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京师保卫战（北京保卫战）
明京师保卫战简介
明京师保卫战：北京保卫战或称京师保卫战、明京师保卫战、北京之战、明保卫京师之战 ，是指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攻打明朝首都北京，明朝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开始的一场首都保卫战。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明军主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明英宗也被俘，土木之变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危急之时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加强战备。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 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帝位，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明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翌年太上皇朱祁镇回宫后随即被软禁，与不愿放弃帝位的朱祁钰关系紧张，后来终于引发夺门之变。
明京师保卫战过程分析——
永乐朝之后政局的变化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集合了鞑靼、兀良哈等部，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兵锋指向长城内外的城堡和市镇，大军所过之后，有的城堡失陷，惨遭洗劫；有的城门紧锁，高度戒备。军情急报像雪片一样飞入宫廷。
很快，明英宗做出决定，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征瓦剌，但治军权不是交给将军，而是交给了太监王振。这支庞大的军队几经折腾，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被瓦剌的两万轻骑击溃，明军四散奔逃，死伤过半，军械骡马尽失，连英宗皇帝也成了俘虏。紧接着，也先只派出少量部队，长驱直入北京城下，形势十万火急！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率军民合力御守，击退了瓦剌，取得了保卫京师战的胜利。
历史上将这一危机通称“土木之变”，它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在对外战争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从军事角度看，土木之变留下的许多问题，很值得后人思索。
明朝自建国以来，一直重视对北方草原部落的军事备战，为何在这次突然打击中一溃千里？
明朝自建国以来就重视对宦官的监管，为何一个出身低微的太监王振，能突破重重障碍，专权干政，并且取得了统率五十万大军的权力？
五十万大军怎么就经不起两万瓦剌军的突然一击，瞬间土崩瓦解？
明英宗
土木之变的惨败成就了于谦的英名，那么他在指挥京师防御战中，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战绩，是否也留下了遗憾？
很多人认为，酿成土木之变和宦官王振有直接关系，因此讲土木之变，就得从宦官干政说起。但实际上，明朝军事上的失败，是它在政治上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和土木之变有密切联系的军政原因其实很多，比如有放弃大宁、迁都北京、重用宦官、设立东厂等。
这些都发生在永乐年间，后来变化越来越明显，程度越来越严重，也就决定了明朝政治格局的走向，才有悲剧的发生。
北部边疆问题
先说取消大宁都司。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迫降元朝大将纳哈出后不久，在大宁卫建立军事指挥机构——大宁都司。大宁位于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屏障北平的军事重镇。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更名北平行都司，统领大宁左右中前后十个卫；二十四年（1391），他让第七子宁王朱权到大宁就藩，这样北平行都司统领的所有军队便归宁王指挥。而在此之前的洪武十三年（1380），燕王朱棣已经进驻北平，征调各卫兵士镇守。
随着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建立，以及积极建设长城沿线隘口，这样从根本上保障了北平和华北的安全，并且在东北与辽阳、沈阳、铁岭等卫，在西北与大同、宣化等相互应援，使北方的防区结成了漫长的坚固防线。《明史·兵志》上说：“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北方的战略防御气势宏伟，声势壮观。
但在“靖难之役”开始不久，燕王朱棣用偷袭兼欺诈的方法，将宁王朱权挟持起来。原本宁王有带甲兵士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这些力量都被燕王吞并，投入与建文帝争夺政权的战场上。这样军事重镇大宁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宁王朱权和各卫所兵力南下后，大宁都司便成了空 虚之地。
永乐元年（1403）三月，明成祖下令将北平行都司复更名为大宁都司，徙至保定府，又将所管辖的部队分别调至顺义、蓟州、平谷、三河等地，这些都在北京的周围，大宁更成为不设防的空城，给兀良哈骑兵南下以可乘之机。
由于大宁控制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初设置大宁都司，就是要在战略布局上使大同、宣府与辽东连成一体，能够相互策应，构成燕蓟对外防御的最佳屏障。
而一旦大宁都司内迁，向北的防御就凹陷进来，使得南面的燕蓟地区失去了这道屏障，自己变成了边防前哨。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大宁这个堡垒，西边的蒙古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辽东发展。他们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自由来往，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
到宣德时期，军事重镇大宁所属地区，终于落入蒙古兀良哈之手。
北京以北还有一个地方，即开平卫，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在元朝的时候开平卫是元朝的上都，与北京这个大都并称两都。开平卫北控大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由于大宁都司南撤，使得西侧的开平卫过于突出孤立，很难固守。永乐二十年（1422），阿鲁台攻陷兴和城，之后兴和的所有人马都并入宣化，更使开平卫左右无援，独木难支。
宣德五年（1430），明朝终于放弃了开平，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塞北三百多里的防御区域，燕蓟又失去一道屏障，宣化成了防御的最前沿。
从永乐时期开始，大宁弃而不守，兴和丢而不夺，等到宣德时期，开平内移，防线后撤，使燕蓟以北的防线由较为平直，变成迂回弯曲。对北京来说，更重要的是纵深保护缩小，国门浅露，对手可以直接窥伺内地。明朝只好将防御地带划到延庆、怀来、保安一带，因此这个时候，京师的危险程度较明初已经增加了很多。
迁都北京问题
明成祖称帝后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将都城迁往北京。迁都之事在永乐元年（1403）就定了下来，北平改称北京，改府为顺天府，与南京的应天府平起平坐。
北京的新宫殿于永乐五年（1407）营造，到永乐十八年（1420）才完工。等到中央衙门迁到了北京，就改称京师，原来的京师则改名南京。
但南京保留下来不少骈枝机构和冗官，除个别的机构和官僚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权。明成祖之所以要保留南京和完备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北京发生重大事件，无法担当中央政府职能的时候，南京这些机构可以作为应变的依据。
