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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战(施琅消灭郑氏王朝)

澎湖海战简介

澎湖海战:澎湖海战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于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收复澎湖、台湾,统一中国领土的作战。澎湖海战是清朝为了消灭郑氏王朝所发动的战争,虽然郑军一度击退清军,最后仍然由清军获胜。澎湖被占领后,郑氏王朝已无力抵抗清军,只得投降,结束在台湾历经22年的统治,台湾也因此成为清朝的领土。

澎湖海战过程分析——

战前序幕

康熙台湾舆图中的台湾地图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不久,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逃西安,后流窜至湖北,死于九宫山地方武装之手。

明朝的皇帝没了,但明朝的臣子们都还在。一般来说,这时候的他们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没了,老子自己当皇帝;二呢,忠君爱国是臣子的本分,老皇帝没了再立个新皇帝继续效忠。由于第一条需要胆量和实力,大部分人选择的都是第二条。

要立新皇帝,首先要找到一名皇室成员,这个托朱元璋的福,由于他定下了朱家子孙都要分封的规矩,大明朝到处都不缺姓朱的藩王。但只有藩王是没用的,你想要号令天下,自身腰杆子还得硬,没有兵马,你立了皇帝也没人承认,拥立拥立,这个“拥”字很传神,一个人不叫拥,一群人那才叫拥。

明朝灭亡后,在地方军事集团的拥护下,共有5个藩王先后在南方不同地点建立政权,后世并称为南明。为了一统天下,入关的清王朝同南明展开了激烈的军事斗争。

南明军事集团的构成很复杂,有原来的明军部队,也有农民起义军和地方武装势力,不同势力之间矛盾重重,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南明诸政权不仅没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内斗不休。

这种内斗是很容易理解的,你立了某个王爷当皇帝,那么你自然就是第一功臣,后面即使再有人投奔过来,至多是个第二功臣,位置肯定要排在你后面,所以这个首先从龙的功劳是很重要的。但关键是,大家都不傻啊!既然我有部队,干嘛去你那里当第二功臣?我自己拥立个皇帝,当第一功臣多好!你说立谁?不好意思,藩王满地都是。

一般认为,南明山头林立的责任在于崇祯,假使他事先把太子派到南京,那么即使北京被顺军攻破,南方军事集团依旧能以太子为核心,共同抗击入关的清军。太子是国之储君,崇祯自杀,太子是理所应当的继承人,有这个名分在那里摆着,谁敢不听号令,就等于公然谋逆。而藩王就不同了,这个王爷也好,那个王爷也罢,大家都是朱家子孙,谁也不比谁更高贵一点,要想比出高下,只能靠打,谁兵多谁就厉害。内斗极大地消耗了南明集团的实力,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南明诸政权被清廷一一扫平。到1681年,整个中国只剩下台湾的明郑反清势力了。

明郑政权的开创者是郑成功,其父郑芝龙是个海盗头子,拥有当时东亚最大的海上武装。明亡后,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隆武政权,后来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也随之倒台。

从隆武帝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看出南明政权的先天不足——地方势力拥立皇帝的目的,说穿了只为一个“利”字,至于忠君爱国什么的,也许有,但有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既然今天他能为了利益拥立你当皇帝,那么明天为了利益不认你这个皇帝也很正常。

郑芝龙降清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不愿降清,于是,父子二人分道扬镳,郑成功继续率部在江南同清廷抗争,曾一度打到南京城下。北伐失败后,他率军退守台湾。郑成功曾获南明政权“延平郡王”封号,退居台湾后依旧奉明朝为正统,史称“明郑”。郑成功病死后,第二个儿子郑经击败自己的叔父郑袭接任王位。

明郑政权开创者——延平郡王郑成功画像

1681年,郑经去世,权臣冯锡范杀掉郑经长子郑克臧,立自己的女婿,年仅12岁的郑克爽为王。清廷听闻台湾内乱,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以郑成功的老部下施琅为水师提督,再次发兵征讨台湾。明郑守将中都督刘国轩得知施琅攻台,提前派兵对澎湖防务进行了加强。双方于公元1683年6月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型海战,以郑方惨败告终,史称“郑清海战”。

明郑政权在台湾铸造的“永历通宝”钱币

郑克爽画像


清军主将“靖海侯”——施琅

施琅,字尊侯,生于1621年,自幼不喜读书,投军后,因膂力出众,熟悉兵法船务,不久就当上了千户。但施琅志向并不止于此,为了谋取更大的功名,他改投到自己同族叔父——时任帅府中军的施福麾下,以剿匪之功升为游击。清军入关时,施琅已经是副总兵了。

唐王建立政权后,施琅升为从佥都督,任左冲锋,受大学士黄道周节制。在黄道周手下呆了一段时间,施琅觉得两人志向不合,就改而追随郑芝龙。施琅的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黄道周属于很有气节,但也仅仅是很有气节的那种人。施琅离开后,黄道周继续在唐王属下为臣。但由于郑芝龙不支持北伐,他只有东拼西凑,找了1000名从没打过仗的人,带上1个月的口粮就出征了。因缺少武器,不少人只能扛条扁担上路。这股被称为“扁担军”的部队毫无意外地被清军全歼,黄道周被俘,后来被杀。如果施琅继续跟着黄道周的话,下场不知道是什么样。

而郑芝龙当时兵强马壮,实是改换门庭的不二选择。1646年,郑芝龙降清,施琅与之同往。降清后第三年,施琅又跟着自己的弟弟施显一起投降了郑成功。在郑成功部下,施琅屡立战功,还曾献计让郑成功杀掉自己的堂兄郑联夺取厦门。

施琅恃才傲物,郑成功也是心胸狭窄之人。郑军南下广东时,双方在战略上产生了冲突,施琅被夺兵权。后来,郑成功的一个名叫曾德的亲兵触犯军法被施琅捉住了,郑急令施琅放人,但施琅仍然杀了曾德。此事一出,二人彻底失和,郑成功杀掉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施琅渡海再次投奔叔父施福。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施琅跟郑成功都不太会做人。从施琅方面来说,一个小兵而已,长官都下令放人了,你还非要杀,摆明了要跟长官作对,别说古代是人治社会,就是现代的法治社会,这样公然跟领导对抗也是大忌。从郑成功的角度讲,为了一个亲兵,逼走得力大将,怎么看都是件赔本买卖,施琅不过杀了郑成功一个亲兵,郑成功就把施琅的两名直系亲属干掉了,这简直就是不把下属当人看,换谁都反。

