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宝之战（灵宝惨败与潼关陷落）

灵宝之战简介

灵宝之战：灵宝之战是756年（天宝十五年）六月，在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安禄山部将崔乾佑于灵宝（今属河南）西原大败唐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军，夺取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的著名伏击战。

灵宝之战过程分析——

一　潼关之险

很多年前的一个暮春，“诗圣”杜甫孤身一人逃离战火不绝的河北，沿着官道赶路，打算先借道关中，再越秦岭、大巴山道后与避祸蜀中的家人团聚。在某个阴暗的下午，诗人的内心也同天空中的层层乌云一般沉重。昔日商旅繁茂的大道上已经罕见行人，几支急匆匆驶过的车队也是为前线送粮饷或甲杖的。道旁本为路人遮阴避暑的杨柳，因被饥民剥去树皮充饥而全部枯死。

夜晚的集镇，万家灯火为森森鬼火所代替，杜甫想起前年从这条路上经过时，客商往来不绝，道旁人口繁密，而现在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胡人将领安禄山发起的叛乱。战火烧遍了帝国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因此转移至南方。

战乱不仅毁了无数斗升小民的平静生活，更让帝王家蒙难——唐明皇最宠爱的杨贵妃命丧马嵬驿，玄宗与肃宗父子反目——正所谓“双悬日月照乾坤”。数年后，李隆基再次返回他所居住的大明宫，亭台楼阁还是那样雄伟壮美，然而，已身为太上皇的他，身影却不见往年的意气风发，只剩下苍老与孤独。

当然，此时的杜甫并不知道这些帝王事。他在考虑的是，如何平安完成归途。身上的鱼符和公文可以应付征夫拉丁的官吏，但孤身一人的诗人，必须躲避那些被打散的匪兵劫道。日暮时分，杜甫终于找到了可以借宿的人家—一户老夫妻，家中除了夫妻二人外，只有小孙儿与儿媳。入夜不深，官吏又来捉人服役。老翁虽然逃脱，但老妇却被抓去急应军役。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在杜甫写作这首《石壕吏》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758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为平息安史之乱，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最终却惨遭败绩。邺城的大败让唐王朝慌不择路：将老人孩子送上战场，卑躬屈膝求回纥出兵平叛。此时的唐王朝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强盛；藩镇割据之势已成，中央不但丧失了颜面与震慑四方的威仪，也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军事与经济实力。而这一切，都始于潼关失守。

可以说，潼关的陷落让唐帝国几代皇帝呕心沥血守护了上百年的盛世就此烟消云散，也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城市—大唐京师长安首次为战火所蹂躏。潼关的陷落，或许也注定了长安将被数次攻破的命运。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潼关，号称关中平原的西大门，古为桃林塞，相传夸父追日时，弃手杖于此地遂成百里桃林高地。汉末三国时期，为西制关中、抵挡来自凉州的马超，曹操特在关中平原东口营建了关城。

◎潼关历史地图（地图编制：王晓明）

在此之前，秦汉只能东出函谷关才能沟通关中与中原。然而汉末时，马超起兵攻伐曹操势力所占之关中，曹操嫌函谷旧道狭窄，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军需，故发动人员在秦函谷关侧面凿山开路，导致秦函谷关失去了控制道路的基本功能；再加上千百年来黄河流水对河岸的侵蚀，河岸滑坡形成新的通路，秦函谷关逐渐被废弃。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控制崤山道和钳制马超（控制崤山道最西端出口），曹操营建了在之后两千年间作为关中东大门的潼关。

南北朝末年，北周军队就是多次从潼关东征中原，攻灭北齐的；隋末统一战争，秦王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出潼关，战胜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一举克定崤山以东。潼关对关中本位政治势力来说，不但是安全的屏障，更是武勋的象征。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潼关在军事上对唐王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唐王朝一定会尽全力增强潼关的防御力。三百里崤山最西端的潼关，其后便是毫无防备能力的关中八百里沃野。如果不能在潼关彻底阻挡住敌军的脚步，整个关中就会陷入战火，而关中核心——长安城自然也不能幸免。如果真的遇到潼关被破的局面，大唐朝廷只能紧急转移。渭水之盟之所以被李世民视作奇耻大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下之盟使关中变成了突厥兵锋下的鱼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然而，单从防御的角度看，潼关关城所处位置并非三百里崤山中最适合营建关隘的地点。秦代函谷关的位置可谓最好的防卫地点：背靠虢州（今河南灵宝市）为后盾，前有山河之险（由于黄河流水对河岸的侵蚀，造就了新的道路，秦代函谷关已失去作为关隘的作用，无法控制交通要道）。甚至坐落在新安的汉函谷关的位置都比潼关好，它能为关中地区争取更大的防御纵深，将整个崤山山地彻底变为防御的后方。

◎唐代运河图

但只看到关隘“塞”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看到其“途”的一面。潼关修建之初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便是在交通与后勤上支持曹操军在关中的战事。三国到北朝的数百年间，潼关不但完全控制了陆上道路，还控制了渭河——黄河水运。

潼关关城的存在，不但扼守住了陆路交通，同时也有效控制了风陵渡这个重要渡口。对金庸小说《神雕侠侣》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不会对“风陵渡”感到陌生，这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高欢攻伐关中利用过风陵渡，北周在晋南地区与北齐的一系列战役，更有赖于风陵渡作为重要的后勤节点。当然，无论是潼关还是风陵渡，在隋末大乱和唐统一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视线再推向更加久远的时代，可以发现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也与风陵渡有着不解之缘。泛舟之役中，风陵渡所在地是重要的转运中心，孟明视雪耻的王官之战，秦军也是在风陵渡一带渡河的。

