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寓之起义（南齐朝“检籍”）

唐寓之起义简介

唐寓之起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用来形容下级对上级的阳奉阴违和消极对抗。在历史上，这种行为也常常出现在皇权与既得势力集团之间。唐寓之起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既得势力集团让皇权都束手无策的故事。唐寓之，南朝齐富春人，迁居桐庐。齐武帝遣禁军率马队南下镇压，于钱唐交锋，因唐寓之所部无充分应战准备，又缺乏抗御骑兵经验，终于全线溃败。

唐寓之起义过程分析——

新朝新政

升明三年（479年）四月二十一日，一场禅让闹剧在建康宫城中上演。这一次，宋顺帝刘准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刘氏盘踞了六十年的皇座，把它让给控制了朝廷的权臣——萧道成。后者在一片颂扬声中登基，改元“建元”，易国号为“齐”，开辟了南朝第二个朝代齐朝。萧道成后来被奉为太祖高皇帝，一般称呼他为“齐高帝”。

和所有开国君主一样，齐高帝也希望自己建立的王朝能绵祚千秋，江山永固。但是，他所面临的形势有一定独特性。宋齐易代只是皇权集团的简单更替，齐政权几乎全盘承接了刘宋政权的一切，也等于全盘承接了旧政权的社会痼疾和朝政积弊。刘宋王朝自元嘉末年起，内外征伐不断，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户口损耗流失，赋税徭役无从征取，朝廷府库空虚，几乎到了“虑不支岁月”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齐高帝这位“接盘帝”除了表面风光，实际日子并不好过。但齐高帝并非膏粱子弟，而是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对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的弊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也着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登基伊始，他就下旨“检定簿籍”。

检定簿籍简称“检籍”，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户籍档案进行审查，还记载以真实。要搞清楚这件事，我们先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云：“户籍制度是伴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国家机器必须通过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来获得财力、物力、人力，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同时，只有了解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与财产资料，国家机器才能合理地进行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确保财力、物力、人力供应的充足稳定。

明《三才图会》中的齐高帝萧道成像（来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源远流长，目前有直接证据的户籍制度雏形是在西周，当时是每年十月上报一次人口，每三年审查一次。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各国陆续建立了基层组织架构，确定了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和经常性户籍审查制度。由于国情差异，各国户籍制度也存在一定差异。秦统一六国后，秦的户籍制度推行于全国，其登记内容包括户主姓名、籍贯、年龄、爵位，以及家里全部人员的名字、年龄、爵位等，还有什五连坐、不得擅自迁移户口、一家之中兄弟成年须分家立户等规定，并加强了对隐瞒漏报、申报不实的处罚力度。汉代基本保留了秦代户籍制度并有所发展。汉代户籍称为“名籍”，每年审查、制作户籍档案，并上报。“名籍”的登记内容比秦代更为详细，并依据类型不同，登记项目略有差异。汉代还将户划分成三等，按不同等级收税。特别是汉代确立了《户律》，把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将户籍管理的优劣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到了晋代，正式的户籍称为“黄籍”，使用标准的一尺二寸木简登记，后来又用黄檗处理过的、防虫蛀的黄纸代替。“黄籍”的审查、制作改为三年一次，户籍中的户等也扩大到九个等级，每年评定一次。永嘉之乱后，针对北方迁移到南方的侨户东晋又建立了临时的“白籍”，免征户调和劳役。后来东晋与刘宋统治者实施“土断”，将这些“白籍”侨户改为“黄籍”，实现统一管理。齐朝承续刘宋的制度，正式户籍是“黄籍”，当然也存在一部分“白籍”。

里耶护城壕出土的户籍简（原载于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彩版P36、P37）

1973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出土汉简中与名籍相关的部分内容（选自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肩水金关汉简·一》中册）

综合而言，古代户籍制度是从简到繁，从粗到细，从宽到严演进的。但是，制度是制度，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到了南朝宋齐之时，户籍造假简直已经泛滥成灾。不过这说来话长。西汉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出现了大批“阡陌相连”的大地主豪强。他们占有大量劳动力，实施庄园化生产，形成庄园经济。东汉初年，这些大地主豪强支持刘秀夺取天下，成为统治阶级的础石。他们隐瞒田产和劳动力，使得国家户口登记不实，赋税和劳役流失。虽然东汉统治者采取“度田”政策，核查田产与户口，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庄园经济模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上，对经济、仕途、文化享有多重垄断的门阀士族逐渐形成了。魏晋之际，为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国家与其达成妥协，在经济制度上实施依官品划分等级的占田制（包括占田和占客两块内容，占客即合法占有佃户），从制度上保证门阀士族的经济利益，又对其适当限制；在官员选拔上实施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保证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反过来，成为特权阶层的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经济地位，则利用既得的政治权力，破坏正常的户籍制度，非法超额侵占国家户口。广大庶族人士又想方设法跻身特权阶层或干脆瞒报、谎报户口，逃避赋税徭役。特别是永嘉之乱形成的“白籍”侨户，因为土断编入“黄籍”后不再免户调与免役，所以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抵制和对抗土断，逃避编入“黄籍”。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国家实际控制的户口减少，严重影响了赋税徭役。

由此观之，齐高帝的“检籍”可谓抓住了户口流失、赋役不充的关键。但这一政策真的有效吗？

暗藏机锋

“检籍”政策的推行，并非一蹴而就。齐高帝十分清楚刚登基的自己需要得到最广泛的政治支持，不能轻易动摇政治基础。所以，一开始他没有把意图暴露出来，“检籍”这一举措也没有任何异常——从前一节所述的户籍制度流变就可以看出，户籍的审查始终与户籍登记相互依存，也就是说，“检籍”最初看起来是户籍制度的传统审查手续，而不是什么大刀阔斧的新政。

那么齐高帝是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意图的呢？就是靠选人。他下旨让虞玩之和傅坚意两人主持“检籍”工作。虞玩之是个值得细细八卦的对象。他字茂瑶，会稽郡余姚县人（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慈溪市一带），出身于江东四大望族的会稽虞氏。虞氏家族自东吴以来就有许多族人在各个政权中担任官职。虞玩之的祖父虞宗是东晋的尚书库部郎，具体负责国家的财政税收工作；父亲虞玫是刘宋的通直散骑常侍，在集书省值班，随时为皇上提供治国意见，对朝政决策进行评议。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虞玩之，从小就熟悉朝廷案牍文件和办事程序，并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他初入仕途，担任东海王刘祎的冠军行参军、乌程令。刘宋孝武帝即位后，路太后的亲属犯了罪，他依法查办，为此丢了官。可能是在泰始二年（466年）虞玩之与萧道成偶遇，但那一次时间太过短暂，二人有什么交往不得而知。大约四年后，汲汲营营的虞玩之终于再次踏入仕途，出任晋熙王国郎中令。我们不知道萧道成在此事中施加了多大影响，但我们知道，当萧道成位居辅政大臣之后，曾以书信提示朝廷的风向，使虞玩之获得了进一步的进阶之道。萧道成大权独揽之后，虞玩之特意穿一双底磨歪了、鞋带断了用芒草接续的旧木屐，去参加萧道成府邸霸府的成立聚会。这双不该出现在正式场合的木屐立即引起了萧道成的注意，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虞玩之解释说：“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土竟不办易。”这是他故意讲错自己初次当官的时间，移花接木暗示说自己从会稽相遇起就一颗心向着您萧道成了。萧道成一眼看穿他的心思，立即将其延揽入霸府，引为腹心。如今，虞玩之已年届五旬 ，担任黄门侍郎兼会稽郡中正。黄门侍郎一职负责“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可见其所受的信任。当然，虞玩之的办事风格比较刻板执拗。例如刘宋末年，王俭（可能当时正担任吏部郎，负责官员的选任工作）推荐一名叫孔襜的官员出使北魏，虞玩之认为不合适，就不依不饶地向王俭提意见，从而得罪了王、孔二人。

