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比会战（Battle of Nasby）

纳斯比会战简介

纳斯比会战：纳斯比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队同封建王党军队之间的一次决战。1645年，议会改组了军队，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新模范军”，战斗力大增。纳斯比战役粉碎了王军的主力，基本上结束了第一次内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纳斯比会战过程分析——

大事记：英国宪法战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常备陆军制的产生带来了新的变化。对大陆国家而言，除非没有养兵的力量，否则若无常备陆军则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变成了国王政府的必要工具。常备军使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所以欧陆国家不久都取缔了国会。在西班牙，国会根本上就消灭了，在法兰西，从一六一四年到一七八九年之间，始终没有召开过国会。

因为英国处于岛国地位，所以没有受到这种变化影响。当詹姆斯一世在一六○三年继位时，英国的唯一大陆领土也丢了，所以建立常备陆军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就随之消灭。因此，议会制度才得以在英格兰生根。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摧毁公共的反对，也不能控制财政。英国与欧陆国家之间还有另一个根本差异，当欧陆诸国废除国会时，在英国却由于亨利八世解散教会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反而提高了议会的权力。结果是贵族和平民两院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代表，这是注定迟早要向国王权威挑战的。

虽然如此，但却不要忽视直到一六八八年《人权法案》通过之后，议会才开始获得政治权力。此前治理国家的还是国王和他指派的大臣，而议会只有投票拥护他的权力。想象有一个政府而没有国王，正如想象有天主教会而没有教皇是同样的不合情理。此外，也没有宪法或法律根据强迫英国君主在他无需援助之时必须召开国会，对国家而言，若国王能够自己统治而不必召开议会，纳税人将觉得更为满意。国王能够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下去，这决不是一种暴政，因为他的一切支出必定要在其合法收入之内，所以他的个人统治也正是良好政府的象征。

良好政府的意义就是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额外勒索老百姓，因此，为了不榨取人民，国王必须尽量节约，最重要的是不要对外作战。这种政策很难执行，尤其是自从新世界被发现后，大批金银流入欧洲，使货币贬值，不但引发社会秩序动荡，而且也降低了国王税收的购买力，使其更难维持。由于财政困难，所以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防止战争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内统治国家；私掠行为使她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议会。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一六○四年与西班牙恢复和平关系之后，他就设法与西班牙王室缔结婚姻关系，首先让他的儿子亨利与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订婚，亨利死后又改为查理。一六一八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为了补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巴拉丁选侯的妻子——詹姆斯召开了他的第三次议会。议会作为效忠的象征，投票表决捐献了十四万镑的微薄款项后自动休会。一六二三年二月，查理由好友白金汉公爵陪同前往马德里准备迎娶玛丽亚，并希望她父亲能够以帮他姐夫收复巴拉丁来作为嫁妆。谈判破裂了。回到英国之后，白金汉就开始领导反西班牙的群众运动。一六四二年，詹姆斯又勉强召开了另一次议会。这次国会建议取消与西班牙的婚约，并进行收复巴拉丁的工作。但仅此而已，并无更进一步的措施。

白金汉如今已变成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正想策动对西班牙的战争，为了建立同盟，他设法安排查理与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路易十三的妹妹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同时，他派了一万二千名乌合之众由来英求援的曼斯菲尔德率领前往荷兰。因为缺乏粮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荷兰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

在此情形下，詹姆斯一世于一六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逝世，为了应付未来的困难局面，他的儿子实在需要完全不同的作风。查理不仅缺乏其父亲具备的常识，而且头脑僵硬，不能了解别人的动机，但也和他父亲一样，坚信王权神授思想。他逃避现实，沉溺在乐观的幻想中，他有艺术家的秉性，并且也有很高文化水准。他爱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他那些清教徒臣民大为震惊。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责的，照克拉伦顿看来，他是高尚的绅士，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基督徒。他完全不适合一个革命时代，甚至在正常时代，他也不适合做国王。

可以说太不幸了，他即位之初就受到两个不良影响。（一）他在五月一日，用代表的形式与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使清教徒议会和新教臣民都感到不悦。（二）他受到白金汉影响而忽视了当前的现实，只有遵守其父亲聪明的和平政策才能维持统治。白金汉是一个政治赌徒，胆大妄为，沉缅于大而无当的计划而缺乏实干才能。

因为白金汉主战，可是没钱就不能打仗，所以查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改选新议会，六月十八日，新国会集会。新国会是代表新教徒的，虽然查理要求的数字接近一百万镑，但是所通过的却不超过十四万镑。此外为了控制国王，国会又违背惯例，把国王本应终身享有的吨税和镑税等收入，改为暂有一年期限，所以，查理即位才三个月，国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形成了死结，解决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向国会屈服，要么诉诸武力。八月十二日，国会被解散了。

