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西学与使团 ——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当王士性、徐霞客们或是驰行在官马大道，或是行走在乡间僻径，考察着各地的地理现象时，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已经在广东等东部省份进行传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吸引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们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采取了布道与传播西学相结合的方法。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末清初（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以传教士为媒介而展开。康熙年间，清朝的官方使团首次踏上欧洲大地。

1.利玛窦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唐代的景教为第一次，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次，明朝中叶天主教传入为第三次。

在明朝来华的传教士中，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奠定基础的是利玛窦。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19岁时加入耶稣会，次年进入耶稣会士办的罗马学院，接受神职教育。明万历十年（1582年），他奉教会之命由印度来到由葡萄牙人租占的澳门，接受中国文化的各种训练。耶稣会士即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基督教内部与新教势力相抗衡并以扶助罗马教皇为宗旨的一个传教组织。从利玛窦来华，至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罗马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耶稣会士在华活动长达200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变革。

利玛窦

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利玛窦和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从澳门来到广州，他们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些西方新式器物，使广州人耳目一新。感到在广州传教有困难，他们就来到西江下游的肇庆，得到知府王泮的礼遇和支持，传教活动得以开展。万历十三年（1585年），利玛窦在西江边上兴建了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并在教堂内设立了一个图书仪器室，展出西方图书和天文仪器、世界地图等。利玛窦用粤语讲解，使参观者大开眼界。他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世界是如此之大，国家是如此之多，相信者、怀疑者各有其众。后来应王泮的要求，利玛窦将这幅地图翻译成中文，并且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央，命名为《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利玛窦在肇庆除了传教外，还和罗明坚一起编纂了我国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为了便于和中国人打交道，他自称“利玛窦”。万历十七年（1589年），由于肇庆士绅的反对，利玛窦前往北江流域的韶州传教。他在韶州建立起第二所天主教堂，将我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使我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在这里传教六年后，利玛窦前往北京。此时，正值中国与日本在朝鲜打仗，利玛窦到达南京后，只得返回南昌。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利玛窦被提升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不再受澳门支委会的管辖，并要求他前往北京晋见皇帝，以图传教事业能得到皇帝的批准。次年，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时，朝鲜战事仍在进行，北京气氛很紧张，对外国人防备较深。在北京居留两个月后，因无望晋见万历皇帝，利玛窦只得返回南京。

利玛窦回到南京后，大量结交士大夫，并与徐光启相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利玛窦第二次进入北京。在太监的安排下，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贡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两幅、《天主经》一本、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西洋琴一张等。同时上了一道奏章，表示愿以自己天文历算的特长为明朝效力，但只字不提传教。利玛窦在北京定居后，虽然有机会多次进宫，但都没有见到万历皇帝。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皇帝，利玛窦在北京结交了大批官宦和文人，通过介绍科学知识，进行天主教的传播。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卿李之藻向他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协助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而且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就有超过200名的在京人士入教。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9岁的利玛窦因病去世。万历皇帝批准将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20亩地基作为利玛窦墓地。次年举行葬礼时，万历皇帝派员致祭。

基督宗教（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翻译为天主教）在明朝中后期第三次传入中国，能否像魏晋时期的佛教一样，在中国进行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明清两代，儒家学说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祭祖尊孔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礼仪得到社会各界层的高度认同。天主教教义反对偶像崇拜，便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对立。利玛窦为了便利传教，减少文化冲突，采取了一种变通的传教策略，大致有以下数点：一是争取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采用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允许中国士大夫祭祖和祭孔；三是以科学和技术吸引中国士大夫，然后再传布教义；四是反对武力传教。也就是在政治上要拥护中国皇帝和官僚阶层的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

2.“红夷大炮”与西方火器的传入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火器。欧洲人在14世纪前期，从阿拉伯人那儿学到了制造和使用火药、火器的方法。从此，欧洲国家的火器制造逐渐超过了中国。16世纪初，西方的火器开始传入中国。

最先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欧洲人是“佛郎机”人。佛郎机一词，最初是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统称。耶稣会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记作“拂郎察”：“以西把尼（即西班牙）东北为拂郎察，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东至三十一度，周一万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属国五十余。其都城名把理斯。……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拂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由此看出，佛郎机原指今日的法国一带。阿拉伯人则将欧洲人或西方基督教徒全部称作佛郎机。明朝人受前来经商的阿拉伯人的影响，也用了这个称呼，并且将西洋火炮也称作法郎机。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葡萄牙人以朝贡为名，乘坐装备有新式火炮的蜈蚣船进入广东沿海地区：