从虞玩之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有五大优势：其一，他是齐高帝的心腹，君对臣有知遇之恩，臣对君有报效之诚，安排虞玩之来“检籍”，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推进工作；其二，他出身高级士族，年纪又不小，有足够的声望；其三，由于对案牍文件熟悉，能胜任“检籍”这样琐细的实务工作；其四，刻板执拗的作风正是一种绝好的政治攻击武器；其五，多年宦海沉浮的他还有机巧的一面。

另一位傅坚意则史无明载，只知道他当时担任骁骑将军。这个职位管理台军的骑兵部队，至少也是齐高帝信任的人。另外，怀疑傅坚意是刘宋元嘉年间清查户籍的名臣傅隆之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参与审查户籍，就更顺理成章了。

领受圣旨之后，虞玩之、傅坚意很快就投身到“检籍”工作之中。他们果然不负皇恩，查出了诸多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八种：

1. 通过虚报和假冒军功，在户籍上冒注国家爵位，并享受国家俸禄供养。

2. 庶族通过修改谱牒，冒充士族身份，在户籍上列入士族。

3. 天生的秃头冒充僧人，不入民籍。

4. 壮劳力假报残疾、老病等。

5. 土断后“白籍”转“黄籍”的侨户逃避户籍登记。

6. 子孙满堂仍然只报一户。

7. 镇戍的将领，任意召人填补部曲，充作私人劳动工具。

8. 以往审查发现有问题的户口，有相当数量尚未得到更正。

南京颜料坊出土的东晋南朝木屐（原载王志高、贾维勇《南京颜料坊出土东晋、南朝木屐考》）

必须申明两件事：第一，关于虞玩之与萧道成在会稽相识，史无明载，来自笔者的推测。第二，虞玩之解释旧鞋由来的那段话，文献学界一般认定《南齐书》有误。比如丁福林先生在《南齐书校议》中认为“玩之既释褐为东海王行佐，则当是‘冠军行佐’，即此云‘征北行佐’者，恐误”，“今由元嘉二十八年（451）玩之始释褐计之，至升明元年（477），凡二十七年，玩之答以约数，当云‘三十年’，南史是也”。张忱石先生点校的《建康实录》亦注云“南齐书作‘二十年’当误”。对此笔者并不苟同，阐释如下：

据《南齐书·高帝纪》，泰始二年初四方大乱时，萧道成曾“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随后不久“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从前一句可知，萧道成与罢官在家的虞玩之存在相遇的可能。而后一句更是关键，为何虞玩之偏偏错提“征北”？查看《宋书·明帝纪》可知，萧道成在泰始二年二月乙丑日（初七）平定晋陵郡，当月丁亥日（二十九日）奉命北讨，离开江南，满打满算二十三天。这其中留在会稽的时间必然不多，与虞玩之见面时间亦不会太长，未必有深入的沟通。而萧道成北返，是受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节度，成为其行佐。怎么是镇北将军？莫急，当年七月桂阳王就晋征北大将军了。以虞氏在官场的人脉，虞玩之对此极可能知情，但未必十分精确。就算他十分清楚，在“镇”“征”音近的情况下，也存在临场口误，或者旁听耳误、传播者口误、记录者笔误等可能。由此，建立了一种可能的历史情景：泰始二年两人相识，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搭上关系。虞玩之重新出仕后，见萧道成逐渐得势，便积极靠拢。萧道成可能先前对他印象还可以，以及收拢人心需要，也着意拉拢。之后，在萧道成府邸的聚会上，虞玩之更进一步以讹示忠，暗示自己从会稽郡那次相遇起就认准萧是主子了。这种政治人物间特殊的“交际语言”是合理存在的，他们表述的并不是精确的事实，而是要传递背后的话意。这样一算，从泰始二年（466年）到升明元年（477年）差不多十二年，说成二十年也正常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重文字证据，认为《南齐书》的记载有误并非没有道理（这可能也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将二十年改成三十年的原因），不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可以依据现有文献，间接建立一个合理的情景，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一定要说“征北行佐”和“二十年”是记载错误，恐怕存在商榷的空间。有意思的是，虞玩之因为这种表忠心的方式被后世误解，千载之下，喜耶？悲耶？

齐高帝泰安陵被毁之麒麟（原载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P43）

在虞玩之看来，第1条是最严重的，导致了大半国有户口的流失，使得国家财政紧张。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非法逃避税役，因为国家给予为国立功而获得一定官爵的人免税役的特权，爵位登记于“黄籍”之上，所以冒注户籍就是以非法手段获得了这种特权；第二层是挤占合法税役。国家有特殊的以恤为禄的制度，简单说即让民户、吏户将劳役折成税钱上缴，这些钱就拿来供养官员，称为“恤俸”。前述的有功之人中取得一定官位的就同时享有这个待遇。由于刘宋元嘉以后战乱不断，从统计功劳之时起，就大量充斥欺瞒谎报。根据虞玩之的估计，因为申报军功的将领官吏有私心，照顾亲属部曲，大量虚报，而普通人又施展各种手段（修改户籍冒称有功人员、贿赂官吏等等）假冒军功，因此功劳簿中真正的立功者不到三分之一。超三分之二的人免税役，其中又有不少既免税役又领恤俸的，国家的负担自然就沉重了。

接下来第2—6条都是民众逃避法定赋役义务的情况。按照当时的制度，国家依据户籍档案的记载，给予士族、66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残疾人、病人免税免役的待遇，同时要求家庭兄弟分户，以增加户口，保证户调的征收需要。僧尼则单独有专门的僧籍，“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入官仓”。（侨户问题前文已提及，不作赘述。）然而，随着户籍登记造假的泛滥，庶族成为士族，“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假冒僧尼者“填街溢巷，是处皆然”，四处“流亡不归”倒还好，甚至出现“宁丧终身，疾病长卧”等离奇现象。

第7条反映的是军队将领私占部曲，为其提供私役服务的现象。虞称私家劳作“巫媪比肩，弥山满海”，国家力役无从投补，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南齐书·虞玩之传》记载：“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寻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太半矣。”对此，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中解读为“可见恤乃是合役之人而为私家占有，他们以纳钱代役，作为将领的俸禄，所以说举恤为禄”。高敏先生在《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进一步阐述为“与此同时，官吏将帅又多通过‘举恤为禄’的办法，把许多‘合役之身’，转化为私家依附民，达到‘人领数万’的程度”。

笔者对此颇有疑惑。《宋书·沈庆之传》记载：“（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复以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众讨之……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斩诞。进庆之司空，又固让。于是与柳元景并依晋密陵侯郑袤故事，朝会庆之位次司空，元景在从公之上，给恤吏五十人，门施行马。”沈庆之作为讨伐的统帅立功，仅给恤吏五十人，那些“举恤为禄”的怎么可能到“人领数万”呢？再参考《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八年十二月）戊寅，诏‘尚书丞郎职事繁剧，恤俸未优，可量增赐禄’”。所谓“恤俸未优”，说明先前就有，可见恤俸比较普遍，但真的能在国家制度（恤禄）之下保证个个“将位”“人领数万”吗？要知道，按数万计算，取“数”为最低值的三，按一户平均五口二丁计算，就是一万五千户了。这是什么概念？大明年间扬州总共不过十四万余户。如果有人说，这就是被侵吞的明证啊。那么，一州才出八九个“将位”，这就真的“众”了吗？这还不算完，按照南齐丁税一丁一千，唐朝各种杂傜色役出钱以代均在千文或千文以上，按恤吏一人一千钱计算，则最低为三千万钱。《宋书·刘义恭传》记载：“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给钱年千万”。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将位”的收入抵得上奢侈的刘义恭王爷一年所花的钱，这可能吗？到这种“将位”级别的根本寥若晨星。

汲古阁毛氏本《南齐书》中的虞玩之列传，红线所划即本注开头所引

综合前述疑惑，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解释：其一，虞玩之此处有夸张嫌疑，“将位既众”“人领数万”皆是如此，视最高的占据数万恤吏的高级将帅为常态（办事的人总要把问题说得严重些，才好获得领导的支持）；其二，《史记·天官书》记载：“太微，三光之廷……其内五星，五帝坐。后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则“将位”依本义恐怕只指高级将帅，则“人领数万”，指的是其所领建功的部属有数万，这些人都享受恤禄，一个人很少，但几万人统计起来就多了；其三，按唐长孺先生的论证，自宋起，“送故”“恤禄”都是直接送钱了，前述沈庆之五十恤吏，按一恤吏一千钱计，正好是数万之数（稍低的将领二三十恤吏也能大约进入这个范围，如果钱数高些则还可能更低），这里“人领数万”是否是钱呢？当然这点最不利的是，“恤”指服力役的人，而且遍查《全齐文》，亦无“领”字是接受、领取意思的用法。个人倾向于第二种，并按此解释叙述正文。

