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洗劫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简介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及天京外围激烈搏斗，各地各族人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时候，英法联军的炮火折断了东南沿海清军将士的军刀，也轰开了古老京都的大门。作为中国富贵渊薮之地的紫禁城、圆明园沦为异国强盗们的洗劫场。高高在上的皇族成为可耻的逃兵。它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分析——

1856年，对咸丰帝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的一年。忧的是上半年，清廷抽调各地绿营精锐组织的两个重兵集团——江北、江南大营被相继攻破，从太平军兴起就一直与之交战的老将——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而清廷捉襟见肘的财力无法在短期内再次组织起如江北、江南大营这样强有力的兵团，这使太平军成了一只挣脱了镣铐的猛兽，让咸丰帝整日提心吊胆、忧愁不断。但是紧接着一个好消息传来，让咸丰帝不禁转忧为喜——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起内讧了！

攻破江北、江南大营后，东王杨秀清逼宫谋权，却被心腹佐天候陈承瑢出卖。天王洪秀全密诏韦昌辉带兵“讨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后，却又开始反攻倒算，肆意屠杀，光是在内乱中死掉的新老太平军据保守估计就有2万人之多。之后，翼王石达开回天京几遭不测，堪堪脱险逃回安徽后，愤而起兵“清君侧”。

咸丰帝朝服像

天京的变乱也大大影响了前方的战局，太平军在多地转攻为守。太平军收缩战线给了清军喘息之机不提，甚至出现了一线主力不待战役结束就抽身返回、卷入内讧的情况。由是，被击溃的江北、江南大营也重新组建起来，清军开始不断反扑，试图“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只是太平军并没有如咸丰帝所想一直内讧下去，韦昌辉两日内迅速被诛，天京军民迎翼王石达开回京。在石达开的指挥下，太平军接连挫败清军，一扫内讧以来的颓势。情况似乎不如咸丰帝想的那么美好，早日结束太平军起义怕是不太可能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为内患忧愁的时候，外患也“主动”找上门来了。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得到线报的清广东水师在广州附近的水路上，搜查了一艘名为“亚罗”的绿壳（lorcha）船，船上的12名中国水手被全部带走。英方领事巴夏礼（H.SParkes）以“亚罗”号在香港登记、有英国国籍为由，要求清方释放全部被捕水手。

事实上，“亚罗”号登记时间为1855年9月27日，在“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其执照已过期12天。英方不但对清廷隐瞒了执照过期一事，还对“亚罗”号是一艘以走私和抢劫为主业的海盗船视而不见。广东水师对其采取行动，正是得到了苦主的举报，而在被捕的12名水手中，就有2名是臭名昭著的海盗。理所当然地，英国人的这一要求被拒绝了，于是巴夏礼立即向公使包令（John Bowring）报告此事，并添油加醋地声称：据当时正在另一艘船上的“亚罗”号船长说，他看到清军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云云。同时，他照会广东总督叶名琛，要求清方道歉并释放囚犯，另外保证从今往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0月10日，叶名琛释放9名水手，但被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终于对叶名琛透露部分真实目的，按清方的记载是：“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和约缺陷”指的是什么呢，这得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广州反入城斗争开始说起。

清广东水师检查“亚罗”号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集结数万兵力，耗资2781万两白银，却因为体制与军事上的腐朽落后，屡次败于人数较少的英军，更被迫签下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由于中英两方翻译引起的歧义，英国人认为，战后他们可以进入作为通商口岸的城市，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条款中的“港口”等限制倒是一目了然，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城邑”该如何理解？“城”之意自不必多说，“邑”亦有“城市、都城”的意思，且“邑”字在中文里很早就有指代“城市”的含义，如“小则获邑，大则获城”。可以说，“城邑”的中文释义是相当明确的，指的就是“城市”。然而，清廷并不愿让英国在城内设领事馆，于是有官员在上奏的公文里，称条约原文中的“城邑”并不是指城内，并特意向当时的道光皇帝表明。因为事关机密，所以公文里没有细说，而是单独在该公文的夹片（附录）里详叙，并要求皇帝将此片“留中”以防外泄。同时，朝廷通告英国领事，“城邑”兼指城市内外，而英国人前来通商是客，不宜喧宾夺主，自应在城外居住。

对此，英方自然不同意，因为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中文版回译，“港口”“城邑”在英文版中都被翻译为“城市和镇”。如果以此为标准，英国人民和其外交官都有权进入广州城，且根据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惯例，国际条约的各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作用。总之，由于双方签字时未声明以何种文本解释为准，导致了这一分歧的出现。因此在1854年签订的《修约十八条》和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英方特意强调：遇到中英文文本有歧义之处，必须以英文为准。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现场

不过在1843年，英方第一次明确提出进入广州城时，当时负责此事的大臣耆英，答复英国人的是：进城可以，毕竟其他几处通商口岸洋人都进去了，广州岂有例外之理？但是，他同时表示上次战争带给广东人民的伤痛太大，而广东本就是民风剽悍之地，现在进城唯恐激化矛盾，他声称已经督促地方官进行开导，所以进城之事还得再缓一缓云云。

耆英不愧是官场老手，一没同意英国人入城，同时也未明确否认英国人有入城权利；二则打算把皮球踢给南京、福州等地的同僚，祸水东引；三则给出了一个并不过分的理由，准备大玩拖字诀。只可惜洋人并不好糊弄。在发觉清方是刻意拖延、推诿、找理由后，英国人于1847年再次发动4艘战舰和近千名士兵，攻入珠江，击毁沿途清军炮台，并攻破虎门，直逼广州。

眼见要出大事的耆英只好允诺两年后，即1849年4月开放广州城。不过他在1848年初就被召回北京，还因为抚夷有功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他的继任者为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广东巡抚叶名琛，相比耆英在洋人面前的软弱谀媚 ，这两位持强硬态度的官员于1949年4月拒绝了英国人要求入城的请求。叶名琛发动了大量当地缙绅反对洋人进城，徐广缙甚至不惜为此假造谕旨，以向英方证明入城一事确不可行。英方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入城。几年前被洋人暴力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道光皇帝，觉得这是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给自己找回了面子，禁不住龙颜大悦，称赞徐、叶二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并封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1850年，英国公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等人北上“告御状”，希望让皇帝施压解决入城问题，然而终不了了之，但这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1854年，包令接替文翰成为新任英国驻华公使，根据来自本土的命令，要求叶名琛与其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与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英方提出的依据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条约一经签订，双方即应遵守；如确因各通商口岸情况变化而需要修订，也须经双方协商而定，而这个修订条约的时间则被定为12年后。”除此之外，还有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如果修约，则同为最惠国的英美都要“一体均沾”。

可惜他们遇上的是以对外“强硬”著称的叶名琛。英方几次要求入城会晤都被叶名琛拒绝了，难得被接见一次却是在广州城外河边的仓库，原因是叶名琛认为区区外夷怎能与朝廷一品大员相提并论。除去这种充满了清朝特色的歧视，英方提出的修约等要求也被叶名琛用笔头功夫糊弄过去，之后英方发出的照会更是被叶名琛以“有空再议”含糊带过。事后，叶名琛在上奏给咸丰帝的夹片中泄露出他对这一伎俩的得意：他并没有把话说死，而是看似给洋人留了念想，让其心存侥幸，这样就可以一直推诿下去。

1854年，广州爆发天地会“红兵”大起义，一度席卷全省。可即使是在起义军几乎攻入广州城的当口，叶名琛面对洋人的修约及入城要求，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不是玩拖字诀就是继续推诿。直到“亚罗”号事件爆发前，叶名琛都将拖字诀挥舞得如同评书中武将们的银枪一般密不透风，把英方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修约、入城等要求，统统挡在外面。

现在，让我们将时间拉回到“亚罗”号事件发生后。

显而易见，英方除了打算借“亚罗”号事件解决一直以来被百般推诿的入城与修约之事外，还想由此获取更多利益。10月21日，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只答应释放全部囚犯，对其他要求不置可否。于是，包令下令驻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由是打响。很明显，对于一心打算“找茬”的英方来说，“亚罗”号事件只是个牵强无比的借口，但这已经足够了。

1856年10月23日，也就是“亚罗”号事件发生15天、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2天后，3艘英国军舰在英国驻东印度区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的指挥下攻入虎门，沿途炮击清军目标，并且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下午4点，巴夏礼照会叶名琛，宣称：“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每一项要求，否则海军将继续毁坏防御工事以及江上的（清）政府船只。”此时的叶名琛却“镇定”地在“校场看乡试马箭”，接到警告后，他居然笑说洋人到了晚上就会自动撤退，同时严令所有内河水师统统不许还击，之后居然继续回去看武试。

24日，英军摧毁并攻占凤凰冈等处炮台，而叶名琛仍然“下校场看箭”。到了中午，随着英军炮击的动静越来越大，炮台或被占领或被毁坏，各处清军守兵均听令不抵抗逃散，叶名琛依然不动声色地“看箭”。直到手下官员纷纷假托风大难射箭，请求早早收场后，叶名琛才“允令”退堂。

25日，英军攻占海珠炮台、商馆等处，广州城外的防御工事全部落入英军手中。英军至此兵临广州城下，可叶名琛对此毫无反应。反观民间，广州城内外纷纷挂起告示，邀集团练民勇，共同抵抗英军，一共组织起团练2万多人，声势浩大。到了中午，有广州城西关的数千名团勇，扬旗列队行过十三行洋楼下。洋楼上的外国人立即开枪，杀死练勇1人、百姓2人。见此情形，民众及团勇纷纷鼓噪，当地士绅则害怕矛盾进一步激化，赶忙安抚阻止。隔天，叶名琛才做出反应，但居然是下令关闭粤海关，停止中外贸易。

27日，英方发出照会，要求允许洋人自由进入广州城。未收到答复后，英军开始以约5分钟一次的频率开炮炮击广州城。当时，督署内的兵丁衙役逃散一空，叶名琛却“坐二堂上，毫无惧色”，并终于发出告示，命令广州军民协力齐抗英军，还开出了击杀英军一人就“按名赏银三十大元”的极高奖赏。

28日，英军集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当晚轰开缺口后，英军又在靖海门外放火，火势直逼城楼。

29日，英军百余人于下午2点攻入广州城，与清军在街道、房屋中交上了火，在付出3人死亡、11人受伤的代价后，西马縻各厘由巴夏礼陪同入城，某种程度上通过战争实现了“入城”的要求。而“正巧”当天叶名琛去文庙上香，没有被英军捉个正着。之后，兵力不足的英军很快从广州城内撤退，但是依然继续炮击以保持军事压制。英军接下来发出的数份照会同样没有得到叶名琛的回复；公使包令冒着进城被抓住凌迟的风险，要求与叶名琛见面会谈，也被拒绝。

11月3日和8日，英、清两军水师发生小规模交战，清军试图将火筏及载有爆炸物的舢板船借潮引向英军，但效果并不理想。

11月12日，英军攻取虎门炮台，隔日攻占亚娘鞋炮台。两个炮台加起来共有400门以上的火炮，然而炮台内的清军均未做出任何有效抵抗。

11月15日及20日，广东水师偷袭英舰未果，却让英军加强了防线周围的防御。

期间，包令等人数次对叶名琛发出照会，却都被拒绝。

叶名琛的计划

在接连数日的武装对抗中，叶名琛相当于“自废武功”，把脸伸过去给英军打，但一般人绝不会做出如此毫无道理的事情，更何况面对英军规模不小的军事行动，他的反应居然出人意料的镇定和迟钝。他为什么这么淡定？又为何在如此大的军事压力下还这般强硬？或者说，在他反常行为的背后，还有着怎样的底牌等着在合适的时机翻开？

两广总督叶名琛

这得从叶名琛从前的事迹说起。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清史稿》记录下了他的升官轨迹：

“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叶名琛在当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了。论出身，他是最正宗的科举出身，饱读圣贤书；论升官，10年不到连跳9级，升到省级大员，这还包括丁忧守制的那27个月；论功绩，他平定了罗镜吴三、凌十八起义军，乃至抵挡住了后来遍及全省的天地会“红兵”大起义 。然而，以上功绩实际上都不是最耀眼的，叶名琛对外“抗拒”的“功绩”，才是真正打动咸丰帝的地方，深得其欢心。

咸丰帝登基后，相比他那被洋人戳破“天朝上国”迷梦之后就捂起耳朵、埋头当鸵鸟的老爹道光——“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他对洋人的态度明显要强硬得多，颇有一种重振权威之势。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给道光皇帝和沿海官员收拾烂摊子，对外持妥协软弱政策的耆英等人，被新登基的咸丰帝或降罪处理，或直接撤换。这位对道光朝官员对外委曲求全行为不理解也不打算理解的咸丰帝，狠狠批判了耆英等人的“畏葸无能”，只能靠所谓“怕民变”的借口糊弄洋人，不顾国家颜面。得知英国公使文翰等人为入城问题而北上天津、上海等地“告御状”时，咸丰帝借着向对外强硬派以及在新天子“杀鸡儆猴”态势下不得不对外强硬的官员们询问沿海布防情况，着重威胁了一番潜在的对外软弱派。咸丰帝告诉他们，各处紧要地区一定要布防妥当不可大意，再像以前那样对外委曲求全，“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紧迫的政令前，各地督抚群策群力，很快上报了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好办法”。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称，大沽—北塘一带的炮台和兵力足以抵御洋人，只要组织些团练作为补充就能发挥威力。估计是认为大沽和北塘一带的炮台太强大了，他甚至给咸丰帝打包票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然而，炮台实际上已修成很久，团练也几乎是常设，他上这个奏折说白了等于什么都不打算做。

两江总督陆建瀛则奏称，因为上海已经（被迫）开放，所以得用别的办法来处理，至于苏松等地，可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军军舰的行动，然后施以火攻。只是这方法似乎是从清朝开国以来对付各路敌水师的不变之法，再往上算，明朝时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也是差不多的方法。一个几百年前的方法用来对付英军的铁甲火轮，效果严重堪忧，且这些方法得等同洋人交战时才能使用，所以同样是什么都没准备。而且陆建瀛根本没能活着等到施行它的时候，太平军攻破南京时（1853年），陆建瀛乘轿欲“遁入满城”，结果被当场击毙。

浙江巡抚常大淳提出的对策相对正常一些，即补造战船、整顿水师、将团练融于保甲之中。说穿了，都是在办已经存在的事，所以还是等于什么都不打算做。

盛京将军奕兴的办法则颇有10年后僧格林沁的神韵，即全然不在东三省沿海设防，如果英军前来，则任由他们登岸，然后“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最后以所谓“劲旅”——东三省的强力马队以逸待劳，歼灭“据说”不擅长陆战（这是当时清人对洋人陆战的一贯印象）的英军。所以，东三省也不用干什么，等着洋人上门就是。

至于广东的徐广缙、叶名琛两位搭档，办法依然是沿用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对策：

其一，鼓动民众，借助民力。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聪明的清廷官员通过三元里抗英等事件发现了一个规律：正如粤东民谣所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三元里等地就是靠民众击退英军的，作为前车之鉴，洋人似乎不敢贸然挑起民怨，因此只要以群情激奋的百姓为借口，朝廷就可以此为由拒绝洋人请求。耆英以及接替他的徐广缙、叶名琛，都是以民怨作为推脱洋人入城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指望的是成为“民”“夷”冲突的调解人，而不是身处一线，直面洋人。

其二，断绝通商。他们好似认为，断绝通商就可以掐到重利的英夷“小人”的七寸，而且就算跨过大半个地球、携巨资前来经商的洋人不怕赔个底朝天，他们的军事力量也不足为惧。“据说”英军在亚洲的大本营香港只有一千多驻军，如此人数怎能和广东的数十万军民匹敌？

