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世界史纲——西方文明的复兴（陆路让位给海路）



1　基督教和普及教育

以地图来判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的三个世纪是一个衰退时期。这几个世纪是蒙古诸族的时代。从中亚来的游牧生活支配着当时已知的世界。在这时期的顶峰，统治着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北非、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和俄罗斯的是蒙古人或同种的突厥族源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传统。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远及海上，并且在威尼斯人自己的地中海水域里和他们作战。1529年，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他们与其说是被防御者，不如说是被气候所打败的。查理五世的哈布斯堡帝国向苏丹纳贡。直至1571年的勒潘多战役——《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这场战役中丧失了左臂——基督教世界，引用塞万提斯的话来说：“摧毁了奥斯曼人的骄矜，破除了世人认为土耳其舰队不可战胜的迷信。”

西班牙是基督教势力有所进展的唯一地区。一个有远见的人在16世纪初年观察世界时很可以得出结论说，要不了几代人之后全世界就会成为蒙古人的——也许穆斯林的——天下了。正像l900年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欧洲的统治和一种宽大的基督教注定要扩及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看来很少人理会到欧洲人的这种优势是件多么晚近或许是多么短暂的事。只在15世纪临近结束时，西欧的真正活力的一些迹象才逐渐显现出来。

我们所讲的历史现在正接近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对现存事态的研究。读者们生活于其中的欧洲的或欧化了的体制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在15世纪初年从屈服、崩溃、遭受蒙古人威胁的欧洲发展起来的那种体制。它那时的种种问题就是今天种种问题的雏形。要讨论那个时代而不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带有政治观点。约·罗·西利爵士说：“政治而没有历史就没有根底，历史而没有政治就没有果实。”

让我们尝试一下，尽可能不偏不倚地来发现在蒙古人的惊人崛起期间，是些什么力量把欧洲的精力分散和压抑住了，我们又应当怎样来解释在这明显的衰退时期欧洲无疑地正在积聚它的精神和物质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又是怎样到了这时期之末如此给人深刻印象地迸发了出来。

现在，正像在中生代那样，当巨大的爬行动物在地球上称霸时，那些披毛的哺乳动物和长羽毛的禽鸟正在偏僻的角落里发展起来，最后它们作为一种更灵活、更能干的动物群完全取代了那巨大的爬行类。所以当蒙古人的诸汗国在世界上统治着从多瑙河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马德拉斯、摩洛哥和尼罗河的时候，在中世纪的西欧这块有限的领土上正在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更结实的、更有效的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轮廓。这种类型的共同体我们也许可以称作“近代国家”，它还只是在形成阶段，仍在成长和实验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往下讲，我们将努力去阐明它的含义。

我们已经提到过，近代国家的主要根本观念，在希腊各共和国，特别是在雅典、在巨大的罗马共和国、在犹太教、在伊斯兰教以及在西方天主教的故事中，都已出现过。这近代国家，正像今天我们看到它在我们眼前成长的那样，本质上是两种显然矛盾着的观念的试验性的结合，即信仰和服从的共同体的观念（最早的文明无疑就是这样），相同意愿的共同体的观念（如诺迪克人和匈奴人的原始政治集团）。几千年来定居的文明民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原系暗白人种的高加索人或达罗毗荼人或南部蒙古利亚人——似乎是沿着崇拜和个人服从的路线发展起他们的观念和习惯的，而游牧民族则是沿着个人倚靠自己和坚持己见的路线发展的。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游牧民族总是给文明民族提供新的统治者和新的贵族也就够自然的了。这就是全部早期历史的节奏。历史在由于游牧民的征服而精神派奋、发展文明、走向衰微和招致新的征服之间循环往复，只是在验过几千年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之后，当前这种以“文明的”或顺从劳作为一方，以“自由的”或贵族的和冒险的为另一方，相互混合而趋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共同体的过程才告开始，它现在正要求我们予以注意，并且是现代历史的实质。

在这部历史中我们已追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原始家族部落慢慢地发展成日益增大的“文明”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耕种的好处和必要、对部落神的畏惧、僧王和神王的观念是怎样在最肥沃的地区不断地巩固成更强大的社会中起作用的。我们已注意到在这些早期文明中一般是本地人的僧侣和通常是一个作为征服者的君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成文传统的发展和它的摆脱僧侣的控制，以及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自由智慧和自由良知的这些新生力量的出现，它们的出现最初显然是偶然的和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到河谷里的原始文明的统治者们扩大他们的区域，伸张他们的势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地球上较不肥沃的地区看到那些仅仅是野蛮的部落发展成越来越统一和政治上有胜任能力的游牧社会。

人类沿着这两条路线中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稳步地和分道扬镳地继续前进。很长时期里一切文明都沿着君主政体的路线，即君主专制政体的路线生长和发展。从每一个君主和朝代，我们看到似乎有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从励精图治而走向浮华、怠惰和衰微，最后屈服于某个来自沙漠或草原的更有朝气的家系。

关于早期从事耕种的文明和它们的寺庙、宫廷及城市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堆积得很多，但是应该记住那些故事活动的舞台从来没有超过地球陆地的一小部分。地球的大部地方，直到晚近，直到过去的两千年来，森林里和平谷上的较为耐劳而人数较少的部落民和季节性牧场上的游牧民还在维持和发展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说，那些原始文明是“服从的共同体”：服从神王或神授之王是他们的团结力。另一方面，游牧的倾向经常是朝着另一种结合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将称之为“意愿的共同体”。在一个游动、战斗的集体中，个人必须既能靠自己又能守纪律。这种共同体的首领必须是被人追随的首领，而不是强迫人服从的主人。这种出于意愿的共同体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都能找得到；到处我们看到所有的游牧民都一样，不论是诺迪克人、闪米特人，或是蒙古利亚人，他们的本性比起定居民族从个人角度来说更乐从和更刚毅。诺迪克人在他们的君主统率下来到了意大利和希腊，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有系统的神庙崇拜，他们在所征服的地方找到了这些东西，就在采纳这些崇拜中适应了。希腊人和拉丁人很容易地又转回到共和国，雅利安人在印度也是这样。在早期的法兰克和日耳曼王国里还有选举的传统，虽则通常是在高贵的等级或王族中这一个或那一个成员之间挑选出的。早期的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以色列的士师和迦太基及提尔的“国王”是选举出来的，蒙古的大汗直到忽必烈成为中国的君主以前也是选举产生的。

在定居的地区我们同样继续不断地见到另一种相反的观念，即认为国王具有非选举的神圣性和他们的天生的世袭的统治之权。

随着我们历史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人类社会的故事中出现了新的复杂的要素；我们见到游牧民变成了中间人，即商人，出现了，我们也注意到航运业在世界上日趋重要。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航海会使人的思想自由奔放，正像定居在狭窄的天地里会使人胆怯和卑屈……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复杂的情况，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服从的办法和意愿的办法两者之间明显的对立始终贯穿于历史之中，至今它们的调和还是不完全的。

即使是最屈从的形式下的文明也一直对人类提供了大量极为使人神往、舒适和愉快的事，但是人类中有某种坐立不安和未驯的本性不断地力求把文明从它原来的依赖于不参与即服从的性质改变成一个既参与又意愿的共同体。在我们的血液里，特别是在君主和贵族的血液里，潜伏着游牧精神，无疑它在传授给后代的气质中占着很大的部分，我们必须把那种不断地急于向广阔地域扩张的精神也归根于这部分气质，它驱使每个国家一有可能就扩大它的疆域，并把它的利益伸展到天涯海角。倾向于把天下统一的那股游牧的坐立不安的力量，看来和使我们中大多数人在被指导和约束之下会躁怒起来并企求参加我们所能容忍的不管什么样的政府的精神是相同的。

