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知宋——无为军是什么军？——谈宋代的行政区划与军州制度



《水浒传》第一回说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在夹马营中，凭一条杆棒，打四百座军州姓赵”，提到了“军州”。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提到了“无为军”。

“军”是宋代行政区划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宋代的行政区划实施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名义上最高一级为路。

据《宋史》：“全国共计四个京府，三十府，二百五十四州，一千二百三十四个县。”

里面没说军有多少，因为宋代“军”作为行政区划有两个级别。上面提到的无为军，在今天的安徽无为无城镇。宋代书法家米芾曾任无为知军。

宋代地方名称府一般是双字，比如大名府，开封府；州则基本是单字，比如常州、儋州；军也都是双字，比如无为军，涟水军等。

宋朝初年，基本因袭唐朝旧制，以“道”为区划，分全国为十三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

后又略做改革，设“路”与“道”并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已设二十一路，第三年后又为十九路，端拱二年（989年）改为十七路，淳化三年（992年）有十六路。

不久，在淳化四年（993年）把全国又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十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接着第二年正式废道制，全部改为路制。

淳化五年（995年）以前的十五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至道三年（997年）始定天下为十五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

天禧四年（1020年）增至十八路，宋真宗分西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四川的雏形），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熙宁七年（1074年）增至二十三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凤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

据元丰八年（1085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二十三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二十三路之列。

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二十四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十六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二十六路，实际上还是二十四路。

南宋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至两浙东路，绍兴十二年（1142年）分为十六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嘉定元年（1208年）宋宁宗改为十七路，把利州分为东、西两路。

北宋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

监司包括“漕司”，长官称转运使，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俗称“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宪、仓等司也有监察职能，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帅司，即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

“走马承受”是宋代相当于廉政专员的差遣官名，全称“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品级在正七品上，序位在转运使、副使、判官、提点刑狱、提举学事、常平官之下，通判之上。但位卑权重，北宋初隶转运司，后隶帅司，崇宁中不隶帅司，南宋建炎元年复隶帅司。以内侍官充任者，称走马承受公事内臣；以武臣三班使臣充任者，称走马承受公事使臣，每个路设一至两员。如果设两名的，一名内侍，一名武臣。是各路专司监察的官员。“走马承受”是皇帝特派，身份公开的特务。初期仅密察将帅的言行举动，不涉他事。后负有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之责：“事无巨细，皆得按刺。”“走马承受”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如有边警急报，不时驰驿上闻，并许风闻言事。

所以“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以小驭大”“秩卑权重”。

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因而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实际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长官任用上，逐步采用差遣制，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某某事”，高级官吏则称“判某某事”。

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某州军州事”或“权知军州事”，三年一任，不能连任，不能兼任州郡以上的职务，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级别并不高。但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监督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按照名义而言，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但后来则逐渐变成地方首长。宋代帅、漕、宪、仓这四个都不是地方长官，只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的。唐代的州县长官，只对观察使负责，宋代则要面对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

这四个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如此一来，各路的财、政、刑、兵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这实则是宋代接受唐朝潘镇割据教训，削弱地方权力的一大创造。另一大创造是派文臣知军州事，代替自唐末以来的节度使之职。节度使实权没有了，但官位反而提高，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才授以节度使。名为某某路或某某军节度使，实际并不履任。

譬如宋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韩琦主动辞职。宋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其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为虚衔，判相州才是实际职务。

两宋的行政区划中比较特殊的是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

到了宋代，军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

宋代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军，其长官或称知军，或称军使。龚延明先生在《宋代官制辞典》中称：“军一级长吏称‘军使’或‘知军事’，如云安军使、知光化军。”并引用《宋会要辑稿·职官》：“军、监使，掌同诸州，亦有称知军、监事者。”

宋代军使与知军在使用上似乎可以相互取代。

《宋史》：“建隆三年（962年），升青州北海县为军，以（杨）美为军使，为政尚简易，民皆德知杨美。”至乾德三年（965年）调离。其后许仲宣“擢授太子中允，受诏知北海军”。同年，北海军升为潍州。北海军设于建隆三年，至乾德三年升为州，前后不足四年，其长官确曾有称军使或称知军的情况。

实际这是宋初的情形。

宋初知军与军使混用有其历史原因。

军在唐本为军事建制单位，“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道之长官为节度使，军之长官则为军使。五代后期军驻地由军政区域转为地方行政单位时，其长官仍沿用军使一名。军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军的长官名被宋沿袭。建隆元年（960年）宋设保塞军，其长官即称保塞军使。

前面说过各个州（郡、府、军、监）的“知州”或“权知军州事”，均由朝廷直接派遣文臣带京朝官衔担任。以京朝官知地方事，称为守臣。因而“知某府军府事”“知某州军州事”“知某县事”相应地简称为“知府”“知州”“知县”。

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军，其长官作为守臣亦称“知某军事”，简称“知军”。从而形成两称：军的长官本称“军使”，当其由京朝官出任时则称“知军”。

《宋会要辑稿·职官》所称：“军监使，掌同诸州，以京朝官及阁门祇候以上充，亦有称知军、监事者。”这是指宋初的情况。因其时军使尚未用作县一级军建制名，故而可两称，且需是差遣的守臣才称为知军。

也就是说宋初军的长官称军使，当其由京朝官差知时，则“亦称知军”。但其后因差遣制的普行，知军最终取代军使，军使不再用作军之长官名称。

自北宋中期开始，军在行政地位上已明确分为两个级别，也就是府州级的军与县级的军。此时基本明确府州级军的长官称知军，县级军的长官称军使。

北宋末期，已经严格规定：隶于府的县级军，长官为军使；不隶于府，同府州平级的军，长官称知军。

而且，军使还可兼知县。如元祐三年（1088年）的临海军使由胶西县知县兼，大观元年（1107年）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事。《宋史·地理志》等史书中均有明文记载“知县兼军使”或“知县充军使”。使县之间的这种关系（即由一人身兼两职），最晚在宋徽宗时已成为一种常制。

县级军似乎比县更重要些。

比如《宋史·地理志》中记载：“茶陵军，绍兴九年（1139年），升县为军，仍隶衡州。”《舆地纪胜》称：茶陵军，“中兴以来，荆湖南路安抚、提刑司奏升军额，知县曰茶陵军使兼知茶陵县事，依旧隶衡州”。其地位与云安军相同，时人称其“名虽邑寄，权实州符”。

介绍完军州，说下北宋的四个京府。

北宋初沿五代晋、汉、周旧制，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为西京。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以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所领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帝业肇基之地，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又升为南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吕夷简以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亲征契丹，奏请大名府为北京。

于是北宋王朝共有四京府，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东京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为分司所在；北京是河北重镇；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的北京大名府（位于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东南部大约80公里处的大名县大街乡）是“当时全国的最大城市之一”。

据史书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大名府的税收在四京中仅次于东京开封府，居第二位。崇宁元年（1102年），大名府的人口在四京之中，居第二位。

《水浒传》中写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给岳父蔡京贺寿，一出手就是价值十万贯的贺礼，或许作者也是研究过大名府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