1656年,施琅担任同安副将,与郑军作战,颇多战功;1661年,升为同安总兵;1662年,施琅当上福建水师提督,任内多次力主进攻郑军;1663年,施琅与荷兰人联手攻击台湾,郑氏损失金门、厦门,由于荷清双方就攻下台湾后如何划分战果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协商未果后荷兰人退兵。

很多人不能理解施琅联合荷兰人攻打台湾的行为,在现代人看来,明郑也好清廷也好,毕竟都是中国人,而荷兰人是外国人,联合荷军攻台,等于勾结外国人屠杀同胞。但如果以当时清廷眼光看,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包括荷兰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大清的藩属,而明郑相当于境内的叛乱势力,藩属出兵帮助平叛,乃是很正常的事情。

1664年,施琅被命为靖海将军,荷清第二次联手攻台。清廷跟明郑交战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不少郑军官兵投降清廷,这些人精通水战,并且了解郑军战术,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清廷对台作战的主力。如此次施琅攻台的副手周全斌,之前就是郑成功的得力干将。

最后,荷清联军在澎湖遭遇了台风,不战而退。此后,施琅多次上疏建议攻台,都不被采纳,清廷认为前几次征台都是徒耗钱财,再打下去也意义不大,因此改以议和为主,撤掉水师,并将施琅召回北京。施琅报仇无望,靠妻妾变卖首饰生活,无比惨淡。

1681年,在大学士李光地和福建总督姚启圣的保举下,施琅复出为福建水师提督。刚到任时,福建水师有水手1.1万多人,陆军2万余人,船舰兵器奇缺。施琅造船练兵,招纳明郑降将,经过两年的准备,清军水师战斗力大大增强。到施琅攻台前,福建水师已有精兵2万,大小船只300多艘。



郑军主将刘国轩

刘国轩,字观光,郑军名将,福建汀州长汀人,生于1621年(明崇祯二年),擅长谋略与谍报。三藩之乱时,郑军攻击福建,刘国轩多次用计击败敌军,人称“刘怪子”。

许多人都骂施琅是反复无常之徒,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身为郑军主帅的刘国轩也好不到哪去。如果说施琅是“汉奸”的话,刘国轩就是位“清奸”。刘国轩原本是漳州把总,施琅投降后,还曾当过刘的长官,后来在郑成功围攻漳州时,刘国轩宣布造反,夜引郑军入城,后来成为郑军军事集团的顶梁柱。再往后,澎湖海战失利,刘国轩又投降清朝,算来算去,只比施琅投降少了一次。


双方战备

澎湖是台湾的咽喉之地,郑氏十分重视澎湖的防务。早在四五月份,刘国轩就得到了施琅近期可能会攻台的情报。当时澎湖守军兵力不足,只有6000余人,新旧大小帆船110至120艘。为了扩充兵力,刘国轩先在台湾本岛部队中挑了些精兵,又从各地抽调了不少的民兵,两者加起来才2万多人。

召集完兵丁后,刘国轩不仅征用了官员的私人船只,还将远洋商船改装为战船。为了迫使士兵努力奋战,他将大小军官的亲属尽数囚禁在台湾红毛、赤嵌两城作为人质。做完这一切后,刘国轩带着2万名士兵和200艘战船来到了澎湖。

看完刘国轩的战前准备,感觉只有两个字:仓促。船是临时拉来的,兵是临时凑的,澎湖这么要紧的地方,居然抽民兵过来协防。明郑当时的窘迫处境,从刘国轩的战前准备中一览无余。

刘国轩到了澎湖后,在澎湖南部的娘妈宫屿、凤柜尾、四角山和鸡笼山各建了2座、1座、1座和1座炮城;在东西峙、西屿头和牛心湾山顶各建了4座、4座和1座炮台;把大炮移到岸边;沿海各地凡是小船可以靠岸的地方,都筑起矮墙,并派遣火枪队驻守。在刘国轩的经营下,澎湖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极大提高,连敌军统帅——他的老长官施琅也不免盛赞道:“星罗棋布,坚如铁桶。”

清代绘制的捐建澎湖西屿浮图图说,图上可以看见为船队指路的灯塔。往来台湾和厦门的船只,都会经过澎湖西屿。

赤嵌楼近照,赤嵌楼位于台南市,明郑时期又被称为“东都承天府”。

建造完炮台后,刘国轩开始部署防守兵力——地面上,刘派遣了12镇部队防守各个关隘、炮台,沿海地方密布大炮火铳,施琅一旦来攻,就凭借远程火力的优势逼其不得靠岸;至于海上,他命令水师总提调右武卫林升、督征北将军曾瑞率领19镇战船驻守口子港、外堑、东西屿等地,炮船38艘、鸟船54艘、洋船5艘、赶缯88艘和双帆艍船40艘,共225艘船。陆战和水战的准备都做好了,郑军以逸待劳,等着施琅前来。

清军出发前,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进军时间上产生了分岐。姚启圣认为台湾海峡夏天多台风,应该冬天进军,而且澎湖在北、台湾在南,拿下澎湖后,可利用北风南下攻取台湾。但施琅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冬天虽然没有台风,但攻打澎湖的行军路线是先从铜山到西屿头,再由西屿头由南到北进军澎湖,冬天吹北风,利于明郑而不利于己方;而夏天吹南风,风向将有利于己方。所以他主张夏天进军。至于台风问题,施琅认为也未必会刮,可以赌一把。

澎湖布防图

凤柜尾炮台遗址,荷兰人、明郑、清廷均在此修建过炮台。

藤牌

现代仿造的鸟船——“绿眉毛”号

有人认为风向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姚启圣并没有特别坚持冬天进军这个战略,双方争论的核心其实是舰队的指挥权。最后,康熙下令,一切关于进军台湾的问题都由施琅专断,双方的纷争才停止。

