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希特勒的破灭

当希特勒及其同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迫害走向大屠杀时，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反击国际犹太人阴谋，他们要为发动和逐步升级一场对德灭绝战争负责。欧洲最长久的反犹仇恨，部分导致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我所展示的，是因为纳粹政权的领导人通过这种偏执叙述的扭曲棱镜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因果倒置，纳粹宣传把一个政权奔向战争和大规模屠杀的主观性，投射到它那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身上。如此做，纳粹领导人公开声称，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之间的联系是具有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并不是时机、地缘或机遇上的巧合。投射和偏执服务于侵略和种族灭绝。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主张转化为当下事件的故事——新闻——从而使得那些基本的纳粹信念易于传入广大受众当中去。在一连串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希特勒的“被包围噩梦”变成了现实，随着他入侵一个又一个国家，从而导致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一个不太可能结成的联盟。在1941年夏秋两季当胜利触手可及之时，在1942年和1943年当僵局转为挫败之时，偏执妄想似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结合了起来。希特勒不承认他自己决定和行动的后果，而是在其宣传部发言人的协助之下，在纳粹宣传中灌入了一种内在一致却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或军事现实全然无关的叙事。

这种分析要求重新思考“反对犹太人的战争”这一著名短语的含义。对于纳粹领导人及其数百万追随者而言，这里没有两个相互区分的事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方，而“最终解决方案”为另一方。相反，反对犹太人的战争在他们的眼里，同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对抗英国、苏联、美国反希特勒同盟这些主要列强的战争。在纳粹看来，这些是犹太幕后操纵者的共犯和傀儡。在私人会谈以及对数千万人广播的演讲中，他们声称犹太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驱动力。他们将表面上看似无限制的自治、自主和权力归于犹太人，而否认将这些归于那个时期最具权势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随着同盟国推进对纳粹德国的战争，纳粹坚持犹太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当苏联的坦克和美、英的轰炸机给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城市以重创，纳粹宣传机器将同盟国的攻击解释为犹太人的无端攻击，以及国际犹太人的确是在推动消灭德国人的进程的确凿证据。

伴随大屠杀且为其辩护的激进反犹主义，将犹太人首先描述为由一个种族构成的政治主体。的确，一种卑劣但非种族灭绝的传统反犹主义是激进反犹主义的序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1933年到1941年纳粹的反犹迫害政策。它们包括：在专业领域内进行清洗；抢夺财产并使之在经济上大规模贫困；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的强迫集中居住和种族隔离；人种上的伪科学，通过对大脑、鼻子和耳朵的比较测量；“雅利安人”美丽而犹太人丑陋的幻想；1938年11月的大屠杀；逮捕、监禁及任意施暴。这些措施虽很可怕，但都不至于导致一个大屠杀政策。大屠杀核心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在于将犹太人描述为正构建一个强大的国际反德阴谋，而它是世界战争幕后的驱动力。战争和大屠杀时期的纳粹宣传将《锡安山长老协议》里的阴谋理论带到了欧洲的20世纪中叶，并用当代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的名字和面孔来充实那个阴谋。

随着偏执逻辑将战争说成是犹太人对德国发动的，以及随着详细的每日每周事件记录从它那里产出，纳粹领导层将表达它决心消灭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非比寻常的声明，嵌入一个表面上看似普通和正常的战争进攻与反击的叙述当中。否认“最终解决方案”的独特性是其实施的一部分，因为按照这个术语在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理解，它并非战争行为，而是对无辜者的一次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的特殊语言与更为普通和传统的战争叙述的交织，是纳粹主义反犹宣传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纳粹的想象中这里没有一个无辜的犹太人。随着犹太人发动和逐步升级战争，在这种内部一致但非理性的“疯狂话语”的框架内，对犹太人的凶残仇恨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战争的扩大、逐步升级并最终打到德国境内而被强化，就完全有道理了。因此，当欧洲犹太人的毫无防卫能力在死亡集中营里被证明时，纳粹宣传通过预言犹太人意图消灭他们所有人，试图在无数德国人心里灌输恐惧。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犹太人是罪有应得的。以这种方式，纳粹将最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是独一无二的——大屠杀，呈现为战争逻辑的一个普通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人在纳粹德国定期地去阅读一份报纸、听广播，或者路过纳粹在1941年到1943年期间的政治海报，他就会知道纳粹政权关于意图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威胁和吹嘘，接着是公开声称它正在实施那个政策。声称不了解谋杀意图以及要兑现这些威胁的声明那是在公然藐视证据、逻辑和常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无数的德国人在许多场合被告知犹太人已经发动一场战争来消灭德国人，但是纳粹政权正在消灭犹太人以回击。