第8条是一个重点。虞玩之审查了扬州和某州所属九个郡 自泰始三年（467年）至元徽四年（476年）的四套“黄籍”（即泰始三年、泰始六年、元徽元年、元徽四年登记的户籍），他发现，在过去的审查中就查出七万一千多户存在问题，但只有不到四万户完成更正。由于这九郡属于“神州奥区”，即天子脚下的核心区，连这样的地区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他州郡更不用谈了。换句话说，传统的户籍审查程序对遏制户籍造假效果不彰，使得积重难返。当然，正常的户口审查并不需要翻阅这么多旧籍，而虞玩之竟然一直查到十二年前的旧账，这就是齐高帝“检籍”的用意了。既然旧账问题丛生，既然传统的审查程序不堪胜任，那么必然要有新的政策来整治乱象。

河南邓县出土画像砖上的耕牛图，反映当时南朝农业生产情景（原载《中国雕塑艺术史》）

这里要补叙几句，除了第1条含糊其辞地可能牵涉士族之外，其他都没有谈及（军功贵族、镇戍将领的主体也是庶族）。这固然是由于士族本身免税免役，无须假冒户籍，但他们真的那么“干净”吗？当然不是的，虞玩之作为士族名门，他是有私心的，不可能自揭自短。不仅庶族出身为主的镇戍将领私占部曲，士族和其他高官显贵同样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占客”之外，违法占据部曲、佃户和奴婢，为其提供私役服务。一类是他们主动侵占的，一类是民户主动依附的，数量都不少。比如东晋末年的会稽虞亮（与虞玩之同一宗族），就藏匿了一千多脱离户籍的流民。养这些人干啥？就是为自己的庄园干活。刘宋元嘉名臣谢弘微，出身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陈郡谢氏，管理继叔父谢混的家业，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吴兴沈氏为后起之士族，刘宋朝时沈庆之亦得“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由于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户籍档案不仅不能真实反映国家的劳动力状况，甚至由于私人大量侵吞本属于国家的劳动力，导致世族大家的经济实力凌驾于国家之上。这要不要查呢？齐高帝肯定是要查的。

图穷匕见

任何新政策的提出都要选择一个时机，“检籍”也是如此。这个时机来得很快。建元元年（479年）十一月，北魏南征，三路大军分别指向广陵、淮阴和寿春，企图以帮助刘宋复国的名义 夺取淮河沿线，为消灭南齐统一天下做准备。齐高帝也针锋相对，打着“北伐”的旗号抵御。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建元二年（480年）二月，齐朝淮泗一带损失严重，数万百姓被掳掠。战争的巨大开支和服徭役人丁的不足，让齐朝备感压力。被逼入困境的齐高帝终于痛下决心，采取极端手段整治。

齐高帝的政治手腕十分老练，他先发出一道圣旨：“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籍改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民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则胜残未易。卿诸贤并深明治体，可各献嘉谋，以振浇化。又台坊访募，此制不近，优刻素定，闲剧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满，大明以后，乐补稍绝。或缘寇难频起，军荫易多，民庶从利，投坊者寡。然国经未变，朝纪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算，革斯弊邪 ？”

开篇他称户籍是民众的纲纪，治国的源头，可谓一针见血。其后谈及各种户籍蠹政和户籍审查效果不良，可见他自己对情况了解之透彻。但是，他并没有自己提出政策主张，而是表现出在严刑峻法与以德服人之间犹疑不决，并向群臣征询意见。这其实是在试探内外官吏的态度。

北魏彩绘武士俑，河南偃师出土（原载周剑曙、郭洪涛《偃师文物精粹》P144）

这道诏书发出之后，官吏们的普遍反应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可以侧窥一二。比如尚书令、中书监褚渊曾在当年反对齐高帝让王公以下无官位者从军，认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对于“检籍”这类扰动之事恐怕未必赞成；中书令张绪是个口不言利、清淡无为的人，在尚书仓部郎任上就对公事十分冷淡，不记在心上，何况“检籍”；而自尚书右仆射调任左仆射的王俭，从后来的反应看也不可能支持“检籍”，所以想必应者不多，或者泛泛而谈，无益实政。

作为“检籍”负责人的虞玩之自然不同，他对皇帝的用意心领神会，借机上表，一面将自己“检籍”发现的问题全面陈述，一面又提出整治之法：

其一，设立明确的法令条目，以刘宋光禄大夫傅隆亲笔校核的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户籍为底本，对建元元年的户籍进行全面检查审核。

关于第一条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虞玩之为什么设定以元嘉二十七年的籍簿为底本。除了他认为傅隆的检校十分认真之外，是否有别的原因呢？与傅坚意以及虞玩之元嘉二十八年入仕是否有关联？由于缺乏实证，无法考察，但给历史爱好者留下充分的遐想空间。

二是建议中接受检核的户籍存在争议，按《南齐书》记载为建元元年户籍，《通典》记载为建元二年户籍。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认为《通典》是对的，但没给出论证。笔者持不同观点。笔者认为《通典》作者杜佑很可能是按三年登记一次户籍的规律，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推导至建元二年（480年）的。确实，如果真是严格三年登记一次是该如此。但《南齐书·虞玩之传》明确记载了“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如正文中已述，前后正好是四本户籍。周一良先生称“四号未详何义”，是失于过分谨慎。而张荣强先生在《汉唐籍帐制度研究》中将“四号”理解成县、郡、州、中央四套“黄籍”。在当时的条件下，虞玩之就算带了手下令史，也不可能跑遍九郡（仅扬州八郡就有六十四县），彻底翻遍从上到下四套户籍档案。那么怎么会出现年份偏差呢？笔者认为元嘉二十七年之后再次登记户籍理应是在元嘉三十年，但当年发生太子刘劭弑杀宋文帝，武陵王刘骏指挥各地武装讨伐，似乎受这个影响，户籍实际登记是在孝建元年（454年）。按三年一计，正好在泰始二年（466年）遇到全境大乱的宋明帝与宋孝武帝诸王战争，战争持续到九月，肯定对户籍登记有重大影响，所以才会出现泰始三年之户籍。因此笔者认为《南齐书》原载的建元元年无误。

其二，县级先自行核查，然后交付州审查。如果出现问题，州县两级都要承担责任。

其三，允许户籍造假的人士自首，不问罪责。但如果是在审查中查出问题，则要依法处死。

其四，明确国家征发各类徭役的制度，保证按制度办事，避免超期和过度征发现象。

虞玩之是赞成以严刑峻法对付户籍造假的，不过也考虑到可能遭遇的阻力，留出了宽大处理的空间。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条，如果能够实现，将大大减轻普通老百姓服役的痛苦，使得他们不再逃避徭役，从根子上解决户籍造假的问题。

齐高帝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他在太极殿的东堂成立专门的“检籍”机构，承担审查户籍的工作。太极殿是当时宫廷的正殿，是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东堂也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在此设置“检籍”机构，充分显示了齐高帝对此事的重视。东堂一共有七间屋子，鉴于审查户籍有大量档案簿册需要存放，估计“检籍”机构可能占用了其中一间。

刘宋建康宫城推测图，齐朝时无大改观，图中红色区域即太极殿东堂（原载庞骏《东晋建康城市权力空间》P198）

“检籍”机构设立“板籍官”，由郎官充任，负责整个项目管理。板籍官之下设置令史，负责具体审查和重新登记。郎官一般为士族出身人士，令史则完全是庶族人士。郎官领导令史本是常制，但在表面上也形成一定的牵制关系。此外，按齐高帝的要求，每位令史每天必须检查出一定数量的户籍造假案例。户籍造假性质严重的，罚充军边境。