初，佛郎机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

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船，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葡萄牙人突然驶入东莞县，用火铳射击，火力威猛。广东省的海防官员注意到双方兵器的差别，想到了改进武器这个问题。东莞县白沙巡检使何儒，在葡萄牙人船上抽税时，见到两个中国人——杨三、戴明。杨三、戴明因为长期和欧洲人在一起，所以知道造船、铸铳以及制造火药的办法。何儒将这一情报汇报给广东巡海道汪鋐。汪鋐就给何儒下达了一道指令：策划杨三、戴明回来铸造火炮，同时给这两人以重奖。何儒就派了一个人，装扮为卖酒米的小商贩，秘密地与杨三联系上。杨三等人非常乐意回来。双方约定后，何儒就在深夜驾驶着一艘小船，将两人接了回来。由此，明朝开始制造新型火铳。

佛朗机炮

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广东新会县西草湾战胜葡萄牙别都卢所率战舰，夺得葡萄牙人的火炮，便命名为佛郎机。这种炮以铁或铜铸造，“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篐,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明军将佛郎机放到校场（演兵场）进行试验，这种佛郎机的有效射程在百步左右。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明朝在南京铸造佛郎机，所需工匠均从广东抽调而来。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南京开始仿造蜈蚣船，“置佛郎机其上，以便冲击，择民壮军人习水战之法”。并由原任广东白沙巡检使、因功升任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主簿的何儒，在操江衙门负责监造。

明朝中后期，北部边境为国家军事重镇，设有九镇，亦称九边，也就是九大军区，以防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内侵。嘉靖九年九月，已经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汪鋐,上书嘉靖帝，建议在九边地区使用佛郎机：

国家于江北沿边各设重镇，如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每镇官军不下六七万人，又设墩台城堡，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虏入，卒莫能御，损伤官军动以千百计。此其故何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今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铳，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

蜈蚣船

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都察院官员本可不管。对汪鋐的上书，嘉靖帝内心是欣赏的，“嘉其筹边忠虑，命户、兵二部再加议处”。兵部尚书李承勋赞同这个提议，认为“佛郎机手铳，诚为军中利器，宜申饬各边如所议，修墩堡，拨军士给发教习，为守堡守墩之具”。嘉靖帝采纳了这两个大臣的提议，下令“各边督抚诸臣，务率所属尽心修举，勿虚应故事，致误边防”。嘉靖十五年（1536年）九月，以铜铁佛郎机铳2500副分发给陕西三边。

明朝在对东北后金政权的战争中，不断受挫。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十万明军败于辽阳，笨重的火炮被明军抛弃在城外，落入后金之手。由此，后金拥有的铳炮的数量，一举超过明军。十月，徐光启在通州总理练军事务，提出十议，建议购西炮招募西炮手练习，被扣压不报。于是，徐光启自行派人到澳门购买大铁铳四门，并请来葡萄牙炮兵长官四名，通事六人。明朝对这些使用铁弹的葡萄牙、英国铳炮称之为“红夷铜铳”、“红夷铁铳”。这些铳炮“大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用碎铁碎铅，外加精铁大弹，亦径三寸、重三四?。弹制奇巧绝伦，圆形中剖，联以百练钢条，其长尺余，火发弹飞，钢条挺直，横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与“佛郎机炮”相比，“红夷大炮”射程更远，命中率高，杀伤力大，附有瞄准器，其炮弹为实心铁弹。此后，有11门大炮运至关外宁远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守将袁崇焕下令大炮连续轰击，击毙击伤后金官兵达数千名，努尔哈赤首尝败迹。天启皇帝封红夷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

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又提出了建立一支使用西方火器的精锐部队的设想：“每一营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用火器，则为法以卫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徐光启计划设立如此规模的火器营共15个营、6万人。此时，登莱巡抚孙元化下属的部队拥有佛郎机炮20余位，西洋炮300余位，每位重二三千斤，并且拥有一批能熟练使用西洋火炮的枪炮手。

但是，意外发生了。就在崇祯四年这一年，后金军进攻关外大凌河城，孙元化派下属登州游击孔有德率师援辽。孔有德率师到达吴桥县时哗变，返回山东。第二年，孔有德叛军攻破登州，城中西洋大炮皆被叛军夺取。崇祯六年（1632年），孔有德叛军通过海路投降后金，明军最为先进的大炮由此落入后金的手中。

也是在崇祯六年，努力想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徐光启病逝。建造西洋火炮的任务，就由耶稣会士汤若望承担。汤若望在皇宫旁的铸炮厂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造出40斤重的大炮20门，以及小型炮5门。后来，又试制成功一种长炮。崇祯十三年（1640年），汤若望因督造战炮有功而受朝廷嘉奖。清兵占领北京后，耶稣会士毕方济、庞天寿等人，仍积极帮助南明政权购买西式火炮和火器。但是，西式大炮最终没能挽救南明政权。

后金在多次遭受明军红夷大炮的打击后，皇太极命额驸佟养性带领一批汉人工匠制造这种西洋大炮。因满人忌讳“夷”字，就称红夷大炮为“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明崇祯四年），第一批红衣大将军炮制造成功：“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两年后，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先后投降后金，带来了数十门西洋大炮，以及一批经过葡萄牙人训练的炮手，极大提高了后金军队的战斗力，明军原先拥有的火器优势不复存在。崇德元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后金改称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在攻城战中，清兵的红衣大炮发挥了极大作用。由于红衣大炮在攻城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对官兵的奖赏相应被减少：“凡用云梯攻下府城者赏五人，为首者银五百两，次三百五十两……用红衣炮攻下城者，不分府、州、县、卫、所，俱赏三人，为首者银二百两，次一百两，又次五十两。”