6月,施琅在铜山集结水军舰队,然后请来姚启圣,双方就粮饷和赏银问题进行了讨论。11日,施琅召开战前会议,各级军官尽数列席。然后,施琅取出先锋银锭放在岸上,当众宣布:“愿意做先锋的人可以来领走这个银锭。”众将一时无声,最后是一个叫蓝理的游击挺身领走。这个场景,细想其实有点尴尬,想必施琅看到蓝理领走银锭时,心中肯定是长出了一口气,这要是真没人领,面子上怎么下得来啊。13日,施琅在江边举行出征前的祭祀仪式。至此,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双方力量对比:郑军2万人左右,炮船38艘、鸟船54艘、洋船5艘、赶缯船88艘、双帆船40艘,共225艘;清军士兵2余万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艍船65艘。

清军的战船与郑军的类似,虽然火炮稍弱于郑军,但船只都是新造的,性能较好,不像明郑船只年久失修。上文中提到的鸟船、赶缯船、双帆艍船都是双方常用的船只。从《台湾外记》、《水师辑要》等文献可知,“鸟船”、“炮船”和“洋船改战船”差不多同等大小,但是大于“赶缯船”,“赶缯船”又比“艍船”大。

双方战船除了表中的装备外,还配备有鸟铳、火箭(箭头绑有可燃物的箭只)、火油、火罐等小型火器,藤牌、各式木排(木盾)、弓箭、刀剑、钩镰枪、长枪等各式冷兵器。

现代仿制的福船类型的台湾船,为台湾特有船型,因从台湾出发,所以被日本人称为“台湾船”,为洋船的一种。

各类福船参数表

备注:“洋船”指的是能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不是西洋人使用的船;西洋船在当时被称为“夷船”。

清军出征

14日辰时,施琅率领清军从铜山出发,一路急行军后于15日申时抵达猫屿、花屿,航行了约211公里,只花了35个小时。航程之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施琅早在6月4日时就派了23艘赶缯快船前去刺探澎湖情况,然后完整地模拟了行军路线。施琅的舰队由238艘战船只组成,战船的帆上用大字写着舰长的名字,方便观战之人明了战船的进退情况。

见施琅大军前来,驻守猫屿、花屿的郑军带着10余艘战船撤回澎湖。施琅轻松便将船只开进了八罩屿,还派遣了官员坐小哨船去附近的将军屿、南大屿等岛安抚岛民。

铜山至猫屿示意图

清军14—16日的行军路线图

现代仿制的赶缯船——“太平公主”号

施琅还未抵达猫屿等地前,郑军哨船便已发现了施琅的踪迹。郑军得知施琅来攻,就退敌之策展开争论。刘国轩部下将领邱辉、江胜的建议是:先发制人。邱辉原本是海边养鸭的贫民,清廷迁界禁海后反清,依附他的人上万。邱辉擅长水战,曾盘踞达濠多年。江胜与邱辉的出身经历相仿,不同的是,他造反后直接投了郑军,康熙五年,郑经派江胜入镇厦门,但当时厦门被其他势力占据着,江胜无奈下只好暂时投靠邱辉,双方志趣相投,还结成儿女亲家。康熙九年,在江胜的介绍下,邱辉投郑。邱辉和江胜对刘国轩说,应该乘施琅还没站稳脚跟,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邱辉二人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郑军以逸待劳,邱辉、江胜又是骁勇善战之辈,主动出击,就算不能重创清军,起码也可以打乱施琅的部署,延缓他的进攻。但刘国轩认为,沿海处处都有炮台,施琅根本无处停泊军舰,且6月的澎湖海风正盛,一旦台风到来,施琅舰队将无处容身,只得自退。届时,郑军便可不战而胜。在刘国轩的保守战术下,郑军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攻击机会。

施琅占领八罩屿后,邱辉再度请战。邱辉认为,不能让施琅从容进行战前侦察,如能趁涨潮突击清军,便可以轻松取胜。刘国轩虽然表扬了部下的战斗精神,但依然拒绝了此提议。他甚至还嘲笑施琅空有虚名——居然在多飓风的6月越海来台,一旦台风吹来,必然全军覆没。然后,他命令各个关口严防死守,等待清军自己退兵。就这样,郑军丧失了第二个先发制人的机会。

从一开始,刘国轩都抱着能守则守的心态,很少主动出击。现在看来,施琅是远道而来,刘是据险固守,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时常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清军,使清军不能从容整理部队。清军将在袭扰战中处于被动地位,如不能承受损失,很可能会退兵。

刘国轩是否有自己的难处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袭扰战对军队的战斗力要求较高,刘国轩的部队是临时召集,能战者并不多。邱辉、江胜认为自己善战,可以主动进攻;但刘国轩认为,好钢应用在刀刃上,邱辉、江胜二人所率船只是自己的主力,贸然出战的话,胜了自然不必多说,但如果失败,对郑军整体实力的影响将很大。

澎湖初战

16日早上,施琅舰队开往澎湖。郑军在妈祖庙附近海湾布好战阵后,刘国轩亲自率军出战,澎湖第一战就此拉开帷幕。

关于此战,双方的记载各不相同。施琅的《飞报大捷疏》中说:“16日早上,清军进攻澎湖,郑军严阵以待,以蓝理为首的清军官兵率领7只鸟船率先冲入敌军阵中;烧毁敌船8艘,击沉3艘之后,清军又有5艘战船加入战斗,再度击沉郑军3艘战船。”当时南潮正发,部分前锋船只被海流冲到郑军炮城附近,郑军见状,齐出包围。施琅担心舰船无法撤退,便亲率坐舰去给前锋船只解围。在部下吴英的配合下,陷入包围的部分船只得以解救,并击毙郑军2000余人,大小军官70余名,其中总兵5名,郑军水师总督林升重伤。战斗中,施琅本人右眼受伤。因为天色已晚,施琅救出被围船只后,就把剩余战船拢集起来,暂时停在海面上。