应该说，虞玩之是站在臣子的角度提出建议，而齐高帝是站在全局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在惩戒方面有所缓和，避免激化矛盾，这是正确的。不过，齐高帝也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他设立“硬性工作指标”，意在防止“检籍”的工作人员消极懈怠，但这一措施取得的效果却相反，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令史们不得不诬良为盗。

建元四年（482年）三月初八，才做了四年皇帝的齐高帝驾崩，他的长子萧赜继承大统，是为齐武帝。齐武帝并非深宫长大的君主，曾长期在刘宋朝担任官职，经历过血腥的政治斗争和战火烽烟，所以他颇思振作。由于与父亲观念一致，他继续大力推行“检籍”工作。为什么这项工作还没结束呢？这是因为“黄籍”三年制作一次，建元元年籍册中审查出的问题是否全部纠正，新的户籍登记是否有问题，都是新籍册重点审查的内容。齐武帝主要做了三件事：提拔工作先进份子，对州郡官员薪俸和杂供的征收制定统一标准，加大对户籍造假的惩罚力度。

齐武帝景安陵西侧破损之麒麟（拍摄：宅在电脑前的白衣客）

第一件事是为了树立典型，让官吏都来效仿。已知被提拔的是临海郡人吕文显。他是庶族出身，齐高帝的宠臣，现在又获得齐武帝的青眼被提拔为中书通事舍人，掌管诏书的起草与发送。齐武帝时四位中书通事舍人分驻尚书、中书、门下、集书四省，称为“四户”，是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之举。

第二件事可以算作虞玩之早先建议的缩水版，不过有比没有要好。需要说明的是，这次的建议并非虞玩之所提，而是来自齐武帝的二弟豫章王萧嶷。

第三件事是要达到奖惩结合的目的。这时又一位齐武帝的心腹、时任制局监的会稽郡人吕文度出场了。这位庶族出身的近臣向齐武帝建议，将所有户籍造假的人士全部发配戍边。齐武帝显然比父亲更为自信，批准了这一建议。这下，一大批涉及户籍造假的人被押送到淮河沿岸充当苦力。

唐寓之起事

尽管“检籍”工作不断强势推进和深入，可是消极对待者仍然不少。如永明二年（484年）冬出任征南将军、湘州刺史的王僧虔，他出身著名的琅琊王氏，“清简无所欲，不营财产，百姓安之”。其实这段史书记载，隐晦地折射出士族出身的王僧虔对“检籍”这一类工作并不上心。还有士族张岱，出身吴郡张氏，年轻时被举荐为吴郡上计掾，负责一郡每年的工作汇报，他对此琐细工作不屑，不去上任。永明元年至二年任吴兴太守，南齐书本传称“晚节在吴兴，更以宽恕著名”。何谓晚节？就是不干这些实务。而“垂心治务”“专务刀笔”的齐武帝需要的是“治称清严”的官吏，“宽恕”与之相对，自然就知道他对“检籍”等系列工作的态度了。

随着朝廷部门内的“检籍”工作的持续，各种问题也在不断涌现。除了前述的诬良为盗之外，缺乏他律又不能自律的一部分“检籍”官吏将这项工作变成生财之道。庶族出身的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只要你付得起一万多钱，就可以修改户籍档案的内容。也就是说，原本为了剔除户籍造假而推行的“检籍”，现在却成为庶族富户们户籍造假的方便之门。以至于“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千百”。由于“检籍”机构的权威性，他们甚至投诉无门。特别是齐武帝即位后，无数无辜的百姓因为无权无势又无钱，被当作户籍造假的替罪羊被罚充边，民间愤怨。

此外，“检籍”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要通过“检籍”查清真实的户口，按照正确的户籍档案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在“检籍”实施过程中，是一系列催缴税役的组合拳，特别是对富庶地区进行额外加税。比如为了弥补浩大的军费开支，齐高帝建元初年，浙东五郡（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加征丁税，每丁一千钱。无论是被合理审查出来的富户，还是被冤枉的贫户，都不情愿承担这么沉重的负担。

1972年南京灵山南朝墓出土文吏俑（原载《中国陵墓雕塑全集·魏晋南北朝》P131）

永明三年（485年），又是一个大造户籍簿册之年，也是“检籍”工作的重头年。扬州作为王朝核心区，“检籍”的力度与强度非其他地区能比。而且富庶的扬州，特别是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地区必定是重中之重。同时，扬州境内又遭遇旱灾，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形势之下，有人站起来带头反抗了。他就是唐寓之。

唐寓之是富阳人（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家传替人看风水找墓地。依当时的情况，普通老百姓是乱葬岗上随便埋的，能请得起唐寓之的大多应是官吏、富户、商人等，他可谓游走于中上层社会。而且，看风水得四处游历，生意也不固定一地，所以他侨居在桐庐县（今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从他后来造反截断当地商路来看，这一带商人比较多，是他经营业务的对象。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侨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历史材料不多，但笔者觉得他的户籍多少是存在问题的，即他可能通过行贿或易地而居躲避“检籍”。当然“检籍”的影响还远不止如此，户籍造假的主力基本上就是唐寓之的客户。在政府不断严厉打击下，他的生意被严重影响。生活来源受损，又眼见中上层社会成员和普通百姓都积怨满满，于是头脑灵活的唐寓之就有了造反的心思，想要与命运搏一把。

作为风水师，唐寓之很懂得蛊惑煽动那一套。本就神神道道的他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套说辞，包括自己的祖坟有王者之气，自己又在山间偶然捡到一颗金印之类。王者之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反正只有他看得见，金印又可以造假，特别是见多识广的他造的假金印很像那么回事。当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从他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铁嘴里倒出来的时候，不少人就信了。信是一回事，关键还是“检籍”的逼迫，庶族地主、富商以及逃避土断的北方侨民、普通破产百姓等都受波及。到当年冬天，唐寓之就拉起了四百号人的起义队伍。

以百度卫星地图制作的唐寓之起义军推进路线示意图。蓝线1、2为富阳至钱唐县的可能路线，黄线3、4为进攻诸暨的推测路线。2、4路线为正文叙述采用路线。从中可以看出绿色的山地对行军路线的影响（制图：爱澜）

虽然比大泽乡的人还要少一些，但唐寓之和手下人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们先到新城河边切断了商路，打劫商旅，集聚物资。据说唐寓之在今富阳区舒湾村还修筑了土城作为基地。随后，起义队伍扩大活动范围，进逼县城（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当时南齐的内地县并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一部分县城也没有高大的城墙和护城河设施。按《咸淳临安志》记载，新城县已知最老的旧城是唐朝徐敬业所筑，不可能有效抵御进攻。所以新城县令陆赤奋吓得弃县而逃。比陆氏不如的是桐庐县令王天愍。他有城可依，据康熙年间的《桐庐县志》记载，在今县城以西大约25里处有吴黄武四年（225年）修筑的城池，但他仍然弃城而逃。更令人费解的是，看起来罪责更大的王天愍跑回了都城建康，而情有可原的陆赤奋却找地方藏了起来。这大概是性格或后台软硬使然，也可能是史书记载遗漏了什么吧。

如此轻松地夺取了两个县，唐寓之大受鼓舞，率领起义军边抢掠边朝家乡富阳县杀去。富阳县令何洵一样没多少人马，但他有城池——东吴时建的东安郡城，周围760步，位于今富阳区富阳镇北，只是缺乏防守的兵丁。何洵立即采取措施，要求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动鱼浦村男丁到县里防御。这逻主是当时一种低级吏职，负责维持地区的治安任务。不知是仓促之间未能组织起来，抑或组织了之后毫无战斗力，他们并没能阻止起义军的进攻。此时，隶属于会稽郡的永兴县（今杭州市萧山区）没有作壁上观，派出救兵——县内西陵戍（今杭州市萧山区西兴街道）戍主夏侯昙羡率所属将吏戍卒以及附近埭上的税务人员、平民赶赴富阳。按照黎虎先生的论证，将吏是介于统帅与士卒之间的中下级将佐吏员，可以认为是中低级军官。将吏与戍卒虽然有一定军事素养，但可能数量不多，而且久疏武事，依然没发挥作用，堂堂一座富阳城还是失守了。刀马还乡的唐寓之没有停顿，继续带领队伍向东，直取钱唐县（今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东麓） 。

