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铁骑——芭蕉椰林血泪流：南明在缅甸的最后岁月

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二月，缅甸景栋，南明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部队行军至此，准备休整。在缅甸热带雨林行军时，没有地图，唯一可靠的路标就是马粪。在南明军队行进过的丛林里，大象、野猪、老虎、印度豹、马来熊，这些凶残的食肉猛兽时常与他们擦肩而过，短兵相接。李定国所部不时要跟它们作战，在白天还好点，到了夜间，南明军连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一觉醒来脑袋不知被哪种动物叼走了，森林的夜间在月光朦胧下，在那万籁俱寂中藏着杀机。冬天的缅甸很少下雨，然而在景栋的这天，突然黑云压境，一声霹雳，一道雷电捅破天河，水就劈头盖脸往下泼，雨点如铜钱般大落下，敲打着南明军士兵和战马的身体，犹如天上的千军万马席卷而来。顷刻间，大树成了瀑布，一道道水柱从树顶倾泻而下，浇得南明军一个个成了落汤鸡，战马一匹匹成了落汤马，林中皆成泽国，巨雷在头顶翻滚，闪电也像一柄柄力斧从天空劈进丛林。大树在电光中被劈成两半，南明军士兵中不幸的则被雷电烧焦。几个时辰后，雨停了，但更让南明军毛骨悚然，山那边一群野狼发出被饥饿折磨的叫声，山这边立即回响起马来熊更加饥饿的呼啸，山中则不时响起饿虎扑食的声音，至于南明军士兵身边则苍蝇蚊子嗡嗡叫个不停。然而这就是在缅甸热带雨林中作战的南明军队的真实写照。

就在郑成功东南折腾一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同时，清军对大西南的南明残余势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顺治十五年（1658年，永历十二年）十二月洪承畴兵分三路进攻云南，很快，昆明失守，永历帝逃往永昌（云南保山）。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十三年）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中重创吴三桂，此为李定国的最后一场胜仗。此战后，吴三桂再次反扑，李定国寡不敌众，率残军退往孟定。他之所以没有去永昌护卫永历帝，是怕清军尾随追击，暴露永历帝的行踪。李定国是好心，但如此一来，把永历帝弄得无人保卫，为南明的彻底灭亡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李定国的好心也白搭了，吴三桂没有追击李定国，而是直奔永历帝所在的永昌，很快永昌失守，永历帝由铁壁关进入缅甸，这是永历第十二次逃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消息后，缅甸王派人对永历帝说：“天王（指永历帝）远道而来，百蛮敬畏，请从官以下不要佩带武器入关。”

这时，永历帝的随从文武还有两千多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缴械：“猛虎所以能威临百兽者，以其有爪牙之故也。如果解除武装，对方必起歹心！”永历兵部尚书马吉翔一定要大家缴械。众人无奈，只能尽解弓刀盔甲，弃于关前，赤手空拳进入缅甸。这是南明彻底灭亡的又一个伏笔，两千多人没有武器，深入异国，其下场可想而知。

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十三年）二月初一，永历帝一行人行至金沙江边。缅甸人只提供四艘船运载永历帝一行，四艘船总共承载六百多人，剩下一千多人无法随行，沿途死亡失散，十分凄凉。由于万历二十二年明朝曾约暹罗（泰国）夹攻缅甸，所以缅甸对明朝无好感，大明皇帝来避难，自然使这个小国土皇帝生出歹心。

与此同时，南明白文选部在战败后也来到缅甸，他率兵深入缅甸阿瓦，距离永历帝所在只有六十里，但由于缅甸丛林密布，因此没找到永历帝。李定国也派出数部兵马，在缅甸境内四处寻找永历帝踪迹。