证据显示，当希特勒、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使用“消灭”和“灭绝”这样的词汇时，纳粹德国的居民明白这些词汇指的是大屠杀政策。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这种评定代表了对传统观点的一种修正，它与乔治·奥威尔有关，那是关于在这个极权体制中委婉和简单言语所起到的作用。当纳粹提及消灭和灭绝犹太人时，他们并不是委婉地说，也不是当时德语政治文化中的委婉术语。纳粹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且清楚地传达给了千百万人。与以往的军国主义用途相比，例如法尔肯海因将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凡尔登所提倡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或对敌军的完全消灭。希特勒、戈培尔及其他人使用术语“灭绝”来提及对整个民族的大屠杀，而不是整个军队。当纳粹谈论犹太人消灭和灭绝德国人的计划时，他们的意思是犹太人将要实施大屠杀，而不仅仅是打败德国的军队。对于德国人而言，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历史上，纳粹关于转换位置和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声明就是非比寻常的声明。这些大屠杀的威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证据也显示，纳粹将他们关于总体意图的直率讲话与对“最终解决方案”任何事实或细节的压制结合了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战争中隐藏秘密减少了同盟国空军力量对死亡集中营攻击的可能性。鉴于纳粹领导人相信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犹太幕后操纵者正操控着政策，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的谋杀、毒气室和焚尸炉在媒体的精确报道，将会增加外交压力从而导致种族灭绝的结束。公众对1938年11月的大屠杀的反应使得纳粹领导层认为，只有适度而不是种族灭绝的反犹主义，才能在超出纳粹党范围的德国社会里获得支持。对歧视和驱逐的支持并不必然扩展到大屠杀。对大屠杀的真实报道也会与希特勒作为一名西方文明守护者的神话，以及一个强大的犹太民族正与德国交战的宣传自相矛盾。纳粹将希特勒呈现为一位英雄式的道德领袖，他正在与所有强大且又邪恶的敌人战斗。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真相将会揭露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罪犯，并且也会揭穿关于犹太人权力的捏造。若犹太人果真如此强大，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无力自救？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细节将会把希特勒消灭和灭绝犹太敌人的威胁排除在战争逻辑之外，并直接将其归入犯罪领域。对同盟国战争和对犹政策的不区分宣传叙述已然失败，因为很明显，对犹太人不断声称的消灭与被理解为武装国家之间冲突的战争毫无关系，而与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息息相关，作为其主要目标，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对灭绝非比寻常的讨论与更为普通的战争语言的交织已经变得不大可能。相反，对于那些相信巨大阴谋存在的人而言，对于事实的陈述会因相反的原因而令人恐惧。如果犹太人是如此之强大，用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新闻报道使得他们更为愤怒，又有何意义？直言不讳的讲话与对事实的压制交织在一起，足以巩固一个“匪徒契约”，同时也给那些沉默、冷漠和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一块看似可以合理否认的遮羞布。

纳粹同时代的人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很难理解权力狂热的所有维度。卡尔·布拉赫尔关于纳粹历史也是被低估的历史的精辟评论仍然很重要。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概念形成以来，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复杂性意味着超越其潜在或真实意义的明确陈述，并且将理念视为工具而用于其他目的。这种理性主义偏见妨碍了所有政治光谱的观察家，让他们觉得纳粹反犹宣传只不过是被卑鄙和邪恶小人所投机利用的一系列令人作呕的策略。尽管存在着大量关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文献，但关于人类动机的理性主义偏见依然持续着，并被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对历史学科中知识和文化史的挑战所强化。对纳粹德国中非理性和反理性潮流的影响和攫取权力的抵制一直都相当大。

