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船（古代远东战船发展史）

古代战船简介

古代战船：远东地区，囊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便将自己充沛的创造力用于方方面面，在战船的设计建造与实战应用上也不例外。这里将按照武器类型、国别和时间进行划分，先介绍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再介绍日本和朝鲜，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战船的技术发展与战争历程进行记录和解析。

古代战船·历史词解——

中国古代战船的技术演进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活水亭观书有感二首·其二》

海天漠漠际无穷，巨舰樯高挟两龙。

帆饱已知风力劲，舵宽方觉水情雄。

鳌鱼背上翻飞浪，蛟蜃鬐头触见虹。

何日定将归泊处，也应系缆水晶宫。

——朱元璋《沧浪翁泛海》

在古代中国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时期是从汉代到明代初期，足足有1600多年。在此期间，不仅在战船的建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水师的组建和水战的技战术方面也有质的提升。古代中国的这一部分将以1363年的鄱阳湖水战作为终结，在这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上战役中，朱元璋麾下的舰队赢得了最终胜利，他也在5年后成了大明的第一位皇帝。

此外，本文还将记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是因为元朝海军曾经远征安南和爪哇，元军还曾利用战船运输军队并不断对敌人发动水上进攻。

由于篇幅有限，一些常见的题材就不重复讲了。例如，对抛石机和燃烧弹等武器，将仅限于介绍它们为适应水战所做的改进，而不包含它们在其他作战环境中的应用。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战船本身以及它们在战争中的使用这两个方向上。

根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商代就已经有了水上活动，周朝初期就已经有了舰队和水战，但舟师和战船的制度不详。到了春秋时期，在史料上才有了较多的关于舟师和水战的记载，战船兵器的发展史也只能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

中国古代战船只有水面舰艇这一种形式，并且从春秋起直到清朝后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都是木船。其发展特点是：从单一船种发展到二十多个船种；从乘坐几人的小舟发展到能载三千多人的航海大船；从使用人力的桨橹和桨轮推进发展到风帆动力；活动水域从江河湖泊发展到近海、中海以及远洋；从冷兵器为主发展到火器为主等等。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战船并没有走上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而是与民用船只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因此，有必要对整个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脉络加以概述。

中国的第一艘船

中国造船的历史十分悠久，但一直笼罩在一片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和历史迷雾中。一些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将最早的造船工艺的灵感归功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伏羲。据说，伏羲除了在占卜和哲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还教会了中国先民如何制造“筏子”。很多国家的造船技术都是以独木舟为起点的，但中国并非如此，种种证据表明，中国造船技术的起点就是筏子。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竹林非常繁茂，筏子通常由竹子制成，但是，在黄河流域，由动物皮革制成的筏子更常见，充气膨胀后，这些皮筏子也能漂浮在水面上。

直到近代，类似的、由绵羊皮和山羊皮制成的皮筏仍被用于在黄河上运载乘客和轻型货物。进行短距离游泳的人有时为了节省体力，也要带上类似的皮制浮漂。有趣的是，还有一些较大的黄河皮筏是利用牦牛或公牛皮制成的。通常先将皮革卷成筒状，再塞满羊毛或烟叶（以逃避缴税！）并充上空气。在皮筏子的上方，将木制支架用绳索与皮筏本身的框架（同样为木制）绑在一起，再将大量皮筒一起捆在下方。一个小型的“单人”皮筏由一个约7平方英尺（0.65平方米）的木制框架组成，由9到12个皮筒支撑。大皮筏则长30—40英尺（9—12米），最多可使用200个皮筒。

◎利用浮囊渡水（出自《武经总要》）

◎图为充气膨胀的牛皮，这也是中国最简单的水上运输工具。它可以由一个人单独使用，也可以被捆在一起，再放到木制支架的下面，做成简单的筏子。有几个文明已经将这种简单的船只用于军事用途了

舢板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第一艘全木制船舶时，就会碰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舢板”。按字面理解，“舢”就是“三个”，“板”就是“木板”，其实就是一类小型木船的统称。这种小船就是日后中国各种复杂的大型木船的基本形态。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舢板最初是用三块原木或者木板制成的。如果深入研究舢板的构造，很明显，它们就是从筏子演进来的。为增加船体的强度，古代的“舰船设计师”后来把筏子的前端搭了起来，做成了船头，后续还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包括在船尾引入横梁。从古代的石雕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早期的舢板是什么样的。值得注意的是，石雕还可以证明，从14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用于水战的舢板。这些“战斗舢板”的形状非常独特，我们看到船上的战士手持长剑和盾牌，其中一人还携带着弓箭；船尾还有一名划桨手，负责驱动整艘船。

◎一艘“舢板”，这个名词在中文的最初含义是“三块木板”

◎147年的一座石墓墙壁上描绘的、一艘用于军事目的的舢板船

不朽的“中式帆船”

在西方著作中，描述中国甚至整个东亚船只最常用的一个词是“junk”，指的是“中国式平底帆船”。为什么用这个单词来指代中式帆船呢？可能是源于西方人对“舰”或者“船”中文读音的英文转译，而且很可能源于对四川方言读音的转译。不管如何，从1555年开始，英文便这么用这一单词。令人尴尬的是，至少在英语中，“junk”的主要含义是“垃圾”，含有贬义。因此用这个单词来指代中式帆船在某种程度上还暗含着认为亚洲船只的技术要低于西方的意味——即便明代航海家曾经远航并抵达过非洲，都没能消除甚至削弱这种偏见。实际上，中国船只在许多方面要远远领先于欧洲，比如中式帆船很早就采用了水密舱、平衡舵，以及竹条加强过的帆幕（也就是将竹条呈横向安置在帆幕上，并令其互相平行），这些新技术在很久之后才能在西方船舶上面见到。

如果某人决定建造一艘中式帆船，那么至少在起步阶段是不会遇到任何难题的。因为很久以前，中式帆船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先民们早已经因地制宜，完成了不同船型的基本设计。对后人而言，进行一些微小的修改以满足特定需求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更改基本设计。而且，虽然中式帆船根据造船地点的不同，在船型和尺寸上有所变化，但建造的流程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本文将要介绍的各种中国风帆战船也是如此。

◎《武备志》中的苍山船，“用之冲敌，颇便而揵”

◎从墓葬中出土的一艘汉代船模的线条图。这是一艘平底驳船，由桨手推进，船尾有一名舵手和一个简单的木制“船舱”

◎明初大运河上的一艘运载谷物的货船。参与鄱阳湖水战的一些战船就很可能是这样的

建造中式帆船，最初的操作主要是将平木板（作为船底）并排摆在地上，中间再摆上一条龙骨，再用锻铁制作的双头铆钉将它们固定在一起。木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后，根据船体的长度和所需结构的强度，按照适当的间隔，将横向隔板（其实就是舱壁）或肋条放置在底板上的适当位置，每个都以相同的方式固定。由于当时还没有科学工具，造船工匠只能使用木匠的墨斗和绳子，凭借经验，精心将船体的侧板和腰梁切割成合适的形状。切割完成后，将侧板放到合适的位置，再使船向一侧倾斜，将其钉在隔板上。侧板钉完之后，下一道工序是上甲板梁。甲板梁通常由硬木制成，放在所有舱壁的上方，它们的两端可以塞入最顶层的木甲板中。接下来，还要在已经造好的船体内安装木制框架。这些框架由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部件组成，再用粗钉子连接起来。按照中国的传统，船首和船尾的建造方式大致相同。当船体完成时，就开始安装甲板。最后，还要进行一道至关重要的工序——填补船体缝隙。通常使用石灰和木油的混合物作为填缝剂。这种填缝剂在大约48小时内会硬化变白，可以加固船体并起到防水的效果。

在宋元时期，承担海运业务的商船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柬埔寨吴哥窟甚至有一幅浅浮雕上出现了中式帆船的形象，据考古研究，这幅浮雕很有可能雕刻于1185年。蒙古人的海军四处征讨的时候，也用类似船只充当了军舰。日本现存的、反映元朝东征的画作中也出现了中式帆船。这表明，蒙古人在1274年和1281年远征日本的行动中使用过它们。1275年至1292年间居住在中国的马可·波罗，记录了更多关于中式帆船的细节。尽管中式帆船上有很多新奇的设备，但马可·波罗最感兴趣的还是建有小木屋的甲板、一个运转良好的方向舵以及四根桅杆。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型帆船还设有防水隔舱的时候，就更感到兴奋了。这些都是在当时的欧洲船只上见不到的。马可·波罗写道：“有了防水隔舱，即便这艘船发生意外，比如撞到暗礁上，或是被寻找食物的鲸鱼撞击，甚至它的某些部分淹没在水中……水还是不能从一个隔舱流到另一个隔舱，从而确保了船的安全。”

中国还有一种名为“沙船”的帆船，也是可以航海的。马可·波罗写道：“因为它们的底部平坦而宽阔，因此可以在浅滩上航行，还可以在沙洲附近停泊。实际上，它们总是在布满沙洲的小港湾和避风港中出没，却从未搁浅过。”

船桨、风帆、方向舵和锚

◎《武备志》中的沙船。“水战非乡兵所惯，乃沙民所宜，盖沙民生长海□，习知水性……但沙船仅可于各港协防，小洋出哨……唯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北洋浅，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注意这艘战船的船头装有一门小型火炮

许多类型的中国古代船只（囊括军用和民用）都有一个重要特征——使用一种被称为“橹”的船桨。古代朝鲜和日本船只也是如此。“橹”与传统的西方船桨完全不同，它并不需要直接伸入水中划水，而是按照一种类似螺旋桨的原理进行操作。“橹”的下部类似“桨叶”，通常由阔叶硬木制成，桨叶又固定在一根手柄或者说“桨杆”上，再用一条绳子将橹固定在船上：绳子的一端系在桨杆上，另一端系在甲板上的环形螺栓上。此外，通常还要在靠近橹平衡点的地方设一个支点。在这支点处再系上一条绳子，这样既减轻了操作桨叶的负担，又能在移动时确保其处于正确的角度。通过拉拽这条绳子可以控制桨叶进入“顺桨”状态。与西方的普遍做法相反，中国船只从不以增加船桨数量的方式来增强动力，而是派更多的人手去操纵橹。

◎颇具中国特色的“橹”形船桨，图为其基本部件的简图以及旋转动作的模式

一些在海上行驶的中式帆船以风力作为主要动力。中式帆船装备的特有风帆被称为“平衡式梯形斜帆”，其中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帆幕位于桅杆之前。虽然船帆的具体设计取决于特定区域的传统和环境，但基本结构在各地都是一样的。其最大特征是将竹条平衡横向安置在帆幕上，以横向加强。竹制横条的两端固定在从横析向下悬吊的帆幕缘索上，构成一个升降自如的帆架结构。帆幕织物用绳索编结在帆架的周边和每根竹条上，使帆幕极为平整，收到最佳的受风效果。平衡式梯形斜帆的一些特性在战争中具有优势。比如，由于有横向的加强材料，而且每根横条的间隔不大，因此对帆幕的强度要求不高，竹叶和其他植物叶子都可以编织成帆幕，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船帆一定要用强度比较高的织物来做；这种帆架结构还可以防止帆幕被撕裂，而且即使帆幕上有一些破洞，也仍旧可以收到良好的受风效果；士兵还可以利用竹条爬上桅杆，躲在桅杆瞭望台中并将炸弹扔到敌军战船的甲板上。

1100年左右，一名观察者记录下中式帆船对风力的使用情况：

他们的桅杆呈梯形，非常稳固，船帆在桅杆旁边高高扬起。帆的一边靠近桅杆，就好像屋门一样装在铰链上。帆是由席子制成的，在海上，它们不仅可以利用来自船尾的风，还可以利用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风……但如果风从船的正前方吹来，他们就暂且抛锚停泊。

中式帆船配有艉柱船舵用于转向。尽管有些船舵的体积非常大，但其平衡性都很好。中式帆船的船锚看起来非常简陋，通常仅由一块石头穿过一块木头制成，但非常有效。

中国古代战船的发展和分类

远东各国使用战船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武器一样，其技术源流最早始于中国。早在公元前486年，也就是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一些具备先进技术特征的战船。这些技术将在其后的数个世纪中一直沿用，特别是在战船的甲板上设置塔楼，并在其中埋伏步兵以进行接舷战，非常类似现在的“海军陆战队”概念。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将一支由上述“楼船”组成的舰队投入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之后，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也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楼船舰队，这支舰队曾经在公元前108年参与了远征卫满朝鲜的战役。三国时期（221—265年）爆发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也有使用楼船的记录。三国可谓中国古代最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充满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据记载，曹操麾下装备双船体战船的庞大舰队曾经被东吴的小船击败，后者在船首装有铁制的撞角。然而，在巨型战船的帮助下，取代曹魏成为中原霸主的西晋最终于285年消灭了吴国政权，完成了统一。3个世纪之后，也就是584年，一位名叫杨素的水战天才受隋文帝的委托，摧毁了南方的陈朝。他曾建造一艘单船体的巨型战船，其甲板上布设的塔楼有整整5层高。到了8世纪的唐代和之后的宋代，最常见的是设有3层塔楼的战船，这些船只不但拥有“军旗、舷墙和抛石机”，甚至还装备有希腊火一类的武器，可以远距离焚毁敌军的战船。

最早的战船

从公元前4世纪的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战船。这与史书中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63—公元前221年）出现楼船的记载正好相符。青铜器纹饰描绘的显然是一艘双层战船。其中，划船者占据了战船较低的那层；在战船的上层，一面战旗高高飘扬，战旗下，战士们挥舞着戈、戟和短剑。在另一件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艘外形非常相似的战船，弓箭手在这幅浮雕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战船的右侧，一名男子正在敲响战鼓。这件青铜器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将士兵和鱼类的形象一起放入了水中。“与鱼共舞”的士兵有可能代表某种“守护神”，但由于他们和船员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且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正在战斗，所以也有可能反映的是水下战斗的情景。

根据考古发掘出的黏土船只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战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位王子的墓穴中发现的河船模型，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汉代战船外观的重要线索。这个模型其实是由几个桨手操纵的平底驳船，船尾还有一位舵手和一个简易的木制“小屋”。更大的多层战船很可能是与前文提到的筏子采用相同方式建造的，只不过将船身安装在两个相同的平底船上，从而形成了一艘笨拙的双体船。其船身由简单的多层甲板和尺寸较小的塔楼组成，结构与婚礼蛋糕很相似。这些船只专门用于在河流中或河口地带作战。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东汉时期（25—220年）海船的技术细节也为人所知，这些船通常有一个较钝的方形船头和船尾，以及平底，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式帆船”的风格。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局部纹饰。图中，划桨手占据着较低的层次，在他们的上方，旗帜高高飘扬，战士们则挥舞着匕首、斧头、戟和短剑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局部纹饰。弓箭手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注意，图中的最右侧有一个人正在敲鼓。水中的士兵表明，这场战争甚至已经蔓延到水下了

中国古代战船的分类

进入三国时期，史料中的战船种类陡然增加，但是它们的名称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然而，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古籍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源于759年的一本著作，书里一共描述了6种类型的战船。在接下来的10个世纪里，这些战船的名称将会在史籍中被不断提及，它们为讨论唐代以后的中国战船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1.楼船

楼船按字面理解就是“带有塔楼的战船”，这些多达三层的战船上面配有加固的甲板。但三国时期的楼船与汉朝的多层战船存在显著区别，虽然三国楼船也有多种改型，但它主要采用单一船体和平齐的护墙。

2.“战舰”或“斗舰”

这种战船按字面意思就是“战争帆船”或“战斗帆船”，它们在设计上与楼船类似，但外形较小，且只有一层甲板，防护性较差。与楼船相同，斗舰的桨手也在甲板露天工作，但斗舰有一个凸起的船尾楼，船长就在那里指挥全船。

3.艨艟

“艨艟”的“艨”指的是具有防护外壳，“艟”指的是朝着敌人猛冲过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良好防护的攻击快艇，又被称作“艨冲”或者“蒙冲”。这些快速、轻巧的战舰是中世纪中国的“海上敢死队”。与楼船和斗舰不同的是，艨艟虽然也有两层，但其护墙与船体是连续的，没有缺口，因此占据下层甲板的桨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而弓箭手可以就在船的上层展开行动。因此，其实近战格斗并不是这类战船的主要职能。通常，艨艟的“装甲板”是用木头或犀牛皮制成的，船首绘有凶猛的虎头图案。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艨艟

◎《武备志》中的海鹘船

4.走舸

走舸是一种较小的快艇，上面装有防护舷墙，通常搭载着“最优秀、最勇敢士兵”，这种战船的职能就是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运抵战场并投入战斗。这种设计意味着士兵将会和桨手一起待在甲板上。

5.游艇

这些结构简单的巡逻艇的主要职能是刺探和侦察，并非用于战斗，无防护舷墙，但通常也会部署一小队战士在船上，以供自卫。

6.海鹘

“海鹘”的字面意思是“海鹰”，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改装的商船。为了增强它们在战争中的防护力，通常为其增加一些护墙。

楼船：中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战船

楼船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战船中最重要的类型，从汉代到明朝，留下了很多关于楼船的记载。因此，我们才对这种战船了解得这么详细。

楼船大都采用多层建筑的形式，并开有舷窗和其他开口，以伸出弓弩和长矛。在最上层的甲板上，一般配有抛石机（包括牵引式和配重式抛石机），旁边通常还配有便携式熔炉，以随时打造铸铁炮弹。直到明朝后期，这种战船的武器配置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用大炮和其他火器取代了抛石机。另外，中国人喜欢在楼船那又宽又弯的船头画上一幅凶猛的虎头，而不是像西方人一样，在船头雕刻人物造像。在楼船上，通常有一扇门通向船头区域，船上堡垒区域的两层也分别开有侧门。根据早期文献的描述，楼船上的整个建筑群与一堵城墙的外形差不多。

在漫长的历史中，楼船的外形一直在变化，巨大尺寸最终使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浮动堡垒”。事实上，这种威力强大的战船正是解开285年（太康六年）晋朝所面临的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当时晋朝正准备对吴国（三国时代的唯一遗存）开战，但他们在敌人的领土范围内没有控制任何据点，因此他们决定建造一个相当于木制城堡的东西，然后顺流而下，以此来弥补这一不足。晋朝依靠一位杰出的造舰专家——王濬（时任龙骧将军，兼梁益诸军事），制造了一艘方形的楼船，有多个船体（可能多达4个船体），每边长600英尺（183米），能容纳2000人。在这艘大型楼船上，塔楼四周甚至可以允许战马通行。其船头上装饰着鸟和动物的图案，以“震慑河神”。值得一提的是，晋军的战船都是在巴蜀地区建造的，造船的时候，一些废弃的木料顺流而下，向吴国发出了警告。吴国为对付晋朝战船，在下游布置了大量铁链和铁桩。但是，这艘漂浮在长江上的堡垒，在推进中得到了有人驾驶的筏子的帮助——筏子承受了水下障碍物的冲击，并破坏了水下障碍物。紧接着，这些筏子（绑有铁链）被点燃，进一步为这艘巨型战船清除了障碍，江面终于畅通无阻了。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楼船，它具有独特的开放式结构，桨手只受到舷墙的部分保护，它的进攻性武器是一个平衡式抛石机

由于文献中缺乏其他关于这艘巨舰的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它到底是汉代早期的“婚礼蛋糕”式战船，还是汉末的样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584年（开皇四年）隋炀帝下令灭掉陈朝时，使用的楼船是后一样式。隋军建造了一艘五层楼高的单体船，这种楼船的一个特征是一组奇怪的“攻击武器”（见下文）。934年的记载中也出现了多层甲板和塔楼的楼船。1048年（辽重熙十七年、北宋庆历八年），辽朝建造的战船可以在甲板下载马，在甲板上载人，还可以在黄河沿岸作为登陆艇使用。最后，在1170年（南宋乾道六年），一位长江上的旅行者观看了有700艘战船参与的水战演习，每艘战船大约有100英尺（30.5米）长，船上高耸着堡垒和塔楼，旗帜高高飘扬，鼓声震天，它们甚至可以在逆流中快速行驶。

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讨论上述中国战船所用武器装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每种武器的大类别中仍然有许多不同的小样式存在。在中国，有些海上战船仅仅是运输船的改装版，但它们仍然可以在公海而非河流和沿海水域进行战斗。另外，有种说法是中国早期海船多为明轮船（这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船），但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些早期船只的具体动力是什么，因而这种说法存有疑问。

明轮战船

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战船与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在长江入海口发生海战。一位英军指挥官记录并叙述这一事件时，他注意到，英军使用的是最新设计的由蒸汽驱动的明轮船，而中国的战船也是明轮船，但是动力是由人力提供的。他颇有些自负地总结道：“他们（清军）收到了有关我们的蒸汽船或明轮战舰拥有强大力量的报告，这肯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报告都指出，当面对西方先进技术时，中国正努力朝着近代化转变。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国人已经使用明轮战船长达数百年之久了。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英国人才是模仿者，他们在18世纪中叶才把蒸汽动力简单地应用到明轮舰船的设计上。

