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之战（西晋实现统一战争）
晋灭吴之战简介
晋灭吴之战：晋灭吴之战是公元279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水陆并进，直取建业（今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举灭吴国，实现统一的战争。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进军攻打吴国，第二年二月初，攻克丹阳城（今中国中南部湖北省秭归东）后，攻破吴军横断江路之铁锁铁锥，船行无阻，后来又擒获吴西线统帅、都督孙歆。在东线战场，吴国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被晋朝的军队夹击大败而归，晋军当机立断，挥师直指建业，吴军惊恐怯懦，不战而降，士卒闻讯逃散，于是吴国宣告灭亡。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晋灭吴之战过程分析——
263年，魏军雄师在钟会、邓艾等人的统率下，一举灭亡了偏居西南一隅的蜀汉政权，从此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曹魏内部，司马氏集团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越发强大。265年，权臣司马炎一手导演了一场“禅让”闹剧，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
司马炎上台之后不久，便将灭吴之事提上议事日程。当时，东吴政权在孙皓的统治之下，已经日见腐朽。孙皓既不懂得理政之术，又醉生梦死，只知贪图享乐，所以最终只能将祖辈留下的基业败掉。孙皓的无能，无疑给晋武帝司马炎加快统一步伐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和决心。为了达成统一全国的目标，司马炎一直积极练兵备战，做好发起战争的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
战前形势
在羊祜、杜预等贤臣的辅佐下，司马炎经过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令晋国的国力得到极大加强，使得晋对吴的战略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经济上，晋国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增殖财富，使得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在军事上，司马炎选拔将帅、建设水军、练兵习武、广屯军粮，使得军事力量显著扩增；在政治上，西晋统治者也注意废除苛法、争取民心、分化敌人、稳定内部，从而赢得了较大的主动。随着成功灭蜀，西晋据有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更是如虎添翼，不可抗衡。可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经营，西晋已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江东孙吴政权的全面优势。
相形之下，孙吴政权方面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每况愈下。这主要表现为：主昏臣贪、内乱不已、赋役繁重、刑罚滥酷、民不聊生、矛盾激化。在军事上，吴国君臣自恃拥有长江天险，对晋的战略意图不予重视，对陆抗等人的合理建议和善意警告置若罔闻，将恬兵嬉、守备松弛，给晋的进兵提供了良机。
据史书记载：“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1]史书还记载：“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2]显然，孙皓荒淫无道的统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恶行，只能使得上下离心，没有人再肯为孙皓尽心尽力，也即“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3]。
即便是优势非常明显，但西晋内部对于发起灭吴战争仍然不能达成一致。贾充等重臣担心东吴的军力尚存，尤其是水军实力强大，以晋军的实力尚且难以确保战而胜之，因此一直反对出兵东吴。但是，尚书左仆射羊祜等人则是积极支持大兵南下，尽早发起灭吴战争。羊祜为此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在关键时候为晋武帝出谋划策。
羊祜像
羊祜（221—278），字叔子，青州泰山人，出身于名门士族之家，西晋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司马炎称帝时，羊祜因为有扶助之功，被封为中军将军，晋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但羊祜担心由此而引起权臣的妒忌，只接受侯爵，其他封赏则坚决推辞。在得知晋武帝下定平吴之志后，羊祜便积极筹划准备，献计献策。正是他及时地向晋武帝进献了著名的《平吴疏》，从而帮助晋武帝坚定了灭吴的决心。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命令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别坐镇临淄、下邳，同时又任命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抵近东吴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兵南下，讨伐东吴。