清兵虽然极为重视红衣大炮，但在日常管理中也有失误之处。顺治六年（1649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京金水桥前，拜禅妻和赖氏两个女人在金水桥前放鹅。闲得无聊，就坐在红衣大炮炮绳堆上抽烟。没想到，烟上的火星落在炮绳上，竟然延烧成一场大火，烧掉了堆在那儿的三万三千八百余?炮绳，并且将旁边的二百余辆炮车、一百二十余间仓房也连带烧到，损失总价值在二千零三十余两白银。而当时一省的布政司衙门，左右布政使、经历、照磨、都事、理问、检校七员官员，一年的俸薪、经费、衙役工食等项总开销，也只有银二千八百四十一两。由于案情巨大，刑部一审判决两个肇事女人拟斩；负责管理的工部，从尚书开始，一应失职官员各罚银百两至五十两并赔补损失。顺治还算宽容，改判为拜禅妻鞭一百，赖氏鞭三十，其余官员各罚俸三个月到六个月。

清朝对火炮制造技术的改进，是在三藩之乱时。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叛乱，叛军占领长江上、中游。康熙为迅速平定叛乱，下令传教士南怀仁改进制造技术，减轻火炮重量，以便在南方山地或水乡灵活地移动。南怀仁设计了一种炮弹重量仅为三斤的轻型火炮，大小共120门。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再次下令制造西洋火炮。南怀仁将炮的重量减为300余斤，可放置在骡马背上运输。发给八旗每旗40门，共320门。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在北京郊区玉泉山一带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八旗阅兵式。康熙认为：“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故事：每岁必操练将士，习试火炮。尔部即传谕八旗都统等，整备军容，朕于十八日将亲阅焉。”在玉泉山西南侧平地中央，赫然排列着红衣大炮。马兵、步兵、鸟枪兵及前锋护军骁骑兵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两翼。康熙穿戴甲胄，登上玉泉山顶，在黄幄中落座。阅兵式开始，鸣螺击鼓，诸军一起前进；鸣金，诸军立即停止步伐。如此操练九次。第十次时，红衣大炮和其他各种枪炮进行了实弹演练。“军中吹螺，发巨炮，排枪并发，前后相继声络绎不绝。又命将士发红衣巨炮及诸火器，一时尽发，声震天地。巨炮所击，树侯、栏墙莫不应声而倒。”最后，各军回到原先的阵地。整个演练过程，队伍号令统一，士兵行动一致。阅兵完毕后，康熙亲自表演射击，五发皆中。再命各位王公、贝勒和八旗善射者以及15名侍卫表演硬弓射击。青海台吉扎什巴图尔等人也前来观看，八旗军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熙

3.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在明末清初长期主持西洋历局和钦天监工作，参与了历法改革、火炮制造、中俄谈判、地图测绘等活动，开启了中国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同时，传教士们也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介绍给欧洲，增进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在这场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传教士介绍的欧洲地理学知识，虽然没有像火炮那样直接影响着明清之际的军事、政治形势，也没有像《泰西水法》那样改善着中国的农业水利技术，但它冲击着中国士大夫们对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传统的华夷观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中国士大夫们一直把华夏文明视为天地之间最高的文明样式。“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华夏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从汉代张骞通西域，一直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非常缓慢，使“四海之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不断地强化为一种“虚幻环境”，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地图上，中国的区域位于地图的中心，区域很大，周边的国家位置模糊，汪洋大海被人为缩小。

利玛窦在绘制《山海舆地图》时，其依据的蓝本是欧洲人绘的《万国舆图》，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将福岛零度经纬线移到图幅中央，同时将中国移到图中部，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分列在地图两旁。广东肇庆府知府王泮将此图刊印后，并不公开出售，只是赠送给士大夫。章潢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编纂的《图书编》，卷二十九收有舆地山海全图和南北两半球图，应该是根据利玛窦图编制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重刻《山海舆地图》时，利玛窦根据原图和其他资料进行了考订，改正了旧图的错误，增加了各地风俗土产，内容更加充实，并将其改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全图高七尺，宽三尺，分为六幅，成屏风状。次年，利玛窦再次译制新图，图名为《两仪玄览图》，与前一图内容基本相同，图幅略有增大。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对中国士大夫的思想造成极大的震动。这些地图虽然仍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心，但图上画有五大洲：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南极地方），中国只是五大洲的一小部分。虽然墨瓦蜡泥加洲之说是出于臆断，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产物——五大洲的概念，是第一次被介绍入中国。因此，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利玛窦的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将西方经纬度的概念传入中国。16世纪中叶，欧洲已经使用平面投影法绘制地图。在《山海舆地全图》上标注了与中国传统方格地图不一样的经纬线：纬线为平行线，经线则是曲线。利玛窦还对经纬线的作用以及如何划分作了介绍。他指出，经纬线是应该每度都要画，这样可以把世界各国或各地的位置画在地图的对应位置上。东西向的纬线为平行线，表示地球的长度，以赤道为纬度的起算线，向上数至北极为北纬，共90°。南北向的经线为曲线，表示地球的宽，自福岛起算，绕地球一周为360°。利玛窦在图上标注的洲名、海名、地名等名词，如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加拿大、南北极、地球、大西洋等，至今仍在使用。