甚至在春秋时期之前，中国的文学著作中就暗示了明轮船的存在。以下是关于这些船只的描述：它们可以在“没有风的帮助下”航行相当长的距离，而且“推动船只前进的人都在船的内部”。结果他们的敌人看到这些船只没有桨和桨手，便断定它们是被幽灵操纵的。在418年发生的一场战斗中，战船“显然是靠自己”驶离停泊处的。一个半世纪后，我们读到了“脚船”这个词，这进一步说明了人力是如何转化为船只动力的。这个问题在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被进一步阐明，当时“李高总是渴望制造一些巧妙的机器，他建造的水师舰艇，每艘船都有两个轮子附在船的两侧，并通过所谓‘踏机’由人力驱动。那些船行驶起来像风一样快，激起波浪，就好像扬起了风帆一样”。

◎图中是一艘四轮的明轮战船，其侧舷的舷墙上绘有虎头的图案。这些舷墙可以放下来当作跳帮登船的跳板

然而，通过“踏机”这个词，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臆想了，即中国人使用一些囚犯在某个巨大的轮子里不断行走。实际上，驱动这些明轮战船的所谓“踏机”是一种更小的设备，踏板安装在一根由外向内呈放射状伸出的轮轴上，一个或一队人踩在上面工作，原理与假日海边的游乐脚踏船（被称为“pedalo”）类似。由于所有的中文文献都对明轮战船所能达到的超高速度进行了说明，因此它们也很有可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齿轮传动。

到了南宋时期，明轮战船才真正成了一种主力装备。当时，宋朝面临着金朝南下的威胁，长江就成了它的“长城”。事实上，宋军经常使用明轮战船在长江上巡逻以抵御金军的入侵。1130年（建炎四年），宋军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将明轮战船派往了战场，当时金军正试图撤到长江对岸。1132年（绍兴二年）的一份上呈朝廷的报告指出：“为了保卫辽阔壮丽的万里长江，必须要大力修造战船。”这份报告的作者随后写道，他设计了一艘“飞虎船”，侧面装有四个轮子，每个轮子有八枚叶片，由四个人负责转动，可日行千里。

◎《海防辑要》中一幅关于宋代明轮战船的插图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高轩的发明家制造了一种八轮的明轮战船，并且在战斗中进行了测试。当时它被用来对抗农民起义（杨幺起义），这些“起义军”已经堕落成无情的海盗，他们不断对洞庭湖岸边的居民点发动袭击。事实证明，这艘八轮战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行驶，速度都很快，也很容易驾驭。它的两边都有木板来保护轮子，这样轮子就看不见了。看到这艘船像一条龙一样自己移动，旁观者认为这是奇迹。更大的船由20个甚至23个轮子驱动，从高轩所作的设计图上看，他最大的明轮船达到了200—300英尺（61—91.5米）长，可以容纳700—800人。不幸的是，一支海盗舰队俘获了两艘搁浅在潮汐河中的八轮船，这项技术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事实上，当时船上搭载着一位重要乘客——高轩自己，他被俘虏了。海盗强迫他为他们干活，不到两个月，他们就造出了比原来更好的明轮船。不久后，海盗舰队利用这艘战船上安装的牵引式抛石机对宋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史书中还提到，南宋军队反过来复制了叛军的大型明轮战船，还在船上安装了货真价实的火器（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用以反攻叛军的战船。

1135年（绍兴五年），政府军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源于一个奇特的策略，利用了明轮船的设计弱点。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岳飞将军利用大量漂浮的杂草和腐烂的木头覆盖了洞庭湖的一条支流的水面，并引诱海盗船朝那里继续前进，以至于他们的桨轮被缠在一起动弹不得。随后，岳飞麾下的将士们涌上船去，赢得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胜利。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南宋和金国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水战。当时，金军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试图在采石矶强行渡过长江。宋朝的明轮战船像对付海盗一样投入战斗，迅速绕过金山岛，用牵引式抛石机轰击金军：

我们的舰队就藏在金山岛后面，只等接到信号就冲出来。事先，我们曾派一个骑马的人上山侦察敌情，信号旗就隐藏在他身上。等他发出信号之后，我们的船从小岛后面分左右两边冲了出来。里面的人在踏机上飞快地踩着桨轮，船向前滑行着，就像在水上飞翔一样，但从外面看，一个人也看不见。

金军自己没有船只可以与这些快速机动的战船相比，因而无法对宋军产生威胁，而且金国皇帝还在他的旗舰上被自己的追随者暗杀了。

纵观南宋明轮战船的文献，我们经常能找到关于明轮数为奇数的大型船舶的记载。这意味着其中一个桨轮是安装在船尾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我们假设这种战船极佳的操纵性（这一点经常受到赞赏）源自它左舷和右舷上的桨轮相互独立操作，那么战船就可以在不需要方向舵的情况下进行操纵和转弯。这就为在船尾安装更大的桨轮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至于提供动力的人数，据记载，一艘可以搭载1203人的四轮船需要28人，一艘更大但仍然只有四个桨轮的船则需要42人。文献中提到的驱动桨轮的最大人数是200。关于这个数字，有一种可能是这些人是交替操作桨轮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类似中国人在19世纪使用的一种机械系统（文献表明，该技术早在宋代就为人所知了），即通过联轴器和偏心器将几根曲轴连接到桨轮上，这样每一个桨轮就可以同时由三组人进行操作了。

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最著名的使用明轮战船的事例发生在1267年至1272年蒙古军队围攻襄阳（今湖北襄樊）的战役中。在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中，为对抗蒙古人，南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今天，襄阳围城战役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了配重式抛石机，但明轮战船的使用同样引人注目。宋军的两位英雄——张顺和张贵率领100艘满载衣物和其他给养的小船，向翘首以盼的襄阳和樊城（与襄阳城隔江相望）运送了紧缺的物资。然而，当他们接近时，蒙古将领阿术率军袭击了他们，张顺当场战死。运送物资的船队等到天黑才返航，但阿术在河岸上焚烧秸秆照明并继续发动进攻，这次张贵也战死了。

同年晚些时候，蒙古人开始利用明轮战船对付襄阳，但作战方式与宋军大不相同。这些战船几乎全都是从南宋守军缴获的，专门用来对付宋军在襄阳和樊城之间搭建的一座浮桥。这些战船被蒙古人锚定在汉江中流，就位于浮桥的旁边，然后利用水流来推动桨轮，从而操纵某种机械锯（与桨轮通过曲轴连接），锯断桥上的木头。

15世纪明朝的一份文献生动地描述了一艘明轮战船接敌时的情况，这种情况或许与宋朝时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大炮出现之前：

甲板室在货舱上方，两处可以通过一条贯通前后的管道进行通信。船的两侧各有一根木制的大梁支撑着舷墙，每个舷墙开口处都罩着长5英尺（1.52米）、宽2英尺（0.61米）的木板。木板下面则配有带固定支点的滑轮，与那些提升、悬挂窗户的滑轮类似。当敌人接近时，船内的人可以从中施放炸药、燃烧弹和长矛。然而，即使船上装备了大量武器，敌人也几乎看不见我们。当敌人的攻势减弱的时候，我们的水手突然向上抬升这些木板，将舷墙舱口完全打开，（舷墙）就像一面盾牌一样，可以阻挡敌人的攻击，与此同时，我们就在舱内为反击做着准备。此外，船的四周还披着生牛皮以保护船员，而船员们可以从里面向外投掷燃烧弹和有毒的烟幕弹，并发射铁尖标枪（可能是由大型攻城弩发射的）和钩强（详见后文）。因此，在我们的猛烈攻击下，敌舰很快就被焚毁了。

中国的明轮战船的确是一种威猛的作战武器。当然，在公海上，它们的使用还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但在河流和河口，它们将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是它们的武器将会不断进化，与早期形制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总之，明轮战船还会在后来的朝代中服役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古代战船的武器装备

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手段。对一艘战船来说，进攻手段和防御手段是由技术上的装备设施和战术上的作战方式这两方面来保证的。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兵器，除了有冷兵器、火器之分，还可按射击距离分为接舷战兵器、近战兵器和远距离兵器三种。接舷战兵器包括刀、矛、斧、戈、钩强、冲角、铁嘴、枪筏、火毯、火桶、火砖、火罐、烟球、火炮及纵火船等等；近战兵器有弓弩、镖、抛石机、拍竿等等；远距离兵器有各种火铳、大炮、强弩、火箭等等。防御设施有女墙（矮墙）、用牛皮和竹帘制成的战船盖和棚、铁制装甲、水密隔舱、拦江铁链，以及设置于水中的铁锥、沉船、水雷等。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兵器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春秋到五代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在后期开始使用原油纵火等火攻法，但整体看来还是冷兵器占主导地位。从北宋开始到1840年前的清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火器逐步装备于战船，前期是以冷兵器为主、火器为辅，到中、后期逐渐过渡到以火器为主、冷兵器为辅。

先秦到隋朝之前：防护、火攻、拍竿

春秋以前，战船上的兵器与陆战兵器相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便于进行接舷战，开始将陆战兵器加长，变成专用的水战兵器。据《物原》记载，吴国战船“大翼”上就配备有长钩、长矛、长斧各4把，弩32把，箭3200支，头盔32个。楚国舟师使用了鲁班设计的兵器——钩强，这是最早为水战设计制造的专用兵器。它是一种带有铁钩的竹篙，敌船进攻时可以用它来阻挡，敌船败逃时可以用它将敌船钩住（《墨子·鲁问》）。1935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1964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嵌错图像铜壶”，以及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宴乐渔猎攻战壶”等青铜器上，都有春秋战国时期手执长戈、弓箭、大刀、长矛等兵器的战士进行激烈水战的生动场面。

到了秦汉时期，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生产力飞速发展，造船业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当时的东地中海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战船不但种类多、船具齐全，而且性能好。汉代的战船非常重视加强防护措施。例如主力舰“楼船”，塔楼的四周每层都设有约3尺高的女（矮）墙，作为士兵防御敌方箭矢的掩体，还有用坚硬的木材制成的“战格”，要害部分蒙上皮革以防矢石。攻击船“蒙冲”的棚盖上也蒙有牛皮以防矢石；重武装战船“舰”，上下有塔楼两层，四周设置木板以防矢石，其内如牢栏也（《释名·释船》）。

三国时期（220—280年）火攻开始用于水战，例如发生在208年（建安十三年）冬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将数十艘“蒙冲”和“斗舰”装满芦苇、干柴，灌入了油脂，外面加以伪装，每艘战船后还系着一条小船“走舸”。船队沿长江而上驶向赤壁，趁东风点燃船上的柴草，直冲向曹操的连环战船，使曹操水寨的战船着火烧毁，歼灭曹操大部分人马，孙刘水师的战士则乘走舸而回。（《三国志》中的吴主传和先主传）官渡之战中，曹操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这是中国最早见于实战的抛石车，唐以后又名“炮兵”。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戍”，它具有简单的自动性能。此外，三国时的刀已经安上了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

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司马炎发兵20万，六路伐吴。吴国将领为了阻止晋军进攻，预先在晋军必经的航道西陵峡的上游水面上设立了拦江铁链，在水下则布设了许多一丈多长的铁锥。这是中国古代水师设置水面和水下障碍的最早记载。晋将王浚用几十个百步见方的大筏子打先锋，铁锥碰到筏子就被挂住扫入江底。王浚又在每艘战船的前方装上火把，火把每个长十多丈、粗数十围，灌上油，遇到拦江铁链就将它烧软后砍断，从而破除了这些水面障碍。最终晋军于280年（太康元年）三月攻克了西陵。（《晋书·王浚传》）

◎载满陆军士兵或水军陆战队员的走舸（舷上有女墙），他们有人手持战戟，还有人敲着一面大鼓。所有关于中国古代战船的插图都表明，在水战中，战士们的装束是和陆地上一样的，但他们通常更喜爱长杆武器，如直刃的长矛、弯刃的戟，还有戈

“拍竿”在冷兵器时代是战船上威力巨大的兵器。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近距离上用高悬的巨石拍击敌船的水战利器。“拍竿”最初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叫作“桔槔”。杜弢起义时组建了强大的水师，曾“作桔槔打官军船舰”。

南北朝时期水战极为频繁，这时“桔槔”已经改称“拍竿”了。陈朝徐世谱讨伐侯景时就曾制造“拍舰”“火舫”等，以加强自己的军力（《陈书·徐世谱传》）。在陈朝水师消灭王琳割据势力的战斗中，王琳的水师投掷“火炬”袭烧陈军战船，而陈朝战船则“发拍以击琳舰”（《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八》）。

◎公元前200年的西汉时期，一支内河舰队正在遭受叛军纵火船攻击的场景

隋、唐和五代：火药的最初应用

589年（隋开皇九年），杨素在永安造“五牙”楼船，船上有塔楼5层，高百余尺，搭载士卒800人，在船的前后左右设置了6根拍竿，高50尺（《隋书·杨素传》）。在一次水战中，隋朝的五牙楼船用拍竿就砸沉了陈朝水师十多艘战船，使隋军大获全胜。“拍竿”一直沿用到火器使用以后的南宋时代。当时洞庭湖杨幺起义军所造的大型明轮战船上，就设置了“拍竿”，高十余丈，顶端系巨石，底部改用辘轳操纵，这就较以前更为进步了。

唐代战船上已配备“车弩一支”和“两弓弩一支”。唐朝晚期（9世纪末），中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并于904年第一次将火药用于军事。时人称之为“发机飞火”（路振《九国志》），实际是一种“火药箭”，就是把火药缚于箭头近处，用引线点着后射出。

宋朝以前，在中国水师中还出现了一种“枪筏”，即在筏的四周均装上矛头，可用来运兵和冲撞敌船，也可用来装载燃烧物，发火烧毁敌船。

宋代：水战兵器发展的新时期

从北宋开始，中国水战兵器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与发展。从此冷兵器不再独占鳌头，中国水战兵器也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火器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北宋时仅有燃烧性火器，南宋时进一步创制了金属爆炸火器，并且开始出现以竹、木为体的管形火器。

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呈送给朝廷，并因此受到了奖励。到仁宗朝（1023—1063年），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综述了当时的火器，有火箭、火炮、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十余种。到了南宋初期的1129年（建炎三年），监察御史林之平建议在舰船上装备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加强福建、广东的海防。后来南宋水师都装备了火炮。1132年（宋高宗绍兴二年），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它是一种管形火器，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人。这是世界上管形火器的鼻祖。

另外，关于陆战攻城器械的文献中描述的那些牵引式或配重式抛石机，在水战中也有精确的对应物。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上与杨幺叛军的明轮战船交战时，曾经使用抛石机发射装有石灰的“炮弹”：他们用的是非常薄的陶瓷容器，里面放着有毒的药物（可能是砷）、石灰和铁屑（还有火药）。当这些容器在交战中被扔到叛军船上时，石灰就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以至于叛军的水手们无法睁开眼睛。叛军希望复制这一装置，但由于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无法找到或制造正确的容器，因此他们失败了。

1161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军时，宋军曾使用牵引式抛石机投掷软壳炮弹——“霹雳炮”。宋代杨万里编著的《诚斋集》上记载，这种炮响声如雷，故称霹雳炮，是用纸筒装石灰和硫黄制成的，点着后发射入空中，降入水内，硫黄、石灰得水而火发，再从水内跳出（有些炮装有定时引信，在它们触到水面之前就会爆炸），纸筒裂开，石灰烟雾四散，迷住敌方人马的眼睛。史书中记载：宋军的霹雳炮一接触敌船，其外壳就当场破裂，散开掺有火药和石灰的毒烟，“我们的战船趁机向前发动进攻，他们的人和马都淹死了”。

中国古代要塞有时位于河边，这模糊了围城战和水战之间的界限。例如，1207年南宋对襄阳的防御以使用从城墙上发射的霹雳炮而闻名，但在同一篇史料中，我们还读到后来在汉江上的一次攻击行动。这次行动可能是由宋军的明轮战船发动的：

在25日的傍晚，利用雨天和阴云密布的天空，指挥官紧急派遣张福和郝燕准备大大小小的船只，数量超过30艘，足以携带1000名弩手、500名三叉戟手以及100名鼓手，船上还装备了大量霹雳炮和火药箭。这些战船就隐蔽在敌军营地下游的河岸旁边……然后，随着一响鼓声，弩手们先放了一轮，紧接着所有的鼓都响起，整支舰队的弩手随之开始齐射。与此同时，霹雳炮和火药箭也被发射到了敌人的营地内。

值得一提的是，霹雳炮虽然是爆炸兵器的雏形，但还没有杀伤威力。

大约在13世纪初叶，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如铁火雷（金人称之为“震天雷”）。金国在最后一次针对南宋发动的战役中，就引入了这种硬壳的铁制炸弹，这标志着中国军事技术又向前迈了一步。有记载的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它们，可以追溯到1221年南宋齐州被金朝围困的时候，炸弹爆炸时产生的碎片可以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南宋的一名军官在爆炸中失明，另有六人受伤。铁制炸弹很快就出现在了水战中，1231年，为防御己方城市，金军首次在黄河上使用铁弹轰击一支由舰队支援的蒙古军队。然而，蒙古人攻陷了这座城市，金人沿着黄河向南逃跑，根据文献记载，他们又向蒙古舰队发射了铁壳炸弹，以冲破封锁线。“闪光和火焰清晰可见。北方人（即蒙古人）的驳船上没有多少军队，所以最终金军的船队突围了。”

◎连环舟，被用作布雷舰的铰接式驳船

上文中提到，在1272年宋朝的明轮战船舰队曾往襄阳运送城内紧缺的补给，有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宋军舰队携带了抛石机和炸弹：“它们（宋军战船）排成一个长方形的队列，每艘船上都装备有火筒、抛石机和炸弹，还有燃烧的木炭、大斧头和沉重的巨弩。当入夜已经45分钟的时候，水钟敲响了，船队起锚出航，并用红灯作为信号。”然而，这时的蒙古人已经从金国人手中获取了铁壳炸弹，当宋军的舰队接近时，他们就利用这些炸弹展开了进攻。“敌军炸弹轰隆作响，我们的船队在连续30多里的河段都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船上，我们战士的脚踝都被浸在了血泊之中。”1274年，蒙古人在第一次入侵日本时也使用了铁壳炸弹。它们很可能是从一种被称为“旋风炮”的牵引式抛石机中发射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蒙古战船甲板上的抛石机是固定式的，还是轮式的。

一种非常特别的战船——连环舟，可以将延迟引爆的炸药运送到敌人的位置。该船的一个关键设计是它可以分成互相连接的两部分。这种战船是在针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条运河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淤塞，因此，战船分开两半后可以分别通过浅水通道，在那里，较大的船只不得不等待水位上升之后才能继续行驶。它的目标是在黑暗的掩护下接近一座城市或一座桥梁，船上的人解开放置爆炸物的船头部分，并在快速逃离时点燃船头的引信。

◎1363年，朱元璋所部的一艘连环舟正在攻击一座由陈友谅所部把守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

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寿春府创制了以大竹管为筒、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子窠是瓷片、碎铁粒、石子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原始的弹丸。

拜占庭有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其原理是利用压力喷射石油并将其引燃。中国水师使用的一种攻城武器非常类似希腊火。在975年宋朝和南唐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上的一场战斗中，南唐军队“利用火焰喷射装置喷射油脂来消灭敌人”时，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一开始，宋军无法抵挡，可此时突然刮起一阵北风，把空中的烟雾和火焰吹向南唐自己的船只和人员。多达15万名士兵和水手被卷入其中，不知所措。于是，南唐水师的指挥官悲痛欲绝，纵身投入火海，自杀身亡。一个世纪后，当宋朝的李纲将军在1126年开封围城之前试图阻止金军渡过黄河时，宋军更成功地运用了“希腊火”。

◎975年，一艘南唐战船（左）正在和一艘宋军战斗帆船交战，注意前者使用的钩强和类似希腊火的燃烧武器

◎1161年，在采石矶战役中，一艘宋代的23轮战船正在利用牵引式抛石机投出的石灰炮弹轰击金军舰队

此外，中国还发展了在水战中使用燃烧弹发动攻击的技术。1279年，南宋与元军在广东沿海进行了最后一次交锋。元军指挥官在缴获的几艘船上填充浸满油的稻草，点燃它们，待风向有利即出动打击宋军舰队。简言之，就是把这些船改造成了纵火船。但是宋军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给自己的战船涂上了泥巴——这也是围城战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经典的技巧。此外，宋军还准备了“数不清的水管”，可能是用于从战船甲板上的水箱里取水的。宋军利用长杆钩强将燃烧的稻草捆撕成碎片，再通过软管将水抽出来，把火扑灭，这些软管似乎以类似于悬挂吊杆的方式布设在战船上。他们甚至借此击退了蒙古人的夜袭，但这些战术并没有让宋军获胜，最终只有16艘宋军战船突破了蒙古人的封锁。