由于每个存在过的“服从的共同体”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把文明与自由调和起来的人类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气质上的斗争被一代代地保持了下来。服从这东西，人们一旦陷溺其中，就会很容易地被俘获和被转让；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这些最早和最典型的易被降服的地方，这些“文明的摇篮”，当它们从一个君主转到另一个君主的统治时，就可以看到这种被动的角色了。一个柔弱的文明对那些掠夺成性的自由人来说是一份长期有效的请帖。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意愿的共同体”有必要把倔强分子融合起来；它是一个十分难于产生的共同体，而维持它更是难上加难。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显示出马其顿将领们的意愿的共同体在他要求他们应当崇拜他时就逐渐解体了。克利图斯被杀害的事件是自由和屈从的传统之间的一次很典型的斗争，每逢一个从旷野来的新征服者驻进古代君主国的宫廷中时，这种斗争就会发生。

提到罗马共和国，历史记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巨大的意愿共同体，第一个比一个城市大得多的自由的共同体，历史也记下了它怎样随着成长而削弱，由于胜利而竭蹶，直到最后沦为一个古代类型的君主国，又迅速地衰落下去成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会在一小撮入侵者面前崩溃瓦解的最脆弱的奴役的共同体。在这部书里我们已注意到那些衰微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是缺乏任何广泛的教育机构，使普通公民的思想建立在为共和国服务和尽责的观念的基础上，就是说使他们心甘情愿；另一个因素是没有任何宣传一般情报的媒介，使公民们的行动能协调一致，使他们万众一心。意愿的共同体的大小受到获得共同知识的可能性的限制。由于这些局限性所造成的公共精神的衰微和公共智慧的混乱，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使以奴隶代替自由工人成为可能。

此外，罗马国家的背后没有有效的宗教观念；罗马所信奉的那种暗黑肤色的伊特剌斯坎人的用肝脏来卜吉凶的神秘崇拜，正像和它极其相似的蒙古人的萨满教那样，不适合于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二者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历史重要性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即它们以其特有的方式，至少在人类经验中第一次有希望既来填补游牧体系也来填补罗马共和体系的缺陷，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一种共同的道德教育，并给他们提供了一段过去共同的历史和一个关于人类目的和命运的共同观念。正像我们已提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把理想的共同体限制在几千公民之内。因为他们不能设想一个更大的人群如何能被一个共同观念团结起来。他们除了当时的导师制方法外再没有任何方式的教育经验。希腊的教育几乎纯粹是口头上的教育，因此它只能及于有限的贵族。基督教会和伊斯兰教都证明这种局限是不健全的。我们可以认为在广泛的机会下他们的教育工作做得粗糙而不够好，但是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他们毕竟是做了这项工作。两者几乎都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和灵感的宣传。两者都成功地依靠文字的力量把各种各样人们的巨大群体联合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之中。

到了11世纪，如我们已看到的，基督教世界这个观念，作为一个统一和激励人心的观念，已强加于残缺破碎的西罗马帝国里的一切纷扰战斗的混杂体上，并及于远超过帝国界限的欧洲地方。它建立起了一个浅薄的但有效的意愿的共同体，地域之大、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犹太人至少早在公元之初已经依靠有系统的教育来团结他们的共同体。在此以前，只有另外一件发生在大部分人类中的事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就是文人学士在全中国所传播的那个以良好行为来结合成的共同体的观念。

天主教教会提供了罗马共和国所缺少的东西，就是一套民众教育的体系、几所大学和知识交流的方法。由于这一成就，它打开了通向人类管理自己的新的可能性的道路。这种新的可能性在这部《史纲》里现在已很清楚，它正在被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理解和实现。到那时为止，各国的政府不是一个在僧侣和君主联合统治下的、不受批判、不受挑战、依仗权势的政体，就是一个民主政体，那里的人民没有教育，没有知识，有如罗马和雅典那样，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退化成只是一个由暴民和政客所统治的国家。但是到了13世纪，理想政府的暗示已初次显出曙光，人们至今还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这是个近代的理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人人有教育的政府的理想，在这里普通的人既不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奴隶，也不是一个由煽动家统治的国家的奴隶，而是共同体中的通晓世事、精神焕发、参与协商的一分子。着重点必须放在教育这个词上，必须放在在协商前先了解情况的观念上。

在这观念的具体实现中，教育是一项集体的任务而不是一件私人的事，这是“近代国家”和它任何先驱者的本质上的区别所在。人们开始懂得，现代公民必须先使他了解情况然后再和他进行协商。在他能投票之前，他必须先听取证据；在他能作出决定之前，他必须先知道实情。打开从奴役和混乱通向近代理想即自愿合作的国家的道路的不是设立临时投票站，而是建立学校和使人们普遍地能接触到文献、知识和新闻。选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意大利人民在格拉古兄弟时代已有选票制度。他们的选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一个人受到教育之前，他拥有一张选票对他是件无用而危险的事。我们走向的理想的共同体不单纯是个意愿的共同体，它是个知识和意愿的共同体，取代一个信仰和服从的共同体。教育是个适应器，它将使游牧的自由和自恃的精神适合于文明的合作、富裕和安全。

2　欧洲开始为自己思考

虽然天主教教会的确通过它的宣传、它的向民众的呼吁、它的学校和大学，在欧洲打开了近代有教育的国家的前景，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天主教教会从来没有打算干这种事。它并没有把知识和它的祝福一起传送，而是让知识放任自流。教会并不把自己看作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而是看作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它对教育的概念并不是对人们思想的解放，并不是人民参与政事的邀请，而是对人们思想的压服。的确，中世纪的两个最伟大的教育家，查理曼和英国的阿尔弗勒德大王，根本不是教会的圣职者，而是利用教会组织的君主和政治家。但是教会提供了这种组织。教会和君主在相互争权时，双方都向平民的思想求助。在对这些冲突的呼吁的反应中，出现了普通的人，那种非官方的、局外的、独立的人，他在为自己思考。

13世纪时我们已看到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和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正在从事一场激烈的公开争论。那时有一种感觉认为世界上已来了一个比教皇或皇帝更大的仲裁者，那就是读者和舆论。教皇撤退到阿维尼翁以及14世纪时教皇权力的分裂和混乱，在整个欧洲大大地激起了这种对权威的自有判断。

最初对教会流行的批评只是有关道德和物质方面的事。高级牧师的财富与豪华以及教皇的重税是引起怨言的主要理由。而且早期建立方济各会等恢复基督教淳朴性的努力，并不是分裂的运动而是中兴的运动。只是后来才发展起一场较深刻而更有破坏性的非难，它攻击教会教义的要旨和教士重要性的辩护，即弥撒中的献祭。

我们已经概括地叙述了基督教的最初起源，指出了拿撒勒人耶稣的教义的中心思想——上帝的王国——那艰深而严肃的概念是怎样迅速地被古代献祭思想的恢复所压制，献祭的思想确实是一个更难于领会的教义，但是它同近东日常生活的习惯、气质和勉强顺从的精神却较易协调一致。我们已经提到在基督教、犹太教、塞腊皮斯神和米特腊神崇拜以及其他互相竞争着的崇拜之间如何进行着一场诸神的混合崇拜，因而米特腊神崇拜者的星期日，犹太人的以血为宗教本质的观念，希腊化时代的重视圣母、削发斋戒的僧侣、苦修的禁欲主义，以及许多其他的信念、仪式和教规都嫁接到这发展中的宗教上。采纳这些无疑会使这新教义在埃及、叙利亚等地更为易于通晓和易于接受，这些都是暗白的地中海种族思想方式中存在的东西，它们是和这种类型的思想气味相投的。但是，正如我们在穆罕默德的故事中所指出的，这些取得的东西并没有使基督教更易于被阿拉伯牧民所接受；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使它更加讨厌。所以，同样的，长袍削发的修士和教士在北方和西方的诺迪克蛮族中似乎引起了某种类似本能的反感。我们已经提到过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北欧人对修士、修女有一种特殊的成见。他们似乎觉得这些皈依者的生活和习惯是古怪而不自然的。

