皇帝继位时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常年忙碌于繁杂的政务，使这位身体本来就不硬朗的皇帝更加虚弱，自然无法御驾亲征。其次，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康熙皇帝相比，雍正皇帝的兄弟里并没有熟悉军务、能充分信任的亲王可供驱使。已经被改名为允禵的“驱准保藏”主帅胤祯被发落到埋葬康熙皇帝的景陵充当守墓人；雍正皇帝能信得过的怡亲王胤祥、果郡王允礼都身体不好，得协助雍正皇帝处理内政。雍正皇帝自己的3个儿子年少，不谙军旅；宗室子弟里，前平逆将军延信因为政治原因此时正被幽禁，不可能被启用，只有一位代善的后裔顺承郡王锡保可以应征。到头来，雍正皇帝能依靠的，主要还是岳钟琪、傅尔丹等久驻边地的将领们。

清朝方面已经磨刀霍霍，准噶尔汗国的新一代君主噶尔丹策零也不是善茬。这位32岁的准噶尔珲台吉掌控政权的能力并不输于雍正皇帝。他推出了一项新的改革：从汗国的24个鄂托克里挑选部分健壮者及其家属，增设21个“昂吉”，任用一批亲信贵族加以统领。“鄂拓克游牧之地环于伊犁，昂吉游牧之地又环鄂拓克之外。” （传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十九》） 这21个昂吉分布于准噶尔汗国境内东起阿尔泰山山脉、西至塔拉斯河流域、横跨天山山脉南北广大区域的各军事要地周围，并在指定牧场内游牧，以便于准噶尔珲台吉加强对各地的控制。

关于准噶尔汗国军队的规模，历来众说纷纭。根据曾经在准噶尔汗国进行外交活动的俄国炮兵大尉温科夫斯基在《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中的记载，在策旺阿拉布坦时代，准噶尔汗国的武装力量达到六万余人，紧急状态下可动员近十万兵力。日本学者宫脇淳子在《最后的游牧帝国》一书中提到，到噶尔丹策零时代，准噶尔汗国拥有八万军队，这八万军队大部分被纳入二十一“昂吉”编制内。在这二十一个昂吉中，准噶尔本部昂吉六个，兵力三万余，兵额接近准噶尔汗国常备军的一半，战力也最为强悍。如大策零敦多布等宿将所领鄂托克，即被大部编入昂吉当中。此外，在准噶尔汗国境内游牧的其余卫拉特部落亦从鄂托克中抽调精锐编设昂吉，其中和硕特部昂吉一个，土尔扈特部昂吉两个，杜尔伯特部昂吉三个。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杜尔伯特部附庸的辉特部所拥有的昂吉数达到九个之多，甚至超过了准噶尔昂吉的数目。当然，昂吉并不是完全脱产的职业军队，它的性质或许更类似于明朝的军户。根据清人记载：“准部一切供赋及重大差务则鄂托克承输。若零星供给，合二十四鄂拓克、二十一昂吉均输焉。” （传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十九》） 即准噶尔汗国本部游牧区的贡赋徭役主要从二十四鄂托克中征收，二十一昂吉编户只需要向汗庭提供小部分的日常物资。除了税务徭役的优惠待遇，昂吉编户在战时还能获得来源于二十四鄂托克、天山南路和布哈拉等城邦提供的军需物资。

昂吉内部分工明确。昂吉中的成年男丁平时专注于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准噶尔珲台吉调遣投入战场，日常游牧生产活动则由其眷属、牧奴来完成。在游牧政权的社会里，长期存在兵民不分的状况，各社会单位中的成年男丁平时为牧民，战时则拿起武器变成军人。这也是为什么汉文史料里，某些人口不过百万的游牧部落依然能拥有“控弦之士数十万”的原因。噶尔丹策零所推行的昂吉制度，既有削弱汗国各个异己游牧封建主势力、巩固君权的考量，也是一次打破游牧政权兵民不分传统的有益尝试。昂吉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准噶尔汗国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清朝军队此时要面对的准噶尔军团，恐怕会比策旺阿拉布坦时代的更难对付。然而，清廷上下却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728年，雍正皇帝遣使准噶尔，重申此前一直向准噶尔方面提出的遣返罗布藏丹津等反清分子的要求，被噶尔丹策零拒绝。1729年三月，雍正皇帝晋升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率西路军；晋升北路军统帅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令二人分统所部出师作战。

岳钟琪像，清代叶衍兰绘

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在祭祀太庙时亲自撰写祭文，声称要对“为蒙古之巨害，中国之隐忧”的准噶尔汗国“迅行扑灭”。皇帝战意坚决，下属的文武大臣也对即将要开始的战争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就连一向在官场上以低调、务实闻名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也在1729年六月上疏雍正皇帝，列举了未来的战争清朝必胜、准噶尔必败的十条理由，仿佛已经胜券在握：“臣叠蒙指授庙谟，至周极备。约举王师之十胜，决逆夷之必败：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宽舒，机宜之详密。凡此全胜之宏略，咸出圣心。臣得效奔走之微劳，便成殊绩。臣知指日荡平，献俘奏凯，以报国恩。” （《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六月）

朝野上下一片主战声浪中，唯有权臣鳌拜之孙、满洲正蓝旗前锋统领达福提出异议，他向雍正皇帝进言：“策零（此处应为昭梿笔误，实指策旺阿拉布坦）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臣未见其可。”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 雍正皇帝正做着扫平准部、一统蒙古的黄粱美梦，对于达福的忠告置若罔闻。

1729年年底，为便于处理西北军务，雍正皇帝特意设立了军机处，任命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等主持军机处日常工作。在清朝君臣上下一片乐观的氛围中，清朝和准噶尔的第三次交手拉开了序幕。

埋骨胡尘：和通泊畔的遍地遗骸

北路军统帅傅尔丹接到雍正皇帝的谕令后，立即率北路军前出至乌里雅苏台南的察罕叟尔设立大营。为了迷惑准噶尔人，北路军的官兵们没有在科布多和乌兰固木这样的军屯重镇集结立营，而是伪装成每三年更换一次的边防哨卡戍守兵，在扎布汗、特斯等处建起哨卡，分散驻守。1730年春，傅尔丹上奏雍正皇帝，呈报了北路军的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以8000人的兵力分兵四路，每路2000人，从布尔干、布鲁尔、库列图岭、奇兰河穿越阿尔泰山后，会合西路军直捣准噶尔汗国本土。（全文参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报密查四路统领大臣之调遣折。）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要想保证不被外人察觉出意图，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先是1729年六月，3名喀尔喀蒙古人越界跑到准噶尔地界，透露了清朝大军即将出兵的消息；接着，带领商队前往肃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准噶尔人特磊，亲眼看见清军西路军出兵的情状并立即向噶尔丹策零报告。这些突发情况迫使雍正皇帝在几番犹豫后，最终决定暂停原定的军事行动。1730年秋，雍正皇帝召回西、北两路大军主帅岳钟琪、傅尔丹，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这将近一年的时间，给了准噶尔汗国调兵遣将的机会。

噶尔丹策零接到特磊的报告后，决定先发制人：“我等不可迟缓，火速出兵。在（1730年）正月先劫取他们的马匹，在围困他们的人，料为容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730年十月开始，准噶尔军就迫不及待地率先发起进攻。清军西路军在巴尔库尔、青海噶斯口岸各处都遭到了准噶尔军的袭击。十二月，更大的败报传来。准噶尔军再次祭出盗马战术的法宝，兴兵2万洗劫了清军西路军设在哈密和巴里坤之间的科舍图岭牧场。清军阵亡3243人，损失牲畜122557头。

之后，准噶尔军挟战胜之威，继续窜扰哈密城东的塔尔纳沁、青海的哈吉尔卡伦等处，一直深入到柴达木盆地以南的德布特尔。虽然清军在肃州镇总兵樊廷等将领的指挥下最终击溃准噶尔军，但准噶尔军的袭扰使清军西路军蒙受了极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急报如雪片般送到北京。雍正皇帝针对准噶尔的盗马战术，采取了新的策略：步步为营，筑城进逼。十二月二十日，雍正皇帝颁布上谕：

“朕思：于西路巴尔库尔，北路卡伦之外各筑一城，驻扎大兵，不时派讨伐之兵袭击，惊扰其（准噶尔）众，贼必撤彼游牧，远退藏匿。我军再进数百里，更筑一城。照此一年后，复进数百里，再筑一城。进博尔塔拉后，两路兵彼此计议应援，各筑一城，以我大兵驻扎。其前所筑之城，再量拨官兵前往，递相移驻。各于筑城处垦种以充军粮；将全数驼马、牛羊，无事时择地放牧，若有事全数收拢入城。贼队既无所获，我兵一出，袭取其行装、牲畜。况贼怎敢越我兵驻扎之城而来？其力渐窘，其众必离……我兵进剿，直捣其巢。不出三四年，贼必不能逃过天纲矣。”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上谕档》雍正八年腊月二十二日谕）

具体说来，就是要岳钟琪、傅尔丹两路清军派出机动部队袭扰准噶尔游牧集团的同时，每路在各自的作战区域内分别修筑三座土筑砖包的大城，城防结构包括瓮城、角楼、城壕等，设施齐全。这三座大城附近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还分布着几座卫星城和数十座炮台。如此依托这六座大城步步蚕食，西、北两路军可于三年内会师于准噶尔的腹地博尔塔拉，成为插入准噶尔汗国腹心的尖刀。这一套筑城进逼的策略倒是和俄国人在准噶尔北方牧场的扩张手法不谋而合。区别在于，清军的这一整套筑城计划具体实施起来所花费的成本相当高。根据傅尔丹于1731年春呈送给雍正皇帝的报告，筑城计划中仅在额尔齐斯河修筑的第二座大城及其卫星城堡和炮台群，就需要配备15000名后勤保障人员、26000名作战人员、鸟枪5000杆、子母炮300门、威远将军炮60门。（转引自张建《和通泊之役与大清国的边务危机》。）

