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谋士会形成“跳槽”之风？

三国时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拥兵割据的军阀竭力网罗人才，士大夫得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去选择主公，于是出现了一个犹如今日人才市场那种“双向选择“的局面。

中国有句古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大夫三更灯火五更鸡，十载寒窗学成的文才武艺，决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卖出去，换取功名，博得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收购文才武艺的买主只有一家，就是帝王的中央王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句话，只有买方市场，没有卖方市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王朝时期的常态。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时期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买家。董卓之乱以后，东汉中央王朝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本来是朝廷的命官，如今纷纷变成拥兵割据的一方诸侯。这些军阀们为了壮大实力，压倒对手，都在竭力网罗天下人才为我所用。《三国志》说刘备“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其实，当时所有的军阀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各人网罗人才的原则和方法不同而已。因为这些诸侯们个个都非常清楚：群雄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所拥有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取决于人才的质量。

由于中央王朝独家买断人才的局面被打破，士大夫们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许多具有文才武艺的士大夫，今天在这位军阀麾下效力，明天又成了另一位霸主的谋臣武将，走马灯似地在各路诸侯门下转来转去。这种“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局面，颇似今日人才市场上的双向选择。

这个时期，“君择臣”的标准总体上是比较一致的。群雄逐鹿中原，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要求文士要能够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武将要能够冲锋陷阵，斩将夺关，比不得承平时期，文章词赋，花拳绣腿，可以点缀升平。总之，“君择臣”的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有真本事，也就是曹操非常直白地说出的“唯才是举”。至于过去选择官员时放在首位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已经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要能够忠于“主公”就行了。

群雄割据，为士大夫风云际会，进而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周瑜所说，“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只不过何者为龙，何者为凤，不同的士大夫是见仁见智。于是表现在“臣择君”的标准上，就各不相同。有的首先看重主公的地位、名望、实力；有的着重看主公是否具有雄才大略足以成就大事；有的则看重主公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人才市场”的双向选择，特别是对于一些“奇货可居”的人才来说，事实上存在着卖方市场的格局，因此许多士大夫在最终找到自己的“买主”之前，大都在“人才市场”上转过一圈，甚至转过几圈。

让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时期最著名的谋士们的“跳槽”简历，以及他们的“择君”标准。

曹操平定中原时期，有所谓“五大谋士”。这五位谋士分别是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陈寿写《三国志》，对他们的评价极高，称之为“良、平之流”，即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张良、陈平一流人物。事实上，这些人在文韬武略上完全不逊色于刘备帐下的诸葛亮，孙权帐下的周瑜、陆逊。没有他们，曹操也不可能统一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三国演义》出于“尊刘抑曹”的基本宗旨，没有充分表述，甚至贬低了他们的才智和作用罢了。

在曹营“五大谋士”中，荀彧、郭嘉、贾诩都是经过“跳槽”，最终归于曹操帐下的。

荀彧，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在曹操的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中，如是否迎接汉献帝，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能否以少胜多打败袁绍的官渡之战等，荀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曹操曾将荀彧比做自己的张良，此语并不过分。荀彧之于曹操，如同诸葛亮之于刘备，周瑜之于孙权。

荀彧并非一开始就追随曹操。荀彧最初是袁绍的座上客。袁绍门第高贵，雄踞河朔，兵多将广，实力强盛。各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袁绍被推为联军盟主，足见其声望之高，势力之强。而且袁绍也很有个人魅力。史书说他“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地位这么高，实力这么强大，外表又很“酷”，对待知识分子还能够谦恭有礼，这样的主公对士大夫是很有吸引力的。袁绍对荀彧更是另眼相看，待以上宾之礼。荀彧的兄弟荀谌，同乡辛评、郭图也都受到袁绍的任用。但是，荀彧偏偏不买袁绍的账。

荀彧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袁绍最终成不了大事，这种人不足与谋，于是弃袁绍转而追随曹操。而此时的曹操无论地位、名望还是实力都远远不能与袁绍相比。如果按当时许多投靠袁绍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荀彧背靠袁绍这棵参天大树，却不好好乘凉，跑去投靠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曹操，简直是犯傻，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荀彧“择君”，是颇有眼光的。

被许多士大夫都看好的袁绍，在荀彧眼里一钱不值，《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度（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在荀彧看来，袁绍这种人之所以不能成大事，是因为有几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袁绍表面上待人宽厚，实际上内心对人猜忌，要用人而又不信任人。第二，“绍迟重少决，失在机后”。袁绍临大事迟疑不决，当断不断，总是抓不住机遇。第三，“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袁绍军纪松弛，不能令行禁止，士兵虽然很多，但是缺乏战斗力。荀彧认为，袁绍是靠高贵的门第，靠礼贤下士的作秀，来获得虚名，“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袁绍的人气虽然很旺，但大多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跑到袁绍那里去。