在我们可以称为“暗白人”的因素和基督教中较新成分之间的冲突，无疑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1世纪时强制天主教神父独身而加强了。宗教独身者几千年来已为东方所熟知，而在西方他们却被人怀疑和不信任。

现在到了13、14世纪，随着诺迪克的世俗人开始学习、读书、写作和发表己见，随着他们和阿拉伯人的激励人的思想活动相接触，我们见到了一场更加可怕的对天主教信条的批评开始了，人们从理智上攻击作为圣职的神父和作为宗教生活的主要事实的弥撒仪式，并连同提出了返回到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本人的教导的要求。

我们已经谈到英国人威克利夫（约1320～1384年）的经历，以及他怎样把圣经译成英文以便树立一个对抗教皇的权威。他斥责教会关于弥撒的教义，认为这种教义是个不幸的错误，特别是在那仪式中吃下的献神的面包会以某种魔术的方法变成基督真实肉体的教导更为荒谬。我们将不对化体——在圣礼中是这样称呼用作圣餐的面包和酒的这一有奇异魔力的变化过程的——的问题继续谈它的错综细节，这是神学专家的事。但是很显然，任何教义，像天主教的教义，把圣礼中用的面包和酒由神父（并且只能由神父）来执行一项不可思议的程序，又把圣礼当作宗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主要事实，就会大大加强神父这种职位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典型的“新教”看法认为这个圣礼只是吃面包和喝酒以表示本人对拿撒勒人耶稣的怀念。这种看法最后就使神圣化了的神父根本没有什么特殊需要了。

威克利夫本人并没有走到这一极端；他是一个教士，而且终其生是个教士；他认为上帝是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实质上——呈现于奉为神圣的面包里的，但是他的教义却提出了一个把人们带到远远超过他的主张的问题。从历史家的观点看，威克利夫所开始的反对罗马的斗争很快变成一场人们可以称为理性的或俗人的宗教，它诉诸人类的自由智慧和自由良知，反对权威专断、固守传统、仪节繁琐和僧侣的宗教。这场复杂斗争的最终趋势是要从基督教里除去一切古代僧侣权术的痕迹，要扫除得像伊斯兰教那样精光，要回到以圣经文献作为权威，而且假如可能，就恢复耶稣的原始的教导。在基督徒中至今大部分争论之点仍未有定论。

威克利夫著作的影响没有比在波希米亚更大的了。1396年左右，一个博学的捷克人，约翰·胡斯，在布拉格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根据这位牛津大师的学说的演讲。胡斯当了这个大学的校长，他的说教激怒了教会，把他开除了教籍（1412年）。

这时正值教会大分裂，并且正在为讨论使教会丢脸的混乱局面而召开的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年）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这次分裂怎样以选出马丁五世而告结束。这次会议一心要把基督教世界重新完全团结起来。但是它寻求达到这种重新团结的方法同我们近代的良心不相一致。威克利夫的遗骸被判处烧毁。胡斯在得到安全通行证的诺言下被骗到康斯坦茨，然后作为异端受到审讯。胡斯受命收回他的某些主张。他回答说，在他确认自己的错误之前不能收回。他又被告知说，不管他信服与否，如果他的上级要求他这样做，他有责任收回己见。他拒绝接受这个观点。尽管教皇给了他安全通行证，胡斯却被活活烧死了（1415年），他成了一个不是为了任何特定的教义，而是为了人类的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殉道者。

僧侣和反僧侣的争论之点再没有比在约翰·胡斯受审讯一案上看得更清楚的了，僧侣权术的邪恶精神也没有比这场审讯暴露得更彻底的了。下一年胡斯的一个同事，布拉格的日罗姆，也被焚死了。

继这些暴行之后，在波希米亚爆发了一次胡斯派信徒的起义（1419年），它是标志着基督教世界分裂的一系列宗教战争中的第一次。1420年，教皇马丁五世颁布了一项训谕，宣布组织一次“为扑灭波希米亚的威克利夫派、胡斯派和其他一切异端”的十字军。于是，受了这一邀请的引诱，欧洲的那些逐利的失业士兵和一切游荡的恶棍无赖全都汇聚到这个英勇的国家。十字军的战士们发现，在伟大领袖齐斯卡领导下的波希米亚，他们面临的却是比他们所预料得更多的艰苦和更少的掠获。胡斯派按着极端民主的路线来处理事务，整个国家燃起了热情的烈火。十字军包围了布拉格，但是攻不下它，他们遭到了一连串的挫折，以从波希米亚撤退而告终。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421年）并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另外两次十字军东征也都失败了。然后，胡斯派不幸陷入了内讧。受到这事的鼓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431年）在勃兰登堡侯爵弗里德里希统率下越过了边境。

这次十字军的部队据最低估计有步兵9万人和骑兵4万人。他们从西面向波希米亚进攻，最初围攻塔霍夫镇，但夺不下这座防御坚固的城市，他们又猛攻摩斯特小镇，在这里以及其周围各地，对居民干出了最可怕的暴行，而大部分居民不管对于任何一种神学都是全然无知的。

缓步前进的十字军深入波希米亚，直抵多马日利策（陶斯）镇的附近。“那是1431年8月14日三点钟，在多马日利策和霍尔苏夫—蒂恩之间的平原上扎营的十字军得到消息说，在伟大的普罗科普统率下的胡斯派拥护者正在逼近。虽然波希米亚人还在4英里以外，已经听得到他们战车辚辚和全军高唱的‘你们都是上帝的战士’的歌声。”十字军的热情顿时飞快地消逝了。吕特佐描写了教皇的代表和萨克森公爵如何登上临近的小丘视察战场。他们发现，这里已不会成为一个战场了。德军的营房完全是一片混乱。骑兵四散奔逃，空车隆隆声几乎淹没了那可怕的歌声。十字军正在抛弃一切，甚至抛弃了他们所掠得的东西。传来了勃兰登堡侯爵劝令逃跑的消息；他们的队伍都已不受任何控制。现在他们只能危害自己的一方了，那个教皇的代表躲开了部队在森林里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波希米亚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结束的。

1434年，胡斯派之中又发生了内讧，极端的和最英勇的那部分失败了。1436年，巴塞尔会议和温和的胡斯派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波希米亚教会保留了某些与一般天主教仪节不同的地方，这协议直到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都是有效的。

3　大瘟疫和共产主义的萌芽

胡斯派信徒中的分裂大半是由于较激进的一部分流向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它使较富有的和较有影响的捷克贵族们感到震惊。类似的倾向已经在英国的威克利夫派信徒中出现。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返回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的企图，就很自然地会出现追随人类平等友爱的学说。

一场横扫世界并把社会基础暴露无遗的大灾难，一场前所未闻的致命的瘟疫，大大地激起了这种思想的发展，这瘟疫被称为黑死病，这比以前任何其他祸害更接近于灭绝人类。它比伯里克利时的瘟疫或马可·奥里略时的瘟疫，或查士丁尼和格列高利一世时为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铺平道路的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都要致命得多。它发生于南俄罗斯或中亚，经过克里米亚和一艘热那亚的船，传到热那亚和西欧。它经由亚美尼亚到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1348年到达英国。据说牛津大学死了2/3的学生；估计英国整个人口的1/4到一半在这时死亡了。整个欧洲的死亡率也同样高。赫克估计死亡总数共2500万人。它向东传到中国，中国的记载说，死了1300万人。C.O.斯托利布腊斯博士说，这场瘟疫传到中国是在它最初出现于欧洲之后的三四十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从1342到1346年期间正在中国，在他返回大马士革时才初次碰上这场瘟疫。黑死病是里海源头周围地区在飞鼠和其他小啮齿类动物间流传的一种疾病在人体上发病的形式。在中国这场瘟疫所引起的社会解体导致河堤失修，结果洪水冲毁了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带。

