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楚争霸（春秋南北战争第一阶段）

齐楚争霸简介

齐楚争霸：春秋南北战争，是贯穿春秋战争风云的主轴，影响着春秋时期的战争全局。第一阶段是齐、楚争霸中原，对抗了近四十年；第二阶段是晋、楚争霸中原，对抗了八十余年，前后绵延长达一百二十余年。春秋南北战争，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出的两大文明洪流，在会合交融过程中发生的磨擦与碰撞。这种磨擦与碰撞，可以追溯到炎黄联盟与蚩尤黎苗集团的战争，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这种磨擦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正是经过这种连续不断的磨擦与碰撞，南北两大文明洪流才交融会合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华夏文明。

齐楚争霸过程分析——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描绘了一幅春秋初期的战略形势图：“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根据这一描述，春秋之初真正的诸侯强国是四个，三个在北方（齐、晋、秦），一个在南方（楚）。北方齐、晋争雄，南方楚国独大，秦国尚未入局。当时的秦国虽然也进入了四强之列，但它地处关河之外，暂时闪在一旁观战。那时的秦国好比中国象棋棋盘上的一只车，偏居一隅，虎视眈眈，开局阶段尚未出动，一直要到这盘棋杀到残局阶段，这只车才会过河叫将，以席卷之势扫平山东六国，将中国归为一统，这是后话。

春秋五霸，各种历史书籍中说法不一。所谓春秋五霸，最初指的是诸侯各国君主中五位有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称“五伯”。但政治家与国家实力又不能截然分开，国不强，其君何以称霸？春秋时期长达二百九十五年（前770—前475），诸侯各国实力此消彼长，春秋五霸也随时势前后变化。把春秋五霸的各种不同说法归纳起来，其中四个是“常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另一个是“变数”（宋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四个人在不同时期占据春秋五霸中的另一个位置）。

春秋时期最先冒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实行了一场著名改革，使齐国率先富强起来。北方齐国最早是西周姜尚的封国，姜尚先后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当过谋臣，对周朝的建立有过突出贡献，看来他为齐国后代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思想遗产。齐桓公是姜尚的后裔，姓姜，名小白。孟子说：“五霸桓公为盛。”后来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也把周文王和齐桓公作为自己效法的两个榜样。他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

齐桓公重用管仲搞改革，归纳起来就是实行两大主张：其一，以法治国；其二，富民为先。这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使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的腰杆子就硬了起来。齐国崛起之后，齐桓公以中原诸侯集团盟主的身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子，名正言顺，很有号召力。他决心以匡扶东周王室为号召，威领中原诸侯各国，北征狄胡，南抗荆蛮，保卫中原。

南方楚国，与齐国不同。虽然《史记·楚世家》说楚人的先祖是五帝之一颛顼，而颛顼是“黄帝之孙”，与周王室是同源。但由于颛顼部落一直向南方发展，周王室是姬姓，楚国是熊姓，姓不同则不亲。在夏、商二朝，熊姓部落起起落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由于这些原因，楚人一直被中原诸侯集团称之为“荆蛮”、“蛮夷”，视为“异己”，受到排挤。

黄河流域的中原诸侯各国，都是西周王室所封，他们一直以正统自居，把西北的戎狄、东北的胡、南方的荆蛮，统统视为威胁中原的异己势力。这在周朝不足为怪，但我们的各种历史书籍至今仍然沿袭这种观点，这就大可商榷。

西周初，周王室认为荆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左传·成公四年》），直到周成王时才“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并与鲁、卫、晋、齐“俱事成王”。楚国虽然挤进了诸侯行列，却始终与周王室的关系有一种隔膜感。从周夷王开始，西周王室走向衰微，中原诸侯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他们或“不朝”，或“相伐”。在这种形势下，楚王熊渠索性打出“蛮夷”的旗号，宣布不受周制约束，自封三个儿子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不久，熊渠担心暴虐的周厉王前来镇压，又自动取消了这三个王号。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据有江淮流域广阔地域，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广人众。“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与齐国差不多同时崛起，形成南北对峙。楚国的崛起，得益于楚成王，他同样通过重用令尹（宰相）子文对楚国实行了一场改革，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楚国的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内削弱贵族势力。在此之前，楚国贵族巨室封邑过大，滋生出种种弊端。子文下令贵族巨室都割出一半田产归公，以充实国力。子文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别人也无话可说。《左传》说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留下美名。其二，改善外部关系，主动向周天子进贡，并“结旧好于诸侯”。周惠王见楚国有了主动臣服的意思，便授意楚成王可以向南发展，“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成王“遵王命”，兼并了江淮间众多小国，“于是楚地千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其三，发动楚国原住民大量开垦江汉间可耕土地，更使楚国国力大增。