于是这两位搭档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绝不敢动武开战，所以不必庸人自扰，用以往的老办法就可以轻松制夷。咸丰帝对此表示了肯定，他好像没察觉到自己登基后打算超越老爹而烧的第一把火，就这么被底下官员悄无声息、阳奉阴违地“熄灭”了。

后来，徐广缙被调去平定凌十八起义，剩下叶名琛一个人与洋人大玩拖字诀，于是咸丰帝很快就注意到了他，毕竟在道光皇帝没死的时候，叶名琛就以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给他爹大大地找回了面子。

到了1853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5个通商口岸，洋人已经进驻了4个，只有广州依然是抵抗洋人的“最前线”。别的地方，洋人和朝廷官员天天都得见面会晤，唯独广州这边洋人不但见不着叶名琛，就算见面还得被安排到城外河边的小仓库。所以这样一个对外以歧视手段抗拒洋人、对内收拾叛贼也相当“得力”的强硬派，怎能不得咸丰帝的欢心呢？咸丰帝几乎将叶名琛当成了广东的擎天一柱，对其无不言听计从。

不过，话又说回来，除去挑动民众和断绝通商，也没见叶名琛在数日的武装冲突中使出别的手段。所以，与其说叶名琛打算开战后欲扬先抑，不如说他已经底牌尽出、黔驴技穷了；因为无论是25日鼓动民众，还是26日断绝通商，都和之前广州反入城斗争等历次抗拒洋人的做法如出一辙。那么如何解释初期叶名琛命令清军不抵抗，以及面对英军攻城依然如此淡定呢？

这就要从地球另一端的一场战事说起了。1853年10月20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相继介入，并对俄国宣战。战争的结果是英法等国全面获胜，俄国惨败，后者于1856年3月签订了放弃若干到手利益、割地等条件苛刻的种种条约。那么，这一战事和叶名琛的淡定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因为叶名琛得到的情报居然是英方惨败，俄国向英方讨要赔款：“（俄军军舰）俱系来香港，向英吉利国夷人，索取前许之兵费（赔款）。”于是他“巧妙”地将这件事和英方要求入城联系起来，自以为明白了洋人为何要入城。

在他的想象中，英国人之所以苦苦要求入城，是因为欠了俄国人7000多万的赔款。英国人打算在广州征得这笔钱，所以必须入城，以便勒索银钱！恰巧“亚罗”号事件中，英国领事包令重提入城、修约等事，更加让叶名琛误以为，英方的真实目的除了实现多年来的入城、修约等愿望外，更要借着这个机会狠狠地在广州刮一层地皮。

叶名琛的情报失误远不止这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印度发生了土兵起义，结果旋遭英军镇压，叶名琛得到的情报却是：“伊（英国）属国孟加拉作叛，彼军（英军）战败。”“英军战败”也就算了，他得到的情报居然是“全军覆没”，甚至还“亡一大帅，或谓亡一驸马”，就连之后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额尔金（James Bruce），也在印度吃了败仗逃到海边，幸得过路法军兵船搭救才幸免于难！

除了以上这些荒谬到让人啼笑皆非的情报外，叶名琛的情报系统里还有所谓的“英国女王国书”：“女主国书，已于十月中旬（阴历）由火轮船递到香港……”叶名琛奏报说，该国书的内容是让英军不要依仗武力，“恃强行事”，要和中国官员好好沟通，千万不能“妄动干戈”。这不但又一次与事实相反，甚至错误到连英国女王和议会的权力之分都搞不清楚。

与之类似的情报谬误，还有法国大使的消息：“（法国专使）由本国开行时，屡奉国王明示，英国与中国现有争战之事，派尔往广东，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但实际上，法国专使格罗来此正是为了会同英军向大清开战，法国远征军此时已在路上。

法国插手的直接原因是，1856年2月广西西林县官员处死了非法潜入当地传教的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法国官员曾多次要求清方给出解释并赔偿，但遭到叶名琛拒绝，法国政府遂以此为借口派出格罗男爵为高级专使，领兵前来。

那么，这么多与事实截然相反且荒谬至极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叶名琛自己曾在奏折里洋洋得意地卖弄道：“近日英国新闻纸愈加密秘……”所谓“新闻纸”，也就是报纸。叶名琛还表示，他不但将报纸“编列号数”，更秘密封锁起来，不是召开会议解决大事期间，就连洋人官员也不能取阅，外面当然也买不到，只他派去的人有本事，才苦心通过关系从洋人那儿弄到。

其实，报纸并不是不能作为情报来源，只是叶名琛把在香港等地满街发行的报纸当作绝密情报，实在是太过可笑；并且综合以上内容，这些报纸的可信程度相当值得怀疑。那么，如此荒谬绝伦的种种情报，难道就没有人怀疑过？

当然有，广东布政使江国霖曾就此向叶名琛发问：“中堂（指叶名琛）所用探报，自然都可信？”叶名琛当即勃然大怒，并狠狠斥责了他。事后，他还得意地在番禺知县李福泰、南海知县华廷杰等人面前说，从前林则徐喜欢用探子打听消息但是被探子坑惨了，都是因为偏听偏信；而他就聪明多了，“合数十报单互证”。除此以外，叶名琛决定情报准确与否的办法，甚至包括他开签馆的老爹的“各处神签”。

通过这些谬误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的情报，叶名琛将如此一个列强环伺，纷纷准备动手或者已经动手的险恶境地，看成是英国处境险恶、法国中立、俄国逼英国还债的状态。他还由此得出结论：英国断不可能对广东发起大规模武力介入，而小规模武力介入也只会出动香港驻军。那么在兵力、后劲都不足的情况下，只要继续和英国人玩拖字诀，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如此这般，叶名琛的种种诡异举动也都可以得到解释。更不提某些巧合的发生，如“亚罗”号事件中英国领事包令重提入城、修约等事，进一步加深了叶名琛的错误判断。于是，凭着这些荒谬情报做出误判的叶名琛，不但态度强硬，且有恃无恐。

12月14日，“亚罗”号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咸丰帝方才收到叶名琛汇报此事的奏折。时间上的延误暂且不提，奏折内容却无比骇人听闻，这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来——“英夷藉端寻衅、坚欲进城、力战两次获胜等由”。他不但捏造了两次交战共毙伤英军四百余人的“大捷”，更是宣称击杀了英军司令西马縻各厘！至于广州防御更是滴水不漏，区区2万兵勇就“足敷防守”。他还根据之前的错误情报，得意地声称法、美、俄等国“未必相助（英国）”。咸丰帝闻报大喜，批示说“（假如英国）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那你叶名琛也不能心软，不能像前任总督那样迁就这帮洋人，务必以胜利者的姿态“设法驾驭”他们。

咸丰帝仿佛已经看到了英国服输之后，不但“悔祸”来求自己原谅，而且叶名琛在自己的命令下不再发善心“迁就”英方的美好场景。只可惜，现实和他的想象差别甚大，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情，依然做着这个美梦……

广州周围的武装冲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英军尽管多次获胜，但兵力不足，且被当地军民不时的游击战骚扰折腾得苦不堪言。1857年1月，英军撤离广州城，退往南郊凤凰冈。叶名琛得知后，在“当地行商意图和英国领事建立‘公所’以便会见” 的误导下，认为自己的策略起了成效，这是英方打算退缩的表现。于是，对建立公所一事“坚拒弗纳”之后，叶名琛于1月23日发出了第二份报捷奏折：“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帝阅后大喜，更为欣赏叶名琛，并回道：“朕亦不为遥制。”

2月开始，英军逐渐撤出珠江，退往虎门。于是，叶名琛于4月1日向咸丰帝发出了第三份报捷奏折：“官兵连旬击剿，叠次焚船毙匪，堵御尚为严密。”除去一如既往捏造大捷外，他更声称英国国内不满前线官员擅动武力，认为“不应向中国启衅”，将“加派夷酋来粤定议”。但实际上，除去英国将派来新使这点没错以外，其他全部与事实相反。1857年2月，英国下议院提出了谴责英国在华擅用武力的议案，然而议案通过后下议院就遭英国首相巴麦尊强制解散，重新大选。最终，巴麦尊一派在大选中获胜。3月3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勋爵为专使，加大侵华力度。

对此毫不知情的咸丰帝甚至得意地指示叶名琛：不要穷追猛打，见好就收；不要不给人台阶下，让对方难做；要对新来的英国专使“以礼相接”。

叶名琛接到谕旨后，曾于5月21日派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试探包令，是否愿意和谈以及条件几何。然而，这次却换成英方强硬起来，他们根本不打算与叶名琛谈判！

5月26日，叶名琛又一次向咸丰帝发出捷报：“该夷（英国人）乘隙起衅，天褫其魄，理宜然也。”可在叶名琛报捷的同时，得到增援的英军舰队已经重入珠江。

6月1日，17艘英舰与广东水师百余艘战船交火，清军大败，被英舰追至佛山。战后，英舰主力退出珠江，仅留三四艘军舰驻守南郊附近。叶名琛则在6月27日向咸丰帝报捷：“防御英夷，三次接仗获胜。”

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适逢印度孟加拉土兵起义，额尔金不得已抽调正赶往香港的英军和部分香港英军前往印度平叛。这在上文叶名琛收到荒谬情报的章节已有提及，他认为自己看破了英军“外强中干”的事实，认定从“亚罗”号事件以来的决策起到了显著成效。

之后数月，中英之间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仅有数次小冲突。11月期间，美国新任公使列卫廉两次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都被拒绝。

12月11日，英方送来照会，通告了英法专使的到来，并告知次日英法专使将分别送上照会。12日，英法两国船只如约送来本国专使的照会，其船上的白旗（国际惯例，表示休战）和早先收到的错误情报让叶名琛产生了英国人即将妥协的某种错觉，以至于万分得意地朝手下宣称：英国人现在穷急了，但是为了面子不来求他叶名琛，而实际上呢，外强中干的洋人已经气馁了，只是故意说大话唬他叶名琛。为了进一步证明英国人已经气馁，只是在强撑，叶名琛更列举了几个细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遭受英军炮击时，即挂白布于靖海门前示弱，请求停止炮击（实际上是广州城内的行商了解国际惯例所以如此行动）；这次呢，换英法船只挂白旗了，这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啊，他叶名琛算是大大地给皇上扬眉吐气了。

实际上，就在叶名琛浑身畅快，并将这些细节写进奏折，以为大长国威之时，英法军队已经快要集结完毕了：英军集结战舰43艘，海陆军兵力约有1万人；法军集结军舰10艘。叶名琛还在为英法官员这次面见他时“免冠佩剑，礼貌尚称恭顺”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英法两国是先礼后兵，给他下最后通牒来了。

英国专使额尔金在照会中第一条就抗议不允入城，似乎又让叶名琛产生了“亚罗”号事件期间，“看破”领事包令真实目的的错觉；而法国公使格罗在照会中要求赔偿等项，则被又一次收到假情报——格罗曾劝额尔金“自酌息事”，包令亦再三劝额尔金不要对“天朝”屡次冒犯——的叶名琛，视作恫吓虚诈。况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杀气腾腾的最后通牒不同，在洋人们相对“文明”的词句以及看似“恭顺”的态度面前，叶名琛并未感受到其中潜藏的杀气。叶名琛甚至认为这只是英国人为了弥补克里米亚战争及印度土兵起义所带来的损失，而进行的“求和”之举。

秉承这种想法的叶名琛，之后给额尔金发了一份两千余字的照会，除去驳斥对方要求外，甚至嘲弄起对方说：贵国派你来是为了在此平息事端，而不是寻衅生事！同时，他还“好心”地给这些“暴力讨饭”的洋乞丐们台阶下，说你们是不是受了什么挑拨，看你们的行为（侵略中国）好像不是出自你们的本意。对其他国家公使发出的照会，叶名琛的回复与之类似，或趾高气扬、长篇大论，或言简意赅、不可一世，并且对洋人的各项要求统统拒绝。

对于叶名琛的复照，无法理解叶名琛所思所想的洋人觉得不可理喻，搁置一旁。而叶名琛却依然沉浸在他深信不疑的情报里：据叶名琛在香港的密探禀报，洋人这次接到他的复照时“大为惊愕，相顾失措”，惊呼本国情形被叶名琛知道得一清二楚，简直是“为从来十余年照会中所未见”。

最后通牒的10天期限慢慢过去了，英法开始向广州调动兵力准备进攻。又过了两天，即12月24日，英法发出照会，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而英法军方也同日发出照会，要求广州清军退出90里之外。英法联军没有按期进攻的事实，让叶名琛更为深信对方只是虚张声势，目的是恫吓他，他直接发出复照予以拒绝。两天后，英法联军仍然未攻城，可其频繁的兵力调动，使广州城内外，除叶名琛以外的大小官绅都绷紧了神经，紧张无比。叶名琛信誓旦旦地对手下说：这是洋人在吓唬你们呢，洋人越这么干越说明他们已经势穷了。有官绅请示前去英法方面“一探”，却被叶名琛怒斥并威胁：谁若敢去，他将亲自跟皇上指名道姓地参上一本！

12月27日，感觉制夷前景“一片光明”的叶名琛给咸丰帝上了一道七千余字的奏折，信心十足地宣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并表示这是“一劳永逸之举”。无论是叶名琛，还是即将看到这道奏折的咸丰帝，都对彻底解决烦扰这对君臣已久的洋人问题充满了信心，似乎胜利已经露出曙光，叶名琛长久以来的种种作为也算有了回报。另一方面，叶名琛也知道自己历次伪造捷报是大罪，但他对咸丰年间官场的透彻观察是他如此作为的底气：他对别人透露过，“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也就是说，在叶名琛看来，只要事情能办下去，让策略发挥作用，解决烦扰大清的洋人问题，那么哪怕过程中用了这种捏造捷报的手段也无可厚非，只要事成了就行。

叶名琛就是这么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典型封建官僚。要知道，几年前在洋人的帮助下，守住了数万“红兵”围攻的广州城后，叶名琛为了达到清理起义军群众基础这一目的，不惜在广州城四周残酷屠杀。根据当时洋商的记载：

“广州当局每日杀人以五六十计，总督（叶名琛）曾在一日中杀三百人。我曾去参观刑场，只见血流成渠，首级累累，堆积在篙架上。这只是两三省内的杀人数目，倘加上其他各省的杀人数目，那么该有多少人被杀？革命军 频传捷报，可见这些头颅不可能全是革命者的首级，甚至也不可能是与革命运动略有关涉的人的首级，较可能的，这只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良民的首级。叶总督用他们来表示自己剿匪有功，以取悦满洲皇帝。”

“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

“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

“1855年的6、7、8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

“天啊，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息，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蚀气之下。”

为了替天子效忠办事而不惜用上最恶心残酷的手段，捏造捷报乃至杀良冒功，叶名琛其人之冷血残酷可见一斑。

1858年1月17日，收到这道奏折的咸丰帝龙颜大悦，甚至在谕旨中反复提及叶名琛的奏折原话，如叶名琛自吹自擂的已看穿洋人底蕴，此次行动将是“一劳永逸之举”等。这使咸丰帝自觉对叶名琛无条件的信任，得到了最圆满的回报。其实，叶名琛在沿海这么“胡作非为”，并不是没有人告知咸丰帝的，如两江总督怡良，他通过上海这一大清对外接触最为频繁之地，了解到叶名琛的许多“光荣事迹”。只不过叶名琛圣眷正隆，他自然不敢直言其事，只能婉转表露。咸丰帝对此相当不满，斥责其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脑袋清醒些，“勿为所惑”。而咸丰帝自己展开的几次调查，也被叶名琛圣眷正隆以及广东官场官官相护等原因糊弄过去。