但是，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娴熟的撒谎者，也包括那些陷入阴谋论偏执逻辑的人，而这从一开始就被最基本的事实驳倒了。纳粹领导层将人类普遍存在的妄想和幻想的能力推向了极端。这些人不相信这些幻想的假设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看法，既不被现代历史事件所证明，也不被我们现在对人类经验中非理性力量所起作用的普遍认识所证明。有分量的证据所导致的结论是，纳粹领导层的成员按照他们所说所做的那样看待世界，并提供了一个似乎给了他们一个铁定解释的事件叙述，也为统一意识形态与实践战争和大屠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从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外交到1939年至1941年间开始的侵略战争然后是大屠杀，希特勒的政策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同样在那些年里，纳粹宣传却声称情况恰恰相反，纳粹德国仅仅是在回应其他人发起的威胁和实际攻击。纳粹宣传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偏执而非夸张自大，更多的是义愤无辜者的断言而非雅利安人世界统治的蓝图。即便是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那臭名昭著的预言也是如此。知道自己打算要尽快发动一场战争，他命令他的宣传者去声称完全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就是国际犹太人计划发动和实施一场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战争。对于纳粹领导人而言，希特勒所发动的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证实了他们偏执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得这个几个世纪以来的旧有仇恨的影响激进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希特勒如此公然地违背年代顺序和因果关系的基本逻辑，以至于过去乃至现在都很容易把他的断言视为一种犬儒主义工具，只能用来劝服那些最幼稚的狂热分子。它们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由一个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宏伟愿景却与义愤填膺的无辜受害者的偏执并存着。如果是纯粹的重复，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都可以作为信念的证明，那么看来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未确定比例的德国听众和读者，都相信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希特勒同盟背后的驱动力量。如果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态度看待他们自己宣传的这一方面，他们就不会留下太多被怀疑的痕迹。然而，资料来源指出真正相信者的存在。他们肯定的是，“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惩罚，纳粹认定犹太人对发动和延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罪责。相信是否真诚就是次要的事情了。正如E.H.贡布里希所说的，一个全能、四面包围的阴谋神话“变成了自我确认。一旦你陷入这个虚幻的世界，它就会变成现实，因为如果你与每一个人战斗，每一个人就会与你战斗，你表现出越少的仁慈，你就越会承诺你旁边的人战斗到底。当你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时，就真的是无处逃遁了”。

因此，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关于《锡安山长老协议》的真相上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和深夜沉思。他们的确是极权主义者和狂热分子。希特勒与戈培尔对权力的拥有，并没有在其观点与桀骜不驯的现实相碰撞的时候缓和他们的观点，反而加剧了这两个人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要让事实与他们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的“预言”相一致。虽然他们讨厌欧洲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但他们称自己的机构为公共启蒙和宣传部。作为怀疑所有意识形态的时代继承人，他们是怪人一类的现代主义者，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那潜伏在幕后的真理。他们相信自己理解世界的真正运作方式，比那些陷入意外事件之中，被常识所困的大众要高明得多。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都获得过德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帝国新闻办公室和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中充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构成了反犹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体，由他们都会阅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联结在一起。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所追寻的认可。他们的书籍和论文都被大规模出版，被广泛派发，在报纸和杂志上受到好评，而且可能被许多人阅读。这些宣传家在他们那一代并不是最杰出或最具创新思想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最笨和最平庸的。大量纳粹德国的才智浪费在了反犹宣传的制造和传播上。

关于纳粹政权内部的冲突已有大量论述存在，但是战时宣传的研究揭示了不同、有时是对立机构之间的合作。正如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表明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地盘争夺战——在关于谁能控制新闻界的事例中。但是，他们也精诚合作以追求一致的目标。迪特里希的新闻指令定期让3000份报纸和期刊的编辑去关注戈培尔的作家作品。戈培尔的宣传者则详细说明了帝国新闻办公室每日每周新闻会议所传达的新闻指令。然后，纳粹党及其激进成员的庞大集团散布着该政权的宣传。