准噶尔军擅长野战，但攻坚能力方面一直是短板。是以在和俄国的冲突中，准噶尔人长期只能坐视俄国人利用堡垒点、线、面结合，蚕食北方领地而徒唤奈何。噶尔丹策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勒令在斋桑湖之战中俘虏的瑞典籍俄军炮兵准尉列纳特，带领亚梅什湖之战中被俘的俄国技师，采用欧洲人的铸炮技术，为准噶尔军铸造大炮，共制造了7门铜炮和3门臼炮。他还在准噶尔传统炮兵“包沁”之外又建立了一支欧式炮兵部队，但这支初建之师的装备还是以长于野战的轻型火炮为主，依旧缺乏可以担当攻坚使命的重炮。不难想象，倘若雍正皇帝能够坚定不移地将筑城进逼的计划进行到底，将会对准噶尔汗国造成多大的威胁。

《皇朝礼器图式》威远将军炮，由戴梓根据“冲天炮”改进

1731年二月，雍正皇帝在给傅尔丹奏折的批复中表示，要继续增派京师八旗和地方驻防八旗兵充实北路军的军力。预计到1731年秋，北路军察罕廋尔大营的兵力将从两万余人增添至四万余人。1731年四月二十五日，傅尔丹在科布多河以西修筑了北路军西进计划中的第一座大城，西路军也已经前出至巴尔库尔筑城；到1732年，北路军可以推进到额尔齐斯河，西路军可以推进到乌鲁木齐，形成掎角之势让准噶尔人腹背受敌。但正当两路大军的筑城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雍正皇帝又改变既定方案。原因是噶尔丹策零几次袭扰清军作战区域都在西路军的防区，这就给雍正皇帝造成了一种错觉：哈密、巴里坤等处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仍然会是准噶尔军重点进攻的目标，那么清朝是否可以趁准噶尔后方空虚的当口“分贼力于一方，指示进剿另一方”呢？

在这种主观臆断思维的主导下，雍正皇帝急不可耐地命令傅尔丹必须于1731年七月完成科布多的筑城工作，而后举精兵6000于同年八月奔袭额尔齐斯河的准噶尔牧地。可是实际上，噶尔丹策零已经准备掉转矛头对付清朝的北路军了。

1731年五月，从准噶尔逃脱至科布多的被俘清军西路军士兵蓝生芝报告称，准噶尔已在阿尔泰山集结兵力，欲攻北路。这时，准噶尔军还在大举进攻吐鲁番东部清军西路军驻守的鲁谷庆（今鲁克沁）。准军声势浩大，鲁谷庆的清军被围困了四十多天。西路军战区急如星火的奏报使雍正皇帝更加坚定地相信：准噶尔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仍将主攻哈密、吐鲁番地区。是以清朝方面对蓝生芝的报告采取了冷处理。

六月初三，在距科布多筑城地不远的乌苏图舒鲁克卡伦驻防的清军抓获一名准噶尔人塔苏尔海丹巴，他供称：“本年正月，我台吉噶尔丹策零传令准噶尔之众，出三万兵约于五月初，合兵于奇兰之地……小策零敦多布统率驻扎之兵，原号称三万，但未全至。现罗布藏策零（噶尔丹策零的妹夫）属下一千六百兵耽延未至外，又有千兵未到。现仅有兵二万余。”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雍正九年六月十八日） 基本证实了此前士兵蓝生芝的报告。

机不可失，傅尔丹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行动，趁准噶尔军尚未完成集结之际速迎掩杀，袭扰准噶尔军，挫败其战略意图，挽回科舍图之战落败后清朝一方的被动局面。在没有上报给雍正皇帝的情况下，六月初九，傅尔丹以都统衮泰、总兵胡杰、参赞大臣陈泰等率满汉官兵9300余人留守科布多；又令顺承郡王锡保等至特斯卡伦等处勘测地形；傅尔丹自己亲自率领包括京师八旗、山西右卫八旗、盛京八旗、黑龙江驻防八旗及索伦猎手等鸟枪骑兵在内的1万精兵，轻装出发。随军的将领巴赛、查弼纳、马尔齐、塔尔岱等均是久随傅尔丹征战的沙场宿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六月十六日，傅尔丹率军行经扎克赛河时，抓获准噶尔牧人12名，其中一名叫巴尔喀的供认：“今小策零敦多布身边之兵仅千，我兵并未立营驻扎，俱随水草分驻……号称备兵三万，尚未全至。今陆续而来，已到实数不知。大概估计，多半已至……”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小策零敦多布是大策零敦多布的堂侄，号墨尔根代青，原本率领自己的昂吉驻牧于喀喇沙尔一带（今新疆焉耆），监控天山南路各回部城邦。战争爆发后，他即被噶尔丹策零调到汗国东线与清军作战。在准噶尔进攻哈密等处的多次军事行动中，小策零敦多布都当仁不让地充当急先锋。此次，准噶尔进攻清军北路军防区的战事，本是由大策零敦多布、多尔济丹巴父子和小策零敦多布共同领军，但年事已高的大策零敦多布于途中患上眼疾，由他统率的近万部队行军被耽搁，所以原定的三万部队并未按时集结完毕，只有小策零敦多布率领自己的私兵一千多人到达阿尔泰山麓的察罕哈达以东地区。对于傅尔丹而言，这真是绝佳的立功机会。小策零敦多布在准噶尔的名气仅次于大策零敦多布，如果能将他击斩或生俘，将会对准噶尔军的士气起到极大的打击作用，也是挫败准噶尔进军图谋的有效方式。于是，傅尔丹取消原定进攻游牧在图鲁图绰尔的准噶尔人牧群的行动，改为直接进攻察罕哈达的小策零敦多布本部。

六月十八日，清军急行军两日后到达博克托岭（今蒙古国科布多市以西50公里处的和塞尔赫山）下的图尔巴图湖。由参赞大臣苏图等率领的1000名京师八旗兵首先和正在此地放牧的准噶尔军发生遭遇战，这时的准噶尔军已经在此聚众近万人，不过由于分散驻牧，反而未能对清军形成兵力优势。之后，清军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准噶尔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只能边打边走。此后连续两天的激战中，清军紧紧追在准噶尔军后面不断发起攻击，一直追到距离科布多大营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和通泊。

六月二十一日，正当傅尔丹狂飙突进之时，大、小策零敦多布聚集的3万人马抵达和通泊战场外围。形势顿时逆转——准噶尔军对清军形成了3：1的兵力优势。

二十一日下午，傅尔丹和手下众将商议后决定率部后撤，清军以前锋统领定寿、副都统苏图、觉罗海兰等领1000兵在东，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塔尔岱领1000兵在西——两路人马负责殿后，傅尔丹自率主力8000人在前。清军撤退当晚即于路上遭遇狂风暴雨，担负殿后任务的定寿部1000人行动迟缓，被准噶尔军追上包围。素有勇名的小策零敦多布一马当先，率领亲卫部队200骑突击定寿部，深受鼓舞的准噶尔军士兵也争先恐后地杀入战阵。定寿部清军骤然陷入血战，随身携带的少量弹药箭矢又很快用完。六月二十二日，殿后的两支清军分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西路定寿部全军覆没，定寿本人自尽、马尔齐等以下高级将官全部战死，仅有觉罗海兰突围而出。

和通泊之战

歼灭定寿部后，准噶尔军开始进攻傅尔丹亲率的主力部队。列纳特所统领的欧式炮队也赶到战场。在准噶尔军准确而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清军伤亡惨重。由索伦猎手为主体构成的黑龙江兵丁虽然单兵作战素质极高，但整体纪律较差，首先溃营而去。六月二十三日，察哈尔八旗、土默特、喀喇沁等数千蒙古兵丁也在准噶尔军的猛烈冲击下溃散，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竟投降了准噶尔军。最后，只剩傅尔丹亲率的京师八旗依旧在抵抗。战至二十五日，傅尔丹知败局已定，遂率领建制尚存的4000名八旗兵列成方阵，护卫随军的火炮等辎重物资突围。准噶尔军不顾可能遭遇清朝援军的危险，一路上死死咬住傅尔丹部，不断发起进攻，而清军边打边撤。此前一直反对雍正皇帝西北用兵的参赞大臣达福到了真正的战场后，倒是以命相搏，亲自断后，最终战死疆场。二十八日，清军撤至哈尔哈纳河，仍未摆脱紧追其后的准噶尔军。傅尔丹为了加快撤退的速度，命令部队扔下辎重物资，随后分作两路，一路由傅尔丹统率，一路由辅国公巴赛统率，继续向科布多方向回撤。七月初一，傅尔丹亲统的两千残余清军终于撤回科布多；巴赛一路却在准噶尔军的围追堵截下全军覆没。副都统塔尔岱在奋力保护主将傅尔丹突围的过程中，受重伤掉队，幸亏其坐骑得力，这匹忠心的战马一路驮着濒死的主人不离不弃，使塔尔岱终于在七月初七成功脱险，返回科布多。

和通泊之战清军官兵损失表 （选自张建《和通泊之役与大清国的边务危机》）

和通泊一战，清军在作战中阵亡及被俘者有6923名，303名官兵在溃败时被杀或遭俘虏，总共损失官兵达7226人，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2000余人——战损率达到参战兵力的70％！惨烈程度堪比1652定南大将军尼堪被击毙的衡州之战，被美国的中亚史学家斯塔尔认为是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