当时，王濬是个在朝廷中存有很多争议的人物，但是羊祜勇敢地站出来，竭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对其予以重用。当时吴国流传有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到这些之后，揣度说：“这可能是说依靠水军建功。”后来，羊祜发现王濬不仅才能可堪重任，而且他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好印证了童谣之言，不禁内心窃喜。不久，羊祜上表晋武帝，请求封王濬为龙骧将军，命令他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为伐吴做好准备。羊祜和王濬是灭吴的两大功臣，而王濬受到重用，又是有赖羊祜之力，所以说到底，羊祜是灭吴的第一功臣。
战争准备
羊祜抵达荆州前线后，与东吴直接发生接触，大量收集情报，为伐吴做积极地准备。这些重要工作，成为日后晋军获胜的重要砝码。不仅如此，羊祜大量收买人心的行动，也为伐吴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时，晋和吴的边界以荆州一线最长，所以羊祜所负责的地带是灭吴战争最关键的地区。羊祜到荆州赴任之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军粮也不是十分充足，于是花了很多精力开发土地，兴办农业。羊祜深知情报先行的重要性，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他派出大量间谍，悄悄潜入东吴，收集有关东吴的军政情报。每当与吴国发生纠纷之时，羊祜都对吴人坦诚相待。对前来投降的吴人，羊祜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去留，这很好地聚集了人气，收买了民心。从他们的口中，羊祜也获得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
平时，羊祜总是把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半执行巡逻和守备任务，另一半则用来垦田，发展农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晋军的粮食储备非常充足，已经能够很好地保证后勤补给。这种屯田，在促进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看到羊祜这些出色的政绩之后，晋武帝授予他南中郎将一职，并将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都交由他指挥。
泰始六年（270），吴国任命陆抗为荆州都督，与晋军形成了直接对峙的局面。陆抗同样是一位善于用兵的将领。在抵达荆州前线之后，他同样非常注意观察晋军的动向，陆续派出大量间谍，及时了解和打探羊祜及晋军的情况。不久，他上疏给吴主孙皓，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出极大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而应该认真备战，以防不测。
羊祜很快也得知吴军更换主帅的消息，陆抗的到来，更引起他的警惕和不安。他一面加紧军事防务；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建议大力发展水军，做好发动水战的各种准备工作。司马炎听从了羊祜的建议，布置大臣一一落实。羊祜还非常注意对东吴军民采取攻心战，大肆收买人心，让很多吴人心悦诚服。为了表示对羊祜的尊重，吴国的百姓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
对于羊祜的这些收买人心之举，陆抗心中非常清楚，他曾告诫手下将士说：他们多行仁义之事，我们却专门做残暴之事，没有打仗就已经分出胜负了。所以，我们要专心守着边境才行。当然，陆抗也忍不住在私下称赞羊祜的德行和度量：即使是乐毅、诸葛孔明，也比不上他啊！一次，陆抗生病，羊祜得到消息之后，便派人送来药品。吴将害怕其中有诈，都劝陆抗不要服用，但陆抗认为羊祜不是这样的小人，立刻服下了药。显然，羊祜的这些怀柔政策，既招揽了民心，又安插了耳目，甚至令敌军将领产生动摇，为日后伐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晋、吴之间既经常互通使者，又在暗中悄悄地往对方派遣间谍。羊祜对这些使者一直都能优礼相待，并力争对其进行拉拢和收买，有一些间谍被成功策反。通过这些间谍之口，羊祜成功地挖出了那些深深潜伏在晋国的间谍，也对吴国的情况有了更为充分地了解。
正是因为羊祜一直非常用心地收集吴国情报，才能为他日后撰写《平吴疏》打下很好的基础。276年，羊祜上疏武帝请求伐吴，这就是著名的《平吴疏》。在奏疏中，羊祜强烈建议晋武帝伐吴，在向晋武帝提供了一份有关吴国战略情报的同时，也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进攻之法。在奏疏中，羊祜依靠自己多年来所收集的有关吴国的各种军政情报，对晋、吴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比较，并客观全面地比较了双方的优缺点，就此得出了晋必然能够灭吴的结论。
杜预像
在《平吴疏》中，羊祜这样写道：“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4]可以看出，东吴已经形成了“将疑于朝，士困于野”的局面，如果遇到大兵压境，一定会立刻土崩瓦解。所以，羊祜力劝晋武帝早日定下决心，排除一切干扰，立即展开伐吴的统一战争。
羊祜的情报工作和战略分析，为晋实现统一大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依托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所设计的作战方案，也在随后得到战争实践的证明。基于这个缘故，司马炎在平吴获得成功之后的庆功宴上仍然念念不忘羊祜，感叹道：“此羊太傅之功也！”[5]
278年十一月，羊祜去世之后，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接替羊祜，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做最后的准备。羊祜在临终前，曾向晋武帝极力举荐杜预，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杜预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灭吴的态度上也能与羊祜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发动灭吴战争。