◎安史之乱叛军进攻路线图

隋唐开凿的大运河与今日的线路大有不同，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向长安输送物资。首先，江南各地生产的物资被调集至扬州，在扬州进行编组后出发，沿着运河北上，过睢阳而后可以走汉水或继续北上汴梁。一般来说，通常走汴梁转运较方便，而后再逆流西行，将粮食物资储存在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当时天下第一粮仓）。这也是隋炀帝比较重视东都洛阳的原因。后来，武则天时期的“就食洛阳”多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含嘉仓的物资可选择陆路或水路路过崤山之地进入关中。延汉水输送的物资则在汉中暂时储存，与蜀地益州出产的物资调配，一起翻越秦岭再输送到关中。由此可见，除军事意义，潼关对唐帝国还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然而，唐天宝十四年，却有一个人试图撼动潼关这块“帝国之锁”。他就是——安禄山！史册对其出身的记载是“杂胡”，只知其母是突厥族女巫，不知其父是何人。安禄山号称盛唐时最会跳胡旋舞的胖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以前，谁要对唐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肯定会被当作笑谈。最受宠信的杨国忠出于私心，数次进言“安禄山必反”，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结果弄得所有“安禄山要造反”的话，对李隆基而言都是“狼来了”。

所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初到长安，唐玄宗还一度当是谣言。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确知安禄山已向南进军时，唐玄宗才从太平盛世的迷梦中惊醒，仓促部署防御安禄山。他先让名将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坚壁不出。

安禄山叛军初期为何能摧枯拉朽？

当时，唐朝募兵总数约为四十九万，号称中国古代扩张转折点的怛罗斯之战，唐军兵力也不过“蕃汉三万”，即加上从当地强征的外族兵力，唐军总兵力也不过三万人，其中正规唐军不到两万人。考虑到唐军编制，远征怛罗斯的唐军应该是一个相对满编的“军”（一万两千五百人），以及一些辅助部队。而整个西域与北庭都护府仅各有兵力两万四千人。参考唐军编制方式，两万四千人是两个不满编“军”的野战军（由于西域战争频发，各部队难以达到满编）编制外加一定数量的驻守部队。在西域方向，唐军共有四个军，四万八千人。

而安禄山则有十五万人以上，占了唐王朝正规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还有半数的战马在他控制下。在兵力上，能与安禄山抗衡的只有河西陇右节度使，其部队是对付吐蕃人的主力，总兵力在十六万以上，但王忠嗣死后没有统一领导，安禄山充分利用了唐军布局的弱点打了个时间差。大唐最为精锐的安西军远在西域。剑南和岭南道的唐军实际上由于距离因素也是很难回防的。关中本身更是因府兵制度的瓦解，募兵困难，无兵可用。

叛乱前，安禄山做了大量准备，其准备之充分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安禄山先利用唐玄宗的信任，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遥领）三处节度使（由于东北边患较为严重，这三个地方不但兵力雄厚，士卒久习战事，有很强的战斗力，还招募了契丹、同罗、奚族等胡族士兵）。后来，安禄山又利用制度和唐玄宗的盲目信任，掌握了地方财权，更利用篡取的人事权将麾下统兵将领换为自己亲信，牢固掌握了统领下的军队指挥权。

安禄山掌握的唐政府正规军如下：范阳九万一千人、平卢三万七千五百人、河东大同军九千五百人，共十三万八千人。另外，尚有部分或可能全部掌握的正规军：河东天兵军、大同军以外兵力，约两万五千五百人。可见，安禄山掌握的唐王朝正规边军在十五万人以上。仅从这方面来看，历来造反者，无人可与安禄山相比。

那么，唐代节度使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节度使正式设置于睿宗时期，初期只是将之前不常设的“行军总管”之职与“都督州”建制固定化。节度使最初的任务是提高边境地区的军队战斗力，唐朝进入全面扩张期后，由于长征之兵日益增多，节度使的职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节度使本来设置于边境地区，目的是防御外来强敌，保障边陲安全。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单从表面看来，节度使制度与东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实行的总督军区制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边疆地区加强军事长官权利，划分边境军区，地方军依靠地方财力支持，兵员也均在当地征募。

◎唐代骑兵形象

总之，节度使不但拥有战时直接指挥部队的军令权；更掌握着包括自主征募士兵、扩充编制、打造兵器、后勤补给、物资调集等兵政权。宋代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以枢密院统军令权，兵部掌兵政权；明代则以大都督府（后因大都督府权利过盛，皇帝自觉难以统御，遂分化为五军都督府）执掌军令权，兵部负责兵政权；而现代国家，兵政权掌握于文官负责的国防部，军令权则由军人组成的总参谋部来掌握。

节度使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他不仅掌握着地方的军事权，还掌握着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人事等本应属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可以说，节度使治下的基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这些权力也是节度使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逐渐合法或非法取得的。

但真正使节度使失去控制的原因是，李隆基破坏了原可制衡节度使的制度。节度使的任期由固定年限逐渐变成了终身任职，导致节度使可在地方经营自己的势力，掌握军权、财权、政权。

在面对有较大边防压力的边境州府中，这套方法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边疆军事长官权力集中，有能力加强边防军团的战斗力（兵力、武器装备方面）。地方军事实力较强，可以随时应对外敌的大举入侵。藩镇在其发挥作用的百年内，一直能够有效对付边疆民族的入侵。但随着募兵制的产生，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在征召士兵看来，军饷是节度使发的，节度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效忠的对象，他们自然会毫不犹豫执行节度使的命令。

然而，藩镇节度使权力太大，中央很难制约他们，而且，权力生腐败和野心，虽然节度使起先都是绝对的忠臣，但政治斗争中并无忠臣一说！再忠于朝廷的人，也会变为只知维护自己利益之徒。一旦节度使认为自己有能力和中央对抗，往往都会反叛！在封建社会，造反这件事不是看将领有没有想法，而是看将领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使将领自己不想造反，也很有可能为形势所迫而造反。其实，制度缺陷才是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