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内部因素看，是他的大本营在北京，而靖难之役后，南方的势力对他很冷淡，反对的力量很大，回到北方他才有安全感。从外部因素看，首都到了北京，最大的作用在于，面对蒙古草原的威胁，明成祖是“不肯示弱”。
迁都北京的军事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明成祖即位后，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一样，都要削夺诸王的兵权。由于边塞诸王的兵权已经被夺，例如宁王朱权、谷王朱橞、辽王朱植等都被徙封他处，这样就改变了朱元璋规划的诸王守边的军事格局。如果重新部署的话，必然要委派新的将帅统领重兵，镇守远方。朱棣当时就这样造了建文帝的反，谁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场面故技重演。所以，对那种能独当一面、众望所归的军事统帅，朱棣放心不下。
朱棣毕竟是军旅出身，他又很清楚，如果自己在南京大权独揽，遥控指挥塞北前方，这种作战上的盲目和迟缓，对前线胜败来说，将会导致多大的风险，丧失多少有利的时机。如果用碌碌无为的庸才来替换，或者裁撤军人，分散权力，减弱将帅的势力，又等于虚掩门户，自撤藩篱，给蒙古部落南下掠夺，创造可乘之机。何况明朝已经放弃了大宁都司，无论如何不能再削弱长城各大隘口的防御。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明成祖迁都北京，从他个人来说，也是要紧紧抓住军事指挥权，用天子守边代替洪武初期的武将守边，也代替洪武后期的诸王守边。从国家安全格局来说，就是将北京建成王朝的军政中心，屹立在长城脚下，阻挡住蒙古草原南下的骑兵。
由于北京处在军事防御的前沿，它向东向南都是千里大平原，所以都城必须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北京城墙的内外壁，都是用山东临清等地烧制的城砖砌成，砖缝之间用石灰浆与糯米汁混合浇灌，非常坚固。城的底座是用大型条石铺设，逐层夯实，城墙内壁较缓，外壁陡峭，因此易守难攻。
北京城不但自身要有高水平的防御能力，还在郊外数十甚至数百里处，用增加周边的卫所来拱卫北京。此外，还采取了修缮沿边关隘城堡、增配铳炮等措施，抵御蒙古部落的南下袭扰。在各关隘之间，又部署了数量可观的机动部队，进行往返巡视，以配合守关部队加强防御，以备不测。同时，明成祖还命令都督佥事章安等将领，率部在兴和等地设立烟墩，以加强各关隘之间的联络和声援。
蒙古游牧部落是对北京最大的威胁。面对他们屡次兴兵扰边，朱棣一改朱元璋“来则御之，去则不追”的消极防御策略，而是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各个击破的积极方针。他主张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荡除对手，永靖沙漠。因此在确定迁都北京后，京师还在营建期间，他就开始了五次大规模的北征。
但是北征蒙古，也只有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才能做到。而且将首都定在北京，为征讨蒙古提供了地利与人和。明成祖去世后，接下来的两个皇帝都是守成之君，明朝对蒙古保持的进攻态势缓解下来。而此时蒙古正在完成各部的兼并，力量也开始汇集起来，逐渐对明朝构成新的威胁。北京的位置过于突出，有利有弊，在战略进攻时，它是后方稳固的大本营，当转入防御时，又会成为沉重的包袱。
宦官专权问题
土木之变的爆发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如和太监王振干政有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宦官胡作非为，祸乱朝纲，四个人最有名，其中第一个就是王振。宦官势力的膨胀是从明成祖夺得皇权开始。在此之前的明太祖、建文帝都能严格控制宦官，使之不得干预政务。
实事求是地说，在用人方面，明成祖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夺取皇位时，他杀了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铁铉等反对派，株连极多；先前是建文帝的人，但已经投降过来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等，也都死于非命；即便是忠于他的诤臣，如解缙、杨士奇、夏原吉等，也可以随意抓起来或者杀害。
靖难之役时，明成祖多次受益于宦官的帮助，即位后便大力重用这些身心都有缺陷的人。不过，永乐皇帝在用宦官问题上还算幸运，他本人英武刚毅，雄才大略，强将手下无弱兵，郑和、侯显等一批宦官，人品和政绩都表现不错，所以 始终没有酿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能否专权，和皇帝暗弱、年幼无知等情况关系密切，这种局面迟早会形成，只不过这个不幸，被明英宗朱祁镇赶上了。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年仅九岁，国家大事都被太皇太后张氏和张辅、胡濙、“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英宗继承的是所谓“仁宣之治”的繁荣与和平。《明史》这样评价当时的社会：“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
皇帝年幼无知，掌管国家大事之权由太皇太后分配。她知书达理，信任几位辅政大臣，一切遵循旧章办事，虽然边疆和羁縻州有些小摩擦，但国力不损。等到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去世，王振逐渐神气起来，而这个时候，几位肱股之臣或死或病，已经从政治舞台上谢幕，朝中无人能抵挡得了王振的锋芒。
王振，山西蔚州人，曾经是个普通儒生，后来自行阉割入宫。因为他识文断字，被宣德皇帝选中给太子当老师。英宗的童年是在严格管束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秉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还是身边的老师王振，对这位年幼无知的儿童，束缚得过紧。他一直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即便是当了皇帝十多年之后，还一直敬呼王振为“先生”，连名字都不敢叫。可想而知，王振在其他大臣面前是如何威风了。
王振是宫中的司礼太监，有替皇帝代笔起草诏书的权力。主子胆量过小，奴才的胆量就会膨胀，他不但敢替皇帝做主，还敢篡改皇帝的龙裁圣意。现在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的其他大员，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几乎没有不拜服的，否则早晚都要吃亏。
王振最典型的事迹就是打击对立面，提拔亲信小人。这些人升了官，自然不改奴才的本性，对王振溜须拍马，献媚逢迎。像工部郎中王佑被提拔成右侍郎，一日王振问他为什么不长胡子，王佑回答说：“老爷所无，儿安敢有。”那些不听话的正直大臣，被王振用东厂、锦衣卫陷害的何止是少数。
东厂是王振胡作非为所依靠的机构，这也是永乐时期的产物。它原本是一个内廷机构，属于地地道道为皇帝个人服务的特务机关，归宦官直接掌管。由于他们日夜在皇帝身边，所以向皇帝打小报告最直接最方便。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使天下臣民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东厂的特务们不但可以私下里给皇帝打探情报，而且设有监狱，可以不经公开的司法审判就刑讯逼供。从亲 王、公主、驸马，到普通官吏和百姓，都处于东厂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盯梢特务的背后，或许还有另外一双眼睛也在监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这个给社会平添灾难的机构里，居于最高地位的当然是皇帝本人，但是在英宗时代，却被王振这样的太监掌握着。春风得意的他大权独揽，根本不顾及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蒙古瓦剌的崛起与明朝边防的削弱