人类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明显的一次警告，人们应该去寻求知识，停止争吵，联合起来和大自然的莫名其妙的力量作斗争。旭烈兀和帖木儿的所有的屠杀与此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约·理·格林说：“在比较大的城镇里黑死病的灾害最为猛烈，那里的肮脏和没有阴沟的街道是麻风病和热病不断肆虐的场所。沃尔特·曼尼爵士出于慈悲为伦敦市民所购置的墓地里，埋葬了5万多具尸体，这地点后来建立起卡尔特修道院作为标志。在诺里季有几千人死亡，同时在布里斯托尔活着的人都来不及去埋葬死人。

“黑死病袭击农村时和它袭击城镇时一样可怕。据说约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是染上这个病死去的，在诺里季主教管区里2/3的教区换了牧师。整个劳工组织陷于瘫痪。人手缺少使小佃户难于为他们的土地履行应尽的劳役，地主只好暂时放弃一半租金来诱使农民不离弃他们的土地。有一个时期耕种已不可能。一个当时的人说：‘牛羊在田野和玉米地上游荡，竟没有剩下一个能把它们赶走的人。’”正是由于这些灾难才爆发了14世纪的农民战争。劳动力奇缺，货物也奇缺，而拥有那么多土地的富有的修道院院长和寺院长老，以及那些贵族、富商们，对于经济规律却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在这遍地灾殃的时候对劳苦者万万不可施加压力。他们看到他们的财产衰竭，土地荒芜，于是他们制定暴虐的法令强迫人们劳动而不增加工资，又防止他们外流以寻求较好的工作。这很自然地激起了“一次反对整个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新起义，直到那个时候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还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不成问题的神圣秩序。贫民的呼声在被谦和而威严的弗鲁瓦萨尔称作‘肯特的狂僧’的讲话中得到了惊人的吐露。他20年来（1360～1381年）不顾解除教职和囚禁，在聚集于肯特教堂庭院里的健壮的自耕农中为他的讲道找到了听众。地主们说他是‘发了疯’，而正是在约翰·鲍尔的讲道里，英国初次听到了人生而平等和人权的宣言。鲍尔大声叫喊：‘善良的人们，只要货物不属公有，只要还有农奴和绅士，英国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好起来。那些我们叫他们做老爷的人们，他们凭什么权利是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根据应得这个权利呢？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农奴？假如我们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怎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假如不是他们驱使我们以我们的劳动来替他们挣钱，他们怎能那样得意地挥霍呢？他们穿着天鹅绒的衣服，裹在温暖的皮衣和貂袍里，我们却是鹑衣百结。他们有醇酒、香料和洁白的面包，我们吃的是燕麦渣和干草，喝的是生水。他们有闲暇和精致的住宅；我们只能辛苦劳动，在田野里栉风沐雨。但是，只有我们和我们的辛劳才使这些人保有他们的高贵地位。’一种使整个中世纪的体系受到致命打击的精神在凝聚了约翰·鲍尔的平等学说的民谣里吐露出来：‘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织时，谁是绅士呢？’”

英国起义者的领袖瓦特·泰勒，当着年轻的国王理查德二世的面，被伦敦市长所刺死（1381年），他领导的运动瓦解了。

胡斯派运动的共产主义的一方面是同一个动乱体系的一部分。比英国的起义稍早一些，发生了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农民起来烧毁了城堡，破坏了村庄。一个世纪后同样的紧急状态把德国卷入一连串的血腥的农民战争之中。这些农民战争开始于15世纪晚期。就德国来说，经济和宗教的动乱交错在一起的情况甚至比英国更为明显。

德国的这些纷扰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是再浸礼派教徒的起事。再浸礼教派在1521年在三位“先知”的领导下出现于维滕堡，并于1525年爆发了起义。在1532和1535年间起义者占据了威斯特法利亚的明斯特镇，并竭力实现他们的宗教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被明斯特主教所包围，在被围的危难中，一种疯狂盛行在镇上；据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有一个莱顿人名叫约翰的掌了权，他自称是大卫王的继承者，并按照那个君主的坏榜样实行多妻制。在该城投降后，胜利的主教使再浸礼派的领袖们受尽酷刑，并把他们在闹市上处决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放在笼子里悬挂在教堂塔楼上示众，以向全世界证明明斯特的体面和秩序现在已经恢复了。

14、15世纪时西欧诸国普通劳动人民的这些动乱比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剧变都来得更加严重而持久。在这以前和它最近似的是波斯的某些共产主义的穆斯林运动。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诺曼底有一次农民的反抗，罗马帝国晚期也发生过多次农民的反抗运动（巴高达运动），但这些都没有这么令人震惊。它们表示了在人类事务中正在成长的一种新精神，这种精神完全不同于文明发源地区的农奴和农民的那种视作当然的漠不关心，也不同于罗马富商手下的农奴和奴隶劳动者所具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绝望情绪。

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劳动者的早期起义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但运动本身却从来没有被完全根绝。从那时起到如今在文明金字塔的底层一直存在着一种反抗的精神。有起义的阶段，有镇压的阶段，有妥协和比较平静的阶段；但从那时起到如今，这场斗争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我们将看到它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期间突然爆发，在19世纪中叶和最后25年之初它再度起来反抗，并在今日的世界上胜利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这正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抗运动的一种说法罢了。

在许多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俄国，这种劳工运动有时采取敌视基督教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西方平民的这种反抗苦役和卑屈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同基督教的教导紧密地相联则是无可怀疑的。基督教的教会和传教士可能并没有打算传播平等主义的教义，但是在教会的背后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不可磨灭的人格，基督教的宣道者不由自主地播下了自由和自主的种子，并在他所到过的地方早晚会发芽成长。

“劳工”动乱的稳步成长，劳工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阶级意识的发展，对全世界明确要求的提出，与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印刷书籍的盛行、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扩张过程，同样都是把我们当前类型的文明——“近代文明”，与任何以前存在过的人类社会状态区别开来的标志，尽管已有了一切偶然的成功而它仍然显示出是一桩未完成的和过渡中的事物。它要么是个鲜活的胚胎，要么是某种注定要死亡的东西。它也许可以解决把辛劳和幸福协调起来的这一复杂问题，从而使自身适应于人类灵魂的需要，或者它可能失败，并像罗马体制那样以一场大灾难而告终。它可能是一种更为均衡和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开始阶段，它也可能是一种注定要瓦解的体系，并将被一种设想不同的人类结合方法所代替。

像在它以前的文明那样，我们当前的文明也许只不过像农民为了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以改善土地而播种的那些作物之一。它生长起来也许只是为了积累某些传统后重又犁入土里以利于长出更好的东西。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历史的实际现实，在以后的全部叙述中我们将发现这些问题变得更清楚更重要了。直至在最后一章中，正像到了年终岁暮那样，在我们扼要重述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时——将让一个问号来结束全书。

4　纸是怎样解放了人类的思想的

印刷书籍的出现大大刺激了这个动乱时代欧洲自由讨论的发展。从东方传入了纸张，使长期潜在的印刷方法得到了实际的应用。至于首先使用这简单的印刷方法来增多书籍的荣誉应归给谁，还是难于解决的。这是个曾引起可笑的争论的小问题。显然，这样一种光荣是属于荷兰的。在1446年前的某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叫科斯特尔的人在哈勒姆用活字版印刷。大约在同时古滕堡也在美因茨从事印刷。到了1465年意大利有了印刷工人，卡克斯顿于1477年在威斯特敏斯特开办了他的印刷厂。匈牙利第一本印刷的书是在1473年。但是早在这一时代之前印刷术已部分地使用过。早在12世纪的手稿表明大写字母可能是木制的印章印上的。