《台湾外记》的记载则更加详细:“16日早上,施琅率全部舰队来到澎湖,刘国轩在第一时间内乘坐快船来到妈祖庙,率领诸将迎敌;郑军列阵完毕后,清军各船争先出战,却因互相碰撞,导致无法前行,这时候退潮了,风向也不顺,施琅船队被困在原地,邱辉等人抢先攻击,但又退了回来,施琅乘机逃走。”郑军主帅林升见状,带领大队船只围追施琅,很快双方就战成一团;当时施琅正在坐舰的尾楼上指挥战斗。亲兵冯苓看见郑军船上火铳指向施琅,连忙示警,施琅回首,发现亲兵已被打死。这时,1颗郑军的炮弹从施琅面前掠过,施琅被炮弹余焰刮倒,右脸颊受伤。当时,在施琅身边的几个儿子皆大惊。施琅说:“没有事,只是灼伤罢了。”然后,依然起身指挥作战。

火铳之所以瞄准的是施琅,打死的却是亲兵的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火铳准确度太低,实战中常常依靠排枪伤人,单支火枪瞄准一个人并把此人打死的情况很少见。

蓝理看到施琅被围攻,便下令调转船头来救,同时高呼:“将军勿忧,蓝理在此!”蓝理加入战团后,接连击毁郑军战船3艘。郑军见状,稍退。施琅命令大家划船前进。这时,风起,把船帆转正后,施琅发炮击中了郑军蔡智的战船,蔡智坐舰的桅杆被击断。蔡智战船受伤后,施琅又与蓝理一起合力将郑将姚朝玉的战船打伤。虽然如此,林升仍不肯后退,继续指挥船只与蓝理死战。蓝理战正酣,突然被火炮流弹击中,铠甲被烧穿,腹破肠流。

郑军将领曾遂见蓝理中炮,大呼:“蓝理死了!”蓝理听到曾遂喊话,挣扎起身,喊到:“蓝理没死,曾遂死了!”见领导受伤,蓝理的部下连忙丢下兵器要为他包扎,蓝理摇手表示自己没有大碍,然后命令弟弟督战速进,不能因为自己一人而误了战局。这时,部下取来了药给他敷上,并撕下旗帜裹紧伤口。包扎完伤口后,蓝理起身整理好盔甲,高呼道:“今天大家不可怯战,敌人和我,今天只能有一个活下去。”喊完话,蓝理就继续投入到战斗中去了。战势越发激烈,林升虽连中三箭,依旧死战不退。恰好此时,金门千总游观光(名字不错)乘风赶到,发炮袭击郑军,郑军死伤颇多,林升右腿也被蓝理舰上的火炮击伤,终于倒下。林升一倒,施琅趁势冲入敌阵,正好赶上郑军邱辉、江胜两舰会合。于是,施琅和蓝理、游观光一起引船退出战斗。

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双方从中午战斗到晚上,互有损失。清军方面:蓝理为流炮所伤,腹破肠流;施琅右眼受枪伤,右脸被烧伤。郑军方面:主帅林升身中箭矢2发,火铳2发,右腿被火炮打折。关于林升,清军记载他左腿被打折,郑军记载右腿被打折,两个相比,想来还是郑军的记载靠谱。清军认为林升身受重伤“必死无活”,不过,令他们遗憾的是,林升虽然身中3箭、2枪、1炮,但最终还是痊愈了。与之有相同遭遇的清军将领蓝理,肠子都流出来了,最后也没死。由此可见,高级将领的医生就是水平高,要换成小兵,不知道都死多少回了。

蓝理为人勇猛善战,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暴躁好杀。这种性格在此次海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平定台湾后,蓝理曾经担任福建提督,因为滥杀无辜,最终丢官入狱。

天色已晚,施琅只得宣布鸣金收兵。见施琅收兵,刘国轩也下令鸣金,然后开始发出旗语收拢残余部队,邱辉、江胜两人正率舰追击施琅,听到鸣金后,调转船头,在妈祖庙前港湾下锚停船。停好船后,两人乘坐舢板来见刘国轩,问道:“正准备乘势追击,都督为什么急着鸣金呢?”刘国轩答道:“施琅船只众多,害怕你二人贪功冒进,万一对方还有后援,岂不弄巧成拙。”邱辉说:“清军今日撤退,军心必然不稳,我和江胜今夜带领10只战船,攻打猫屿等地,清军阵脚一乱,就只能选择退兵。”刘国轩答道:“今天已经挫败了敌军锐气,不必追赶,只需严密防守,以逸待劳即可。清军船只众多,猫屿三地没有大港,一旦风起,必然不战而溃。”邱辉又说:“清军立营未定,正该乘势追击,如果任其离去,万一今日无风,清军整顿完毕后合众与我死战怎么办?”刘国轩认为邱辉多虑了,说道:“据我经验,今日必然有风,你们只需养精蓄锐,扼守关隘,静观其败便可。”随后,刘国轩下令派蔡明率船载林升回台湾疗伤,顺便报捷。邱辉二人只得怏怏退下。

郑军虽然获胜,但己方损失也很大——损失战船16艘,官兵2000余人,其中军官70余人。刘国轩可能是害怕进行追击后清军翻盘,才采取保守战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现有战果。但是,当时施琅已经受伤,如果郑军趁势追击,未必不能重创清军。不过,据现有资料来看,刘国轩当时应该不知道施琅受伤,因此不追赶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战中,清军形势其实很凶险——如果施琅当时被打死,清军就只能集体回福建休息了。“运气”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郑军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此丧失。两岸的文献中都没有记载清军的具体损失,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内部信件中有所涉及,但也没有详细数字,只写了清军此役损失战船若干。

清军初次进攻失败后,当晚就停泊在西屿南面的外海上。施琅下令不得卸甲,弓上弦,火炮填装好炮弹,各位军官率领各自的船只防守各处要口,以防刘国轩夜间趁潮突击。从施琅的布置上看,他其实还是很忌惮郑军袭扰的。因此,如果刘国轩采纳邱辉江胜的建议,夜袭清军船队,未必不能取胜。清军担心郑军夜袭,而刘国轩却始终未有动作,这不能不说是个失误。

战略较量

17日,清军舰队驶往八罩水安澳湾停泊后,施琅宣布论功行赏——蓝理获赏银2000两,游观光获赏1000两,其余有功、有伤者,按其战功大小、伤势轻重分赏不等赏银;另有12名军官临阵退缩,原应斩首示众,因诸将求情,施琅允许戴罪立功。