朱元璋在位时，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出发，从朝贡外交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对蒙元的关系，试图实现友好往来。这是因为，明朝将元朝驱逐回塞外草原，朱家王朝统治了中原，他出于皇权对正统的期盼和渴望，指望着失败的对手能以臣服的姿态回到中原，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但是残破的北元朝廷，梦想再次夺回失去的江山，双方大小规模的冲突时断时续，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捕鱼儿海之战，蒙古对明朝的威胁才彻底消除。北元残余势力被明军击败后，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太子被叛臣杀害，蒙古各部落失去了一个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招牌，内部陷入了四分五裂。
蒙古各部由三大部组成：兀良哈、鞑靼、瓦剌。位置最东的属兀良哈部，占据着今辽河沿岸及以北的地域，相对而言，它和明朝的关系最友好。位置居中的属鞑靼部，占据着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流域。位置最西的属瓦剌部，占据着今匝盆河、科布多河流域及北塔山以西以北的地区。
三部中一开始鞑靼的力量最强，接续着元主的称号，至昆帖木儿时，被部落酋长鬼力赤杀害。随后取消元主称号，改称鞑靼可汗，从此蒙古各部正式分裂。永乐四年（1406），知院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昆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傀儡可汗，自己掌握实权，常南下攻掠，威胁明朝北方的安全。
瓦剌后来形成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三酋长的共治局面，在永乐七年（1409）分别被明朝册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兀良哈的势力对明朝来说主要是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明成祖即位后招抚朵颜三卫，受到封赏，从此成为明朝北部的外藩。
永乐时期，蒙古各部之间常常发生内斗，相互仇杀，同时又侵扰明朝的边境，成为明朝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严重威胁。明成祖对蒙古三大部落的策略，是以夷制夷，锄强扶弱，分化瓦解，相互牵制，不让他们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免威胁到明朝的安全。明朝迁都北京后，开始用武力解除塞外的混乱局面和军事威胁，从永乐八年（1410）到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先后五次率大军北征蒙古，大败鞑靼、瓦剌、兀良哈各部，最后自己也病逝于北征途中。
蒙古骑兵
明成祖主动进攻蒙古各部，历史上对此评价比较复杂。《明史·成祖本纪》称赞他北征蒙古“六师屡出，漠北澄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实际上明成祖五次远征蒙古，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预防了蒙古的入侵，保障了明朝北方边境的安全，但是后来鞑靼部采取避战策略，明朝始终没有取得军事上的全胜，这样就不能算完全解除来自蒙古的威胁。
而且，五次远征，严的时候轰轰烈烈，一旦松弛下来又死灰复燃，治标不治本。北征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使后来的洪熙、宣德时期，无法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北方防务“开始削弱。由于对北方边防不加整固，所以面对蒙古入侵，明朝都无能为力。宣德七年（1432）和九年（1434），鞑靼部两次攻入偏关，杀死指挥江海、千户包让，大掠而去，可见此时的明朝边防，相对于永乐时期已经十分吃紧，只是蒙古各部还没有完成联合重新崛起，因此对明朝还没有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永乐后期到正统之初，瓦剌部从内部争斗中崛起，开始走上军事扩张之路。这对蒙古各部来说，是一件大事，而且由于瓦剌部逐渐强大，对明朝来说，也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
明成祖对瓦剌部赐封的顺宁、贤义、安乐三个王中，顺宁王马哈木的势力最为强大。永乐十五年（1417）马哈木去世，其子脱欢即位。他感到自己的辖地，在东侧受到鞑靼的威胁，在南侧受到明朝的遏制，于是转向西南方面发展，同蒙古东察合台汗国交战。这样一来可以躲避明朝北征的打击，二来能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扩大势力范围。由于接连获胜，脱欢将地盘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草原地区。他们只有在西面取胜后，才有巩固的后方向东进军。
这个时候，明成祖已经去世，明朝已经没有办法阻挡瓦剌在草原的扩张。脱欢凭借军事实力和经验，努力成就自己的伟业。宣德九年（1434），脱欢攻杀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不久又杀了贤义王和安乐王，基本上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落。《明史纪事本末》说，“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这对需要边境安宁的明朝来说，绝对不能算是好事。
脱欢曾打算自立为可汗，但各部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他只好立元主后裔脱脱不花为鞑靼可汗，自任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其子也先即位，称太师淮王。也先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权势与地位，也继承了其父开疆拓土的雄才和欲望。在西北部，他攻破明朝哈密卫，迫使沙州蒙古、赤斤蒙古与之联姻，阻截西域各国同明朝的朝贡关系。在东北方，他进攻兀良哈朵颜三卫，进窥蓟、辽、宣、大各边关口隘。到处都是狼烟和烽火，瓦剌终于形成了对明朝的军事包围。
在瓦剌部迅速崛起的同时，永乐之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却在逐渐下降，各项军事制度到了正统年间形同虚设。例如边疆的卫所制度。卫所是明军的基本编制，构成了主力作战部队的基础，所以朱元璋称帝伊始，就颁布了卫所编制法。它规定，在要害关键之地，每一郡设所，连郡者设卫；每卫编5600人，下设前、后、中、左、右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在编1120人。按照此编制，全国明军在边疆连毗成片，共同保卫国家的安全。
卫所编制法还规定了士兵的主要来源，以及军队的基本成分等内容。但是士兵戍边垦边的任务十分辛苦，他们地位低下，社会中普遍看不起军籍，因此兵卒逃亡兵额减少的情况比较普遍。越是在艰苦地区边疆地区，逃亡越是不断发生，到了正统年间，兵额空缺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
卫所制度的废弛，大量军士的逃亡，说到底还是由于待遇低造成的。按照规定，士兵每月粮俸是一石粮食，这点粮食养活家小已经捉襟见肘，还时常遭到贪官的克扣盘剥，在生活无着时，军户只好逃亡。
明初设立卫所，它的物质基础是军屯，通过军屯的收成来解决卫所的物资补给问题。也是由于军屯连带遭到破坏，使卫所军卒的粮饷供应不足，这是造成卫所军士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卫所制度的衰落，军屯被破坏，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的官吏豪绅及镇守总兵官等，对屯田不断侵占。由于良田被私用，所以能收获的粮食少得可怜，但管粮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征收屯田的余粮，否则就克扣月俸。士兵一旦不堪忍受剥削虐待，最后只剩下逃亡一条路。
在军事指挥权方面，从明成祖开始就鼓励太监监军，这对军事指挥的良性运转起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到了正统年间，不仅朝廷内部有太监王振擅权，各地都开始有太监镇守。例如辽东有镇守太监亦失哈，陕西有镇守太监王贵等。军事指挥有太监，管理后勤有太监，这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但权力极大，一切号令皆受制于监军。