对纳粹宣传体制机制的重新审视，要求修正关于谁在某些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的想法。约瑟夫·戈培尔的巨大名声、大量已出版的作品，以及他那非凡的日记全都影响了关于纳粹宣传的学术研究。然而，尽管宣传部长明显是一个关键人物，但他控制第三帝国的日常和期刊新闻工作的程度，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阿道夫·希特勒这样做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希特勒是通过奥托·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办公室这样做了。希特勒和迪特里希在塑造新闻战时叙述中的关键作用，在战后纽伦堡部委审判中得到了彻底的审查。一旦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死了，可以理解的是，迪特里希的辩护律师会把他的当事人作为官僚机构中无足轻重的一员，与著名的宣传大师戈培尔进行比较。然而，在审判的进程中，美国检察官把德国记者奥古斯特·布拉梅尔和西奥多·奥贝尔海特曼在战争期间所隐藏的新闻指令引入证据当中。奥贝尔海特曼的战时指令档案对于证明迪特里希的反人类罪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在该政权的反犹宣传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虽然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奥贝尔海特曼档案的内容以及新闻办公室《期刊服务》指令，但在详细说明纳粹政权的反犹叙述及其塑造德国媒体中，希特勒、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指令所扮演的角色仍停留在大部分纳粹宣传学术研究的边缘。指令清楚地显示了激进反犹主义在纳粹德国塑造新闻的方式，并说明希特勒是如何通过迪特里希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官僚机构对德国媒体施加持续的压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要理解激进反犹主义如何塑造纳粹德国的新闻，以及政权如何能够对德国媒体施加定期的影响，指令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在他们1949年4月14日的判决日，纽伦堡部委审判的法官们对那些轻视“这些新闻和期刊指令”意义的评论家提出了异议。虽然法庭认可了戈培尔有时能够影响宣传部的新闻指令，但是迪特里希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指令“不仅仅是政治论战……毫无目的地表达反犹主义，它们不仅被设计为在战争中团结德国人民。它们所明确表达的目的在于激怒德国人去反对犹太人，为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措施辩护，压制对犹太人遭受种族迫害之措施的公正性的任何可能怀疑”。法庭在与他们的争论中发现，“迪特里希有意识地实施，并提供借口和正当理由，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从而认定他有罪。这一判决标志着自大众传媒发展以来，第一次指控决策者利用新闻媒体来煽动与种族灭绝有关的仇恨。

被称为《每周要闻》的周墙报是另一个重要的视觉证据。尽管这些对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普遍入侵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关于纳粹政权的大部分作品中。它们在“反动现代主义”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篇章，现代技术和政治反动的交织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报所展示的美感是传统的，实际上是反动的，与表现主义、包豪斯以及达达主义等艺术运动的文化现代主义相比。但是，海报应用大规模印制技术以向广大受众传播它们多姿多彩的政治信息。一方面，反犹视觉宣传通过将他们还原为“犹太人”的原型，从而使得犹太人失去个性。另一方面，《每周要闻》以大批量制作诸如伯纳德·巴鲁克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这些实际人物的照片为特征，试图在那个巨大阴谋上贴上名字和面孔。对于没有其他可靠和容易获得的外面世界信息来源的广大受众而言，这些照片以及伴随它们的看似准确的详细信息，必然增加了阴谋论的可信度。从1940年到1943年初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墙报以激进反犹主义及其凶残启示的叙述为特征。这些信息每周一次吸引公众的注意，散布在德国行人每天都会经过的数以万计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纳粹德国的人们对这些以“他们会停止嘲笑！！！”或“犹太人阴谋”为标题的墙报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人们都看过它们。

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巴勒斯坦犹太人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时期的一个次要问题，但其副作用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虽然政权在1933年到1939年期间的确允许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及一些官员认为通过驱逐出境可以清空德国的犹太人，但这不是希特勒的观点。阴谋论及其相关的对巴勒斯坦“犹太教廷”的担心，引发了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建立犹太人国家的想法。纳粹支持一些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并不与希特勒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是国际犹太人推进世界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反对的观点存在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的这种深层结构，融合了关于赢得阿拉伯人以及最终泛伊斯兰支持地中海战争重要性的战略争论。这一情形导致了纳粹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会面。通过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纳粹主义的消息扩散到阿拉伯及其他伊斯兰世界。以大穆夫提的观点，国际犹太人不仅赢得了世界大战，同时在1948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而又赢得一次胜利。近几十年来，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文件中，一直存在着对历史偶然性和复杂性的替换，看似绝对清晰简单、焦点集中在据说是国际犹太人所作所为的偏执阴谋论也是一样。纳粹主义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项研究的主题在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之一的恐怖主义上有着当代的反响。