舆地图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也包含有中国的测绘成果，是16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冯应京在《两仪玄览图》序中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土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中，标有许多中国和亚洲的地名，这在利玛窦以前的西方世界地图中是不具备的。在这两幅图的亚细亚洲中部，突出地标有“大明”、“大明海”，又画有长江、黄河及黄河源星宿海，以及长城、女真、辽东奴儿干等。因此，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世界地图。利玛窦不但将世界地图介绍给中国，同时也将中国地图介绍给欧洲。1574年，利玛窦将收集到的各种中国地图集寄往罗马。1588年，又用拉丁文译注了一幅中国地图。

地图以外，介绍西方地理知识的重要著作有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和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写的《坤舆图说》。

艾儒略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北京传教，天启三年（1623年）在杨廷筠的帮助下撰述并出版《职方外纪》，为第一本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著作。万历时，庞迪我、熊三拔曾翻译西文地图两幅，庞迪我同时撰写了图说。艾儒略是在庞迪我图说的基础上加以增订成书。《职方外纪》全书五卷，也有版本为六卷。

卷首有《万国全图》，有的刻本还有《北舆地图》、《南舆地图》，艾儒图特别为这些图写了《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一文，介绍赤道、经纬度等知识，并说明了为什么要画两组世界地图：“但地形既圆，则画图于极圆木毬，方能肖像。如画于平面，则不免或直剖之为一图，或横截之为两图。故全图设为两种：一长如卵形，南北极居上下，赤道居中；一圆如盘形，南北极为心，赤道为界。”各卷卷首附有该洲的地图。

卷一为亚细亚，主要介绍了除中国、朝鲜等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卷二为欧逻巴，主要介绍了以西巴尼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国）、意大理亚（意大利）等国，对欧洲的建筑、服饰、饮食、婚姻、宗教、军事、教育、税收及法律等方面做了介绍。卷三为利未亚，介绍了阨日多（埃及）等国以及非洲地理和风土人情。卷四为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亚墨利加即南、北美洲，并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阁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过程。墨瓦蜡尼加指南太平洋的一部分岛屿和南极洲，因而“其人物、风俗、山川、畜产与夫鸟兽虫鱼，俱无传说。即南极度数、道里，远近几何，皆推步未周，不漫述，后或有详之者”。卷五为四海，介绍了主要海洋名称、海岛、海洋动物、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海道介绍了从欧洲至中国的两条航路：一是绕非洲南端好望角，经印度洋向东，然后经东南亚北上；一为经大西洋至美洲，再经太平洋向西。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怀仁撰述的《坤舆图说》出版。该书为上、下两卷。上卷总叙世界自然地理，包括坤舆图说、地体之圆、地球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海之潮汐、江河、天下名河、气行、风、云雨、四元行之序并其形、人物等。下卷为五大洲叙说，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名胜等。最后附以四海、海状、海族、海产及海舶等。上卷多采自利玛窦之说，下卷及附录均采自《职方外纪》。但也有不少增补、改进之处，如对地震的成因、潮汐及沧海桑田变迁等自然现象均有新的阐明。

南怀仁

4.礼仪之争与中国教士在欧洲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了减少中西文化冲突，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认为祭祖只是表示子孙对长辈的孝道，奉侍一如生前，并没有宗教的含义；祭孔与科举考试相关，生员在考中后可到孔庙行礼，含有尊师之义，但教徒不得参加四季祭典。可是，利玛窦的策略并没有得到全部来华传教士的同意，一些教士认为祭祖是民间迷信，是认同死者为神灵，反对利玛窦等人的权宜之计，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两派之间的争论，从明末沿续到清初。远在欧洲的教廷，也发出了好几道相关的指令。但是，教廷的这些指令不但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冲突，进而在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布。

在传教士内部两派之间的论争过程中，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提出了“祭祖和敬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被传教士称誉为“宽仁、明智与好奇”的康熙皇帝，在此前的1692（康熙三十一年）年3月22日下诏，谕令保护全国教堂，允许人民信仰自由。由此，传教士可以在清朝版图内公开自由传教。但是，康熙也是一位谨慎的皇帝，他深知两种文化冲突的潜在风险，因此，他特别告诫传教士要小心传教，不要让地方官有反感而向上控告。针对耶稣会士提出的问题，他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30日正式回复道：中国的祭祖敬孔礼仪，是一种对祖先表示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主要由非耶稣会士形成的反对派抓住这一事件，认为耶稣会士对教会内部问题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的裁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教皇克莱孟十一在1704年11月20日命圣职部发布七条禁约，规定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许教堂里悬挂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祭祖，禁止教徒留牌位在家。并派多罗主教前往中国宣布禁约。这些规定，引起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挑战中国皇帝的权威。