◎唐代穿绢甲的武士陶俑

天宝十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天宝时为范阳郡），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裴宽、安禄山。

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柳城郡，今辽宁朝阳），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安禄山。

河东节度使防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定襄郡，今山西忻州）、代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岚州（楼烦郡，今山西岚县北）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安禄山。

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治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西南），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忠嗣、张齐丘、安思顺。

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倕、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

安西节度使，又称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夫蒙灵曜、高仙芝、王正见、封常清。

北庭节度使，防御突骑施、坚昆（黠戛斯），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来曜、王安见、程千里、封常清。

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治鄯州（西平郡，治今青海乐都），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天宝十三载又于鄯、廓、洮、河四州之西增置宁边、威胜、天成、振威（吐蕃雕窠城）、神策、金天、武宁、曜武八军。天宝时，节度使为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治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章仇兼琼、郭虚己、鲜于仲通、杨国忠。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僚，治广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天宝时，裴敦复为五府经略使，至德元载改为节度使。

◎天宝十节度使

从节度使的设置上，我们也能看出唐代的军事布局和用兵方向：

第一个要点（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北方东线，设立初期是应对东突厥与高句丽，太宗和高宗击破他们后，该方向的主要任务逐渐变成应对新兴的契丹势力。顺便提一句，契丹在唐朝已十分兴盛，武后时代曾给过唐军重击，安禄山的“第一桶金”也是从契丹人身上获得的，契丹人后来也差点在战场上杀死安禄山。

第二个要点（北庭、安西、河西、陇右四镇），北方西线存在最基本目的是守卫长安——关中以西的战略要地，主要目的是争夺对西域贸易要道的控制。前期主要敌人是突厥势力，后期为吐蕃。某种意义上讲，唐建都长安，是由扩张规划决定的——建都长安才能方便争雄西域。值得注意的是，河西与陇右两镇兵力十分雄厚，远强于安西、北庭（当然，这也与补给难度有关，陇右背靠关中，人员与物资调运方便；安西只能依靠当地的产出，想从关中千里转运是非常不现实的）。可以推断，天宝年间，唐朝西方战线的主要思想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吐蕃甲胄

第三个要点（剑南、岭南），西南战线主要目的还是防御吐蕃从高原直下蜀地，由此可见此时的吐蕃何等兴盛，竟然需要大唐从两个方向上防备。吐蕃能如此兴盛与“圣君”李世民不无关系——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大量先进技术，让吐蕃的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似乎事情总是这样，中原王朝将先进技术输送给四方蛮夷，以为可以依靠文明教化四方，但蛮夷们掌握了先进生产与军事技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入侵中原。对于中原王朝极力推广的儒家思想，他们只学习了如何加强自身集权统治的内容，而没学习“恭俭礼让”那部分，更不会做到儒生们所期盼的“知恩图报”。

第四个要点（朔方）关中北大门，从秦国设九原郡防备匈奴到汉武帝在“河南地”营建朔方，定都长安的中原王朝都极力维持自己在河套平原的统治，盖因此处对守卫关中地区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汉初时匈奴骑兵就是从这里出发，“一日奔驰三百里”突袭关中，甚至焚烧了皇家园林甘泉宫。守卫住朔方，中原王朝就等于在草原插进了一把刀子，强盛时，这里是征伐草原的出发点；衰落时，这里是守卫中原（燕云以西战线）的第一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就是唐帝国东北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的对决。

二　老将哥舒翰

面对叛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帝国之锁”的防卫工作却是一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老将负责，他就是哥舒翰。

哥舒翰作为一名老将，在指挥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美誉。但哥舒翰好饮酒，且饮酒无度，醇酒美人时时相伴，以至身体虚弱。天宝十四年二月，在他入朝面圣的路上，行至土门军时，因为洗澡导致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方才苏醒。之后，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回京以后，只好闭门不出。

唐玄宗为何选择一位已经半瘫痪的老将来守卫重中之重的潼关，甚至还让他出征攻击叛军呢？莫非武功赫赫的大唐再无可用之将了？

安禄山突然举起反旗，一举占领河北之地。此时，唐朝军事部署的特点是“守外虚内”，内地根本没有一支可以阻挡叛军的部队。唐玄宗仓促布置防御，由于均田制败坏，常年对外征战，关中府兵早已破坏；彍骑等募兵制中央军，由于兵员素质问题，战斗力早已衰落。

此前，高仙芝得到皇帝赐予的禁中钱，招募了关辅新兵，外加原有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等兵，计五万人，出镇陕县。但封常清的洛阳失守，高仙芝撤往潼关后，李隆基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挫折，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首示众。就这样，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而新一辈名将李光弼、郭子仪等人，要么陷入与叛军的死战，要么必须防守要地（晋阳），根本无法抽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非常计较城池土地的得失，并不关心军队的损失情况。毛主席曾经说过：“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么浅显的道理，边关将领都懂，为何唐明皇不懂？

个中原因，其实上文已经提过。安禄山的十五万精锐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尽得河北州郡，而唐政府此时在内地却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岭南的部队无法回调中原；安西、河西的精锐兵力薄弱，外加路途遥远更是难以指望。而且，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战争会持续八年之久。之后，西域唐军被尽数调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域力量真空，导致唐帝国失去了对西域和中亚的控制。由于缺乏兵力，唐明皇对丧失城池变得十分敏感。

在如此局面下，哥舒翰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同时，唐玄宗还命令以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副将，领军二十万，赴潼关拒敌。因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哥舒翰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素来不和，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哥舒翰忧心战事，为了尽快增强新军战斗力，不得已加大训练力度，但统军“严而不恤”，导致唐军士卒不满，士气低落无斗志。幸运的是，依托潼关天险，唐军尚可一战。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古代的首都很难防守，最好不要使都城面临守城战。最佳的方案是拒敌于门外，即利用关隘地形，将敌军彻底阻挡在京畿重地外。因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需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能够承载一定人口；同时，水陆交通要方便，利于人员和物资的流通。所以，古代都城多地处某一平原的中心地带，又多临近河流，水陆道路网密集。封建国家京畿之地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作为统治根基，以相对优势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压服”地方。