总之，咸丰帝此时仿佛已认定能在自己这朝彻底解决洋人问题。这样，他不仅给被洋人打醒“天朝上国”迷梦的老爹道光皇帝出了气，更证明自己能解决上任皇帝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所用官吏亦为大才且衷心辅佐，是超越了老爹的明君。

只可惜，咸丰帝全然不知，这封奏折从去年12月28日发出，到他看到的这20日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美梦做得再美再久，终究有醒来的时候。

叶名琛“梦醒”得最早，在他发出这道奏折的第二天，即1857年12月28日，英军会同法军发动了进攻。这次洋人不再如上次那样仅仅出动几艘军舰、百余士兵，而是动用战舰20艘、士兵5800余人进攻广州。结果基本与上次相同，兵勇衙役逃散一空，叶名琛依然在署内淡定地处理文件，并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他内心还以为这是洋人的“垂死挣扎”，后经“多方劝说”才避入旧城。

广州城里，清军与英军战成一团

次日，也就是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期间，叶名琛的部下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避开叶名琛，发布告示试图“两国议和”。此时叶名琛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起来，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坚持洋人“不许入城”，最多给对方一些银子。

1858年1月5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捕获叶名琛，送上军舰。直到此时，他还保持着钦差大臣的派头和威势，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谈判。结果，他被送往印度像猴子一样给人参观，而他自己则大言不惭地自诩“海上苏武”，最后死于印度。

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或者故事的结局，一定会被愤怒的读者骂死，等主角欲扬先抑等了半天，最后居然一抑到底了？然而历史并不是小说，就如同有人说过的那样，现实比小说更离奇，因为前者不需要逻辑。叶名琛的结局是很惨，但这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就像同时代的名士薛福成人评价的那样：“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不过相比假想中的“愤怒的读者”，对叶名琛十分赏识的咸丰帝着实被这样的反转弄得目瞪口呆，不啻晴天霹雳。

1858年1月7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为首的广州文武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叶名琛被俘的消息。20天后，即1月27日，这份奏折终于被送到咸丰帝手上。才在10天前看过叶名琛报捷奏章的咸丰帝，刚看到这份从广州送来的奏折时，以为这次终于等到大结局了，是洋人给叶名琛及其代表的大清服软跪求呢，还是“技穷”的洋人被叶名琛一手荡平了呢？

然而，咸丰帝万万没想到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转折！被叶名琛导演的“抗洋神剧”吸引并沉迷其中的咸丰帝，赫然发现结局居然变成了截然相反的“灾难片”！被这封奏折砸得头晕眼花的咸丰帝，在奏折末尾写下了一句在后世看来颇为喜感的批示：

“览奏实深诧异！”

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广州失陷可以说狠狠地扇了咸丰帝一巴掌，本以为自己养了只老虎，不日就可以把动不动就闹腾的洋人的脑袋咬下叼来，没想到居然是只老鼠，还是只挨打不还咬的那种。当然，这里面也有叶名琛倒台后，其余官员赶忙与此事撇开关系，从而对叶名琛落井下石的成分在内。总之，叶名琛不但自取其咎，还背上了大大小小的黑锅。叶名琛被送去印度展览后，咸丰帝革去了他的职务，由四川总督黄宗汉接任，而黄宗汉到任之前，大小事务暂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

咸丰帝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是：既然英国人极恨的叶名琛已经被革职了，柏贵和英国人“尚无宿怨”，正好可以“以情理开导”洋人；最好的结果自然是洋人退还广州，请求通商，这样的话，柏贵可以“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不行，那么就“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如此看来，咸丰帝的外交技巧和国际视野似乎也没有比他现在恨得牙痒痒的叶名琛高到哪儿去，就连手段都差不多，全是千年不改、内外通用的“剿”“抚”两手并用，甚至将近代的列强当作传统的外夷边患对待。将传统剿抚之术这一套用在近代的国际外交上，不仅堪比笑话，甚至完全无法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清军哪有能力和实力剿灭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集结的军力？因此，即使柏贵想遵旨也没办法完成命令，更别提他的心思还很“灵活”。

柏贵，蒙古族举人，但一点也没有草原汉子的豪爽。早年间，他以“襄办夷务得力”而得过奖赏。可以说，他与洋人的接触相当频繁，甚至在包令为广州领事时，就和他极为要好。在柏贵暂代叶名琛主管广州的正式命令到达前，得到风声的包令就写道：“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叶名琛和柏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们可以指望，柏贵的胜利能开启另一种政策，那比叶名琛的傲慢和拒绝要好得多……”

甚至在广州失陷当日，柏贵就派行商转告洋人说，他对叶名琛的政策很是恼怒，要求进行谈判。洋人这边大骂叶名琛，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看起来并不反对议和，于是被行商探知并回禀给柏贵，柏贵也尽数汇报给咸丰帝。同时，他又不断派行商给洋人传递消息，诸如“叶名琛从未把联军的照会通知给同僚，更没有一起协商，所有冲突都是叶名琛独断专裁引起的”，“关于影响广州安全的问题，叶名琛从未和柏贵商量过”。咸丰帝只知道柏贵上报洋人似乎恨极叶名琛，却不知柏贵私下向洋人示好，所以才会发出上面那道训令。而柏贵相比叶名琛要强出很多的种种“友好”表现，也使急于恢复广州周围秩序、建立傀儡政权的列强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额尔金就宽慰地写道：“这给了我们挣脱困难境遇的机会。你可以想象，我们只有两三个懂得此地语言的人，如何去统治几百万人（其实仅广东省就有两千多万人）！我从来没有这样困难的事情要料理。”柏贵对此事的态度则是“大笑”并拒绝，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他隔天却又同意了。

于是1月9日下午，柏贵跟在英法全权代表后面，同乐队以及大批海陆军官及士兵一起，全程参与了对方耀武扬威的入城仪式。最后在大批英法官员的迎接下，侵略者和清朝官员进入了插满旗帜的巡抚衙门。一向喜欢看热闹的中国老百姓，面对这次极为热闹的仪式，上前围观的却只有三人。

柏贵作为傀儡政权的“首脑”，受到了“优待”，座次紧挨着额尔金和格罗，就连英法军队的司令都位列其后。草草讲了几句装模作样的话之后，仪式便宣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起的地方傀儡政权就这么成立了：柏贵复职，与列强建立的“英法总局”一起治理广州。

只不过柏贵虽然名为巡抚，但实际上只是高级囚徒。衙门里驻满了英法联军，他自己不但只能待在最内层，且行动受到限制：柏贵和几个家丁单独住在四堂门外，外有洋兵层层把守，对各种来访都盘问甚严。而且，他本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权力，也常常被洋人官吏挑衅，哪怕是惩处个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英国官员都会警告他：“如果本军或属于本军的任何人再被拷问，我就要同样惩处那些有关官吏。”柏贵拟定的征收百分之三的财产税提议，也被英国官员否决，权力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广州领事巴夏礼操纵。

尽管如此，柏贵仍尽心尽力地为新主子服务，竭力阻止民间或清廷展开军事行动。他制止打算举事的士绅，告诫他们“广东风俗虚骄，恐举事不成”；劝告朝廷官员不要轻举妄动，“勿使该夷疑我同谋也”；甚至，他将以前叶名琛对洋人使用的拖字诀学来，玩到咸丰帝身上。他上报说，他和广东境内心怀大清的官绅秘密筹议过了，暗中组织兵勇和“破格悬赏”激励士气之类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无奈现在广州城外有几十艘洋人兵船不说，炮台也被洋人占据着，就怕一击不成，失去先机，导致广州城“数十万生灵，尽归涂炭”。柏贵吓唬了一通咸丰帝之后，又画了一张大饼：他说现在洋人也悔悟了，“现商重建夷楼，以为贸易之地”，他柏贵有很大把握在夷楼重建之后劝服洋人，让他们老老实实地请求通商。

被糊弄住的咸丰帝对英国人重建好夷楼后请求通商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却等来英法联军在2月11日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中断一年有余的对外贸易的消息。又惊又怒的咸丰帝方才通过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的奏折，知道柏贵已被洋人“挟制”。于是咸丰帝令骆秉章派密使去广东，奉他的密诏，要求广东在籍侍郎罗淳衍等人“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逐退广州英军（咸丰帝此时仍不知法国也已对华宣战）。乍一看，这是一份很正常的军事命令，只是该命令的结尾处却暴露了咸丰帝的真实意图：“然后由地方官出面调停。”和叶名琛一样，咸丰帝身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打算让政府发挥职能，在第一线去抵抗侵略，而是鼓动民众去攻击洋人，然后由政府作为“调解人”，调解“民”“夷”之间的冲突……其无能与无耻可见一斑。

而广州城内的洋人这会儿正在为叶名琛留下的“遗产”——民团而头疼。

1854年广东天地会“红兵”大起义爆发后，叶名琛手下的绿营军几乎望风而溃，即使有个别敢战的士兵，也被砍了脑袋挂在“红兵”营门上。大多朝廷士兵直接哗变，不肯出战，理由是：“每月得饷九钱，叫我去送死吗！”叶名琛只能靠着广州城内数个坚固炮台，苦苦抵挡起义军。在这危急关头，叶名琛多年谋划的“以民制夷”策略却在列强武力介入之前，提前派上了用场——各地官绅大兴团练与起义军相抗。广州城下的数乡民团联合军，甚至代替不堪用的绿营和八旗军，成了守卫广州城的中流砥柱。

现在，这些民团在叶名琛被送去印度之后，依然发挥着作用，以各种游击战偷袭落单洋人：

“本月初，三名欧洲人被捉去了，后来一个传教士交给代理领事袜子和鞋各一只，那是从一个欧洲人的无头尸体上取下来的，他漂流在江面上，无疑是那些被捉去的人之一……”

“一名随营人员坐在城门附近的防御物下，突然被枪杀了……就在这个城门外面，一个印度兵正在买蔬菜，又被格杀了。”

民团还炮击广州城派出的中洋混编巡逻队：

“7月13日，联军的一支部队到东郊拆毁房屋，因为在之前数夜，有火箭从那里射到他们的军需仓库。而当他们进行拆除时，中国人的连环炮打来了，计打死法兵一人，伤英兵二人以及印度兵二人……次日上午，十四名巡警正走入一条狭隘的街道，装有连环炮炮弹的大炮又打来了，那炮隐蔽在这条街头的一座房屋的废墟中……巡警一人被打死，八人受伤……”

包令无奈地写道：“如果外国人离开这个城的近郊……那就不安全了。”

民团甚至将文书趁夜贴在广州城内的将军署（极为靠近英军指挥中枢）：“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然而，并无集体组织，只是各自为战的小规模游击战尽管一时此起彼伏，却终被列强以绝对的武力优势荡平。

至于咸丰帝打算在广州“以民制夷”，然后当调解人的愿望，却因组织团练这一步都没能迈过去而最终无法实现。被咸丰帝寄予厚望的团练大臣罗淳衍等人，不断以筹措军费为由拖延时间；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也很配合这批团练大臣，一起给咸丰帝大玩拖字诀。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尽管在奏折上，广州周围组织起的团练已经达到数万人，然而始终没有发动任何进攻。就这样，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另一方面，广州城陷的消息传至上海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唯恐洋人也来修理自己，便主动派下属找英法领事表态：“粤事应归粤办。”何桂清不但和广东划开界限，更表示这是广东以及北京政府对洋人的战事，不关他们这些和洋人关系好、天天通商，甚至给他们划租界的“开明人”的事，没必要像广州那样被修理一顿。给咸丰帝上报时，何桂清自然不敢用这样的理由避战，于是大谈上海对供应北京城粮食的漕运的重要性，以及上海每年所得关税和厘金对清军军费的重要性。咸丰帝似乎也默认了这一点，没有像刚登基时那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何桂清的软弱避战，反而批示“（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并且表示“上海华、夷既无嫌隙”，那就“照旧通商”好了。

福建一看江浙这边如此“大逆不道”都没事，也不甘人后。闽浙总督王懿德也以类似理由称，如果洋人军舰前来“窥伺”，他也不打算动武，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洋人守约，不要动武。诸如此类为不动武而找的借口，咸丰帝一概默认准许，毕竟东南几省是清廷财赋的重要来源。

于是在以往中国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出现了。按照战争惯例，双方应该撤退平民（尽管清朝没这一说），中断通商，封锁对方在陆上或海上一切口岸、道路，接着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得到其他指示。然而，此时的情况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与洋人处于战争状态，而南方数省则与英法和平共处。上海官员不但与洋人照旧交往、照做生意，甚至将上海港打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北上南下的中转站与补给基地。面对这种乱象，咸丰帝当然不是不想管，只是有心无力，因为洋人已经“打上门”来了……

大沽口之战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共同发出照会，要求清廷派出大员谈判，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咸丰帝此时正为国内战局发愁，忙于内战没空也没心思搭理洋人的他，对此事的态度是：现在内战都没打完，哪有空理你们洋人？最终决定“为羁縻之计”的咸丰帝，制定了“详尽”的分化四国集团的外交方略：

首先，对俄表示友好。咸丰帝宣称，大清与沙俄有“中俄百年友谊”。这就不得不提百余年前的雅克萨之战了，这场大清为数不多的打赢了的对外战争，产生了百余名俄罗斯俘虏。换作是内战，清廷的俘虏不是被凌迟就是会被施以酷刑，必然不会让人舒坦。然而，内残外忍的清廷却将这批俘虏集中起来，送到北京好生安置，还抬了旗并编为佐领（八旗的基本军事单位）：“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等地方取来鄂罗斯31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等编为半个佐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70人，遂编为正佐领。”清廷甚至专门将庙宇改建为东正教教堂，并允许俄罗斯教士来华。从此之后，清、俄之间的外交活动便从没中止过。

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难怪日后清廷会相信俄国的伪善面具。然而，清廷不知道现在被他们视为友邦的俄国，正打算从它身上狠狠撕下一块肉来弥补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到的重创。俄国公使当然也明白清廷打算分化四国集团的心思，所以故意投其所好，装作帮清廷的忙，实际却狐假虎威（俄国自身无兵力投入，倚仗英法的大量兵力吓唬清廷），打算狠狠讹清廷一把。这点在之后会有很多表现。

其次，对美设法羁縻。因为美国态度相对“恭顺”，只求修约发财，也没出兵，只是跟着英国狐假虎威而已，并且前几次英国“寻衅”美国也没参与。

再次，对法进行劝告。咸丰帝直到现在，还相信叶名琛上报的“法国公使是被别人怂恿，侵华不是其本心”的假情报。且法国曾经帮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看起来还有说服的可能。当然，这只是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的咸丰帝一厢情愿而已。

最后，对英严词诘问。尽管咸丰帝也知道洋人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才打算分化瓦解四国，且为了防止底下官员词不达意从而误事，特地让军机大臣代拟了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但情况没有按照咸丰帝设想的任何一种来发展。

清廷代表谭廷襄，虽然如咸丰帝所愿严格遵旨行事，但英法公使却摆起了派头，先以照会格式不合拒收，并拒绝接见没有“钦差全权”头衔的谭廷襄，之后更一再要求咸丰帝派出能全权处理此事的人前来。至于俄美公使，谭廷襄不仅可以见到，还认为前者十分“友善”——实际别有企图，一心觊觎中国领土；后者态度“恭顺”——真实目的是为了修约赚钱。美国公使不但没有英法公使那种不见咸丰帝不罢休的底气，甚至干脆将修约11条直接交给直隶总督谭廷襄，要求其转交给咸丰帝。

咸丰帝听说美国态度“恭顺”，也不像英国那么难缠，老是“寻衅”，所以抽空看了看美国的修约要求，结果不看还好，一看反而出大事了。

由于修约11条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因此在美国公使看来属于平等对外交流，所以美国就以当时西方所通行的平等理念进行了翻译：“朕选拔贤能智士，姓列，名威廉（即此时在大沽口外的美国公使），遣往驻扎撵彀之下……”

