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文武之胙”的评价是怎么来的，为何古籍对齐桓公并不友好

霸主不及王者。这是贬低霸主的“形式”。一般来讲，这一“形式”经常被用于说明春秋时代的霸主不及战国时代的王。不过如果对这个“形式”能够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创造出贬低战国时代的王的“形式”。

作为霸主的君主们

春秋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汉字的传播、城市祭祀与盟书的关系、孔子与游侠的问题。除此以外，这个时代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霸主的形成。

根据以往的常识性理解，周王朝王道政治衰敝后，便迎来了战乱的时代。春秋时代出现的是通过武力（霸道）而非王道来号令诸侯的人物。在列举其中有名的人物时，多会提及五个国家和五位霸主。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周王朝的权威，另一方面实施自己的霸道统治。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被提及的次数比较多，此外宋襄公、吴王夫差等也经常被提及。

刚才列举的这些国家，即齐、晋、楚、吴、越、宋，都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在追本溯源的时候比较看重的地域大国。

齐国是山东的大国，经周王朝封建的。齐国的始祖是太公望吕尚，传说他在钓鱼时被周文王慧眼发掘，因此“太公望”也成为钓鱼者的代名词。太公望以来的齐国被称为姜齐，其姓为姜。之后取代姜氏一族并掌控了齐国实权的是齐国田氏，田氏作为诸侯也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后来便自称为王了。

为了牵制齐国的势力，山东泰山以南的地方被分封给了周公旦的儿子。

晋国以山西为根据地，后来势力逐渐向南扩张，扩展到了雒邑附近。其领地后来被一分为三，形成了韩、魏、赵三国，这三个国家后来也分别称王。

楚国是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大国，自春秋时代起便已经称王，与周王朝对抗。

吴国和越国是发源于长江下游的大国，更加具体一点来讲，吴国以江苏为根据地，越国以浙江为根据地。这两个国家也分别向北扩张势力，威慑中原诸国，他们和楚国一样也各自称王。

宋国前面已经多次提及，是殷商末裔的分封国。位于中原和齐国中间，周围的诸国都对其虎视眈眈，企图将其占为己有。

讨论齐桓公的前提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特别的存在。在他们追溯历史、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的时候，各个领土国家的君主拥有怎样的出身，将决定他们各自主张的特征。

历史上，殷商以河南一带为中心，君临天下。向上追溯，之前有夏王朝，但具体情况不详。后来以陕西一带为根据地的周扩张过来，灭了殷商，并在雒邑兴建了陪都。通过周王朝，各地的城市国家形成了统一的秩序。

各诸侯国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形式”被作为“事实”加以记载，但却并非“史实”。虽然这些“事实”不可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形式”加以分析，进而明确史实的真相。

各国的“形式”虽然互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原理。通过研究这种共通性，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为了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存在而贬低他国。天下有多个领土国家，各领土国家的特别地域也分别不同，所以被贬低的地域也各不相同。

第二，同样采取贬低别国的手法。并且神灵也做出怨怒的举动，预言其将灭亡。不过哪路神灵登场，如何贬低，则各国相异。

第三，对于“下克上”，或者承认这是正当的，或者说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出身低微的人，就会采用前者的说法来抬高自己，同时贬低其他出身低的人，说明他们不行；坚决反对“下克上”的人，就会给出身低微的人贴上“一概不行”的标签，一律加以贬低。

第四，附会神话传说。通过神话传说来证明：自己可以正当支配的领域有哪些，为什么这种支配是正当的。关于各国对夏、商、周三代的说明，这些神话传说也根据不同的国家，说明各不相同。

上述四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使用的。

在山东齐国，出身于陈国君主的田氏掌控了实权，成为领土国家的君主并称王。山东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文明开化之地，其中最为强大的国家便是齐国，田氏也继承了齐国的传统。

再加上田氏出身于陈国，而陈国是禹的子孙。可是，如果借用禹的渊源来宣扬支配的正当性的话，那同时也抬高了其他禹系国家的地位，不太妥当。

祖先神话承载了各国的意图，都具有各自的独特说法。齐国最终采用的说法是：禹的先祖是黄帝，而田氏正是出自黄帝一系。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和他国的关系问题，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说明。

齐国非常希望能够把宋国的领域用于宣扬自己的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宋国是唯一作为殷商的一族而被周王朝封建的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和宋国扯上关系，就可以正当地通过宋国来占领殷商故地。幸运的是，宋国君主一族有位女性嫁到齐国田氏这里来了。这位女性便是齐威宣王的母亲（叔尸镈）。于是齐国就以这件事情为基础，将自己的渊源加以模糊化。《公羊传》当中，将田成子（田常）定位为“君子”，并且对田成子的母亲也用专门段落进行了特别介绍，通过她的做饭方法来暗示她的宋国出身。在《公羊传》的理论中，一般都认为宋国在“中国”范围内。书中还联系最后的特别事件“获麟”，评论道“子以母贵”。

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朝廷，田氏被颂扬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当然也存在觊觎田氏一族君主地位的人对田氏的诽谤。前面我们也对此做了说明，这都与争夺霸权有关，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不作赘述。

齐国原来的君主是姜姓（姓姜的一族），为了诽谤姜姓一族，《公羊传》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某些特定的事实。

鲁桓公的夫人是从齐国嫁过来的。但她却背着桓公，到郊外与她的父亲齐僖公（也有学说认为是其兄长襄公）私通，并怀了孩子。后来事情败露，夫人便将鲁桓公引诱到齐国并杀害了他。之后即位的是鲁庄公，也就是齐僖公的儿子。《公羊传》通过这段故事，说明齐国姜姓君主和鲁国君主身上所流淌的血，都是以齐僖公为祖先的。