五月十日，永历帝一行人乘船行至缅甸首都阿瓦城外（曼德勒），与阿瓦城隔着一条河，文武大臣率家人四处砍竹伐木，搭建临时茅棚居住。安顿下来后，缅甸不少妇人携带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进入南明君臣所在，摆小摊，做买卖。永历帝的随行大臣们，与缅甸妇人做生意，坐在地上与缅甸妇人打情骂俏，完全忘了亡国之痛。为永历帝一行充当通事（翻译）之人说：“先前入关，如果大明君臣不弃兵器，还有能力自卫。现在，他们手无寸铁，又废中国天朝礼法，看来是不可能善终了。”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来到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缅甸国王要在沐氏家族面前下跪，这时却全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

与此同时，马吉翔等人每天醉生梦死，酣歌饮酒豪赌。总共就几间草房，每天夜里大吵大闹，搞得邻居永历帝睡不着觉。这天夜里，永历帝平生第一次来了血性，一怒之下挑掀了马吉翔等人赌博的草棚的顶子。一群人并不在意，没了顶棚，接着赌，正好天当房子地当床了，永历帝无可奈何。

赌博数日后，马吉翔彻底成了输光的赌徒，赌资都输没了，于是对永历帝诉说这些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的人已经没粮下锅，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来作为赌资。永历帝一路逃亡，早已捉襟见肘，一怒之下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马吉翔当即将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至此，永历帝随行人员已等同行尸走肉，坐以待毙，毫无尊严。

九月，洪承畴写信给缅甸当局，让他们交出永历帝，洪承畴对缅甸人威胁道：“倘或不审时势，有昧事机，匿留中国罪人，不惟自贻虎狼吞噬之患，我大兵除恶务尽，势必寻踪追剿，直捣区薮，彼时玉石难分，后悔无及。”（《故宫文献丛编》第24辑）这封信写完，洪承畴就由于身体原因，不再担任五省经略，回到了北京，云南之事交由吴三桂管辖。

六年后，康熙四年（1665）洪承畴去世，年七十二岁，谥号文襄。虽然洪承畴投降清朝当了汉奸，但其人不可全盘否定。事实上，因为有洪承畴，清军第一次进攻江西时宁国、徽州、袁州、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都是和平交接，江西大部未遭兵火，也因为有洪承畴，云南清军除了永昌大屠杀外就几乎没有血案了。总之，的确因为洪承畴的存在，清军少杀了许多人，比起吴三桂、尚可喜，洪承畴算是有良心多了。

洪承畴就这样告别历史舞台了，我们把镜头再拉回云南和缅甸。此时，本来李定国还剩一千多人，但南明庆国公贺九仪率部一万人自广西南宁渡江而至，与李定国会合，李定国一下子有了一万多人。李定国率军拿下孟艮（今缅甸景栋），以此为根据地，一边图恢复，一边寻找永历帝。然而没几天，吴三桂派人招降庆国公贺九仪，贺九仪接待了来人，但并未表态，李定国得知后，神经过敏，派人斩杀贺九仪。贺九仪被杀，其部下寒心，有千人出逃。李定国深恐军心不稳，于是与白文选会合，两军加一起共两万人。他们决定攻克缅甸，迎回永历大驾。

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二月，李定国和白文选联军在锡波与缅甸军对决，缅甸王派大将牙稞率军十五万人在锡波江边结营，准备与明军决战。缅甸的兵力是明军的七倍，而且，缅军有战象一千多头，枪炮林立，横陈二十多里，而明军只有长刀长枪，近三分之一士兵手中只有一条棍棒而已。但是，中国大陆最后的复国军队怀着对大明残存的最后一点复国希望，激发出了空前的战斗意志，白文选指挥明军抢河先渡，先发制人，李定国随后率军跟进，缅甸战象和大炮还没派上用场，前面的缅军就都溃散了，大明最后的军队杀得缅军尸横遍野，缅军被杀一万多人，连缅军主帅牙稞也在混战中被杀。李定国乘胜率军渡过锡波江，逼临缅甸都城阿瓦。刘健《庭闻录》卷三记载：“缅军前队皆象，中有花象擅突阵，为群象先。定国视战地，当象来处有石桥，桥下水深，恐不测。象将及桥，自持长刃迎之，象鼻卷定国，定国跃起避之，象鼻方反卷，迎刃鼻断，负痛反奔，群象俱走。”李定国在被象鼻子卷起来之后，居然挥刀把象鼻子砍断，可见其一身是胆。由于皇帝在缅人手中，李定国、白文选不敢造次，只能派人传话给永历帝，希望皇帝发敕令。然而永历帝已成瓮中之鳖，根本无法与明军联系上。相持数日后，明军在江上搭浮桥准备进攻，但被缅军砍断。此时明军粮食紧缺，只得退兵，李定国和白文选迎回永历帝的行动失败了。