康熙一开始对多罗是以礼相待。当他得知教皇要中国政府服从禁令，便叫多罗离京。随即宣布谕旨，规定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否则不准在中国传教。多罗一行于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要求全体教士必须遵行。对于这种公开干涉清廷政策的行为，康熙得知后非常不满，他在“禁约”上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并于同年3月17日在苏州重申自己的主张：“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于是，康熙一面驱逐多罗，交由澳门总督看管；一面派教士艾若瑟、樊守义一行前往罗马，与教皇进行沟通，澄清是非。

艾若瑟原名艾逊爵，166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尼斯，1695年到达中国澳门。此后在山西绛州传教时，将当地人樊守义收为教士。1699年开始管理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教务。1702年来到北京，升任教务首领，深得康熙欢心。因此，当“礼仪之争”发生后，康熙就想到了艾若瑟，派他和樊守义等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前往罗马教廷进行解释。

樊守义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底，樊守义、艾若瑟从澳门启程，西南向航行。历经两个多月，到达巴打斐亚（今雅加达）。稍作休息后，就向西航行在茫茫印度洋上，历经三个多月，经过非洲最南端的大狼山（好望角）。在附近补充给养后，于七月底、八月初抵达波尔多嘞尔国（一作波尔都尔国，葡萄牙国的同音异译）。他们在葡萄牙首都等待了四个多月，继而启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到达教廷所在地罗马。在觐见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时，艾若瑟向教皇详细地报告了康熙皇帝对礼仪问题、传教事务看法，要求教皇取消禁约。樊守义后来回忆道：“教皇听后，屈臂含泪而言曰：朕绝未命多罗如此发言行事。”事情似乎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艾若瑟所呈送的文件中，没有清廷的钤章，引起了教皇的疑心，就下令艾若瑟留居在罗马，不得外出，时间长达两年又八个月。此后，艾若瑟在米兰和都林又各生活了三年。1709年3月，教皇重申以前的禁令必须严格遵守。1715年3月，教皇明令禁止教士不得再就礼仪问题进行申诉。次年8月，禁令传到广东，各国教士只得遵守。

教皇在罗马将艾若瑟等人扣留不准回国，康熙在北京苦等数年没有回信。其他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又真假难辨，康熙对这些消息已经不敢相信，他只信任艾若瑟：“朕差往罗玛府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于是康熙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请俄罗斯人带信去；二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用满文、中文、拉丁文写了一封公开信，木刻印刷，盖有广东巡抚的关防，习称“红票”。当时，这种“红票”共印了150张，分发给各天主堂内的西洋人，前来广州、澳门经商的体面商人，由他们带往欧洲，转达教廷。1717年4月，面对教皇的最新禁令，康熙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命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20年，康熙更是明确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的信息终于传到罗马，教皇这才允许艾若瑟可以回到中国，并且一再要求艾若瑟以“健康欠佳”为由，向康熙解释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同时另派一位使臣嘉乐前往中国进行解释。艾若瑟得命后，随即起身赴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为此专门指派了一艘船只，以便快捷地送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到达中国。葡萄牙国王还特别准备了七箱礼物送给中国皇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启程东还。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船只过了好望角，艾若瑟病逝。六月十三日，樊守义回到广州。两广总督当即派人护送前往北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当时康熙正在热河行宫避暑。樊守义又于九月初五日赶到热河，于九月十一日叩见康熙。康熙垂问良久。

教皇的使臣——嘉乐一行，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到达澳门，随即北上。1721年3月，康熙接见嘉乐。11月，嘉乐又在保留禁约的基础上，提出八项宽免，以挽回颓势。嘉乐的方案，引起在华教士的争论。这种干涉中国传统礼仪的行为，遭到康熙的严厉指责。教皇本笃十四则在1742年6月下令取消八项宽免。而在中国方面，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1月）正式下令各省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由于罗马教廷始终将传教权掌控于西方传教士之手，更坚定了雍正禁教的决心：“教友惟认识尔等（指司铎巴多明等人），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也颁布过各项限禁天主教传教的命令。

礼仪之争，从最初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而演变为干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行为，遭到中国皇帝的禁止，是必然的结果。天主教在华传播因此而进入低潮。直到1939年12月8日，罗马教廷方面才撤销此项禁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尊孔祭祖。