元代：金属管型火器的出现

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到14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型火器。1332年（至顺三年）制造的一具铜火铳，口径三寸一分八，长一尺一寸，重28斤，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一具金属管形火器。在这以后，用铜或铁铸成的滑膛炮就开始逐步装备战船了。

明代：水战火器发展的高峰

明朝，水战火器发展到了高峰阶段，不但种类繁多、威力巨大，而且出现了世界兵器史上最早的水雷、鱼雷和两级火箭等。

关于明代战船装备火器的数量和种类，一个经典范例是：据《登坛必究》记载，大福船上装有发熕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筒、喷筒60个、鸟咀铳11门、烟罐100个、弩箭500支、药弩11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火炮20个、钩镰100把、砍刀100把、镖枪100支、宁波弓5张、过船钉30根等；海沧船上装有大佛郎机4座、碗口铳3个、鸟咀铳6把，喷筒50个、烟罐80个、火炮11个、火砖50块、火箭200支；弩箭100支、钩镰6把、砍刀6把、过船钉10根、标枪80根、宁波弓2张、灰罐50个等；苍山船上装有大佛郎机2座、碗口铳3个、鸟咀铳4把、火绳24根、喷筒40个、烟罐60个、火砖2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钩镰4把、砍刀4把、过船钉8根、标枪40支、灰罐30个等。

明代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对兵器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明史》中也有对兵器的介绍。其主要包括：管型火器、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以及火箭。

1.管型火器

除了各种铜铳、铁铳之外，还有佛郎机炮、鸟咀铳、红夷大炮。

佛郎机炮是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葡萄牙船只抵达广州时输入的。“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此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这种炮与明朝原有的火炮相比，具有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1523年（明世宗嘉靖二年），明朝开始仿照，称之为“大将军”。后又经研究改良，增减其重量和长度，制成了发熕以及大样、中样、小样佛郎机铁铳等多种火炮。其中，铜发熕重500斤，发射的铅弹每个重4斤，石弹大于小斗。大样铜（铁）佛郎机长二尺八寸五分，重300多斤，射程可达五六里。戚继光又根据大样佛郎机改出百子佛郎机，主要是将身管加长加厚，装在木制两轮炮车上，发射时去掉两轮，以内部充实棉絮的铁筒置于炮后，作为活动的横档，借以防止火炮后坐。

鸟咀铳也被称为“鸟铳”，是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平倭寇的战争中俘获的。与过去的火铳相比，它的侵彻力强、命中精度好——因为鸟咀铳的身管长，所以射出的子弹“势远有力”，又因下面有木托，发射时不易摇摆，所以“十发有八九发命中”。它的缺点是用火绳发火，遇风雨不便使用，又没有刺刀，“执空铳与敌角必不幸”。1598年，赵士祯仿照西域人进贡的火炮，创制鲁密铳，较鸟咀铳又有了进步，除加长了身管和改良了发火装置之外，枪床尾部还装有钢刀，近战可作为斩马刀使用。他还创造了能连续发射的掣电铳和迅雷铳，已经近似近代的多管机关枪了。

红夷大炮是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从荷兰输入的。《明史》记载：“（红夷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年间，赐以“大将军”号，并开始仿照。神飞炮为17世纪30年代提取佛郎机炮和红夷炮的优点创制而成，封为“神威飞电大将军”。

2.燃烧性火器

明代燃烧性火器在性能和性质上，较前代均有所改进，火药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发明了很多发烟、发雾以及毒剂的处方。除利用冷兵器和人力抛射火箭、火球、火筒、火砖等，还发明了各种喷筒，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战。例如毒药喷筒：用2寸直径的竹筒一根，长2尺多，以麻绳密缠，筒下端安上5尺长的竹木柄，装药时先下燃烧药，次下发射药，再下砒霜药饼一枚，一枚一层共装5层，其喷射火焰可远达数十丈，粘上船帆、船篷等立即引起燃烧并使敌人中毒。

3.爆炸性火器

◎一种名为“水底龙王炮”的水雷。这种水雷是用铁制成的，由一块木板支撑着，上面压着石头。水雷被封闭在一个牛膀胱内，再将一根香烛放在一个漂浮在水面的容器中，以设定点燃导火索的时间。与此同时，通过一段山羊肠来维持空气供应

分为炸弹、地雷和水雷三种。炸弹类是在燃烧性的“霹雳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炸弹有铁弹、石弹、木弹、泥弹等品种。水雷类有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水底雷、既济雷四种。其中，水底龙王炮用熟铁打造，每个重4、5、6斤不等，内装炸药5升至1斗，炮口安香头引火，香头的长短根据轰击敌船的远近而定。点燃香头后，将炮装入牛膀胱做的囊中，加以密封，载在木板上用石块坠入水中，囊内有羊肠引到水面，置于鹅雁翎做成的浮筏上，以通空气，黑夜顺流放下，接近敌船时，香烬火发将敌船炸毁。“在一个黑暗的夜晚，”一份关于这种武器的文献记录道，“水雷被送到河的下游，当香烛烧到导火索时，就会发生巨大的爆炸。”“混江龙”的构造与水底龙王炮相同，只是发火装置有所改进。它是在皮囊中安设火石、火镰，用长绳牵到岸上，将炮沉入水底，待敌船经过时，岸上拉动绳索，使火石与火镰撞击，发火引爆，击毁敌船。这些水雷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雷。1512年，明朝水师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刘七率领的水师在今天江苏南通狼山附近展开水战，曾使用名为“水老鸦”的兵器。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是：“藏药及火于炮矢中发之。又为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机发自为运转，转透船沉。”可以看出这是近代鱼雷的雏形。

4.火箭

单发火箭有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箭杆长6尺，粗5—6分，缚于箭镞之下，箭头涂毒药，能穿铠甲，射程可达500步。多发火箭有“一窝蜂”“群豹横奔箭”等。多级火箭有“火龙出水”，是古代中国一个重大发明。这种火箭可水陆两用，系用毛竹5尺、两头装上以木料雕刻的龙头、龙尾制成。龙口向上，龙腹内装火箭数支，龙头下面两边安装半斤重的火箭筒两个，龙尾两旁亦安装火箭筒两个。这四个火箭筒的引信总汇一处，并与腹内火箭的引信连接好。水战时，可离水面三四尺点火，龙头和龙尾下的四支火箭推动火龙前进，待燃烧殆尽时，又引燃腹内的火箭，这时火箭由龙口飞出继续前进，飞向目标使敌船着火焚烧，能飞行二三里远。

明代冷兵器由于火器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失去优势地位。拍竿逐渐被管形火器淘汰。枪和长柄刀较宋代简化、轻便、适用。战船上还有钩镰（用长竹制成，刃弯而利），用以钩割敌船上的各种绳索；撩钩，用以在水中捞取敌人首级，或勾敌船缭索以牵其棚；犁头镖，用于在船头上朝下掷敌船，中船必穿洞，中人必碎。小镖，在我船高大、敌船低小、相距二十丈之内时，使用此器最利。明代大型战船的首部都装有铁制的“铁壁铧咀”，用以在战斗中“犁沉”敌船。

明朝水师的火攻船也较多，有火龙船、子母舟和连环舟等。

中国古代战船上的装甲

桨轮的使用令中国船工有机会为他们的船只提供更为严密的防护，他们甚至为自己的船只安装了装甲，而这种防护方式是橹桨船及风帆船都无法使用的。有趣的是，在1130年的黄天荡之战中，金国水师的作战水平不及宋军，因此，他们采用了以防御为主的作战原则。金军水手们操纵的战船配有带桨孔的防护舷墙（具体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尚不清楚），并用火箭突袭了毫无准备的宋朝舰队。然而，金军战船的这种防御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早在三国时期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人使用某种快速战船，并且在战船的舷墙上覆盖湿润的兽皮以抵御燃烧弹的袭击。

除了舷墙和兽皮之外，中国战舰上还有限使用了某种金属装甲（当然与近代的“铁甲战舰”不相同），这在文献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金属装甲的起源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即在船底布设薄金属板作为一种防腐措施。由于中国古代水师的主要战术是使用远程投射武器，而不是近距离格斗和跳帮作战，因此将这种保护延伸到舰船上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战船上用了多少铁甲以及把铁甲放在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1370年明朝远征军抗击四川叛乱者的战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叛乱者是趁元朝灭亡的时候宣布独立的。以下是关于这次平叛行动中水师作战的一些细节的记载：

那里（四川）的悬崖非常陡峭，水流也非常湍急，四川人在那里布设了铁链，还搭建了吊桥，堵在流经峡谷的河道上，这样就没有船只能够通过了。于是，廖永忠派了几百名士兵，带着粮食和水，从陆路将一些小船搬运到了河流的上游，从而绕过了这些防御工事。四川的山区树木繁茂，他命令士兵们穿上绿色的衣服和用树叶做成的无袖雨衣，这样，士兵们就可以隐蔽地穿过森林和岩石下山了。到了第五天晚上，明军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开始了进攻。明军战船的船头都用铁包裹着，上面还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金属弓。叛军的三座吊桥都被烧毁了，铁链也断了。

根据这段记述，明军使用了船头包铁的战船，这就清楚地表明其主要战术是冲撞敌船，当然，也可以用于冲破铁链。然而，不能依据14世纪中国人对战船的改造就推断出，中国战船在朝着像希腊三列桨战船那样的专用撞击舰方向发展。事实上，相反的结论似乎是有根据的：按照传统，中国帆船的设计都是船首翘起的平底船，不适合使用冲撞战术。不过，在文献中偶尔也会提到这一战术，比如220年的一份记载提到“他们使用的战船是可以利用船桨互相撞击的，就像用角一样”。我们还知道，在汉代，小船的船头通常装有铁锤。

明朝水师战船上的防护设施与以前相比也有较大改进。大型的楼船有铁甲防护，即“艣箱皆裹以铁”；在没有设女墙的战船上，两舷装有罟网，它是用数十层渔网编成的，用来防止敌人跳入己船，并可防矢石等。

中国古代水战战术：以远程打击为主

中国古代船只和中国古代军队一样，在战斗中，旌旗招展，战鼓震天。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在江海上还是湖泊上的水战，尤其是船对船的战斗，都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战术。其中一些与我们熟悉的西方水战战术有相似之处，另一些则截然不同，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对“钩强”的使用。光看名字，你可能会以为钩强是钩子、链条和耙子这类的装置，用来把一艘敌船拉近并固定在那里，这样登船的人就可以猛攻这艘船，并相对容易地撤离。然而，在中国水战中，首选的战术通常不是跳帮登船，而是远距离攻击，是用抛石机或是强弓劲弩向敌军战船投射大量火力。这导致中国在钩强的使用上比较独特：通过使用钩强，让己方船只和敌船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将其固定在自己的船边。因此，中国钩强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武器”，由某种形状的“锤头”组成，比如给50英尺长的吊杆的一端装上沉重铁钉，将吊杆的另一端牢牢地铰接在战船的上层建筑上。唐朝的一幅插图显示了一艘楼船的两侧各装有三支吊杆。当靠近敌船时，这些攻击武器会被释放，并呈弧形重重地落在敌船的甲板上。

如果敌船只是一些小船，锤头砸穿其木制甲板很可能会令其沉没。如果敌舰仍然漂浮在水面上，它就会和攻击者牢牢连在一起。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绝不是提供跳帮登船的平台。相反，这些钩强将在一个适合弓弩攻击的距离（弩的攻击距离通常很近）上牢牢地固定住敌船。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上与叛军作战时，就使用了这种战术。在对战中，海盗们使用的钩强类武器似乎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据说他们仅仅在30英尺长的竹竿末端安装了锤头，但“这些竹竿挫败了宋军近距离登船和攻击的企图”。在另一个文献中，叛军实际使用的锤头被描述为一块木头、有几英尺长、两端十分锋利。然而，就像明轮战船一样，宋军也有类似的武器，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另一种战术巧妙地糅合了攻击和防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它发生在1130年的黄天荡之战中。宋军统帅在他的战船上安装了铁链，铁链的末端装有钩子。不知通过何种方法，这些铁链被抛到了金军的战船上，然后将其牢牢地固定住。至于宋军战船，我们必须假设都是明轮船，它们开始反向行驶，将敌船拖走，而这些伸出来的链子为持续的弩箭火力提供了必要的距离。

虽然使用跳帮登船战术可能不是中国水战的首选方法，但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战船上均部署了大量的士兵或“水师陆战队员”即印证了这一点。文献中所有关于战船的插图表明，当时水师战士穿的铠甲和头盔与他们在陆地上的同行相同，还配备着常用的长杆武器，如直刃的长矛、弯刃的戟，还有戈。我们注意到，在最早的船对船战斗的插图中，戈就像长矛再加上一柄短刀（与矛头成直角）。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插图中发现一些形状更奇特的、带有多个刀刃的长矛。在近战中，中国古代水师通常以短剑和匕首为主要武器。此外，还有陶瓷外壳的炸弹作为弩和火绳枪等远程武器的补充。

战争中的中国古代战船

地表约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水覆盖，人类文明也大都与水脱不了关系。与陆战相比，水战演进的时间显得较短。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水战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容小觑。

中国最早的水师

根据甲骨文记载，中国于殷商时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已经使用舟船来运输了。另据史籍记载，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殷，先出于河，吕尚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太公六韬》），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于孟津渡河（《史记·周本纪》）。这也许是中国舟船用于战争之始，但当时仅用于运兵。这要比地中海国家晚一些，因为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就曾派出帆船舰队远征蓬特（Punt），当时其使用的帆船达到了30米长，左右两舷各有15名划桨手。

直接用舟船进行战争乃是在春秋时期。《春秋大事表·卷八》记载：“春秋之季，惟三国（即齐、吴、越）边于海，而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当时齐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均有舟师，制造了多种战船。

吴国在江南水网地区立国繁衍，由于濒江临海，吴人历来长于舟楫，以“不可一日废舟楫之国”著称。吴自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立国以来，一直为楚国的属地，到了吴王寿梦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强大。公元前584年，晋国派遣从楚国流亡到其境内的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教授吴军乘车战阵之法，希望吴国联晋叛楚。申公巫臣考虑到吴国境内沼泽多、百姓善划舟船，建议吴王寿梦多造战船、举舟师，增强国力，吴地的造船业由此兴起。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授予他重权，号令全国。伍子胥将吴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兴建造船场和组建舟师上面不遗余力，时建有“欐溪城”，“阖闾所置船宫（造大船之工场）也”（《越绝书》）。伍子胥吸取陆军车战战法，建造了多种战船，排列布阵，使舟师具有一定规模及较强的攻防能力。一日，吴王阖闾问伍子胥：“船军之备如何？”答曰：“船名大翼、小翼、冒突、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冒突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定骑（即轻骑兵）也。”这也是中国最早有关战船分类的历史记载。

在楼船中，用作舟师旗舰者名为“艅艎”。而战斗船只主要是“三翼”。仅按其尺寸大小来区分，可分为大翼、中翼和小翼三类。“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划桨手）五十人，舳舻（首尾桨手）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全上古三代文·卷五》）。据称，大翼上装备弩三十二张、箭三千三百支，所有战士都穿戴铠甲和兜鍪。中翼和小翼所载人员分别为八十六人和八十人。据考证，“三翼”战船，按公制计算的话，其长度分别为19.19米、18.42米和17.27米，宽度分别为2.92米、2.59米和2.30米，长宽比分别为6.57、7.11和7.51。可见这类战船长宽比大，速度快，比较适合于江湖中作战。

越国本为南方的一个小国，都城为会稽，到了越王允常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强大，其国号实际为“于越”，向以善舟著称。俗语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更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之说。戈为越人的主要武器，戈船则为越国的主要战船。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霸关东，在琅琊营造观景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彼时勾践麾下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适越，勾践与孔子对话，自愧不及，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出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越绝书》）可见越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操船弄舟之术非常精湛。

到了战国时期，拥有舟师的国家更多，水战频仍。秦国虽然地处西陲，但因为占领了巴蜀，亦拥有较大规模的舟师船队。

由于当时水战频繁，有关水战战略、战术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墨子·备水》记载：“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輼。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孙膑兵法·水阵》中则谈到步兵攻击水师之战术。

在迄今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三件绘有当时的水陆攻战图案。如前文的两幅插图所示，战船已经装备了甲板，分两层，下层划桨，上层则布置手持长钩矛、斧和弓箭的将士，但均没有船帆。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战船基本上都用人力操桨，尚未使用风帆，至少风帆的使用还不普遍。

到这个时期，中国的战船和舟师虽然已经有一定规模，但战船的航海性能、数量以及战斗力尚难与地中海国家，甚至波斯的战船相匹敌。当时地中海世界海战极为频繁，而且规模相当大，战舰也大而坚固，普遍使用风帆，划桨手多，战斗力强，每次海战，动辄出动战舰成百上千艘。例如公元前494年，波斯大舰队（包括腓尼基战舰600艘）攻陷希腊米利都城邦。公元前49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派遣侄子阿塔斐尼与希腊人达提士率领战舰600艘，走海路攻击希腊本土，自马拉松海湾登陆，希腊诸城邦震动。公元前481年，波斯皇帝泽尔士于赫勒斯滂海峡建造浮桥以利行军，率领战舰1200艘、小船3000艘，征集46个属国的百余万大军进攻希腊。公元前480年，雅典舰队大败波斯舰队于萨拉米海湾，可见雅典舰队的实力也并不弱小。

秦汉时期楼船的作战行动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以及水上活动范围的扩大，舟船性能大为提高，首先反映在战船的性能上。

秦统一六国之后，为了进军岭南，命令史禄于广西兴安开凿了灵渠，并派遣任嚣和赵佗率领楼船平定了岭南，增设南海、桂林、象郡治之。

汉代楼船盛行，其水师又被称为“楼船军”。实际上，楼船军中战船种类很多，楼船仅为水师之大型主力舰。次于楼船的主力舰为戈船。《释名·释船》记载：“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轻疾者曰赤马，其体正赤，疾如马也。上下重床曰槛（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舠，舠，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行也。”可见当时对于各类战船的性能和特点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并依据战船的大小已有舰、艇之分。

当时楼船一般有四层，“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其他战船一般为两层。西汉武帝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于是汉武帝命令在会稽郡大量建造楼船，在庐江郡设立“楼船官”，建立楼船军。为操练楼船军，还大修昆明池。据记载，“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史记·平淮书》），“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西京杂记·第六》）。

公元前112年（西汉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出发，进入湟水；楼船将军杨仆自豫章出发，进入浈水；以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进入离水；以甲作为下濑将军，进入苍梧。他们都统领那些犯过罪的人，长江、淮河以南有楼船十万人。南越的驰义侯遗另外统领巴郡、蜀郡的罪人，从夜郎发兵，进入牂柯江。各路大军会师于番禺。（《汉书·武帝纪》）可以分为五路进击番禺，可见当时船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

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岑彭曾以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大败公孙述。40年（建武十六年），“交址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掠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其副手，共同指挥楼船将军段志等南下讨伐交趾。马援所部从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追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峤南息平……”（《后汉书·马援列传》）可见东汉时楼船军的规模更大了。

汉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逐渐用铁器取代了铜器，使兵器铁器化。到了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几乎全部为钢铁所制，于是战船的武备也大为加强了。

楼船是汉代战船的典型，战斗力最强。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楼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矮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抛石机）、垒石、铁汁（向敌船投洒熔化的铁水），状如城垒”。当时弩已有长足进步，甚至成了一种水战利器。相传弩在战国时由楚琴氏发明，《事物纪原·卷九》记载：“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著臂旋机而廓，加之以力，即弩之始。”而两汉之“兵技巧家”，有望远连弩射法，实际上，在西汉时期就已有人写作望远连弩射法十五篇，并有强弩将军之官职。《太白阴经》中还谈到汉代艨艟“从犀牛皮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即划桨口），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这种描述大致也是真实的，艨艟其实就是一种快速冲锋船，可谓春秋“冒突”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所造战船的航行性能有了很大提高。据考证，西汉时发明了橹，东汉时发明了舵，风帆也见诸东汉人所著历史文献。在汉代，航海所需的帆、桨、舵、橹、碇等装备已经一应俱全，利用帆舵联操，船舶具备了逆风航行的能力。所以汉代船舶已经可以进行较长距离的沿海航行了，这预示着中国航海新时期的到来。

在同一时期的地中海，由于以往的航海民族逐渐向内陆迁徙，海战反而不如以前频繁了，不过，海战时战船的攻防能力有较大提高。如罗马与迦太基于公元前264年开启的历时二十余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将迦太基称为“布匿”）中，罗马海军创造了搭有尖钩的接舷吊桥，让战士在船上能像在陆地上一样作战。当时地中海西部的海军王国迦太基，也不过拥有五十桨的兵船数百艘。其规模可能还赶不上公元前500年的另一个海上强国——希腊，希腊海军拥有数百名桨手、三层桨的大型桨帆船。到了罗马时代就再未出现这样的战船了。不过罗马帆船已经有两根桅杆了，驾驭风帆的技术有明显进步，但因为当时仍然沿用转舵桨的方式，战船航海性能改进不明显。看来，到了此时，中西战船性能和武备已经各有千秋、实力相当了，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