钱唐疑云

钱唐县的争夺，值得拿出来单独说道。钱唐始见于史籍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唐”。按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立会稽郡及二十六县来看，钱唐县建立的时间更早。至于县治位置，则多有争议。根据地质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古时候浙江（即钱塘江）的入海口还没有向东延伸这么远，今天杭州城区东部还处于海水浸泡之中。大约两千六百年前，海面下的沉积沙洲开始露出水面，形成沙漫滩。依靠西湖东北和东南低矮山岭的保护，两地周围以及之间的沙漫滩逐渐扩大并稳定下来，于是先民迁移而来，分别在今日武林门、钱塘门一带和凤凰山东麓形成了较大的稳定的镇邑聚落。现在一般倾向于认为秦、西汉县治尚在灵隐一带，东汉的县治已位于今日武林门、钱塘门一带。大约在晋宋之际，钱唐县治又迁到了凤凰山东麓，聚落也向北延伸到吴山一带。新县治东面就是柳浦（今杭州市上城区三廊庙），这在当时是个重要渡口。从地图上看，富阳与钱唐之间被西湖南侧的山地所阻隔，柳浦以西的江岸也没有如今开阔的之江路，江水就贴着山脚流淌，所以从富阳到钱唐，要么走水路沿浙江东下至柳浦渡口上岸，要么走陆路先北上到余杭，再向东绕行西湖北、东两侧。唐寓之的起义军恰恰选择的是水路。

在起义军进军的同时，齐朝地方官也在运筹帷幄、排兵布阵。义军的第一个对手是平东将军、吴郡太守、西丰县侯沈文季。沈文季，字仲达，吴兴郡武康县人，是刘宋名将沈庆之的第二个儿子。虽然他自己耻为将门，但沈庆之被诛杀之时，他曾挥刀驰马冲出府宅，后来又为宋明帝征战沙场，协助齐高帝平定沈攸之的叛乱，所以说他有一定勇略并不为过。而且，武康县距离吴郡不远，他在平定沈攸之叛乱时又出任过督吴兴钱唐诸军事，对当地情况不可谓陌生。眼下，被起义军占领的三个县以及被攻击的钱唐县都属于他的辖境，他自然心急如焚，立即增派兵力和武器支援钱唐县，希望能立即遏制唐寓之的攻势。

今日三廊庙近飞云江路口之所在。面前这楼或楼背后某处为古柳浦的大致位置

义军的第二个对手是会稽郡丞张思祖。尽管起义军兵锋所指的钱唐县在浙江北岸，但南岸就是会稽郡所辖的永兴县，需要预作防备。按正常情况，指挥调度的应该是会稽郡守，但此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王敬则正因私自杀人在建康接受齐武帝的质询 ，这等急事就只能由他的副手会稽郡丞张思祖来办理了。张思祖安排在郡的朝廷使者孔矜、王万岁、张繇等率领将吏以及武装壮丁分守会稽郡所属十县，严加防范。

起义军直接面对的则是钱唐县令刘彪、戍主聂僧贵。在得到沈文季派遣的增援力量之后，刘、聂两人本着“兵来将挡”的态度，派遣一个叫张玕的队主带领士兵在小山阻击。队主是低级军官，正常情况一队有百来人，从当时的情况看，也不算太少了。然而不知是实际兵力不足，还是起义军的战斗力超出预期，小山之战官军失败了。按照《南齐书·沈文季传》的说法，唐寓之随后在抑浦登陆，举火焚烧县城，刘彪吓得弃城而走，而聂僧贵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前文说走水路是在柳浦登陆，而不是什么抑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中华书局诸版、上海古籍版《南齐书》，均为“抑浦”。而且，在所有注释中没有说存在“柳”字的版本。独阙维民先生在《六朝钱唐县聚落的地理分布》一文中直接引用《南齐书》记载，说是“柳浦”。不知道阙先生依据什么做出这样的认定，虽然“柳”“抑”字形相近，确实存在传抄误笔的可能，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也更合理，但这个字是不是真有错，目前难以定论，因为无法确证抑浦不存在。

用百度卫星图为底，参照《南宋以前杭州城郭考》，按笔者自己的理解绘制的示意草图。图中蓝色线为水岸线；红色圆点1为钱唐县治所在，2为新城戍，4为柳浦；红色三角3为馒头山（制图：爱澜）

站在凤山门公交枢纽处自东向西拍摄的馒头山。红色箭头所指即山顶，右上小图为山顶杭州市气象站。如今因为建筑和高架，馒头山显得特别微小，在南朝，它却是钱唐县治的东门户

此外，阙先生还立足柳浦登陆论进一步推测前文所述“小山”为馒头山。馒头山在柳浦西北凤凰山东，从地图上看更像是钱唐县治之外的一座屏障。由此我们可以脑补出这样的情节：起义军先锋或一部在柳浦登陆，推进至小山挫败南齐官军，之后唐寓之率领后军或主力抵达，开始全面进攻。

当然，小山是否一定就是馒头山，这也未必。从当时的城池聚落来看，在钱唐县北还存在一个叫新城戍的地方，位置大约在今日吴山附近。有戍就有军营，甚至可能有简单的土城。假如新城戍的守军没有全部退守钱唐县城，而在外取掎角之势，维持到北方的交通线的安全，则起义军可能在柳浦登陆后先以一部攻击新城戍，或者就以一部在新城戍附近登陆。当吴山脚下的这场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义军主力再进攻钱唐县城。如此推测，也提供了解释抑浦存在的可能。由于史籍用语简略，这种推测并不能否定传统看法，故作为一种可能性罗列，供读者参考。

钱唐县失守后，最抓狂的人就是吴郡太守沈文季了。他加派所属吴、嘉兴、海盐、盐官四县的民丁，武装以后去反攻，企图趁起义军立足未稳，一举夺回钱唐。然而将吏士卒都战败，更别说这些匆匆上阵的民丁了，何况起义军也针锋相对发起了反击。

建立新政权

夺取了浙江以北四县之后，唐寓之继续扩大版图，企图染指浙江以南。他把起义军分成三支，一支留在钱唐县附近；一支由孙泓率领，向东南进攻会稽郡；一支由高道度指挥，进攻南面的东阳郡（今日浙江省金华市）。此时他可能犯了个跟后世方腊起义军相同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北方的威胁，分兵散地。因为史料缺乏，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全部决策依据，只知道唐寓之听说王敬则去了建康，就此认为会稽官军守备空虚涣散，可以轻易拿下。

起初，三路义军基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北路分两支，分别拿下了盐官县和吴兴郡的余杭县。盐官县令萧元蔚未战即弃县而走，余杭县令乐琰则是率吏民力战失败后才逃跑的。两人都逃回了建康。

东路起义军的行动更为迅速，按史书记载是“袭”。孙泓应该是自钱唐、富阳之间渡过浙江，先进攻永兴县，再进攻会稽郡治和诸暨县。尽管史书没有直接记载永兴县失守，而记述了诸暨县的失守，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起义军是直接进攻诸暨的。因为从当时的地理环境上看，直接从浙江北岸渡江，翻越山岭进攻诸暨并不现实。而兵围永兴县，分一支偏师沿浦阳江河谷北上，倒是合理的方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陈桥驿先生认为，当时浦阳江跟现代一样汇入钱塘江，在汇入处有一大湖名鱼浦。而现代一些专家如朱海滨、王志邦，就认为鱼浦湖不存在，当时浦阳江亦不入浙江而是走今日西小江水道入海。这对于考证行军可有影响？笔者认为是否定的。如果义军自定山浦渡浙江走鱼浦入浦阳江河谷，还是要留一支部队进攻永兴或防备永兴方向才合理。不管历史上的地理细节如何，起义军一部顺利沿浦阳江河谷而上，直逼诸暨县，县令陵琚之未战即弃县而走，并效法陆赤奋藏匿了起来。