这言辞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内容也很很简单，类似于“我公司董事长××派××来你处签订贸易合约”。结果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就让咸丰帝龙颜大怒，正好触中了他的逆鳞：朕！

于是勃然大怒的咸丰帝批示道：“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竟然自称为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结果，第一个打破强盗集团内部平衡的美国，反而直接被咸丰帝移除出了交流名单。不过，英法两军之前发出的最后通牒——“后果自负”，也因为军力尚未集结完毕，尤其是内河可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而不得不推迟行动。

见洋人迟迟未动，咸丰帝又和早先的叶名琛想到一块去了：洋人估计是外强中干，只会吓唬人，而他咸丰帝并不怕洋人。受叶名琛送来的那些杀夷数百计的大捷奏折影响，尽管广州一事的结果让咸丰帝大失所望，但到底对洋人的战力缺乏直观认识。另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咸丰帝甚至为此专门指示各路已投入内战的大军一概不许御外，专注内战。在他看来，我大清不是没有能力揍你们这些洋人，只是家里有事，不打算搭理你们而已。

总之，这差不多是咸丰帝乃至当时北方官吏都认为的“真理”。直隶一省就额设4万余绿营汉兵，京城内更有11万多满汉大军，在咸丰帝想来，如此巨量的兵力配上北方最强大的大沽口炮台，这点洋人，要动手？怕是不够杀！

大沽口位于海河的出海口，河道宽约500米，水深约5米，沿河而上行60公里便是天津，堪称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因此大沽口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且，自太平军占领江浙部分地区，切断原有漕运路线之后，江浙两省的运粮路线便改为：上海—大沽—天津。此外，大沽口一带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对清廷来说亦是不亚于厘金和关税的重要收入。然而大沽口的重要地位，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开抵大沽口外方才被统治者重视。也是从那时起，大沽进行了彻底的大规模军事化建设。

大沽口炮台遗址

大沽口原有2座年久失修的炮台，且河床淤宽，炮台距河面500米有余，火炮难以发挥作用。1840年10月，时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奏准重建大沽口炮台，其中在南岸新建2座，在北岸新建1座，下用条石，上用砖砌，高5米左右，宽40米左右，进深26米，呈长方形。同时，清军将旧有炮台加固修复，并新铸大量火炮，计有5000斤、7000斤铜炮各10门；次年又铸10000斤、8000斤铜炮共8门，另从直隶各处调来大量火炮充实防线。于是，南北炮台各有炮“六门至九门、十余门、二十门不等”，加上台前土坝设的火炮，共有144门大炮（都是300—10000斤的火炮），此外还有小铁炮（300斤以下）200门，用以近距离战斗。

大沽口原设有绿营一协，分左右两营，额兵1600人。经过1850年英国公使文翰北上“告御状”，1857年俄国公使前往北京等事件后，督抚们又在大沽口增兵数百乃至上千。到英法联军陈兵大沽口外时，直隶总督谭廷襄共在大沽口地区布置士兵近万人：大沽口南岸3处炮台驻兵1000余人，另有清军1500余人被布置在后方以为后劲，指挥官为天津镇总兵达年、大沽协副将德魁；大沽口北炮台及其后路驻有清军1000余人，指挥官为直隶提督张殿元；驻守北塘的清军约有1000余人；距北炮台3公里的余家堡、距北炮台10公里的新河以及距南炮台20里的新城以南，驻扎有副都统勒敦泰、护军统领珠勒亨等人所率领的京营援军2000余人；另有本地乡绅带领的1000余名勇丁，驻守于西南的草头沽。

对面英法联军的兵力，据咸丰帝看到的情报称，有夷船“四五十号、夷兵四五千人”。通过后世资料，我们可知英法联军的具体兵力为：英舰15艘，舰炮192门，士兵2054人；法舰11艘，舰炮164门，集结人数不详。

清军官兵

两相对比，清军除了在军队数量和炮台等硬件设施上占优以外，地势上亦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沽口外有一道拦江沙，“平水不过二尺，潮来水深丈余，涨不过时即落”。有这道“天险”在，列强的大型舰船根本无法进入大沽口，能进入的只有小型船只。在不知列强实力的清廷官员看来，这又怎能威胁到大清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呢？

总之，指挥着北方重兵集团，又据守清廷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还有主场优势的清方指挥官——直隶总督谭廷襄，在看到英法联军并没有如期行动后，比咸丰帝更看不起洋人，这要归因于北方官员对洋人了解甚少，对其战力和调动准备更是一无所知。他不停地在奏折里宣称：现在大沽口在入海口两岸，罗列了密密麻麻的枪炮不说，更有精心布置的近万兵勇，声威浩大，气壮山河。

此时的咸丰帝看到洋人并没如期动武，那份赶紧打发走洋人、专注内战的心思越发强烈。之后在谭廷襄等人奏问，倘若英、法、俄等国擅闯要如何应对的问题上，注重“天朝”威严的咸丰帝却一律指示：“不可先行用武，使有所借口也。”

对于因为英法联军推迟行动而产生蔑视心理，并在奏折中将求战之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谭廷襄等人，咸丰帝再次发出警告：你们千万不能因为兵强马壮就擅自去打洋人，在天津主场打胜当然没问题，就怕你们打败洋人之后，他们去窜扰沿海其他地方。

可见这还没开仗，咸丰帝就已经笃定洋人必败了，甚至关注点都不是洋人战力几何，而是洋人战败扰乱其他没有牢固海防的地方会如何，其轻敌之心显露无遗。之后，咸丰帝再次于5月17日警告谭廷襄：你们不要听底下想立功的士兵们忽悠，现在打了是立功了，但后患（洋人战败后流窜骚扰其他地方）如何解决？

显然，咸丰帝仍然同之前一样，坚信洋人必败，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军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轻敌思想。

但咸丰帝这既不让打，又不同意英、法、俄所提条件的旨意，让谭廷襄很是为难。再三揣摩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大清军威，狠狠震慑英法联军。

5月17日，谭廷襄根据咸丰帝圣旨里的“示以兵威”，“传令南北各营兵勇”以及“后路健锐，火器等营”，统统集结，之后把他们拉出营房，“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于是，擦亮兵器、打出旗帜的清守军，沿着海岸排了足足5公里！谭廷襄更是“至炮台亲自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军容甚盛”，企图用“军容”把英法联军吓退。

然而三天后，谭廷襄等人就见识到真正的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了。

1858年5月20日上午8点，英法联军派出军官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谭廷襄对此不予理会，并向咸丰帝奏报：如果洋人来了，他就会同各员将佐、统带以及众多兵勇一起，以万全的筹备，借着坚固的炮台狠狠教训洋人一番。

10点左右，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被英法联军各派3艘蒸汽炮艇轰击，双方随即进行激烈的炮战。从未和洋人打过交道的北方清军在战斗之初表现得十分坚韧，其中一个炮位上甚至有29名炮手接连阵亡。只是双方的军事水平着实悬殊，额尔金就曾写道：“这些可怜的家伙，打得很激烈，但由于他们很少打中，不管打出的炮弹多么多，但起效的却很少。”

本就低得可怜的命中率又被落后的火炮技术进一步拖累了：清军几千斤乃至上万斤的大炮，就算打中洋人军舰，也只能打出一两个孔来，而不是如清军上下预想的那样一炮即沉。

1858年5月20日，英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

比起英法舰船的坚固耐打，清军炮台则呈现出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大沽口北炮台的三合土顶被彻底轰烂，如同给炮台“揭盖”；南炮台的炮墙更是无一处不碎裂。要知道，在英法联军先进的火炮面前，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经过特意加强的、6尺左右厚的石墙都被击穿过，更别提此时的石墙厚度只有3尺左右。就这样，谭廷襄等人精心修建的号称“北方最强”的炮台，在英法联军面前完全处于下风。

而在双方展开炮战的同时，5艘英舰运载着登陆部队进入了大沽口内，并以火炮支援登陆作战。大沽口北岸遭到721名联军攻击，其中英军371人，法军350人；南岸则遭到457名联军攻击，其中英军289人，法军168人。

中午11点15分，北炮台已经基本被联军炮火打至瘫痪，该处指挥官游击沙春元战死。失去了主心骨的清军随即一哄而散，英军旋即占领该地。南炮台坚持至12点左右，伤亡累累的清军绿营兵率先溃散，临时征召来的民勇也随即溃败；在战线后方督战的谭廷襄等人，即使斩杀数人也没能遏制住溃败的势头。清军溃散后，该地即被联军占领，而谭廷襄则率领高级官员一窝蜂地逃往天津。炮台周围从没见过洋人的各路援军，即使有7000人之众，但在得知两岸炮台友军的下场后，也集体溃逃了。大沽口及周边地区突然成了“不设防区域”。

此次战斗，英军阵亡5人，负伤17人；法军有4名军官和数名水手阵亡，10人失踪，40人受伤，伤亡过大的原因是其占领北炮台后火药库莫名爆炸。“他们（法军）中间许多人……无法忍受这么可怕的痛苦，埋头爬过炮台前的斜坡，滚入下面的壕沟里……我看见这些狼狈的可怜虫之一……虽然他被烧黑得看起来像是一块铁渣而不是人，但当他无力地在头顶挥舞帽子时，还疯狂地叫喊‘法国万岁’……”

英军用舰炮攻击两岸炮台

清军这边，尽管是以主场之利以逸待劳，但是因为落后的军事水平，伤亡却是英法联军的数倍：

满汉各营受伤军官：8人。

受伤兵勇：162人。

健锐、火器等营阵亡（当场阵亡）人数：10人。

督标、提标、天津镇标阵亡人数：230人。

天津练勇阵亡人数：49人。

火器营伤亡（战后伤重不治）人数：4人。

提标等营伤亡人数：9人。

阵亡军官：天津右营游击沙春元、署郑家口营游击都司陈毅等10人。

5月26日，英法联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抵天津。4天后，四国使节共同要求清廷派出能“全权便宜行事”的大臣，前往天津进行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咸丰帝经过大沽口一战，似乎也明白了洋人比4年前同样进抵天津的另一支军队——太平天国北伐军还要难对付。心慌意乱的他赶忙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负责与各国谈判。

隔天，咸丰帝在臣子的提醒下，想起了那个被自己撤职的对外软弱派耆英。此时，咸丰帝已经顾不得起用他是打自己的脸这一事实了，毕竟耆英当年主持与英法的外交时，与英法等国外交人员还是有些交情的，说不定可以用这一点来讨到一些便宜。咸丰帝甚至连策略都制定好了：耆英唱红脸，桂良唱白脸，“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更指望英国人能“念旧情”，彻底打消进京的念头。

然而咸丰帝又一次失望了：英法的态度始终强硬无比；俄国公使则装作站在清廷这边，提出若同意俄国的条件，就替清廷向英法说和；至于咸丰帝寄予厚望的“感情牌”耆英，更是徒劳无功。原来攻破广州后，英法联军缴获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发现当年耆英表面上对洋人和顺，实际内行钳制。因此，英法公使不但一点没有给“老朋友”面子，更是只派出两名年轻翻译，对其大加羞辱。不堪受辱的耆英愤而回京，宣告咸丰帝外交政策的再次失败。

无奈的桂良只得求助于伪善的俄国公使，俄国公使趁机诱骗桂良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差不多同时，黑龙江将军奕山也擅自与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咸丰帝认为用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换取俄国的人情很值得，于是指示桂良说：“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即《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即《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方能对得起中国。”

但国与国之间，有时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公使驻京风波

得了好的俄国人，一边在清廷面前装作要向英法说和；一边支持英法两国，意欲捞取更多的利益。1858年6月22日，英法专使照会桂良，如果清廷对条约签订一事再迟疑不定、斤斤计较，就要进攻北京。

有人认为，清廷在签约时斤斤计较、迟疑不定，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打算讨价还价，然而并不是。综合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公使常驻北京，面见皇帝时要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等多个通商口岸。

三、洋人凭“执照”可以合法进入中国内地游历、传教、通商等，“执照”颁发权由各国领事掌握。

四、修改海关税则等。

五、向英法赔款。

六、相对各种旧条约，在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项上进行细化规定。

综合以上数条，以现代人乃至当时的国际眼光来看，危害最大的应该为第四、第五、第六这三项，因为这对清廷的利益（经济、商业、主权等）有着莫大的损害。至于第二、第三项则基本比照上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款，危害度不及第四、第五、第六项。而第一项，无论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还是现在的国际惯例来看，都如同见面握手一样理所应当、稀松平常，毕竟不互相建立使馆，派驻公使，怎么可能进行正常的外交往来呢？

然而咸丰帝的考虑却恰恰相反，严重损害中国实际利益的后三项，他都痛快地接受了，反而视第一项为洪水猛兽，第二、第三项仅次其后。咸丰帝指示桂良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来来回回扯皮二十多天，就是为了这三项。

后世学者如茅海建等认为：在传统的中华文化里，讲究“天无二日”，也就是天子只有一个，其他人最多只能是诸侯或是臣服的藩属国之主；换句话说，正统政权只有一个，如果出现群雄割据的情况，群雄就会纷纷指责他人是贼，并标榜自己的正统性。不过这无法解释明朝皇帝接见洋人怎么没闹出这么大的问题来，清廷却因为见不见外使而争执不休。只能说，这一文化随着清朝的建立变得越发狭隘，在对外关系上，大清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任何与其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比如，俄国当时在清廷眼里就是藩属国，与之相关的外交事务都由理藩院受理。换句话说，互派使节，这从简直违反了清廷的政治理念，根本就是在挑战大清“天朝上国”的权威。

而且，清廷对儒家的利用与根据自己的统治需求进行的改造，可以说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封建王朝都要以礼部来进行规范。如果西方使节进京不用清廷那套跪来跪去的礼，在咸丰帝看来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亵渎，更是对大清“天朝上国”地位的质疑。他祖上的嘉庆帝和乾隆帝面对英使也有类似想法，所以才使数次接见英使之事，常因礼仪问题陷入僵局。

同样，为了维持朝廷不至礼乐崩坏，从而使大清“天朝上国”的正统地位遭到挑衅，咸丰帝宁可割地也不愿接见洋人。更重要的是，“天朝上国”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对外封闭，不封闭怎么方便愚民，怎么放心地利用信息偏差来自吹自擂？咸丰帝可不想见到自己圈起来的领地被洋人破坏封闭状态，传播种种不受自己控制的思想和文化，使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至于国家利益，根本就无法和咸丰帝这个封建帝王的自身利益相比。

应该说，有这个想法的，不止咸丰帝一人。当前线的桂良抵挡不住英法的外交压力，打算允许“公使驻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北京官场闻之大哗！就在咸丰帝严令桂良不能同意之时，各路王公大臣也集体沸腾了。

咸丰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后以对外“开明”主和著称，人送外号“鬼子六”。然而这时的奕?堪称铁杆的“对外强硬派”，他在奏折里提出了许多让人看了合不上下巴的“计策”：他探听到英国专使额尔金的秘书——谈判代表李泰国是“广东民人”（实际上是正儿八经的洋人），“系市井无赖之徒”，更是英方的“谋主”（军师），应该“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奕?认为，这么干不但可以吓到洋人，让洋人不敢那么放肆，而且还能断绝洋人的计策来源，把他们变成无头苍蝇：“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着手。”御史尹云耕直接把这事和咸丰帝的祖宗联系上了：“臣不知进京之后，我皇上以何礼见之？”“伏乞皇上以宗社自重！”他把洋人使节当成后世的钉子户一般，义正词严地质问咸丰帝：这洋人要是赖着不走了，皇上您怎么办？