三国时期东吴斗舰、走舸和句卢的运用

三国时期，孙权统治东吴，利用吴人善于操舟的习性，造战船、建水师。除了汉代主要造船基地庐江、豫章、浔阳、会稽等，孙权还在福建建安和浙江罗阳县（今平阳县）设置了横屿船屯，专门负责造船。因此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最为强大，拥有战船五千艘。

东吴水师战船中，除楼船、艨艟外，还出现了当时较新型的战船——斗舰和走舸，以及句卢、艑、舫等。就连一度占据荆州的刘表，竟然也“治水师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太白阴经》中记载：“斗舰，船舷上设有女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平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斗舰是当时水战中的主力，其战斗力和大小仅次于楼船（当时楼船设三重女墙），可谓楼船与艨艟之间的中型战船，但它比楼船更为轻捷和灵便。

《太白阴经》还记载：“走舸亦如战船，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据考证，“走舸”这种战船有十四对桨，速度快，行动灵便，比艨艟小，常伴随主力舰后配合行动，作为突击和救援船用。赤壁之战中，周瑜就是利用艨艟、斗舰和走舸等各种战船配合作战，用火攻大破曹军的。

句卢，史书上将其称为“大艑”。《荆州记》记载：“湘中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艑皆浅船舟也。”可见句卢为大型的浅吃水战船。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尽伏其精兵于舳舻（句卢）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掩袭荆州守将关羽。曹魏水师中特有的一种油船与东吴艨艟相似，这种战船外面裹着牛皮，上面涂有桐油，防护性能强于艨艟。222年（魏黄初三年），魏将夏侯尚率军包围东吴江陵，“尚夜多持油舩，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烧其舟船。

两晋南北朝时期水师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长期对峙、争战不断的动乱年代。若要统一南北，长江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晋、隋取得短暂的全国统一均是自北方通过长江，直捣南方政权的首府建康。而南方诸国又向来以善于水战著称，水师甚为强大，可见，北方政权要攻灭南方政权，其在水师规模、战船性能和战斗力等方面必须要有更强的实力。因此，这一时期战船种类之多、武备之强、水战规模之大，亘古未有。

先是晋武帝司马炎谋划伐吴。大将军羊祜举荐王濬总领益州诸军事，在四川修造战船，建立水师舰队。王濬造“连舫”大船，方一百二十步，每艘可装载二千余人。大船周边以木栅为城，修城楼望台，有四道门出入，船上可以来往驰马。又在船头画上鹢首怪兽，以恐吓江神。造船削下的碎木片竟然浮满江面，顺流漂下。花了整整七年时间，王濬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他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了。

280年（太康元年），王濬率领七万水师，由四川东下攻吴，过瞿塘峡、巫峡，进至秭归附近。王濬先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破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擒吴丹阳监盛纪，然后顺流而下，进入西陵峡，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由于此前羊祜擒获吴国间谍，详细了解了吴国的这些江防措施，曾通告过王濬，王濬对此早有准备。此前，王濬下令制造了几十张大筏，并连成百步见方，筏上绑着草人，草人身着铠甲，手执棍棒。船队行进时，先令善游泳者推着筏走在前面，筏遇到水下铁锥，铁锥就扎在筏上被拔掉了。又制作所谓“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置于船首，遇拦江铁链即用火炬烧之，须臾铁链融化而断。晋水师舰船遂通行无阻，顺流直下。吴军以为这些障碍晋军难以清除，未派兵把守。王濬水师顺利地扫除水中障碍，继续进军，连克西陵、荆门、夷道、乐乡、夏口、武昌，进而攻占金陵，吴主孙皓投降。所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首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以雄伟的气势，勾画出王濬水师的所向无敌。王濬的那种破除水战障碍的出色战法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

到了东晋时期中叶，杜弢率领流民在四川反叛，他首创了使用“桔槔”的战舰。“桔槔”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借助绞索旋放石块以拍打敌舰的一种长杆。作战时，用桔槔抛掷巨石击碎敌船。杜弢麾下水师数次与晋将陶侃水师作战，曾用桔槔击沉过晋军战船。这是当时出现的又一种新型水战利器。使用“桔槔”的战船，也被称为“拍舰”，“桔槔”后来也被称为“拍竿”。实则就是把某种抛石机装于战船上。如果把抛石机装于战车上，则以“拍车”命名，类似霹雳车。陈朝大将黄法氍在北伐北齐时，也曾使用大量拍船攻打历阳。

东晋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一场由孙恩、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大规模海上农民起义爆发了。399年（晋隆安三年），孙恩于海上起兵，两次攻占会稽，沿海八郡纷起响应，后又攻破沪渎，杀吴郡太守袁山松。此后，孙恩的水师数年间转战于海上，在京口与晋将刘裕对阵时已拥有“战士十万，楼船千余”了。孙恩败亡后，其妹夫卢循继续高举义旗，重振雄风，水师舰队又得以发展。410年（晋义熙六年），卢循派遣别帅徐道覆由始兴出江西，于赣江“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舰队规模非常大，连续攻占晋军要点，击杀晋将何无忌。晋将刘毅率领舟师两万，自姑孰前来迎击。卢循接受了徐道覆的正确建议，亲自率领水师“发巴陵，与道覆（水师）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大败刘毅军”。后来，刘裕充分利用轻便斗舰，又在军中使用万钧神弩，并备各种火具，向敌舰投火，才大破卢循舰队，卢循和徐道覆仅以身免。上述所谓“八艚舰”很可能指的是当时共有八个水密舱的一类重型战舰。

由上述史实来看，当时的水战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一场水战往往是“舳舻亘千里”，而连弩和火炬已经成为比较有力的水战破敌兵器。

南北朝时期，水战更为频繁，战船、舰载武器和水战战术等都发展较快。548年（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作乱，派遣水师于“舰上竖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烧（敌在江中所布）水栅”，后来却因为风势不利而自焚败退。有一次，侯景部将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在岸上与梁将王僧辩、陈霸先挑战时，用一千艘窄而长的“鸼?”装满了士兵。这种战船两侧各有80支桨，操桨水手都是越人，船来去迅速，突然攻击，堪比疾风闪电。王僧辩于是指挥小船，命令他们先接战，然后全都撤回，同时命令大战船全部停泊在两边的江岸。叛贼认为王僧辩水师想要撤退，于是都争着出来进攻。王僧辩趁机指挥己方的大战船截断了叛军小船的退路，他命令手下击鼓并大声呐喊，与叛军小船在中流交战，叛贼抵御不住，纷纷跳水逃命。上面所说的“鸼?”有160支桨，为中国历史上桨数最多的大型快艇，速度非常快。当时一次水战就有鸼?千艘，仅桨手就达到16万人。一次水战，一方动辄出动大小战船两千艘都不足为奇。可见当时水战规模之大了。

南梁有位叫作徐世谱的水师统帅，他和著名的和尚将军陆法和一起讨伐侯景。侯景军力很是强大，世谱于是另外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来增强水师的实力。在将要开战时，他登上主舰冲锋在前，大败侯景的水师，活捉了侯景的部将任约，侯景败逃。后来跟随王僧辩攻打郢州时，徐世谱又登上主舰，兵临郢州军的粮仓大门，叛军将领宋子仙率领城里的士兵投降。到了陈霸先篡梁，建立陈朝之后，梁臣王琳乃“大营楼舰，将图义举”，南梁旧部得知后便纷纷来投，很快组建起一支“战舰以千数”的超级舰队。舰队中有艘奇怪的舰船，每次作战前会发出野猪般的叫声，因此被称为“野猪舰队”。陈武帝（陈霸先）先后派遣将领侯安都、周文育等讨伐王琳，均被他击败。于是陈武帝为了抵挡王琳的进攻，将那些用于水上战斗的武器，全都委托给徐世谱去制造设计。徐世谱聪明、工于机巧，非常熟悉和了解旧时水上兵器的营造方法，他制造的各种器械能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况来减少或增加，精妙的构思不时出现。徐世谱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战船、武器制作家和工程师了。他制造的随车，可能是祖冲之千里船和唐代车船之间的过渡型号。

陈朝的太尉侯瑱与王琳在芜湖会战，王琳的舰队非常强大，但两军正准备交战时，有微风从东南而来，众军施放火种，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坐平虏大舰从江中进击，发拍连续命中敌舰，其余冒突、青龙一类的中型战船也不断发动攻击，又以牛皮蒙住的艨艟冲过去，并将熔化的铁水洒在敌舰上面，王琳军队由此大败，逃走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王琳本人因此跑到北齐去了。在这次水战中，陈军使用了威力更强的燃烧性武器，据称均出自徐世谱之手。此外，王琳曾与侯瑱在合肥巢湖交战，王琳舰队试图利用拍竿将火把投掷过去，以焚毁侯瑱的战船，但因为刮着西南风，反而导致自己的战船被烧毁，惨败收场。以上侯景、王琳两个火攻的战例，都是因为风向不利而败北的，与赤壁之战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南朝主力战船上一般都装有拍竿，但每个拍竿只能发射一次。比如陈朝大将吴明彻征华皎时，先募集了军队中的小船，赏给许多金银，命令其先行出发，以承受敌人水师大船上“拍竿”的攻击，从而消耗敌军弹药；而后，吴明彻才下令己方大船利用“拍竿”向对方进攻，于是，华皎的大船都被“拍竿”发射的弹丸击毁，沉没在沌口中游。为进行反击，华皎利用自己仅剩的战船装满干柴，试图借风力纵火并引向对方，但不久后风向转变，火烧到自己，华皎大败，只好乘一只小船逃走。当时还有一种小型快艇，被称作“舴艋”，与王琳共同反对陈朝的地方势力新吴洞主余孝顷就拥有舴艋三百艘。在水战时，常靠单只舴艋追击敌舰。如陈将周文育就曾乘坐单舴艋突入敌军舰队，斩将夺舰。

55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581年，杨坚篡夺了北周皇位，改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南方的陈朝虽然政治腐败，但仍然是隋文帝杨坚的最大障碍，特别是陈朝拥有强大的水师，欲灭陈，势必要突破长江天险。为此，王长述向杨坚献平陈之策，主张在上游营造战舰。崔仲方也建议：“如今必须自武昌以下，在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秘密进行部署、筹划；在益、信、襄、荆、基、郢等州立刻建造舟船，同时尽量壮大声势，做水战的准备。”于是，隋文帝下令在长江上游的信州大力修造战船。585年（开皇五年），杨素率军在永安建造主力舰，名叫“五牙”，是为一号战船，在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余尺；又在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高五十尺，可乘载战士八百人。二号战船名叫“黄龙”，船上可乘载战士一百人，其余称作“平乘”“舴艋”的舰船大小不等。587年（开皇七年），隋大举伐陈，兵临长江。面对危急的形势，陈后主陈书宝却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佞臣孔范也附和说隋军不会渡江，于是君臣继续赋诗饮酒，醉生梦死。

隋文帝拜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船队直趋三硖。隋军来到流头滩，南陈将领戚欣率青龙舰一百余艘屯兵守卫在狼尾滩，以阻止隋军。这里地势险要，隋将们十分忧虑。杨素却说：“胜负就在此一举。如果白天开船进攻，对方能看清我们的行动，加之水流迅急，水手无法控制，那么，我们就会失掉这里的有利条件。”于是，隋军于夜间发动进攻。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舰十艘，悄悄顺流而下；派开府王长袭从南岸袭击戚欣别处营寨的栅栏；命大将军刘仁恩直趋白沙的北岸。天明到达后，进攻陈军。戚欣军败。杨素率领水师顺江东下，战舰船只覆盖了江面，军旗盔甲蔽天耀日。杨素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伟岸雄奇，南陈人看了，都惊惧地说：“清河公杨素真是一尊江神啊！”当时，陈国的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兵岐亭，正好占据了江峡。他在北岸凿穿岩石，连接了三条铁锁链，横断了整个长江上游，用来阻挡战船前进。结果杨素和仁恩先登陆攻打吕仲肃的营寨，吕的队伍在夜里溃逃，杨素趁机从容地除掉了那些铁链。吕仲肃又率军占据荆门的延洲。杨素便派遣来自巴地的士兵一千人，分乘四艘巨型五牙船，仅靠船桨就击碎了十多艘敌舰，于是大破敌军，俘虏敌军士兵两千多人，吕仲肃仅以身免。陈后主被接连的战败吓得胆战心惊，但他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当时长江上游陈慧纪手中尚有将士三万、楼船千乘。

平陈之战前，隋文帝采用在上游虚张声势、在下游秘密渡江的策略，令长江上游公开大造战舰，并令造船处“将造船的边角废料投入江中”，下游的贺若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些计策取得了成功，陈军在上游戒备森严，在下游却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拱卫战略要地采石矶的守军不多。因此贺若弼与韩擒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占建康，使得长江上游的陈慧纪等人不战自降。这次隋朝与陈国在长江下游水师决战时所用战法比王濬攻吴的战法难度更高，采用水陆配合的战术，反映了水战战法的进一步发展。平陈战役的胜利，结束了“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统一。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中国水战的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创造并设计了众多的特殊战船和水战武器。南朝宋讨伐徐羡之、傅亮、谢晦时，开国公檀道济曾统率精锐部队三万人，船甲满江，千帆同举，万舟竞发。由此可见，当时战船的性能和水战武器的杀伤力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水战的冷兵器已经发展到全盛时期。当时战船中杀伤力最强的代表性舰只为隋朝大将杨素的五牙战舰。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创造的各类新型战舰为唐宋战船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西方战船一般变化不大，甚至呈现衰退趋势。即便当时有海战爆发，其规模也很小，如460年西罗马帝国准备征服汪达尔人时，仅有战船三百艘。而且当时罗马帝国和波斯均处于奴隶社会末期，政治腐败，政权岌岌可危，其海军实力远比不上往日，而中国南北朝的统治者们数次欲一统天下，水战频仍，这就使得中国战船的性能、武备和水战战术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超越了同时代的欧亚各国。

隋代以前，中国战船可谓处于楼船时代，楼船军成了水师的代名词。楼船军中战船的种类很多，而作为当时战船象征的楼船，其特点是模仿古城堡建筑，水战模仿陆上战法。由于当时大多是在江、湖以及近海作战，除了一些特种舰船外，一般对楼船的武器比较重视，对其快速性及船型的要求尚在其次。随着远洋航海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火药和火炮的发明，中国战船的航海性能及武器的杀伤力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古城堡一样，楼船逐渐成了一种耀武扬威的庞大官船，但它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战船，被载入了史册。

◎1272年，南宋军队的明轮战船冒着霹雳炮的猛烈轰炸，试图冲破蒙古人对襄阳的封锁

唐宋时期的战船和舰队

经历短暂的分裂时期，盛唐的遗产最终被宋朝继承，后者在960年至1279年统治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尽管经历了“靖康之耻”等重大挫折，宋朝还是发展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水师力量，并在杭州等地设立了造船厂。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对造船业非常重视，他本人还亲自访问过造船厂。最初，宋朝维持一支强大水师的目的是防御海盗的袭扰，但水师很快就在与金国之间的血腥战斗中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12世纪，宋金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金军还曾于1126年占领了北宋的首都——开封。从那时起，宋朝的控制范围就仅限于中国的南半部分了。从1135年开始，南宋以新首都临安以及周边地区为基地，重新编练了水师，并与金军展开了多次水战。

蒙古人的崛起

13世纪初期，一支在日后震撼世界的强权——蒙古人开始崛起，但起初，他们的行动范围仅限于亚洲内陆的草原，因此并没有组建水师的必要。当西夏王国被他们征服的时候，金朝皇帝意识到应该依靠大江大河将自己与这些强悍的骑兵隔开，因此，他将都城从中都（今北京）向南迁移到开封，后者在北面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可以大大增强金军的防御力。然而，蒙古人随即就占领了北京，成了中国北方的主人。

尽管面临着来自蒙古人的新威胁，但金国继续对南宋发动进攻，这期间爆发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水战。1227年，成吉思汗突然去世，使金和南宋暂时避开了蒙古人贪婪的目光，两国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间。1230年，他的继任者窝阔台汗对金国展开了大规模攻势。最终，蒙古人在其著名统帅——速不台的率领下于1232年攻占了开封。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下，金哀宗被迫前往蔡州避难，并于1234年在蒙古、南宋两国军队的夹击下自杀，金国灭亡。

蒙古（元朝）水师的创建

1259年，蒙哥汗的意外死亡暂时延缓了蒙古征服南宋的步伐，但忽必烈汗很快就继承了他的遗志。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忽必烈还是制订了一份复杂的战争计划。为了在中国南方的水网地带作战，并夺取至关重要的河流和港口，蒙古军队不得不学习他们以往不熟悉的水战，发展一支水师成了当务之急。事实上，蒙古人没有什么水上运兵和作战的经验，但1231年入侵朝鲜的行动让蒙古人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入侵朝鲜时，蒙古人最初只沿陆路发动进攻。但是当蒙古人的兵锋抵达龟州城下时，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朝鲜国王协同朝臣趁这个机会逃离了都城——开城，奔至江华岛。在那里，朝鲜国王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并神奇地屡次挫败了蒙古人的企图，尽管江华岛距离陆地非常近！

除了缺乏海上运输的经验之外，草原上的蒙古骑兵还被迫面对另一种他们不熟悉的作战环境，那就是中国南方的大江大河以及水网地带。直到1265年年初，蒙古人才终于创建了水师。同年，蒙宋之间在四川爆发重大战役，即历史上有名的钓鱼城之战。蒙古人不仅赢得了这场战斗，还缴获了146艘南宋战船，这些战船随后成为其舰队的核心力量。蒙古人的水师乃至海军随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1273年，蒙古人收到一个大礼包——有多达500艘战船从南宋叛逃并投奔了蒙古人。几个世纪以来，长江入海口的淤泥产生了一些岛屿，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崇明岛，两个大海盗——朱清和张瑄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们通过向蒙古大汗提供海上运输服务，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另外，当朝鲜国王对他陷入水深火热的国家不理不睬、龟缩一隅时，蒙古人的海上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作为对蒙古人妥协退让的一部分，朝鲜国王将自己庞大的海上力量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忽必烈，后者将在1274年远征日本的时候第一次利用这些朝鲜船只。这场众所周知的行动只持续了几天，基本上只算一次对日本的武装侦察，但对元朝海军而言仍是一场相当大的战役了。

在对南宋的最后进攻中，蒙古人运用了他们新学到的攻城和海战技术，事实上，南宋正是在一场大规模海战中覆灭的。忽必烈的重臣伯颜于1275年率军渡过长江，从1277年开始，灭宋的战争就发展成了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的海上追逐战。1297年，双方舰队在广东附近洋面进行了决战。蒙古人试图封锁宋军的舰队，而后者拼死突围，战况异常惨烈。不幸的是，搭载着南宋小皇帝赵昺的战船被敌人击沉，在千钧一发之际，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将小皇帝抱在怀里，两人一同跳入大海，壮烈殉国。

在征服南宋之后，已成为元朝皇帝的忽必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在1281年对日本进行了第二次入侵，但是这次尝试并没有比第一次更成功，羽翼未丰的元军败在了坏天气的手里，后来这场拯救日本的海上风暴被称为“神风”。一年之内，元军水手又增添了一些新的任务，例如从海上将元朝的首都大都附近出产的粮食运往南方前线，并为运粮船护航。这个新开辟的海上通道由朱清和张瑄掌握，被认为是传统河流运输的完美替代品。这次运输行动还为即将到来的、元朝海军在东南亚的冒险行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757年的印刷作品中描绘的一艘中国远洋帆船，其仍然具有许多传统特征

在东南亚的活动可以说是对元朝海军最大的考验，在那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茂密的丛林、悠长而曲折的大河以及毒虫和热带疾病。越南是元军的第一个目标。当时的越南分为两个王国：北部的安南（Annam），其首都为河内（Hanoi）；南部为占人的故乡——占城（Chams）。1281年，占城国王拒绝向元朝表达敬意，激起了蒙古人的愤怒。忽必烈的回应是派遣他的重要将领之一唆都（Sodu），率领100艘战船和5000名船员发起一次惩罚性的远征。这可谓是入侵日本前一次演习。即便在蒙古人的威逼下，占城国王还是安然撤退到了山区。在占人发动的激烈的游击战中，元军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287年，一支元朝远征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河内，但安南国王还是逃走了。元军主将脱欢（他也是忽必烈的第九个儿子）对战果十分不满，并不明智地选择于1288年最炎热的季节再次讨伐安南。这次双方在海防附近的白藤江江口爆发了激烈的海战。安南军主帅陈兴道先命令属下在涨潮之前按兵不动，然后将元朝舰队引诱到一片浅滩上，在那里实事先布置好了镶有铁齿的木桩。于是，当潮水转向时，蒙古船只就落入这些陷阱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陆地上，蒙古人难以忍受湿热的环境，也被迫撤军。尽管忽必烈对此异常恼怒，但征服安南实际上已经化为泡影了。