唐寓之起义作战经过示意图。红线为唐寓之进军路线，蓝线为唐寓之攻东阳郡可能路线；绿色为吴郡官兵进军路线，黄色为会稽郡官兵进军路线（制图：唐思雯、爱澜）

西路军的行动比较迟缓。从地图上看，该路存在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是自诸暨南下翻越山岭进入乌伤县，再沿今日义乌江攻东阳郡（东线）；一是逆浙江而上经建德县入谷水（今日兰江）河谷，溯流而上至今日金华江河口，再进取东阳郡（西线）。究竟是哪一条路线呢？史书并无明载。笔者暂时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能与前面孙泓部队的行动情况形成对应。不过，在此也要强调，并不是所有的完整体系都符合历史事实，世间事物未必按照人所设想的严密逻辑发生与发展。后来南齐御史中丞徐孝嗣的上奏中曾提及“建德、寿昌在劫断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可见从新城攻击建德、寿昌是有路的。特别是《宋书·州郡志》记载从建康到东阳郡“水一千七百”，而赵宋初年《太平寰宇记》中亦记载婺州（即东阳郡）至睦州（即建德县）“陆路一百六十里，水路一百八十里”来看，走这条西线的可能性一点也不低，甚至走水路的可能性为大。

左图为陈桥驿先生认为的渔浦说示意图（原载陈桥驿《浙江古今地名词典》P464），右图为浦阳江走西小江水道的示意图（底图来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P2）

因登鼓楼需买门票，站在鼓楼之下向南拍摄。如今正面是中山南路小吃街，街东即照片以左在南朝时是海滩，右侧街西一带即可能是当年的新城戍所在地

随着各路起义军取胜，远近因纠正户籍受株连的人纷纷来投，队伍扩大到三万之众。钱唐县的富户也纷纷声援，如富户柯隆献铤千块。“铤”其实就是铜铁矿，用于冶铸兵器。从他提供这些物品以及后来被唐寓之任命为太官令来看，他很可能是矿主、铜铁商、冶铸场主或三者兼而有之。

看着形势喜人，唐寓之心急火燎地开始筹备自己的皇帝梦。永明四年（486年）正月初一 ，他欢天喜地地在钱唐县正式称帝，建国号吴，年号兴平，还立了太子——他像齐高帝一样开始期望江山能传递延续了。做了天子就要有天子的住处，唐将宫殿设在了新城戍，钱唐县衙的房子则作为东宫。

政权建立了，还需要任命官吏。史书记载的任命包括唐寓之的弟弟唐绍之出任扬州刺史，钱唐县富户柯隆被任命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中书通事舍人的简称）兼太官令，孙泓授会稽太守。依照唐的经历，他对官制应多少有些了解，但又不完全明白朝廷内的制度运作，所以对柯隆的任命多少留下戏谑的成分。当然这种误会，也反映出民间对朝廷官职的认识，可以窥见在老百姓眼中中书舍人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

此时，东路进攻会稽郡治的起义军出现了波折。我们不知道当时孙泓有没有顺利拿下永兴县，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已占领永兴，他会全师进发，否则，他也会派出一支精锐轻兵急袭。但不管如何，唐寓之企图趁王敬则不在而一举成功的算盘打错了。会稽郡丞张思祖举措得当，从东面调集兵吏壮丁，交给浃口（浃江入海口，浃江即今日甬江）戍主汤休武指挥，在浦阳江边迎击孙泓。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孙泓部在汤休武的海防兵丁和义勇面前遭遇惨败。也就是说，无论是全师进发的对垒，还是轻兵精锐的突击，结局都一样。

东边日出西边雨，东墙有损西墙补。进攻会稽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取得了成功。高道度指挥部队进攻东阳郡。东阳郡太守是齐高帝的族弟，现任齐武帝的族叔萧崇之。作为皇亲，萧崇之不可能向叛乱者低头，因为他守护的是自己家族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萧崇之与郡治所在地长山县的县令刘国重一起率兵丁迎战。尽管相对孙泓的“袭”，高道度的进军速度要慢很多，但萧崇之、刘国重还是兵败，两人均战死沙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阳郡金华山本有一位叫楼惠明的修道人，他在永明三年突然离开当地，去了吴兴郡的临安县。起初乡民都不明就里，直到唐寓之的部队兵临城下，就有人说这位楼道长是未卜先知。其实，这不过是道士的附会而已。

至此，在永明四年唐寓之建立政权之时，他至少占据了扬州管内三郡所属七个县，可能涉及四郡所属十县以上 ，势力达到了顶峰。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政权即将在瞬间消亡。

萧公雷汝头

当唐寓之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建康时，齐武帝正与二弟——官居侍中、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尉、扬州刺史的豫章王萧嶷在乐游苑里玩赏。乐游苑位于建康宫城北部，大约在今日南京玄武湖南、北京东路北，从公教一村到九华山公园一带。东晋年间这里是药圃。当年卢循起义军进逼建康时，东晋将领刘裕曾在此筑垒防御。元嘉十一年（434年）之前，宋文帝将此地改成皇家园林，并在覆舟山（今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内九华山）建造道教宫观，称北苑，后又改名乐游苑。大明年间，宋孝武帝又增筑正阳殿、林光殿、凌室（即藏冰室，供太庙祭祀及皇宫饮食所需）。

乐游苑相对建康宫城的位置。此为南朝建康平面推想图局部（原载潘谷西《中国建筑史》P58）

今日南京城墙上所见覆舟山（今名九华山），此山在当年的乐游苑之中（拍摄：重读南京寻访团）

两个身份如此尊贵的人，在这样一个轻松惬意的环境里，听到这个坏消息，场面是极其微妙的。为何？齐高帝登基后，曾有意废当时身为太子的齐武帝，改换能力不亚齐武帝的萧嶷做接班人。虽然这个想法没有施行，但可以想象齐武帝的内心是恼火的，对同母亲弟弟是猜忌的。萧嶷为了自保，不仅身居高位却不参与朝廷事务，还不断上奏章要求减少礼仪待遇。齐武帝则一面坐看群臣挑剔萧嶷在礼节方面的小问题，一面又不断给予褒扬和厚待，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友爱亲情。现在，唐寓之事发，作为扬州军政一把手的萧嶷不得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既不能太高明，又不能太离谱。尤为困难的是，萧嶷对“检籍”是颇有看法的，如何委婉地劝谏又不激怒天子呢？史书并未记载下萧嶷的话，从零星的记载推测，萧嶷很可能对唐寓之造反表示了稍显过度的担忧，倾向于采取绥抚手段，显示出一种懦弱的态度。齐武帝对此不以为意，意气风发地掷出一句：“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当年刘宋朝宋明帝谋杀侄儿前废帝，抢得帝位，引发全境反叛，只占据建康周边几郡之地。当时齐武帝跟随父亲站在宋明帝这边，四处平叛，一举功成。如今小小的唐寓之作乱，又怎入得这位时代弄潮儿的法眼呢？他果断拍板，迅速派遣台军（中央禁军）前往平乱。

齐武帝派遣的带队主将很可能是冠军将军、前军将军陈天福 ，其他将领见诸史籍的还包括左军将军、中宿县子刘明彻，以及未知具体官衔的周奉叔。这支军队的兵力有数千人，含几百名骑兵。陈天福在《南齐书》中无传，只知道他是齐武帝的宠将，也是一名出色的骑兵将领，擅于骑马用槊，他的骑术和槊法在南齐军中长期被奉为教范。冠军将军是其将号，可以按军衔理解，前军将军则是其职务。刘明彻亦无记载，但笔者怀疑他出身平原刘氏，跟南齐开国将领刘怀珍、刘善明有关，甚至自己就是久经沙场的开国勋臣，所以有中宿县子这一爵位。另外，左军将军是其职务，与陈天福平级，但位次在陈天福之下。周奉叔则是名将周盘龙之子，以勇武善战著称。同时，齐武帝也没有一味依赖暴力，他派遣宁朔将军、右军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领淮陵太守刘系宗随军行动。这位刘系宗并不指挥作战，而负责安抚民心。也就是说，齐武帝派遣的将领都是一时之雄，禁军精锐，又配置了安抚官员，可以软硬兼施，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这些“刁顽暴民”。