要提到的是，向来被主流史学界认为“衰弱不堪战”的满洲八旗兵，大部分官兵在和准噶尔军交战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逼得小策零敦多布亲自披挂上阵。尤其是荣誉感和内部凝聚力极强的京师八旗，更是一直浴血奋战，用沉重的伤亡代价使清军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参战的清军将佐18人中，除去投降的衮布以外，只有突围逃脱的傅尔丹、德禄、塔尔岱、承保等幸存，余者尽殁于沙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殉国者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名臣之后，他们能在危难之际选择以决死的惨烈方式向国家效忠，没有辱没祖上的名声。

论及清军惨败，清代史家多将其归咎于傅尔丹勇而寡谋，轻信准噶尔降人的伪降而贸然出兵，导致大军中伏；至于那两位被清军俘虏的准噶尔牧民塔苏尔海丹巴和巴尔喀，则被视为准噶尔军的间谍。从前文所摘录的这两位投降者的供词来看，并没有什么隐瞒的地方；尤其是巴尔喀在供认小策零敦多布身边仅有千人的同时，也告知清军准噶尔的后续部队有可能已经集结完毕的情况，这实在不像是诈降者所为。

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三》中曾编造了一段逸事。制定对准噶尔的作战计划时，雍正皇帝曾令西路军主帅岳钟琪和北路军主帅傅尔丹“会议进兵策”，岳钟琪亲赴傅尔丹军营，看见傅尔丹的中军大帐里挂满了锋利的刀剑长矛，岳钟琪不解。傅尔丹颇为自得地说：“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岳钟琪听后的反应是“笑而漫应之”，等离开傅尔丹的军营后他才对部下感叹说：“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这则故事为傅尔丹贴上有勇无谋的标签提供了极好的注脚，将傅尔丹这位方面军主帅的形象矮化成了敢死队长式的莽夫。

客观地说，傅尔丹在战前趁准噶尔军立足未稳，对小策零敦多布发起斩首行动的想法并不能算错。只是他在实现这个作战目标的过程中，对所获取的情报缺乏理性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又没有做出充分的估计。全军战败后，身为主帅的傅尔丹当断不断，依旧命令部队携带严重妨碍行军的辎重撤退，结果是行军速度缓慢的清军一路被准噶尔军围追堵截，付出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诚然，作为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傅尔丹并不优秀，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归类成不识军务的莽撞之人。

和通泊之战清军阵殁大员表 （选自张建《和通泊之役与大清国的边务危机》）

此外，清军驻守科布多后方的部队未及时发兵救援，也是造成和通泊一战清军惨败的重要因素。从1731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就有溃逃的清军士兵回到科布多，留守科布多的都统衮泰急忙调遣各处军台站的驻守清军准备西进救援傅尔丹，但是响应者寥寥。扼守科布多河以东的参赞大臣陈泰，更是畏敌如虎，竟率领帐下3000名骑兵向东逃窜。失去了这支科布多附近最强悍的野战力量，衮泰的救援计划也就胎死腹中了。陈泰的父亲是康熙朝在昭莫多击溃噶尔丹的名将费扬古，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但陈泰却没有继承乃父的优秀军事才能。后来，雍正皇帝追究战败责任时，陈泰被撤职囚禁。

前文已述及傅尔丹进军并非奉命行事，而是自行其是。直到1731年七月初五，雍正皇帝才在岳钟琪的奏折里大概得知了傅尔丹所部被准噶尔军围困在和通泊的消息。不过，这并不代表雍正皇帝对和通泊一战清军战败就没有责任。雍正皇帝在继位前后，并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在主持军事战略方面，只能盲目复制前人的经验。此前，1720年清朝北路军在屡屡翻越阿尔泰山对准噶尔的作战中不断取胜，使雍正皇帝深信“尊圣祖父皇先年奇谋，派出攻击之兵”必能奏捷。是以雍正皇帝在历次军事计划调整中，唯一不变的一条宗旨就是倚重北路军。由于北路出击必胜的信念过分强烈，他根本不相信准噶尔人有胆量向北路军发起进攻。这种墨守成规、过分自大的想法也存在于北路军统帅傅尔丹及其麾下的部分将领脑中。应该说，死抱着过时的军事信念而不思变通，才是和通泊之战清军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1729年到1731年，在准噶尔军多次袭扰边境的军事冲突中，雍正皇帝想出了克制准噶尔军常用战术的方略，却始终没能准确地预判准噶尔军的战略意图。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取消已经制定的战略预案。没有充分了解敌方战略意图，就对军事战略决策部署随意调整，实在没有任何意义。最高统治者朝令夕改的多变指示，必然会导致手下军队统帅的跟风盲动，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军事灾难。

《皇朝礼器图式》中的清军将官布面甲

作为雍正皇帝真正的对手，噶尔丹策零却有过自统一军、南征北战的长期历练，极具军事才能。和雍正皇帝对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断更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始至终，准噶尔军对清朝的作战目标从未变过，就是通过传统的盗马战术削弱化解清军进攻的能力，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尽可能围歼或重创清军野战部队。科舍图牧场的作战使清朝西路军损失了大批的牲畜，和通泊一战又重创了清军北路军的野战兵团，接下来，准噶尔军将会把更猛烈的战争之火倾泻到清朝的国土上。

骁将折鞭：准噶尔兵败额尔德尼昭

由于道路闭塞，傅尔丹战败的消息并没有很快传到哈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对傅尔丹一路军事行动的预判充满乐观，认为：“傅尔丹及从征官兵奋力剿杀，自必破围取胜，惟是贼夷此番倾众来犯北路，必以西路军营上年遭其骚扰、驼马缺乏，难以进击，因有轻视西路之心。” （《清世宗实录》雍正九年七月） 是以清军北路军在和通泊遭遇惨败时，岳钟琪正在筹划趁准噶尔军主力北上阿尔泰山之际，奇袭乌鲁木齐。得到雍正皇帝的批准后，岳钟琪与提督纪成斌等率军于1731年七月十二日离开巴里坤向乌鲁木齐进击。负责牵制清军西路军的准噶尔军将领库克辛玛木特、色布腾台吉两人手上只有数千兵力，无法和清军抗衡，因而被清军击败。

七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抵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两天路程的纳林河，准噶尔军已经远遁。为防止准噶尔军包抄清军后路，岳钟琪见好就收，率军撤回巴里坤大营。这次长途奔袭虽然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但是这种局部战场上的战术性胜利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漠北战场，清军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和通泊之战的胜利使噶尔丹策零底气倍增，于是便准备效法其叔公博硕克图汗，深入漠北袭扰喀尔喀。傅尔丹从和通泊败回科布多后，加紧完善科布多城防。

八月十一日，大、小策零敦多布等率军袭击科布多。傅尔丹手中虽然重新集结了15000人的兵力，但刚刚经历大败的清军士气低落，显然不可能再出城野战。傅尔丹只好坚守不出，坐视准噶尔军劫掠城外后扬长而去。这时的漠北草原已经陷入动荡之中，清军惨败于准噶尔军的消息已经如风一般传遍了喀尔喀各部，喀尔喀蒙古人大哗，“运米，运官物之喀尔喀众无照看而动摇，驻卡伦、驿站处之喀尔喀众推脱，各自丢弃差事，驱赶马匹逃逸者甚众，致卡伦、驿站曾经中断”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路军最大的运输中心察罕廋尔军台城屯粮二十多万石，却只有两千多兵士把守，一旦准噶尔军深入至此，后果可想而知。幸亏顺承郡王锡保果断处置，增调正在各处军台站准备开拔到科布多的官兵入城驻守，还行文各路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命令他们向靠近军台和要塞处游牧。这一番部署之后，清军总算暂时稳住了局面。

北路军和通泊大败，令雍正皇帝垂泪不已。这场败仗不仅让他期望通过短线突击改变清准双方战略态势的设想被打破，就连他此前苦心谋划的筑城进逼之策也失去了实施的条件。1731年七月十三日，雍正皇帝任命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土拉河一带防守。清廷准备在北起察罕廋尔，经扎音拜达里克军台站，南到内蒙归化城一线构筑一条纵深防御线。

在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1731年十月，清军后勤人员将科布多城储存的88万两白银和23000石军粮转运完毕后，傅尔丹奉雍正皇帝之命放弃科布多城撤往察罕廋尔。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战争里，清军在北路战场将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其时，先前被安置在漠北推河城一带原属噶尔丹余部的准噶尔人，已经和东征的准噶尔军阴谋勾结，已故辅国公丹济拉的儿子、固山贝子多尔济色布腾更是伙同茂海（另一位康熙年间降清的噶尔丹侄子阿拉布坦的后裔）等公开和准噶尔军联合起来，劫掠清军的驿站和军台，察罕廋尔以南的清军军台站几乎失陷殆尽，维系着漠北清军生命线的交通要道面临断绝的危险。

当时的形势对准噶尔汗国极为有利，噶尔丹策零也企图借此机会全面控制漠北草原。他命令大策零敦多布将一些和通泊之战中生俘的喀尔喀蒙古人加以释放，委托这些俘虏把噶尔丹策零准备的礼物送给各自所属的喀尔喀蒙古王公。他试图把喀尔喀蒙古上层贵族们拉拢到准噶尔一方，从而将清朝排挤出漠北。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竟然用火与剑作为回答。