◎敦煌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为：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沃野和以晋阳为核心的河东之地。一处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李家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的根基，一处是李渊起兵前就苦心经营的大本营。从军事上看，关中同时是北方防线和西方战线（与吐蕃等势力争夺西域要道）的大本营；晋阳则是唐王朝北方防线的两大关键支撑点之一（另一个关键支持点就是安禄山所盘踞的范阳，即今天的北京），更是关中势力插入山（崤山）东的一支楔子。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关中与河东两地也是互为表里的：失去关中的河东势力难以独支，还会多面御敌；失去河东的关中不但东出无门，还要防备黄河沿线，疲于奔命。

虽然中宗以后唐王朝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南方的物资，然而，作为财赋重地的江南却不能称为其根基——江南的财赋有赖运河漕运，易被切断，且不能动员强大且忠心的军队支援中央。更何况李唐王朝没有设立足够强大的行政中心统御江南。世上虽有“扬一益二”之说，但却是根据商业繁华程度而言的，而不是政治地位。

这里值得详细说明的是：很多封建王朝均源自乱世中的某个割据势力，历经残酷的统一战争后从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的。对成功的割据势力而言，其根据地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求：粮食产量充足、人口充足、手工业发达，这三者的关系不但是递进的，更是互补的。这几个要求反映在地理上，就是一个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地区：农业发达，就能支撑足够多的人口，组建用于统一战争的军队；剩余劳动力充足，手工业才能发达，才能为军队提供兵器装备；经济发达后才能发展文化，为国家提供人才。但仅拥有一个平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地利：保证该政权的兵力不会为漫长的防线羁绊，面临外敌时疲于奔命；能够将更多的军力投入统一战争。

这个根据地也就是封建王朝统一后的京畿之地。就认同感与忠诚度而言，京畿之地才是其最大的依仗。比如，刘邦建都长安是因为关中之地，朱棣迁都北京不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 ，更多还是因为北京作为自己的封地，经过多年经营后已心腹遍地。

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依山河之险且有强兵。而齐国与韩、魏则是一个先天条件不足的反面例子——国境线缺少地利可用。孙膑曾言，齐国的战略应为“必攻不守”，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攻势防御，将战争限定在己方可以接受的地域。

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从军事角度来解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控制中原之地，就有了战胜其他割据势力的军力。要知道，中原地势平广，乃四战之地，民力充足、物产丰富。得中原者得天下—“得中原”并不是“得天下”的必要条件（反面的例子比如王世充、朱温、李存勖），而是某一割据势力自身有能力“得天下”的充分条件（比如隋末李唐灭王世充）。

因此，当敌人兵临都城时，帝国中央机动军团往往已遭重创。无论是皇帝、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百姓们，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很容易在敌方武力恫吓下丧失坚守的信心，或弃城逃跑，或投降以避免遭到屠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敌人已至京师城下，则京畿富庶之地将遭到严重破坏。比如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因为丰镐王畿已彻底成为战区，无法给予中央政权在财力与人力上的支持，周平王不得以东迁洛邑。

要想守住这样的政治经济要地，核心在于守住周边作为防卫支撑点的城市与关隘。且守城的核心思想不是闷守—守城要诀是使敌人丧失继续围攻下去的能力与决心。这就需要大量杀伤敌方人员、消耗敌方物资、破坏敌方士气；同时也要减少己方在这方面的损耗。因此，守城的一切安排与行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任务来进行。消耗敌方物资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寻找和破坏敌方的储备。

出城逆袭的目的是主动去破坏敌方营地中的军需储备，限制敌方在己方领地中的抄略行动。与多数人的印象相反，除非深入不毛，进攻方在战区内消耗的物资大多依靠抄略获得，而非依靠后方输送。当进攻方大部分物资需要依靠后方输送时，则到达了军事上的“进攻顶点”。铁路公路运输发达的现代，大部分人均难以理解古代在技术条件的制约下，物资（尤其是粮食）在转运途中的消耗是多么巨大。随着运输距离的增长，运输效率会急剧降低，十八日行程需要的运粮民夫和士兵比为1：1，二十六日行程是2：1，三十一日行程则是3：1。《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一书中对陆路转运粮食的的情况做了比较清楚的论述：正常情况下，路途中消耗的粮食与运抵粮食的比例在30：1左右，而在某些情况下—汉武帝远征漠北，这一比例甚至达到190：1！如此巨大的消耗，使得几乎所有兵书都有同样一句教导：“因粮于敌。”

杀伤敌军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对方进入己军陷阱—发挥己方的有利地形，例如城中的瓮城或者城外适合伏击作战的地域。进攻方遭受极大损失后军心动摇，不得不放弃围攻。南北朝时代的玉璧之战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战国时代墨子和公输班的攻防演示也是这种态势的模拟。冷兵器时代，首都通常无法坚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守方没有信心对进攻方造成足够的损失—中央重兵集团已被歼灭，无可战之兵—且自身在经济、政治上的损失过大。

同时，守城成功也依仗野战部队的存在。短促反击需要有能野战的精锐部队，敌军围攻失败后撤退之际也需要野战部队追击敌军。攻守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守城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守备所需兵力，充实野战军团，使之可以运用在关键场合；利用地利的目的也在于此。