此时吴英献上计策,认为刘国轩所依仗的不过是数艘炮船。但清军可用的船只颇多,可以摆五梅花阵,以五攻一,余下的船只作为机动兵力,相时而动,这样既可以避免船只相撞,又可以各尽其能。

从吴英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郑军的船队虽然纸面数字上跟清军相仿,但实际战斗力却大不同。同样是200多条船,清军能够以五攻一,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清军战术协同比郑军做得好,可以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要么就是郑军虽然船多,但可战之船并不多,因为吴英的原话就是“彼船少,我船多”。施琅接受了吴英的建议,然后命令各将回营候令,一旦时机成熟,便再度出征澎湖。

清军移师八罩岛,虎井屿是必经之地,虎井屿水流湍急,航行困难,如果郑军趁此机会偷袭,清军必然阵脚大乱。但刘国轩并没有这么做,他只眼睁睁地看着清军行事。施琅也深知虎井屿的重要性,于是在18日率军攻下了虎井屿、桶盘屿。至此,明郑的前哨被拔除,无法再探知清军动向了。刘国轩一向重视情报,此时却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连加派哨船巡逻都没有。

19日,施琅亲乘小船打探郑军虚实。20日和21日,施琅派两股船队假攻东西二屿,分散刘国轩的兵力。而刘国轩从16日晚到21日,都没有任何动作。此时的清军逐步从外围岛屿向澎湖本岛逼进,已呈合围之势。

康熙台湾舆图中的澎湖、八罩岛一带

第一次海战前后,郑清的行军示意图

刘国轩得知清军移师八罩岛后,再次嘲笑施琅不知天文地理,不了解澎湖多风、缺淡水的客观情况。他认为,在飓风和缺水的双重夹击之下,施琅必然退兵。但老天帮了施琅的大忙。《闽海纪要》中提到,台湾已经旱荒三年,但却在5月20日突降大雨,直到6月6日才转为晴天;连续半个月的大雨使河流涨水,原本淡水资源匮乏的八罩岛顿时不缺水喝。19日,天气转阴,因为民间俗语说“六月一雷止九台”。因此,清军上下都期待着雷电的降临,施琅为此还特地进行祈祷。结果,老天没有辜负施琅的期望,不久便雷电大作。

古人认为雷电可以赶走台风,但其实台风与雷电是可以并存的,只是在刮台风的时候,雷电一般出现在高空,古人用肉眼观察不到,才会误认为只有台风没有雷电。根据现代台湾地区的气象研究,如果午后有雷雨,则不会起台风;如果连续性的雷雨天气突然中止,台风则很可能会来。无论科学与否,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那天台风确实没来。此外顺便说一句,关于淡水的问题,虽然当时有施琅凿井成功的记载,但八罩岛如今仍然十分缺水,因此,那个记载未必属实。

刘国轩素有“名将”之称,但在澎湖海战中,给大家的感觉却是,他始终在等着台风把清军刮走,别的什么都不干。如此表现,似乎对不起“名将”这个称号。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郑清双方舰队的纸面数字虽然比较接近,但施琅的部队训练时间很久,且船只都是新造的;刘国轩的战船和士兵都是临时召集,双方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郑军船只年久失修,虽然看起来船大炮坚,但实际战力不如清军。刘国轩部下士兵没有经过整编,都是乌合之众,打顺风仗可以,如果打硬仗,难免不会临阵溃逃。刘对自己部下的水准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才选择对士兵勇气要求不高的防御战。此外,他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约兵力,毕竟决战还没有到来。

那么等待台风是否具有可行性呢?施琅攻台是在公历7月,根据台湾气象局统计,1897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7月的台风共有68次,等于每年7月台湾会刮台风的概率是85%,施琅攻台一共用了8天,他遭受台风袭击的概率其实还不到30%。

最后决战

22日清晨,施琅率大军再度出击澎湖。舰队分成左、中、右三军,其中,中军为主力,有战船56艘,且全部为大型战船,由施琅亲自指挥;右军有战船50艘,由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指挥,由东侧经鸡笼屿从四角山方向作奇兵与中军夹攻郑军;左军战船50艘,由随征总兵董义、康玉,外委守备洪天锡指挥,从西侧直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郑军。三军只用了战船156艘,尚余有80艘作为后援队。

施琅中军分为8小队,每队三列,前列后列各3艘,中间列2艘。得知施琅进攻后,刘国轩率领大小战船225艘,四面齐出迎战。用全部兵力去迎敌是刘国轩犯下的致命错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时地利都在刘国轩这边。

台风随时都可能来,一旦刮起台风,施琅舰队就只能退兵,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起风的概率不足三成,而施琅却不知道。即便知道,他也不敢赌,因为他输不起,刘国轩守多久都不要紧,施琅却必须速战速决。

22日决战示意图

郑军在台湾有4万兵马,并有热兰遮城这样坚固的城堡可守,当年郑成功以10倍兵力围攻热兰遮城,还花了十多个月的时间,施琅部下不擅陆战,所花时间只会更长。假设施琅直接攻台,很容易就会陷入持久战,那样施琅就必须从大陆运粮,因为清军占据的这几个小岛根本就不能负担大军的粮食开支;如果施琅从福建运粮,刘国轩就可以乘机打击运粮船队,施琅一旦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就只能退军。而且当时的清廷有大量的主和派等着看施琅的笑话,施琅如无功而返,下次攻台就不知是几时的事了。

施琅要想后顾无忧,则必须在攻击台湾本土之前拿下澎湖。因为这样才能避免刘国轩抄后路。施琅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用全军来取澎湖。但刘国轩当时的最佳战术不是与施琅进行海上决战,而是坚守娘妈宫屿,拒不出战。那样的话,施琅就只能强行登陆澎湖。澎湖北部的西屿、白沙之间暗伏礁石,舰队不易通过,施琅将很难从那里登陆;澎湖南部水浅,大船无法靠近,如果施琅要从这里登陆,他只能使用效率很低的小船,且刘国轩此时可在沙滩上从容截击,施琅必败;澎湖唯一的深水良港是娘妈宫屿,如果施琅从那里登陆,将同时面临东西峙炮台和娘妈宫屿炮城的攻击,成功的几率更小。由此,刘国轩放弃防守,主动迎战施琅,实在是不智之举。