此前，1702年十二月，康熙皇帝召见准噶尔降人头目丹津阿拉布坦时曾说：“喀尔喀人才庸劣，不及尔厄鲁特（指准噶尔）。” （《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 在内部倾轧中好勇斗狠，面临外敌入侵几乎逢战必败的喀尔喀蒙古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不过，出于统治漠北的需要，清朝还是像对待内蒙的王公那样，通过联姻等方式笼络喀尔喀蒙古的上层贵族。比如土谢图汗部的札萨克和硕智勇亲王丹津多尔济、和硕郡王策凌就都娶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子，成了清朝的额驸，其中又以策凌的亲清立场最坚定。

策凌的曾祖父是成吉思汗的二十世孙图蒙肯台吉，其部众原本游牧于塔米尔河一带。噶尔丹东侵时，1692年，策凌的祖父丹津率领部众投奔清朝，受到康熙皇帝的亲切召见，当时还是少年的策凌也在被召见的行列。康熙皇帝对少年策凌极为看重，不仅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汉名：轻车都尉）的爵位，在北京城赐予居室，更将他接入内廷和皇子公主们一同接受教育。在康熙皇帝的直接关怀下，策凌成长为文武兼备的有为青年。

1706年，康熙皇帝将自己的女儿、22岁的和硕纯悫公主嫁给策凌，使其在喀尔喀王公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和硕纯悫公主1710年就因病逝世，但感于清朝皇室对自己的荣宠，策凌一直极力维护清朝在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1715年，策凌率其部众从军，开往北路防御准噶尔。1720年乌兰呼济尔之战中，策凌被委以先锋重任，随即因战功被晋封为札萨克。他在作战中目睹喀尔喀蒙古兵纪律散漫、没有战术性等弱点，遂努力整顿军伍，使自己的部众成为清朝在漠北的一支劲旅。

不过，因为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东侵时的拙劣表现留给清朝统治者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所以清朝并不信任喀尔喀武装。雍正皇帝决策西北用兵时，已经升为和硕郡王的策凌和土谢图汗部的丹津多尔济、札萨克图汗的策旺扎布两位亲王都被任命为靖边副将军，并未参与核心军事决策。他们手下的兵丁更多承担的是修路、运米这些后勤保障工作。

到了和通泊之战后漠北陷入大动乱的关键时刻，已经代替被罢免的傅尔丹成为北路清军统帅的新任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正奉命镇守察罕廋尔。他决定启用喀尔喀武装对抗准噶尔军。策凌等喀尔喀王公及其麾下的兵丁们，终于有机会向雍正皇帝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策凌画像

1731年九月，策凌和丹津多尔济等奉顺承郡王锡保之命，率喀尔喀武装在鄂尔海西拉乌苏、苏克阿尔达呼等地，击退入侵的数千准噶尔军。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策凌又携手丹津多尔济，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在鄂登楚勒击败大策零敦多布，大策零敦多布麾下勇将喀喇巴图鲁宰桑以下数百人阵亡。这迫使原本打算东进到克鲁伦河饮马的大策零敦多布不得不率部暂时撤回阿尔泰山过冬，漠北的危机终于得以缓解。

雍正皇帝对参与战事的喀尔喀王公们大力褒奖：赏给丹津多尔济白银1万两，就连坐镇后方协助锡保办理军务的策旺扎布也获得了5000两白银的奖赏，力主让喀尔喀武装参与正面对敌的锡保也被晋封为顺宁亲王。至于策凌，不仅被晋封为和硕超勇亲王，雍正皇帝还将包括塔米尔河在内的土谢图汗西部19个札萨克旗授予他别作一部，策凌的部众由此获得了和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完全平等的地位。策凌的曾祖父曾被授予“赛音诺颜”的称号，因此这个分布在喀尔喀中路的新部落又被称为“赛音诺颜部”。

雍正皇帝此举，固然有削弱势力冠绝漠北喀尔喀三部的土谢图汗部、大力扶持亲清势力这一层意图，但也表达了清廷对策凌在严峻局势下力挽狂澜的肯定。从此，策凌等喀尔喀王公得以获得仅次于靖边大将军的事权。清廷则借着喀尔喀武装击退准噶尔军、局势缓和的当口，不断增兵于察罕廋尔至归化城沿线军台，以迎接准噶尔军的反扑。

到了1732年三月，仅扎克拜达里克这个战前的中等军台站就成了驻军达一万八千多人的要塞。为了防止准噶尔人挟持喀尔喀蒙古的最高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二世活佛，清朝还于1732年初将他从漠北迁到多伦诺尔避难。

赢得了军功和荣耀的策凌，也引起了准噶尔人的注意。1732年六月，小策零敦多布率3万准噶尔军翻越阿尔泰山再次东侵，沿喀尔喀蒙古北部的清俄边界，一直深入到克鲁伦河的车臣汗部境内劫掠。策凌奉命率领包括赛音诺颜部兵丁在内的2万喀尔喀武装，驻扎于乌里雅苏台东南、察罕廋尔大营以北的本博图山防御准噶尔人。

小策零敦多布趁机率军袭击了策凌在塔米尔河一带的老营，不仅抢走了大批牧民和数万头牲畜，更将策凌的小妾和次子掳去。策凌激愤无比，拔刀自断发辫和所乘战马的尾巴，表示自己不报仇则誓不为人，随后更遣人急报驻守察罕廋尔的靖边大将军锡保，请求发兵助战。锡保派遣在和通泊之战中生还的参赞大臣塔尔岱，率领满洲八旗及黑龙江兵丁一万余人东进与策凌会合。清军蓄势待发的同时，劫掠了众多牲畜和牧民的准噶尔军的机动性却大大降低。

八月初，小策零敦多布自塔米尔河一带向东南前进途中，行经额尔德尼昭。他准备在此休整兵马，留下部分军队看守被俘赛音诺颜部人畜，之后再筹划下一步行动。

额尔德尼昭，汉名光显寺，其地位于鄂尔昆河上游地区、土谢图汗旗的西南。这座由阿巴岱汗于1586年利用拆毁自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建筑材料所兴建的喇嘛寺院，最初是土谢图汗家族的家庙，后来成为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居所。1732年六月小策零敦多布入寇时，曾亲率一支小分队袭扰此地，企图生擒哲布尊丹巴二世活佛。但由于清廷早已将其迁入漠南，准噶尔人一无所获。而今，小策零敦多布旧地重游，在他的背后，是紧追不舍的清军。

根据史料记载，额尔德尼昭附近的地形“右阻山（杭爱山脉），左逼水（鄂尔昆河），道狭不容大众”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可见，额尔德尼昭一带其实并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从兵力对比上，清军3万对准噶尔军3万，双方可谓旗鼓相当。清军一旦将附近的杭爱山、险要道路控制在手中，即可掌握战场主动权。届时，清军仅凭借地利架设火炮，即可予准噶尔军重大打击。对长于野战的准噶尔军来讲，额尔德尼昭几乎与绝地无异。但是，小策零敦多布已经来不及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

1732年八月初五凌晨，清军进抵额尔德尼昭外围后，当即分兵占据额尔德尼昭外围的山地和险要道路，架起火炮向准噶尔军猛烈轰击。清、准双方六万人马随即展开殊死搏杀。在突如其来的炮火惊慑下，准噶尔军俘虏的赛音诺颜部牧民和牲畜四散奔逃，扰乱了准噶尔军的部署。

策凌所统率的赛音诺颜部兵丁为夺回亲人与牲畜财产，自然是奋勇争先，但表现最抢眼的，还是此前曾经在和通泊之战中溃营的黑龙江官兵。在塔尔岱的亲自统率下，身穿濑皮衣帽的索伦猎手一雪和通泊战败的耻辱，从正面突击准噶尔军的防线，以鸟枪和弓矢交替向准噶尔军射击。额尔德尼昭这个漠北佛门圣殿，已然成为准噶尔人的伤心之地。

小策零敦多布军中编有由列纳特训练成军的一支“包沁”部队。战斗打响之初，这支炮队即遭到清军炮火压制，所部10名炮手中，3人战死、2人受伤，配属的火炮也损失了4门。战斗进行到初五日暮时分，准噶尔军伤亡重大，小策零敦多布被迫率残兵沿鄂尔昆河上游向西突围至推河城一带。

这就是被视为彻底扭转清朝在北路战场被动局面的额尔德尼昭大捷。《清世宗实录》里收录的丹津多尔济和策凌的奏报则宣称清军“杀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负伤逃走者甚众，所获器械、驼马、牛羊无算” 。意气风发的策凌亲王从容地坐在马上，弹琵琶高歌而还。

额尔德尼昭之战胜负分明的时刻，策凌遣人飞报靖边大将军锡保。锡保命令驻守推河城以西之扎克拜达里克的马尔赛率军堵截小策零敦多布残余部众，但马尔赛拘泥于雍正皇帝固守城池的命令，按兵不动，坐视准噶尔军逃脱。其属下部将傅鼐等人率清军一部自发出击，斩杀少量落单的准噶尔军，而小策零敦多布及其残部一万五千多人仍然成功逃出。战后，雍正皇帝追究马尔赛的过失，将他斩于军前。

光显寺之战地图

1733年，清朝在漠北实行军事管制，设立定边左副将军，因其驻节地位于赛音诺颜部境内的乌里雅苏台城，因而又被称为“乌里雅苏台将军”，首任将军就是屡立战功的策凌。富有军事谋略的策凌虽贵为王公，但在战时敢于冲锋在前，与士卒同甘共苦，堪为名将楷模。他的侍卫中有位叫绰克浑的，因为善于伪装术，每次作战前都被委以重要的侦察任务。额尔德尼昭战前，就是得益于他出色的侦察能力，清军才能准确掌握小策零敦多布的行踪。在击破小策零敦多布后的庆功宴上，绰克浑舞刀引吭，高歌一曲：“朔风高，天马号，追兵夜至天骄逃。雪山旁，黑河道，狭途杀贼如杀草。安得北斗为长弓，射陨欃（chán）枪入酒盅。”心情畅快的策凌当即把自己的一名侍女和一匹良马赏给绰克浑。只是这位侦察能手实在无福消受赏赐，不久就急病身亡。