正统四年（1439），太监吴诚、曹吉祥被派往监督诸军讨伐麓川，正统九年（1444），太监曹吉祥、刘永诚等又同成国公朱勇北征兀良哈。在这些人的监控之下，纵然一些将领有才干和胆识，但是没有最后的指挥权，很难施展本领，军队作战常被这些不懂装懂的人给耽误了。
明英宗初期，瓦剌的势力越来越大，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也骤然增加。尤其是正统十二年（1447），随着瓦剌降服朵颜三卫，这些趋势就更加明显。
一些边防守将已经看出不祥的苗头，纷纷上书，提醒朝廷注意。巡抚宣大的佥都御史罗亨信上奏：瓦剌也先专侯挑衅，图谋不轨，打算入侵中原。我军应该在边关要害进行防御，修葺城垣，增加士兵，否则将会酿成大患。
兵部尚书邝埜也看出，自从也先降服兀良哈后，在漠北没有了竞争对手，现在很有可能倾巢而出，来到国境线上窥测。不过邝埜畏于王振的淫威，虽身为兵部尚书，却好几年没有对边境防御采取措施。
“土木之变”的爆发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起于前文反复强调的朝贡外交。从正统五年（1440）到正统十三年（1448），也先差不多都来北京参加朝贡活动。正是因为这几年来，北方边境交往频繁，也就增添了明朝上层的麻痹思想。
这类朝贡活动，获利最大的还是也先贡使团。明王朝只不过是花了一些钱，给自己的虚荣心涂脂抹粉。也先进贡的是蒙古土产马、骆驼、各种毛皮等，换回来的各种赏赐品，价值超过数倍。
正统十二年（1447），也先派出了庞大代表团，遣使皮儿马黑麻率两千多人，向明廷贡马四千多匹，貂鼠青鼠皮一万两千多张。类似这样的贡使，也和其他各国贡使一样，获得白吃白住白拿和到北京免费旅游的权利，因此贡使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正统十三年（1448），也先又派出2524人的贡使代表团，但为了多讨封赏，虚报为3598人。这次明廷较为认真，在会同馆进行了人数核查，并按照实际人数进行封赏。王振对瓦剌的欺诈十分恼火，不但虚报的一律不给赏赐，而且减去马价，仅仅是也先所希望得到的五分之一。贡使回到瓦剌后，向也先汇报了朝贡受挫的情况。也先正打算寻衅滋事，闻言后暴跳如雷，下令拘留明廷使者，然后传檄其他臣服的蒙古各部，威逼利诱，准备大举进犯明朝。
瓦剌进攻、英宗亲征
尽管瓦剌气焰嚣张，但明朝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才有所觉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边防。
例如，命令河南、山西的官军停止休整，赶赴大同和宣府待命；任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统率大同兵马，负责整个地区的军事训练；增加武器和马匹，拨给前方战马四千匹，还有各种弓箭、铳炮；陆续调集京兵近十万人赴边，与当地驻军共同训练，相为犄角，抗击敌军。
这一年的夏天，北京城天气恶劣，风雨夹杂着雷鸣电闪，击中了皇宫的谨身殿。由于营救不及时，奉天、华盖等宫殿的大门都被烧毁。当时的人思想迷信，认为是天神震怒，降灾于民。结合着边境危机和各地灾情，已经有官员觉察出战祸即将临头，开始将家眷搬到相对安全的内地。
果然没有几天，瓦剌就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最主要的一路由也先亲自率领，向大同进攻；其次是知院阿剌率所部，进攻宣府，包围赤城；再次是可汗脱脱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进攻辽东；最后是一支骑兵袭扰甘肃。
在这四路中，也先的势力最为雄厚，因此野心和胃口也最大。它兵锋甚锐，在大同将明兵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大同城外，周围的塞外城堡全部陷没。
明军大同防线失利，主要是平时训练不严，战时高层指挥失灵等原因造成的。初战，大同右参将吴浩是在仓促情况下，应战瓦剌部于猫儿庄，一战即亡。接着，大同总督宋瑛、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慌忙率军进驻阳和口。王振的党羽太监郭敬为监军，诸将均受其节制。双方交战，明军毫无战法，漫无纪律，结果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郭敬伏在草丛中得免一死，石亨逃回大同，闭关紧锁。
剩下的三路大军只是虚张声势，被迫配合也先作战。例如知院阿剌率领的北路军，只是围攻独石、马营、永宁等小规模的城堡。马营守备杨俊弃城而逃，永宁守备孙纲和宦官谷春率军支援，作战失利后皆自缢，损失人马近百人。由于知院阿剌的本意是要同明朝讲和，同时又不能被也先捉住把柄，所以在占领了几座边城后就停止了进攻。
东路脱脱不花的军队和也先矛盾很大，而且相对独立，这支军队在进攻中，主要是进行掠夺，并不在意占领城堡，寻找明军交战，所以它进攻镇静堡和广宁城均没有得手。但所到之处，他们掳去官员男妇共计一万三千两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两万余只，盔甲两千余副，使辽东军民受到很大损失。
前方接二连三失利的消息传入北京，在朝臣中引起一阵恐慌。北京的防御体系之所以能够坚守，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山西河北的两大卫戍城市——大同和宣府。宣府靠近北京，驻扎近十万部队，是明军中的精华，有充足的粮草和武器配备，因此是抵挡来自蒙古压力的坚固堡垒。
相对而言，大同由于离蒙古草原更近，因此它的骑兵力量更强，整个部队富有攻击性。现在这支部队遭到失败，前沿防线的卫所在战斗中全部失陷，暴露出这支作战部队在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甚至在牵制敌人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明廷最高层如何解决军事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更要命的是，大同和宣府离北京并不算远，从前线到大本营缺乏纵深保护，只有一些不算险峻的山岭可以暂时阻挡蒙古骑兵。现在前线的攻击和防御过于虚弱，一战即溃，超出了明廷最初的判断。这样，来自北京大本营的反击必须迅速有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将满盘皆输。
如果此时，这个军事指挥系统是由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来掌控，如果他们能迅速提交出可行性方案，如果来自后方的人力、物力等战备资源都能迅速到位，是会从根本上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可惜结果并不是如此。一切有利的条件，明朝似乎都没有来得及准备。
明朝的军政大权落入一个弄权营私、不学无术的宦官手中。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军，都要按监军宦官的命令行事。将军们的军事决策权下降到只能建议的地步，而最后决策的人却不懂军事。外行决策的一大特点就是憧憬结果，自视高明，从来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根本不懂得过程的复杂与运作的艰辛。他们或许能从相似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两个现成的例子，然后按照眼前的条件，进行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模仿。土木之变中有两个外行决策人，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
边报传来，关于如何抗击瓦剌部进犯的战略决策问题，朝堂之上马上就出现了分歧。将军们主张坚壁清野，慎固防御，而明英宗和王振却决定御驾亲征。
英宗之前，明朝一共有五个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在元末农民战争的战场上东拼西杀。
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稳坐城楼，最后却丧了命。
明成祖有五次亲征漠北的辉煌战功，直杀得鞑靼等唯恐避之不及。
仁宗享国之日太短，只有不到一年的光景。
明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面对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御驾亲征，很快就兵临城下擒获了对手。
对于宣德朝的这场战争，明英宗应该不会忘记。既然他的父亲能通过御驾亲征获得胜利，又有什么理由预言，自己御驾亲征就会大祸临头呢？
再说王振。他又怀着怎样的心态，去唆使这次不同寻常的御驾亲征呢？王振原本出身低贱，是靠给明英宗当教师，又有明英宗撑腰，才狐假虎威地占据了朝廷的高位。他在臣僚中炫耀自己的威势变得益发骄横。