樊守义在热河觐见康熙后，长住北京。当时，到过西欧，又回到北京的中国人，可能就只有樊守义一人。次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王公贵族们在暑热难消之际，纷纷邀请樊守义前去聊聊大西洋的风土人情。谈得多了，樊守义就想到写一篇游记——《身见录》。但是，《身见录》完稿后，并没有一位王公贵族愿意资助刊刻。乾隆十八年（1753年），樊守义去世。他的《身见录》一文原稿，则被带往罗马，被夹在一本叫作《名理探》的书内，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一直到1937年，正在欧洲留学的阎宗临先生，无意中发现了这篇作于200多年前的游记。1941年，这篇现存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西欧游记，才与广大国人重新见面。这篇游记，虽然篇幅略显单薄，记事不够详尽，回忆或有错误，但这毕竟是康熙年间中国人在西欧生活、学习的观感。

樊守义到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是葡萄牙。在樊守义的眼里，这是一个风景壮丽、物产富饶的国家。“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若天主堂、圣母堂、圣人堂纯用石造，奇峻特异，雕饰供器，悉以金银。修道院颇多，而每院修道者凡数百，并设学校，分小学四品，中学二品，大学三品。且有养济院数处，甚广大，更多富贵园囿”。这些描写，与鸦片战争后首批走出国门者的记载，是何其相似。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对这位中国教士也很热情，多次接见：到达葡京的“第三日，国王召见，其宫殿之崇美，目所（未）睹也”。宫廷内西洋式的美轮美奂，更是让曾经在北京见过大场面的樊守义过目不忘：“异日复见王，命朝内游，见红帐复墙，或锦或绣，若绘画然。复以磁器掩下截，玻璃窗、花毡垫、金镶凳、水晶桌，炫耀人目也。而朝内亦有天主堂，王之便于瞻礼者。……又翌日，王与后往宗堂谢主，其舆服华丽，则又不可胜述矣。”樊守义也注意到了两国间的差异：“往谒大臣，若（中）华差减耳。”“国王之诞，余往祝其礼。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约略如是。”这与中国臣下见到皇上要叩头的规矩大不相同。

数月后，樊守义经直布罗陀海峡，来到斯巴尼亚（即今西班牙）。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后，进入意大理亚（即意大利）国界，开始陆行，经比撒入罗马。作为教士，樊守义记载了大量宗教建筑：“余至此（罗马）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天主堂、圣人圣母堂，无论内外之美，即一祭台令人看玩不尽。大概以石为之，而祭台则更以珍贵之石为之也。供器无非金银。耶稣会有十院，又有三堂。堂中所用器皿祭衣，镶珠玉金宝。”“有一圣若望堂者，傍有古教王宫殿，堂内深大，雕成十二宗徒白石像，中有圣物库，四面铁门。”

罗马世俗人家的陈设、衣着等等，也引起了樊守义的注意：“公侯家，绣缎饰墙，金花镶凳，宝器无价，摆设床帐，不啻万亿。其出入车马鞍帏，华美难比。使役仆卒，各以衣帽分职。”“又凡各国使臣，务极浮华，为国君光彩。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

城市的公共花园、古代遗迹，也是一一印入樊守义的脑海。“城内外花园有多景致，每年修理，春夏憩息，摆列珍玩。”城市公共花园的优点，在近代走向世界的人士笔下，也多有记载。“人造一高梁，长九十余里，引远高山大泉之水，流入城内，挖洞得泉，十字街堆古山，凿石人，四傍冒水，街道铺石，各家俱有水法。”“人造一高梁”指的是克洛底亚水道，引苏彼亚哥水入罗马城。乾隆年间建圆明园，园内就有大量西洋水法——喷泉。“有一所非宫非殿，其房如塔，形圆，上下五层相连，有万余间，周围窗户，层层便看，乃古时养狮处，今已坍毁其半矣。”这就是著名的罗马斗兽场。直到近代国人再次走向世界，通过他们的游记，这些景观才为中国人所了解。

“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间，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让我们领略了18世纪初期欧洲的公共医疗和慈善机构的完善。

有的说法则似是而非：“有一完石空塔，可容千人。”这个完石空塔即指安东石柱，高达92米多，共由28块石头组成，外刻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战争图案，中间凿空，人可螺旋而上至柱顶。“可容千人”则不正确。明末由传教士艾儒略编著的《职方外纪》也记载了这座石塔：“此外又有高大浑全石柱，外周画镂古来王者形像故事，烂然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隮上下，如一塔然。”南怀然的《坤舆图说》记载相同。

5.图理琛使团在俄罗斯的见闻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俄罗斯伏尔加河草原上，风雪交加，阵阵狂风使人寸步难行。中国人和随从的俄国官员、士兵一行34人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批中国人，就是著名的“图理琛使团”，这是清朝第一次派出的官方使团踏上欧洲大地。他们的目的地，是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的驻地马奴扎海（位于今里海以北，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与哈萨克斯坦境内乌拉尔河之间）。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蒙古的一支，即厄鲁特蒙古的四部之一，原先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准喀尔盆地以北的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及额尔齐斯河一带。17世纪30年代左右，居住在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吞并其他各部。土尔扈特部为避免与准噶尔部发生冲突，离开原来的牧地，长途跋涉越过哈萨克草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左右西徙到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地带。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本土，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和清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和内地的联系路线，一般是经过哈萨克、准噶尔入嘉峪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由于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的阻挠，这一道路断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土尔扈特部使者萨穆坦只得借道俄罗斯，途经西伯利亚，由库伦入境，约于五十年或五十一年春进入北京，途中走了两年多。康熙帝决定派遣使团前去回访。