1292年，蒙古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们的目标是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舰队从泉州出发，花了好几个月才抵达目的地。蒙古人选择了一条位于开阔海域的航线，而没有选择沿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的传统航线，因此只途经了一些零散的小岛屿，其余都是汪洋大海，条件非常艰苦。有水手记述道：“风力十分强劲，海面波涛汹涌，所以船只颠簸得非常厉害，士兵们已经有很多天吃不下东西了。”1293年年初，这支元朝远征军在现今的南望（Rembang）东北海岸登陆。元军指挥官将他的远征军一分为二，其中一半兵力沿陆路进军以宣示武力，其他部队则继续沿海路向东航行。据史书记载，蒙古人的战船溯河前行，和岸上的骑兵、步兵齐头并进，时任爪哇国王的贾亚卡特望（Jayakatwang）见势不妙，连夜离开了他的战船并逃向了内陆。见主帅临阵脱逃，其他人也战意全无，于是，一百多艘船头雕有恶魔头像的爪哇战船被蒙古人完整俘获。

◎1288年，安南白藤江战役，一艘元朝的海上战船正在被敌军围困，它遭到了乘坐独木舟并投掷石脑油炸弹的安南军队的袭击

经过4个月的战斗，元军又开始遭受赤道地带湿热气候的不利影响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满载着俘虏和珍宝，乘着战船返回位于东亚甚至中亚的家乡。

明朝草创时期的水上力量

没过多久，元朝就丧失了所谓的“天命”。由朱元璋领导的一支起义军于1356年攻占集庆路，并以此为基地开始了推翻元朝的运动，但他们并不是唯一一支反元队伍。不久后，几支义军，在中国南方的内陆湖泊上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其胜负将直接决定由谁来建立新的王朝，这就是于1363年爆发的鄱阳湖之战，这场战役也被后人当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水战的绝佳范本。鄱阳湖水战的最终胜利者朱元璋于1368年夺取大都，同年，他在应天府称帝，成了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在永乐大帝时期，大明海军成了帝国的荣耀，太监郑和等航海英雄对苏门答腊、锡兰、印度乃至非洲进行了惊人的探险。1419年，他们甚至将一群野生动物带回了北京，包括狮子、豹子、骆驼和长颈鹿等等。

史诗般的鄱阳湖战役是研究中世纪中国战船作战的最好案例，包括上文讨论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关于这场战役技术细节的文献中提取的。

当时，未来的明朝皇帝朱元璋比他的两个对手——汉王陈友谅和吴王张士诚的实力都要弱小。然而，三人中最具聪明才智的还要数朱元璋。当时，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正在其他地方与吴军交战，汉军趁机包围了江西省的重要城市南昌。南昌位于赣江下游，赣江最终汇入鄱阳湖，湖水又通过其他支流汇入长江。

一位亲历者这样描述当时驶入鄱阳湖的汉军战船：“船的外部都涂着红漆。从上到下有三层甲板，甲板上搭起了供战马使用的帐篷。其下方摆着几十把船桨，上面都覆盖着木板。容纳弓箭手的塔楼上则覆盖着铁甲。”

这个描述暗示了一种可怕的多层楼船，船上拥有可以俯瞰城墙的、高大的战斗平台，但这种战船可能相对航速较慢、吃水较深。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地预料到了，所以他把己方水师的行动时间推迟到水位较低的时候。

汉军舰队一到南昌，明军的指挥官就做好了遭遇围城的准备。下船登陆的汉军部队击退了明军守军，并对南昌一扇通往陆地的城门展开了进攻。来自汉军战船的直接攻击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由于南昌的新城墙建得很高，汉军多层战船并没有高度优势。随后，汉军继续发动了一连串猛攻，南昌城岌岌可危，最终，一位勇敢的志愿者成功地避开了汉军的封锁，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南昌守军向朱元璋报告了他们的困境，并上报了一条重要信息，即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鄱阳湖和支流的水位正在不断下降。

朱元璋亲自率领舰队从南京出发，紧急赶往鄱阳湖以解除汉军对南昌的围困，但他们的船只比汉军要小得多。从南京逆流而上直到鄱阳湖口，需要航行250英里（402公里），历时9天，所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不过，就在明军舰队即将抵达终点时，一条海豚模样的大鱼出现了，人们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龙。在决战之前遇到龙，这被认为是一个祥瑞之兆。8月25日，湖口城未做抵抗，落入了明军手中。此后，明军陆地部队的一支小分队被派往长江以北设防，主力则向西进军，包抄围困南昌的敌人。

与此同时，汉军统帅陈友谅已经意识到南昌不会轻易投降，如果他不得不与控制长江出口的明朝水师决战，那么鄱阳湖广阔的水面将是最好的战场。他知道自己在水战中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汉军战船的体型过大——这种船更多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攻城器械来使用的，而不是用于船对船的作战——但陈友谅赌的是在长江汛期进行一场短期的战役，一举打垮明军。

明军将舰队划分为11个分队，其中较重的船只位于舰队的中央。不论是明军还是汉军，都在湖中抛锚过夜。1363年8月30日上午，两军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斗。明军对巨大的汉军战船发起了正面进攻，汉军主力战船以猛烈的火力作为回应，然而，明军战船的机动性非常好，可以轻易躲开汉军抛石机发射的炸弹或者他们派出的纵火船。不久后，一个明军分队占据了风向有利的阵位，并利用抛石机发射的燃烧弹焚毁了20多艘汉军战船，但他们还是没能攻破汉军战船的防线。事实上，战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明军先锋队的旗舰燃起了大火，自然而然地，汉军将火力集中到它的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亲自赶来营救，当汉军将自己的进攻火力转向明军统帅时，明军先锋队旗舰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然而，就在明军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灾难降临了：朱元璋的座舰搁浅在沙洲上，并且被牢牢地卡住了。为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汉军战船没敢靠近，只是在远处包围了它，并对它倾泻了大量弩箭和燃烧弹。其他明军战船见状勇敢地赶来营救他们的首领，但这些船只行驶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朱元璋的座舰差点被它们激起的水浪给掀翻。随后，另一艘明军战船也搁浅了，但一艘友军船只不小心与它相撞，它竟然被幸运地撞了出来。战况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相比吨位更重的汉军战船，轻便的明军战船搁浅的次数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明军意识到他们在船对船的远距离火力投射中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试图采用跳帮登船战术，而明军不断尝试包围汉军战船的大胆行动导致他们意外地进入了浅水区。

◎利用纵火船发动进攻是海战中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图中上方是一艘绑着燃烧灌木的简单木筏，下方木筏的结构则要复杂得多（《钦定四库全书·武经总要》）

到目前为止，这场战役令朱元璋大失所望，他的计划显然已经失败了，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夜里，明军撤回了己方受损的船只，它们将顺流而下，驶向南京。第二天战斗重启时，明军的船长们沮丧地看到，陈友谅已经把他最大的战船集结成一条连续的战线，好让他较小的战船在队形的边缘有回旋的余地。看到这个阵势，一些明军的将领甚至拒绝继续作战，他们随即因为叛国被当场斩首。然而，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在那天早上，明军还是败给了汉军。

就在这时候，朱元璋改变了战术，他下令大量制造纵火船。明军在渔船上放置了大量稻草和火药，还将戴头盔、穿铠甲并携带武器的假人安置在里面，以愚弄汉军，让他们以为这些小船只是普通的战船。当天下午，湖面刮起了大风，而明军正好处于风向有利的位置，因此，密集的汉军战船无法躲避明军的纵火船——命运就在这一刻注定了。随后的战斗演变为一场单方面的大屠杀，众多汉军将士要么被烧死，要么被淹死，明军士兵还登上了遇难的汉军船只，收割了许多人头。

这之后，双方又交了一次手，但并非是在明军以纵火船大败汉军的第二天，因为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都需要重新部署。9月2日，战斗重新打响。此时，陈友谅下令拆除了自己手中残余的大型战船的木制护墙，以避免再次遭受明军纵火船的攻击，但是，这使得明军能够一对一地靠近他们，并与他们进行近身格斗和跳帮登船作战。明朝史料记述道：“从黎明到中午，敌军舰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废弃的旗帜、战鼓、武器和装备覆盖了整个湖面和湖岸。”

这时，朱元璋又收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派去切断围困南昌的汉军后路的明军不但对其形成了反包围，还成功地解救了这座城市。就此，朱元璋在鄱阳湖战役中的作战目标已经全部达到了，长期的消耗战对明军不利，因此他下令撤退。9月2日夜间，明军战船排成一列驶向河口，为了保证夜间行船安全，每艘船的船尾都挂着一盏灯。的确，它们在驶向鄱阳湖与赣江交汇处的过程中一直都很安全，但并不能简单地一路撤回南京，因为汉军舰队的残余船只还漂浮在鄱阳湖上，他们肯定会孤注一掷逃跑的。一个月后，在鄱阳湖上发生了最后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汉军试图突破明军的重围，逃出生天。此战中，明军再次动用了纵火船。突围的时候，汉军统帅陈友谅的眼睛不幸被一支流矢射中，箭头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头骨，这位枭雄当场毙命。10月4日，鄱阳湖内残存的汉军全部投降。

五年后，朱元璋宣布自己为明朝的第一任皇帝，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在鄱阳湖上漫长而艰苦的战斗获得的，鄱阳湖战役也作为中世纪中国最经典的一场水上大决战被载入了史册。

东南亚古代战船的技术演进

驳船的技术发展

在12世纪的战争中，占城人和高棉人都使用了水师，前者经常使用超过1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战船。在1281年到1288年间，这些战船在沿海抗击中国和蒙古人入侵的战斗中经常出现，但东南亚最常见的战船种类还是由桨手驾驭的武装驳船或战斗独木舟。它们最常出现在河流水战中，或在海岸附近支援陆地部队的战斗中——由于需要补充淡水，它们不能冒险远离友军掌控的海岸。另外，根据蒙古入侵爪哇的文献，有确切的记录表明：爪哇人的战斗独木舟与高棉人和占城人的同类装备非常相似。

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柬埔寨班蒂斯蕾（Banteay，又名“女王宫”）和吴哥窟巴戎寺（Bayon）城墙上雕刻的浅浮雕。这些浮雕被认为反映了1181年高棉人从占城人的入侵和奴役中解放之后所发生的战斗，因此秉持着偏向高棉的观点，但作为历史资料来源，它们的细节是无与伦比的。比如，浮雕中依靠神奇的海洋生物和鳄鱼标定了全部河流的位置和走向。

◎关于中南半岛早期战船的浮雕，该浮雕以东山文化特有的风格镌刻在公元前1世纪的铜鼓上。这种战船可以说是我们后来在吴哥窟的浮雕上经常看到的那些战船的雏形，它的两端似乎都有操舵桨。其甲板塔楼的屋顶有一个弓箭手。这些人物与中国的汉朝是同一时代的

◎图为一艘高棉战斗驳船。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船首雕，这个雕刻像一个怪物，其船尾还有一个与船头互补的弯曲“尾巴”，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艘北欧海盗船了。有趣的是，高棉船员的忠诚度可以通过他们的头型来区分，因为高棉族的桨手都是光着头的

这里所说的“驳船”其实就是一种大型独木舟。勇敢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家就是驾驶这种船只（但在两舷外增添了支架）远涉重洋的。然而，高棉和安南、占城的驳船显然是作为战船装备的，其使用区域通常也都是河流而非大海。在一幅浮雕中，驳船的每一边都有23名桨手，其长度在100英尺左右。这些驳船上，船首雕刻着引人注目的怪兽头像，船尾在大致相同的位置还装有弯曲的“尾巴”，这让它们看起来更像北欧维京人的战船。战斗双方之所以能被区别开来，是因为高棉桨手都是光着头的，而占城人戴着花环状的头饰，这种头饰在反映战争的浮雕上尤其常见。除了高棉皇家驳船上的船员之外，其余所有船只的桨手都是面向后方的，相关浮雕的照片显示，船员们在面向前方时，要像摇橹一样划桨。而且，皇家驳船的船员通常不进行身体上的防护，不像其他船员那样配备长格子盾牌（船桨就从盾牌下伸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在他们的国王面前展现自己的勇敢。在浮雕中，高棉国王站在驳船的最中央，比其他所有人物都要高大，正射出一支箭。在高棉人为了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而创作的浮雕中，他的敌人占城国王在战场上转身逃跑。其他的占城战船也都在撤退，他们的一些士兵掉进了水里，被守株待兔的鳄鱼吃掉了。

在一个世纪之后，高棉人仍然使用着类似的船只，因为在1279年，一位中国官员访问了高棉，他留下了一份报告，记录了当地人是如何建造独木舟和其他船只的。他特别指出了这些技术与中国传统造船的不同之处。高棉人造船用的工具是短柄小斧而不是锯条，这意味着即使雕刻一块木板也需要很长时间。高棉人的船是用铁钉钉在一起的，船顶铺着编织的席子，而席子是用棕榈条固定的。他们的独木舟则是利用水和火从一整块木料上雕刻而成的。

驳船的战术和武器

柬埔寨的浮雕清楚地表明，格斗和跳帮登船——而不是中国式的远程攻击，才是当地水上作战的首选战术，尽管有一些高棉驳船上似乎也挤满了弓箭手，但他们很可能在登船之前就已经将手中的箭矢给射光了。通常，桨手后方的船舱内载满了高棉士兵，他们都剃着光头，以宣示自己将怀着极大的热情与占城人决一死战。在一幅浮雕中，一艘高棉驳船正在下沉，像是被其他船给撞沉的，但很明显，这次碰撞是意外发生的，因为它的身边只有两艘己方船只，船头船尾各有一艘。此外，还有一些高棉士兵与敌舰一同沉没了。从其他一些反映战争场面的浮雕来看，战斗双方先以弓箭互射，而两艘驳船要么迎头对决，要么并排作战。其中一艘驳船扔出抓钩，然后人们拉着藤条制成的缆绳将两艘驳船连接在一起，这时，高棉战士们在一名军官的指挥下登上敌船，这名军官在驳船中央的阳伞下指挥着作战行动。通常，双方的士兵都装备有长矛和盾牌。安南、占城、爪哇反抗蒙古侵略时所用的战斗驳船以及战斗人员的装备也与此相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战斗驳船也被用作运兵船和补给船。在柬埔寨的一幅浮雕上，占城驳船正在逼近一座码头，船上满载着高棉战俘，岸边的平民见状纷纷躲避。驳船甚至也被用于攻城战，由驳船组成的河上或沿海舰队常常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发动攻击。更复杂的围城战术包括利用大量的战斗驳船在一个防御地点周围设置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驳船可以被捆绑在一起，就像当时的一篇铭文描述的那样，“成千上万艘崭新的白色船只，由藤条连接在一起，从四面八方伸展开来”。越南先于中国拥有燃烧武器，因为源自拜占庭帝国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燃烧武器，似乎是跟随阿拉伯贸易商穿越东南亚到达中国的。985年，占城国王的使者向位于开封的北宋朝廷献上了一瓶“烈焰油”。有一种武器，占城人在海战中使用过它，但并没有出现在柬埔寨的任何浅浮雕上，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1298年的一份文献来描述它，这就是“石脑油手榴弹”（在记载中被称为“泥油”）。在海战中，这种武器曾被人徒手从帆船（而不是驳船）的桅杆顶上扔出去攻击敌人：

◎战斗的高潮即将到来，两艘船通过抓钩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一个小瓶子里装满了泥油，以一卷槟榔果壳作为塞子。当它被点燃的时候，槟榔果壳就起到了保险丝的作用。然后，当瓶子被从高处扔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当泥油（瓶）打到甲板上的时候，它们（破裂后）就会突然起火，四处蔓延并持续燃烧。如果有人把水泼在上面，火焰就会更加猛烈，只有干燥的泥土和炉灰才能把火扑灭。由于这些可怕的武器，现在我们官军的战船不喜欢接近这些霸占浅水区的野蛮人的船只。

可以想象，在1287—1288年蒙古人入侵安南的时候，当地人就是用这种武器来对付蒙古人的。然而，在爪哇岛爆发的水战中，当地人针对蒙古侵略者所使用的武器很可能要原始得多。

12世纪的东南亚战船

在12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东南亚的河流以及河口地带也爆发了水战。当宋金之间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南方几百英里外，柬埔寨的真腊帝国和占城帝国（现今的越南）军队也在不断厮杀，双方都将运兵驳船和独木舟投入了战斗。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战争很快陷入了僵持状态，但在1177年，占城国王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Jaya Indravarman Ⅳ，即《宋史》中的邹亚娜）决定从海上入侵真腊，占城的船队沿湄公河而上，到达洞里萨湖，直捣其首都耶输陀罗补罗（今吴哥古迹的一部分）。很快，这座真腊首都就在占城人的猛攻下陷落，并被洗劫一空。在接下来的4年中，占城人占领了整个真腊。此时，其他国家也趁着真腊帝国的一蹶不振大捞好处，例如锡兰曾于1180年分别从海上和陆上对真腊进行了远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位传奇英雄、未来的真腊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发动反攻为止。1181年，他在一场伟大的水战中彻底击败了占城军队，这场史诗般的战役以浮雕的形式镌刻在柬埔寨的卜迭色玛寺（Banteay Chhmar）和巴戎寺的墙壁上。13年后，真腊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对占城进行报复时，他麾下的船队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接连战败的占城国王苏利耶跋摩（Suryavarmadeva）与他的追随者一起乘坐200多艘小船逃跑，途中，这位占城国王得到警告说与他一起避难的当地高官正计划谋杀他。于是，苏利耶跋摩就趁守卫睡觉时，放火烧掉了阴谋策划者的船只，然后趁着一片混乱逃走。

◎这里展示的是高棉战士正在以优雅的姿态迎击占城人的情景，前者的战船上挤满了手拿长矛和抓钩的士兵

◎1181年的阇耶跋摩七世大起义中，高棉和占城士兵正在一条河上激烈搏斗

日本和朝鲜的海上战争

◎如大风吹散苍天的八层云；

◎如朝风夕风，

◎扫尽朝雾夕雾；

◎如停在岸边的大船，

◎解开船头的缆，

◎解开船尾的缆，

◎将它漂放到海洋的中心……

◎——平安时代《大祓祝词》

◎舟橹打浪声，冰凝愁肠寒夜泪。

◎——松尾芭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两国时而进行和平贸易，时而彻底撕破脸皮并大打出手。然而，细究起来，日朝之间的很多所谓“普通商业活动”其实也是由日本海盗主导的、半商半抢的活动。长久以来，日本海盗就有掠夺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的传统。1592年丰臣秀吉令大军讨伐朝鲜，可以视作有史以来东亚最大的一次海盗袭击。这场战争不仅牵涉了明朝，还几乎把暹罗拖入其中，并且最终使朝鲜发展出一种古代东亚最著名的战船——传说中的龟船。

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早期海上交流

◎一幅草图，展示了石锚是如何安装在木制框架上的

日本和朝鲜的海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之间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属于日本的对马岛距离日本九州岛有120英里，但距离朝鲜半岛只有20英里，在对马岛与九州岛之间还有一个壹岐岛，假道壹岐可以很方便地前往朝鲜。因此，从自然条件来讲，两国之间的航运和贸易路线一直是比较顺畅的。然而，这也意味着，跨越朝鲜海峡的海路是朝日双方的经典入侵路线。实际上，这条海路就是1274年和1281年蒙古入侵日本，以及1592年和1597年日本入侵朝鲜所走的路线。在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还发生了一场跨越朝鲜海峡的充满争议的侵略：在朝鲜的传说中，有一位朝鲜公主来到了日本，由她一手创建了日本的皇族；在日本的记载中，情况正好相反，即当时的神功皇后入侵朝鲜时，怀上了未来的天皇——被神化为战神八幡神的应神天皇。

然而，两国一致认为，规模可观的日本远征军曾数次越境进入朝鲜，帮助早期朝鲜三国之一的百济对抗高句丽和新罗。唐朝也参与其中，只不过几乎没有留下关于海战的记载。662年春天，记录中提到了170艘日本船只，但这些可能只是运兵船。在663年著名的白村江之战（又名白江口之战）中，还是爆发过货真价实的海战的。666年，当唐朝打败高句丽后，日本转入了守势。此后，新罗对日本发动了多次入侵。在894年，日本和高丽的船只之间发生了一场海战，战斗中用到了十字弩。