更重要的是纸的制造问题。说纸使欧洲的复兴成为可能也并非过分。纸起源于中国，在中国纸张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751年，中国人袭击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穆斯林；他们被打退了，被俘获的中国人中有一些熟练的造纸的人，阿拉伯人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造纸的技术。现在仍保存有9世纪以来阿拉伯纸写的手稿。造纸术或是通过希腊，或是由于基督徒收复西班牙时夺得了摩尔人的造纸作坊因而传入基督教世界的。但在基督教的西班牙人统治下，纸的产品质量可悲地降低了。直到临近13世纪末基督教的欧洲还没有造出质量好的纸来，后来意大利在世界上领了先。只是到了14世纪造纸业才传到德国，直到那个世纪之末纸张才丰富和便宜到足以使印刷书籍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印刷业自然地和必然地接踵而来，世人的知识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远为活泼有力的时期。它不再是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涓涓细流，它变成了一股滔滔洪流，不久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头脑加入了这一洪流。

印刷术的这项成就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圣经，另一个结果是学校里的教科书便宜了。阅读的知识迅速传播。不但世界上的书籍大量增加了，而且现在所制成的书本读起来更清楚些，因而也更容易领会。读者无须费力在模糊难辨的字迹上去推敲含义，现在读者可以无阻碍地边阅读边思考了。随着阅读的更加方便，群众中读书的人数也就增多了。书籍不再是一种装饰华丽的玩物或是学者的秘藏。人们开始写为普通人阅览和诵读的书。

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是从l4世纪开始的。我们发现标准意大利语、标准英语、标准法语、标准西班牙语以及后来的标准德语迅速地代替了各地的方言。这些语言在各自的国家里成了文学用语；它们经过试用，在应用中洗练，使之准确而有力。最后它们像希腊文或拉丁文那样能够负担起哲学上的讨论了。

5　王侯的新教和人民的新教

我们将在这里专用一节来对15和16世纪期间人们宗教观念的动向做一些基本的陈述。它们是下面的17和18世纪政治史的必要入门。

我们必须辨别清楚反对天主教教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它们极其混乱地掺杂在一起了。那时教会对王侯、富人和能干的人的良心的支配力正在消失，它也在丧失平民对它的信仰和信赖。它对前一个阶级精神力量影响的衰落表现在，他们怨恨它的干涉、它的道德上的束缚、它的君临其上的要求、它的征税的要求和解除平民对王侯效忠的义务。他们不再尊重教会的权力和财产。整个中世纪王侯和统治者对教会的反抗一直在进行着，但是要到16世纪当教会开始公开站在它的宿敌皇帝的一边，向皇帝提供援助，并在它反对异端的运动中接受皇帝的帮助时，王侯们才开始认真考虑脱离罗马教会而各自分立教会。如果他们没有体会到教会对广大群众的控制已经松弛，他们是绝不会那样干的。

王侯的反抗本质上是一次反对教会统治世界的非宗教性的运动。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他给同辈王侯的书信，是这个反抗运动的先驱者。另一方面，人民对教会的反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种种弱点。他们要求一个非常正义和无畏的教会来帮助他们和组织他们去反对有权势的人的邪恶。他们在教会内部或外部所进行的反对教会的运动，不是要求从宗教控制下得到解放，而是要求获得更充分更深远的宗教控制的运动；他们不是要减少宗教控制，而是要更多的宗教控制——但是他们要得到保证这些控制确是宗教的。他们反对教皇不是因为他是世界的宗教领袖，而是因为他不是这样的领袖；因为他本应该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他却是一个富有的世俗君主。

因此，14世纪及其后欧洲的斗争是一场三角的斗争。王侯们要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反对教皇，但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荣誉又不让那些力量成长得过于强大。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教会奔走于王侯之间寻求同盟，而没有理会到它需要重新得到的失去了的同盟，是民众的尊敬。

由于14至16世纪时进行着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冲突的三重性，一系列跟着发生的变革——那些变革在历史上统称为宗教改革——也有三个方面。有按照王侯们意愿的宗教改革，他们要停止金钱流入罗马，要夺取精神上的权威、教育权力和在他们领地内的教会的物质财富。有按照民众意愿的宗教改革，他们企图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对抗非正义的力量，特别是对抗有钱有势的人的非正义的行径。最后有以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为前驱的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它力求恢复教会的善性，并且通过它的善性来恢复它的权势。

按照王侯们意愿的宗教改革所采取的形式是以王侯取代教皇，作为宗教首脑和他的臣民的良心的支配者。王侯们并无意让他们的臣民自由判断并且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尤其是在他们眼前有着胡斯派和再浸礼派可资借鉴的实例；他们企求建立依赖于国王的国家教会。所以当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丹麦、北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脱离了罗马教会时，王侯和大臣们表示了极大的担心，务必要把这运动很好地控制住。他们只允许以切断同罗马的联系为限的宗教改革；任何超过那个范围，任何走向耶稣的原有教导或对圣经作粗糙径直解释的危险的分裂，他们都予以抵制。英国国教会是最典型和最成功的妥协的结果之一。它仍然是注重圣礼和祭司制的，但是它的组织集中在宫廷和大法官；虽然在下级和不太走运的教士中也许，而且确有破坏倾向的见解爆发出来，他们却很少能争得任何有权威的地位。

按照平民意愿的宗教改革在精神上与王侯们的宗教改革很不相同。关于波希米亚和德意志的民间宗教改革的尝试，我们已经讲过一些。那时广泛的精神上的动乱比起王侯们的改革既更诚挚、更混乱、更持久，又不那么立即见效。笃信宗教的人很少敢于脱离或强颜承认他们已离弃了一切的权威教导，而这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心灵和良心。这需要一种高度的思想上的勇气。欧洲平民在这一时期的一般倾向就是要竖起新得到的圣经来作为对抗教会的根据。德国新教的伟大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情况尤其是这样。整个德国，的确，整个西欧这时人们有的是正在按照新译和印成的圣经黑字本一页页、一字字地拼音阅读，钻研《利未记》、所罗门的《雅歌》、圣约翰的《启示录》——这些古怪和难解的书——也同样钻研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平易而感人的记载。很自然地，他们产生了新奇的见解和可笑的解释。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并不是门外汉和稀奇古怪的人。人的理性是个顽固的东西，尽管是它自己的决定，也还要进行批评和选择。这些圣经的新读者大多数是从圣经里吸取他们的良心所同意的东西，而对难解和矛盾的地方则置之不问。

在整个欧洲，凡是王侯们的新教教会建立起来的地方，都有一小撮生气勃勃的新教徒的残余，他们拒绝把他们的宗教改造成这个样子。这些就是非国教教徒，他们是从各个派别杂凑起来的，除了共同抵制不管是教皇的或国家的官方宗教之外，毫无共同之处。在德国，新教徒大部分都被王侯们扑灭了，在大不列颠不信奉国教者还是强大和多种多样的。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行为上的许多差别似乎可以追溯到在德国自由判断较受压制的原因上。

这些非国教教徒中的大多数，并非全部，坚持圣经是受神灵感和有权威性的指导。这与其说是一个不变的立场，不如说是一种策略。现在非国教的倾向已经离开了最初的圣经崇拜，而走向仅仅是对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的一种缓和的情感上的承认。至少在非国教教派和自称信奉基督教的范围之外，现代文明中今天还有广大的和在增长中的群众怀有平等主义的信念和利他主义的激情，正像我们已经断言的，这种精神肯定是从基督教得来的。

现在让我们对宗教改革过程的第三方面，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说几句话。这项改革在12、13世纪随着黑衣托钵僧和灰衣托钵僧（第三十一章第十四节）的出现已经开始。16世纪，正当最为需要时，出现了同一性质的新的推动力。这就是由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创立的耶稣会，今天世人都称他为洛约拉的圣伊格纳修斯。