《公羊传》通过这个“事实”（究竟是否属实，并不清楚）同时贬低了齐国的君主（姜姓）和鲁国的君主（庄公以后的）。

齐国既是“中国”，又不是“中国”。作为国家虽然是“中国”，但君主一族却不是“中国”的，是外来的。出身于相当于“中国”的宋国（母亲一方）的田氏来到齐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而姜姓君主是不配做齐国王者的。

中原的诸侯被称为诸夏，比起“中国”来略逊一等的。中原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春秋时代都被认为是野蛮之地。

因此，在战国时代的田氏朝廷追溯历史进行宣扬的时候，一般会贬低春秋时代的姜姓君主，即便有的人非常有能力，也会对其明褒暗贬。

王道与霸道，前者是值得称颂的道德准绳，后者却是不值得称颂的。霸主作为不值得称颂的存在登场了。

也就是说，齐桓公虽然有能力，但却是不值得称颂的。

《公羊传》中的齐桓公

从西周金文的内容来看，当时淮水流域的国家称为“淮夷”，他们被认为是外族，是和西周处于对抗关系的。不只是在西周金文中，从历史上看，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的诸国与中原一带的诸国之间，曾经多次形成对抗关系。

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以长江中游湖北一带为根据地的楚国，其势力逐渐扩张到了中原地区。当时联合中原一带的诸侯，组成与楚国对抗的同盟的，正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这一事实表明：齐桓公在春秋时代便已经成为了霸主。

《春秋·僖公十四年》（前646）曾记载“春，诸侯城缘陵”。《公羊传》当中对此有如下叙述。因为这一记载当中描述了霸主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

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能够拥有封邦建国（诸侯封建）权限的，只有王者，诸侯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但是当时上无天子、下无统帅诸侯的方伯，所以如果有人具备相应的实力，行使封邦建国的权限也是可以的。方伯就是霸主的意思。齐桓公虽然有这个实力，应当救杞国却没有救，这是桓公的耻辱。这是《公羊传》的观点，文中前半部分提及“规避桓公名讳”，是因为《公羊传》有为贤者讳的理论，所以在贬低桓公之前，先对其进行褒扬，称其为“圣人”。后半部分着重于叙述“有实力”这一点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褒扬他为圣贤，他却没有救杞国。所以圣人并不都是完美的。再参考其他因素，他才能称得上是圣贤。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方伯的说明。齐桓公不但不是天子，连方伯也不是。文中提到桓公有实力这一点。一般来讲方伯就是指霸主，齐桓公虽然被认为是霸主，但是这里所说的方伯指的是自古以来统帅诸侯的人，而齐桓公虽然有实力救杞国却没有救，所以他不是方伯，只是一个具备方伯实力的人。所以《公羊传》中不认为齐桓公是“方伯”，也不认为他是霸主。

贬低齐桓公的“形式”

霸主不及王者。这是贬低霸主的“形式”。一般来讲，这一“形式”经常被用于说明春秋时代的霸主不及战国时代的王。不过如果对这个“形式”能够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创造出贬低战国时代的王的“形式”。例如，某一样东西是霸主的象征，如果战国时代的王想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象征王的证据”，那就可以说“这样东西不过是霸主的象征”。

战国时代的魏国、齐国、秦国从周王那里得到了“文武之胙”。所谓“文武之胙”，就是指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用的肉。

魏国惠成王、齐国威宣王、秦国惠文王，他们都希望继承周王朝的权威，也就是通过举行仪式取代周王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于是就分别在准备仪式的时候利用了这种“文武之胙”。之后，“践”过“胙”成为一种仪式，这也是“践祚”（祚=胙）的原意。后世传承了这一说法，后来也传到了日本。举行践祚仪式时登的台阶就称为“祚阶”（祚=胙），使用祚阶继承皇位的仪式在《后汉书·礼仪志》当中也有记载。

在继承周王权威的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践祚”，这一仪式后来也被秦朝和汉朝延续了下来。

可是，较早举行这一仪式的国家的王者们，渐渐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利用这一仪式，因为仪式的内涵并不是很丰富。感觉到这一仪式利用极限的国家就放弃了“文武之胙”的仪式化。这样一来，有人就开始贬低这个仪式原本就非常无聊，没有意义。说赏赐“文武之胙”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你是个霸主，等等，对这一仪式鄙视起来。

《左传》当中也有这种贬低的“形式”存在。《左传·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召集诸侯于葵丘举行会盟。当时，周王派遣使者赏赐了胙（祭祀用的肉）给齐桓公。《左传》对使者的发言做了补充，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意思就是说，周王给霸主赏赐了“文武之胙”。

作为贬低敌对正统的一环，《左传》利用了齐桓公。通过周王赏赐“文武之胙”给齐桓公，说明齐桓公只是个霸主；同时也贬低了战国时代收到“文武之胙”赏赐的齐国威宣王，意思是他也只不过是个霸主。

针对同一件事情，在齐国所作的《公羊传》只提及周王使节来访，却并没有提及“文武之胙”。如果记载齐桓公收到了“文武之胙”的赏赐，那么后面战国时代齐宣王收到“文武之胙”的赏赐就意味着他继承了周王的权威这一说法就土崩瓦解了。

《公羊传》认为，与被下克上的暴动灭掉的齐国君主相比，齐桓公算幸运的了。前面我们也讲过，齐国田氏朝廷并不认为齐桓公是霸主，认为他只不过是拥有霸主力量的人。齐国田氏朝廷向来认为被赐予“文武之胙”就意味着继承了周王的权威，是王者的象征，所以是绝对不会记载齐桓公被赐予“文武之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