要想对日本的战船和海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得等到1180—1185年的源平合战。在这场大战中，互相敌对的武士军队在海上作战时使用的战术，与他们在陆地上使用的类似，船只仅仅充当人工浮动作战平台。例如，在1183年发生了一场奇怪的海战，战船被绑在一起，再用木板铺在船身上，搭建出作战的平台。“真正的”海战记录是如此罕见，以至于结束了源平合战的“坛之浦之战”也被算作日本古代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

蒙古（元朝）入侵

对日本来说，13世纪是相对和平的时期，只有小规模的叛乱和朝鲜被迫参与的、蒙古大军从海上入侵日本的行动。征服朝鲜之后，忽必烈汗下令其必须建造900艘战船。蒙古人的入侵之旅从釜山开始，历时两周，期间蒙古军队摧毁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并在日军设防的博多湾（今福冈市就坐落在这里）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蒙古人在两天之后撤退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日本曾计划由九州大将少贰资能（或者其子少贰经资）率部对朝鲜发动一次海上突袭，只不过这计划从未真正实施。同年（1276年），日本人开始在博多湾周围修建防御墙。蒙古人为1281年入侵所做的准备比1274年的规模要大得多，除了命令朝鲜建造的900艘船，蒙古人自己还准备了600艘船，船上甚至还备有农具，很明显，他们打算永久占领日本。600艘元军战船奉命在博多湾内的两个岛屿上建立基地，其中一个岛屿——志贺岛与九州岛之间只有窄小的沙洲相连。他们以这两个岛屿为依托，对日军发动了大约持续一周的攻击，作为反击，日军对这些蒙古战船进行了夜袭。

入侵的元朝大军最终并不是被日本武士消灭的，而是被所谓的“kami kaze”（即“神风”）击败的。由于日军的突袭，蒙古人的舰队被迫留在开阔海域，无法在受保护的港口抛锚躲避，因而最终全军覆没。尽管日本取得了这场伟大的胜利，但来自元朝的威胁仍持续了很多年，1301年在萨摩国的海岸附近就出现过一支入侵舰队。驻扎在博多地区以防御海岸线的日本武士直到1312年才撤离，入侵的警戒终于被解除了，但此时其他地区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发动反击，为日本和朝鲜的海战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倭寇的诅咒

从蒙古人入侵开始，几乎所有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海上冲突都与日本海盗有关。朝鲜人称他们为“waegu”，日语翻译为“wako”，意为“来自倭国的强盗”，但这只是对这些残忍的暴徒最礼貌的称呼。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只攻击日本本土的目标，在13世纪20年代，他们把视野扩展到了朝鲜。1227年，日本人特意邀请了一位朝鲜高官观看一场针对倭寇的、惩戒性的斩首仪式，以极其清晰的方式宣布了日本政府禁止海盗的官方立场。

◎这幅反映武士后藤基次的画作，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关船的船头形状

然而，在14世纪，倭寇再次兴起。1376—1385年间，倭寇对朝鲜的袭击中留有记录的就达到了174次。其中一些是倭寇进行的所谓“探险活动”，实际上就是对朝鲜的短期入侵，多达3000名倭寇渗透到了远离海岸线的地方，他们蹂躏了高丽的旧都开城，并从遥远的北方城市平壤抓走了不少奴隶。一些倭寇甚至袭击了中国海岸，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威胁说，如果日本政府不对这些海盗进行控制，他就将讨伐日本。朱元璋是1363年史诗般的鄱阳湖水战的胜利者，他对海上力量并不陌生。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采取了直接行动。1380年，有500多艘日本海盗船在锦江河口被朝鲜军队放火烧毁；1383年，朝鲜海军将领池庄（Chong Chi）利用大炮赶走了100多艘日本船只。在1389年和1419年，朝鲜人继续攻击以对马岛为基地的倭寇。同年，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日本海盗船队从对马岛出发驶向中国（明朝），他们不知道，有一股明军正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久后，这支倭寇在辽东半岛遭到伏击，多达1500人被斩首。此战过后很多年里，中国海域都几乎没有倭寇的踪影了。

15世纪末，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商业关系终于有所发展，从单纯的海盗劫掠发展为在朝鲜南部海岸建立3个贸易特区，日本人可以凭借执照在此经营。但是日本商人在经济上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不久之后朝鲜就试图驱逐他们了，1510年因此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作为回应，对马守宗氏袭击了巨济岛。与此同时，日本海盗还袭击了中国大片地区，1551—1560年间发生的海盗袭击事件中留下记录的就有467起。虽然这些海盗名义上还叫“倭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是日本人，而是由中国叛徒、葡萄牙海盗和日本雇佣兵组成的一个庞大团体。其中最厉害的角色就是于1551年被砍头的中国海盗首领汪直，他竟然胆大包天地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了日本平户岛。

从普通海盗到海贼王

到16世纪中叶，日本附近海域也爆发了多场海战。在1467年的应仁之乱后，幕府将军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已经瓦解，各地的所谓“大名”（即地方豪强）通过抢夺别人的土地并营建城堡，来拓展自己的领地。因此，那些居住在九州和濑户内海附近的、精明的海员就借着海战跻身日本的新贵族阶层。

普通海盗和大名之间还隔着一个中间阶段，即所谓的“海贼王”（sea lord），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这个角色了，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替大名卖命。村上武吉（1533—1604年）就是个中典型。他长期以来统治着能岛（隶属于伊予国）上的城堡，其附近就是整个濑户内海最繁忙、最狭窄的海峡之一。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其他沿海地区的居民每年都被迫向他进贡，因为他们害怕遭到彻底毁灭。”当织田信长和毛利家族之间爆发战争时，双方为了拉拢村上武吉，都向他大献殷勤。

像村上武吉这样经验丰富的“海贼王”，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只有当大名们认为他们可以摆脱海军的时候，日本才沦为了完全的内陆国家（即推行“锁国政策”）。北条氏掌握着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他们曾经与里见氏，甚至武田信玄进行海战。信玄的领地环绕着日本的中部山区，他一边与上杉氏作战，一边与北条氏作战，以获得通往大海的通道。此外，信玄还在诹访湖维持着一支内陆水军。

◎在这幅来自《绘本太阁记》的精彩插图中，一艘日本的小早船以竹屏风的形式增加了额外的防护，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一群外形非常奇特的朝鲜龟船采取了行动，这表现了艺术家杰出的想象力

1569年，武田氏终于占领了太平洋沿岸的原属今川氏的领地，并以5艘战船构成了新武田海军的核心，而前来投奔的前今川氏家臣——土屋贞纲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随后，这支舰队迅速壮大，以应对相邻的北条氏的威胁。到1575年，当土屋贞纲于长筱之战战死时，武田海军已经拥有50艘“安宅船”（ataka bune）了。1580年，武田海军在伊豆的重须（Omosu）附近对北条氏发动了进攻。此战中，武田胜赖在陆地上设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在那里他可以看到己方的海军指挥官——向井正成和他的儿子正胜，勇敢地对北条氏的战船发起攻击，而后者的兵力是他们的整整三倍。在两军脱离接触之前，曾爆发过激烈的战斗，但即使武田氏在海陆战场上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战斗力，也不足以将他们从1582年的最终崩溃中拯救出来。

从1560年起，织田信长就是整个日本最有权势的大名，他打败了一系列对手，控制了日本中部。毛利氏的领地位于织田信长的西边，当毛利氏开始支持信长最致命的敌人——一向宗（Ikko-ikki）的佛教狂热分子时，信长就与他们发生了直接冲突。当时，一向宗的总部是长岛以及石山本愿寺的两座戒备森严的寺庙，后者现在位于大阪城堡所在地。这给了一向宗一个通往濑户内海的直接出海口，毛利氏维持相关航线的畅通，保证了一向宗的物资供应和转运。这导致了分别于1576年和1578年爆发的第一次木津川口之战（又称“难波冲海战”）和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日本战国时期，除了前述海战，几乎没爆发过其他海战了。在丰臣秀吉入侵四国和九州时，船只仅用于运输，但1590年秀吉对北条氏的下田城堡的围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战例，一些史料说这次围攻主要是由秀吉麾下的某些将领从海上发起的，很快，他们就在入侵朝鲜的行动中掌握了更强大的海上力量。

日本侵朝战争

1587年，日本真正的海盗集团突然被全部解散。当时，成了独裁者的丰臣秀吉颁布了一项不那么为今人熟知的法令来限制海盗活动，以作为他著名的“刀狩令”的补充。如果不是在不到5年后这些前海盗就将参与对朝鲜的正式入侵，颁布这项法令对朝鲜来说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然而，事实证明，对普通朝鲜人来说，秀吉发起的侵朝战争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海盗袭击。

◎一幅《绘本太阁记》的插图，展现了丰臣秀吉正在观看他的远征舰队出航前往朝鲜时的情景

◎一幅关于鸣梁海战的油画，画中双方的舰队犬牙交错，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注意朝鲜板屋船侧舷绘制的龙纹

就本文主题而言，日本侵朝战争极为重要，因为日本、中国（明朝）和朝鲜都参与了大规模的海上战斗，甚至差点儿牵扯进其他国家——暹罗国王纳莱颂恩（Naresuan）提出要派遣暹罗舰队帮助明朝对抗日本。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表态，然而，当明朝于1593年2月谢绝他的好意时，日本的第一次侵朝行动已经走向失败。由著名的朝鲜海军统帅李舜臣领导海军作战，是这场冲突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再加上明朝派遣的陆军以及平民发动的游击战，最终扭转了战局。

此次日本侵朝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日军几乎没向西派遣任何战船，所有船只都只是提供运输而已。另外，这些日本战船的防护都很弱，仅能在从对马岛到釜山的短暂航程中为乘坐的武士提供些许保护而已。日本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朝鲜海军可能会攻击他们。然而，我们确实了解到丰臣秀吉曾试图获得两艘葡萄牙战舰来为自己的运兵船护航，但这一请求被对方礼貌地拒绝了。尽管朝鲜海军并非完全任人宰割，但他们行动非常缓慢——在日本人登陆几周后，第一艘朝鲜船只才开始行动。显然，没有遭到阻击的越境经历大大助长了日本人的乐观情绪。朝鲜海军反应如此缓慢，其中一个原因是日军登陆的主要地域——釜山港处于李舜臣那些无能的同僚负责的区域内。整整一夜，整个日本舰队都挤在釜山港内，没有受到任何打扰，朝鲜人甚至没有派来一艘纵火船，白白放弃了这次大好机会。李舜臣是在日军建立了桥头堡之后很久才加入抗日行动的，而且朝鲜海军的行动仅限于袭扰日军的后勤补给线——他们洗劫了朝鲜的南部海岸，就像古代的倭寇那样。

当日军于1593年全面撤退、只为部分占领军留下了一系列沿海要塞时，李舜臣继续从海上向他们施加压力，不断骚扰日军的补给舰队，偶尔双方还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但当日本人在1597年卷土重来时，李舜臣已被免职，日本人赢得了他们唯一的一次海上胜利，打败了不可靠的元均。这直接导致朝鲜朝廷恢复了李舜臣的职位，随后他就率领朝鲜海军在鸣梁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此时，明朝舰队也投入了战斗，为朝鲜海军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但陆海战相结合的顺天郡（Sunch'on）战役对明军舰队来说是一场灾难。1598年，日本人在露梁遭遇了最后一次海战失败，当时他们正试图逃回本土，但李舜臣在战斗最高潮时中弹身亡，和纳尔逊勋爵一样，他也死在了自己的旗舰上。

德川幕府时代的海上力量

1600年爆发的、颇具决定性的关原之战几乎不涉及海战，这场大战为德川家康赢得了幕府的控制权，在随后的大阪之阵中，即德川幕府与丰臣余部的最后决战中，战船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大阪城堡被广阔的水道包围，德川军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从战船上炮轰丰臣军的前哨阵地，并在木津川进行了一次两栖作战，还在户田（位于日本埼玉县南部）—福岛附近海域进行了一次海战。

关原之战结束后，德川幕府继续统治日本接近两个半世纪。这段时期内，日本人普遍将自己的航海冒险精神抛诸脑后了，但直到1639年幕府颁布《锁国令》（Seclusion Edict）之后，日本才彻底停止了海上活动。在德川家康统治的早期，日本的海上事业实际上还有所增长。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日本海盗再次抬头，这次中南半岛的沿海居民成了新的受害者，而不是原先的朝鲜或中国沿海。1605年12月，约翰·戴维斯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杀死的英国人，当时他的船正在暹罗海岸旁与日本海盗作战。1614年，东印度公司的人在暹罗首都大城（Ayuthia）附近的战斗中杀死了8名日本人。

◎展现的是山田长政乘船航行到暹罗时的情景，来自山田长政的家乡——静冈县的一座寺庙

新一代的“倭寇”显然违背了日本政府的意愿，因为当柬埔寨国王写信向德川家康抱怨时，这位幕府将军回答说，国王完全有权根据本国的法律来惩罚他们。1623年，暹罗国王写信给第二任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后者的回信带着一种与其身份相符的、傲慢的武士口吻，而其内容正是国王想看到的：德川秀忠回复说，这些所谓的“商人”是可以消灭的，暹罗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因为“商人贪图利益，贪婪成性，不应该让这种可恶的家伙逃脱惩罚”。

在这个商人与雇佣兵和掠夺者混为一谈的阴暗时代，远航海外的日本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山田长政（1578—1633年），他的一生被传说大大美化了。山田长政出生在骏河国，自称是织田信长的孙子。1615年，当“大阪之阵”引发的政治危机令海外冒险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时，他就从大阪乘船潜逃到了台湾岛。过了一段时间，山田航行到暹罗，在那里他开始做生意，但他的军事技能被证明是更有用处的，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可以为暹罗国王而战。他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甚至成了国王的得力助手，但他享有的王室特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旁人的嫉妒和指责。于是，当老国王在1633年生病时，在一位大臣谋划下，山田长政被涂在绷带上的毒药毒死了。

1638年的岛原之乱是日本武士时代的最后一场内战，但除了一艘荷兰战舰象征性地炮轰了反德川幕府的叛军以外，这场战役几乎没有海军参与。另外，同时代清朝对朝鲜的入侵也很少涉及海军活动，所以当日中两国再次在海上相遇时，军舰乃至海战的面貌早已经焕然一新了。

朝鲜战船的种类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

朝鲜的造船传统

就像上文描述的经典中国式帆船，朝鲜造船技术也拥有悠久的传统。在朝鲜，最受造船工匠欢迎的木材是松木，船上的木钉则要用橡木制作。木材通常不会完全烘干或晒干，这样它才容易弯曲，而不是太僵硬。弯曲木板是通过在木板下面烧火和在上方浇水的组合操作来完成的。

朝鲜造船的工序是这样的：先把船底铺好，然后把船边的木板搭好，每一块木板都尽可能地从船头延伸到船尾；为了在固定之前把木板拉到一起，需要在下面和上面的木板上各绑一根绳子，然后通过插入绳子下面的杠杆来施加拉力，把木板拉紧；木钉从上面木板的外侧斜向下钉入，并一直延伸到下面木板的内侧；之后，这些木板多余的部分都要被锯掉，再利用沉头铆钉将其新产生的末端从外侧固定。通常情况下，每一块木板都只稍微向外伸出一点点，这样朝鲜船只看起来就像是重叠搭造的一样。造船进行到这一步骤，其外形看来就像一个没有两端的盒子或水槽。现在，可以将沉重的木板或圆梁放置在船上了，放置它们是为了确保船体合拢在一起，并增强其支撑甲板和桅杆的能力。

朝鲜的“桨”实际上和中国的“橹”是一样的，故不再赘述。

早期的朝鲜战船

保存在韩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船形容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最早的朝鲜船只的外貌证据。它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形似一艘船头锋利的独木舟，但船身较为宽阔。它由一名舵手用橹形船桨推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具有军事功能。据记载，早在32年，就有朝鲜各国使节通过海路前往中国，这表明当时的朝鲜已经有较大的海船了。373年百济向中国派去了特使，380年新罗也向中国派去了特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名为“京唐船”（kyontangson，即开往中国的船只）的双桅帆船，形似中国的舢板，每艘船可以搭载150名乘客。

高丽王朝的战船

与同时期的日本类似，有关三国混战时期的朝鲜战船的细节的资料也非常稀少，然而，这种情况在高丽王朝时期（935—1392年）得到了根本改观。由于需要抵御日本和女真海盗，这个时期的朝鲜战船飞速发展。到11世纪初，高丽的造船厂已经可以制造“戈船”（kwason）——一种专门用来撞击女真船只的战船，但当时高丽还有多种其他类型战船。高丽海军中最大的一种战船可搭载100—200名船员，据说最大的一艘甚至可以让一匹马绕着甲板跑！

1009年的一本专著中记载了高丽海军拥有75艘军舰。1123年，一位到访的宋朝官员这样描述了一艘高丽战船：“船和桨的结构都特别简单，船中间只有一根桅杆；这艘船没有船首楼，且只有一支桨。我一共看见了10艘这样的船。”首尔保存了一面高丽王朝时期的铜镜，其背面雕刻了一艘船，这位宋朝官员的描述便与这艘船的设计特征相符。宋朝官员还注意到高丽使用的较大的“官船”配有带门和舷窗的船舱，以及两根桅杆。由此看来，高丽王朝的船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沿袭中国宋朝风格；另一种则是朝鲜本土风格，其主要设计特征是坚固和简洁。高丽战船比当时的中国战船要坚固得多，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1281年，当蒙古人入侵日本时，几乎所有的元朝船只都被“神风”摧毁，而随行的900艘高丽船只几乎没有受到损坏。

朝鲜王朝的战船

朝鲜王朝的造船业以其对军舰的极为重视而闻名于世。当时，朝鲜海军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战船：大型战船（tae maengson）、中型战船（chung maengson）以及小型战船（so maengson），分别载有80名、60名及30名船员。此外，还有后备和支援船只，被称为“mugun”（字面意思为“非战斗人员”）。这一时期的船只，比起速度，坚固性和强度仍更受重视，因此朝鲜船只普遍较宽，但专门为内河水道设计的船只则相对较长、较窄一些。现存的古书插图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大多数朝鲜战船呈现出一种异常简洁的、盒子状的外观。

1465年，名臣申叔舟被任命为造船部门的总监，他将建造战船视为首要任务，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则是制造运兵船。在他的领导下，朝鲜海军主要装备了三种类型的战船，实际上均是战斗驳船（都被称为p'yongjoson），通过拆除上层建筑，这些船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和平用途的货船。1550年2月，朝鲜的第一艘明轮船下水。基于中文古籍的描述，朝鲜明轮船似乎与宋代的二十三轮船很相似，然而它们只是为商业用途而建造的。

◎1592年，在玉浦战役中，一艘朝鲜的板屋船正在向日本舰队发射威力巨大的铁头木箭

1413年，朝鲜人开发出了一种戈船的新版本，并将其命名为“龟船”（kobukson）。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出现在朝鲜历史上，但15世纪的所谓“龟船”与1592年的那种世界著名战舰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1415年的一份文献中清楚地说明了早期龟船的作战方式：“这种龟船能够撞向敌人的舰队，对敌人的船只造成破坏，同时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板屋船的引入

在全盛时期，倭寇最喜欢的一种捕获目标船只的方法就是跳帮登船，再进行白刃战，不幸的是，平坦的干舷恰恰是朝鲜商船最常见的设计，这为倭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战场。为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的第一个应对措施是在船上增加简单的、略微向外凸起的舷墙，防御者可以躲在它们的后面，不用再与倭寇面对面厮杀了。在此基础上，朝鲜人随后开发了“板屋船”（p'anokson），这种船只增加了一层额外的甲板，使下面的桨手与上面参与作战的士兵分隔开来。板屋船的甲板上有一座简陋的塔楼，可作为船长的指挥所。按照中国古代战船的分类方式，与板屋船最接近的是“战舰”（或“斗舰”），也就是“战斗帆船”。典型的朝鲜板屋船非常结实，根据其底板长度的不同，通常有50、60或70英尺三种型号，最大的有110英尺长。一艘板屋船通常有125名水手，并且同时配备风帆和船桨。船边经常画上龙纹作为装饰。1592年，当朝鲜海军与日军激战时，其装备的绝大部分战船就是坚固的板屋船。例如，在关于玉浦海战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海军拥有25艘板屋船、15艘小型战船，还有46艘其他船只，后者很可能是被海军临时征用的民用船只。