郭嘉也是对曹操的事业具有重大作用的谋士。《三国志》记载说，郭嘉与曹操初次见面，纵论天下大事，曹操马上作出判断：“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英年早逝，后来曹操在赤壁战败，叹息说：“如果郭嘉还在，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败。”可见郭嘉对于曹操之重要。

然而，当初郭嘉“择君”时，首选的不是曹操而是袁绍。郭嘉曾主动北上去见过袁绍。显然，郭嘉也是冲着袁绍显赫的身世、强大的实力和折节下士的名声去的，但见面之后却发现袁绍徒有虚名。

郭嘉向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出了他的感觉：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对袁绍的判断与荀彧是不谋而合。

郭嘉与曹操初次晤谈之后，高兴地说：“真吾主也！”郭嘉认为这才真正找到了明主。郭嘉和荀彧一样，也是在袁绍和曹操之间作出选择，而且与荀彧的选择完全一样。

在“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中，还有一位诸侯，和袁绍一样，尽管门第高贵，势力强大，尽管也真心希望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但同样不被一流的士大夫看好——此人便是袁术。

袁术是袁绍的堂弟，出身“四世三公”的高贵门第。袁术本人又以侠气闻名于世，应该说还是颇有个人魅力的。袁术的势力也非常强大，甚至比袁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袁术仍然留不住真正的人才。有些人才即使被袁术所网罗，也要想方设法地“跳槽”离去。

周瑜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儒将，是孙吴的“国之干城”。当初，周瑜的叔父周尚在袁术地盘任丹阳太守，周瑜前往探视。袁术知道周瑜是个人才，要留他为将。那么，周瑜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三国志·周瑜传》记载：

（周）瑜观（袁）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途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

从史书的这段记载来看，对于袁术的挽留，应该说周瑜一度还是动过心的，因为毕竟袁术的名望和实力摆在那里，大大超过当时的孙策。周瑜是经过观察，看出了袁术最终成不了气候之后，才离开袁术返回了江东。周瑜对袁术的判断，与荀彧认为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鲁肃也是东吴的栋梁之臣，是继周瑜之后东吴的三军统帅，当初也曾为袁术所用。鲁肃年轻时便以“仗义疏财”、结交江湖人士而颇有名望。袁术听说鲁肃的名声，便让他代理东城的地方官。《三国志·鲁肃传》说：

（鲁）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

鲁肃离开袁术，同样也是发现袁术“不足与立事”。

从“择君”的取舍标准来看，像荀彧、郭嘉、周瑜、鲁肃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舍”的标准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会被袁氏兄弟显赫高贵的门第和眼前的强大势力所打动，一旦发现袁氏兄弟这样的主公不能成就大业，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而去，宁可去追随眼前还在创业维艰而具有远大前途的主公。

而在“取”的具体标准上，荀彧、郭嘉和周瑜、鲁肃又是有所区别的。荀彧、郭嘉看重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足以成就大业；而周瑜、鲁肃看重的是与孙氏“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的特殊君臣关系，但基本原因还是看好孙氏可能最终能够成就大业。

如果把“臣择君”比做士大夫的人生投资的话，那么荀彧、郭嘉、周瑜、鲁肃不是像当时许多士大夫那样选择眼前火红上市的“绩优股”，而选择了具有发展潜力的“潜力股”。只不过荀彧、郭嘉和周瑜、鲁肃，对“潜力股”的认定有所不同罢了。

在汉末群雄逐鹿之际，作为智谋之士，“跳槽”次数最多的，非贾诩莫属。

贾诩也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三国志·魏书》将贾诩和荀彧、荀攸合为一传，足见贾诩在曹魏集团中地位之重要。贾诩年少时，就有人认为他有“张良、陈平之奇”。曹操平定北方的战争中，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和潼关之战击败马超、韩遂的两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曹操晚年，又是他最终坚定了曹操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最终打定主意。在曹操、曹丕父子两代，他始终得到最坚定的信任，终富贵于始终。在数十年的复杂经历中，贾诩所表现出的权谋机变，可谓出类拔萃。