或许在王振的眼中，官场的规则和战场的规则有类似之处，只要能够借助皇帝亲征的威名，就能吓得瓦剌逃之夭夭。
御驾亲征的决定遭到百官的强烈反对。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认为，对付也先，用现在的边军已经够了，何况兵凶战危，贵为天子怎么能亲临险地。只要皇帝能选派良将，增加精兵，加之以慷慨赏赐，申明军纪，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就可以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等到瓦剌无路可攻，无地可 掠，人困马乏的时候，明军再出击就必然取胜。
但是王振算的不是这笔账，他用明成祖和明宣宗御驾亲征获胜的故事劝明英宗，这是很能起作用的。
对明英宗来说，瓦剌部联结北方各族，四路并进，来势汹汹，而明朝边将已经连番失利，从前的经验是：明成祖和明宣宗一旦御驾亲征就大功告成。
明英宗已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祖辈父辈的功绩不但影响着他勇于向前，而且他们也是冲破了重重阻挠，才获得了胜利，现在明英宗要追慕先辈的光荣，拯救被涂炭的生灵，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明英宗和他的祖辈父辈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结果。他们的结果是成功，而明英宗的结果是失败，最终还导致了被俘，后来在南宫过了八年类似于囚禁的生活。
明英宗对自己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至死不悟。南宫复辟后，他仍然给王振平了反。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王振牵着英宗的鼻子走，而是英宗太想重演先辈的胜利了。
明英宗下令亲征后，第二天就率领号称五十万人马的大军启程了。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大批文武官员扈从，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管理朝政，由吏部尚书胡濙、兵部侍郎于谦、太监金英等辅佐据守。
出发前两天，每个士兵发给白银一两，以及衣物、炒麦若干，从武库中拿出各种兵器发到手上，之前根本没有进行过操练，士兵们都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这些不利的因素都被明英宗和王振忽略了。出发的时候，他们才将监军的宦官与武将临时安排到下面带兵，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令不习，就这样仓促从北京出发了。
第一夜在昌平龙虎台驻扎，军鼓一敲，众军讹相惊乱，就像一大群身强力壮的游民百姓，漫无章法。之后，大军出居庸，过怀来，到达宣府。连日风雨交加，军中夜惊日扰，根本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出发没有几日，随行的粮食已经断绝，饿死在路上的士兵随处可见，就这样在士气低落的气氛中，行军到了山西阳和。
在出发的时候，已经有大臣对王振专权表现出了一种绝望，打算先揍一顿王振，然后要求回军。
《殊域周咨录》上说，吏部郎中李贤与三五个御史秘密商议：现在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怨恨王振。如果找一个身强力壮的武士，上去揪着王振让他动弹不得，历数这几年犯下的误国罪行，然后请皇帝下命令，派大将率军队前往大同，而天子回师。李贤等几个少壮派想得到太师张辅的支持，然后再干，但机会还没有等到，惨败就先到了。也有书上说是大学士曹鼐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只是群臣都惧怕王振，因此没有成功。
实际上这种密谋的说法未必可信。在古书上有一种常见的写法，就是失败的一方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力图证明事先有各种机会能扭转不利的局面，但或不被最高当局采纳，或错失了良机。这种事情最初往往是在口头流传，而不载于正史，由于流传时间长了，竟然也会被不明真相的史家写在书中。前面说的建文帝下落之谜也算一个例子。
那些随行的高官们应该看得很清楚，这次亲征的决策是英宗做出的，王振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振有时能肆无忌惮，也只能通过矫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既不能忤了天子的意图，又斗不过王振，只能反复恳请皇帝和王振回兵，这样就更加刺激了王振作威作福的小人心态，也刺激了英宗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
大臣们知道，单单杀一个王振，根本不可能使明英宗改弦更张。除非大家齐心协力对英宗实行兵谏。但这样冒犯天子，等于给自己加上十恶不赦的罪名。而《明史·李贤传》、《曹鼐传》均不载如何议论杀王振的事情。后来宁王朱宸濠造反，明武宗也曾亲征，他荒唐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的名号出征，周围的文臣武将似乎也只能苦苦哀求，谁敢剑拔弩张，以死相逼！
在当时的随从中，英国公张辅是年高德劭的重臣。年轻的时候，他雄勇刚毅，治军整肃，曾经率大军入安南作战，威名海内外，获得过卓越的战功。如果由他来统帅军队，或许在不利条件下，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至少能在大同一带与敌周旋，寻找最恰当的战机。但是英宗不许他干预军事，他也只好默默不敢言，一切由王振说了算。
在所有扈从随行中，张辅是王振唯一给面子的大臣，成国公朱勇向王振禀报时，都要膝行听命，而六部尚书这个层次，更是受王振的欺负。户部尚书王佐与兵部尚书邝埜，都因为得罪了王振，被罚在草丛中下跪到天黑。邝埜为人廉洁谨慎，在这次出征时坠马伤足，原本可以留在怀来城养病。面对不利的局面，他请求疾驱入关，派精兵殿后，却被王振怒斥为“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然后让左右手下将其拖出了军中大帐。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相示警，认为不可前行，否则将会陷天子于草莽。王振怒斥道：“倘有此，亦天命也！”事已至此，没有血流成河，是不会幡然悔悟了。
战事的发展很快就急转直下，和英宗与王振预期的方向相反。入夜后黑云压城，风雨大作，恶劣的天气让王振烦恼不已，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遭罪。
前线战报已经送达，西宁侯朱瑛和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先头部队遭到惨败，沿途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镇守大同的中官郭敬是王振的亲信，他在交战中伏入草丛，侥幸活命，现在早已吓破了胆。他给王振密报说，绝不可再前行！事已至此，王振才产生了回师的想法。
第二天，明英宗命广宁伯刘安任总兵，都督佥事郭登任参将，镇守大同，随即撤军。
兵败土木堡
从大同回北京有两条路：一条是经由内侧的紫荆关，一条是经外侧的宣府和土木堡。当时的重镇宣府已经处在最前线，大军如果途经此路，势必要遭受瓦剌的攻击。
参将郭登熟悉大同前线情况，他向大学士曹鼐禀报，如果从紫荆关回北京，虽然道路曲折行程远，但能够避开瓦剌骑兵的追击，可保平安。
王振一开始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他有自己的小算盘。王振是山西蔚州人，从紫荆关回北京，可以路过自己的家乡。当年的穷儒生，现在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不回家乡光宗耀祖一番，岂不是锦衣夜行！小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于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
大军刚出发四十里，他亲昵的小太监凑到身边耳语一番，王振就更改了主意。原来现在大军一路上缺粮，八月初的北方正好是秋收秋藏的季节。他唯恐军队纪律不好，无法控制，何况最近几日大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作战很容易 毁坏了家乡的庄稼，于是命令全军北上，改由宣府回京。