龟船

在所有朝鲜战船中，最著名的就要数“龟船”了，这种战船永远与朝鲜的大救星、海军名将李舜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种著名战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当李舜臣大获全胜之后，朝鲜海军陷入一种“龟船狂热”当中——这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屏风画，展示了一种令人难以相信是存在于16世纪的东西：一整支船队，包括多艘大小不一的龟船，正在海上破浪前行，每艘龟船都带有醒目的龙头和装甲外壳。当最后一艘龟船在仁川港口的淤泥中崩解后很久，崇拜龟船的传统思想仍然在朝鲜根深蒂固，以至于当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朝鲜时，该国最好的造船工匠们仍然受命制造一艘“与过去一模一样”的全装甲龟船。尽管这些人既担心自己的名声，也担心自己的脑袋，但他们创造的所谓“龟船”却怎么也浮不起来。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16世纪，当时，人们对龟船的形状和功能还没有发生混淆。从形状上看，真正的龟船完全是方形的，这是朝鲜悠久的造船传统，采用这个形状，船可以造得又宽又结实。凭借龟船的力量，当然足以撞击敌舰，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它的封闭结构也称不上伟大的创新。中国的“艨艟”就拥有全封闭的侧壁和开放的上层甲板，朝鲜的板屋船也是如此。龟船的设计比上述船只更进一步，它不但移除了上层甲板上的建筑，还将整个甲板一并取消了。由此产生的弯曲表面意味着龟船是完全封闭的。这层弯曲的甲板的确很像龟壳，并且起到了和龟壳相似的作用——为里面的人提供保护。

一向谦逊的海军指挥官李舜臣从未声称自己是龟船的发明者，尽管他在传统上已经被赋予了这个头衔。严格说来，在李舜臣改良之前，15世纪早期的龟船只是普通战船而已，这足以证明，他的改进是极富创新性的。李舜臣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龟船是在1592年，即日本入侵之前的几个月。此外，他还留下了在龟船的甲板上试射大炮的记录，以及购买制造风帆的材料的记载。最后一次试射是在日军登陆的前一天，但直到李舜臣在日记中对泗川之战进行描述，我们才了解到朝鲜海军这些“秘密武器”的部署情况。李舜臣以他特有的实事求是的风格写道：“以前，我有一艘专门建造的龟船。”接下来是他所有关于这艘船的记载中最长的一段描述：

……利用龙头，我们可以从它（龟船）嘴里发射大炮，当敌人要登船的时候，它背上的铁刺会刺穿他们的脚。它是乌龟的形状，因此我们的人可以从里面看见外面，但是敌人不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情况。它的移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任何天气里，都能一头扎进多达数百艘的敌船群，再用炮弹和火筒来攻击它们。

◎经过李舜臣改进之后的龟船被称为“赤苏勇型”。这种新型龟船每个侧舷有六支船桨，而不是原来的八支。而且新型龟船的龙头更加突出，下面还增加了一个船首雕，通常是人脸浮雕。其较高的侧舷露出了明晃晃的炮口，顶层甲板呈弯曲状，上面的六角形图案则使整艘战船看起来更像海龟

在1598年，即日本侵朝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中，李舜臣不幸阵亡，在这之后，只有他侄子的记述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我们已经研制出一种特殊战船（即龟船）。它的表面铺着木板，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水手走动。除了这些通道外，船的整个表面都布满了尖刺，这样就没有敌人能从上面走过了。船首雕有一只龙头，大炮可以从中发射；还有一门大炮安装在船尾。除此之外，它的每个侧舷都有六个炮口。因为外形相似，它被称为龟船。战斗中，当龟船驶入敌方舰队的时候，通常利用草席将这些尖刺盖住。

李舜臣死后，朝鲜朝廷给予他极大的荣耀，1795年，他的日记和呈递给朝廷的奏折被编撰成文集，并以《李忠武公全书》为书名出版。在这本书中，伴随着文字描述（见上文），有两幅关于龟船的插图，尽管插图中注明了龟船各部分的尺寸，但不幸的是，它们非但没有终止后人对龟船的争议，反而令争议更大了。第一幅插图描绘的可能是1415年朝鲜太宗统治时期的原始龟船。其船首的龙头并不是很大，船本身的结构非常坚固，非常适合这种战船最初的设计目的——对敌舰发动撞击。这种龟船被称为“统营型”。第二幅图展示了一个类似的船只，但做了一些有趣的修改，这被认为是李舜臣的作品。因此，这两幅画的不同之处代表了李舜臣为他的新型龟船所做的修缮和改进，这种新型龟船在书中被称为“赤苏勇型”（赤苏勇即今韩国丽水市）。这种新型龟船的每个侧舷有六支桨，而不是原先的八支。此外，船首的龙头更加突出了，在龙头的下方又增加了一个人脸的浮雕。其较高的侧舷显露出明显的炮口，弯曲的顶层甲板上配的六角形图案则使整艘船看起来更像一只海龟。

◎龟船的三视线图。这张图纸是基于1975年的研究成果重新绘制的，后来成了所有新复制品的施工基础

◎首尔战争纪念博物馆中的龟船，从上面看，龟船顶部有一排排的尖刺，以用来阻止敌军登船，注意其竖立的旗帜上面也有“龟”的字样

◎龟船的横截面与船员示意图。注意其船桨具有鲜明的“橹”的风格，另外，一门“天”字号大炮的炮口已经伸出了船体

◎1592年，朝鲜海军的骄傲——龟船

现在，所有试图复原龟船的人都是从这两幅画中得到的启发，然而，韩国国内以及从北京到格林尼治等地的博物馆里的模型，都证明了这种做法的缺陷。霍勒斯·安德伍德（Horace Underwood）是一名传教士和学者，他热爱朝鲜，但不是一名海军造舰专家。安德伍德公开承认，复原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把船桨安放在哪里。因为这两幅画有些模棱两可。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放在船体较低的部分，然而，这在现实中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操作问题。他在1933年出版的《朝鲜舰船》（Korean Boats and Ships）一书中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这直接导致几家博物馆的重建复原工作走进了死胡同，其中包括韩国显忠祠和位于平壤的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如今，考古专家们已经对龟船的复原图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在甲板上增加了一个突出的地方，船桨就在此处以类似橹的方式向下伸出。这个设计可以为战士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并且保留了甲板下的船舱——这与历史记录非常相符。这种对赤苏勇型龟船图的现代诠释，一直被用作近代以来历次复原龟船的模板。比如位于南海岛的露梁海战博物馆中以1：5的比例复制的龟船，以及首尔战争纪念博物馆里壮观的1：2.5的龟船复制品，还有停泊在丽水的全尺寸龟船复制品，都是按最新考证结果复原的。

龟船上使用的武器装备如下文所述，但其中最有趣的特点还是它那如海龟般的背甲。值得一提的是，李舜臣和他侄子的描述证实了龟船顶层甲板存在尖刺，然而，这些尖刺在1795年的画作中离奇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船壳”上一个明显的六角形图案。首尔战争纪念博物馆的结论是：画中六角形的甲片只是一种代表，实际上每个甲片上都有一根突出的尖刺。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过，中国战船很多都覆盖着装甲，日本的资料也提到过龟船“被铁甲覆盖”。此外，日本方面还有一些间接证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些“龟船”是覆盖了铁甲的。尽管德川家康——日本未来的幕府将军，设法避免了亲自前往朝鲜作战，但他仍然期望为这场战争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他的行动之一就是响应丰臣秀吉于1593年向大名们发出的要求，提供用于建造军舰的铁板，这样日本船只就可以凭借自身的条件对付朝鲜的龟船了。

朝鲜古代战船的武器装备

朝鲜海军的火炮

朝鲜海军喜欢中国式的远程攻击，而不喜欢使用跳帮登船战术。1373年发生了一个关键性事件：明朝的火药技术传到了朝鲜。很快，朝鲜人就开始使用大炮，后来甚至生产出整个东亚地区最先进的舰炮，1380年和1383年朝鲜还用舰炮对付日本的海盗船。直到1410年，根据一份记录，共有160艘朝鲜战船携带火炮。

朝鲜版的“震天雷”（thunder crash）——原本是中世纪中国的一种硬壳炸弹（爆炸时会碎裂，产生很多弹片），据说可以利用臼炮从战船的甲板上发射，但最受欢迎的舰载武器还是安装在可移动木质炮车上的大炮。按大小排列，朝鲜海军一共有四种火炮，即“天”“地”“玄”“黄”。这些名称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取自一部中国古代名著（即《千字文》）的前四个字，与英文中的ABCD相似。此外，朝鲜海军还装备了一种口径较小的炮，可以放在舷墙上，被称作“胜利炮”（sungja）。值得注意的是，对日本军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欧洲火绳枪在朝鲜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事实上，直到1593年的第一次晋州围城战中，朝鲜人才开始使用火绳枪。明朝生产的大炮，如“大将军炮”和“虎蹲炮”，可能也在海上使用过，但朝鲜人将它们重新命名。在朝鲜史料中，中国大炮均以上文介绍的朝鲜名称反复出现。

威力巨大的铁头箭

朝鲜海军的大炮可以发射石头和铁球，但首选的“炮弹”还是铁头箭。这种箭的箭杆为木制，箭头为铁制；箭杆上还装有铁或皮革制成的飞翼，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像“火箭”，但它们显然不可能是自行推进的。最大的铁头箭有足足9英尺长，是用天字号大炮发射的。这些铁头箭的射程比炮弹更远，精度也更高，当它们的铁制箭头撞到日本战船的一侧时，冲击力丝毫不会减退，即使战船没有被击穿，船员们也会被致命的木头碎片击中。铁头箭还可以很轻松地被改装成“火”箭。在首尔进行的试射记录显示，这些铁头箭拥有巨大的冲击力——箭深深地扎进地下，甚至一直到铁制“箭尾羽毛”。

战争中的朝鲜古代战船

关于朝鲜战船最详尽的作战记录来自李舜臣所著《乱中日记》，以及他在日本侵朝战争中所做的报告。这些文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板屋船开放式的上甲板是从高处对敌人发动远程攻击的理想场所。因此，板屋船实际上是一种从远处攻击敌军的战船。

相比之下，朝鲜龟船的经典战术是这样的：作为突破敌军防线的先锋队，它快速前进，从比板屋船更近的距离炮轰敌舰，然后迅速撤退。所有这些战术都可以在李舜臣的战斗报告中找到，但这些报告中关于龟船的内容有时很简短。例如，关于作战，李舜臣通常简单地描述为“发射天、地、玄、黄炮”或者“突入敌阵”。在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龟船撞击敌舰的记载——这种珍贵的战船得到了朝鲜人的特殊关照，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似乎都没有超过5艘龟船同时行动，它在第一次登场时甚至只有一艘投入了战斗。在日本侵朝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海战发生在巨济岛东海岸的玉浦，此战中朝方只派出了板屋船。此后不久，在泗川之战中，龟船首次现身；紧接着，龟船相继在唐浦海战、唐项浦海战、闲山岛大捷中大显身手。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

然后，我们的战船突然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敌舰，从两翼发起全速进攻。我方机动舰队的指挥官就在龟船上坐镇，在他的亲自率领下，龟船又一次冲向敌军的关船，并用大炮将其摧毁，我方的其他船只朝它发射火箭。敌船上的锦缎窗帘和风帆燃起大火，敌军指挥官则中箭倒地。

日本战船的种类以及造船技术

日本的造船传统

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将其早期海船的建造技术追溯到亚洲大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造船技术走了一条与中国和朝鲜截然不同的道路。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对日本造船的独特之处进行详细描述，其余略过。例如，我们看到，日本船只上也存在橹型桨，其用法也与中朝相同。在176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日舰船合集》（Waken Senyoshu）的书中，有一些有趣的参考图片。其中有两张图片展示了利用传统技术建造船只的过程。在第一幅图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艘“小早船”（kobaya）正在铺设平板龙骨。其船首非常弯曲，木匠们正在用看起来像是金属夹子的东西固定船身上的木板。后面的一个木匠正在使用锛子对木板进行加工。第二幅图展示的是一艘正在建造的朝鲜船只，几名工匠正用木板做成一个开放式的盒子（类似于上文所描述的）。看上去，这艘船似乎已经到达交叉构件就位的阶段。

早期的日本战船

在7世纪的白村江海战中，有大量日本战船被派往朝鲜，但它们的精确型号和设计已经无人知晓了，直到12世纪的源平合战，我们才对日本战船的样子有了初步的了解。事实上，“战船”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因为直到16世纪才有证据表明日本出现了专门设计用于战斗的船只。在平安和镰仓时期，这些船只仅仅是“用于战斗的船”，而不是“战船”。在这一时期，日本并没有中国那种配有多层甲板和抛石机的楼船，只是一些普通的民船上挤满了把马留在岸边的武士弓箭手和手持薙刀的步兵。薙刀是一种带有弯曲刀刃的长柄武器，用于水战的比陆战的更长一些。此外，船上还有人手持长长的耙子和钩状的长矛，然而这些武器也被用于陆战。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对这些船只的外观以及战术还是比较了解的。

◎一幅罕见的、由14世纪画家所创作的关于日本战船的画作。他描绘了一艘室町时代早期的船只，由于这幅画作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室町幕府的创建时期，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倭寇使用的船只也是与之类似的。当时，幕府对于一艘军舰的涂装有明确的规定，因为船上载有士兵，军舰侧舷的木边都被漆成了白色，在辅助性的船桨上方还配有织锦窗帘

12世纪，日本战船最丰富的战例都与源平合战有关，尤其是1185年的坛之浦海战。尽管关于这场战役的大多数绘画作品都是在事后很久才完成的，但在描绘船只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首先，我们看到一艘华丽的大船——帝国的旗舰，它由桨和帆推动，甲板上有一座装饰过的单层建筑，其周围环绕着华美的帘幕，在战争中主要起到将军行在（即战时指挥部）的作用。在坛之浦海战中，年幼的天皇被转移到一艘不那么华丽的船上，见证了许多战斗。当时，日本人通过悬挂厚重的窗帘以及沿炮眼放置木制盾牌来增强自身的防御力，这些盾牌与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盾牌种类相同。

画中也有很多小船，它们造型非常简单，类似于中国的巡逻艇，甚至是舢板。它们由站在船尾的一名桨手用橹型桨推进和操纵，其甲板完全敞开，没有防御舷墙。船上只搭载了少量武士，他们偶尔会手持木制盾牌，但通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手段。因此，这些小船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神箭手源为朝单箭击沉一艘敌船的故事。

此外，在反映1281年蒙古人入侵的画作上，我们发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小船”，搭载着日本武士对敌人发起突袭，但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更大的船只也被用于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艘较大战船的桅杆被放了下来，以作为跳帮登船的跳板。

日本海盗船

14世纪活跃在东亚沿海的倭寇所用船只显然是海船，只不过未必是专门建造的，很可能只是改装过的商船而已。而且，中国关于倭寇袭击的绘画也显示这些日本海盗主要利用小船进行活动。这些小船可能是倭寇在登陆时从当地朝鲜人手中抢来的，也可能是倭寇将一些较大的海盗船停泊在了安全的港口，为便于登陆，转乘这些大船所携带的小船四处袭扰。关于14和15世纪日本海船的细节，我们从日本前往国外游历的佛教僧侣所作的宗教画中就可以得知，倭寇的海盗船不太可能有较大不同。事实上，它们在许多细节上与中国的海船相似。由于这些船必须载着倭寇到朝鲜和中国沿海掠夺财物，因此风帆是他们的首选驱动方式，但为了灵活机动，这些船上也备有辅助的船桨。倭寇使用的帆船通常都有一个敞开式的甲板，其四周配有栏杆，船头和船尾则配有一个外形简单的木制塔楼（也是敞开式的）。较大的海盗船通常配有两根桅杆，其甲板中央还有一座额外的塔楼。在一些画作中，海盗船的船舷上缘悬挂着花花绿绿的布帘——这是一种鲜明的日本特色。

日本战国时代的主力战船：安宅船、关船和小早船

随着战国时代的到来，我们第一次在史料中发现了对日本战船的清晰描述。在战国时期，各大名麾下的战船通常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分别以“安宅船”、“关船”（seki bune）和“小早船”来代称，但这三种战船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相当多重叠的，有些战船是它们的“混合版本”，此外还有一个“超大”型。

◎1380年，一群倭寇正在朝鲜海岸登陆，即将对朝鲜半岛的内陆地区进行袭扰

“安宅船”是日本战国时期各大名海军的主力战船。其外形很像朝鲜的板屋船或部分封闭的中国“楼船”，但建造得更加坚固结实（相应的，行动也更加迟缓），看起来就像一个漂浮的木箱。整个船的侧舷覆盖着一层朴素的厚木板墙，以保护桨手和武士，木板墙上面开有一些较小的枪眼和箭孔。“安宅船”通常拥有一个开放的上层甲板，并由一个低矮的舷墙保护——实际上是侧舷板墙的延伸。在某些型号的“安宅船”中，甲板上还有一个同样坚固的“小屋”。推进装置方面，除了船桨，“安宅船”还有一根桅杆，桅杆上通常挂着一张巨大的风帆，上面配有黑体腊印或印花彩绘的大名纹章（被称为“mon”）。另外，“安宅船”的桅杆是可以从中央折叠的，当战船开始行动时，桅杆可以向下折叠，其甲板上有一扇门可以打开，并直接通向装有船锚的、扁平的船头（也是敞开式的），而对突出的桨的额外保护可以通过悬挂在桨外的竹帘来实现。一艘安宅船的正常载荷是80名桨手、60名武士，以及3门大炮和30杆火枪。1609年，德川家康发布命令，禁止普通大名拥有安宅船这类标准战船，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史料中的描述，1592年，在日本侵朝战争的唐浦海战中，日军使用的战船很可能就是安宅船。当时日军共有21艘船只，由一艘大型战船率领，这艘巨大的战船上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

……（甲板上）耸立着一个大约3英尺高、堪称高耸入云的亭子，其四周环绕着红色的锦缎窗帘，窗帘的外面绣着一个大大的黄色汉字，四个方向都有。在亭子里，可以看到一名日本指挥官正襟危坐，他的面前竖着一把红色的阳伞。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的神情，就像一个视死如归的人。

日本战国时期最主要的中型战船被称为“关船”，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较小版本的安宅船，但船头有一个明显的尖角，尖角上通常垂着一条穗状的流苏。关船的防护措施与安宅船非常相似，但通常没有甲板室，而且其方向舵是在露天甲板上直接操纵的。关船上配有40名桨手、30名武士，装备1门大炮和20支火绳枪。事实上，关船组成了各大名海军的中坚力量。

小早船是日本三种主力战船中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的一款。与另外两种战船相比，小早船侧面没有木板保护，但有些版本在正面配有木墙。通常，小早船的周围配有一个开放的木制框架，上面可以悬挂一些窗帘，这样就可以阻止一些处于射程末端的箭了。另外，竹墙或便携式的木制盾牌，譬如在源平合战中使用的同类装备，都可以作为临时的防护措施。小早船上有20名桨手、10名武士，以及8支火绳枪。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小早船和关船的尺寸一样大。

上述三种战船都在侵朝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要说日本战国时代最著名的海战，非两次木津川口之战莫属。在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中，出现了日本的另外一种主力战船。木津川口即“木津河的河口”，正是织田信长和毛利辉元的决战之地。1576年，信长麾下的海军指挥官九鬼嘉隆试图对经木津河驶往石山本愿寺的毛利补给船队设置一道海上封锁线。两军舰队的战船都由安宅船、关船和小早船组成，他们在木津川口爆发了一场遭遇战，九鬼的舰队大败。两年后，为了复仇，织田信长又将海军派往木津川口，这一次，九鬼麾下有6艘超大型“特制”安宅船——“大安宅船”（o ataka bune）。顾名思义，“大安宅船”尺寸巨大且坚固，其火力非常凶猛，但行动非常笨拙。“大安宅船”在普通安宅船的全封闭桨手甲板的上方又增加了一层。另外，当时的目击者曾将大安宅船描述为“铁船”（tessen），这一说法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猜测，人们怀疑它是古代的“战列舰”，那样的话，“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舰”的头衔就又多了一艘候选船。这些大安宅船很可能是用铁板加固过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种技术——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它们确实非常沉重。从伊势湾出发前往木津川口的途中，这些“铁船”遭到了当地海盗的伏击，但是它们的大炮轻而易举地就把袭击者给击退了。在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中，毛利舰队震惊地发现，打在这些“铁船”侧面的火绳枪子弹和大炮弹丸都被弹了回来——若大安宅船加设铁板，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布设在侧舷的。然而，当其中一艘大安宅船遭到毛利军跳帮登船时，一个重大的设计问题显露出来：战船一侧的重量因此猛增，最终导致侧翻并倾覆。

◎1576年，织田信长和毛利辉元之间爆发的第一场海战，双方都使用了安宅船和关船

◎一艘关船，看起来就像一艘较小的安宅船，但船头有一个明显的尖角，尖角上垂着一条穗状的流苏。事实上，两者的防护措施非常相似，但关船通常没有甲板室，其方向舵是在露天甲板上操纵的。此外，一艘关船上搭载着40名桨手、30名武士，装备1门大炮和20支火绳枪

旗舰——日本丸

总的来说，日本战船似乎没有任何个性。然而，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日本丸”（Nihon maru），这个名字相当于“日本皇家战舰”。它最初是由九鬼嘉隆于1591年建造的，以充当丰臣秀吉的座舰。它的尺寸非常大，属于“铁船”或大安宅船级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上层建筑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漂浮的日本城堡，这座三层楼的天守里有3个18叠的房间，其优雅的弧形屋顶下还配有刷成白色的墙壁。