贾诩在投靠曹操之前，曾多次“跳槽”，在好几位诸侯的麾下充当谋士。

董卓之乱时，贾诩在董卓的女婿牛辅手下为官。董卓、牛辅败死后，董卓部将人心恐慌，打算作鸟兽散，各自逃归故乡。贾诩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抛弃军队独自回家，只需要一个亭长就可以把你收拾了。不如打着为董公复仇的旗号率军进攻长安，如果幸而成功，可以国家名义征伐天下，如果失败了，再逃不迟。听了贾诩的这番鼓动，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起兵进犯长安，劫持汉献帝，把持朝政。贾诩也成为他们言听计从的谋主。

李傕、郭汜随后又在长安城内互相攻杀，一代皇都长安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贾诩预料到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便急流勇退毅然辞去，转而投靠同乡段煨。这次“跳槽”，是为了避祸。

贾诩因作为李傕、郭汜等人的谋主而名声大振，在段煨的军队中威望很高，受到段煨的猜忌，于是离段煨而转投张绣。这一次，也是出于保身的考虑，是不得已的选择。

张绣对贾诩非常尊崇，甚至“执子孙礼”，就像子孙对父祖一样礼敬贾诩。但是贾诩并不打算就在张绣这里终老。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拒时，袁绍派使者前来招纳张绣。张绣鉴于袁绍强盛，曹操弱小，并且自己过去曾与曹操兵戎相见，因此打算倒向袁绍。贾诩不待与张绣商量，马上当面对袁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袁本初，你兄弟尚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吗？”由此造成既成事实，断绝张绣投靠袁绍的路子。张绣当时既惊且惧，悄悄对贾诩说，说这种话，如何去归顺袁公？贾诩于是说出自己真正的选择：“不如从曹公。”

贾诩进而说出投靠曹操的理由：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政治优势。第二，袁绍强盛，我们这点军队前去投靠，必定不会受到重视；曹操势力弱小，得到我们必定非常高兴。第三，有霸王之志的人，必定不会计较私怨，而是捐弃前嫌，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的信义。除了第三条理由是解除张绣的顾虑，前两条理由，实质上也是出于一种选择“潜力股”的心理。经过几次跳槽，贾诩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归宿。

在刘备集团中也有几位著名的“跳槽”谋士。他们投奔刘备麾下，堂皇的理由是向往刘备高举的复兴汉室的旗号以及刘备的人格魅力，实质上仍然是出于现实的利益驱动。

法正是刘备进入益州之后最重要的谋士，刘备对其的倚重甚至不下于对诸葛亮。法正和张松原来均在刘璋属下为官，二人认为刘璋难以成就大事，经常私下叹息，早就怀有“跳槽”之心。他们不像当时其他士大夫那样，如果对主公不满就一走了之，而是把主公的地盘作为改换门庭时对新主公的见面礼。

张松奉刘璋之命面见曹操时，便打算乘机投靠曹操。而此时曹操刚刚平定荆州，打败刘备，正是踌躇满志之时，根本没有把张松放在眼里，《三国志》记载：“（曹操）不复存录（张）松，松以此怨。”张松在曹操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又动了出卖刘璋投靠刘备的念头。张松与刘备接上“关系”之后，便找机会说动刘璋邀请刘备入川帮助讨伐盘踞汉中的张鲁。法正奉刘璋之命率兵迎接刘备，则乘机劝说刘备袭击刘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

（刘）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

《三国演义》中那段“张松献地图”的精彩情节就是由此演绎出来的。这种情况，与现代一些高层管理人员或科技人员带着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或核心技术跳槽，如出一辙。

刘备占据成都之后，蜀中士大夫中，除了极个别的人对刘备采取不合作态度，绝大部分人都顺势倒向了刘备，他们与张松、法正相比，只有主动“跳槽”和被动“跳槽”之分。

刘备称帝之前，群臣再三劝进，刘备一再推辞。这是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开国皇帝包括篡位者在登基之前必不可少的一种作秀“仪式”。诸葛亮在向刘备劝进时说，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前，群臣再三劝进，刘秀一再辞让。耿纯进言道：天下英雄跟随主公，都有自己的希望。如果不听大家的意见，人们多半将另谋高就，无人再为您效劳。诸葛亮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追随大王长期勤劳，也如耿纯之言，怀着自己的希望罢了。在此，诸葛亮将乱世期间士大夫追随明主的真实意图一语道破。士大夫投奔刘备麾下，表面上是因为刘备以复兴汉室为号召，是出于对正统的向往，实际上价值取向的核心仍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蜀汉集团如此，孙、曹两个集团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更为浓厚。曹操唯才是举，公开打出实用主义旗号，这对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大夫投靠曹魏，出于现实利益驱动者居多。后来司马氏篡魏，士大夫大多弃曹魏如敝屣，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