瓦剌骑兵一直围绕着明朝北征军盘旋，寻找和等待最佳的作战时机。由于冲击力强和机动性能好，骑兵和步兵作战总不担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相对而言，蒙古骑兵不愿强攻城池，这样无法发挥野战的优势。也先最初是想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逐步示弱，将五十万明军引诱入伏击圈，但明军刚出大同就开始撤军，这一如意算盘落了空。
五十万大军选择走哪条路撤退，完全是无机密可保，很快也先就探听到了消息，明军正在行动缓慢地由北线撤退。也先抓住时机，立即率军深入，紧紧跟踪追击。当明军行进到狼山地段时，后卫便被瓦剌骑兵追上。
王振得到宣府来的敌情探报，说后卫遭到袭击，请求支援，急忙派遣成国公朱勇率三万骑兵断后应敌。朱勇作战有勇无谋，轻敌冒进，进军至鹞儿岭的时候，瓦剌军从山的两翼邀击夹攻，全歼了朱勇的增援部队。
明军主力退至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路。这时还未入夜，按照行军常识，险地勿留，此时应该快速行进到怀来城，围城驻扎。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食物、饮水，才能最大限度地免遭敌人的袭扰和营寨的安全。
但是王振这次随营辎重太多太重，装了一千多车，没能跟上大队人马，被拖在了后面。蒙古骑兵距离明军仅一箭之地，断后部队失利的消息也传了过来。整个明军阵营都是心急如焚，官员们担心的是皇帝和自己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力促皇帝入怀来城躲避风险，而王振担心的是自己的大批行李始终未到，如果加速行军就意味着丢弃行李。
王振相信数十万明军的战斗力，足以震慑住几万瓦剌骑兵。王振可能粗浅地读过《孙子兵法》，他相信《地形篇》中所说：“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论，现在应该驻营在土木堡的高地，敌方的骑兵很难仰攻，万一真的发生战斗，数十万人向下一起冲杀，像洪水奔腾一样，准能把对方冲得七零八落。
不过，孙武还说过，驻军一定要在粮草、水源、军需供应充足的地区，这一点王振就全忘了。
明军驻扎在土木堡，和三国时期马谡守街亭有相似之处。当年的街亭扼守着陇西和关中的咽喉，守住了街亭，蜀军才能安全地走出祁山，免遭两路攻击。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关和北京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数百里都是山区，地形较高，没有水源。土木堡向南十五里有条河，平时可以饮水。
入夜之前，明军已经决定驻扎在土木堡，第二天再启程。瓦剌看到明军停止了行动，就趁着夜色包围上来，一支部队自麻崓口攻入。守隘的都指挥郭懋率部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力量耗尽，阵地被突破。到了第二天早晨，明英宗还想拔营起寨，却发现出路已经被堵，四周全是瓦剌军，围绕着大营窥伺，于是只好停止行动，再想新的办法。
一天的行军驻营，士卒们都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现在水源已经被瓦剌控制，明军只好掘地取水。但是土木堡地势高，明军掘地两丈，还是没有见到水的影子，大营里受饥渴的驱使，早已经骚动不安。此情此景和马谡失街亭多么相似。
瓦剌围着明军不让动弹，提出先行议和，接着派遣使者持书前来谈判。明英宗让大学士曹鼐草拟了诏书，与之讲和，要求瓦剌撤退，并派遣两名懂蒙古语的通事与使者同返瓦剌大营。也先看出明军的防御有松动迹象，作出佯装撤退的姿态。
王振以为和谈将成，于是下令向南移营靠近水源，取水解渴。明朝的军队长期没有系统的军事训练，加之临时指派将领，军令不通，为了抢水，之前还保持警惕的阵形早已混乱。
也先看到攻击的时机已到，命令骑兵从四面围攻，大肆砍杀。明军士兵争相逃命，死伤惨重，尸体覆盖了田野，塞满了山川。瓦剌骑兵的弓箭像飞蝗一样射向试图突围的明军，亲兵们围着皇帝纷纷中箭倒地。突围无望的明英宗干脆下马盘腿而坐，等着瓦剌军将他活捉而去。
皇帝穿着龙衣龙袍很容易辨认，有蒙古军士看到后，上前索要龙袍，明英宗拒绝后差点被砍，恰好被其他人看到，认为捉个活的更有利于邀功请赏，就这样明英宗带着身边仅有的一名太监喜宁，被掳入瓦剌大营，喜宁随即投降，“尽以中国虚实告之”。
其他众多大臣就没了明英宗的运气，由于瓦剌军人少明军人多，为了防止逃跑和多求封赏，衣着华贵的官员们纷纷被斩杀。“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王益而下数百人皆死。从臣得脱者萧惟祯、杨善数人。”明军被杀散者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总算到了宣府、怀来等地，保全性命，即便如此，仍损失了半数以上，而二十余万骡马和衣甲器械辎重，全被瓦剌抢了去。
再说那两位执意北征的明英宗和王振。
英宗被俘后，最初押往也先之弟塞刊王帐中。他先问对方的身份，被俘人自报是皇帝。塞刊王听说对面是明朝天子，简直不敢相信，急忙策马去见也先，希望尽快证实。也先马上派人再次询问，终于得到肯定的答案。也先大喜过望，急忙召集群臣商议。
既然擒获了明朝天子，就有一个如何处置的问题。有人建议，明朝数十年来与蒙古打仗，既然现在活捉了英宗，就是老天有眼赐给我们的，不如杀了英宗解我们心头之气。还有的人提出扣留英宗，遣使告诉明廷，通过谈判换得更多的好处。
也先并不是胸有大志的国主。他最初只想通过对明朝的战争，掠夺一些财宝，出一口恶气，所以采纳了后者的建议；先将明英宗关押在伯颜帖木儿的营中，然后命令一起被俘的校尉袁彬，遣千户梁贵回京，拿着皇帝的手书开始了勒索之旅。
土木堡遗址俯瞰
太监王振早已死在乱军之中。据记载，护卫将军樊忠看到败局已定，气愤于王振乱军祸政，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他本人在冲杀突围中也英勇战死。
王振被杀固然咎由自取，是他一生积恶过甚导致的必然结果，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从明军土木之变失败而言，并不能说是由他下令，贸然调动明朝五十万大军出塞作战。真正想亲征的还是明英宗本人，王振在一旁的劝说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土木堡遗址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情激愤，第一个反应就是捕获王振的党羽和家族。锦衣卫指挥马顺、内官毛贵、王长随等人都被击杀或凌迟处死。
对于明朝的这次失败，无论是当时的朝臣还是后来的传统史家，都没有把首过指向英宗本人，而是指向了替罪羊王振。何况当时明英宗还活着，后来又南宫复辟，重新当了皇帝。英宗复辟后对王振念念不忘，用太监刘恒言给王振祭祀招魂，祀之“智化寺”，赐寺曰“精忠”。
有人说英宗拿奸臣当宝贝，昏聩无知，其实王振只是死于英宗亲自决定的北征之中，他不想让王振承担更多的罪名，或许对王振之死，也多了一份愧疚之心吧。
于谦和北京保卫战
土木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四日，随后几天是失败后的余声。九月底，也先与明朝交涉谈判，未达到目的，再次率大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此，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是土木之变的必然结果和继续，构成了明朝与瓦剌作战一个完整的回合。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官至兵部尚书。他的祖父曾做过兵部主事，父亲虽然没有当过官，但于谦也算是出身于仕宦之家。历史上关于于谦有很多传说，后来孙高亮将于谦的故事编写成一部章回体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这部小说和《说岳全传》等相比，流传并不甚广，但其中有一首七绝《石灰吟》却广为流传。后来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这首诗并非是于谦所做，是模仿于谦观石灰窑所感，但这首诗的确真实反映了于谦对人生的态度：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石像
于谦少年时志向高远，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永乐十九年（1426），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迈出了仕途重要的一步。之后的二十六年间，他为官清正，严于律己，又能不惧权贵，疏劾贪官，为沉冤者平反昭雪。
宣德元年（1426），他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又巡按江西，给数百名含冤入狱的犯人雪除了冤情。宣德皇帝知道于谦堪当大任，越级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所到之处，察时事革弊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于谦为官正直，上不给权贵行贿，从不接纳下级的贿赂。他入京议政，别人问他带了什么金银财宝或者土特产，他笑着说自己带了两袖清风。