青釉三足砚，出土于福州市桃花山（原载杨可扬《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陶瓷》上册P179）

可是，古语说得好，“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检籍”的矛盾点也一样。这前脚台军步骑耀武扬威地刚出发，后脚朝廷之内的分歧就暴露出来。出来唱反调的还是那位豫章王萧嶷。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书函：

“此段小寇，出于凶愚，天网宏罩，理不足论。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岂得不仰启所怀，少陈心款？山海崇深，臣获保安乐，公私情愿，于此可见。齐有天下，岁月未久，泽沾万民，其实未多，百姓犹险，怀恶者众。陛下曲垂流爱，每存优旨。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擿籍检工巧，督恤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计。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尝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细碎，故不为此，实非乖理。但识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儿大臣，犹不皆能伏理，况复天下悠悠万品！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于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纭纭。久欲上启，闲侍无因，谨陈愚管，伏愿特留神思。”

细品此文，内涵丰富。他首先顺着齐武帝的意思承认叛乱者是“小寇”，不足理论；接着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听到了一些舆论，觉得事出有因，不得不对皇上剖陈心迹；然后绕着弯子说齐朝建立的时间还不长，人民尚未享受到新朝的恩惠，民情不安，虽然齐武帝十分仁德，但下面的人却十分严苛，如此严厉的“检籍”导致人民对新朝不满。他还明确指出“检籍”这事只是求眼前利益的手段，而非长治久安的政策；旋即大谈为政需宽，因为一间屋子尚有无法顾及的角落，何况是国家。文字所及，处处为齐武帝找台阶，但又将反对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后，他笔锋一顿，提醒这次仅仅是一方面的小矛盾，很好解决，但像这样的问题多了，就麻烦了。这篇文章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警示味道浓郁。最后他表示这些愚蠢的见解我憋了很久了，一直找不到机会说，请皇上特别留意——这其实是说，“检籍”这事我一直觉得不对，皇上要考虑一下反对者的意见了。

我们不知道萧嶷这封上书的动机，可能是真心为萧家的千秋万代考虑，抑或受了朝野反对派的影响，站出来进谏。但是，齐武帝看到这样的上书，想必心火一蹿三丈高。他的答复是严厉而强硬的：“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办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在他看来，你萧嶷跟我同样经历了刘宋末年的乱世，怎么还会持这种错误观念。哪朝哪代没有亡命之徒？跟他们有仁德可讲吗？当然，齐武帝的言外之意亦是双关。“恨其不办大”和“亡命”既明指唐寓之，也暗示萧嶷，你好好做太平王，别对朝政指手画脚，我可没忘记过去的事情。你要没其他想法最好，有，我也能对付。经此敲打，萧嶷应该对“检籍”之事再难开口了。

平定内乱

内部意见暂时压制下去了，外部的平乱行动也出人意料地顺利，齐武帝的“都应散灭”一语成谶。

云南昭通东晋霍承嗣墓壁画中的甲骑，南朝骑兵大体类似（原载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P59）	今人所绘镇压唐寓之起义，非写实（原载龚延明主编《中国通史》（绘画本）P295）

台军部队具体哪一天出发的史无明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永明三年十二月就应该出发了。从地图上看，走太湖西侧义兴郡—吴兴郡—钱唐县这条近路的可能性为大。次年正月初二，台军部队在钱唐一带与起义军交手。这一次，轮到唐寓之一败涂地了。他也在当天“伏诛”，不知道是在战场上战死，还是被俘后牺牲。由于史籍记载极为简单，我们不知道作战的具体过程，也难以分析起义军失败的原因，一般后人的讨论通常认为是起义军成分复杂，缺乏理想驱动，以及不适应官军骑兵冲击等。笔者以为，从时间上分析，还很有可能是唐寓之正在忙于登基等事务，疏于应付；起义军沉浸在过年氛围中，准备不足；早先的进军顺利导致警备松懈，起义队伍急速膨胀混入了内应等。

胜利来得太快，趾高气扬的台军开始发泄多余的精力。他们四处烧杀劫掠，制造着新一轮的恐慌。陈天福、刘明彻等人对部下这种情状不闻不问，恣意放纵——士兵们提着脑袋打仗，胜了抢一点算什么。前面就说了，参与户籍作伪的人多是富户，本身就牵涉许多官吏，这一烧杀抢掠自然激怒了他们。当部队凯旋时，这些事情也恰好反馈到建康宫廷。齐武帝听说情况后大为恼怒。他是想借这次平乱树威的，却没想到自己人不争气，反而给人口实，捅了马蜂窝。面对朝廷上下的怨言，作为皇帝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只能弃车保帅，挥泪斩马谡了。闰正月初五 ，一代骁将陈天福在建康被斩首。刘明彻也被免官削爵，发配少府管辖之下的东冶，作为官奴劳动。这些惩罚不可谓不重，一时之间震慑了朝廷内外。

今日南京狮子山东南的大照壁，2008年在此照壁对面发现了六朝城墙，被认为可能是齐朝修建的白下城（拍摄：汉服骑射）

出征的将领中有两人例外，分别是刘系宗和周奉叔。前者好理解，皇帝就是让他搞安抚去的。他对唐寓之胁从的百姓不加治罪，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归籍。齐武帝对此十分满意，召见刘系宗时高兴地说：“此段有征无战，以时平荡，百姓安怗，甚快也。”并赏赐他大量钱帛。不过，百姓们也不可能一点没代价，当齐武帝想增筑白下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一说在兴中门与钟阜门之间的狮子山，一说在中央门外北固山），加强建康的防卫力量时，根据刘系宗的提议，这批人统统被召集起来服苦役。事后，刘又得到皇帝一句称赞“刘系宗为国家得此一城”。

后者则严格约束部下，不参与这种狂欢。是周奉叔比其他将领有良心吗？不。周在过去，也跟这些将领一样，还以抢掠闻名。那为什么这次他这么守规矩呢？史书上说是“畏上威严”。这就奇怪了，难道过去不畏偏偏这次畏了呢？或许周在出发前，他的老爹周盘龙或幕府内的高人有过指点，指出这次讨伐跟过去不同，让他不要放肆；或者参与造反的不少是白籍侨户，周奉叔自己也是侨户，惺惺相惜。但更为可能的是，他是齐武帝太子萧长懋的亲信，是萧长懋或萧长懋身边的谋臣给了他指示，要他着意收敛。这份谨慎，为他换来东宫直阁将军一职，负责东宫的日常轮班值守。这说明他因为这次的表现，赢得了皇帝的充分信任。

严肃军纪、奖赏将领的同时，对地方官吏的追责也在进行。负责官员监察的御史中丞徐孝嗣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对失职官员进行了弹劾。他认为在这次平乱中，暴露出郡县主官缺乏作战的适当对策与谋划，府库侵吞损耗现象严重等问题。他将已知处置不力的官吏分为三类。第一类如盐官县令萧元蔚、桐庐县令王天愍、新城县令陆赤奋、诸暨县令陵琚之，都是不战而逃，建议处死；第二类如钱唐县令刘彪、富阳县令何洵、余杭县令乐琰，都进行了抵抗，不敌才退却，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第三类是会稽郡丞张思祖、吴郡太守沈文季、吴兴太守萧鸾，他们负有领导责任，允许张思祖、沈文季继续在岗位上管事，萧鸾则处以罚款。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齐武帝对他们却网开一面，对第一类仅免官而已，而对张、沈、萧三人则予以宽恕。可能齐武帝也考虑到抵抗的困难，在朝野民间对“检籍”颇有抵触之时，不宜大兴刑狱，打击基层官员开展工作的热情。其他三人中，张思祖本来就是顶王敬则的班，已然尽力，虽有不足，也可以原谅。沈文季与齐武帝渊源之深非同一般，在吴郡想必是推行“检籍”尚算得力，不宜重惩。萧鸾则是齐高帝的二哥始兴王萧道安的儿子，算起来是齐武帝的堂兄，何况吴兴郡只是一县受牵连，不宜惩罚过重。