白金汉又召集了八千多流氓盗匪，模仿德雷克，于十月八日将他们送往海外去夺占加的斯。可是远征却完全不象德雷克那样成功，结果全部溃败，造成了严重局势，使查理不得不召开第二次国会。一六二六年二月六日，国会开会，马上就对白金汉发动了猛烈攻击。五月八日，上院正式提审他，虽然查理未能获得一个便士，但为了营救他的宠臣，在六月十五日又解散了国会。

在财政困难的情形下，查理只好用强迫贷款的手段。而白金汉虽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仍感到不满足，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这次是以法国为对象——向拉罗歇尔发动了一次远征，可是比加的斯那次失败得更惨重。为了进行第二次远征，他劝查理再召开第三次国会。这次国会于一六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召开，对国王表示了极其强烈的敌意。五月二十八日国会起草了《权利请愿书》，最重要的条款是不通过议会两院同意，政府不得强迫人民交纳任何捐献、贷款和租税等。查理最先表示拒绝，但白金汉仍希望国会能够补助战费，所以力劝查理接受。接着国会又攻击白金汉，并辩论吨税和镑税是否应作为租税问题，使查理丧失了耐性。六月二十六日，他命令议会闭会。

这时发生了第一个巨大转变：八月二十三日，白金汉正在朴茨茅斯准备远征时，突然被约翰·芬顿刺杀。远征军还是照常出发，结果仍然大败。

议会在一六二九年一月复会，其中的极端派在约翰·皮姆领导下，对国王发动了猛烈攻击，同时对教会也发动一场宗教攻势。教会本是查理的最后堡垒，只有通过教会他才能掌握民心。三月二日，他解散了他的第三次议会，并不是因为他想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而实在是因为有了议会他就无法统治。四月二十四日，他与法国讲和，一六三○年十一月五日，他又与西班牙讲和。白金汉劳民伤财的政策总算被放弃了。

虽然现在没有议会，查理已经可以自由统治，可是严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议会并不想推翻宪法，只想控制国王，使其变成议会的“橡皮图章”。假如没有国王，那么议会对政府就没有宪法基础。所以第一要点是国王继续为元首，而第二个要点是国会凭着国王的名义进行实际统治。查理既已摆脱了国外的纠缠，所以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解决国内的困难。可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两个主要顾问是温德沃斯爵士——后来成了第一代斯特拉福德公爵——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温德沃斯在查理的时代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一六二九年，查理让他担任北方会议主席，他为了解除平民痛苦而不惜与约克郡纺织业资本家冲突。一六三二年，他又出任爱尔兰总督，在那里他打垮了伦敦富商的投机行为，并且为一支规模虽小但十分有效的陆军奠定了基础，由爱尔兰国会出钱供养，此外他还创立了乌尔斯特的麻纺工业。如果环境允许他继续进行这些有创造性的改革，毫无疑问虽然仍会进一步开罪富有阶层，但只要能够小心不得罪一般平民，查理就可获得颇孚人望的地位，而不必再召开另一次国会。

可是劳德却使温德沃斯的一切努力都花为泡影，他是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主要目的就是肃清教会。面对激烈的反对，劳德把英格兰教会肃清之后，又将目标转到苏格兰。（注：劳德的热忱对不列颠帝国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他开始工作之前，新开发的美洲殖民地有个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增加人口。他的迫害对这一点颇有贡献。从一六二八年到一六四○年之间，差不多有两万人——多数为清教徒——迁往美洲。以后克伦威尔的迫害——这次主要为王党——又使许多人逃往新世界。）这可说是超级蠢愚的行为，因为苏格兰人都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派，一旦他们反叛，查理就必须召募陆军去平叛，可是若不召开国会就无法供给军饷。

但劳德却不顾一切清算苏格兰教会。结果苏格兰开始准备武装叛变，在三十年战争中，有许多苏格兰人在古斯塔夫部下服务，这些老兵只要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查理也开始备战，可是他能召集的却只有区域团队，装备和训练都不足，只能算乌合之众。尽管如此，养兵还得花钱，因为无法举债，所以在一六三九年六月，查理又在贝尔维克谈妥了一个休战条约。九月间他把温德沃斯召来伦敦，他劝国王召开一次新的国会。（注：次年一月他就被封为斯特拉福德公爵。）查理照办了，因为他每个月至少需要十万镑来维持军队。次年四月十三日，国会开会，不仅不投票捐献军费，在皮姆和汉普顿领导之下，甚至开始与苏格兰代表勾结，阴谋造反。三个星期后，国会又被解散，被称为“短命”议会。