清朝赴土尔扈特部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和厄鲁特人2名、随从武官3名、土尔扈特部4名、家仆22名组成，共34人。此时，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仍雄踞西北地区，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路程较短的西北之道难以通行，只得沿着土尔扈特部使团走过的路线，借道俄罗斯。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年6月23日），使团从北京出发，朝北过张家口，入正黄旗察哈尔境（内蒙古集宁东），经汗山（蒙古乌兰巴托南），渡过土喇河（土拉河），向北到今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交汇处，抵达当时的中俄边境。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到达俄国边境楚库柏兴（沙俄称色楞格斯克，19世纪时已经荒废。柏兴为满语，村镇之意）。使团在此停留了五个月零三天，直到次年正月十四日（1713年2月8日）才等到了俄国彼得大帝同意过境的复信。两天后，使团启程前行，分乘70余辆雪橇，经乌的柏兴（乌兰乌德，在贝加尔湖东南），沿柏海儿湖（贝加尔湖）南岸，于二十五日到达厄尔口城（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西南）。俄方以陆路泥泞难行为由，要求使团改从水路前行。当时正值冬季，昂噶拉河（安加拉河）全部封冻。使团在此停滞下来，一边等待河流解冻，一边修造船只。五月初四（5月27日），使团溯昂噶拉河向西北而行。二十三日（6月15日）到达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交汇处的伊聂谢柏兴（今叶尼塞斯克）。又改走陆路，翻过叶尼塞河与鄂毕河的分水岭，到达麻科斯科。又从水路沿揭的河（克特河）而上，到达揭的河与鄂布河（鄂毕河）交汇处的那里穆柏兴。又沿鄂毕河顺流而下，西北向经苏尔呼忒柏兴（苏尔古特）、萨马尔斯科（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附近），又溯额尔齐斯河而上，经狄穆演斯科（今迭米扬斯科耶），于七月初四（8月24日）到达托波儿（托波尔斯克），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进行了商谈。

八天后，使团启程，沿托波儿河（托博尔河）西南向到达图敏（秋明），又沿土拉河（土腊河）到鸦班沁，再次改走陆路，到达费耶尔和土尔斯科（维尔霍图里耶），越过欧亚大陆分水岭——乌拉尔山。经索里喀穆斯科（索利卡姆斯克），再西南行，经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辛比尔斯克），于十一月十六日（1714年1月2日）到达土尔扈特部附近的萨拉托付（萨拉托夫）。冬季的伏尔加河草原被茫茫白雪覆盖着，使团只能在此停留过冬。康熙五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714年6月27日），河水解冻后，使团再次前行，渡过厄济尔河（伏尔加河）。六月初一（7月12日），使团到达目的地——阿玉奇汗驻地马奴扎海。

使团向阿玉奇汗传达了康熙的谕旨，商谈了相关问题。六月十四日（7月25日）启程回国，沿原路经托波儿，再次与噶噶林总督进行了会面。然后经塔喇斯科（塔腊）、托穆斯科（托木斯克）等地，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715年4月30日）回到北京。历时两年十月余。

使团在出发前，康熙帝下了道很详细的谕旨，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对土尔扈特部阿玉奇遣使萨穆旦前来进贡表示感谢；二是遣回阿玉奇侄子阿拉布珠儿问题正在和俄国商人和策妄阿拉布坦进行协商；三是阿玉奇如提出订立同盟对付策妄阿拉布坦，要婉言谢绝；四是俄国沙皇如派使者欲接见使团，可予同意，接见时应强调中国“皆以忠孝仁义信为主，崇重尊行，治国守身，俱以此为根本”，国泰民安，热爱和平，俄国尽可将边境军队调往西边；五是使团人员在交往时言行要不亢不卑，不准收受礼物，个人品行要严加约束；六是使团在途中要调查俄国国情，“俄罗斯国人民生计，地理形势，亦须留意”。

使团一行，可以说是严格贯彻了康熙的指示，完成了任务。回到北京后，康熙接见了主要成员，并赐御膳犒劳。图理琛将此行所见所闻，用满、汉两种文字分别撰写了《异域录》，呈献给康熙帝。《异域录》在雍正年间出版，不久，欧洲就有法、俄、英、德文译本。此后，又有日文等多种译本。因此，虽然图理琛只是使团的二、三号人物，但后人却把这个使团称之为“图理琛使团”。图理琛在康熙、雍正初年又多次出使俄国边境聚落楚库柏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收复天山南路。至此，清朝版图包括天山南北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已定居在伏尔加河流域达140年左右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的压迫，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在次年回到伊犁地区，得到清政府的妥善安置。