五月，暹罗国（泰国）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李定国，请李定国移军景线（现在泰国境内昌盛附近，与缅甸、老挝接壤）暂时休整，然后由暹罗提供象、马，帮助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李定国对暹罗君臣的好意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

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发生政变。缅甸王的弟弟把国王哥哥绑在藤椅上，扔入江中淹死，自立为王。

就在李定国、白文选与缅甸军激战之际，吴三桂已经略定云南全境，中国大陆，仅福建厦门、金门尚未被清军攻陷，其余全境皆为清土。永历帝已经逃到缅甸，顺治认为他不可能死灰复燃，于是下令让吴三桂停止军事行动，但吴三桂上奏，坚决要置永历帝于死地，他说动了顺治，于是顺治让吴三桂负责对南明永历政权的最后攻势。吴三桂写信给缅甸王，吓唬他，于是缅甸王决定对永历帝一行动手，缅甸王派人告诉永历帝：“请天朝大臣过河，饮咒水盟誓。”沐天波认为缅人不可信，主张不要前去。马吉翔却主张前去，于是永历帝派沐天波、马吉翔等人前去，他们全部被缅甸人杀死。本来缅甸人不想杀沐天波，派人把他驾出，以把沐天波和永历帝一起送给吴三桂报功。沐天波夺刀而起，击杀缅兵数人，最后为乱兵所杀。这一天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史称“咒水之难”。缅甸人杀死这些大臣后，来到永历帝所在，把南明朝臣所剩物品洗劫一空，又杀了几个大臣，惊惧之下，永历帝两个嫔妃及诸臣妻女都在附近大树悬梁自尽。至此，永历帝一行仅剩二十五人。与此同时，吴三桂招降了白文选，南明军队仅剩李定国一部。

吴三桂以大军威逼缅甸人将永历帝一行交出，缅甸王最终将永历帝等人交出。交接之日，吴三桂见到了永历帝，永历帝问：“何人？”吴三桂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扑通一声跪下了。“你是平西王吴三桂吧？”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机械地应道：“是，是。”

永历帝切责道：“汝非汉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汝自问良心安在？”

吴三桂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永历帝长叹一声：“说什么都没用了，只是朕是北方人，想见到十三陵再死，这总能做到吧？”吴三桂勉强应了一下。（戴笠《行在阳秋》）

永历帝的侍卫总兵邓凯在吴三桂走后对永历帝说：“大事如此，望皇上能以烈殉国，为臣随后从驾陛下于阴间！”

永历帝却说：“洪承畴、吴三桂，都受我大明皇家恩典，未必肯对我一家斩尽杀绝！”永历帝完全想错了，一个人在背叛了自己的主人、忘恩负义之后，只要自己的主人还在，他就有负罪感，被负罪感痛苦折磨，此时只有彻底杀掉自己的主子，眼不见，心不烦，方能心安理得。

永历帝果然看错了吴三桂，吴三桂为了向清廷表现他的忠诚，主张将永历帝和他十二岁的太子斩首，在云南的贝勒爱星阿都于心不忍，说：“永历亦曾为君，给他留个全尸总该不过分。”于是吴三桂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康熙元年（1662）四月十五日南明永历帝和太子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临刑之际，永历帝默然。他的十二岁太子对坐观的吴三桂骂道：“奸贼，我大明朝有哪里对不起你？我父子和你有什么私怨？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此毒手？”行刑时，突然，“黄雾弥天，雷电交加”。永历帝被勒死后，吴三桂将其焚尸，弃骨灰于荒野。对于跟着永历帝的最后二十五人中的另外二十三人，吴三桂没有加害，听其自便。

