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在唐朝的外国人

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大唐帝国能够保持活力：折中主义（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义（对外国人及他们多种多样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国人和外来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几类外国人是使节、商人、艺人、士兵和宗教神职人员，他们分别代表了政治、商业、娱乐、军事和宗教的巨大利益。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与东亚最伟大的帝国建立外交纽带时，使节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唐朝。这种惯例开始于汉代，当时中国开始与西域建立联系，接着是南北朝时期，日本、朝鲜和其他国家派遣使者并进献贡品以换取中央王朝的承认。到唐朝的时候，各国访问的频率，各国使节觐见的先后顺序，以及觐见皇帝时的举止，都有详细规定。任何希望得到唐朝帮助或赏赐的国家都表达了名义上的臣服，以换取中国的爵位和官职。使者们定期访问唐朝首都，在那里他们获得特殊的信物（半个木鱼），并在到达朝廷时呈递上去。这些代表团都带着贡品，他们会穿着本国服装出现于朝廷上，献上有本国特色的珍贵物品。首都外来访问者的存在确实表明了唐皇室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7世纪和8世纪早期，外国的贡使是宫廷画家笔下的一个流行主题，他们以某种屈尊俯就的好奇心描绘这些外国人。例如阎立本和阎立德之流的画家，因为描绘贡使团奇怪面容和异国风格服装的能力而在宫廷声名鹊起（图12）。尽管只有几幅复制品流传下来，但我们从陶俑和墓葬壁画中发现，画家一般都会突出访问者尖尖的鼻子、络腮胡子、卷曲的头发以及本国的服饰（图13）。

贡使只有在通往首都的路途中才为普通中国百姓看到。到目前为止，唐朝最常见和最有影响力的以及最频繁地为这段时期的艺术和文学中所描绘的外国人是商人。除了书籍和地图外，这些人还带来了奴隶、矮人、艺人、野生动物、毛皮、羽毛、稀有植物、热带木材、异国情调的美食、香水、药材、纺织品、染料、珠宝、金属，还有多种多样世俗的和神圣的物品。城市中的唐朝居民熟悉并喜爱这些外国商品，他们会把只知道中国本土事物的人看作乡巴佬。于是，至少在城市，唐代的国际秩序催生了一个国际化的唐朝。

和贡使一样，外国商人独特的服饰和外表成为唐代文明的一个多彩元素（图14）。或许因为来自西域的人是最重要的外国商人，他们成了外国人最典型的形象。对外国人面貌公式化的描述是高鼻深目（图15和图16）。于是，有关中国制度的不朽历史著作，以杜佑（735—812）编著的《通典》为蓝本的《文献通考》中写道：“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中亚），颇类华夏。”同样的形象被改编进夸张的诗歌，例如陆岩梦在《桂州筵上赠胡予女》诗中赞美一个非汉族故人的女儿：

图12 唐代绘画中的外国贡使团

图13 唐代绘画中的外国贡使的服装和特征

图14 骑骆驼的胡人陶俑

图15 骑马的胡人陶俑

图16 胡人马夫陶俑

图17 抱着酒袋的胡人酒商陶俑

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

与汉代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唐代中国城市中的外国人规模大且持久，外国商人的分布则遵循着贸易的模式。在东北，海路主要掌握在朝鲜人手中，日本人发挥有限的一点作用。这些海员们常常沿着黄海北部的海岸到达山东的港口。7世纪60年代，新罗战胜了高句丽和百济并阻止了日本船队后，来自长崎的商人试图渡海直达长江口或者杭州湾，以绕过朝鲜的垄断。然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大部分日本朝圣者、商人和遣唐使选择乘坐新罗或者渤海国的船。于是，连接长江与黄河的运河沿岸的城镇，尤其是江都（扬州）和涟水，朝鲜商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外国人团体。如同所有唐朝的外国人团体一样，他们住在政府监管下的特殊地区，但享有各种治外法权，并且直接由来自自己国家的首领管理。