刘国轩选择的作战地点是:内堑以南、桶盘屿以北的海域。此海域得不到四角山、凤柜尾炮台的火力支持,在施琅三支船队的夹击下,郑军要想取胜,十分不易。这是刘国轩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双方从早上7时战斗到下午5时,战况十分激烈,郑军的主力舰船火力十分强大——每艘战船有3000斤以上的大型进口火炮红衣炮1门、发熕20余门、火枪100至200杆不等。据施琅的记载:“炮火矢石交攻,犹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辩。”参战的清军官兵不少都是郑军出身,如平阳总兵朱天贵,原本就是郑军的左都督,手握重兵,康熙十九年,在姚启圣的策反下,朱天贵带领部下降清,在这次海战中,朱天贵所率舰队也是清军主力之一。朱天贵和邱辉昔日同在郑经麾下,且和林应是儿女亲家,而林应又和邱辉也是儿女亲家。因此他俩关系比之一般同僚要更亲密一些。海战中,朱天贵望见邱辉坐舰,高呼亲家并劝其投降,邱辉却不领情,怒斥朱的同时还发炮轰击朱的战船。朱天贵胁下中弹,当场身亡。

施琅所率中军示意图

击毙朱天贵后,清军大股船队涌近,邱辉率舰往来穿插,锐不可当,虽然双足受伤,仍奋力作战。但由于众寡悬殊,邱辉战船最终被清军包围。眼见突围无望,邱辉引爆船上火药桶自尽。江胜击毙清军游击赵邦试后被包围,自沉战船而死。

因为双方作战的地点在郑军岸防火炮的攻击范围之外,所以直到海战结束,郑军的炮台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刘国轩之前耗费无数人力、物力修建的炮台,全成了摆设。此战郑军大败,战船被火罐焚毁的126艘、击沉的8艘、火船焚毁的3艘、自焚的22艘、被俘的35艘;战死的士兵有1.2万人以上,其中将官47名,中下级军官300余人。刘国轩乘小船从吼门逃走,与之同行的还有郑军残余的31艘战船。

澎湖守将杨德见海战失败,刘国轩逃走,遂率领部下165员官将、4853名士兵投降清军。施琅不仅接受了杨德的投降,还派官员乘坐小船去诸岛安抚投降的郑军。把守西屿的吴潜不肯投降,长叹:“若是听从邱辉、江胜的建议,先发制人,战局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说后,拔剑自刎。

郑军船只损失详情表

清军在16日和22日的两场战斗中,共阵亡329人、伤1000人左右,伤者多是被大炮所伤,不少人不治身亡。高级将领方面,除了上文中写到的之外,另有总兵林贤被箭轻伤左臂;总兵吴英被鹿铳轻伤右耳。清军缴获四五千斤重红衣大铜炮12尊,7000千斤大铁炮2尊。

刘国轩在战前把澎湖布置得如铁桶一般,即使海战失利,仍然可以凭借沿海炮台同施琅一战。在航母出现之前,海军面对防守严密的岸防工事,并没有什么良好的取胜手段,但刘国轩最终却选择了逃跑。

澎湖海战就此结束。

大势已去

刘国轩于23日(一说为24日)回到台湾。官民人心惶惶,建威中镇黄良骥建议退居菲律宾,以图东山再起。提督中镇洪邦柱附议,并愿为先锋。中书舍人郑德潇也认为此计大好,并献出地图,陈明相关事宜。但刘国轩强烈反对这个提议。他认为郑军缺乏斗志,无防守之力,不如献出台湾,求得清廷宽恕。冯锡范认为自己和刘国轩都是郑成功的托孤重臣,若投降必为后世耻笑。刘国轩则说:“战则难料,降则易安。”并举出当年冯锡范之父死在逃生路上的例子。最终,冯锡范被说服。这时,刘国轩的旧部曾蜚奉命前来招降,刘国轩趁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事已去,当速顺天。”众人认为有理,遂决定投降清廷。

刘国轩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台湾人心惶惶,高级将领中已有不少人暗通了清廷,如澎湖失守后,准备投降的驻北路总管何佑弃守了基隆、淡水,台湾北部已是门户大开之势。此外,从荷清第一次联手攻台到现在,郑清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军的战斗力在不断上升,当年威震东亚的郑军已成“明日黄花”。

1663年11月19日,荷清联军在与金门、烈屿之间的郑军作战时,将50艘郑军大型战船包围。郑军以损失战船1艘的代价冲破荷兰船队的封锁后,转头攻击施琅指挥的清军舰队,清军措手不及。看着奋勇登船的郑军士兵,不少清军士兵跳水逃向荷兰舰队。因为当时海上无风,荷军无法赶上前去救援,结果,登舷的郑军洗劫了清军2艘旗舰,1名姓范的清军水师提督当场阵亡。等到荷军赶到时,郑军已经撤退,只留下了1艘搁浅的战船。这次战役中,荷军战死1名,受伤16名。

清军拥有4倍于敌方的兵力,并且还有荷军掩护,但仍然溃不成军。事后,荷军指挥官派翻译找到施琅,问他为何清军如此无能,施琅答道:“军心恐慌,没有办法。”

20日,荷清舰队在浯屿遭遇郑军,郑军率先逼近清军并对其进行攻击。荷兰舰队见状,从后面包抄郑军,郑军立刻停止攻击,但已经落入荷军包围。英勇的郑军面对重重炮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最终成功突围——180艘战船,只有3艘被俘,其余的都安然离开了。

同样是施琅指挥,澎湖海战中的清军却把郑军杀得大败,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由此可见一斑。

从长远角度看,明郑的前途也很不乐观。郑军军费大部来自海上贸易,为了筹措军费,郑军有“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和“仁义礼智信”海路五商两大贸易组织。这两个贸易组织先在大陆收集商品,然后贩卖给东北亚线的东洋船队和东南亚线的西洋船队。清廷为了困死台湾,于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但这反而让明郑独占了东亚的贸易市场——各国都需要中国货物,清廷不卖,就只能从明郑手里买。明郑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日本需要台湾的生丝、蔗糖和鹿皮,明郑需要日本的倭刀、鸟铳、盔甲和红铜。此外,明郑还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火炮,从泰国购买稻米和制造火药所需的硝石。