更有大臣要拉起爱国民众组织团练，要求立刻开战；而六部中有几个部的十多名大臣则联名上书阐述所谓的“驻京八害”，里面把派驻的使节说得跟孤身潜入大清的“间谍”一般凶残。翰林院侍讲许彭寿递交的奏折也是类似的调调：他认为京师重地，放洋人进来定居，若他们偷偷“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把使馆变成“前线基地”怎么办？其他大部分清廷官员也是此类看法，他们义正词严，无比有底气，不知情的乍一看还以为战败的是洋人那边。

总之，朝野沸腾之后，桂良那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一般——两头受气：这边咸丰帝和朝野坚决不同意公使驻京，那边洋人则叫嚷着不同意他们的条件就立刻开战。

6月25日，英法专使向桂良提交了和约草案56款，并且强调：“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准改。”咸丰帝知道此事后准备决裂开战，然而前线谈判的官员们深知开战必败，再败谈判局势会比现在更加难看。于是桂良擅自与英法专使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来了个先斩后奏，先打发掉洋人，回头再给皇上大谈不可开战的理由。他在奏折里请罪说：“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他桂良也没办法，只能暂时答应下来，“以安人心，以全大局”。咸丰帝尚想讨价还价，恰逢桂良又哭诉英法公使怕底下清廷官员蒙蔽皇帝，导致洋人的真实意见无法传达给咸丰帝，要求他亲批“依议”。无奈的咸丰帝只能咽下这口恶气，批示完转头就找耆英撒气，以“擅自回京”为由令其自尽。

眼前的风波总算暂时过去了，尽管《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还遗下两个问题：第一是清廷派出官员与英方商谈关税修订则例等事；第二是一年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前者不提，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给咸丰帝挽回了一丝颜面。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再次派出天津谈判中的两位搭档——桂良和花沙纳，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法等国商谈修改关税则例。为了通过这事来解决公使驻京以及开放口岸等问题（主要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又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解决方案：只要公使不驻京，一切海关关税全免，鸦片开禁，合法输入！咸丰帝甚至认为这么好的政策一定要给洋人宣示得明明白白，让洋人明白“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从而“无须再赴天津申诉”，不再给他找不痛快。咸丰帝认为，自己都给出这么大的甜头了，应“为一劳永逸之计”了吧？

为了皇上和官员们所谓的颜面礼节，居然要牺牲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实际利益，咸丰帝的愚昧昏庸与在外交上的无知，甚至已经超过了叶名琛。好在沿海官员都知道，关税是对抗太平军的生命钱，于是他们集体上奏，拼死拼活勉强劝住了咸丰帝，让此事暂告一段落。

咸丰帝极力避免一年后和洋人在北京换约，但无济于事。尽管桂良听从咸丰帝的指示做出最大的努力试图说服洋人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换约，但1859年6月初，列强们的新任公使抵达上海后，不与桂良多做纠缠，直接北上天津。

就在各国公使紧赶慢赶，生怕耽误换约时间，导致清廷找到类似于“换约期限已过”之类的借口，制造各种事端，给换约造成麻烦，而匆匆忙忙赶到大沽口外时，咸丰帝却要求各国公使转道距大沽口以北15公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在洋人看来，这似乎是咸丰帝有意拖延时间，以给换约找麻烦的鬼伎俩。

6月18日，直隶总督恒福得到咸丰帝指示：让英法使节勿入大沽，改道北塘。但是这一指示不管是咸丰帝有意无意地迟钝，还是清廷腐朽体制造成的处理延迟，都已经太晚了。

6月17日，恒福得到指示的前一天，英海军司令何伯（J.Hope）率先带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要求清军撤去拦河工事。

20日，英法使节到达大沽口外。对英法使节来说，“进京换约”本该是一项无关武力的和平外交使命，但为防变故，与之同行的还有一支强大舰队。

23日，恒福照会英国公使，要求在北塘登岸。

24日，英海军司令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口，甚至派出舰船于当夜闯入。大沽口的形式一度剑拔弩张。

当天，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派翻译上岸却受到一群乡勇（实际上是换装的正牌清军）阻拦。翻译要求递送美国公使名帖，但在一番扯皮后无疾而终。乡勇中的头目（官兵）则因为不分英美，而错误地以为已经“告诫”过了英国人：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地不越过大沽口，就不会受到攻击。

那么，双方为何会围绕是否绕道北塘的问题，几乎大动干戈呢？首先，英法不顾清廷改道北塘的要求，而坚持要从大沽口通过，显然是不尊重清廷。当然，被清廷官员先头各种糊弄的英法公使，的确有理由担心清廷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对换约一事进行干扰。再次，换约只规定了时间，并未规定要经过的路线，英法方面非要自行规划路线暴露出了其以势压人的强权本质。

6月24日晚，英军派出小舢板船炸断大沽口防御工事之一的拦江铁链，行动成功后随即退走，而清军则在英军退走后紧急修补，重新将铁链接上。

25日清晨，英军炮艇开始进入大沽口内进行定位，7艘包括英军司令何伯座舰在内的炮艇平行排列于大沽口南炮台前，进行威慑与施压，其他炮艇也分别针对大沽口南北岸各个炮台进行施压，还有3艘炮艇开始清除清军设置于河道内的拦江铁链等障碍物。未进入大沽口内的英军士兵则乘坐小船和抢到的沙船，在后方准备登陆作战。清军炮台内外则是一片寂静，无一人露面，也没有像之前一样派兵假扮乡勇进行阻拦，英法军队甚至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炮窗、炮口等布防情况。种种迹象，让前次轻易取胜的英法联军对大沽口的布防情况更加蔑视，甚至怀疑清军已经逃走，轻敌之心愈甚。

下午2点左右，英军已经差不多清除完了第一道河障。半个小时后，英军炮艇开始冲击拦江铁链，清军方面这个时候由候补知县曹大绶等人出面前往交涉。通过之前观察到的种种迹象，认为大沽口地区清军布防极其虚弱的英法联军，认为清军这是“畏其兵势”，交涉未能成功，英法联军气焰高涨，“其势甚要开仗”。

没过多久，双方开始激烈交火。事后，列强纷纷指责清廷先开火，清廷方面先是语焉不详，后来则指责英法舰队先闯入内河向炮台开炮，方才被迫反击。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不过这是后话不提，现在让我们回到战斗中。

相比前次清军炮手士气有余，但操练不足、射击精度严重堪忧的情况，这次清军炮手表现得出人意料。

清军的第一轮射击就准确命中了何伯的座舰，并将其本人击伤。清军普通士兵的士气更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前次大沽口作战中，清军指挥官游击沙春元阵亡后，其部纷纷作鸟兽散，这次却截然不同。在南岸炮台中指挥作战的直隶提督史荣椿中炮身亡后，其部不但未崩溃，更是在千总戎发接管指挥权并“亲燃大炮，对准施放”后，“仍前镇静截击”。唯一表现出清军“光荣传统”的是北岸前炮台清军，他们在指挥官副将龙汝元阵亡后开始溃逃，但很快就被堵了回去。除去这支因为主将阵亡而溃逃的部队，其他地方的清军战斗极为奋勇。

在大沽附近作战的清军鸟枪手

清理完第一道河障的几艘英军炮艇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清军的阻击，这些炮艇先是拥挤在河道内，因为重重工事而前进困难，后更是被清军凶猛的火力击退。

三小时后，英军炮艇一沉一瘫（失去战斗能力），瘫舰不久也彻底沉没。此时的英军炮艇不是在交战，就是受创严重，或者受困于水文问题，以致无法回转拖带大沽口外运载登陆部队的小船。在英军的主动请求下，在大沽口外观战的美国军舰“托依旺”号，打着“血浓于水”的口号，拖带英法联军的运兵船前往大沽口内助战。

又一个多小时过后，清军南北炮台相继停止开火，英军几乎每只舰船都带伤不说，更有2艘炮艇因为受损过于严重，为防沉没而抢滩搁浅。

傍晚7点20分，即清军南炮台停火约半个小时后，由水兵和少量工兵组成的英法联军登陆部队约700人于大沽口南岸登陆，意图攻取南岸炮台。他们随即遭到清军以大小火器展开的猛烈阻击，事先由清军挖好的壕沟进一步使英法联军的攻势裹足不前。鏖战数小时之后，伤亡惨重的英法登陆部队于凌晨时分后撤。

此次战斗中，清军约有4500人参战，阵亡士兵25人、军官7人，共折损32人。工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地方的炮墙加厚至六尺依然被击穿、击碎，火炮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英法联军方面，损失相对严重。英军参战1000余人，在水面战斗中阵亡25人、受伤93人，登陆战斗中阵亡64人、受伤252人；11艘炮艇，被击沉4艘，余下舰船也都负伤了。法军参战60人，阵亡4人，受伤10人。两军共计伤亡448人。

毫无疑问，清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而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其实可以追溯到一年之前咸丰帝的谋划与布局。

一年前，桂良与洋人签完《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后，在给咸丰帝请罪的奏折里，偷偷地夹了一段话：“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这段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咸丰帝和他底下的官员，脑子里都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想撕毁条约也就罢了，办法居然是将黑锅推给办理此事的官员。而且为了确保一年后洋人来换约时，不再仗势压人，咸丰帝祭出了自己的王牌——因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声名大振的蒙古猛将僧格林沁，调令他前往大沽口主持防务。僧格林沁也不负所托，开始热火朝天地在大沽口进行备战工作：

第一，集结精兵并改革大沽军制。改大沽协原设两营额兵1600人为六营3000人，以一营兵专守一炮台，并调集京师、蒙古等处援军：察哈尔官兵1000人，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官兵各1000人，京旗官兵2000人等。又针对大沽协官兵“操防难期得力”的问题，特地从京营等处抽精兵替换，以补充防线。

第二，重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大沽口各处炮台均被联军毁坏，僧格林沁除了在原址重建5座炮台之外，又在北岸炮台外600米左右的位置新建炮台1座。新炮台比原炮台更为高大，且炮墙均被加厚为原来的两倍，并在炮台前后修建工事与兵营，挖掘壕沟以防敌军登陆包抄。为防止英法联军从大沽以北15公里的海口北塘闯入，僧格林沁还对北塘炮台进行了重建。

第三，设置拦河工事。英法舰艇使用的是蒸汽动力，可以快速通过大沽口清军火力区，使炮台难以发挥最大威力。僧格林沁便在海河河道设置铁戗、铁链等拦河工具，其中铁戗“计正身长二丈五尺，入土三尺，上长二丈二尺，为鼎脚式，两旁铁柱二枝，长一丈六尺二寸”“计重二千一百零三斤”，铁链“百丈者三根，用松杉八十根，凿三孔，铁链纳入之，每丈一根，取材质轻浮，以托铁链，始浮也”。后来的战役经过表明，这些工事给英法联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对清军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四，筹集火炮。大沽口原有火炮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中尽毁，于是僧格林沁在铸造大中型（8000—10000斤以上）铜铁炮的同时，又从京师等处抽调大小铜铁炮，加上沿海省份捐购输送充实防线的西洋铁炮，大沽口炮台的火力已经强于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了。

第五，实弹训练。针对新近扩充的大沽协六营兵丁“大半无一技之长，不能谋生”“与一切操防，难能得力”的种种弊端，僧格林沁除将其与战技相对娴熟的京营进行混编之外，更让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弹操演。僧格林沁“以鸟枪、抬枪作为考验应习之技”，并奖赏打放有准头的士兵，尤以火炮操演为重，如“某炮台某炮相准击之”就赏给炮手一串钱或一两银不等。经此操练的清军，相比前次战斗中无畏但无战技的状态，一跃成为相对堪用的精兵，在之后的战斗中爆发出了极大的战斗力。

19世纪的欧洲水彩画——满洲骑兵

经过以上种种布置，1859年4月，僧格林沁信心满满地宣称：“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去视察的清廷官员也称“拦挡严密”，认为对付洋人“应手无误”。

接着，本不同意让英法使节进京换约的咸丰帝，要求各国公使转道距大沽口以北15公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于是6月18日，直隶总督恒福得到了咸丰帝迟来的指示。

之后正如前面所述，双方剑拔弩张，最后交上了火。

英法联军之所以在大沽口外吃了大亏，除了僧格林沁对大沽口军备的整顿之外，还有其采用的示弱策略，比如：反复要求英法联军改道北塘；派官兵伪装乡勇应对洋人；不让英法联军观察到大沽口炮台的炮口和炮窗的详细布防情况；使炮台周围看起来无人防守；待联军开始清障后，才安排候补知县等人要求会面……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僧格林沁的计划呼之欲出。

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是官位不显但能量极大的人，甚至曾帮忙挽救过晚清名臣左宗棠的性命。此时，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军营中帮办文案，“随同布置一切”，对军务和僧格林沁的筹划“极为熟悉”。在郭嵩焘的日记里，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整体经过的概述，他这样那写道：“僧邸于夷人之就换和约，则设诈以诱而击之。”

因为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的轻易取胜，英法联军对清军的战斗力蔑视到了极点，可以说骄狂到不可一世。僧格林沁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郭嵩焘在日记里如是说道：“僧邸之幸胜夷人，忿兵也，骄兵也。”

除去利用洋人轻敌的心理，僧格林沁更是故意示弱，让洋人相信大沽口防御极为虚弱。郭嵩焘形容其布置为：“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遣一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

当然，也有说法认为，咸丰帝当时未必想打，只是旨意发出较晚。但无论是不是因为圣旨延误造成的阴差阳错，僧格林沁都成就了这一晚清对外战争中昙花一现的胜利！而且让咸丰帝喜出望外的是，洋人不知是被重创到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抑或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在大沽口惨败后，率舰队转而南下的英法公使，居然没有如他之前担心的那样窜扰其他地方。因此他又打算用传统御夷手法，“剿”完再“抚”，并且同意了美国公使进京换约以示“天朝”宽容。

可想赏个甜枣给洋人的咸丰帝，态度软化却欲“抚”不成，英法公使不断放出口风说要狠狠地报复回来！于是咸丰帝让僧格林沁继续率军驻守大沽口，哪怕是冬天海河封冻期间也没有撤防。

英法卷土重来

在此期间，僧格林沁进一步改革了大沽的军制，他一边征调一边募勇，最后使大沽口周边的清军兵力增至近3万人。大沽口周边清军驻守的村庄，就连天津城外之前并未设防的地区，也挖掘壕沟，做好了防御工事。清军之所以如此劳师动众，一方面是英法公使南撤途中不断扬言报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方面的清廷官员打探到的两条情报：第一，英法两军增派了援军，光英军每日在上海采办的粮食就达3万磅；第二，英法联军卷土重来之时，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硬碰硬地直接攻打炮台正面，很有可能会从大沽口附近某地登陆以包抄炮台，并截击清军后路。

1860年3月，更准确的情报随奏折送至咸丰帝手中，内称：

“英国发来中国之兵，现又加增”，除开水手外，又发“黑白夷兵”各1万，法军增派援军1万人，且相对上次仓促动员水手进行陆战，这次洋兵已经准备周全，连专门用以攻城的“浮水炮台”“泥滩木排”“上城轻梯”之类的装备也准备好了，还有骑兵支援，以应对我（清）军骑兵。除去这些，洋人似乎已经在大沽口附近的北塘一带选好了登陆地点，如果洋人从此处上岸侧袭大沽口炮台并截断我（清）军后路，再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后果将难以预料！

这份奏折随附的情报虽然也是“新闻纸”，但是准确性比叶名琛的那些玩意要高得多。然而，即便该情报着重强调了英法联军的数量、质量同上次大不相同，以及会在北塘一带登陆的极大可能性，僧格林沁依然拒绝防御北塘，并数次上奏说明理由：