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外商中心是番禺港，这是个充斥着蛮人和野兽的热带边远城镇。20万名居民中很大一部分由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爪哇人和马来人组成。他们被允许居住在江南岸的外国人聚居区（藩坊）。逐渐地，这些移民组成规模日益扩大的外国人社区，比起城墙中的中国居民要多得多。与唐代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番禺的外国人居住区也是由一个指定的长者管理，9世纪时是一个阿拉伯人。这个港口一直很繁荣，直到758年，一伙阿拉伯和波斯海盗集团洗劫了仓库，然后把城市夷为平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交州令其黯然失色，直到9世纪早期才有所恢复。番禺主要的贸易形式是以宝石、热带木材和药品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被绑架而来的奴隶，他们通常是遥远东南部的土著居民。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社区较小，它们在沿着从番禺向北到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江都的沿线城市发展。不仅作为沿着运河的转运中心，而且作为遍及帝国的茶盐贸易中心，江都因此成为帝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负责以江都为根据地的盐业专卖的盐铁使，是8世纪晚期皇帝之下朝廷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而盐商则是国内最富有的商人。无数的非汉族商人在江都建立店铺，在排外主义爆发初期，760年一支叛军屠杀了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外国商人。不过，江都到8世纪晚期仍旧是东亚贸易的一个主要中心。

在北方，最重要的外商中心是两都长安和洛阳，尤其是“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终点的长安。因此，其国际人口不同于南方的港口，主要由突厥人、回鹘人和粟特人组成，与群集交州、番禺和福州的占婆人、高棉人、爪哇人及僧伽罗人形成了对照。不过如同东南部城市一样，长安也群集了许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他们集中于长安西市周围。波斯人非常多，以至于唐朝政府在城市中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照顾他们的利益。当一个人从长安向西行进，沿途城市都有大规模的外国人社区，地处河西走廊的城镇，诸如敦煌、凉州，外国人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中国人。

到9世纪，回鹘人在长安对高利贷生意的垄断已经变得臭名昭著了，这些外国人因为傲慢自大和轻视中华法律而受到普遍的鄙视。在9世纪早期数十年，因为物价逐步上升，许多中国商人和官员沦为回鹘人的债务人，被迫向他们的突厥裔债权人抵押土地、财产、奴隶，甚至是文物或传家宝。当一个回鹘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杀了一个中国商人，会得到来自首领的庇护从而逃脱，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毫无办法。这种状况变得极其恶劣，因此中国政府在836年禁止了所有与“各种深色人种”的私人交往。

除了高利贷，唐代外国人还操控了对城市平民很重要的一些其他贸易。葡萄酒店铺普遍由粟特人或操吐火罗语的商人经营，娱乐和娼妓业有着强烈的异国风情。在外国人所有的葡萄酒店铺里服务的胡姬，与外国葡萄酒商一样（图17），是唐代诗歌和艺术中一个普遍的主题。中亚音乐在城市中流行起来，在首都从酒馆和供官员娱乐的场所传播到每一个可以购买到娱乐和性服务的场所。到8世纪，中国的流行音乐简直与中亚绿洲国家的音乐没有区别。甚至在宫廷也是如此，玄宗皇帝和他的爱妃杨贵妃最喜欢的是一首改编自中亚的歌曲。有时会在边地凉州稍加修改的龟兹国音乐尤其盛行，连皇帝们都会学习表演。此外，来自东南亚国家和朝鲜半岛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歌曲也很流行。

异域舞者也是唐文化中重要的形象，唐代诗歌中常常提及穿着特色本土服装表演异国情调舞蹈的年轻男女。在胡腾舞中，来自石国的男子们带着尖顶帽子，穿着窄袖衫，披着长带，当他们旋转跳跃时带子末端自由地飘动。以靠近塔什干的起源地的名字命名的拓枝舞（石国又名拓枝）中，年轻女子穿多彩薄纱长裙，系银色腰带，戴缀着金铃的尖顶帽子，脚踩红色锦靴，翩翩起舞。当一舞终结时女子会罗衫半袒。最惊人的大概要算粟特胡旋女的舞蹈：着锦袖绯色长衣、绿色缎子裤、红色鹿皮靴的女性在旋转着的球顶端舞动。唐玄宗和杨贵妃很喜爱这种舞蹈，在这时期的诗歌中，胡旋舞蹈的色情元素和异国风情被视为帝国腐败的一个标志和即将发生叛乱的征兆。正如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所写：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鹞转蓬舞。

……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正如该诗所指出的，对唐朝最具威胁性的外国势力是在唐边境内的大规模雇佣军，这支军队主要从胡人中招募，以防御吐蕃、契丹和突厥。这些军队的规模逐渐增大，特别是李林甫任丞相之后，为了防止其朝廷里的对手获得军事力量，故而将边境的军队置于胡人节度使的管辖之下。一支由粟特人轧荦山（安禄山的字）统率的军队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几乎摧毁了唐朝，并且成了中华历史上一个急剧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