1671—1683年,从台湾前往日本的商船数量明细表

但一个集团的覆灭,总是开始于自身的内讧。郑家几乎每一次权力更替都伴随着腥风血雨。郑成功死后,郑经为了夺权,杀掉了自己的叔叔郑泰。郑泰一系(7300人、180多条船)愤而投清,山路五商瓦解,明郑商队实力大损。1673—1674年,郑经参与三藩作乱,对外贸易船只数量下滑。1675—1677年,郑经西征顺利,一度拥有汀州、漳州、泉州、兴化、邵武、潮州、惠州与金厦,对外贸易的船只数量大增,但由于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收集到的物资多用于军需。1678—1681年,郑经在战事上遭受挫折,不仅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大陆所有的据点。此后,明郑失掉了生丝的来源,船只数量缩水到历史最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683年才稍有恢复。1679年时,刘国轩甚至上奏让大小官员自费养兵3个月,由此可见明郑的财政已在崩溃边缘。

施琅来台前,刘国轩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将不少商船改为战船,这样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这对明郑的战争潜力损害很大,一旦战事陷入胶着,这些商船都无法恢复身份从事贸易,没有足够的商船,郑军就无法更新战船,就只能再把商船改成战船,然后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冯锡范当政时,台湾连遇三年灾荒。为了有足够的军费,冯锡范只能提高税赋,杀民养军,台湾内外对此怨声载道,但冯没有办法,百姓吃不饱饭,最多埋怨几句,如果军队发不出饷,就会哗变。这种环境下,不少中低级军官降清,高级将领虽然暂时没有异动,但也是人人自危。这点从刘国轩逃跑后澎湖守军的反应就能看出,郑军高层原本就是海盗海商出身,一向是反复无常惯了,眼下战事不利,投降不但可以活命,没准还能保住官位。因此,刘国轩提出投降后,冯锡范等人只稍作质疑便同意了。

郑氏降清

8月13日,郑克爽率全台文武官员齐集海埏迎接施琅。18日,郑克爽及文武官员皆剃发。郑氏政权灭亡,郑克爽随后入京,封为海澄公,活动受到清廷严格控制。他于1707年病故,死后爵位被剥夺。郑克爽岳父冯锡范降清后被封为忠诚伯,卒年不详。刘国轩则继续在军中,后任天津总兵,最后病逝。作为叛徒和降将,这个待遇不算坏了。施琅被封为靖海侯,卒于1696年,谥号襄庄。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看出,澎湖海战失利,刘国轩应负主要责任,他原本有更好的战术可用,但最后却将郑军引入死地。按常理来讲,发生这种情况有四种可能:一是刘国轩是庸将,不懂战术;二是刘国轩压根不想抵抗,没认真作战;三是有其他原因,比如有人擎肘等等;四是刘国轩蓄意葬送郑军舰队,以便迫使明郑降清。

第一种可能性不大,刘国轩素有威名,战前布置也并不像庸将所为;第二个可能性也不大可能,刘国轩在决战时亲率船队迎敌,后来打得全军覆没,自己差一点跑不掉,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应付,那所冒风险未免过大;第三种可能,因为目前没有相关文献可以证明,因此只能算是一个猜测方向;第四种可能,太阴谋论了,纯猜想。

尾声

清廷打下台湾后,朝堂上就台湾的弃留问题展开争论。“弃台派”认为台湾远在海外,人口稀少,防守不易,因此,不如丢掉不要。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清廷上下对海权毫无认识,而台湾多山,农业价值不多,故“弃台派”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却毫不稀奇。以施琅为首的“留台派”则力陈康熙,认为台湾乃中国东南屏障,只靠澎湖无法有效防卫海上威胁,另外,如果朝廷放弃台湾,难保台湾将来不会被荷兰人或反清势力再次占领。

施琅之子施世骠购买土地时签订的地契

施琅的陈词看似慷慨激昂,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自己私利着想。1684年,康熙有限度地开放海禁,船只可以自由出海。但根据清廷规定,商船只能从厦门出入,并且必须接受福建水师的监督,进出台湾的交通也由福建水师所掌控。福建水师掌握了众多的海上资源,自然不会白白浪费。施琅除自己经商外,还学习郑军,向商船大肆收取保护费。当时每艘海外贸易船只都必须向他缴纳2000至3000两的规费,澎湖每年也要缴1200两的打渔规费给施琅。除了在海上收取税费外,施琅还默许其族人与福建水师眷属去台湾强占田产与垦荒。施琅本人在台湾建有56处庄园,南台湾接近一半的土地被他掠为己有,名为“施侯租田园”。

“施侯租田园”总面积约有7500余甲,每甲租额为两石到三石,被称为“施侯大租”。在凤山、嘉义两地,有施侯租馆10所,每年有谷物6000石、银2000两送到北京施家;道光年间,施侯大租改为包税制,他的子孙继续收取这份地租,每年可获得1600多两银。直到1895年日军攻占台湾,施侯大租才被废除。

施琅地租执照

郑克塽之弟郑克圻卖地时签订的地契

战役分析

在这场海战中,郑清双方的战术都是典型的早期海战战术。早期海战战术可以看做是陆军战术的延伸——战船相当于一座漂浮的堡垒,船舷相当于女墙,艏楼艉楼则是箭楼。双方以犁冲、登舷、火攻为主,炮击为辅。如果是大船对小船,主要采取犁冲战术——凭借船体优势撞翻对方。如果双方船只型号相同,则采用登舷战术——在海上望见敌船后,指挥官首先会命令士兵在甲板上集合,准备即将到来的登舷战;士兵集结完毕后,再用佛朗机、发杠等大炮攻击敌船,发百子、班鸠等小炮射击舰上人员;当距离在百步以内时,还可用子母铳和鸟铳进行攻击;到双方船只靠在一起时,则投掷火油、火罐焚烧对方船只的甲板,同时发射火箭点燃对方船帆;做完这一切后,战兵再登上对方船只的甲板,开始近战。就像陆战中大家会尝试放火烧城一样。船只被击沉的很少,被俘虏和焚毁的占多数。郑军和清军皆使用相同的战术。