正统年间，于谦因得罪了王振及其党羽，被诬下狱论死，成千上万的河南、山西吏民伏阙上书，恳留于谦，连周王、晋王也替他说话。最后冤案得到平反，获释后任大理寺少卿，正统十三年（1448）迁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就碰上了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噩耗传来，举朝震惊，北京城马上戒严备战。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哭得死去活来，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试图赎回英宗。“皇太后遣使赍重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钱氏尽括宫中物佐之，诣也先营请还车驾。”钱皇后担心丈夫日夜痛哭，不但哭瞎了一只眼，还因疲倦过度摔倒在地，断了一条腿。金钱和哀痛当然换不回明英宗。
当时，有人策划以劫营的方式夺回英宗。也先俘虏明英宗后，退至大同索要金帛。守城都督郭登打算劫营夺驾入城，还组织了七十多人的敢死队，结果因准备不周，造成对方警觉。第二天，也先就拥着英宗离开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获悉英宗被俘后，立刻召百官入集阙下，从此于谦脱颖而出，成为稳定北京局势的肱股之臣。他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一些重要大臣协助皇太后以及继位的明景帝，主要干了四件大事，稳定了人心：
第一，辅佐郕王，稳定君心。明英宗北征前，指定弟弟郕王朱祁钰协理朝政，英宗被俘后，皇太后命郕王监国，两天之后，又指定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再过数日，皇太后批准了百官的请求，命郕王即皇帝位，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国家有了新皇帝，从此景帝对也先的任何勒索都置之不理，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宝物，顿时成为一张废牌。于谦此时被封为兵部尚书，他迅速着手土木之变后的政府机构重建，充实人员，提出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上的改革措施。
第二，清除阉党，稳定臣心。王振把持朝政以来，贪赃枉法作威作福，而且他又是唆使明英宗北征的首恶，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咬牙切齿。在郕王摄政的朝会上，出于对王振的激愤，局面失控，群臣当场殴毙了王振的党羽马顺、毛贵等人，并进一步引发了军士们的激愤情绪。郕王刚摄政不久，还未曾遇到过这样混乱的局面，想急于躲避风险，跑回内宫躲藏。于谦看到此景后，一把上前拉住郕王，力劝郕王宣布王振罪行，马顺当斩，众人无罪，并进一步查抄王振的余党。这一措施对平息众怒、稳定内部关系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三，坚守北京，稳定民心。当时北京的情况是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于朝主要讨论战守之策，即是否放弃北京逃向南方。翰林侍讲徐有贞对形势丧失了信心，提出都城南迁。于谦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郕王和皇太后也听从了坚守派的意见，因此才开始了军事上的积极备战。
第四，整军备战，稳定军心。土木之变后，明朝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镇守北京的京营损失大半，导致北京的防御极为空虚。于谦就任兵部尚书后，选拔了一批将领，如杨洪、郭登、石亨、罗亨信等，充实到关键岗位，着手重建新的军队。紧接着，他调集河南备操军、山东备倭军、江北运粮军等入卫京师，增加北京的防御力量。
九月底，也先以护送英宗回国为名，率瓦剌骑兵近五万人，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上慑于英宗作为人质，守关和守城的明军未敢与瓦剌军交战，只是城门紧锁，用酒肉进行名义上慰问，让对方绕城而过。
十月初，瓦剌骑兵至紫荆关，这是蒙古军队进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跟随明英宗被俘的太监喜宁，这时早已投降了也先。他将明朝的虚实全部透露给也先，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右副都御史孙祥派指挥刘深觐见英宗，未能获得任何缓解战争的迹象。
次日，瓦剌军开始进攻，明军在孙祥的率领下，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城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喜宁引导也先由间道夹攻紫荆关，明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坚守紫荆关五天，最终失陷。都指挥韩清战死，孙祥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直到最后被杀。之后，也先在喜宁的引导下，挟持着英宗在易州、良乡、卢沟桥一带烧杀劫掠，最后将北京包围起来。
瓦剌部进犯北京，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谦等主战派朝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
第一，任命将领，各司其职。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路兵马，统一指挥全局。他起用王通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协守京城。
第二，派兵遣将，加强戒备。针对也先护驾回京的名义，严令镇守各地将领，从长计议，或者固守，或者袭击，务必万全妥帖，做到有备无患。
第三，调兵遣将，入京勤王。驰书各地将领如宣府总兵杨洪、辽东副总兵焦礼等，命率精兵星夜入京。勤王之兵纷纷到来后，总数达到二十多万，稳定了局势。
当时战守不一，对于如何守城，争论得颇为激烈。主将石亨提出关闭北京所有城门，坚壁清野，暂时避开敌军进攻的锋芒。于谦认为，瓦剌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是在总兵力上明军占优，如果向敌人示弱，则会使敌更加骄横，主张军队悉数调出城郭，列阵于九门之外，以当要冲。最后，明朝出榜安民，表示了固守的意愿，以安民心，同时关闭九门，要求所有明军将士必须要有顽强的决心，背水一战。
瓦剌军此时深入北京城下，也有几点不利情况：
首先，瓦剌军队多骑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攻城一旦受挫，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其次，也先这次是举国入侵，重点是用英宗讹诈钱财，并无与明朝血战的志向，如果明军坚决抵抗，则瓦剌部肯定不愿陷入战争的泥潭，只能迅速撤回塞外。
最后，瓦剌军孤军深入，旁无援军。所谓的援军可汗脱脱不花等，都和也先貌合神离，只是出于势弱不得不来，并无求战必胜的决心。
所以也先一开始就挟持英宗，要求朝廷派大员出迎。甚至点名要兵部尚书于谦、执掌五军大营的右都督石亨、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亲自出城迎接，并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明朝断然拒绝了这种无礼的欺骗和讹诈，双方随即发生激战。
实际上在前一天，双方在彰义门（今广安门）已经展开了前哨战。都督高礼、毛福寿迎击瓦剌军，击退了敌三百余人的进攻，并擒获一人。两天后，也先将重点突破口放在城北的德胜门。由于宣府、辽东的援兵已经达到，瓦剌军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以小股部队尝试一下明军的战斗力。
于谦监督石亨在城外设置伏兵，并派少量骑兵佯败诱敌。瓦剌军上万人紧追不舍，被明军诱入到伏击圈内。明神机营伏兵跃起，火器齐发，随后人马反复冲击，大败瓦剌军于城下。也先的弟弟等均中炮身亡。