伊格纳修斯作为一个很坚强勇敢的年轻西班牙人开始了他的事业。他聪明机警，又被大胆刚毅自炫的激情所鼓舞。他的恋爱事迹是豪放而生动的。1521年，法国人从皇帝查理五世手上夺取了西班牙的帕姆佩卢纳，伊格纳修斯就是该城的保卫者之一。他的两腿被炮弹打伤，而且他被俘了。他的一条腿没有接合好，需要重新拉断，这些痛苦复杂的手术几乎送了他的命。他接受了最后的圣餐礼。入夜他开始忏悔，不久他痊愈了，面对着可能终身残疾的前景，他的思想转向宗教上的奇想。有时他会想到有一个崇高的女人，尽管他残疾了，他如何还能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博得她的钦佩；有时他会想以某种特殊和个人的方式成为基督的骑士。他告诉我们说，在神魂颠倒之际，一个不眠之夜，一个新的崇高的女人的形象引起他的注意；在幻觉中出现了怀抱着圣婴的圣母玛利亚。“他立刻感到以往生活中的种种事迹实属可厌。”他决心从此放弃对尘世的妇女的一切眷念，过一辈子绝对贞洁和献身于圣母的生活。他设想要做几次重大的朝圣和修道终生。

他所采取宣誓修行的最终方法表明了他确是个堂吉诃德的同胞。他恢复了体力，单骑外出，无目的地漫游四方；孑然一身，除了随身武器和胯下的骡子之外，是个一无所有的冒险的战士。这时他偶然和一个摩尔人搭了伙，他们一起边谈边向前行进，不久就在宗教问题上争论开了。这个摩尔人受过较好的教育，能说善辩，说了许多难于回答的侮辱圣母玛利亚的话，他得意扬扬地和伊格纳修斯分手了。这个年轻的圣母的骑士羞愤交加，心潮沸腾。他犹豫不决，是应当追上这摩尔人，把他杀死呢，还是继续按他心里所想的去朝圣呢？在一个岔路口，他索性任凭骑骡去选择他的道路，就这样放过了那个摩尔人。

他到了曼瑞萨附近蒙特塞拉特的本笃会修道院，在这里他模仿中世纪传奇中无比的英雄高卢的阿马提斯，在圣母的祭坛前通宵守夜。他把他的骡子送给了修道院，把他的世俗衣服送给了一个乞丐，把他的刀剑放在祭坛上，穿上粗麻布长袍和大麻鞋子。然后他住到邻近修道院办的香客招待所里去接受折磨和朴素的生活。完全绝食了整整一星期，然后继续去朝拜圣地。

他游荡了几年，为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宗教骑士团而弄得心力交瘁，但是并不明白怎样开始这项事业。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学识。异端裁判所开始注意他的行动，禁止他试图教诲别人，除非他至少花四年时间去进修。尽管异端裁判所之门被认为是如此之残酷无情和毫不宽容的，但根据记载可以愉快地说，在对待这个鲁莽的、富于想象力的青年狂热者时，它却是同情而清醒的。它承认他生气勃勃和可能有的用处，它看到他无知的危险。他到各地去学习，包括萨拉曼卡和巴黎。1538年，他被任命为教士，一年后他梦想已久的骑士团终于成立了，命名为“耶稣会”。有如近代英国的救世军，它为把军事组织和纪律的丰富传统服务于宗教作出了最直接的尝试。

这个创立耶稣会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修斯是个47岁的人，他和过去那个效法高卢的阿马提斯、在曼瑞萨修道院守夜的荒唐无稽的青年人相比，已是一个很不同的人了，聪明得多，稳健得多了；他现在创立的和提供教皇使用的那个传教的和教育的组织是一个教会从未运用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这些人把自己提供给教会来任意和充分地使用。就是这个耶稣会在明朝灭亡后重新把基督教传到了中国，在印度和北美主要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就是耶稣会士。关于他们在南美印第安人中进行的开化工作，我们即将提到。但是他们主要的成就是在提高天主教的教育标准。他们的学校成为而且长期保持为基督教世界里最好的学校。维鲁拉姆勋爵（弗兰西斯·培根爵士）说：“关于教育学方面……要去请教耶稣会的学校，因为已经付诸实践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它们提高了智力水平，它们鼓舞了整个天主教欧洲的良心，它们刺激了新教欧洲去作出教育竞赛的努力。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见有一个新的耶稣会，不是誓为教皇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的。

和这努力于教育事业的巨大浪潮同时，教会的调子和品质也大大地有所改进，教义有了澄清，组织和纪律有了改革，这些是由特兰托会议作出的。这个会议在1545到1563年之间间歇地在特兰托或波伦亚召开，它的工作至少和耶稣会在制止引起一国又一国地脱离罗马教会的罪恶和错误上所作的努力一样重要，罗马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所进行的变革和脱离母体的新教教会所进行的变革一样重大。从此再没有公开的丑事和分裂记载下来了。但是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教义的狭隘性加深了，也不再有像格列高利大教皇，或同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有联系的那批教皇，或由英诺森三世开始的那批教皇所代表的那种富于想象力的蓬勃阶段，足以使冷静而平凡的叙述虎虎有生气了。教会已安定了下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成为和国家政治分开的宗教组织，成为许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宗教团体。王权已同罗马分离了。

6　科学的再觉醒

读者不要以为对天主教会和天主教派的基督教的破坏性的批评和圣经的印刷及研究是14、15世纪知识活动上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事件。那只是这个时代知识复兴的人所欢迎的和最为显著的方面。在明显的和大众性的对思想和讨论的觉醒的后面，另外那些一时不那么突出但最终是更为重要的精神发展正在进行。关于这些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必须给予简短的陈述。这些发展在书籍印成以前很久就已开始了，但把它们从朦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却是印刷术。

关于人类事务中的自由知识、探讨和坦白陈述的精神的初次出现，我们已经叙述过一些。在追求系统知识的最初尝试的记载中，有一个名字居于中心地位，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我们也提到了在亚历山大城的短暂的科学工作。从那时以后，欧洲和西亚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冲突阻碍了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处于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东方宗教传统的支配之下。罗马尝试过一种工业的奴隶制，随后又放弃了。这种最初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了起来，但由于它自身固有的弱点而陷于混乱。欧洲重新陷入普遍的不安定。闪米特人起来反抗雅利安人，阿拉伯文化在整个西亚和埃及代替了希腊文明。西亚全部和欧洲的一半沦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在12、13世纪我们才发现雅利安人的智力经过奋斗重又得到明朗的表现。

此后我们看到在成长中的巴黎、牛津和波伦亚大学里进行着大量的日益盛行的哲学讨论。在形式上它主要是逻辑问题的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基础我们见到了亚里士多德教导的一部分，不是他遗留下来的全部著作，而只见到了他的逻辑学。后来通过由阿韦劳埃斯注解的阿拉伯文版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著作才更为人所熟悉。除了这些极其拙劣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本之外，直到15世纪，希腊的哲学著作在西欧很少有人阅读。

富于创造力的柏拉图——不同于崇尚科学的亚里士多德——则几乎无人知晓。欧洲具有希腊的批评精神而没有希腊的创造冲动。有一些新柏拉图派的作者是闻名的，但新柏拉图派和柏拉图的关系跟基督教科学和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是很相似的。

晚近的作家们习惯于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哲学讨论贬为乏味和无用。但这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不得不保持一种严肃的表面形式，因为无知而不宽容的教会高僧们正在提防异端。因此，它缺乏大胆思想的那种可喜的开朗。它所不敢说出的常用暗示来表达。它所讨论的都是些根本上极为重要的事，这是一场澄清和改正某些人类思想固有缺陷的长期而必要的斗争，今天有很多人由于忽视了经院哲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而危险地犯了错误。