综上之言，守卫封建帝国都城的重任，必须交给位于都城纵深之前、防卫线重点上、享有地利的军事重镇。位于首都之前的军事重镇在历史上有很多，而且一个首都对应的军事重镇并不只有一个：函谷关之于咸阳，潼关之于长安，大同、山海关之于北京，京口、采石之于建康，河阳、虎牢、新安函谷关之于洛阳，扬州之于南京。这些军事重镇都需要重兵固守。如果没有这些重镇，则需要许多机动兵来防卫京畿地区，北齐、北宋国防失败就在于此。

这里不得不提到日后发生的一个特例，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当时，作为中央直属机动军团的三大营精锐尽数葬送于土木堡，文人出身的兵部尚书—于谦临危受命。他以北京城中留守的守备兵力和各地陆续赶到的援兵，成功守卫了大明帝国的京师北京，阻止了“靖康之耻”再度上演。

己方精锐尽丧，敌方得胜之师凭锐气直抵京师城下。纵观历史，这样的形势可以被称作无法挽回的危局，但于谦和他背后的明朝做到了。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战略上来看，北京外围长城防线据点的坚守，虽然未能阻止瓦剌骑兵的进攻—也先大军绕过宣府、大同防线，紫荆关失陷—但为于谦调集兵力、组织北京保卫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于谦利用这段时间整顿来自土木堡的溃兵、征募新兵，部分重建了在土木之变中被歼灭的三大营，转运了通州的粮食（这一点相当重要），在北京城内外均建立了防守阵地；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征调援军勤王。

从战术角度而言，北京保卫战也体现了于谦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在德胜门外，利用民居建立以火力陷阱为主的防御工事。于谦先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中计，亲率大批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神机营火器齐发，铅弹和羽箭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将中弹身死。

之后，也先转攻西直门，明军利用城墙上火力奋战击退。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又名广安门）。于谦命令守军堵塞城外的街巷，在重要的地带埋伏火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进，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北京保卫战》油画

于谦的守城思想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动派出小队精锐骑兵阻止瓦剌骑兵在京师劫掠物资，同时重视新式武器的作用。在防御布置上方便火器发挥其优势，强化了火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于谦在防卫北京城时，并没有采用死守城池的策略，而是重视城下野战，在火力配合下，以野战大量杀伤敌军。总体上，这极大消耗了敌军人员与物资，并在士气上打击了敌军，深刻揭示了守城作战的原则。

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北京城本身就是作为长城防线东线重要据点而建立的，城市建设也是围绕防御展开的，即天子守国门。当然，在林立的城楼与厚实的城墙下，北京城防不是没有缺陷的。通州顺义是防御整个京畿之地的“羽翼”，羽翼一去，北京则成一座孤城。

相对而言，瓦剌大军虽然兵临城下，但他们并没有彻底瓦解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通州等地尚在明军的控制下。这里提一个反例，山海关大战后的李自成立即放弃北京、逃回陕西最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野战集团，京畿之地并未归心，自然不敢守城而战。

至于天宝十五年的潼关之战，其前期战略态势更类似北京保卫战。当时，安庆绪攻潼关不克，叛军被哥舒翰困在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祐将老弱病残屯于陕郡，欲诱唐军出关弃险野战。五月，玄宗听闻叛将崔乾祐传出的谣言——“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于是遣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

哥舒翰上书表奏，劝诫道：“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两个：敌军兵力空虚的消息是虚假的，潼关的唐军现在战斗力很差，只能防守，无法进攻。

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他们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数月后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他的重要谋臣李泌也曾给出过类似的研判：叛军猖獗必不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因此，平叛的方略应该“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这一判断与潼关失陷前李光弼、郭子仪谏言中的策略不谋而合。实际上，出潼关收复洛阳等地这一战略，还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首先，如果能收复洛阳，关中则会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叛军会随时破门而入。其次，收复洛阳可以将战线拉平，震慑不安分者。但问题是，当时的战略态势和军事基础无法实现以上两个目标，这也是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乃至李泌所一直强调的。

可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却被宰相杨国忠否定了。因为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坐拥大军于潼关，想联合太子的势力一起对自己发难。杨国忠的这一判断，可能来自于他与军队系统势如水火的自我认知。被叛军势力和朝廷将领共同嫉恨的臣子，杨国忠算第一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原因之一，就是与杨国忠有尖锐的政治矛盾，他们是打着诛杀杨国忠的名号攻城略地。唐王朝平叛军将领也对杨国忠充满怨恨，不但因为其主政时期削弱军方势力，大肆插手军队内部，也因为他是导致高仙芝、封常清之死的间接凶手。最后，哗变的大唐禁军完成了叛军和朝廷将领们一直以来的愿望——杀掉杨国忠。马嵬驿之变，表面上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李亨自天宝五年（746年）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太子又连遭倾轧。安禄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反对而未成。后来，朝廷打算“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除掉了杨国忠。

◎现代画作《马嵬坡》

在潼关失陷前的那段时间里，与太子李亨的政斗，也使杨国忠非常担心哥舒翰会与太子联合。其实，杨国忠一直与哥舒翰非常要好。可哥舒翰在驻守潼关之初，以假书信使安思顺获罪被杀，家人流放岭南。哥舒翰的这种阴狠毒辣，让素以为了解其行事作风的杨国忠，感到前所未有的意外和惊恐，生怕自己成为其下一个目标，导致两个人关系破裂。杨国忠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哥舒翰的部将个个做梦都想杀掉杨国忠，经常劝哥舒翰除掉他。比如，哥舒翰的部将王思礼就曾计划在潼关诱杀杨国忠，甚至劝哥舒翰效仿七国之乱时汉景帝诛杀晁错，直接以潼关大军勤王长安，要求唐明皇下诏诛杀杨国忠。只是，哥舒翰认为这样做会成为安禄山第二，并不答应罢了。