从1730年到1733年，清朝和准噶尔交锋已经历时数年，清朝前后投入兵员将近十万，耗费七千万两白银，前线各军主将换了一茬又一茬。战争进行到后期阶段，原属北路军统帅的傅尔丹在和通泊之战后虽然还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但1732年七月，其部队又在乌逊珠勒被入侵的准噶尔军击败，傅尔丹本人由此数罪并罚被逮捕入狱。西路军统帅岳钟琪也没能幸免，和北路的傅尔丹一样，这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名将在担任西路军主帅的几年时间里，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实施都需要获得雍正皇帝的批准，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到最后，岳钟琪竟还要为整个征讨准噶尔军事行动的失利承担部分责任！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被派遣到陕甘督师的鄂尔泰等大臣翻出科舍图牧场大败的旧事，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

于是乎，北路军和西路军的主帅都被判了斩监候，关在北京兵部的大牢里，从同僚变成了狱友。和傅尔丹所遭受的矮化不同，后世文人大多数都对岳钟琪的入狱感到不平。连身为清朝宗室的昭梿都在《啸亭杂录》中愤愤不平地说：“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啸亭杂录·卷十·岳威信始末》）

光显寺风光，有谁能想到这片宁静祥和梵音轮转之地数百年前曾是清军和准噶尔军殊死搏斗的沙场

到1734年，清朝和准噶尔的边界基本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清军收复科布多，但却丢掉了吐鲁番。此外，清朝方面还被迫令额敏和卓万余名吐鲁番回众东迁到甘肃境内的瓜州屯垦安置。几年的战争中，清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算是勉强和准噶尔人打了个平手。本意一举荡平准噶尔的雍正皇帝终于明白：至少在目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准噶尔一方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员伤亡和牲畜损失，噶尔丹策零在和出使准噶尔的沙俄陆军少校乌格里莫夫的谈话中，曾毫不讳言额尔德尼昭之战中准噶尔军兵锋顿折的事实：“中国人打垮并俘虏了我方三千人。”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藏《准噶尔卷宗》，1731—1733年，第三卷） 额尔德尼昭之战结束后，准噶尔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常备军。准噶尔汗国西部的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海尔汗则趁机发难。1731年准噶尔军大举东侵清朝时，阿布海尔汗便已组织数万部众对游牧在吹河、塔拉斯河流域的准噶尔汗国昂吉发起攻击，掠夺了一千户的准噶尔人畜。为反击哈萨克人，1732年，噶尔丹策零与大策零敦多布之子曼济率军西征。这就使得准噶尔汗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值此态势，即使是大、小策零敦多布等善战的军事统帅都认为，和清朝的拉锯战已经没有打下去的必要，噶尔丹策零即开始寻求与清朝通好的可行性。既然清朝、准噶尔汗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对战争的前景并不看好，那么双方停战议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斜阳欲落：格登山上星夜突袭

从1734年正月开始，雍正皇帝就听到了噶尔丹策零有意求和的信号。七月，雍正皇帝在召见来访的准噶尔使者时表示：“今果引罪请和，须派亲信之人，如台吉寨桑等，将应行事理，详议前来，方为奏达。”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二年正月）

这公开表明清朝方面接受议和的态度，但是要求准噶尔把议和的具体内容列出条文，派出有身份的代表前来北京。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急躁的雍正皇帝就坐不住了。1734年七月，驻守巴尔库尔和科布多地区的清军都收到了雍正帝关于停止对准噶尔军事行动的谕旨，以表明清方的和谈诚意，“释贼人疑惧之心”。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1734年八月，清朝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等人奉旨出使准噶尔。清准双方就贸易和准噶尔人入藏礼佛熬茶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划分两国边界方面却始终谈不拢：清朝方面要求以1730年以前清、准两国的边界，也就是以阿尔泰山山脉为重新划界基础；但噶尔丹策零却坚持索要杭爱山以西的喀尔喀地区，这意味着包括整个科布多、札萨克图汗部和大半个赛音诺颜部都将成为准噶尔的领土。雍正皇帝自然不会答应如此丧权辱国的领土要求。在谈判期间，清、准两国没有再次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但因为边界划分的问题，双方的议和没有取得成功。

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操劳过度的雍正皇帝暴死，享年58岁。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当地土酋的抵制。乾隆皇帝忙于平息苗民的暴乱，并无意对准噶尔继续用兵，所以清朝方面继续致力于推动清、准双边划界谈判的进程。准噶尔方面大部分贵族依旧坚持以杭爱山脉为边界线的方案。准噶尔方面甚至私信清朝驻防漠北的定边左副将军、超勇亲王策凌，以放回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之战前夕被俘的幼子为条件，诱使策凌为准噶尔方面说话，结果遭到策凌的拒绝。

眼看着两国划界的问题一直拖下去，对清准双方实力有较清醒认识的准噶尔勇将小策零敦多布，出于为准噶尔汗国休整国力争取稳定外部环境的需要，亲自出面力劝噶尔丹策零接受清朝方面提出的划界方案，使得清朝和准噶尔终于就边境划界达成共识。1739年十二月，清朝和准噶尔正式签署和约，双方约定以阿尔泰山为界，互不侵犯。噶尔丹策零遂转而向西重点打击哈萨克人，扩展准噶尔汗国的疆土，不再与清朝争锋。

1745年九月，准噶尔汗国暴发大面积天花流行病，50岁的噶尔丹策零也不幸染上天花，后医治无效而病逝。噶尔丹策零的次子策旺那木札勒继承珲台吉的大位。策旺那木札勒在位五年期间不谙政事，无所作为，对部属臣民极尽暴虐之能事，辅佐他治理国政的姐姐乌兰巴雅尔和姐夫赛因博勒克都被囚禁起来。这个多疑的暴君激起了臣下的强烈不满，1750年初，宰桑衮布、厄尔锥音等人意图生擒策旺那木札勒，拥立噶尔丹策零的庶出长子喇嘛达尔扎。小策零敦多布的儿子达什达瓦将宰桑们的密谋报告给了策旺那木札勒，怒不可遏的策旺那木札勒首先发难，将厄尔锥音拘捕，却不料衮布等人率兵夺回厄尔锥音，还将策旺那木札勒和达什达瓦生擒。之后，衮布等人拥立喇嘛达尔扎为珲台吉。

喇嘛达尔扎继位之初，本来有志恢复其父噶尔丹策零时代准噶尔的鼎盛局面，但很快，他就把清除政敌当成自己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他杀死了已经沦为阶下囚的策旺那木札勒和达什达瓦，将达什达瓦的部众分给自己的支持者们。

1750年九月，达什达瓦的旧部宰桑萨喇尔不甘沦为刀俎鱼肉，遂率领四百多人东投清朝。与此同时，大策零敦多布的儿子达瓦齐、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人，密谋拥立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旺达什，结果事情败露，策旺达什被喇嘛达尔扎杀死。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等兵败逃亡哈萨克中玉兹处，寻求政治避难。但阿布赉汗迫于喇嘛达尔扎的兵威，不敢收留这两条丧家之犬，决定把他们抓了献给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在一番商量后决定铤而走险，率残部偷偷潜回塔尔巴哈台候机东山再起。1752年十一月中旬，达瓦齐采纳阿睦尔撒纳的建议，率领1500名精骑直扑伊犁；十一月二十七日，达瓦齐攻克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扎。在阿睦尔撒纳等人的拥立下，达瓦齐登上准噶尔珲台吉的宝座。

在这之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这两人的政治同盟也开始出现裂痕。1753年十月，阿睦尔撒纳意图占据伊犁以北到阿尔泰山地区的广阔牧场，和达瓦齐平分准噶尔汗国，遭到达瓦齐的拒绝。不久之后，达瓦齐杀死了曾经反对自己的阿睦尔撒纳的岳父达什，这一事件成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最终走向决裂的标志。

1753年十一月，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兵戎相见，刚稳定没多久的准噶尔汗国又陷入战乱。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等不堪兵祸，遂率五千户部众投附清朝。1754年六月，达瓦齐以三万多人的兵力夺取塔尔巴哈台，击败阿睦尔撒纳。走投无路的阿睦尔撒纳与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等人，也带着四千户、两万多部众迁往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境寻求庇护。

在噶尔丹策零死后不到十年，准噶尔汗国就走马观花一样三换珲台吉。策旺阿拉布坦以来励精图治造就的中亚强权，被这些专注于内耗的不肖子孙们搞得分崩离析。西部的哈萨克三玉兹不再尊奉准噶尔珲台吉的号令，南方的天山南路回部城邦逐渐被伊斯兰教派势力的和卓家族所控制。

和准噶尔汗国内讧不止形成对比的是，东方的清朝国势依然在不断上升。乾隆皇帝没有他祖父康熙皇帝的才略，也没有他父亲雍正皇帝的勤勉，但凭借父祖打下来的坚实基础，具有一定政治领导能力的乾隆皇帝还是可以带领他的帝国走向极盛。

噶尔丹策零死后的第二年，1746年年底，清朝四川省大、小金川地区的藏族土司莎罗奔叛乱。清军在历时两年的作战中数易主帅，却依旧屡屡被金川军挫败。无奈的乾隆皇帝重新启用早在1737年就被释放并贬为庶人的傅尔丹和岳钟琪，两位赋闲多年的老将重回战场领兵平叛。