也先发现明军主力原来是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开始攻打西直门。都督孙镗出城应敌。谁知瓦剌军也如法炮制，将明军诱入伏击圈中开始围攻。孙镗作战失利，几乎无法支持，想退回城中进行休整。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拒不打开城门，只是命令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助战，轰击瓦剌军。防守彰义门的高礼、毛福寿和防守德胜门的石亨分别来援，瓦剌军看到形势不利，迅速退出了战场。
第二天，双方在彰义门外展开战斗。于谦命都督王敬、副总兵武兴、都指挥王勇前往彰义门杀敌，又命令佥都御史王竑前往高礼、毛福寿军营提督军务，如果碰到紧急状态，就飞报诸将互相支援，千万不能各自为战，贻误战机。
王敬、武兴率军在彰义门外与瓦剌展开恶斗，武兴将火铳排列在最前，弓弩手站在后面。明景帝也派了数百名宦官前往助战。战斗开始后，明军的火铳发挥神奇的威力，打退了瓦剌军的第一轮进攻，但站在最后的这几百名宦官，却想将功劳据为己有，策马前冲捞取战利品，不料想将明军的阵形冲得混乱不堪，自己反而陷入混乱，副总兵武兴阵前牺牲。瓦剌军乘势反扑，攀城而上，局势岌岌可危。
在此危难之际，北京居民纷纷跑上城墙投掷砖石，阻击了瓦剌军的进攻。佥都御史王竑率领的援军及时赶到，瓦剌军经过激战，力不能支，下令撤退。
瓦剌此次杀入中原进犯北京，目的就是报复明朝，掠夺物产，因此除了北京为首选打击目标外，还四处剽掠，焚烧明成祖、仁宗、宣宗的陵寝殿宇，并向南越过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分散掠夺北京周围州县。
瓦剌所到之处，遭到民众的强烈抵抗。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严防死守，打击四处抢劫的瓦剌军。也先看到北京城防御准备充分，对攻城缺乏信心，一筹莫展，现在又低估了民众的反抗斗志，因此产生了动摇情绪。他担心长期屯兵北京城下，有被各路援军包围的危险。于是在进攻北京未果的第五天，也先分两路匆忙拔营撤军。一路挟持着明英宗，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一路向居庸关方向撤退，次日退出关外。
也先的同盟军可汗脱脱不花，这次只是在关外虚张声势，看到也先进攻北京受挫后，自己也就跟着退兵。随后他遣使兀灵哈来朝献马，表示对明朝的友好态度。明景帝接待了使者，赐以衣服、酒馔、金帛，双方矛盾化解。就这样，北京保卫战以也先的战败撤退、以脱脱不花的朝贡而告终。
明朝与瓦剌在北京城下交战，没能给瓦剌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北京保卫战非常遗憾的地方。瓦剌的五万骑兵挟持明英宗而来，在与二十多万明军的对垒中，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进能攻退能守，游刃有余，差不多可以说只是未能取胜，便从容全身而退，绝不能说是惨败，和明军遭受的土木之变不能同日而语。
对明朝来说，只是完成了一次战略防御任务，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能在防御中打出攻势，给进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夺回被俘的明英宗。之所以如此，从明军的高层指挥来说，过于谨慎保守，被瓦剌牵着鼻子走，各路大军只知道婴城而守，不能主动出击。从平时训练来说，缺乏机动性、灵活性，反应迟钝，不能互相配合与相互援助，紫荆关失守就是明显一例。
于谦墓
总之，明军在这种站桩式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但毕竟没有实效，尤其是对比瓦剌军的快速机动能力而言，更显得军事素养低下。
至于瓦剌军的失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层面，没有明确的目的。也先无非想利用挟持的明英宗，乘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由于一开始就有讹诈的性质，因此兵力准备不足，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也是孤军冒进。蒙古各部这时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一个分散的蒙古想对抗尚未衰败的中原，是不可能取得改朝换代的胜果。
景泰四年（1453），也先不顾条件尚未具备，贸然自立为蒙古大汗，试图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但适得其反，次年便在突然爆发的内讧中被刺身亡。之后蒙古各部又四分五裂，瓦剌的军事实力遭到极大削弱，客观上缓解了明朝在北方的军事压力。
从土木之变的失败，到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充分暴露了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军国大事任凭一个作威作福的宦官左右摆布，几十万人马如同游戏一般断送殆尽。
从军事上来看，由于战争准备不充分，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动员，临时发放粮饷、衣物和武器，在两天之内就匆忙出发，将获胜的希望寄托在狐假虎威式的恐吓基础之上。进军中的冒险主义和撤退过程中的杂乱无章，既无一个可以参考和执行的军事计划，甚至连交战中的一般规程都茫然无知，最后的结果只能导致一溃千里。
历史学家在划分明朝盛衰阶段时，常以土木之变作为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这当然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但是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土木之变后，大明天子蒙尘北狩，五十万劲旅损失大半，但由汉族统治的大明王朝，这次却没有续写“永嘉之乱”、“靖康之耻”，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景泰皇帝像
土木之变的结局，对明朝统治集团来说是非常突然的。在朝堂之上讨论“战”与“走”的问题上，徐有贞献南逃之策并不是没有市场，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太后和刚继位的景泰皇帝都很恐慌。如果让南逃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大明王朝的历史就要完全改写。但是主战大臣的意见更坚决，还争取到一些有眼光有影响的太监来支持。他们采取积极措施，内修政务，外强军备，采取毫不示弱坚决 回击的立场，终于挫败瓦剌军于北京城下，迫使也先主动求和，使明朝避免了重蹈北宋覆亡的历史悲剧。
从土木之变到北京保卫战这一败一胜，使明朝开始重新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大同、宣府、居庸关等地为对外屏障的北方防御体系，有效地防御了北方之敌再次入侵。
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廷终于意识到北方防御体系的重要性，坚持不断巩固边防，修筑龙门、独石、居庸关、紫荆关一带大小口隘，或塞或守，塞则坚积木石，守则锋戈利刃。这样，在北京西北一带的军事实力渐趋增强，形成了梯形的兵力部署，逐次有效地防御敌人进攻。远则大同、宣府有重镇，近则居庸关、紫荆关有险隘，至北京有整顿过的十万精兵的京大营，还有高耸的城垣、瞭望的墩台等防御设施，这种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部署又发挥了几十年的军事效能。
从明景帝至明武宗这数十年，明朝的统治出现了相对和平的环境，除了内部有几次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外，还有就是平定朱宸濠的叛乱，对外关系波澜不惊。但当明朝的历史进入十六世纪后，尤其是进入到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外部势力频频叩关，试图强行打开明王朝的大门。这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俺答汗，也有来自南部海疆的西方殖民者和所谓的“嘉靖倭寇”，其中十六世纪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与明朝的军事冲突，就是发生在正德与嘉靖之交。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对外战争，因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