《异域录》详细记载了图理琛一行在俄国境内的所见所闻，凡经过地方的聚落、山川、地貌、气候、动植物、物产、民族、人口、风俗、宗教、交通、兵员等，都有记载，是我国关于欧亚北部地区第一部最详尽的地理著作。尤其是卷首所收的欧亚北部地图，被欧洲人评价为不亚于同时代西欧人所绘的这一区域地图，有时在准确性上还略胜一筹。

《异域录》卷首地图

我国对欧亚北部高纬度地区的地理知识，在先秦时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汉代的苏武曾在北海（即贝加尔湖）长期生活。蒙元太宗时，蒙古人和端曾进入北冰洋区域，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北纬64°附近设立“北海”测景所，但是这些活动只留下了一些地名和很简单的记载。《异域录》对该地区的记载相当详细。图理琛在伊聂谢柏兴（今叶尼塞斯克）见到了极昼现象。“此地相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时夏至前后，夜不甚暗，虽日落夜深，犹可博弈，不数刻，东方即曙而日出矣。”北海即北冰洋，叶尼塞斯克地理位置接近北纬60°,距北冰洋三千里左右，确实是“一月程”。日落夜深，人们还能对坐下棋，图理琛用自己亲眼所见生动地描述了极昼现象。另一件有关动物的记载，可能是图理琛从俄国人那边打听到的：“北地最寒，有一种兽，行地内，遇阳气即死。身大，重万斤，骨色甚白润，类象牙，质柔，不甚伤损，每于河滨土内得之。俄罗斯获其骨，制碗、碟、梳、篦用之。肉性最寒，人食之可除烦热。梵名麻门橐窪,华名硕鼠。”这种“硕鼠”，今称猛犸，也称毛象，是生存于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古脊椎动物。由于西伯利亚常年冰雪封盖，因此在冻土层中经常会发现完整的个体，皮肉新鲜完好，就好像刚死不久。当时的科学知识贫乏，人们就误认为猛犸是生活在地下，“行地内，遇阳气即死”。据有的专家考证，这条史料是各国文献中对猛犸的较早较详细的记载。

图理琛在写成《异域录》一书后，将它呈送给康熙御览。被后世史学家誉为“盛世英主”、“开明君主”的康熙，在康熙六十年时还与大臣们津津乐道：“今鄂罗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见风日即毙。其骨类象牙，土人以其骨制碗、碟、梳、篦，朕亲见其器，方信为实。”所用词语，与上引《异域录》的记载极为相似。这说明暮年的康熙肯定仔细读过这本书，而且记忆力仍很强，对极昼、猛犸等事物依然兴趣浓厚。

图理琛的《异域录》，不仅仅只是记载了详细的俄罗斯地理现象，还记录了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军事状况。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使团回国途中在托波儿停留时，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再次进行长谈，双方话题广泛，也涉及两国的军事情况，“噶噶林又问曰：中国大皇帝行兵所用器械，俱系何项，可得闻否？我等答曰：我中国所用火器炮铳式样甚多，弓矢刀枪等项俱用。与敌人交战，度其必中，方点大炮；较近，始放枪射箭。”“噶噶林曰：我俄罗斯国从前亦射箭，自从现在之汗莅事以来，废弃二十余年。”从这只言片语中，反映出沙俄军队的装备，在彼得大帝时已经完成了兵器的更新换代，中俄两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已经相差达二十余年，清兵在武器装备和作战阵式上已经落后了。

“盛世英主”康熙在阅读《异域录》时，除了对猛犸感兴趣外，是不是对噶噶林的那段话关注过，有没有对中俄双方军队装备的差距存在着警觉，后人已经难以了解。噶噶林的话似乎并没有引起康熙的重视，清朝军队建设及武器装备仍然是停留在原有的状态，并没有明显改变的举措。乾隆是康熙最喜欢的孙子，在登基五十八年（1793年）时，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英国政府准备了大量的礼品赠送给乾隆，其中包括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等世界上先进的轻重武器及军舰模型。晚年的乾隆自满于“十全武功”，对西洋“夷人”的“贡品”毫不在意，看过示范表演后，就将这些武器和模型统统送入圆明园仓库内封存起来。清政府再一次丧失了了解西方的机会。另一方面，清兵的训练质量在不断下降。乾隆后期，当乾隆帝与皇子颙琰（即嘉庆）一起在杭州检阅营伍时，射箭仍是清兵的重要比武项目。当着皇帝与皇子的面，表演的清兵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清兵这种日渐衰败的迹象，令颙琰记忆特别深刻，他在登基成为嘉庆皇帝后，特别向大臣们提起这件事。但是，嘉庆已经是有心无力，以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改变清军的衰落趋势。道光年间，与康熙晚年已经相隔了一百二十多年，当世界上装备最为先进、训练有素的英国海军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时，清兵的装备仍是没有一丝的进步，作战能力更是今非昔比，胜负的天平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已经倒向了英军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