乾隆皇帝戎装像

1749年，金川军终于不堪长期作战的消耗，莎罗奔主动求和息战。清朝虽然赢得了面子上的胜利，但是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故此，对准噶尔汗国内乱看在眼里的乾隆皇帝，始终没有精力去研究出兵攻击准噶尔的可行性。清朝方面基本遵守了1739年订下的清准和议，只是对前来投奔的准噶尔汗国难民予以抚慰赈济，收买人心。投诚的准噶尔人，为首者如车凌、车凌乌巴什等均被清朝封予王爵，授官职，仍然统领故旧部属。直到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撕破了脸，打得不可开交之时，犹豫已久的乾隆皇帝才下定决心：采取武力措施彻底摧毁准噶尔汗国。

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对军机处颁下谕旨：“……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五月）

阿睦尔撒纳归降后，也几次上书乾隆皇帝建议清朝出兵，还拍着胸脯表示自己愿意充当前锋。

1755年乾隆一攻准噶尔

1754年十二月，乾隆皇帝最终决定于1755年春季即对准噶尔用兵，参与军事行动的清军作战序列包括京师及其余各地驻防八旗13200人，黑龙江索伦八旗8000人，宣府、大同、陕甘绿营11000人，内、外蒙古兵17800人，共计动用兵力5万人。此外，屯驻瓜州20年之久的吐鲁番回部头目额敏和卓，因熟悉天山南路回部的情况，也奉命率领300名吐鲁番回众加入远征军队伍中。

1755年二月，清军沿袭以往对准噶尔用兵的惯例，将5万野战兵团分作西、北两路军，每路2.5万人，分别从巴里坤和乌里雅苏台出发，向准噶尔汗国推进。西路军以定西将军永常为帅，北路军以定北将军班第为帅。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分别被委任为定边左副将军和定边右副将军，随同大军行动，其中阿睦尔撒纳负责协助班第指挥北路军。厌恶战乱的准噶尔官民不愿意给达瓦齐卖命，争相率众归附清军。

四月，清军西、北两路大军挺进到博尔塔拉会师。五月，清军兵不血刃占领伊犁，在准噶尔躲藏30年的罗布藏丹津也被清军俘获。众叛亲离的达瓦齐在伊犁以西90公里处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好不容易拼凑起近万士卒，凭险顽抗。五月十四日，清军进抵格登山将达瓦齐所部团团围住。

清军中有一位名叫阿玉锡的四品翼长，原是准噶尔汗国的低级官员，后来因为犯罪而被判断臂的刑罚。不甘坐以待毙的阿玉锡越狱逃跑，于1733年跑到乌里雅苏台向清朝投诚。乾隆皇帝从萨喇尔口中听说阿玉锡有唐朝尉迟恭的风范，可以空手夺人枪矛，当即亲自召见阿玉锡，擢升他为侍卫，出兵准噶尔时又派遣他到军前效力。1755年五月十四日夜，阿玉锡奉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之命，和同在清军中效力的准噶尔人巴图济尔噶勒、察哈什率领22名官兵，潜入达瓦齐在格登山的营寨刺探军情。但欲建奇功的阿玉锡却没有完全遵照阿睦尔撒纳的指示行事，他与一行兵丁身穿准噶尔军的衣甲，借夜色掩护向格登山前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伪装者携带的武器，除了弓箭刀矛等冷兵器，每人还背着一杆尺寸较短的火绳枪。

尽管屡次和准噶尔军作战，清军往往可以凭借火炮威力大、数量多，在火力上占据优势，但准噶尔军性能相对优异的单兵火器也不可能不引起清朝方面的关注。昭莫多之战结束后，清军缴获大批准噶尔人的军火，包括步兵用的“厄鲁特鸟枪”和骑兵用的“沙图纳尔”火绳枪，康熙皇帝特别指示：“此鸟枪乃俘虏厄鲁特者，铁甚好，试放亦好。枪鞘甚劣，已弃之。寄信问皇太子安。火药甚差。尔等造枪鞘，施放看看。”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8辑，康熙三十五年十月） 首次提出要对缴获的准噶尔火绳枪进行改良仿制。1717—1720年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西藏期间，准噶尔人将“赞巴拉克”轻型火炮缩小口径改良成“杂不喇大鸟枪”（别称“赞巴拉特鸟枪”），并用于战场。这种有效射程大于清军鸟枪的火器很快引起清军将帅的关注，抚远大将军王胤祯特意仿造了300杆“杂不喇大鸟枪”留贮甘州武库备用。1731年，清军在和通泊之战惨败后，雍正皇帝为了让清军在战备上取得对准噶尔军的全面优势，下旨在北京和西安两地大规模仿制准噶尔军的火绳枪。根据陕甘总督刘于义奏报，到1733年，仅西安一地就批量仿制了4800杆“杂不喇大鸟枪”。（详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3册，署陕西总督刘于义等奏，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使用“杂不喇大鸟枪”的士兵与子母炮炮手混编，作为火力补充。

阿玉锡荡寇图，可以看到他背上背的火绳枪

与全长近两米的西安造“杂不喇大鸟枪”相比，北京造的“杂不喇鸟枪”尺寸明显短小得多。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两杆“杂不喇鸟枪”，一杆全长1米，口径9毫米；另一杆全长88厘米，口径15毫米。其形制已经和“沙图纳尔”骑兵用火绳枪无异。1732年九月初十，由内务府造办处仿制的1000杆“杂不喇鸟枪”被送往清军北路军察罕廋尔大营。此后，这种便于骑兵使用的准噶尔火绳枪继续被清朝方面大量仿制。1748年，乾隆皇帝谕令内务府造办处：“赞巴拉特鸟枪、箭俱是有用之物，理当多造些备用。著各交该处，速造赞巴拉特鸟枪三千杆、箭五万枝。”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谕） 阿玉锡和他的部下们背上的火绳枪，就是内务府仿制的“杂不喇鸟枪”。

阿玉锡充分利用自己是准噶尔人的优势，骗过了达瓦齐设在外围的岗哨。等到接近达瓦齐大营时，阿玉锡一声令下，这25名清军随即在达瓦齐的军营中左冲右突，搅得天翻地覆，格登山下的清军亦强攻上山。至1755年五月十五日黎明时分，4000名准噶尔人向清军投诚，达瓦齐仅率2000余败兵向天山南路出逃。六月八日，达瓦齐在逃到天山南路乌什城时，被该城城主霍集斯俘获，随即献给清军。

郎世宁绘，格登鄂拉斫营图，表现了阿玉锡等三名巴图鲁率领22名精骑冲破格登山准噶尔大营的场面

准噶尔珲台吉被执，天山南路的回部各城邦也纷纷宣布效忠清朝。这样，从清军出兵到达瓦齐被俘，不过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曾经让清朝康熙、雍正两代皇帝头疼不已的准噶尔汗国，现在竟如此不堪一击。

捷报频频传到北京，奇袭格登山的头号功臣阿玉锡获得了乾隆皇帝为他御作打油诗的殊荣，著名外籍画家郎世宁也把这位准噶尔人出身的清军军官横槊荡寇的身影永远留在了油画里。欢喜不已的乾隆皇帝以为自己真的建立了父祖也无法企及的一统西域之武功，却没想到麻烦事还在后头。

降而复叛：“双亲王”的最后结局

借助清廷的力量报复达瓦齐的阿睦尔撒纳，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同情者把他比作准噶尔的“哈姆雷特”，反对者把他比作明末清初的吴三桂。但无可否认的是，此人确实具备一定的胆识和才略。

清军进入伊犁后，乾隆认为大势已定，为了节省经费开支，1755年六月乾隆皇帝下诏撤回大军，只命定北将军班第等500名官兵留守伊犁负责善后。对于新征服的天山北路，乾隆皇帝仿效对外喀尔喀三部的做法，将准噶尔疆域一分为四，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赏功策勋，用奖劳绩”。同时着手准备在新征服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改游牧为驻牧。这一结果和阿睦尔撒纳最初的图谋背道而驰。阿睦尔撒纳卖身投靠清朝，引清军进攻自己祖国并不是为了双亲王的爵位和双倍的俸禄，而是要借清军的手除掉政敌达瓦齐，实现自己一统准噶尔的政治野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睦尔撒纳在率军进军伊犁之前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拉拢和硕特贵族纳噶察等人大造舆论：“（除掉达瓦齐）事成之后，乾隆皇帝就会封阿睦尔撒纳为汗，带领哈萨克阿布赉汗等瞻仰，令与阿睦尔撒纳连界居住，从此当愈加和好。”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正月） 进军伊犁途中，阿睦尔撒纳从不穿戴清朝的甲胄官服，也不使用乾隆颁给他的定边左副将军印信，造成一种自己并没有投降清廷的假象，以收买人心。清朝大军撤走后，阿睦尔撒纳更加明目张胆，派纳噶察率军到天山南路的叶尔羌等处散布谣言，声称：“若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边不得安。”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对于乾隆皇帝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耳目——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阿睦尔撒纳极尽拉拢，将色布腾巴尔珠尔哄得服服帖帖，并成功挑拨了色布腾巴尔珠尔和班第的关系。除此之外，阿睦尔撒纳还阴谋娶达什达瓦的遗孀为妻，以便趁机兼并达什达瓦的部众。但他遭到达什达瓦遗孀的拒绝，外加班第的干预，这才让阿睦尔撒纳的如意算盘落空。