第一，北塘南岸炮台离附近村庄极近，若在该处交战，炮火不免延及村庄，万一导致村民大乱，近万村民连士兵一起扰乱，可能会导致防线崩溃。

第二，即使将附近村民弄走，坚壁清野，但北塘北岸炮台地势较低，不利防御，一旦遇到潮水，会给营地内的清军造成极大困难。

第三，为防止敌军登陆占据北塘炮台，他会在炮台下面和周围挖设地道，埋设地雷 以行火攻等计。当然光靠诡雷不足用，所以他把原北塘的守军派去北塘西北设防，并在其周围布下重兵以互相援应。若敌军从北塘登陆，将受到优势兵力的夹击。

简单来说，因为“北塘地方，断难守御”，僧格林沁干脆就“舍而不守，诱敌深入，以便兜击”。对于这套布置，僧格林沁信心满满，因为他一点也不怕情报中所述的英法联军“再来报复，由陆路抄袭”的计划，他认为：

首先，除去兵力上的数量优势，北塘西南有众多盐滩，极难行进，而且北塘到大沽口炮台侧后的新河只有一条路可通，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别提清军还在此布下重兵，并加修工事重重设防。大沽口南北岸周围的村落为保险起见，皆如新河一般布下重兵并加修工事设防。虽然因为地理原因，英军不太可能在天津以及天津到北塘之间的地方登陆，但僧格林沁依然在天津派驻重兵并环城掘壕约15公里，设置大小炮台百余座。

再则，僧格林沁认为英法联军的陆战能力不足为惧。一方面，他受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各种错误情报诱导的“夷兵不利陆战”的影响。当然僧格林沁毕竟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与英法联军登陆部队交过手，起码比大部分认为洋人在陆地上腿脚都不会拐弯，抑或英军陆战能赢是因为雇用了“汉奸” 的清廷官员要好一些。另一方面，他认为洋人之所厉害是因为“恃究在船坚炮利”，“若使（洋人）舍舟登陆，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或当较为易制”。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那些由水兵临时抽调而成，并被工事阻碍裹足不前的英法联军登陆部队，让僧格林沁对洋人陆战不行这一点深信不疑。

最后，他以大清的船运条件推论，远道而来的英法联军不可能有太多骑兵，而且大沽口以及北塘周围的盐滩所造成的不利地形也难以使火炮通过。没有火炮，仅凭马步兵很难攻垒，因此骑兵数量上不占优势、陆战又不行的英法联军无疑不是他的对手。这显然是僧格林沁因知识水平的限制，对英法联军的兵力构成做出的又一错误判断。

我们不能说僧格林沁特别自大，因为他本就是以擅长马队作战出名的将领，本身出身骑兵不说，手下更是有大量关外的蒙古马队。这些在塞外吃苦耐劳的蒙古汉子，比在关内因为各种原因战斗力严重腐化、不堪大用的旗人强得多，而僧格林沁更是在内战中用以马队为主的战法，多次击败各路造反势力。由是，信心十足的僧格林沁多次在奏折中提到“不必禁其登岸”，甚至“可以使之深入”以便马队“出壕抄击”。他更给咸丰帝打包票，说他把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足资抵御”，绝对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信任。

英法联军这边同样在厉兵秣马，一刻不停地为侵略加强兵力。在陆续开至中国的英法联军中，英军共有大小军舰近80艘，这还不算为运载2万余名陆军士兵而雇用的100余艘民船；法军则有大小军舰65艘，士兵7600余人。

同时，英法联军为侵略所做的前奏军事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执行中：4月21日，英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6月4日，法军占领芝罘。

于是至6月下旬，英法联军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准备工作，上海与舟山成了英法联军的转运兵站，至于大连、芝罘则成了前进基地，驻扎英军1万余人、法军近7000人。

6月26日，英法通告世界各国，对清廷正式宣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南方守卫上海的洋人及其编练的洋枪队

值得一提的是，英法联军做出上述军事行动时并未受到清军的任何阻拦。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东南沿海官吏的态度。尽管对列强实力认知不完全，但山雨欲来风满楼，被英法联军此次大规模调动震惊到的沿海官员纷纷上奏，婉言主和。他们更是提出太平军威胁更大，安内应为第一要务（时值太平军二次攻破江南大营）。有官员直言：“速定和议，借（洋）兵助顺。”受一批官员的私下请求，英法不顾已与清廷开战的事实，反而派出数千兵力前往上海，意图从太平军手中保卫上海与其经济利益。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特景象：英法联军在北方与中央政府开战的同时，却又在南方与地方政府进行军事合作！

沿海官员的主和态度对咸丰帝也不是一点儿影响都没有：这次来报复的洋人似乎人多势众，他之前让清方官员对洋人进行开导好像也没什么效果，且这东南的太平军闹得已经够厉害了，万一太平军和洋人搭伙（双方控制区的确已经相连），一起来对付大清怎么办？

想到这里，咸丰帝的态度又软化了。他甚至不要求废除《天津条约》，公使驻京这点也不再阻拦，反正让臣子去丢脸，他不见就是，一样能保全“天朝”的脸面。

可就算这次清军被下令不得主动开火，因为“大皇帝宽其既往”，允许洋人“由北塘进京换约”，洋人也不答应了！数万士兵和数百艘军舰可不是来执行陪同换约的“和平使命”的，更别提经上次毁约之后，英法专使对清方根本再无信任。他们认为如果不给清廷重大军事打击，清方可能会依然如上次一样，不老老实实地进行正常的外交谈判。再加上这次有兵在手，他们的胃口就算是咸丰帝让步之后也依然无法得到满足，他们想要更多！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果如先前清方情报所言，于北塘登陆。由于咸丰帝下达的不得率先攻击的命令，双方只在联军出兵侦察清军炮台后路布防情况时，爆发了小规模的斥候冲突，各有数人受伤，但是清军的布置却被全部摸清。最终，10000多名英军、7000余名法军以及从香港招募的近千名华人民夫，还有大量马匹、火炮和各类物资，在未受任何攻击的情况下经过持续10天的登陆，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至于战前埋设在北塘炮台下和周围的爆炸物，因为过于明显早被英军发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紧临炮台的北塘村，则被英法联军大批征用民房以充作军营，而原有居民或逃散或被联军驱逐，他们留下的财产则成了不少英法联军士兵在中国捞到的“第一桶金”。

直到此时，僧格林沁依然志得意满。8月3日的斥候战，让他再次坚定了“洋人陆战不行”的这一结论。在之后由僧格林沁等人以直隶总督恒福的名义共同发出的照会中，僧格林沁更是趾高气扬地宣称：上次作战是自己留手了，只准让官兵迎敌，没让他们主动进攻，这都是因为皇上有“宽容之意”，你们这些洋人要是给脸不要脸，“仍复恃强”，那就莫怪我下狠手！想想看，你们的士兵要是“再经挫失”，不但不利于你们谈判，你们自己回国也不好交代！

在这封照会中，僧格林沁的自大与轻敌表露无遗，不过之后的战局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

8月12日，英法联军进攻新河。一支英军在千余名法军的协同下，从北塘直奔新河；另一支英军则在骑兵和炮兵的支援下稍早出动，前往新河以西，试图从该处偷袭清军侧后。联军共出动兵力8000余人，而清军在新河的守军却只有2000余人。不过人数虽处劣势，但清军的士气却出乎意料的高昂，竟对英法联军发起主动进攻：清军骑兵冲向行军中的英军，企图将其队伍截断，而英军则立即予以反击。清军一度俘获了3门英军火炮，但最终在猛烈的火力下不支败退。不过部分官兵的勇敢行为甚至得到了对手的称赞，军官华斯莱就写道：“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无人能比他们更勇敢地前进。我不得不认为，他们是最勇敢的骑兵。”

另一部留守新河的清军，凭借工事，以自产的鸟枪、抬枪等陈旧火器，节节抵抗英军与法军，但在先进的火器打击下，最终败退。英军占领新河后，试图追击这支溃败的清军，直到在塘沽受到炮击才退回。之后，英法联军在新河当地疯狂抢劫，甚至满村追逐打杀猪、牛、羊等家禽。此战，清军损失的兵力没有详细数据，联军方面的伤亡据统计约为40人。

8月14日，英法联军进攻新河东南方的塘沽。早上7点，由英法各派18门火炮组成的联军炮兵在距塘沽约1000米处，对塘沽发起了持续两小时的炮击。第一发炮弹落下时，清军还在吃早饭，随着英军火力的不断输出，清军反击炮火越来越弱，英法联军逐渐抵近至距塘沽300—500米处射击。尽管期间个别清军作战表现十分英勇，“他们在某个时候打得很壮烈，我看见一个人裸着上半身，单独持枪作战，那时他附近的雉堞已被打得荡然无存了，而我们的炮弹在他周围如暴雨倾泻”，但清军微弱的反击炮火最终还是被彻底消灭了。约3个连队的法军和英军第60来复枪团分别从左右翼攻入村内，法军主力亦从中央攻入村中，清军彻底溃败了！此战，清军的损失依然不详，英法联军则受伤15人、死亡1人。

追赶溃军的联军骑兵

然而在奏折里，僧格林沁却把这场败仗描绘成另一幅景象：“二十八日（8月14日）之战，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五六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我兵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余贼不顾尸身，仍向前进。”在不知内情的咸丰帝看来，还以为联军是靠人海战术取得惨胜的，纵然击败清军但是自身的伤亡也极为惨重，几成强弩之末。

虽然隐瞒了塘沽失守的真实情况，但新河与塘沽两战，还是让之前认为洋人陆战不行的僧格林沁慌了手脚。更让他惊惶的是，洋人避实击虚，绕过大沽口炮台防卫严密的正面，意图攻击炮台虚弱的侧后方。15日，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一改之前的志得意满，反而悲观地表示：“现在南北两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实无把握。”格林沁的语气中隐约透露出一股欲与英法联军血拼一场，即使玉石俱焚也要向咸丰帝尽忠的意味。次日，他依惯例以恒福的名义给英法联军发出照会，并一改之前的倨傲，态度有所转变。

看出僧格林沁打算背水一战的咸丰帝则极为惊慌。当时清廷除去不得已放权给汉人大臣所办的湘军之类以及似有军阀苗头的武装，剩下直属于国家的精锐兵力并不多了。在南方，兵勇一度达到近10万的重兵集团——江北、江南大营已经被太平军彻底毁灭；在北方，清廷唯一能指望的重兵集团就是僧格林沁这3万余人了。如果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和洋人玉石俱焚，那以后可怎么办？大惊失色的咸丰帝赶忙写下谕旨，劝僧格林沁：“万不能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他更是着重强调了僧格林沁的重要性：“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咸丰帝还进一步暗示，若形势实在难为，可从炮台撤退以保存兵力防卫更重要的京城……

8月18日，英军以小船渡过海河，攻占新河对岸的大小梁子村。此役后，大沽口南岸炮台设防虚弱的背部彻底向英法联军敞开。

8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石缝炮台。在开打之前，参战双方都没想到此战会成为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役。石缝炮台原本是大沽口北岸炮台里最小的一座，距北岸主炮台一里左右，是僧格林沁为了策应主炮台后路所设。因为炮台较小，驻守士兵也不多，在之前的战斗中，并未受到重视。但因为英法联军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采用的是袭击大沽口炮台群后路的战略，石缝炮台反而由后路的策应之地变成了极为紧要的战略要点。因为其重要性，僧格林沁特派心腹直隶提督乐善防御此地。

21日凌晨5点，1500名英军同1000名法军在近50门火炮的掩护下，同清军激烈交火，石缝炮台附近的清军炮台也随即以火力支援友军。6点30分左右，石缝炮台内的清军弹药库被炮火击中，当即爆炸。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清军并没有溃逃，反而依旧顽强作战。炮战持续了近3个小时，之后清军渐渐不支，火力明显减弱，联军步兵随即以攻城工具进攻炮台。

联军进攻石缝炮台

清军顽强的抵抗，给英法联军造成了较为惨重的伤亡。即使是被联军攻入炮台内部，清军依然坚持还击。一位英军工兵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一位勇士，一位所有炮队的仅存者，在他战友的尸体中间，独自操作他的炮——装上弹药，发射出去。旁边无人为他喝彩，也将无人目睹他的死亡。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他总是继续战斗，直到也和他的战友一样倒下。”中午时分，石缝炮台彻底陷落。

此次战斗中，英法联军共伤亡411人，其中阵亡及伤重不治者62人，受伤349人。清军的伤亡数据依然不详，但直隶提督乐善及部下大批将佐均在此战中阵亡，只有百余人逃脱。

相对于石缝炮台清军一反常态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大沽口北岸主炮台的清军却毫无表现可言。在4艘联军军舰的长时间炮击下，大沽口北岸清军的弹药库被击中。下午2点，该处守军未对逼近的联军做出任何抵抗，老老实实地做了俘虏。

见大沽口北岸炮台群纷纷陷落，知事不可为的僧格林沁为避免南炮台的清军也落得一样的下场，遵循咸丰帝的旨意，于下午5点左右主动率领所有清军撤离。他甚至连天津都顾不上，绕过后直接转进了通州。

僧格林沁全军撤退之后，联军派人前来劝降，无奈的直隶总督恒福只得同意，事后在照会中更是彻底表示服软：“贵将军善能攻战，我军输服。”相比数日前，不知天高地厚的“宽容之意”，这个态度堪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被英法联军的强大战斗力所慑服的恒福，此后成了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但接受了英法的所有要求，更是在奏折中反复向咸丰帝表示：这仗绝对不能再打了。

石缝炮台被攻克后的景象

有句谚语说得好：“没有坚定的保卫者，天堑也是通途；有坚定保卫者的地方，通途也是天堑。”而大清接下来的情况，毫无疑问属于前一种。

8月24日，英法联军未受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布有重重工事但无人防守的天津。吓坏了的咸丰帝连忙派出大学士桂良，与英法联军进行全权谈判。清廷这次倒是极为老实，没有再试图玩弄手段，但是因为条约里部分条件过于苛刻，桂良等人要求宽限以备奏请商议。然而这次胃口与脾气剧增的英法一口回绝，咬定桂良“并无全权”，宣布谈判破裂，并于9月8日开始朝北京进军。

眼见桂良谈判失败，被英法联军向北京挺进的消息吓到的咸丰帝，连忙派出极得他信任的怡亲王载垣和英法公使再次展开谈判。

9月17日，载垣等人奉旨彻底向英法屈服，答应了对方的所有要求，本以为战事可以就此结束。不想次日，时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却得寸进尺，提出换约时必须面见咸丰帝，以递交国书，并由咸丰帝亲自盖印后现场交回。

巴夏礼

这彻底超出了咸丰帝可以容忍的底线：公使进京朕忍了，各项苛刻条约朕也忍了！朕的忍耐，就是为了不堕皇家的威严，免得让我“天朝”礼乐崩坏，颜面扫地。没想到你们这群洋人得寸进尺，屡次三番触朕逆鳞！你们洋人怎么这么坏！

最后，咸丰帝将目光转向了巴夏礼，认为都是这个“洋人的阴损谋主”搞的鬼！

巴夏礼，出身贫寒，其父为铁厂普通工人，后来因为其姐夫——创立了香港汉会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F.A.Gutzlaf）的缘故，在远东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充当英国公使代表的秘书。他不但全程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更是在代理广州领事后，极力为“亚罗”号事件扩大事态推波助澜。再之后，英军占领广州，扶持柏贵傀儡政权，巴夏礼遂成为该政权的实际掌权人。在英法联军数次北上期间，巴夏礼出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由于出身贵族的额尔金对清方官员的做派极度厌恶，所以大多需要交涉的地方都由巴夏礼出面。与沿海清廷官员交涉次数最多的巴夏礼，也成了清方奏报中频繁提及的知名人物。当然，因为清廷对外的无知，巴夏礼的身份受到极多猜测。