北齐南楚，两强对峙，拉开了春秋南北战争的序幕。

召陵之战：

齐、楚两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战，但有的历史书上称它为“召陵之盟”。为什么称它为召陵之盟呢？因为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爆发之初，齐、楚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最后却在双方的“威慑平衡”下达成了“和解”。这是由齐桓公首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

齐、楚争霸中原，主要目标是争夺对中原诸侯小国的控制权，关键是争夺对郑、宋两国的控制权。中原众多诸侯小国成了南北战争的主战场、牺牲品。

召陵之盟前，楚国已先后三次进攻中原的郑国。齐国为了遏制楚国的北进势头，齐桓公以中原盟主身份，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向楚国发动了一次军事远征。

齐国联军首先打下了与楚国结盟的蔡国，然后越过蔡国国境，抵达楚国边境一个叫陉的地方（今河南郾城县陉亭），准备伐楚。楚成王比较清醒，见齐国联军人多势众，没有硬碰，派使者屈完去齐桓公大营谈判。屈完责问齐国：“你们地处北海，我们地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要来侵犯楚国？”

齐军的谈判代表是管仲，他回答了三条理由：第一，西周王室曾授予齐国先祖姜太公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我们这次前来讨伐楚国，就是执行周王室的遗训。第二，你们楚国不按时向周王室交纳贡物，不参加周王室祭祖，这是叛逆行为。第三，当年周昭王南巡，到了你们楚国地盘一去不返，是被你们楚国谋害了。你们有这么多罪名，难道还不应该来讨伐吗？

屈完并不慌张，回答说：“楚国没有按时纳贡，这的确不对，我们补交就是了。周昭王南巡不返，他的淹亡地点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待我回去问问汉水边的人。”

管仲说的“昭王南巡不返”是一笔历史旧账。周昭王是周武王立国后的第四位周天子，当年渡汉水时翻船淹亡。屈完说周昭王淹亡之地当时还不是楚国的地盘，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与楚国无关。就这样，第一回合的谈判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屈完返回楚营，楚军上前迎敌。

齐桓公见楚军前来，命令联军后撤至召陵一带（今河南郾城以东），与楚军对峙。

楚成王派屈完再次去齐营举行第二回合谈判。齐桓公命令联军排列成庞大阵容，让屈完乘车观看。齐桓公在兵车上对屈完说：“你看，这样强大的军队，谁能抵挡？”屈完回答说：“你齐桓公若能以德服人，谁敢不服？你若想以武力压人，就凭楚国的地理优势，一点也不怕你。”

两强相遇，各自掂量，双方内心都觉得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场严重的军事危机，最后在双方“威慑平衡”下以妥协告终，签约和解，各自回撤。

对于齐桓公来说，他率领诸侯联军发动这场军事远征，以强大的武力威慑遏制了楚国大举北进的势头，大显威风。《春秋·僖公四年》载：“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这显然是站在齐国的立场上说的话，意思是说楚国派出使者主动前来求和，签了帐下之盟。

召陵之盟，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两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在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中，已高度重视发挥武力威慑的作用。而强大的武力威慑和成功的外交斡旋，则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孙武的祖籍是齐国，他后来在《孙子兵法》中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也许受了齐桓公首创的这一重要战例的启发。另一方面，它又表明在危急关头保持“慎战”的重要性。楚成王面对齐国联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既不服软，又不蛮干，以做出适度让步（表示愿意向东周王室纳贡，并补交过去欠交的贡物），避免因蛮干而导致惨败，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避免失败，这就是胜利。就这一点而言，楚成王也是胜利者，“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召陵之盟后，齐、楚两强的军事对抗并没有停止，但换了一种间接对抗的形式。双方都把中原诸侯小国推到第一线，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打了许多前哨战、外围战。夹在齐、楚两强中间的许多中原小国，则吃尽了战乱之苦。

齐、楚争霸中原，从总体上看，齐国稍占上风。齐桓公一生干成了三件大事：北征戎狄、南抗楚国、中定周室，这使他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权威。公元前643年秋冬，齐桓公在管仲去世两年后，也离开人世。齐桓公一死，诸公子各自树党，互相残杀，齐国发生严重内乱，从此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