因此，杨国忠出于自保决定误导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出关。他劝说唐玄宗：“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史书称唐玄宗多次下诏，“使者项背相望”，与宋高宗赵构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行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交待了的原因。各方势力逼迫唐军轻出潼关，背后还有十分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唐太宗时，高级文武官员仅642人，唐高宗初增至13465人，唐玄宗时又增至17686人。官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长安城的官员家属数量也呈几何增长；府兵制破坏后，护卫长安城的十几万中央禁军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大军在陇右、河西等地与吐蕃抗衡，也需要大量粮饷；加上天宝年间达官贵人普遍生活奢靡，导致一年输送进关中的数百万石粮食依然不够消耗。

关中粮食消耗的急剧增长，使得唐王朝越来越依靠从关中以外地区输送来的钱粮物资。潼关与风陵渡在经济与财政上的意义就愈发重要，毕竟古代输送物资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水运（罗马帝国的维持就仰仗了地中海便利的水运条件，隋炀帝开大运河也不光是为了享乐）。

那时，漕运是将粮食集中于洛阳附近的含嘉仓，然后陆路运送至关中。安史之乱前，漕运主走汴河线，经开封入黄河再转渭河入长安。安史之乱后，紧急启用经汉水上溯转旱路入长安的线路。唐德宗建中削藩时，这两条线路遭到藩镇兵力的直接威胁，唐王朝的命脉差点被掐断。幸亏唐军不久就夺回徐州控制权，西线梁崇义也被消灭，局势才迅速朝唐朝有利的方向好转。

◎出土的唐代彩绘皮甲片

唐帝国长江以南的财货通常先聚集于扬州城，再由扬州运送至开封以北。从扬州到开封，淮河以南的线路比较安全，淮河以北的线路因三天两头遭遇兵乱而面临被掐断的危险。幸亏从淮河到开封河道密布，有很多条水路可以走，如果主干线汴河被掐断，通常会紧急开挖或启动别的应急方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叛军将唐军压制在潼关内，切断了漕运物资经洛阳至长安的通道，大量物资只能转道秦岭，大大增加了运输难度和成本，也造成输送到长安的物资急剧减少，这让整个大唐朝堂十分担忧。不仅皇帝想尽快收复洛阳，恢复原有运输途径，朝中大臣们也迫切希望打通潼关交通线。这才是哥舒翰被迫出潼关的根本原因。

再说一句题外话：日后，张巡死守睢阳的意义也在于此。大运河北上干线必过睢阳，谁能控制睢阳，谁就能掌握大运河。安史叛军为了掐断唐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不惜代价多次围攻睢阳。占领睢阳不但能够能掌握大运河，还能进入江南之地，彻底改变与唐政府在经济上的力量对比。如果叛军更有实力、内部更团结、懂得治理民政，很有可能形成新的“东西朝”。

三　灵宝惨败

强令之下，哥舒翰引师出潼关一路东进，至六月四日已出关七十里，约三十一公里。从地图上看，哥舒翰大军进入了崤山谷地中比较宽阔的地方，史书称之为“灵宝之西原”。在双方看来，此地正是上佳的用武之地。叛军将领崔乾佑在明面摆开阵势，扼守险阻，阻挡朝廷平叛大军进入中原之地。

一开始，哥舒翰还很谨慎。他率领的唐军前锋，已于六月四日驻扎在灵宝西原。然而他一直等到六月八日大军全部到达西原完成初步整顿后，才发起对叛军的攻击。哥舒翰的谨慎源自“知己”：己方士兵多为新兵，兵力庞大但战斗力不足，称得上精兵的只有王思礼统领的五万骑兵，但他素来与统领步兵的李承光不和。哥舒翰不愿出潼关，也是考虑到这二将不和。在关内时，二人间的不和影响尚不大，若要出征野战，则可能导致大败。

史载：“官军南迫险峭，北临黄河……翰与良丘登北阜，以军三万夹河鸣鼓。”到达战场的唐军水陆并进，以船运载军械粮草随大军出征。主力部队在灵宝西原上列阵。黄河北岸有处高地，视野十分开阔，便于观察战场情景，也利于指挥全军，所有唐军将士都能看到哥舒翰的指挥信号。于是，哥舒翰另三万士兵在这处高地立旗鼓，建帅旗，以此为指挥所。

哥舒翰命王思礼率精兵五万在前，李承光率众十万随后。从这可以看出哥舒翰在指挥上的老道。这二人不和，战场上难免会有些不配合。王思礼部骑兵较为精锐，让其在前冲杀，则不用担心他先扔下李承光的步兵离开战场。而李承光十万步兵在后，则可在王思礼受挫后撤时，建立稳固的战线以防崩溃。当然，哥舒翰把步兵放在后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根本不放心这些新兵的战斗力。步军在前，如果让叛军击破前阵，后阵恐怕也会动摇，然后崩溃，将战斗力本来完整的骑兵一起裹挟溃退。

战前，哥舒翰曾与部将一起乘船前进观察叛军的布置。然后，他让船停靠在黄河北岸，自己登上高地，进入指挥位置，再次观察敌军布置。

对面的崔乾佑是安禄山的骁勇之将，手上兵力不多，但握有安禄山留下的两支精锐部队——五千精悍陌刀手和同罗族精骑。如何用好这两支精锐，是他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会战初期，崔乾佑所有的战术安排都是围绕诱敌而展开的。初阵，崔乾佑将军中数千老弱放在最前列，并故意将阵布置得乱七八糟。各部看上去没有统一指挥，根本无法应对唐军前阵的骑兵。这与兵法原则相悖离，叛军前阵的士兵按照“什”、“伍”这种单位编组在一起，进退不明、旗帜繁乱。

如此拙劣的布阵，让初次上战场的唐军士兵们，心情变得轻松了很多。唐军各级军官也开始轻敌，有的军官甚至喊着“禽贼乃会食”的口号。但春秋时期，第一次喊出这个口号的齐军就败给了被他们轻视的晋军。