永历帝遇害时，李定国率数千人马驻扎于西双版纳的九龙江一带（又有说在景线）。噩耗传来，李定国悲恸欲绝，几次哭至昏迷。部下兵马由于驻扎在人烟稀少地区，粮食医药不足，病死了差不多一半。李定国自知复兴无望，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六月十一日是李定国的生日，他从这天起发病，到六月二十七日于景线去世，享年44岁。临终前，李定国对养子李嗣光说：“宁死荒郊，千万不要投降！”郑逵《野史无文》、刘健《庭闻录》、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均作李定国六月二十七日去世，戴笠《行在阳秋》则作七月二十九日，因刘健等人居云南日久，故从之。落入穷荒、走投无路的李定国余部没能坚持下去，几个月后，即在李嗣光带领下向清朝投降。

屈大均《戚氏·端州感旧》一诗咏南明最后之亡：“片帆开，又上西水向松台。想象当年，羽栋东驻，作蓬莱。宫槐，接天街，纷纷银烛早朝催。无端白面年少，出师书奏意酸哀。五岭天险，无人分戍，控弦一夕潜来。为萧墙变起，钩党相角，朝士驽骀。龙舸夜动喧兀，三两扈从，报国少涓埃。三宫苦筑阳漂泊，桂管摧颓。正衔枚，爨僰一路，迟回。六诏喜仗雄才，晋王再造，惠国重兴，稍作屯难云雷。又苦遭凶逆，为仇羽翼，作祸胚胎。四引楼兰铁骑，渡金沙，血战磨盘开。寄命缅甸凄凉，六军溃裂，鱼服辞滇海。念龙饥，谁与文君块？空呕血，诸葛时乖。又命屯，玉步难恢，恨凶渠，逼胁上云堆。自重华逝，苍梧痛哭，血泪成灰。”

以上永历帝、李定国在缅甸的故事，记载在永历帝仅剩的二十五个随行人员之一的邓凯的《求野录》和佚名《也是录》、戴笠《行在阳秋》、刘茞《狩缅纪事》中。

现在清宫戏汗牛充栋，但是演南明的电视剧几乎没有，有一部电视剧叫《长河东流》，非常不错，全景式真实客观再现了南明历史，只是其中的李定国叫李长生，孙可望叫孙敏宗，何腾蛟叫何令嘉，王夫之叫万夫梓，其他与历史人物的名字完全一样，推荐大家不妨一看。

随着李定国去世，清廷对中国大陆的攻城略地几乎结束，中国大陆除了福建厦门和金门外，所有原明朝疆域都已经为清政府所占。明末清初是中国人口急剧减少的时期，万历三十年（1602）中国人口有8654.8万（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至此年仅剩1928万人（《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这些人除了死于饥荒，就是死于张献忠、李自成和清军之手。

西班牙人帕来福《鞑靼征服中国史》这样记载清军攻城的作战模式：“进行攻打的是骑兵，由执旗的将官领头，但他们并不做多少准备，他们只把大量的梯子绑在马尾上。做好准备后，旗手策马飞奔，凶猛地直抵城下，其余军队立即跟进，他们呼啸呐喊，叫敌人恐惧害怕。尽管敌人的炮不断向他们射击，尽管有大量人员伤亡，仍不能阻挡他们的猛烈进攻。死者的尸体填塞壕沟，便于他们接近。他们就这样进至城墙下，然后最前的人下马，把马匹当篾笼和栏杆。这时把梯子搭上城头，他们无比英勇地爬上去。现在守城者几乎和进攻者一样处在巨大的危险中。因为城下援助登城的人不断向城内的人发射无数箭矢，而他们射得很准，要射哪里就射哪里，箭矢强劲有力，那些认为防护安全的人也在所难逃。于是登梯的人迅速占领城头，或俯卧或屈膝向城内的人猛射，既向那些坚守的人，也向那些试图保卫城池的人，打得他们不能开炮，叫他们不能使用武器。”