史书记载杜预不会武艺，甚至连骑马都不会，完全是一介文士的形象，他给后人留下的一部著名的经学著作《春秋左传注》，让很多读书人记住了他。虽说不会武艺，但杜预却极富军事才能，善于斗智。每有重大军事活动，武帝都要召他参与谋划。在灭吴战争中，他和羊祜一样，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吴人因此非常痛恨杜预，东吴人就给狗脖子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也写上“杜预颈”，以此来讥讽杜预的大脖子病。
杜预到达荆州之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夺取这个战略要地。此后，益州水师顺流而下，驰骋荆州，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咸宁五年（279）八月，王濬上疏请求伐吴。奏疏中，王濬说：“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6]晋武帝由此开始，下定决心伐吴。这时，贾充等人仍然极力进行劝阻，得到的情报也显示孙皓即将派大军北上，于是大家商议先做好防备措施，等到第二年再出师。杜预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接连上疏表示反对。他恳请武帝不要放弃灭吴大计，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杜预说：“今此举（伐吴）十有八九利……明年之计或无所及。”[7]当杜预送呈此表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棋。张华也趁机进言，劝说马上发兵，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进兵。没想到贾充等人仍然力谏不可用兵，晋武帝由此大怒，贾充等人只得免冠谢罪，不敢再言。
楼船齐发
根据平时所掌握的山川地理情报及吴军的军力情况，羊祜在《平吴疏》中主张多路进兵、水陆俱下，必须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对吴国发起进攻。在多路进军的同时，还要尽量使用旗鼓迷惑敌军，用各种方法努力给吴军造成错觉，使其顾此失彼，无法自保。一旦等到吴军慌乱之时，就可以从益州和荆州方向发动总攻。针对吴国军队长于水战、不善陆战的特点，晋国水军如果取得胜利，就可迅速取得最终胜利。
一切都在晋国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按照晋国的设想，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吴国则只能静等覆灭的到来。
279年冬，晋武帝司马炎认为伐吴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果断下令大举出兵，调动二十万兵力渡江伐吴。晋军凭借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采取了先据上游、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多路合击的作战方略。晋国二十万精锐之师兵分为六路：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统率，自巴、蜀顺流浩荡而下；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率领，向武昌方向进兵；一路由平南将军胡奋指挥，兵锋直指夏口（今属湖北武汉）；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统辖，自驻地襄阳进军江陵（今属湖北江陵）；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带领，自和州（今属安徽和州）出击，席卷江西之地；一路由琅邪王司马伷统领，自驻地下邳杀向涂中（今属安徽滁河）。此外，并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职，总领全军，居中调度。军事部署基本就绪之后，晋军即从各线发起全面进攻。晋军上下呼应，东西齐出，水陆配合，多路并进，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展开行动。
由于杜预富有计谋，而且一贯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武帝将西线指挥权交由杜预负责。益州刺史王濬是位老将，但他也甘心听从杜预的指挥和调遣。在指挥灭吴的战争中，杜预对王濬在器重的同时，也格外尊重，从不会利用自己的职务给其制造困难，任由王濬根据战争发展需要，自行指挥水军的备战和进军。在杜预的鼓励下，王濬积极备战，精心准备。
全线破吴
280年，王濬率领水路大军自成都沿江而下，经过瞿塘峡、巫峡，再由秭归附近一路前进。在进入西陵峡时，晋军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由于此前羊祜曾经擒获了吴国的间谍，故而对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部署都十分了解，所以王濬早就做好了应对措施。
为了破解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王濬制造了几十张巨大的竹筏，并连接成百步见方的超大竹筏，竹筏上则绑着一排排草人。这些草人都身着铠甲，手执棍棒。船队行进时，先让善于游泳的士兵推着竹筏行进在前面，当竹筏遇到水下的铁锥，铁锥就会自动扎在筏上而被拔掉。与此同时，王濬又制作了大量的火炬，长十余丈，并灌以麻油置于船首，遇到有拦阻的铁链就用火炬焚烧，铁链随即就被烧化，晋军舰船也因此而通行无阻，可以一路顺流直下。吴军本以为这些障碍物足以阻挡晋军前进，所以并没有派兵把守，这让晋军的推进异常顺利。王濬很快占领西陵、夷道（今属湖北）等战略要地。
在王濬顺利推进之时，杜预正组织军队攻打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所以杜预围而不攻，指挥军队向西进发，夺占沿江城池。在偷袭江南的乐乡一战中，杜预派遣八百名精壮士卒趁着夜色渡过长江。队伍在渡江之后，一面到处点火，虚张声势，一面分兵袭击要害地区。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杜预则指挥将士乔装打扮，混在吴军的队伍中悄悄溜进乐乡城，活捉了孙歆。
