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创建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创建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

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然而他死时，这个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财政上离心力过大，不可持续。

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通过财政制度的建设，来压制地方的离心力。文帝采取了拖延战略，先发展经济，至于地方诸侯问题，则留给了未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创建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创建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帝国，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创建一个中央集权的“西楚帝国”。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创建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邦要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参与到复国运动中去。

虽然首义的陈胜自称陈王，建号“张楚”，希望将反秦的力量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诸侯力量很快就占了上风。民变不久，六国纷纷称王复国。其中，齐、楚、魏、韩四王都是原来四国的王室后裔，而首先占据赵国土地称王的是陈胜的大将武臣，武臣死后，赵国贵族后裔赵歇也恢复了对赵国的控制。唯一由外人占据王位的是燕国，但燕王韩广、臧荼相继称王后，也都不让外人插手，以维持燕国的独立地位。

在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外，还有另一股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是掌握了军权的各将领，包括项羽、刘邦、张耳、陈余、彭越、英布等人，这些人不属于六国宗室后裔，实力却比复国的六国还要强大。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统一的理念，他们受到六国的影响，也憧憬着割据一片土地，独立称王。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反秦势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顺应了流行的想法，在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块，创建了十九个诸侯国。其基本做法是把七国每一国的土地分成若干块，除了保留一块给六国的后裔之外，其余的分封给各个功臣。只有秦国是个例外，由于暴秦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不可能让秦王的后裔保留统治权，就由投降了项羽的三个秦朝将领瓜分了原来秦国的国土。

另外，项羽、刘邦原都是楚王的将领，楚王曾说过，谁先攻克关中（函谷关和武关以西，即统一之前秦国的土地），就让他当关中的王。为了兑现这个许诺，项羽还把秦国的汉中和四川（关中地的一部分）两地分出来，交给了刘邦；而项羽本人的封地则分割自楚国。

分封后，各王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统治自己的诸侯国，从内部征税，组织军队，维持内部秩序。

在项羽的政治蓝图中，他所创建的新秩序是另一个诸侯时代，而大部分获得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蓝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年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只有七个，还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如今有十九个国家，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争斗，国家内部的争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外部的裁判员员，到底谁能做裁判员？

项羽认为这个裁判员就是他本人。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羽怀念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以最早称霸的齐桓公为例，齐国强大以后，齐桓公在中原负有更高的责任，他要调停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防止他们逾矩，主持正义，扮演着类似当今世界“国际警察”的角色。当一个国家的国君承担起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角色时，人们尊他为“霸”。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当然，这个霸王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在平常不干预各国内政，只是在特殊时期维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时间里只满足于统治自己的国家；而皇帝却要做所有领土的主人，让所有的人都听命于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不想创建统一的帝国，反而纷纷盼着回到从前的诸侯国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在当时的人看来，组织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世界作比方，人们已经习惯了世界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各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地球上创建统一的帝国，大部分人都会嗤之以鼻。原因很简单：这种国家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这么大的国家，其复杂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组织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国的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分立的状态只不过被秦始皇中断了十五年而已，而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便是秦始皇，也无法长期维持它的稳定，还让人们的生活越过越糟糕，大家都在盼着它分崩离析。

与后世认定秦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起点不同，秦亡的几年内，人们反思的却是秦的创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人们往往被古代埃及辉煌灿烂的文明所迷惑，以为那是一个古代的大帝国。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只局限在尼罗河两侧几千米到十几千米宽的河岸上。以现代埃及为例，埃及的总国土面积达一百零一万平方千米，可居住面积却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多，不足四万平方千米，不到中国陕西省（二十万五千八百平方千米）的五分之一，远小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古国也只局限在两河流域的狭小平原里，在沙漠和沼泽之间，面积只有一万五千平方千米，小于古埃及。

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是古埃及的新王朝和赫梯人（Hitties，位于今土耳其）争霸的时代。在此期间，埃及领土大大扩张，终于超出了狭小的尼罗河河谷。但不管是埃及还是赫梯，都没有创建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埃及在尼罗河河谷之外、位于中东地区的领地大都是靠间接统治来维持的，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国王，只是名义上服从于埃及。这与真正的中央集权制——由皇帝派遣官员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秦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只有两次创建庞大帝国的尝试。第一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也称波斯第一帝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创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统一政权。第二次尝试则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创建的帝国。

波斯帝国是最接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遗憾的是，虽然波斯本部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当波斯王的征服带来更多的土地时，他们仍然很难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同样的集权官僚制度，只能因地制宜，派遣总督，或者听任当地统治者继续管理。

这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制度，一个强大的核心带着众多松散的外围区域。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本部的国王的能力，甚至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当本部军队被消灭，外围区域立刻脱离核心。

当亚历山大大帝的步兵方阵横扫波斯时，帝国无力抵抗，走向灭亡。但取代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表现得更加不稳定。它是一种军事征服的产物，甚至在还没有创建固定的制度时，就垮台消失了。

从西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秦代之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创建稳定的、制度统一的集权官僚制国家，几次尝试要么很快失败，要么仍然是松散的拼图模式。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创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创建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创建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创建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