“日本丸”最初可能是一艘“御座船”（goza bune），换句话说，是一艘丰臣秀吉的“皇家游艇”，就像他华丽的宫殿一样，是为了给旁观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设计的，但在朝鲜之役期间，日本人于安骨浦之战中将它投入了实战。在早于此战的闲山岛战役中，日军被李舜臣的龟船打败，为避免重蹈覆辙，只能使出这个撒手锏。胁坂安治——闲山岛战役中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在战败后撤退到安骨浦的港口。李舜臣乘胜追击，突袭安骨浦港口内的日军舰队，而日本丸正是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候登场亮相的。根据编年史《志摩军记》（Shima gunki）的记载，日本丸以蓬莱山（Mount Horai）作为装饰，这是一种神道教装饰，以中国神话中的仙山命名，此外，日本丸的四周都挂满了锦缎窗帘，它的实际功能是阻止敌人的流矢，同时增加了装饰效果。朝鲜人显然对日本丸的“宗教背景”不以为然，他们倾尽全力对这艘日军旗舰发动猛烈进攻：

当火箭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用绳子把烧焦的余烬拖到海里，所幸敌舰并没有冲过来。朝鲜人有时也将船驶得近一些，利用他们的“半弓”（朝鲜的短复合弓）向我们射击，这种弓发射的箭矢可以轻松穿过我们的第一层防护帘，有时也能洞穿第二层，但最终都会在第三层止步。然后，朝鲜船冲到了近处，并用大炮轰击“日本丸”，弹丸贯穿了“日本丸”侧舷的中心，船的两侧都开了直径达3英尺的大洞，但“日本丸”的木匠已经接到命令，提前做好了准备，他们迅速对船体展开修复，以防止海水涌入。

◎1592年的安骨浦海战中，日本海军旗舰“日本丸”被一艘朝鲜龟船利用火炮击穿了船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对安骨浦海战的一份记述中，提到了龟船，这也是龟船在日本文献中唯一一次亮相。据其形容，朝鲜龟船是一种覆盖着铁皮，装备着大炮，可以发射火箭以及巨大的木制铁头箭（外形类似现代火箭）的战船。

“日本丸”在侵朝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并留下了更多服役记录。当战争结束后，它被带回了鸟羽（Toba），在那里进行了改进和改装，还被重新命名为“太龙丸”（Tairyu maru）。此后，“太龙丸”就留在了鸟羽，一直到1856年，当时它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它那经过精心雕刻的龙形船首在伊势又保存了近一个世纪，最终毁于1945年的一次美军轰炸。

日本的特种战船

在战国时期，日本战船不论大小，其基本设计是相同的，都是由船体及上方的一个长方形木箱组成。除了安宅船、关船和小早船这三种主要类型之外，日本还存在一些所谓的“特种战船”。其中之一是攻城塔船（seiro bune）。它是由一艘中型或大型战船改装而成的，用一个截面为方形的木制攻城塔取代了前者的甲板室，再用几根结实的绳子将攻城塔的四个顶角固定住，使其稳定下来。火绳枪手可以被布置在塔楼顶部配有围墙的平台上，并凭借有利的高度向敌人的城堡开火。

“马船”（uma fune）是一种专门为运送马匹而设计的船只。有资料显示，岛津家族在入侵朝鲜期间曾经使用过一批“马船”。“马船”的前部是露天设计，马匹就被安置在那里。那么，如何将这些动物装上船呢？日本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利用绞车将马匹从港口吊上船，吊运时用吊索支撑它们的腹部，吊索则是用一根绳子和绑在桅杆顶部的滑轮做成的。

1614—1615年的大阪之阵期间，出现了另一种特种战船，即所谓的“盲船”（mekura bune）。“盲船”与小早船非常类似，但四周没有配备小早船那样的布帘，而是悬挂着由1英尺直径的竹管所组成的竹排，从而形成了一个透光性欠佳但具有相当强防御力的防护网。此外，沿着“盲船”的上层甲板，还建有一层采用类似结构的、倾斜的竹制顶棚。盲船的两边各开有4个方洞，从中伸出了8门炮管——欧洲风格的佛朗机大炮，这些佛朗机炮的炮架下方配有尖刺，深深刺到盲船舷侧的立柱中，以固定炮身。每门佛朗机炮都配备了3名炮手：一个是装填手，负责将后膛装弹器（即所谓“子炮”）推进炮膛，并从炮膛后部强行插入一个固定楔；一个瞄准手，他的双手要握住炮尾后部的木制舵柄；还有一个是点炮手，手持一根较短的火绳杆（上面配有导火引线），随时准备激发大炮。为了给这8门大炮及其炮手腾出地方，盲船每边的船桨都被削减到了18支。在大阪之阵中，盲船负责在大阪城附近的水路上快速行驶，并利用侧舷火力向大阪建筑群外围堡垒的城墙进行猛烈（以当时日本的火力标准）的齐射。

◎1614年，一艘以竹排作为防护墙的“盲船”，正对大阪城的一个外围堡垒进行突袭，该船的炮手利用佛朗机炮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日本古代战船的武器装备

战船和弩

在历史文献中，日军参与海战的首次记载是663年在朝鲜爆发的白村江海战，不过关于这场海战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战争开始时，日本舰队在河上与唐朝的170艘船交战，然后撤退，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作战的。仅有的部分记载如下：

于是他们（日军）重新收拢了业已溃败的战船，加上舰队主力一起，利用他们微薄的力量，对唐朝舰队发起了进攻。但唐军从左右两边包围了他们，并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日军就被挫败了，许多人掉进水里淹死了。此时，日本舰队处于一种无比尴尬的境地——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

最后一句话暗示了白村江海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混战，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主要战斗手段都是在弩箭火力的帮助下互相攻击或跳帮登船之后进行白刃战。894年在对马岛，正是日本人的弩箭火力扭转了战斗局势，助之击败了新罗舰队。当时，有100艘新罗战船载着2500名士兵奔赴战场，兵力可谓十分雄厚，然而，日本对马岛总督下令“举起盾牌，并摆好十字弓”，奋勇作战，最终打败了新罗舰队。

作为浮动战场的战船

到了源平合战时期，除了作为攻城武器外，弩几乎被人遗忘了，而长弓在这场史诗般的战争里爆发的三次海战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是1183年的水岛之战，它提供了日本武士不讲究海战战术的经典例子，战斗时，他们好像只把这些船当作陆地的延伸而已。只要人们读到了下述关于水岛之战的记载，就会进一步加深日本武士不懂海战的印象：“平氏麾下的战船，其船首和船尾都用锚链系紧，在这些锚链之间还系着其他绳子，在这些锚链和绳子的上方又铺上木板，使士兵们行走自如，利用这种方式，平氏的整个舰队都成了平坦的地面。”

接下来关于这场战斗的描述使之听起来更像一场陆地战争，即通过互相射箭和武士之间的单挑来决定胜负，唯一的区别是有不少参加格斗的武士和伤员都掉进了海里。然而，源氏阵营中一位叫矢田义清的武士随后“带着6名随从跳上一艘小船，冲到最前面，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他的小船很快就在敌人的攻击下倾覆，所有人都被淹死了”。

◎实际上，平氏和源氏在1183年的水岛之战中打了一场“海上陆战”

1184年的一之谷之战后，平氏大败，但因为源氏缺乏追击手段，只能放任平氏的残部从海路逃走。从此以后，海上再也没有战事，直到屋岛之战爆发。此战中，虽然没有出现“连环战船”，但双方仍然强调射箭和单兵对战。在这场战役中，源义经曾被想要活捉他的敌人从一艘船追到另一艘船，终于，在某个地方，源义经冒着生命危险从水中取回了他的弓，这是因为他的弓比自己著名的叔叔——源为朝的弓小太多了，他不想被平氏嘲笑，为了面子只能硬着头皮把丢掉的弓给捡回来。此后，屋岛之战在陆地上继续进行。在源平合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也就是1185年的坛之浦合战中，双方都拥有了自己的舰队，而他们运用的战术表明日本人终于学会了如何进行真正的海战。

手持式火药武器和跳帮登船

倭寇是一群掠夺成性却获利颇丰的海盗团伙，他们自然而然地对跳帮登船战术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把猎物彻底击沉对倭寇而言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即使是那些日本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海军部队，对海战的态度仍然与倭寇是一致的。我们注意到，直到战国时代，日本人的海战模式似乎才第一次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那时候，随着火器的引进，弓箭逐渐被火绳枪和子弹取代。然而，战国时期日本人的海战原则与古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先用远程火力扫射敌人的甲板，然后进行肉搏战。这也是两次木津川口之战中双方采用的主要战术。海战进入尾声的时候，可能是受到日本武士传统的影响，双方都要寻找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单挑，用武士刀来一决胜负——这样荒谬的战术仍然主导着当时的海战，就像它主导着陆战一样。这种武士之间的对决只是一个理想，但它是一个人人都相信的理想。

侵朝战争中的海战再次显示出了日本人对跳帮登船战术的巨大重视——但并不是说李舜臣将军允许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他的远距离炮轰战术意味着很少有日本船只能够与朝鲜战船靠得足够近。在1593年的熊川（Ungch'on）之战中，胁坂安治和加藤嘉明同时把自己的抓钩挂在了同一艘朝鲜战船上。愤怒的胁坂命令他的手下切断加藤的抓钩绳，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这艘朝鲜战船趁机逃走了。李舜臣在日记中还提到，在1597年的鸣梁海战中，“敌人像黑蚂蚁一样爬上安卫的座舰，但我军利用削尖的棍棒、长矛和从海中取来的礁石，击退了登船者”。

◎一幅关于日本侵朝战争中安宅船的绘画，中间那艘安宅船的船头布设了3根钩绳

◎这幅插图详细描述了1185年的屋岛战役（大物浦之战）中，日本武士是如何进行近距离搏斗的，注意图中战船的布帘上带有源氏的纹章

事实上，日本人的跳帮登船战术仅仅管用过一次，就是在漆川梁（Ch'ilch'onnyang）海战中击败懦弱无能的元均。伴随着锣鼓声和雨点般的箭矢，武士们终于冲上了朝鲜战船，并斩下了许多人头。

在日本侵朝战争末期的顺天郡战役中，双方都使用了跳帮登船战术，但情况十分怪异和滑稽。此战中，明朝海军将领陈璘的任务是率领麾下战船在潮水到来的时候驶向顺天城堡，并对它的城墙进行轰击，为发动陆地进攻做准备。不幸的是，潮水突然退去，许多明军船只搁浅，日本人认为这是蓄意的两栖登陆。日军守备部队爬上了受损的明军船只，捕获了其中的5艘，并摧毁了另外12艘。

由于酷爱使用跳帮登船战术，日本人还特别为此研制了很多装置，其中包括一些有趣的抓钩。例如，“钩绳”（kusari kagi），一种由4个抓钩冷焊而成的装置，每个抓钩后方都系着一条较短的链绳，链绳的另一端被固定在一根粗壮的杆子上；“钩镰索”（kama），钩绳的克星，它在一根10英尺长的杆子的末端装有一个镰刀状的刀片，可以切断钩绳的木杆；“熊手”（kumade）以及“蜘手”（kumode，其实就是一种带刺的熊手），既被用来俘获敌军船只，同时也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人员杀伤武器。

舰炮和岸轰武器

相比于跳帮登船战，想找到有关日本战船发动炮击战的记载要困难得多，而且，最突出的例子并非发生在海战中，而是在围攻岸上某处目标时所进行的火力支援中。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从海上炮轰岸边的例子出现在1561年对门司城（Moji）的围攻中，然而炮击其实是由葡萄牙船只提供的——葡萄牙船长们都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1584年冲田畷（Okitanawate）之战中，为支援沿着海滩移动的己方步兵，岛津军使用了一些大口径舰炮（可能是后膛装填的佛朗机炮），据说炮手们曾经一边上膛一边祈祷。由于当时的日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舰炮，所以这些佛朗机炮就是船上最重的炮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武士时代的末期。当欧洲船只来到日本港口后，情况才有了变化，特别是从关原之战爆发开始，这些欧洲商船上的大炮远比船上运载的货物更有价值。然而，任何一门从欧洲商船上获得的大炮都没有被重新装上日本船只，而是直接被用作了攻城武器——安宅船显然无法承受欧洲大炮发射时产生的冲击力。

因此，当我们读到“1573年和1574年，长岛的一向宗要塞遭到围攻时，织田信长的舰队曾使用‘大炮’轰击这些宗教狂热分子……”的时候，最好将这些所谓的“大炮”想象成大口径的火绳枪，而不是欧洲风格的大口径舰炮。此外，当李舜臣将军哀叹自己的“天”字号和“玄”字号大炮因日军的炮击而损失的时候，他其实指的并非是安装在日军战船上的大炮，而是日军布设在海岸边的炮。而且直到1614年大阪之阵中，日军才真正意义上从船上朝岸上发炮。

至于岸防炮击退船只的战例，1633年的一场发生在海岸附近的海战算得上亚洲历史上最离奇的近岸海战了。就在日本冒险家山田长政于1633年在暹罗被人谋杀时，暹罗军队同时对日本人的定居点发动了攻击，山田麾下的8名武士被关进了监狱。与此同时，一些“爪哇人”——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达，泛指驾驶战斗驳船四处掠夺的东南亚海盗——趁乱对暹罗发动了袭击。暹罗国王意识到日本“属于一个东南亚人畏之更甚猛虎的国家”，就表示，如果这8名日本囚犯愿意帮助暹罗抵抗侵略者，就将他们无罪释放。8名日本武士欣然同意并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建议让尽可能多的暹罗人装备日本盔甲和头盔，因为一支庞大的“日本军队”能震慑攻击者，而且还应该准备8头大象。暹罗国王用寻找到的全部70副日本盔甲武装了70名暹罗战士。那8名武士总共指挥500名暹罗士兵，并在每头大象的背上安放了2门小型火炮。“他们一看到爪哇船只，就开始猛烈炮击”，编年史作者写道：“如果后者没有谨慎地选择撤退的话，他们很快就能击沉整个爪哇舰队了。”就这样，日本武士用装在大象身上的“海岸炮兵连”驱散了一支东南亚海盗舰队。

火箭和燃烧弹

在战国时期，日本战船上不但有用普通和弓发射的火箭，还有更大的品种，例如用大炮发射的朝鲜式木制铁头箭（也可以被改装成火箭）。球形炸弹——被日本人称为“煮锅式火箭”（horokubiya），以及燃烧弹也被经常用于船对船的战斗。织田信长麾下的重要将领之一——佐久间信盛，他的座舰就曾经被毛利军投掷的一枚燃烧弹给点着过。总的来说，这些燃烧弹的结构类似于中国的同类武器，由铁、陶瓷材料或厚纸板组成。其中一种燃烧弹可以被系在绳子上甩来甩去，然后再松开绳子，让它飞出去。另一些则可以像曲棍球比赛一样，用挂在杆子上的网来抛出去，或者利用牵引式投石机发射出去。

战争中的日本古代战船

日本海军的战术和战斗阵形

在战国时期，当一支日本舰队驶入战场时，按照惯例，其总司令要占据队形的中心位置，就像他在陆战中所做的一样。日本舰队的主战力量由安宅船和关船组成，小早船则主要负责在舰队内部进行联络和沟通。与陆战相同的是，为应对不同的情况，可以组建一系列采用不同标准的海军舰艇编队，所有舰艇编队都有与陆地战斗编队相似的名称。在一般的舰艇编队中，旗舰的阵位处于中央，这是为了让支援舰艇能够从它的正面和侧面提供掩护。在日本海军的阵形中，“鹤翼阵”（Tsuruyoku）是一种攻击阵形，其特点是舰队的中间凹陷、两翼向前推进；“保延阵”（Hoen）是舰队抛锚时使用的阵形，其特点是附属船只围绕着旗舰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在“顽固阵”（Ganko）中，附属船只要与整个舰队的前进路线成一定夹角航行；“鱼林阵”（Gyorin）则是一种防御阵形，其特点是所有的附属船只都被部署在舰队的正前方，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一个攻击阵形。

1185年，坛之浦合战

◎日本舰队海战阵形示意图：1.普通的前进阵形；2.鹤翼阵；3.保延阵：一种安全的阵形，附属船只围绕旗舰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4.顽固阵：附属船只与整个舰队的前进路线成一定夹角航行；5.鱼林阵：所有的附属船只都被部署在舰队的正前方

坛之浦合战是日本最著名的海战，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战斗爆发时，源氏舰队以船头和船尾相接，组成了一字长蛇阵，平氏舰队则排成了三个方阵，此后，双方的一场远程弓箭对射便开始了。平氏舰队在战役初期就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因为潮汐条件对他们有利，而且隶属于平氏舰队的平知盛是一位优秀的海员，他利用自己的经验掌握了战场海域的洋流知识——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一股退潮的潮水会缓缓地流入内海。因此，一开始，平氏舰队打算趁机包围源氏舰队。上午11点左右，两支舰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就在这个时候，海潮发生了变化，开始向西流出海峡。这给了源氏舰队巨大的优势，而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渐渐地，胜利的天平向源氏一方倾斜。加之三浦义澄临阵倒戈，背叛平氏，从后方杀出，对平氏舰队展开了猛烈进攻，源氏舰队的胜利终于有了保证。三浦还向源氏告密说平氏舰队中最大的一艘战船并没有搭载天皇，并且带领源氏舰队冲向了正确的目标。源氏舰队的弓箭手们把火力集中到敌军的桨手和舵手身上，因此平氏舰队的船只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开始随着潮水往回漂去。意识到战争已经失败，许多平氏一方的官兵跳海自杀，年幼的安德天皇也被故意淹死，以免被俘。

◎一幅关于1185年坛之浦合战的绘画，展示了文中所描述的日本古代战船的全貌

日本战船的联合作战行动

根据日本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即一名高贵的武士要选择一个有价值的对手，在日本历史上有几次陆军和海军发起联合作战的例子。限于本文的篇幅，笔者只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日军使用小型战船对抗蒙古人的作战行动，另一个是1555年的严岛合战。

1281年第二次蒙古人入侵时，日军采取的、著名的“小船”突袭行动完全符合武士道传统，关于此战的画面，我们可以在《蒙古袭来绘词》（Mongol Invasion Scroll）的不同章节中看到。一艘载有10至15名武士的日本小型船只，会在夜幕的掩护下靠近一艘蒙古船，并放下自己的桅杆，作为跳帮登船的桥梁。随后，武士们会用自己的佩刀进行肉搏战。有一次，30名日本武士甚至游到了一艘蒙古船上，将全体船员斩首，然后再游了回来。草野次郎指挥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在光天化日之下率领几名武士点燃了一艘蒙古战船，但他自己也有一条手臂被敌人砍断了。武士河野通有也率领两艘小船在白天发动过突袭。蒙古人以为这些日本人要投降了，就允许他们靠近自己的战船，这时，河野通有率领武士们猛地冲上船去，俘虏了一位敌军的高级将领。蒙古人对这些突袭行动的反应是在他们的船只之间拉上链子，这样日本人的小船就不能靠近了。此外，蒙古人还利用船上的牵引式抛石机发射石块，以击沉试图靠近的日军船只。这些突袭非常成功，蒙古人的北方舰队被迫撤退到壹岐岛，在那里等待中国南方特遣队的到来。两支元朝舰队最终在高岛会合，可是日本人对那里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但由于兵力相差悬殊，日本人最终还是被击退了。就在那时，“神风”突然刮来，为日本海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工作。

◎一幅反映日本“小船”突袭的画作，跳帮登船战一直是日本人的强项

◎图为关于1555年严岛之战的一幅版画，描绘的是毛利舰队驶过神社入口（即神社鸟居）的水道时的情景

广岛的毛利家族有着悠久的海军传统，并为自己的舰队而感到无比自豪。如果没有这支舰队，他们不可能完成这次武士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栖远征。当时，也就是1555年，毛利元就率军在神圣的严岛上击败了陶晴贤。陶晴贤“下克上”，推翻了自己的领主大内义隆，这给毛利元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夺取这个“不忠不义”之徒的领土。毛利元就麾下的军官们建议加强严岛（也被称为“宫岛”）的防御，这座小岛距离大陆也就大约1英里。毛利认为这个行动很不明智，因为敌人可以孤立驻扎在那里的任何军队。然而，后来他决定诱骗陶晴贤占领严岛。由于毛利控制着严岛周围的大部分海域，对他来说，届时发动两栖作战摧毁严岛上的陶军并非难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以及一场暴雨的掩护下，毛利元就和他的两个儿子——毛利隆元和吉川元春，秘密从该岛的北端绕行。与此同时，毛利元就的另一个儿子小早川隆景在陶晴贤的密切监视下，率军沿着海峡航行，而后又折返两次，于黎明时分从正面对陶军发起了进攻，由毛利元就亲自率领的主力同时在陶军背后发起进攻，腹背受敌的陶军当场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