在人的思想中有一种属于民族性的倾向，把分类所根据的异与同加以夸大，假定不同名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相同名称的东西事实上是相同的。这种夸大分类的倾向产生了上千的邪恶和不公平。例如，在种族或民族性的范围内，一个“欧洲人”常常会把“亚洲人”当作几乎是另一种的动物，同时却会倾向于把另一个“欧洲人”看成必然是和他自己一样善良和漂亮。他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偏袒欧洲人来反对亚洲人了。但是这部史书的读者必须理解，这些对立的名词所包含的这种差异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两个名称造下的一种错觉上的差异……

中世纪的争论主要发生于“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之间，我们必须警告读者的是在中世纪的讨论中“唯实论者”一词和近代评论术语中所用这个词的意义几乎完全相反。近代“唯实论者”是个坚持唯物主义细节的人；中世纪的“唯实论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应称作的唯心论者，他对偶然性细节十分轻视。唯实论者在夸大分类的含义上超过了一般人的倾向。他们认为一个名称，即一个普通名词，具有某种本质上真实的东西。例如，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典型的“欧洲人”，一个理想的欧洲人，他比任何个别的欧洲人都更为真实。每一个欧洲人，似乎可以说，都是这个更深刻的实体的一个失败了的、走了样的、有缺陷的标本。而另一方面，唯名论者却认为，以这个例子说，个别的欧洲人才是唯一的实体。“欧洲人”只是一个应用于所有这些实例的名称，名称之外并无其他。

哲学争论按其性质来说就是很广泛的、众说纷纭的并被各种各样人的心理色彩所渲染，要言简意赅地说出来是最困难不过的了。像我们在这里这样露骨地陈述出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区别，不习惯于哲学讨论的现代读者可能会立刻跳到唯名论者的一边。但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地可以用一个例证来说清楚的，并且这里我们有意选择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不同性质的名称和分类在它们的价值和实体上是不同的。人们如果认为那些叫托马斯的人和那些叫威廉的人能存在着类别上的深刻差异，或者认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精纯的托马斯或威廉，这是荒谬的；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白种人和一个霍屯督人之间却可能存在着比较深刻的差异，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些。再如供玩赏的动物和有用的动物这两类间的区别在于习惯和使用上的极其微小的差异，而一只猫和一条狗的差异却是那样深刻，可以在显微镜下的一滴血或一根毛上查出其不同之处。有些分类是琐细的，而有些似乎是根本的和实质的。当考虑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时，就可以了解唯名论为什么最后不得不放弃名称是和标签同样无意义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从修正了和改善了的唯名论成长起一种系统的努力来对事物和实体找出真确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果的——分类，这就叫作科学研究。

几乎同样明显的是唯实论倾向于独断的主张、粗糙的区分、生硬的判断和不妥协的态度，这些是每个未受教导的人的自然倾向；而早期和晚期的唯名论则倾向于经过斟酌的陈述、个别实例的考查，倾向于探讨、实验以及持怀疑态度。

所以，当在市场上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人们对教士的道德和正直、独身生活是否真诚和恰当，以及教皇的税收是否公正等等提出疑问时；当神学界人士全神贯注于化体的问题，即弥撒里的面包和酒是否神圣的问题时，在书斋里和讲堂上对普通天主教的教导方法正在进行一场范围更广的批评。

我们这里不能试图估计像彼得·阿贝拉尔（1079～1142年）、艾伯塔斯·马格纳斯（1193～128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人力求在更健全的推理系统上重新建立天主教的信条，他们转向唯名论。他们的批评者和继承者之中主要有邓斯·司各脱（？～1308年）和奥卡姆（？～1347年），前者是牛津的一个方济各会修士，按他的思想周密和审慎明敏来判断，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后者是一个英国人。

上述的两人，都像阿韦劳埃斯那样，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作出了明确的区别；他们把神学放在塔尖上，但他们把它安放得使它不能再去阻碍研究；邓斯·司各脱宣称依靠推理不能证明上帝或三位一体的存在，或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事是可信的；奥卡姆更进一步坚持把神学和事实上的真理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显然把科学探讨从教条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下一代人受到了这些先驱者努力争得自由的好处，而不知道这自由的来源，却忘恩负义地把司各脱的名字作为一个表示愚蠢的字眼，因此在我们的英文中有“dunce”（笨蛋）这个词。普林格尔·帕蒂森教授说：“奥卡姆依然是个经院学派，他却给罗吉尔·培根已经持有的那种精神以经院哲学上的辩护，这种精神挥15、16世纪时开始得势了。”

以特有的天才傲然独立的就是这个罗吉尔·培根（约1210～约1293年），他也是个英国人。他是牛津的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并且的确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国人，易怒、性急、正直而机敏。他比他的世界超先了两个世纪。亨·奥·泰勒谈到他时说：

“培根的一生是一出思想的悲剧，它和悲剧艺术的古老原则是一致的：主角的性格会是宽大高尚，但并不是无疵的，因此悲惨的结局必然是由于性格所引起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死时已是一个老人，像他年轻时那样，就是老了还是个热衷于具体知识的人。他对知识的追求完全不是学究式的，却受到了他所属的修道会的阻挠，在这修道会里他是一名不快乐的和有造反精神的成员；同样不幸的是他的成就被他从他的时代所接受的一些原则从内部毁伤了。但是他接受了当时对他的意见，那是他应当负责的；当他的观点引起了他同辈托钵僧们的不信任时，他倔强的脾气把他们的敌视引到了他的头上。一个人要把像他这样的新奇观点去打动他的同伴，或是在13世纪时泄露了天机而要避免迫害，就必须有善于说服人和机智圆通的本领。培根攻击古今的名人时一点不机智而且愚蠢和不公允。关于他的生平，人们除了从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暗示略有所窥外，一无所知，而这些暗示也不足以构成即使是稍稍连贯的叙述。出生；在牛津读书；去到巴黎，学习，实验；又回到牛津；成了方济各会修士；学习，教书，引起了他的修道会的猜疑；送回巴黎，被监视，接到教皇的一封信；写作，写作，写作——写成他的三部最著名的作品；又出了麻烦，被监禁了许多年，被释放，死去，死得那么彻底，身名俱没，五个世纪后才有部分被发掘出来。”

这“三部最著名的作品”的大部分是用激烈的词句，有时很刻薄但完全公正地攻击当时的无知，还结合了大量为增长知识而提出的建议。在他热情地坚持实验和搜集知识的必要性上，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在他身上复活了。“实验，实验”，这就是罗吉尔·培根的重任。

但对亚里士多德本人，罗吉尔·培根也顶撞了他。他顶撞亚里士多德是由于人们不去勇敢地面对事实，而坐在屋子里盯住那些当时可以得到的这位大师的著作的拙劣的拉丁文译本。他用他激烈的笔调写道：“要是我能放手去干，我就要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毁，因为读这些书只能浪费时间、产生谬误和增加无知。”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回到人间，看到人们不是阅读而是崇拜他的作品——并且正像罗吉尔·培根所指出的，是通过这些最不可靠的译文——他大概会对这种感情引起共鸣。

虽然为了怕被监禁或更坏的遭遇，他有必要在表面上和正统观念取得一致，多少得把真意隐藏起来，但在他的书里自始至终，罗吉尔·培根向人类大声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了，看看这个世界吧！”

他公然抨击无知的四大来源：对权威的尊崇、习惯势力、无知的群众的感觉、我们性格中骄傲自负而不肯受教。只要克服了这些，一个有力量的世界就会向人们敞开。“没有划手的航行机器是可能的，由一个人驾驶的，适合在江河海洋航行的大船，可以比挤满了划手的航行更快。同样的，也可以制造出无须畜力拖拉的车，而由不可估量的动力来开动，有点像我们想到的古人在上面作战的装有镰刀的战车那样。飞翔的机器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坐在里面运转某个机关，人工翅膀就会像飞鸟那样腾空而起。”