1755年六月，定北将军班第上书密奏乾隆，称：“阿睦尔撒纳初尚知感恩，勉力从事，速冀成功。自入塔本集赛游牧以来，所至迎降，伊渐志足意满，惟知寻获被抢人口，攫取牲只，又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劫夺，不行禁止。及得达瓦齐游牧，所收牲只财物，多方隐匿，驼马各千余，羊至二万余。又素性贪忍，凡有讐隙者，任意杀害……”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六月，下同） 乾隆皇帝粗略地看完密折后，只认为阿睦尔撒纳的作风是“希图徼幸，贪得牲只什物耳，并无图占准噶尔确据”。后来，他多次翻看班第的这封密奏，发现内有陈述阿睦尔撒纳启用准噶尔珲台吉的菊型篆印发布命令文书，以防守哈萨克、布鲁特边境为名私自调动部队9000人扼守要地等情状，才察觉出阿睦尔撒纳的叛迹。

1755年六月底至七月初，乾隆皇帝先是下诏阿睦尔撒纳随同哈萨克的贡使入觐承德，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的亲王额林沁多尔济沿途护送，使其脱离部众。他后又密谕班第，如果阿睦尔撒纳接诏后并未立即启程入觐，就安排人手将其密行擒拿，就地处决。但班第碍于手下兵少而不敢动手。七月初十，阿睦尔撒纳在圣旨的再三催促下奉诏朝觐，乾隆皇帝又密谕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和鄂容安等“率师至塔尔巴哈台相机捕治” （赵汝巽《清史稿·列传九十九》） 。没想到，这些机密事宜居然被和阿睦尔撒纳私交甚好的额林沁多尔济泄露了出去。经过一番犹豫之后，预感到前路凶险的阿睦尔撒纳开始故意迁延行程，伺机派出亲信去纠集自己的人马准备造反。

1755年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一行到达离扎布汗河不远的乌隆古河。当夜，阿睦尔撒纳设宴请额林沁多尔济。酒过三巡后，阿睦尔撒纳忽然对他说：“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其境，如驱牛羊入市，大丈夫当自立事业，安肯延颈待戮？”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醉眼惺忪的额林沁多尔济，眼睁睁看着阿睦尔撒纳将定边左副将军印扔到地上后，率领亲信扬长而去。

蒙古国科布多境内的阿睦尔撒纳像

很快，阿睦尔撒纳在塔尔巴哈台纠集起两千人马；卫拉特四部中对清廷推行盟旗制度甚为不满的和硕特汗班珠尔等纷纷趁势作乱，劫掠清军在天山北路各处的军台站，哄抢物资。

九月，伊犁的清军留守部队因势单力孤，被阿睦尔撒纳围困，只能突围东返，班第和鄂容安在转战中兵败先后自尽，萨喇尔被俘。当时，清朝定西将军永常与六千军士驻扎于木垒，面对突如其来的变乱却惊慌失措，不仅没有率部西进解救班第等被陷友军，反而率军向东撤退到巴里坤湖驻扎，将巴里坤以西的控制权拱手让了出去。不过，阿睦尔撒纳也未能号令卫拉特四部，天山北路又重新陷入战火之中。

天山北路的剧变令乾隆皇帝颜面扫地，“荡平准噶尔”这个令他引以为豪的武功不出一年就这样化为乌有。恼怒的乾隆皇帝迅速采取行动。

九月，乾隆下旨重新分封卫拉特四部汗王，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其余没有随同阿睦尔撒纳反叛的卫拉特贵族分别受封札萨克台吉、内大臣等官爵。十一月，不堪战乱的达什达瓦部众在达什达瓦遗孀的率领下举部东迁，乾隆皇帝又对该部妥善安置，大事封赏达什达瓦部的贵族。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孤立阿睦尔撒纳的作用，卫拉特四部的贵族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依附到清朝一边。在这种有利条件下，1755年年底，乾隆皇帝筹划第二次远征伊犁，撤换胆怯的永常，而以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组建远征军。

1756年二月，清军经数月准备，兵分两路开始进击伊犁，西路军由策楞、玉保统率，北路军由哈达哈等人统率。面对清军大军压境，阿睦尔撒纳没有能力组织部众抵抗，就再次耍起了花招，让属下台吉诺尔布遣使向清军谎称已经抓住了阿睦尔撒纳。其时清军西路军正高歌猛进，并于三月再次攻占伊犁，倘若继续穷追猛打，未尝不能全歼阿睦尔撒纳余党。可惜紧要关头西路军主帅策楞和玉保竟然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命令部队停止追杀，坐等诺尔布献俘，阿睦尔撒纳得以窜逃到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处，苟延残喘。乾隆皇帝大怒，立即将策楞和玉保撤职，令其戴罪立功。他还改命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统辖西路军，并且升北路军主帅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原协理北路军军务的满洲正黄旗副都统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继续征讨阿睦尔撒纳余部。

1756年五月至六月，清军主力攻入哈萨克草原，阿睦尔撒纳屡战屡败。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派遣使者前往喀尔喀蒙古，联络自己的故交——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郡王青衮杂卜，希望他能在漠北进行破坏活动，以影响清军的军事行动。

兆惠画像

恰逢1756年四月乾隆皇帝将“疏纵阿逆”的额林沁多尔济赐死，而后又以此事晓谕喀尔喀各部，让他们好自为之。不料此举令喀尔喀蒙古各部大哗。清朝与喀尔喀各部的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对付准噶尔这个大敌的基础之上的。雍正后期开始，清朝北路对准噶尔用兵就不得不倚重喀尔喀各部武装，策凌等一批喀尔喀军功贵族在对准战争中纷纷崛起。喀尔喀各部王公们的继续坐大是否将对清朝统治漠北构成威胁，这一直是乾隆皇帝颇为担心的事情。敏感的皇帝甚至产生了喀尔喀会与准噶尔勾连作乱的主观臆想，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向喀尔喀蒙古人敲警钟。额林沁多尔济因疏忽大意让阿睦尔撒纳走脱，让乾隆皇帝认为自己所推测的“准喀勾连”确凿无疑，于是迅速采取了行动。

但他没有像父亲雍正皇帝那样，通过拆分喀尔喀原本社会组织的方式来达到削弱各部的目的，仅仅是武断地将犯事的额林沁多尔济处死了事。他以为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可以震慑住漠北那群王公贵族，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喀尔喀蒙古人看来，现在准噶尔汗国已经灭亡，余孽未平之际，清朝就敢对有黄金家族高贵血统的喀尔喀王公痛下杀手，显然是个危险的信号。喀尔喀各部贵族们认为：清朝随意处死额林沁多尔济这样尊贵的亲王完全是在羞辱成吉思汗的后裔们。加之清朝通过在漠北驻军、设军台站的方式一直在逐步加强对喀尔喀各部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使喀尔喀贵族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种种因素的催化作用令许多喀尔喀贵族开始对清朝心生不满。

青衮杂卜抓住了这一机会。1756年五月，青衮杂卜以官方名义书写撤兵檄文，命令辖境内为清朝戍守驿站军台的蒙古兵士离职罢工，随后又积极派人游说喀尔喀各部王公反清。就连隔岸观火的俄国人也想借这个机会吞并喀尔喀蒙古。1757年七月，已经秘密和沙俄西伯利亚总督接触的喀尔喀车臣汗部在克鲁伦河举行秘密会盟，商讨归附俄国的相关计划，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也参与进来，一场严重的边境危机即将爆发。幸亏超勇亲王策凌一脉的赛音诺颜部、和硕智勇亲王丹津多尔济一脉的土谢图汗部右旗始终坚定地站在清朝一边。因罪被免职的策凌之子、前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向清廷进言献策，认为平息眼前危机的办法就是除掉青衮杂卜这个祸根。清朝恢复了成衮扎布的乌里雅苏台将军一职，命他率军八千到乌梁海追剿青衮杂卜。而后，清廷又派遣章嘉三世活佛和内蒙古各旗王公组成僧俗代表团前往漠北抚慰喀尔喀各部。

在多方努力下，这次边境危机终于平息了下去。青衮杂卜被俘后，即被押往北京处斩。他所煽动起来的这场风波，使清朝中央和正在哈萨克作战的清军部队失去联系达数个月。等到漠北安定、交通要道恢复时，西部对阿睦尔撒纳的战事已经起了变化。

清军屡次大张旗鼓讨伐阿睦尔撒纳均不成功，使准噶尔各部落对清朝产生了轻视之心。1756年十二月，受乾隆皇帝册封的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等人，因在清朝推行盟旗制度的过程中利益受损而举兵反叛，攻陷重镇乌鲁木齐。驻扎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为了避免被全歼，遂率少量清兵东撤，结果在库尔喀喇乌苏的鄂垒扎拉图被叛军达什策凌所部围困，兆惠夜间率军突围，苦战后退至乌鲁木齐郊外。他得知乌鲁木齐已经失陷后，又继续向东撤退，途中遇到了内大臣雅尔哈善派出的800人援军。

乾隆再平准噶尔

1757年二月，兆惠所部退回巴里坤。阿睦尔撒纳趁机率部众回到准噶尔，与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等人举行会盟，大有一举恢复准噶尔汗国的声势。

但是好景不长，1757年三月，乾隆皇帝命成衮扎布和兆惠起兵4.5万人，兵分两路西进讨伐阿睦尔撒纳。此时正逢阿睦尔撒纳与其恩主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因划界纠纷而相争，阿布赉汗遣使北京表示归顺清朝，和清军相约协同作战对付阿睦尔撒纳。受到清朝和哈萨克联军攻击的阿睦尔撒纳不能支撑。七月，阿睦尔撒纳所部再次被清军彻底击溃，其同伴噶勒藏多尔济被杀，巴雅尔被清军骁骑营马甲海兰察抓获。兵败的阿睦尔撒纳率领残部20人慌不择路地逃入哈萨克中玉兹牧地，后又北逃到俄国，躲在托博尔斯克城堡。这时他身边只剩下妻子贝姬和儿子邦杜克等8人。