斯特拉福德建议把爱尔兰陆军调入英格兰，可是苏格兰人却抢先行动了。他们越过边界，在纽普恩击溃了一支英军，并占领了纽卡斯尔。查理被逼得走途无路，只好下令再召开另一次国会，这次被称为“长寿”国会，于一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这个国会简直是个不加伪装的革命团体，认为劳德有叛国罪，同时也指控斯特拉福德，此外还通过法案，称未经议会自己同意国王不得解散国会。一六四一年五月八日，这两个法案在国会中都三读通过，为了对查理施加压力，皮姆可以说是深通心理战术，他在伦敦发动了几千流氓去包围“白厅”——这是国王和家属的住所。本来查理对斯特拉福德有约在先，他以国王的“金口”保证他一生荣华富贵，可是现在因为害怕王后和儿女会被暴民凌辱，所以经过一番犹豫，并未否决这两个法案——在法理上他是可以否决的——在五月十日都表示同意了。两天后斯特拉福德在塔山被斩首示众。查理这种卑劣软弱的行为完全是自毁长城，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在他的王国里，也许只有斯特拉福德一个人尚能力挽狂澜。查理签署了这个法案，无异于判决了自己的死刑。

接着就是许多新改革：第一是国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会期至少五十天，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司法权也脱离了国王控制，宗教法庭被取消。船税被宣布为不合法。当国王在政治和财政上都饱受拘束之后，皮姆等人又开始向教会发动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主教逐出议会，并没收教会财产赔偿苏格兰人，从而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又与苏格兰人谈判了一个条约，接着在八月十日，查理出发前往苏格兰，目的是企图使他这个分裂的王国重归于好。这是个不幸的行动，因为这使皮姆有机会对人民实行神经战，说国王有武装镇压的阴谋。更不幸的是自从斯特拉福德死后，爱尔兰的政治又恢复了旧有的腐化状况并开始发生叛乱，这样就更刺激了北部人民，使他们害怕武装政变。

皮姆为了使发展中的危机赶紧结束，对国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控诉，他拟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叫作《大控状》，指使国会赶在查理从苏格兰回来之前抢先通过了。在这个文件中对查理在位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加以检讨，把所有罪状都归之于天主教徒，主教和国王的大臣。同时也夸大现有议会的贡献，结论为要求国王取消主教的一切政治权力。查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到伦敦，六天后，国会派了以皮姆为首的代表团去把这个文件呈给他。宣读之后，查理用闪烁之词作答，并命代表退出。皮姆看到这条合乎宪法的路线走不通，就想用另一种手段迫使国王屈服。他在国会中控告王后私通爱尔兰叛乱份子，就是说她犯了叛国罪。

查理最好的选择是不理会这种恐吓，因为在多数国家中，提出这种控诉都会激起公愤，而使多数人都会拥护王后。查理却不这样做，因为他去苏格兰时获得了皮姆过去勾结苏格兰人谋叛的证据，就在一六四二年一月三日命令检察长对皮姆等五人提出叛国控诉。为了拖延时间，贵族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考虑起诉是否合法。查理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五个人从床上抓起来，却又迟疑不决，到第二天在王后催促下才率领四百名士兵到下院去拘捕他们。可是他们却都已逃走。这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并非不该行动，而是不该失败。

查理现在觉得伦敦已不安全，就带着家属迁往汉普顿堡。王后于二月二十三日从多佛渡海前往荷兰避难。在她启程前，查理和她商量，因为亨伯河以北的人民中极大多数还是效忠于他，所以他想暂以约克为行都。三月十九日，他出发前往约克。可是因为犹豫不决，他未能占领赫尔城，这里藏有大量军火。以后他才以纽卡斯尔为基地港口，于是王后开始把第一批军火运往该地。

最后，当叛徒们开始动员他们的部队时，九月二十二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王才命令把他的王旗升起在诺丁汉的堡垒山上。这是对他的人民所发出的呼吁，也是对皮姆的永久性议会的正式挑战。

纳斯比会战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他的最后失败是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辩论，不仅浪费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赛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缺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都没有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与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侯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赛相互保持独立关系。此人有无穷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优秀军人同时也是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如以后的缪拉一样，他是一位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训练部队——其中多数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正好比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形。这些人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组织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攻击。一时他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德雷克一样。正如沃里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场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什鲁斯伯里和威尔士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召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其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什鲁斯伯里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到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里控制着去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召募地区——并且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向伍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自己处于什鲁斯伯里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都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什鲁斯伯里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部队都集中起来由沃里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发生了边岭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沃里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基地之前不可能再向前推进。因此他决定前往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牛津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特福德，第二天在特恩汉草原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危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暂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场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一次夺城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会合：一支由纽卡斯尔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部队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部队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赫尔和普利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部队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兵力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解决掉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从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到处都有局部性战斗。7月26日，鲁普特攻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了顶点。