这样的布阵，身为统帅的哥舒翰也觉得非常奇怪，他猜测不出崔乾佑的意图是什么，只得先令骑兵进攻，试探敌军虚实。

战旗招展，鼓号齐鸣，王思礼的骑兵便长驱直进，杀入了叛军烦乱的军阵中。精锐的骑兵在冷兵器战场上堪称王者，这次也不例外，叛军被杀得连连后退。但哥舒翰心中的疑惑越发重了，叛军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崔乾佑很快就回答了哥舒翰的疑惑——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他的第一个杀招即将显露在缺少战斗经验的唐军面前。崔乾佑令身披坚甲的五千壮士养精蓄锐，等待唐军冒失地闯进阵来。这些叛军精锐所依仗的就是著名的陌刀。

如果要投票选出一种唐代最负盛名的兵器，陌刀的得票肯定位列榜首。“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陌刀之名屡次出现于《唐六典》、《旧唐书》、《通典》、《太白阴经》、《武经总要》等古籍中。名将李嗣业以擅使陌刀而彪炳史册——“挡嗣业刀者，人马俱碎”，生动描绘了李嗣业高超的武艺与陌刀巨大的威力。但颇为尴尬的是，现代人由于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据与出土实物，并不清楚陌刀的真容。陌刀的真正形制，一直是古代军事爱好者争论的热门话题。

除唐代壁画中的长兵器被人误认为是陌刀外，日本的平成大直刀也被误认为过。平成大直刀，一口供奉于日本寺庙“鹿岛神宫”的传世名刀，以“黑漆平文大刀”（又名平国剣）为原型，制成于平成十三年（2001年）。无论是传世黑漆平文古刀，还是现在的平成大直刀，形制都颇为奇特，是短兵器的造型，而不是可以随意挥舞的长兵器造型。刀全长2.56米、刃长2.23米、手柄长约30厘米，只能像使用一般刀剑时那样双手握持。作为原型的“黑漆平纹大刀”在9世纪锻造完成后就供奉于寺庙，可以认为这把刀并没有上过战场，仅是敬神贡品礼器，并非实用兵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兵器无论是从长度还是重心位置，都不便使用。因此，称雄古战场的陌刀，绝对不会是平成大直刀这样的。

◎唐代壁画中曾被误认为陌刀的长弓弓体，这种出现在唐代皇室诸位贵族墓葬壁画中仪仗图的兵器，吸引过无数人的目光。由于其平直狭长的造型，曾有人臆断其是未出鞘的陌刀金属部分。使用时，可以接上木柄来挥舞，但这种臆想显然未考虑过连接处是否牢固的问题。

◎这两幅也是出自唐墓的壁画，曾被误认为是陌刀的长弓弓体再次出现了，而且形制更加清晰。但这种兵器并没有人们之前认为的那么长，而且两侧线条还带有一定弧度。结合图片，我们可以注意到每个使用这种兵器的士兵都携带了箭袋——显然，图中这种兵器只是卸下弓弦的步兵用长弓。另外，参考《新唐书·卷二十三》中的记载：“第一麟旗队，第二角端旗队，第三赤熊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戎服大袍，佩弓箭、横刀……又有亲、勋、翊卫仗，厢各三队压角，队皆有旗，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校尉以下翊卫以上三十五人，皆平巾帻、绯裲裆、大口绔，带横刀。”本文提到的唐墓壁画多为“仪卫图”，反映的是唐代军队的仪仗警卫装备。这段文字正是对唐代仪卫装备的介绍，可以看出，作为仪卫出行的唐军士兵是不会携带陌刀这一兵器的，进一步证明壁画中这种兵器是弓，而非陌刀。

◎平成大直刀及其原型“黑漆平文大刀”

还有一种猜测源自《免胄图》和古籍的一些记载，并参考了另一种传世实战古刀——明代御林军大刀。

阚棱，齐州临济人。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拍刃（就是陌刀），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

——《旧唐书·卷六十》

行俭行至朔州，知萧嗣业以运粮被掠，兵多馁死，遂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车，兼伏精兵，令居险以待之。

——《旧唐书·卷八十八》

贼徒多醉，光远领百余骑持满扼其要，分命骁勇持陌刀呼而斩之，杀贼徒二千余人，虏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归仁匿兵营左，觇军势，王分回纥锐兵击其伏，嗣业出贼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填涧壑死几半，贼东走，遂平长安。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

沧、赵已隐，史思明引众传城，兴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三》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陌刀是一种两面开刃、全长一丈左右，因全钢铁制而比较沉重的长刀，供单兵使用。在战阵中，陌刀还经常和长柯斧一起使用，两者应有互补的作用。所有记载都突出描述了陌刀惊人的劈砍能力。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出一个重要信息：为方便两手操作，陌刀的柄比较长，重心设计十分利于劈砍。我们在古画《免胄图》中能看到这样一种兵器：全长3米、造型细长、两面开刃的长刀，手柄采用了长兵器的模式，且刀刃体也较单手刀要长出许多。锻造如此长的钢铁长刀，无论从人工（锻造难度高，必须由技艺较高的铁匠来锻造）还是材料（需要使用大量优质钢材来锻造）上来讲，花费都十分昂贵。而且，非豪勇之士很难发挥陌刀惊人的威力。可以说，对唐末五代的各方割据势力而言，陌刀是一种极不“经济”的兵器，或许这也是陌刀被淘汰的原因。