接下来的事就更有意思了。沈文季被调离吴郡，取代王敬则出任会稽郡太守。不知为何，沈坚决推辞此职，于是改任都官尚书，掌管刑狱。齐武帝另安排自己的第八个儿子随郡王萧子隆出镇。吴郡何人接替，史无明载。同时，萧鸾也调离吴兴郡太守，入朝担任中领军，反而又升官又掌军权。接替他的是得到齐武帝信任的老将李安民，此时他已经年近花甲，就差一步进棺材了。

甘肃酒泉北凉墓壁画《乐伎与百戏图》（局部），注意左起第三人弹的就是琵琶（原载《中国人物画魏晋卷》P150）

《南齐书·沈文季传》记载齐高帝时提到“文季风采棱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世祖（即齐武帝）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文季数举酒劝渊，渊甚不平，启世祖曰：‘沈文季谓渊经为其郡，数加渊酒。’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启世祖曰：‘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细品这两个故事，再联系褚渊很早就投靠齐高帝，成为其代宋的关键以及齐高帝曾欲换萧嶷为太子，时为太子右卫率之职的沈文季在东宫、豫章王宅不给褚渊面子，其政治倾向性明矣。

余波难消

虽然唐寓之起义被强势镇压下去，可是“检籍”引发的积怨仍然未平。从永明四年起，齐武帝对这项工作又坚持了四年。大概受唐寓之起义的刺激，齐武帝又采取了一些经济缓和手段。比如永明四年五月，他下诏，当年扬州与南徐州的户调按三分之二缴纳绢布，三分之一缴纳钱来征收。从永明五年（487年）起，各州户调折钱上缴的部分，将布的折算价格降低到四百钱一匹，而户调整体按旧的方式一半交钱一半交布，并成为定案，永不更改。将户调征收方式固定，可视作虞玩之所提建议的逐步实现，而布匹折算价格的降低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百姓的负担。

然而反对“检籍”的仍大有人在。永明六年（488年），齐武帝征询会稽郡是否可以加征商税。随郡王东中郎府长史，负责办理会稽郡具体军政事务的顾宪之借机延伸开去，大谈特谈“检籍”的问题。他认为是刘宋王朝末年征战频繁，导致税役过多，使得百姓选择户籍作伪，并习以为常。所以，靠严刑峻法企图短期收效是没用的，反而牵连过广，造成民怨沸腾，正确的做法是靠相对宽松的政策逐渐感化。尽管顾宪之属江东四大望族之吴郡顾氏，为士族名门，但是考虑到随郡王萧子隆年仅15岁，他的幕府人员是齐武帝选定的，所以顾应属齐武帝信任的官员。连这样的官员都光明正大地唱反调，朝野内外的反对浪潮可想而知，只不过史书讳去不提罢了。

南朝时期越窑烧制的莲花刻画“五谷”盘（原载浙江古越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古越瓷晖》P286）

时至永明八年（490年），来年又将重新登记户籍了。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齐武帝终于做出调整政策之举。他下诏：“夫简贵贱，辨尊卑者，莫不取信于黄籍。岂有假器滥荣，窃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旧章。然衅起前代，过非近失，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观此内容，齐武帝是颇不甘心的，开宗明义批判户籍造假的行为。但是他承认，这些问题源于前朝，所以放弃追究。同时我们注意到，升明年号的“黄籍”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自齐朝建元元年号“黄籍”以前的户籍档案都免罪，已经发配边戍的，全部准许回乡，户籍登记也恢复旧状。这意味着先前的“检籍”基本失败了，但是，建元元年号“黄籍”及其以后的“检籍”成果仍然保留，户籍审查的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当然，政策一旦松动，风向变易，办事的官吏对工作肯定不如以前上心，“检籍”工作便逐渐陷于荒废了。

齐明帝萧鸾兴安陵前石兽（拍摄：宅在电脑前的白衣客）

为了安抚朝野人心，“检籍”的始作俑者虞玩之也保不住了。尽管史书记载是虞自己提出的告老还乡，其实说到底是他政治嗅觉敏锐，察觉到齐武帝的意思，主动告退让君主有台阶下而已。这位自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出仕，宦海沉浮近四十年的老臣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的堂兄弟四十二人，仅剩他一人了。当他以“聋矒转积，脚不支身，喘不绪气”之身离开建康时，满朝文武居然无一人为之饯行。由此可以看出，自他而始的这个“检籍”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还可以看到帝王之术的残酷，用人如操夜壶，急时用之，无用则任意弃之。史书上说他好臧否人物所以得罪人多，造成了这个局面，不过是表面之辞或部分原因罢了。当然，从另一个层面说，也是虞玩之自己的选择。当年，是他自己穿着旧木屐去萧道成的幕府搞了场“行为艺术”，踏上了政治这条不归路。这又该怪谁呢？虞玩之毕竟是聪明的，他没有公开埋怨，因为他知道皇上冷对他是给天下人看的，否则他又如何能全身而退？家境殷实的他在家乡造了个大宅院，安享了几年清静后病死。多年后，在萧子显的《南齐书》中，他与“并用兴王”的几位同列一卷，总体褒扬（尽管从当时风气看，对士族出身的他来说，“少闲刀笔”的记载是种委婉的批评），这也算善终了。

1982年陕西省安康市长岭乡出土的戴毡帽徒附俑，在当时南朝高门显贵的庄园内，充斥着这样的依附民（原载《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俑卷》P64）

与之相对的是，比虞玩之更老的，永明八年时已经72岁的刘系宗仍然仕途通畅。在平定唐寓之之乱后，他担任少府，后来又做到禁卫六军将之一的游击将军。在“检籍”中起到重要负面作用的吕文显、吕文度也继续以天子宠臣的面貌活跃在政坛。那吕文度还获得齐武帝的称赞，“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几家欢喜几家忧，皇帝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爪牙全拔掉让臣下过得舒坦呢？

“检籍”与唐寓之起义的影响远不止前述这些。比如前文提及的顾宪之曾报告，在起义军兵锋扫过的永兴、诸暨县，“公私残烬”。到永明六年因为水旱灾害，恢复很慢。甚至感叹“会稽旧称沃壤，今犹若此”，可见兵燹破坏之巨。

还有，建元二年、建元三年、建元四年秋天，齐朝境内遭遇风灾，特别是三吴地区风灾比较厉害。后来，掌握文化和社会舆论的世家人士便利用京房对易经的阐释，称之为“狱吏暴，风害人”，以此批评齐高帝、齐武帝“严刻”。而永明初年某民歌唱的“白马向城啼，欲得城边草”，被拿来和“陶郎来”攀比附会，说白是金色，马是战争，“陶郎来”即是“唐来劳”的谐音。以此证明唐寓之之祸早有预言。虽然这些是荒诞之语，但同样反映出世家人士对“检籍”的怨愤情绪。笔者大胆揣测一句，齐武帝驾崩之后，齐明帝以旁支两度发动政变，却得到诸多朝臣的支持，与齐高帝、齐武帝采取包括“检籍”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实力，打击了世族高门和军功贵族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就是这么现实！

对本次“检籍”的怨愤情绪甚至一直延续到梁朝。天监年间，出任尚书令的沈约在《上言宜校勘谱籍》中大肆批判齐朝“检籍”中的权钱交易，愤言“籍簿如此大坏矣”，称“检籍”是“交兴人怨”。他甚至提出元嘉二十七年户籍就“人奸互起，伪状巧籍”，认为要以东晋的户籍底本和刘宋永初景平年间的户籍底本为据。沈约是亲历“检籍”的人，当时正在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府中，所见应属实，但因为每个人的立场、动机不同，叙述同一事件时会出现不同的版本，不能尽信一人一派之言。出身吴兴沈氏的他属于士族，出于士庶之别的观念，自然渲染强调庶族办事人员的错误，也因为家族利益的影响，要彻底从各个方面否定这次“检籍”。不过，在“翻旧账”翻得更远方面，除了彻底否定的目的之外，还有理想主义的书生意气——在他所认为的“大是大非”方面，个性表现更为倔直，比刀笔文吏出身的虞玩之要更趋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