此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并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各路晋军的攻势。杜预还分兵南下，趁势攻占交州、广州等地，为整个灭吴之役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王濬、杜预的军事行动相呼应，胡奋则率兵顺利夺取公安（今属湖北公安）。至此，晋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完全得到实施。
接下来，王濬、王戎、胡奋等各路兵马合兵一处，乘胜攻击，连克巴丘（今属湖南岳阳）、夏口、武昌等重镇。杜预部南下攻占零陵（今属湖南零陵）、桂阳（今属湖南郴县）、衡阳（今属湖南湘潭）等地，对吴军形成战略包围。东线晋军也在王浑等人的率领下，击败三万吴军精锐，斩杀吴国丞相张悌、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逼近长江北岸。一时间，晋兵席卷东南，杀吴将，败吴军，所向披靡。吴军被动应战，计无所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土崩瓦解，大势尽去。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二月中旬，晋军渡江，分头聚歼各地残存的吴军。三月，吴都建业（即秣陵，今属江苏南京）已完全成为一座孤城，吴国末代君主孙皓虽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几次拼凑军队抵御晋军攻势，但吴军早已成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斗志，不是“望旗而降”，就是连夜逃亡，孙皓已经再无回天之力。晋军距离最后的胜利仅剩一步之遥。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对于吴君孙皓来说，乃是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戎卒八万、方舟百里的晋军王濬所部，就在这一天浩浩荡荡地攻入吴都建业。面对大军进逼，吴主孙皓派遣张象率舟师万人试图进行阻击。但此时的吴军早已军心涣散，没有了任何战斗力。孙皓无可奈何之下，被迫肉袒面缚，垂头丧气地前往王濬军门请降。
晋灭吴之战解析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史诗《西塞山怀古》。诗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所歌咏的，正是晋灭吴、统一全国的这一重大事件。经过这场战争，吴国彻底灭亡，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就此迎来了一段难得的统一局面。
晋灭吴之战是历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水陆联合作战。在长达数千里的战场上，晋军多路并进，水陆联合，密切协同，取得了非常好的战争效果。这场统一战争中，晋军的获胜和吴军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战争中，晋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并且其战争指导者仍然高度重视，积极从事战争准备，通过精心策划和严密部署，终于实现以石击卵、一举而胜的目标，从而在中国战争史上谱写下辉煌的篇章。晋武帝的果断明决，羊祜的周密部署，王濬的善抓战机，都是晋军取胜的重要因素。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顺应历史的潮流，所从事的统一战争性质的正义；在于它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为军事行动的展开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在于它整顿内部，改良吏治，任用贤能，调和关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在于它控制巴蜀及襄阳等战略要地，占有地理条件的优势，进可攻、退可守，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于它重视兵器的改良与制造，尤其是注重舟楫的建造，水师装备的完备，以适应渡江作战的需要。加上在战争进程中，晋国能做到“主固勉若，视敌而举”，“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善于“称众，因地，因敌令陈”，贯彻多路并进、互相协同配合的原则，“前后序，车徒因”，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了自己预定的战略目的。
而吴军的失败，则在于它处处违背了战争指导规律，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又不能在战事爆发后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临战时则计无所出，畏怯丧胆，“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柱、诎、顿、肆、崩、缓”等诸项“战患”，一应俱全。既然如此，焉能不兵败如山倒，遭身擒国灭！
[1]《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2]《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3]《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4]《晋书·羊祜传》。
[5]《晋书·羊祜传》。
[6]《晋书·王濬传》。
[7]《晋书·杜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