郑军战船缺乏相对准确的武器记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西方同等战术体系下的战船配置。比如英国1510年下水的“玛丽萝丝”号,装有78门火炮,但其中有60门以上都是用来杀伤人员的小炮,用于攻击舰只的重炮只有5—9门;759名船员中,有411人是战兵;装备长弓、火铳、标枪、火箭、石灰桶等。从人员装备上就可以看出,主要采用的还是登舷战。这也是早期海战的一大特点。

“玛丽萝丝”号——船体架设大量火炮,作战时可向任意方向开火,充满混战派特色。

即使同样采用早期战术,各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都铎时代的英国海军以5艘战舰为1组,作战时轮流发炮,并在战舰上配备了大量长弓手——当敌人试图登舷时,就放箭。日本海军则配备了大量鸟枪手,作战时排枪齐放,势不可挡。中国水军喜欢用火罐焚烧敌船——明军的兵书中就曾不止一次赞美火罐的效果,并认为除了火罐和喷筒外,其余火器都无大用。

早期海战的另一特点就是混战——作战时,双方混成一团,没有明显的敌我阵线。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指挥官会把舰队排列成简单的队形,郑清最后的决战中,施琅就把手头的战船排成多行纵队,并分为左、中、右三军,接战时,三军分别跟对面的敌军展开战斗。投入战斗后,舰长会根据战况寻找自己的对手,不需要舰队长官统一指挥。例如在16日的海战中,蓝理看到施琅遭受围攻,就驾船来救,进入战场后,先用船头火炮击沉陈侃的船,再用左舷火炮打坏陈升的船,最后又用火罐烧毁陈时的雨船。蓝理的救援行动一方面展示了自身高超的操船技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舰长的高度自由权。

根据《台湾外记》中的描述,郑军单船作战的次序是:抢占上风位置,船头指向敌人,施放船头火炮;用背风的舷侧炮射击;施放船尾火炮;调转船头,施放另一侧火炮,如此重复。这期间,炮兵会及时清理发射后的炮膛,以便再次发射。战兵则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登舷作战。欧洲混战派战术与郑军大致相同。

明末清初,火炮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使战争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登舷战变得更加困难了。如在北线尾之战中,因荷军火炮厉害,郑军难以登舷,只能看着荷军战船逃走。

登舷战的伤亡往往很大——船上空间狭小,人员挤成一团,一旦遭受炮击便无处逃生。1803年的特拉法加海战,法国战船“敬畏”号数次向“胜利”号登舷,但遭到“田纳维尔”号的炮击,672名船员就只有99人生还。

明代兵书中的火罐和喷筒


同时期欧洲的新战术

英国“皇家海军之父”——罗伯特·布莱克

郑清双方使用的战术都是典型的混战,这种战术曾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但在1681年,这种战术已经不能算是先进战术了。

1653年,英国海军名将罗伯特·布莱克,对英军在邓杰内斯海战中的失误进行总结后,撰写了《航海条例》和《战斗条例》。当时,荷军船长的操船技术和攻击精神都远胜英军。为了对付擅长混战的荷兰海军,布莱克创造了一种新型战术——将舰队分为前、中、后三军,分别悬挂白、红、蓝旗,三军各有1名中将司令,总司令由上将担任;作战时,舰队按照命令排成队列,以发挥英国战船火力强大的优势;同时,避免同荷军混战。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英国海军严格遵守的这些条令,视为“战列线战术”,布莱克也因此被称为“皇家海军之父”。

混战对舰队队形要求不高,如施琅带领船队开往战场时,各船只需要跟着他的旗舰转弯即可,抵达战场开始作战后,舰长们进入指定的作战区域后根据具体情况可随意寻找对手,也无队形要求。但战列线战术不同,无论是行军还是作战,战船都必须排成单列纵队,舰长们只能呆在自己指定的位置上,不能随意抢占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也不能随意支持友舰或者追击受创的敌舰,违者军法从事。蓝理这种打法,在英国海军里就要吃官司了,搞不好还会人头落地。这些规定看似死板,但在17世纪却是最好的选择——17世纪,舰长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不是每人都有蓝理那样出色的操船技术。混战对舰长的能力要求极高,假设施琅被围时不是蓝理驰援,他能不能逃走就不一定了。此外,当时的舰队中经常夹杂着武装商船,作战时,商船经常会为了抢夺战利品,擅自离开队列。战列线派制定这样的规定,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舰长个人能力对战斗的影响,将舰队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之前的一盘散沙。

英荷海战图,可以看到,英军战舰排成一列,与荷军有明显区别。

排成直线后,整个舰队就会变得很长,最长可达7至8海里。这么远的距离,队尾的舰长根本看不清旗舰的命令。为了方便指挥,英军制定了详细的准则,并采用多种方法(灯光、信号旗、炮声)发布命令。

混战派在作战时,经常把舰队排成多列或者圆阵。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数目的船只射界被己方船只阻挡,作战时,只有外围船只可以开火。而战列线派把所有船只排成一排,任何船只的射界都不会遭到遮挡。因此,作战时,英军战船可以充分发挥侧舷火力,齐射时炮火如一道横贯海面的铁壁。在这样强的火力攻击下,敌方很难登舷和对自己进行分割包围。此外,单列舰队闪避火攻船也更为方便。

因为战列线战术不需要登舷作战,所以英军对船只的结构和武器配置都作了调整——高耸的箭楼被削低了;火炮不再固定在甲板上,改用四轮炮车,并且一律装到侧面;火罐和标枪没有了,大炮是战船唯一的武器。

混战派的战法十分复杂,以郑清海战为例,双方遇见后,互相炮击后用火枪对射,然后用火罐烧对方船只,最后登舷近战。相比之下,战列线派的战法简单得多。远距离时,炮手在炮长的协助下发炮,因为炮长是船上少数懂得用三角函数公式计算射角射程的人;近距离(200—350码)时,各炮手可以自由射击——近距离时容易瞄准。

当时,战列线战术是一种先进的战术。如果交战双方中的一方为混战派,一方为战列线派,且双方舰只数量相近,那么,混战派的战损会是战列选派战损的4—30倍。第二次英荷海战,英军采取了战列线战术,荷军采取了混战战术,双方投入和损失详情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