这里所呈现的材料并不能解决大多数德国人对大屠杀的认识或思考，他们如何回应由纳粹宣传所制造的激进反犹言论和图像，或者在第三帝国里激进反犹主义有多普遍等问题。在这些事件中，智慧的开端就是对于“普通德国人”究竟从纳粹宣传中得出了什么，坚持某种克制，更不能期待确定性。

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个群体反对对犹太人的驱逐，那就是犹太丈夫的非犹太妻子。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德国军队战斗到最后一刻，后方也从未崩溃过，即使在遭受几乎难以想象的伤亡时。在战争后的那一年，同盟国占领当局已有充足证据去逮捕大约10万人以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除了这些事实，关于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德国人真正相信什么的断言，怀疑态度是合适的，因为证据并不能充分支持那方面的断言。这一时期的证据是零散的和多逸事的，并非基于人口的代表性样本，而且受到纳粹安全部门收集和报告模式的污染。战后的记录受到了记忆和政治私利的扭曲影响。戴维·班克尔，一位揭露了大多数德国人对死亡集中营有所了解的学者，研究了东线回来的战士所传播的关于枪杀和毒杀的传言，以及同盟国电台广播的报道。他写道：“很明显这里不存在信息的不足，毫无疑问，那些希望知道的人，他们有可支配的途径来获得这些知识。”但是他们所能“知道的”是零碎的，且不足以取代被纳粹政权摧毁的准确可靠的新闻报道。班克尔的研究表明过硬的事实是稀少的，而且也很让人怀疑，那些想知道的人是否有能力掌握“最终解决方案”的尺度和方法。马丁·布罗萨特对纳粹统治下的巴伐利亚的详细研究，显示了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幻灭和怀疑在扩散。然而，不管他们表现出多么失望和愤世嫉俗，德国军队一直战斗到最后。

伊恩·克肖，一位研究了纳粹政权信息及其从下属单位所接受的信息的学者，总结道，“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命运“丝毫没有兴趣”。虽然关于死亡集中营的了解程度“将永远不得而知”，但值得怀疑的是，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一个死亡集中营的传言会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最终解决方案’的绝对保密说明了，比其他更为清楚的是，纳粹领导层认为它不能依靠民众对其灭绝政策的支持。”无论如何，大众对种族灭绝的支持是不必要的。人民当中“潜在的反犹主义和冷漠”，足以“允许纳粹政权中越来越多的犯罪‘动态’仇恨发动大屠杀所需要的自主权”。虽然我们不能解决大多数德国人知道和相信了什么，但目前的工作确实比以前更详细地探讨了，那些卷入政权“动态仇恨”的人在关于大屠杀期间犹太人的传言上都信了哪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通过这里所描述的反犹叙述，一群狂热但为数不少的人嵌入或徘徊于纳粹党的前线组织之中，以及这些狂热分子被一个温和的反犹形式已变得司空见惯的社会所包围着。

希特勒自杀时，他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然而，正如那些关于极权主义的原创作家所理解的那样，精神疾病并不是理解纳粹政权和大屠杀的关键。许多能较好调整情绪、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很强、有专业素养的人，在为纳粹党和政权的工作中接受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激进反犹主义；而这与事件的实际进程毫无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和最激进的方式，这些信徒庆祝了纳粹政权在希特勒所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掌握主动权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努力，同时声称他们以及希特勒是一个巨大犹太权力网络的无辜受害者。在21世纪的头十年，激进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疯狂言论以不同的习语和文化语境回归了。如果假设这部著作所探究的叙事不会换一个版本在未来发生作用，那就太自满了。历史不是阴谋的产物，政治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这一洞见虽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这种最致命的意识形态毒药所能开出的最重要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