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清廷那本就很“出名”的巴夏礼，这次因为提出让皇帝亲自参与换约这一要求，彻底触怒了咸丰帝，被盛怒的皇帝当成洋人一切恶毒计策的来源，即英方的“谋主”。

前面曾提到过，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的“驻京风波”里，有人提出将英方的“谋主”捉拿之后立即正法，这样失去“谋主”的洋人就成了没头的苍蝇，可以“一举破之”。于是，失去理智的咸丰帝专门下达指示，一定要把巴夏礼等人抓起来！“勿令折回以杜奸计！”

倒霉的巴夏礼等39人，被驻守在通州的僧格林沁部立即派兵捉获，丢进北京刑部大牢里，好好接受了来自主人的“热情款待”。

和因为暴怒加上无知，导致剑走偏锋的咸丰帝相比，僧格林沁也好不到哪儿去。之前因为咸丰帝对外态度软化，被下令不许主动出击的清军，没法让僧格林沁最擅长的骑兵战术得以发挥。而洋人不但舰船炮火凶猛，陆战炮火也同样犀利，几次守垒防御作战都在对方狂轰滥炸之下以惨败告终。于是僧格林沁的思维陷入了误区，认为“洋人火炮犀利，守垒是死路一条”。最终，对洋人陆战除了火炮以外轻视依旧的僧格林沁，提出了一个如今看来极为诡异的作战方针：要和洋人在野战中决出胜负，绝对不能“株守营垒”！

再加上，与僧格林沁共同审问过巴夏礼后，载垣在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对咸丰帝说：巴夏礼“善能用兵”，英法联军“均听其指使”，失去了谋主的洋人“兵心必乱”，清军绝对能“稳操胜算”。清军一方似乎又恢复了些底气，只不过战局并没有如他们预料的那样发展。

9月18日，联军派出4000余人的先头部队突袭清军在张家湾的营地。尽管总体上清军有数量上的优势，然而驻守在张家湾的部队依然只有数千人。在猝不及防的攻势之下，清军来不及集结，一触即溃。联军仅伤亡40人不到，而清军据估算伤亡1500余人，损失火炮近百门。

不过如此大的失利，并未动摇僧格林沁继续贯彻其在野战中一决胜负的打算。在他看来，张家湾失利是因为被突然袭击，清军甚至都没完成集结就溃败了，并不能说明他的战略有问题。只是洋人似乎没像他想象中那样，因为“谋主”被抓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不过不要紧，逼那位被“热情”招待的“谋主”巴夏礼，给洋人写“退兵书”不就行了？

然而巴夏礼提出的一个要求，却让清廷官员目瞪口呆：“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这要求搁现在好像不算什么，然而问题在于，偌大个北京近百万人口，还真找不到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当然，北京城里有不少俄罗斯传教士，这群人倒是有懂英文的，但是“天朝上国”要求“藩属子民”，翻译“天朝”官兵被夷人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通过挟持人质逼令对方退兵的书信？就算这底下的臣子因为打败仗急了眼，不要脸了，他咸丰帝还要脸！更别提巴夏礼也没这个能力。巴夏礼后来回忆道：

（僧格林沁说）“写信告诉你们的人让他们停止进攻。”

“这根本无济于事，”我答道，“因为我根本无权控制或影响军事行动。我不能欺骗阁下，让你以为我写的信会有如此效果。”

“我看你是死不改悔，”他说，“你这小子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清军的最后一搏

张家湾之战打响前，僧格林沁曾上一密折，希望咸丰帝“巡幸木兰”。“木兰”即指热河行宫西北的打猎场所，他肯定不是劝咸丰帝去那里打猎散心，而是隐晦地告诉皇上，洋人已经逼近了。之后僧格林沁又提及此事，暗示道：皇上您可以先做准备，倘若“奴才等万一先挫”，您“亦可不至落后”。

针对此提议，咸丰帝和大臣们上演了一番“臣子联名上奏要求皇上暂避”的戏码。最终，咸丰帝决定暂时不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皇帝一旦逃离京城，将对全国形势和朝廷声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其二，咸丰帝依然相信僧格林沁这个当年阻止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蒙古猛将，没准能给自己再次带来一场类似的奇迹。

此时的清军，撤退到了八里桥。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尽可能多地积累兵力，僧格林沁甚至大量招募蒙古牧民凑数，才勉强集结到3万余人。僧格林沁在八里桥附近构筑了连绵不绝的、以战壕为主的临时工事。

这一次他打算实现之前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的野战策略。在他看来，此次清军准备周全，兵力集结完毕，且数量相对更有优势。至于他的计划，依然是“诱其深入……用马队冲击……聚而歼之”。

以八里桥为主战场，地形完全可以发挥骑兵优势，再加上部队集结完毕、战前准备充分，再次感到信心十足的僧格林沁上奏咸丰帝，宣称在接下来这一仗中愿“以死相拼”报答皇上的信任，不成功便成仁，绝对不会像之前一样一败再败，甚至还立下了军令状。

英军指挥格兰特

另一边，英法联军统帅蒙托邦认为：“不应给僧王以足够时间布置兵力，应速战速决。”于是21日清晨，英法联军开始向八里桥推进，随后双方在此处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场会战：八里桥之战。

八里桥，因为一座架在白河上，通向北京的大石桥而得名。上午7点，近万名联军分三路进入战斗位置，准备对清军发起攻击：东路为法军冉曼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他们的任务是从距清军阵地约6公里的上游处，架设浮桥穿过运河，以配合正面的联军攻势；而在冉曼旅和英军之间的，则是担任前锋的法军柯林诺旅。

英军使用的恩菲尔德1853年步枪

战役开始后，清军发动了全线进攻，“鞑靼人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骑兵从我们阵地的右侧到左侧聚成一片，蜂拥而来”。法军在距八里桥4公里处遭遇清军：“我们先看到了一大群清军骑兵，他们秩序井然地朝我们小跑过来，队列非常整齐，分组变换队形时一点也没出现凌乱的现象。他们的战马看起来非常强壮。”顺着这股清军骑兵的来路，法军发现了跟随其后的大批清军步兵，以及隐藏起来的清军炮兵阵地。法军一直等到清军骑兵冲至距离其步兵阵线约50米的地方，才纷纷开火，以求获得最大的杀伤效果。“鞑靼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并且坚定地一直冲到离我们射手50码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遭到了密集的火力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了。”

遭到猛烈排枪射击的清军骑兵队伍开始出现混乱，经过整队后，他们转向右边斜冲，试图包抄法军柯林诺旅的左翼。“有一个时候，全部（清军）骑兵都绕过了科林诺将军的左侧，因为格兰特将军带着他的骑兵和炮兵到左翼去发动攻击，这样就暴露了科林诺将军。”清军骑兵还试图进一步插入英法联军阵线之间的空隙，可惜此举在法军优势火力的压制下并未成功。“幸运的是，柯林诺始终保持着警惕，不一会儿，我们就很高兴地听到他的旅像一座火山一样喷发了。他的炮兵开始轰击，他的步兵也开始猛烈开火，从正面，从侧面，阻止这些骑兵的包抄……敌军的包抄行动差不多也就被摧毁了。”虽然清军试图包抄法军侧翼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拥有优势兵力的清军还是“组织非常周密的包围行动威胁着整支部队”。

法军装备的MLE1857式步枪

英军格兰特部那边此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大批清军骑兵突然出现在他们左侧，他们赶忙将火炮从车上卸下飞速架好。当清军冲至距英军火炮200码左右的位置时，大量霰弹配合阵地前沿的散兵，无情地收割了大批清军骑兵的性命，“在第2（女王）团投放到前沿的散兵的协助下，凭借射击霰弹就将他们击退”。当清军陷入混乱并暂时退却时，英军骑兵当即抓住战机出击：“敌人的骑兵被我们的火力从右侧驱走，大批地停在我们左侧，为我们的骑兵冲击创造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尤其是塞耶斯中校率领的国王近卫龙骑兵，给敌人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在他们的左面，费恩骑兵队非常英勇地冲击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尽管双方人数差距极为悬殊，但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英军骑兵攻势凌厉，清军骑兵节节败退，而随后跟进的英军炮兵，则开始用新式的线膛炮与开花榴弹疯狂杀伤半径内的清军：“带着三门罗利上尉下辖的阿姆斯特朗炮，我们间或单个向他们密集的人群发射榴弹。这些以缓慢间隔各自发射的榴弹干得很好，足以说明阿姆斯特朗炮的良好品质：没有一发不能给稠密的敌人造成杀伤。”

英军装备的阿姆斯特朗野战炮

画面切回法军这边，面对再次如潮水般涌来的清军骑兵，法军多次以步兵近距离排枪射击将其击退，然而清军仍然一次次地聚集起来，重新发起进攻：“鞑靼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了迂回和包抄。一时我们都认为已经被密云一般的骑兵团团围住了，他们的人数真是多得吓人。科林诺将军很快部署好了他的炮兵，大炮发射出去的许多炮弹在敌骑兵中引起了混乱，迫使他们向后逃跑，然而敌人很快又卷土重来，并且发出野蛮的呼喊声。”

除去潮水般的清军骑兵，清军为数不少的炮兵和小型火器也一刻不停地在朝法军招呼，不过清军炮兵的表现同其英法同行一比简直堪称耻辱：“虽然中国人的炮兵比骑兵要强大很多，但是我们所有人还是在这片漂亮的平原上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所有的炮弹都只是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因此这种情形尽管有点可怕，但并不致命。他们拼命地朝人多的地方射击，结果像是朝着一大群山鹑随便放枪的打猎新手。他们的大炮一旦瞄准我们某群士兵所处的位置，每次开炮就不会改变方向，这些抛射物往往都错过了目标。”

而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架设好炮兵阵地的法军炮兵，他们将死亡与恐惧通过炮管不断带到清军队伍中：“炮兵司令本茨曼（de Bentzman）上校很快就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他的部下先是发射了几枚降低了高度的引信炮弹，这些炮弹贴着地面飞射，在战马的脚下爆炸，以致敌军骑兵阵型大乱。当中国步兵跑来救援骑兵时，迪斯普上尉的炮排猛烈开炮，炮弹在这群密集的士兵和战马中间炸出了许多窟窿。敌军骑兵开始出现撤退迹象，他们的队形虽然不停地在恢复，不过已经在朝桥上退去了。”

在清军开始朝大桥溃退后，蒙托邦命令两个旅团趁机发起冲锋：“我下令向前冲击，以便利用炮兵在鞑靼人中制造的混乱，因为那时他们正在无秩序地后退。科林诺将军把他们全都驱向左侧，赶到了八里桥上，这里正是我们的攻击目标。这时，雅曼旅直接向这座桥扑过去，在这座桥的一端有着僧格林沁的旗兵。”

法军士兵攻上八里桥

尽管桥上的清军也有火炮用于防守，但是拙劣的射击技术和落后的武器在联军面前是那样无力：“大桥有10门大炮防守，它们的威力比其他的炮排好不了多少，炮弹也都是从我们头顶飞过去的。这场战斗如同做梦一般，我们前进、射击、杀敌，没有一个人牺牲，或者说几乎没人牺牲。”桥上的清军奋力抵抗，直至阵亡。“桥口站着一个高大的鞑坦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即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方向，此乃僧王之旗。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命令。此刻，全军精锐竭力保卫的那座桥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坦人尽管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子弹、炮弹在他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岿然不动，直到霰弹把他击倒在地。大旗向一边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联军最终占领了该处阵地，也宣告了清军的彻底失败。

尽管清军士兵爆发出了极为罕见的高昂士气，并且多次在溃败后又重组投入战场，表现出了相比以往堪称惊人的纪律与组织能力；但是在绝对的武器和技巧优势面前，清军士兵遭受了一个上午的近乎单方面的屠杀后，不得不带着惨重的损失逐渐退出战场。“正当英军向着左翼迂回的时候，镇静地待在极左端的蒙托邦将军下令科林诺将军包抄雅曼将军正面攻击的这几个村庄。队伍跑步前进。在经过二十分钟的激烈战斗后，敌人被从这三个村庄里赶了出来，并向后退却，但他们仍然勇敢地争夺着每一寸土地。英勇的抵抗似乎激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最后在经过近乎绝望的抵抗后，敌人无秩序地溃退到了大运河的左岸，许多骑兵和步兵都战死在那里。”

战后的八里桥

被缴获的僧格林沁亲兵营军旗

值得一提的是，号称不成功便成仁并要和洋人“以死相拼”的僧格林沁在部下大部溃散后“撤队而逃”。而另一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打滑头仗的胜保，反倒在僧部全面溃退后，继续督军奋战直至身中数弹落马。

此次战斗，联军缴获了大批军械，如铸铁炮、铜炮以及“大量的组合炮（可能指继承自明军的佛郎机）、整箱整箱的箭、弓、箭袋、数千支引信火枪、10000公斤火药”；还有大量军旗，甚至包括僧格林沁本人的统帅旗。

清军阵亡人数据当时打扫战场的联军估算在1000人以上，而通过后来从圆明园抄出的文件得知，清军伤亡人数约为3000人；英法联军方面，法军仅死亡3人、受伤17人，英军仅死亡2人、受伤29人。尽管伤亡差距如此悬殊，但是此次战斗清军表现出来的绝无仅有的高昂士气和屡败屡战的斗志，让身为敌手的联军也不得不赞叹（也有可能是通过抬高敌人来夸耀自己的功绩，这一点并不鲜见）：“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从灰烬中得到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的大炮持续和反复地射击，炮弹在他们身旁飞驰，最终使他们在炮火中倒下。”

指挥此役的联军司令蒙托邦也不禁感叹道：“八里桥成了这一天最动人的一幕。早晨还斗志昂扬的那些清军骑兵，现在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座桥是一种古老文明造就的伟大古迹，那些衣着华丽的骑兵，在桥上挥动旗帜，毫无掩护地以一种对我军大炮无法造成伤害的炮火进行着反击。”

八里桥之战的惨败，宣告了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对外抵抗彻底落下帷幕，而这之后，则是让人不忍卒读的屈辱史……

火烧圆明园

八里桥失守后，居住在战场附近甚至直隶周围的居民人人自危，如临大敌，倒不是因为洋人，而是害怕失控的清军败兵。清军似乎是在八里桥透支了所有的纪律和组织，自从战败之后便开始疯狂祸害直隶居民：“独是达兵连次败走，并不归伍，散向各村庄，寻乞饮食，或夺财物；亦有带伤浑身浴血者，窜入人家，妇女误以为贼，惊惶失措，有投水者，有投缳者，有先杀子女而后自杀者。未被夷人之害，先遭达子之殃，僧王不能辞其责矣。”败兵甚至与地方上组织的民团屡次爆发大规模冲突：“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游骑往来与沙河、齐化二门之间。打杂老郑来言，伊家距沙河门十里，夷兵屯扎俞家围，距其家二里……蒙古兵自初八一败后，抢杀甚恣，与十八里店民团接仗，杀人极多。”除直隶地区有败兵流窜之外，“附京远近”亦是“土匪横行”。天子脚下乱成这样却没人来管，这是为何？因为上到咸丰帝下到地方官，这时候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恭亲王奕?