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要开始行动之际，纽卡斯尔公爵的部下却因为赫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部队也坚持必须等普利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洛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洛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洛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茨沃尔德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伯里。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利兹。

詹姆斯·格雷厄姆，即蒙特罗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洛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部队抢先发动攻击。但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皮姆却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当代表团在利兹提出签订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主张建立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接受了。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就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协定达成了，9月25日，神圣议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

（二）在宗教方面产生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国会与陆军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威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纽卡斯尔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纽卡斯尔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超过五千人，骑兵不超过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郡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塞尔比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纽卡斯尔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到如果约克沦陷，那么整个北方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什鲁斯伯里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这样做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埃尔斯伯里，而沃勒也在法纳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什鲁斯伯里北上。2月13日，蒙特罗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纽卡斯尔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朗马斯顿之间。双方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下进行了巧妙的机动。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场会战，对查理而言是最大的灾难。纽卡斯尔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然后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两天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沃勒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分散了：列文去围攻纽卡斯尔，曼彻斯特回到林肯郡，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约克郡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沃勒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在福伊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被迫投降。虽然如此，对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场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也是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铁甲”，这个绰号很形象，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未来的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汉普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尔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产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边岭之战前夕），国会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赫尔福特郡，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边岭之战却不清楚，不过大约是此时，他曾与汉普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汉普顿说：你的部队都是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吗？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思想，如果不用纪律约束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象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写了两封著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建立纪律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主张和平，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沃勒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将永远无法赢得战争。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问题提到国会中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思想建立。这个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国会，这个国会比那个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获得大家同意，在克伦威尔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出任总司令，他是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挑选，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召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沃勒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排成六列纵深的横队。骑兵的召募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骑兵分为十一个团，每团六队，每队100人，装备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火炮总数增到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备三个人，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还是和今天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如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后来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新军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特罗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沃克爵士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战役，鲁普特到格洛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几个王党的坚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伯里前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使查理丧失了机动，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又召回了格林。格林把围攻任务交给格伦维尔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伯里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兰格达尔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的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之中，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沃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特罗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收回成命，改命吉拉德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伯里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莱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他作出决定之后，又绕道去达文特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斯特沦陷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勒夫伊利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费尔法克斯就于6月5日采取东北方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托尼·斯特拉福德，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伯里——距离达文特里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军事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集合分散人员退到了哈勃勒，意图再退回莱斯特，然后从纽瓦克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说伊尔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部队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部队展开在哈勃勒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勃勒以南约七英里远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斥堠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象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的地方检阅了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勃勒前进。可是他们前进不久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向哈勃勒以南前进。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超过三千五百人，骑兵不超过四千人，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兰格达尔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用了平行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尔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兰特福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攀爬。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尔顿被枪弹击中，受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赶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疾驰之下他们追入了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再说中央方面，沃克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在这场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德纳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兰格达尔的骑兵。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自己是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象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明白他的意义，就把旋过马头，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住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部队一直跑到莱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如克拉伦顿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英国的主教制代表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在哈勃勒向国会提交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为你们进行了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之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了国会。这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担心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纽卡斯尔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了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尔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的工具，所以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位于纽马基特的陆军司令部中。到6月7日，为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尔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应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他们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是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引发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尔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尔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尔顿派佩莱德上校率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比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在1月6日组成了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到查理拒见邓比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而成。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哪方面的表现都强而有力。（一）他是个非常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事。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公开讨论，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直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象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任何残酷行为在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不能改变——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死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查理被杀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之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为了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中，皇家海军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任命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舰队。叛乱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沃里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之以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会之下，就由这两个委员会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帕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也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帕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在商船上服务过。）

1649年，布莱克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就被称为海军上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这样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让舰船与海岸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他却发现这不过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为。他教会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支持，克伦威尔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在英国内战中已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接过来了，而且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无疑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荷兰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作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第一次荷兰战争爆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次的目的比较实际——为了要寻觅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赶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应替英国征服敦刻尔克，格拉沃利讷，马尔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可以在欧洲建立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布伦登陆。9月25日，马尔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和约，阿韦讷，洛西伦，菲利普维尔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利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那么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嫁妆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这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了莫大的欢迎。”

虽然外交政策失败，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要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不无先见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也象征着帝国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更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结果从清教徒的宗教烟雾中产生了工业和帝国，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会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撒遍了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