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清末怪杰”）

辜鸿铭简介

辜鸿铭生平：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祖籍福建同安县（今福建同安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晚清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历史评价：百年来，人们对于辜鸿铭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立独行的辜鸿铭，辩才无双的辜鸿铭，说不尽、讲不完、弄不明白的辜鸿铭，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他的古怪的做事风范至今依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大事记：

1857年 出生。

1867年 到英国学习。

1877年 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

1901~1905年 分五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

1909年 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1913年 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1915年 《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出版。1928年 在北京逝世。

人物关系：

辜鸿铭传记

精明能干 学成归国

▲青年辜鸿铭

清朝末年，有一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大名士，他是第一个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把中国《论语》、《中庸》这些儒家经典翻译成英、德文字介绍到西方的人，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被西方哲学界奉为必读的经典著作。他和俄国一代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是书信之友，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20世纪时，西方人只认可两个东方人，一个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一个就是这位中国的“怪杰”辜鸿铭。

咸丰七年（1857），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中。他的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的胶园中担任总管，为人精明能干，深得布朗的信任。布朗夫妇膝下无儿无女，便把辜鸿铭收为义子，对辜鸿铭疼爱有加，视如己出。同治六年（1867），布朗决定把辜鸿铭带在身边一同返回英国。辜鸿铭跟随布朗来到英伦三岛的爱丁堡后，努力学习，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和莱比锡大学。

学成归来后，辜鸿铭成为新加坡政府的工作人员，每日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正当他百无聊赖之际，遇到了一位中国人杨汝澍。杨汝澍对辜鸿铭的学问大感佩服，便邀请他到自己的上司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辜鸿铭正愁一身好学问苦无识主，便径直跟着杨汝澍去两广总督府拜见张之洞。

▲辜鸿铭（前右一）与泰戈尔 等人合影

 

▲张之洞像

幕府生涯 献计献策

当时的张之洞正广开幕府，邀请天下才俊，听闻辜鸿铭是个西洋博士，连忙做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派头，安排辜鸿铭管理商务。张之洞是个有名的神童，但从小就有一个坏毛病，过日子颠倒黑白，经常起卧不定，说睡就睡。而他吃饭总是喜欢召唤幕僚们和自己一起吃，于是陪张大人吃饭，就成了湖广总督府中最苦的差事之一。其吃饭的流程是这样的：饭菜全部上好之后，张大人先动第一筷子后，众幕僚便逐渐各自开动，然后忽然之间张大人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众幕僚忙放下碗筷，肃然静坐等待。其中的苦自不待言，而且这也耽误了许多的事情。辜鸿铭不同于其他幕僚，他从没在中国的官场工作过，又在西方长大，受不得“君君臣臣”那一套虚文。他陪张之洞吃过几次饭之后，遂首先发难，向张之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张之洞也没生气，反而更加敬重他这种敢于直言的脾气，从此也就尽量不和幕僚们一起吃饭。

辜鸿铭在张之洞手下干了23年，期间襄助张之洞训练新军，创办新兴工业，处理洋务外交等等，很是尽力。后来张之洞入阁拜相，辜鸿铭也随其一起进京，被分配到了外务部工作。一年后，张之洞肝病加重，到六月间，已是汤药不进。直到十月四日病逝，辜鸿铭对此也是悲伤不已。

▲辜鸿铭

辜鸿铭的原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

怪癖颇多 坚持己见

辜鸿铭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成为清末的第一大“怪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最爱的却是东方姑娘，辜鸿铭以“爱莲”名动天下，此爱莲非周敦颐的“爱莲”，而是中国古时女人特有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自己的“兴奋剂”。辜鸿铭的原配夫人淑姑，就是凭借那双长不及掌的金莲，折服了辜鸿铭。传说辜鸿铭写作时，遇到思路滞塞，文笔枯干，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淑姑便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片刻，辜鸿铭便来了精神，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下笔有神。

辜鸿铭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且成了他特有的一大癖好。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辜鸿铭视妇女缠足为国粹也就罢了，还视一夫多妻为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论。辜鸿铭痴迷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有了“兴奋剂”还不够，娶了淑姑不到一年，辜鸿铭便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晚年又收了碧云霞姑娘。一些女子特别是西方的在华女子对此不能忍受，向他频下战书，发问责难。面对为何赞成纳妾却反对女子多招夫的责问，辜鸿铭却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人家是否见过中国的茶壶，洋太太不知辜鸿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答说见过。辜鸿铭便说：“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辜鸿铭这著名的“杯壶论”，后来广为流传，以至于和他灰白的辫子一起，成了一代怪杰的标志。

说起他的辫子，虽称不了怪癖，但确实令人费解。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有人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思想陈旧的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辜鸿铭一家

 

▲辜鸿铭书法作品书影

学贯中西 尊王尊孔

辜鸿铭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却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且在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为中国最早赴英国的留学生，他曾经遍游大半个欧洲，且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等九种西方语言。虽然长期生活在西方，并且是一个精通西方文化及语言的天才人物，他却以清朝遗老自居，并高谈“尊王”“尊孔”，反对当时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新文化运动，这使得他这位海归派人物，与其他海归派人物的言行相比显得十分另类。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当时的海归派学者们都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且猛烈抨击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他所擅长的西方语言才能潜心翻译中华传统文化，向欧洲输出中华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滚滚涌入，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普遍有一种新鲜感。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严复、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界起到了开风气的巨大推动作用。而性格倔强的辜鸿铭却甘愿忍受世人的冷嘲热讽向西方介绍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由于走的是两条道路，严复、蔡元培等人虽然在国内名气较大，也更顺应时代潮流，但在欧洲，辜鸿铭的影响更加深远。

辜鸿铭在1915年出版了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此书一出，轰动西方。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而且极具机智与幽默。他在北京大学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上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说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欧美友人竟信以为真。

还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