18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准噶尔内乱迭起，前后有4000名准噶尔牧民越界逃亡俄国境内。俄国边境的官员对此来者不拒，此次阿睦尔撒纳前来寻求庇护更是让俄国人觉得找到了一颗极有利用价值的棋子。但是俄国人高兴得太早了，1757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因为天花病死于托博尔斯克，享年35岁，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自从阿睦尔撒纳逃到俄国，清廷就没有停止过促使俄国引渡阿睦尔撒纳的努力。1757年九月，清朝理藩院去信沙俄的外事委员会，要求引渡包括阿睦尔撒纳在内的准噶尔逃犯。1758年年初，俄方回复称阿睦尔撒纳已死，清方可以派遣官员到俄国验看阿睦尔撒纳的尸首，但拒绝将阿睦尔撒纳的遗体交给清朝。直到1764年，俄方仍然收到清朝理藩院要求交还阿睦尔撒纳的遗体的信件……

遥想当年，带领卫拉特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忽都合别乞出身辉特氏；如今，让卫拉特最强部族准噶尔政权彻底灭亡的阿睦尔撒纳，也是辉特氏族中人，只能说，历史总是会给我们上演一出又一出耐人寻味的大戏。

终章

阿睦尔撒纳撒手人寰于异国他乡，以他为代表的部分准噶尔汗国上层人物的复国迷梦就此化为泡影。末代准噶尔珲台吉达瓦齐，下场则比阿睦尔撒纳好得多。他被押送到北京后，受到乾隆皇帝的特赦，不仅被封为亲王，还娶了康熙皇帝第三子允祉的孙女，在北京城里做起了寓公，过着“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的悠闲生活。 （《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758年正月，乾隆通过兆惠的奏报确认了阿睦尔撒纳的死讯后，宣谕中外：“准噶尔全部平定。”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 东亚内陆两大强权为时近七十年的争斗终于尘埃落定。准噶尔汗国昔日的疆域被瓜分，额尔齐斯河上游亚梅什湖一带早已被俄国实际占领；曾经几度成为准噶尔汗国附庸的哈萨克各部已恢复独立；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天山北路准噶尔汗国本部故土、天山南路各回部城邦及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均为清朝所有，其中，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都被并入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至于天山南路，清朝要彻底征服这一地区还需要再过几年的时间。

已被清朝敕封为和硕亲王的达瓦齐

1757年，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在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等处发动叛乱，反清自立，史称“大小和卓之乱”。这场声势浩大的动乱历时两年才最终被清朝平定下去。1762年，清朝为有效统治东到哈密、巴里坤，西到葱岭、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北到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南到昆仑山的广大地区，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先后参加过平定准部和回部战事的正白旗汉军都统明瑞被任命为第一任伊犁将军。将军府驻地在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于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处，管理本地军政事务。至此，自唐朝安西都护府陷于吐蕃近千年之后，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以“新疆”这个崭新的地理名词，重新回到了中国政权的行政区划当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取得清准战争最终胜利的清朝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

至于准噶尔汗国败亡之后那几十万部众的最后归宿，一直是今人关注的焦点。许多史家都认为清朝对被解除武装的准噶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

比如，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中记载:“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薙禽猕无唯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 清人赵翼亦在《皇朝武功纪盛》中写道：“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 俄国历史学家兹拉特金在《准噶尔汗国史》一书里，从俄国人的角度，以极为夸张的语言记述了这段历史：“所有史料一致指出，大批卫拉特居民被屠杀，这是清军司令部有计划进行的。……切列潘诺夫编年史肯定：在准噶尔‘人、畜全部被杀绝无遗，连俘虏也不放过，只有那些能够逃入俄罗斯边境的人才得了救。’” 极力渲染清军嗜血残暴的屠夫形象，以衬托出俄国人的“宽仁”……

以上学者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把准噶尔人在战后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全部归咎于清军滥杀，甚至夸大其词地宣称准噶尔人“已经遭遇种族灭绝的厄运”。实际上，准噶尔人的大量人口死亡，并不是全部由清军的杀戮造成的，被清军剿灭的仅限于参与叛乱的一部分部落，比如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阿巴噶斯、哈丹、沙喇斯等部落，以及被称为“玛哈沁”的小股强盗山贼。

魏源的《圣武记》记载：“王师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发，而天不许也。王师再入，师则屡次，垒则再因，而天又不许也。几大幸，又几大不幸，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因为阿睦尔撒纳的反叛，清朝才痛下决心“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不过，在清军挥起屠刀之前，准噶尔地区因为天花等传染病肆虐而死亡的人已经占到其总人口的四成左右。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的进军中确实有滥杀无辜的行为。坚决拥护清朝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没有跟随阿睦尔撒纳作乱，率众移牧到巴里坤附近寻求清朝保护，却被内大臣雅尔哈善怀疑是想借机袭击清军营地，派遣部将闫相师率精骑发起夜袭。可怜沙克都尔曼济的数千和硕特部众，就因为雅尔哈善的主观判断而成了刀下之鬼。

不过，即使遭遇了兵祸、天灾、瘟疫和清军的屠杀，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准噶尔遗民活了下来，只是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单位已经不复存在。乾隆皇帝出兵攻打准噶尔之前，就已经有部分准噶尔贵族率领部众投诚清廷。在此以前更早的康熙、雍正年间，更有相当多的准噶尔人在战争中被俘而被带回清朝，这些部众均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前文已有述及。再者，准噶尔政权境内的部民并不仅仅只有准噶尔人，还包括部分的杜尔伯特人、辉特人等。

其中，杜尔伯特部在1753年脱离准噶尔，越过阿尔泰山投附清朝，该部首领车凌乌巴什还被晋封为和硕亲王。战争结束后，其部归置于科布多参赞大臣辖下杜尔伯特十四旗。辉特部部众分置青海、蒙古，归入科布多参赞大臣和札萨克图汗辖下的辉特旗。

不管怎么说，“准噶尔”作为一个游牧部落政权的称谓至此结束，只剩下“准噶尔盆地”的地理名称。

当我们回望中华大地数千年的历史，就会发现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并不仅仅是清王朝和准噶尔两个政权之间的角逐，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此前无数次对决的再次重演。自西周伐犬戎、秦汉征匈奴起，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展开的较量，一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中的一幕重头戏。如同其他历史时期的游牧政权一样，准噶尔以其强悍的军事力量，一度横行于中亚和东亚北部的草原地带，对周边的定居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即使是同样以强悍军力起家的清，也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才趁着准噶尔内乱之机将其攻灭，赢得最后的胜利。

从巴图尔珲台吉开始，历代的准噶尔统治者都对政权建设颇为上心，试图改变准噶尔游牧汗国的面貌，但是他们的尝试并不成功。长期的游牧生活对准噶尔上层贵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影响在准噶尔每次权力交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细心的读者或许能发现，从噶尔丹以后的几位准噶尔统治者，几乎都不是正常接班，或者接班后很短的时间内要把精力放在清洗前朝贵族的内部斗争中。这样的内部斗争在达瓦齐上位之后，最终成为准噶尔汗国从分裂走向灭亡的催命符。对于中亚哈萨克等地区，准噶尔的统治者们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只满足于在这些被征服的地区收取贡赋而已。松散的控制力，使得每次准噶尔汗庭权力交接之际，中亚的部族都会趁机作乱谋求独立。几乎每位新上任的准噶尔领导人都要对中亚地区进行讨伐。频繁内斗和屡次在附属部族身上建立显赫武功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传统游牧汗国内部的不稳定性和管理体制的巨大缺陷。

反观清朝，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在清朝达到了巅峰，成熟的政体使得清朝即使相对有作为的皇帝驾崩后，只要继任者并不十分昏暴，整个国家依然可以正常运转，社会依旧可以保持稳定。众多的人口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清朝得以最终征服准噶尔的有利凭借。清朝与准噶尔的交战记录中，有和通泊这样的大败惨败，更有额伦特全军覆没的巨大污点，折损的官兵每每成千上万，但清朝经受得起这样的损失，准噶尔却不能。即便是在准噶尔汗国国力达到巅峰的噶尔丹策零时代，准军在漠北、哈密两个方向都取得了对清军作战的重大胜利，但额尔德尼昭一战损失万把人就把准噶尔打回原形，十余年都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可以说，准噶尔败给清朝，是两者综合国力各方面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结果，而非战之罪也。

此外，在噶尔丹和策旺阿拉布坦时代，清朝和准噶尔的角逐中西藏的喇嘛教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后，用乾隆亲笔写（也可能是御用文人代笔）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作为结尾吧。

格登之崔嵬，贼固其垒。我师堂堂，其固自摧。

格登之嶻嶭，贼营其穴。我师洸洸，其营若缀。

师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导，为我具船。

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崖，藉一昏冥。

曰捣厥虚，曰歼厥旅。岂不易易，将韬我武！

将韬我武，讵曰养寇？曰有后谋，大功近就。

彼众我臣，已有成辞。火炙昆冈，惧乖皇慈。

三巴图鲁，二十二卒，夜斫贼营，万众股栗。

人各一心，孰为汝守？汝顽不灵，尚窜以走。

汝窜以走，谁其纳之？缚献军门，追悔其迟！

于恒有言，曰杀宁育。受俘赦之，光我扩度。

汉置都护，唐拜将军，费赂劳众，弗服弗臣。

既臣斯恩，既服斯义，勒铭格登，永诏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