僧格林沁在八里桥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咸丰帝立即召集亲信大臣彻夜商议，决定施行以下两项对策：首先，咸丰帝前往热河避难，名曰“北狩”；其次，恭亲王奕?留在北京，代替皇帝“全权”处理与英法的交涉事务。这固然是咸丰帝推出自家兄弟代替他到洋人跟前顶缸，但他倒也没有把话说死，反而暗示奕?：“若实在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热河行宫）。”

仓促地布置好一切之后，咸丰帝匆忙前往热河“北狩”。咸丰帝估计也很憋屈，这段时间他底下的官员苦思冥想，给他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破夷“妙计”，结果什么都用不上。

詹事殷兆镛听说洋人火器厉害，于是遍访古书并询问了打过仗的士兵后，想出个“好办法”，上奏说：可以用棉被蘸水抵挡洋人的枪炮，古人攻城就是用这个办法挡火蔽箭的。他认为，这招除去挡火蔽箭的效果外，还可以克制洋人的爆炸弹。怎么克制呢，就是洋人炮弹打过来后，立马上前拿湿棉被盖住，这样炮弹就炸不开了……他甚至认为，将湿棉被“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竿末缚以小铁刀”，就可以插在地上组成大阵御敌了。己方棉被大军一马当先，遇到洋人就架设湿棉被遮蔽全军，当然需留点空隙放火器，等大阵摆好，不管洋人怎么冲突，我军都不动如山，等敌人折腾累了，我军再借着湿棉被掩护杀过去……

山西道御史朱潮也提出了他的“妙计”：派身轻如燕的健儿去烧洋船；派善水性之人偷偷潜行到洋船底下把船凿洞弄沉。他还听说洋人晚上一睡就醒不过来，睡得比猪还沉，所以要夜袭！他更听说洋人的腿不能打弯，所以要多挖陷阱，摔进去他们就爬不起来了……

诸如此类纸上谈兵的意见还有很多，当然其中倒也有勉强在理，然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提议：比如掘深沟、筑高垒，和洋人打持久战，让洋人断绝补给，再加上水土不服，洋人最后势必会退却；而且提出这一计策的官员认为洋人不耐冻。

这样看来，得亏咸丰帝跑得快没来得及实施，不然清政府怕是要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更多的笑话和更深的屈辱了。

顺带一提的是，相比平常皇帝出巡时华丽庄严的铺张准备，此次“北狩”还未起行，就有地方官闻警而逃了。行进途中所遇情形亦十分凄凉，甚至连咸丰帝的禁军都缺衣少食几近溃散，而咸丰帝本人的待遇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但“扈从无多，车马寥寥”，就连吃饭都“仅咽鸡子两枚，次日食小米粥数碗”，以至于最后都委屈地哭了出来。然而哭归哭，出逃还得继续，因为英法联军此时正逐渐抵近北京。

9月24日，即咸丰帝出逃两天后，英军占领通州。在咸丰帝出逃的当日，奕?已经派恒祺将巴夏礼调出监房，然后派出一位低级官员与之会面，之后甚至让恒祺亲自上阵，假惺惺地对巴夏礼的状况表示同情，劝巴夏礼写信给额尔金以求和平，但双方再度产生了和以往一样的分歧：巴夏礼要求用英文写，恒祺自然不许。此事又一次不了了之。

25日，额尔金发出照会，称如果三天内交出全部俘虏并接受他们的条件，联军可以停止进军，否则一定攻下北京，并暗示这是最后通牒。

同样在当天，咸丰帝在出逃途中，一改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后的战略，推翻了各路兵力专注内战，统统不许御外的做法。之前，江南大营数万绿营精锐还没有覆灭时，曾国藩曾表示自己有余力勤王，但被咸丰帝拒绝；此时洋人即将攻入京城，咸丰帝再也顾不得江南大营已覆灭、太平军在东南几乎无人可制、其他起义军也闹得越来越厉害的现状，开始接连要求各路专注内战的大臣抽调精锐勤王。

10月2日，咸丰帝更是直接钦点盛京将军玉明、山西巡抚英桂等官员亲自率领精锐速速勤王，并在10月10日催促这些勤王部队尽快入援。但可惜的是，在咸丰帝9月25日疯狂要求各路大臣抽调精锐勤王的次日，英法联军一部已经进至朝阳门外。

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看到英法联军要求释放全部俘虏的通牒，再结合之前他们对巴夏礼的身份即“谋主”一事的误解，反而越发以为巴夏礼此人极为重要而不想放手。在清方一厢情愿的误解下，谈判重点反倒转移到了巴夏礼身上，巴夏礼的待遇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不但每日早晨有上好的水果食用，所用茶叶也是“极其名贵，原是专为皇室而生产的，味香都特别好”，更是数次参加有48个菜和无数酒水的宴席。奕?甚至开始允许俘虏同外界通信，巴夏礼等人遂趁机传递情报。在巴夏礼写的一封经过奕?过目的信件中，他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二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据云恭亲王人甚明……”看起来巴夏礼对奕?极为赞赏，并乐于传递清方的求和意愿，但实际上在这封信件旁边还有数行外文，巴夏礼等人告诉清方：“系名字及年月日，不关紧要。”然而这多半是对不懂英文的清方官员的推诿之语，名字和年月日怎能写出数行来？

英法联军和清军在北京附近展开的战斗

10月5日，英法联军到达北京城外已有半月，但谈判结果仍不明朗，最终他们决定用武力施压以推动谈判进展，于是又开始进军。当晚，联军宿营于北京城外东北方向约4.8公里处。次日中午，联军进抵德胜门外，同僧格林沁等部清军展开小规模战斗。早已一败再败、如同惊弓之鸟的清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法军一部尾随攻入圆明园，之后展开大规模抢劫。奕?等人逃往万寿寺，并痛哭“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直到此刻，他们还试图用传统的那一套羁縻剿抚的落后思想和伎俩去应付洋人，其愚钝腐朽可见一斑。

7日下午，双方再次进行会面，清廷许诺会将俘虏全部释放。8日，清廷官员当着巴夏礼的面商议释放俘虏一事时，光禄寺卿胜保跳出来反对，并大骂英法联军“狂悖异常”，竟然敢占据圆明园并且在北京城外放火，简直是“殊堪发指”，所以绝对不能放巴夏礼回去。但是奕?的代表恒祺表示这是为了“保全京城”，所以俘虏还是得放。做完这出戏后，巴夏礼于当日下午被放回，其他随行人员则于12—16日期间被陆续释放。

10日，英法联军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最后通牒，要求清廷于13日正午前交出安定门，不然即行攻城。然而事实上，对于巍峨的北京城墙的坚固程度，即使是一路上表现得无坚不摧的联军炮兵，也对在其上打开一个缺口并无太大信心。法军炮兵指挥官本茨曼上校曾说，即使他的炮火可以打开一个缺口，但其作用也仅限于吸引清军的注意力而已。他的心态和想法已经算是乐观的了，英军炮兵军官华斯莱上校对此更为悲观：“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过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的所有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此时的清军中尽管仍有人坚持主守，认为“各门城上大小炮位数千，守兵数万，城池如此高深，如此坚固”，定能守住京城，等到各路勤王之师赶来救援；但屡战屡败的清军已经是惊弓之鸟，数量再多也只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更别提清廷方面，也被洋人在数次会战中展现出的破坏力所震慑。最终，清廷乖乖交出了城门。前面那位悲观的华斯莱上校则“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联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进入了北京城，期间他们一直牢牢控制着安定与德胜二门作为出入口，直到最后从北京退出。

北京附近的清军士兵	摄于1860年的安定门

16日，额尔金逼迫清廷于22日前交付给英国人30万两白银，更要在23日签订续增条约，否则英军便要进攻北京城内的宫殿。就在双方针对城门和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之际，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屈辱的一幕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圆明园自康熙年间起修，历经五朝，终于建成了一座占地五千余亩，包容海内外百余景观的皇家园林。乾隆年间来大清访问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曾受邀在其中游览，他返回欧洲后，将其间的华丽景象描述于世人，使其以“夏宫”的名字流传欧洲，并引起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遐想与赞美。即使是从未到过该处的文豪雨果，也根据传说和自己的想象，描述出了如下的动人美景：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您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其实是一个世间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这座名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那么，这座“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是怎么遭受到令世人震惊的野蛮暴行的呢？

10月6日，德胜门外的溃逃清军进入圆明园，法军一部紧随其后，园内守军微弱的抵抗旋遭击败。在守军溃逃后，法军便开始洗劫圆明园。次日，英军闻风而来，两军一起开始对圆明园进行洗劫。法军高层告诉英方他们曾试图阻止士兵抢劫，以便双方平分赃物，但是目击者却指出“法军各级军官、文职人员以及士兵，全都在放肆劫掠”。相比法国人不顾脸面的明抢，英军一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放不开手脚。先是英军高层装模作样地在正式报告里说，为了不让军队受到法国人放肆劫掠的影响导致士气败坏，格兰特等人特意将军队限制在营地里，只派出军官“尽可能收集应归于英国人的物品”。次日，即7日，英国人则同法国人一样变得无所顾忌，彻底抛开了假面具：“每一个被许离开营房的人，都到圆明园去了，因为将军现在已不反对劫掠。”随后，英军里的随军中国苦力，甚至于胆大的本地人也纷纷开始趁火打劫。

正在抢劫的英法联军

抢劫的过程则混乱而又疯狂：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呼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勤快的黑色小动物带着谷粒、蛹虫、卵或口衔麦秆向四面八方跑去。一些士兵头顶着皇后的红漆箱，一些士兵半身缠满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块水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工兵们带来了他们的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然后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这一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酚的人才能胡思乱想出来……在园里，到处都有人群，他们奔向楼阁，奔向宫殿，奔向宝塔，奔向书室……”

除去以上种种疯狂场面，这群强盗的某些表现着实令人无语。

有联军军官背着一堆抢来的赃物挣扎着行进。因为抢到的东西太多太重了，当他碰到来趁火打劫的本地人时，那个本地人本以为自己要没命了，但是想不到这个联军军官只是逼着他丢掉抢到的东西，来替自己运送赃物。而英军高层访问法军司令部时，则看到许多法国兵穿着妇女的绣花旗袍，戴着中国帽。还有一名英军军官，把抢到的赃物用马驮着，自己牵着马走了24公里。事后他成了全军的笑柄，因为当他走回来后，才得知上面刚发布了新命令：所有劫掠之物都要上交给所谓的战利品管理处以便公开拍卖，赃款则由全军分配……

除开疯狂而又混乱的抢劫，更令人痛心的则是对圆明园本身的破坏。仅在英军开始抢劫的7日里，额尔金就看到他所至的每一间房子里的东西，不是被拿走了就是被破坏殆尽，他在家信里感叹：“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值一百万磅的财产，现在我敢说五万磅也不值了。”《泰晤士报》其后刊登的一封信件，也佐证了这一点：“据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磅。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然而圆明园受到的劫难并没有就此结束。

圆明园遗址

10月18日，英军士兵根据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开始在圆明园中放火，至于原因，则要追溯到几天之前。

巴夏礼等人被俘后，巴夏礼本人吃了些苦头却并未遭受更严重的虐待，但等其余随行人员陆续返回军营后，联军才得知有20人受不住“款待”已经死亡。其中有些随行人员如《泰晤士报》的记者居然惨遭分尸，尸体更是被喂了猪，愤怒的联军士兵因此烧毁了其附近的民房。

10月14日，额尔金要求清方对虐杀使团的欺骗行为（清方之前称使团并未遭到虐待，更不用说虐杀）负责，接着提出要焚毁圆明园作为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惩罚，巴夏礼也表示赞同。之后的几天里，英法双方开始就焚园问题进行磋商。在圆明园抢劫中尝到甜头的法方表示反正都是惩罚，不如连紫禁城也抢了，再一把火烧掉紫禁城，这样才能给清廷留下深刻印象。英方则认为不妥，如果烧了紫禁城，则可能使失去皇权象征的清廷认他们试图颠覆其统治，导致谈判破裂，甚至使政府开始垮台，这样费力谈到手的利益就没有了；但是烧毁圆明园则可以在不突破清廷底线的情况下，充分威慑对方，有助于同时进行的谈判，更可以出口恶气。当然，并不是只有焚园才能出气，但是考虑到清廷万万不可能交出涉及虐杀使团的高层——如僧格林沁、载垣等，他们才决定出此下策。

圆明园被毁后咸丰帝做出的批示

无论如何，额尔金焚园之心已定，他在北京公开张贴告示，宣传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当然是冠冕之词）：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合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举动，人民既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

18日，英军开始焚烧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终成一片火海。三日间，火光未熄，烟雾满天。时人有诗叹曰：“五朝神篽翼皇州，纵火连宵烛九幽，法物尽随群盗去，仙山真见万灵愁。”烟雾散开之后，只余一片废墟……

焚烧圆明园的次日，咸丰帝便立即同意了和谈，于是这天晚上，收到指令的奕?同意了英法的一切要求。

5日后，清廷与英法公使交换了《天津条约》，随即又签下《北京条约》。如果说以上不平等条约是因为英法大军兵临城下，不得不签，那么和俄国签下的条约，则是清廷为自己的落后和愚昧付出的沉重代价。

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后，慌得六神无主的奕?突然想起，之前好像有那么个国家的使者，曾表示愿意给大清在列强中间说说话，搞搞调停。这就是觊觎中国领土，装作站在清廷这边的俄国。

5个月前，俄国公使同清廷谈判失败后，打道返回上海。在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清廷在直隶地区包括军情在内的各类情报，煽动英法扩大侵略；一面又向清廷假意示好，表示愿意为其调停，“善为说合”。

5个月后，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的事实吓得魂不附体的奕?，想起了这根“救命稻草”。于是他立刻同俄国公使接洽，请求其出面“说合”，俄方自然欢喜答应。但实际上，俄国公使并未做出任何调停之举，只是诱导奕?等人答应英法的要求。《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使者对俄国公使出色的“调停”工作感激无比，而不知真相的奕?也以为其“调停”有功，打算酬谢对方。

但俄国狮子大开口，摆出的条约草案居然多达15条，其中某些条件苛刻异常，甚至要求开放北京作为通商口岸。然而，尽管条约如此苛刻，奕?也很难拒绝：俄国公使准确地抓住了清廷的弱点，用所谓不同意俄方条件则“兵端不难屡兴”来威胁清廷。奕?这边已经被打怕了，也完全不知道，俄国根本没有动员任何军队，更不可能召回英法联军；他们甚至天真地相信，如果不答应俄国的条件，即使已经签订了《北京条约》，英法也会在北京留下驻军。

于是，当俄国公使假意松口，表示愿意放弃开放北京作为通商口岸后，奕?和同样惊惶的咸丰帝立即同意签约。

11月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割给了俄国，并为俄国之后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而英法这两头真虎，带着数万大军前来逼清廷签约，也只不过要走了九龙半岛。

咸丰帝本人对条约内容倒是无甚意见，但却经常以“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之类的理由斥责奕?，全然看不见奕?为签订条约苦苦在列强之间周旋，可见直到这种时候，他都认为皇家的脸面重过国家的实际利益。至于《中俄北京条约》，在咸丰帝看来，用割掉一些关外的不毛之地，换来免于开战和英法不在北京驻军，简直是物有所值；但是手下的臣子们在办事的时候，不小心有损“天朝”威严，他却是要严加斥责的。也正因为这种认知，咸丰帝才会对条约中的割地一条一言不发，反倒大骂奕?在某些礼节方面处理不当。

一年后，奕?在同某位洋人外交官闲谈时，意外得知英法联军本就没有打算在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顿时呆愣住了。他佯装镇定地询问：“你是不是说我们被欺骗了？”对方诚实地回答：“完完全全地被欺骗了。”

现在的人们无法得知奕?知道真相时的心情，但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根据记载，奕?本人甚至被打击到露出了明显的灰心丧气的神态。而与将要一生背负此屈辱和不甘的奕?相比，咸丰帝无疑是极为幸福的，因为当奕?得知真相的时候，咸丰帝已经死去一个多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方输得一败涂地，但是咸丰帝却达成了其目的：从始至终都没有让各路列强面见他。当然，毕竟利益到手，列强们也不再坚持。1860年11月3日，额尔金明确表示放弃面见咸丰帝。因此，在避而不见洋人公使以及维护皇家威严和“天朝”体面这事上，咸丰帝算是坚持到了最后，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额的赔款、被迫割让的领土和无尽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