◎宋代古画《免胄图》局部，图中这种长刀可以确定是实战兵器，应该为陌刀或由陌刀发展而来的长刀。

然而，陌刀的设计思想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宋代也存在使用型的长刀——扎马刀（并非偃月刀这样的礼仪用器）。明代的御林军大刀可视作进行了一定演化后的陌刀。御林军大刀重量仅4公斤，远远轻于史册对陌刀的描述。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毕竟没有明确的考古实物可以证明。远早于隋唐的汉代有大量铁制兵器如矛头、铁戟、缳首刀和长剑出土，稍早一些的南北朝也有大量兵器和盔甲的出土实物，稍晚一些的宋元甚至还有部分兵器传世至今（特指在民间流传，并非出土文物），现存的明清时代各种冷热兵器更是数不胜数，唯独隋唐时代的兵器非常少，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虽然陌刀的形制不可考，但陌刀的用法却可以确认，那就是在混战中对抗失去速度的骑兵。

刚刚冲过叛军散乱前阵的王思礼部骑兵，速度已经降了下来，队形也不再齐整，这正是陌刀手最喜欢的目标。崔乾佑的狠毒可见一斑：为了对付哥舒翰旗下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不惜以己方数千老弱士兵为诱饵，使唐军骑兵上钩。在陌刀阵的攻击下，唐军骑兵伤亡惨重，只得退下让步兵上前进攻。

就这样，崔乾佑的陌刀手不但打退了唐军骑兵的进攻，还在唐军步兵的围攻下，实现他另一个计划。叛军精锐逐渐让开东边的山路（函谷关旧道）路口，背靠山岭向南边转移，另外一些叛军则从山道逃跑。看到东进的通道被打开，唐军对败退的叛军发动了追击。

◎陌刀形制的一种猜测	◎传世的明代御林军大刀

被诱进隘路的唐军前军在前进中遭遇埋伏。叛军伏兵突然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因隘道拥挤难以散开，死伤甚众。这时，崔乾佑又使了第二个杀手锏——同罗族精骑。同罗族本为铁勒族的一支，贞观二年内附唐朝时，本族已有三万精兵。据说，安禄山最为精锐的“曳落河”骑兵主体就是由同罗族人组成。

◎会战过程示意图

在崔乾祐的命令下，同罗精骑完成了从南面山谷的迂回，即将对唐军背后发起冲击。看到烟火在东方冲天而起，同罗骑兵统领知道，冲击的时刻到了。崔乾佑曾事先约定，他率领步兵将唐军引入峡谷后会在适当的时机释放烟火，南山后的骑兵看到烟火后就进行冲击。

此时，唐军前军还被堵在狭窄的山路前进不得。哥舒翰下令用羊皮毡帐蒙住马车，在上面画龙虎图案，饰金银爪目，意图强行冲出一条路来。然而，崔乾佑早有准备：在谷口堆了大量柴草，放火阻挡毡车的前进。大火很快蔓延开，不仅封住了唐军前进的唯一通道，唐军马车被点燃，连同山上的林木也被大火烧光。午后，战场上刮起了强烈的东风，风助火势，将滚滚浓烟吹向唐军阵地。唐军士兵被烟熏得睁不开眼，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才知中计。

此时的灵宝西原在崔乾佑的掌控下成了一个牢笼。尽管总兵力远远小于唐军，叛军却做到了秦军在长平做的事情——在地利的帮助下，以不占优势的兵力围困敌方大军。现在的唐军如同被关进牢笼中的一群野牛：前方精锐受阻无法前进，越来越多的士兵挤进狭窄的峡谷，后军则被狼群一般的同罗族精骑驱赶，退路被断。在拥挤中，唐军各部建制逐渐被打乱，兵将之间失去联系。唐军从有组织的军队变成了踩踏事件中的混乱人群。

那些还没有被冲乱的唐军部队也因拥挤，士兵没有空间挥舞手中的兵器，失去了杀出血路的机会。这样的情景，坎尼会战最后一个阶段也出现过。哥舒翰一直怀疑后军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全是新兵的部队，面对骑兵突袭时的战斗力太差了。

很快，崔乾佑布置在唐军前方的伏兵便协同唐军后方的同罗骑兵发起了对唐军的全面反击。面对从两个方向一起杀来的敌军，西原的唐军如同被狼群驱赶到悬崖边的羊群——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些心思活泛，比较熟悉周围地理的唐军士兵就丢下盔甲和兵器，向西或者向南奔跑。一些幸运者成功穿过同罗骑兵的战线，跑进了山林，然后寻找山中小路逃回了关中。

那些离河岸较近的士兵们则慌不择路地往南边跑，城濮之战出现过的情景此时在黄河岸边再度上演。溃逃的士兵争先恐后爬上运输船，以求逃离战场，多艘船只因不堪重负在湍急的河水中倾覆沉没。还有些士兵甚至将盾牌等其他能飘浮的物品捆起来当皮筏，以枪杆为船桨，想逃到黄河北岸。更多的则被挤入黄河淹死了，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

◎大明宫遗址

日暮时分，西原的唐军终于冲破了同罗骑兵在西方的封锁线。唐军残兵摸黑逃亡，有不少人死在了关隘前面——潼关前有三道深壕，黑暗中，大量士兵被挤入壕沟摔死了，还有些被踩死了。三道壕沟都被唐兵的尸体填得满满的。

◎窦缴墓出土的唐代仪刀

面对大败，哥舒翰在数百亲卫骑兵的保护下退回了潼关。随后，一些唐军军官带着自己的残部也逃了回来。经过清点，回到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大部分人葬身灵宝西原，还有一些被吓破胆的幸运儿逃回家去了。

崔乾佑率胜利之师进攻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人劫持了连同哥舒翰等数十位不愿投降的唐将后，献关向叛军投降。哥舒翰问他们为何向叛军投降。火拔归仁这样回答：“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持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从战场九死一生逃回家的老兵回到家乡却发现已无家，老母长逝，邻里百户已无一家。战事甚急，刚逃回家的老兵又被官吏强征入伍。老兵对自己的生死已看开，唯独叹息，无家又要别离。自己不知将葬身何处，而自己的母亲也无人埋葬。

这就是杜甫“三吏三别”之前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