正因为清朝统一中国战争杀人太多，日后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试图用一切手段抹去清朝的屠杀史料，但许多史料因为被清初来华的日本人买下，带到日本，所以没法被毁灭。到了清末，日本所藏的关于清朝屠杀的大量史料通过革命党带回国内，从而煽动革命，然而事实上满汉冲突在清末远没有革命党夸张得那么大，满汉到清末早已融合，中国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语言文化均有莫大关系。现代汉语里许多词语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比如“爷”，就来自鲜卑语（南北朝时鲜卑人说鲜卑语，但用汉字作为书面语），《木兰诗》里“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爷无大儿”等的“爷”都是鲜卑称呼，本来汉语无此。再比如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官员称伯克，这其实来自汉语，汉语“伯”是称呼长者的，后来这个字进入阿尔泰语系，就成了新疆伯克的名称。清宫电视剧里回话有的说“喳”，有的说“嗻”，其实“喳”来自蒙古语，是元朝时传入中国的，发音为［ja］；“嗻”在清代使用，来自满语，发音为［je］，因此清宫戏应该说“嗻”，而不是“喳”。（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清军入关后的几百年间，满汉早已融合，各方面都像语言一样，难分此疆彼界。面对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最应该反思的是汉民族本身，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汉朝时五个匈奴兵才能打得过一个汉族士兵，可是到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宋代，十个宋军士兵才能打得过一个女真兵。而到了明亡清兴，一百四十万南明军队面对十八万八旗铁骑，最终被打得一败涂地，各个击破，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自己好好反思吗？

两汉三国时中国人的娱乐活动是击剑和打猎，与野兽搏斗、与卓文君卿卿我我的司马相如以善于击剑而闻名，写《论衡》的王充精于骑射，经学名家辕固则曾经在兽圈中用剑杀死过野猪。汉武帝能“手格熊罴”（《汉书·东方朔传》），“手格猛虎”（《孔丛子》），打猎时曾亲自与狗熊搏斗。李广拈弓搭箭就把一块大石头当作老虎而射穿，魏明帝曹真、东吴孙权都曾“骑马射虎”，这点毫不逊色于古罗马，而且比古罗马还要强悍，古罗马的贵族是在角斗场看奴隶与野兽搏斗，而中国贵族是亲自与野兽搏斗。

到了唐宋，中国人跟野兽搏斗明显少了，李世民好打猎，曾一次连发四箭射死四头野猪，但经唐俭劝谏，李世民终生不再打猎，到了唐朝后期皇帝再也无法跟野兽搏斗了，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做些身体对抗，比如唐宣宗、唐僖宗喜欢打马球，唐僖宗曾说：“如果科举考试考马球的话，朕一定能考上状元。”到了宋朝，跟唐朝差不多，皇帝无一人敢与野兽搏斗，赵匡胤、赵光义、宋徽宗、宋孝宗等都是喜欢蹴鞠，喜欢踢足球，北宋画家苏汉臣曾画《宋太祖蹴鞠图》。

等到了明朝，踢足球的人也少了，皇帝也压根不玩足球了，明朝时的中国人提笼养八哥招摇过市，斗鸡斗蟋蟀享动物之乐，听曲听笙箫入温柔之乡。豪门阔少，食膏腴饕餮之大餐；官宦子弟，临风花雪月之美景。逛妓院因美女一笑而掷千金，去赌场用骰子一掷而抛百两。

秦汉时的中国人娱乐活动是与野兽搏斗，充满了尚武精神，唐宋时的中国人娱乐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有一定的竞技精神，明朝时的中国人娱乐活动是人对花鸟鱼虫等最弱小动物的生理摧残，没有了兽性的勇敢，也没有了人性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