奥卡姆、罗吉尔·培根，这些人是欧洲脱离“唯实论”走向真实存在的事物的伟大运动的早期先驱者。有一个时期，旧势力对新唯名论者的自然主义进行了斗争。1339年，奥卡姆的书被禁止了，并郑重地宣告唯名论有罪。时至1473年还作了一次迫使巴黎的教师们宣誓讲授唯实论的尝试，但为时已晚没有成功。只是到了16世纪，随着书籍的印刷和知识的增长，从绝对论转到实验的运动才壮大起来，调查研究人员也开始彼此合作了。

整个13、14世纪，用物质的东西进行的实验日益增多了，人们胜利地取得了一项项的知识，但是还没有相互间的推进。实验工作是在分离孤立、偷偷摸摸、不体面的方式下进行的。孤立研究的传统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的，炼丹术士作了相当大量的私下的和秘密的研究，现代作家有点太容易轻视他们了。这些炼丹术士同当时的玻璃匠、五金匠、草药商、制药师密切联系；他们刺探得许多自然的秘密，但他们被“实用的”想法缠住了；他们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力量；他们要找出怎样从较便宜的物质里炼出黄金，怎样靠仙丹使人长生不老，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梦想。在他们的研究中意外地学到了许多关于毒药、染料、冶金等的知识；他们发现了种种耐火的物质，并排除困难得到了透明的玻璃，也是这样制出了透镜和光学仪器；但正像有科学头脑的人不断地告诉我们的那样，并也像“只讲实用”的人依然拒不学习的那样，只有在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时候，知识才会把大量丰富和意外的礼物赐给它的仆人。

今天的世界依然大多倾向于把钱用在技术研究上而不用在纯科学上。在我们的科学实验室里有一半的人依然在梦想着专利和秘方。虽然我们想起炼丹术士时会讥笑他们，而我们大部分还是生活在炼丹术士的时代里。今天的“实业家”依然把研究看成是一种炼丹术。

与炼丹术士紧密相连的是占星家，他们天生是“只讲实用的”这一类人。他们研究星宿——来算命。他们缺乏那引人去单纯地研究星球的较为广阔的信念和领悟。

罗吉尔·培根所表达的思想直到15世纪才在新知识和眼界的扩大上结出第一批果实。此后随着16世纪的开始，随着世界从14世纪大瘟疫后社会动乱的风暴中恢复过来，西欧突然迸发出一群光辉灿烂的名字，使希腊极盛时代最大的科学荣誉为之黯然失色。读者将会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贡献，科学是不问国籍的。

在这灿烂的星群中最早和最明亮的一颗是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他是个对实体具有几乎奇迹般的真知灼见的人。他既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博物学家、解剖学家和工程师。他是近代第一个理解到化石的真实性质的人，他写下了至今仍使我们惊叹的观察笔记，他确信机械飞翔是切实可行的。另一个伟大的名字是波兰人哥白尼（1473～1543年），他是第一个对天体的运行作出了清楚的分析，并指出地球是绕太阳转动的人。一个在布拉格大学工作的丹麦人蒂科·布拉赫（1546～1601年）不相信此说，但他对天体运行的观测对他的后继者，特别是对德国人开普勒（1571～1630年），有很大的价值。伽利略（1564～1642年）是力学这门科学的奠基人。在他以前人们相信若是一件东西的重量比另一件东西大一百倍，那么前者落下的速度也会比后者快一百倍。伽利略否认这说法。他不是像一个学究和绅士那样用口争论，而是做了一个粗糙的实验，从比萨斜塔的高层露台上投下了两个重量不等的物体——使一切博学之士大吃一惊。

伽利略制造了几乎是第一架望远镜，他又发展了哥白尼的天文方面的观点；但是教会极力反对这种见解，认为相信地球比太阳微小而卑下就会使人和基督教都算不得什么了；因此他们诱使伽利略放弃这个观点，把地球放回它作为宇宙的不动的中心的位置上。七个红衣主教判决监禁他一段时期，命令他一周背诵一次七首悔罪的诗篇，为期三年。

牛顿（1642～1727年）诞生于伽利略逝世的那一年。由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完成了我们今天对星辰密布的宇宙的清晰的见地。但牛顿把我们带进了18世纪。从本章来说，他把我们带得太远了。

在早期的人名中科耳切斯特的吉尔伯特博士（1540～1603年）是杰出的。罗吉尔·培根宣讲要实验，吉尔伯特是最早去实践的人之一。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磁力学，这对弗兰西斯·培根，即维鲁拉姆勋爵（1561～1626年），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大法官的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所帮助的。这个弗兰西斯·培根被称为“实验哲学之父”，但是他在科学工作的发展中的一份贡献人们谈得过多了。理·阿·格列高利爵士说，他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是创立者而是传道的使徒”。他对科学最大的贡献是一部古怪有趣的书《新大西洋岛》。“在他的《新大西洋岛》中，弗兰西斯·培根用多少是幻想的语言来计划建立起一座发明之宫，一座科学的大庙，在那里把从事追求知识的一切部门按照最高效率的原则组织了起来。”

伦敦皇家学会就是从这乌托邦式的梦想中兴起的，它在1662年从英王查理二世那里取得了皇家特许状。这个学会过去和现在最重要的用处和价值是出版书刊。它的成立标志着从孤立的探讨向通力合作，从炼丹术士的独自秘密研究向坦白的报告和公开的讨论，也就是向近代科学进程的生命迈出了明确的一步。因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这样的：不做不必需的假设，不信赖没有核实的论述，对一切事物进行尽可能严格的试验，不保密，不企图垄断，谦虚而清晰地发表一个人的最好的成就，除了知识以外不为其他任何目的服务。

长期沉睡着的解剖学这门科学被哈维（1578～1657年）恢复了起来，他论证了血液的循环。不久荷兰人列文虎克（1632～1723年）把第一架粗糙的显微镜瞄向生命中隐藏着的微细事物。

从15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与日俱增，上述这些只不过是满天星斗中最明亮的几颗。他们以日益增长的集体能力和活力点燃了我们对宇宙的想象，增加了我们支配生活条件的力量。

7　新兴的欧洲城镇

我们对中世纪科学研究的复兴已作了这样充分的叙述，因为它在人类事务中是极为重要的。从长远来看，罗吉尔·培根对人类的意义比他的时代的任何君主都更大些。但是当时世界的大部分对书斋、讲堂和炼丹术士的实验室里压抑郁积着的活动却毫无所知，而这种活动不久就会改变生活的全部状态。的确，教会是注意到正在发生些什么，但只是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无视它的结论性的决定。教会已决定说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真正的中心，教皇是神授的地上的统治者。它坚持，人们在这些要点上的观念绝不应被任何相反的教导所打乱。虽然，教会一旦能迫使伽利略说出地球是不动的，它就会满足了；它似乎没有理解到这对它是多么不祥，因为地球毕竟是在转动的。

在整个中世纪晚期这段时期里，西欧社会和知识的十分巨大的发展正在进行。但人类的头脑对发生的事件远比对事件的变化理解得清楚些；那时大概和现在一样，尽管周围的情况正在变化，大多数人却仍旧因袭他们自己的传统。

在像这样一部史纲里，我们不能把大堆的并不明显表示出人类发展的主要过程的历史事件都塞进去，不管这些事件是多么光辉而生动。我们必须记下市镇和城市的不断成长、贸易和货币力量的复兴、法律和习俗的逐渐重新确立、安全的扩大，以及在第一次十字军和16世纪之间在西欧发生的私人混战的废弃。

我们不能叙述呈现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大部分事件。我们没有篇幅来讲历代英王一再征服苏格兰的企图，并自立为法兰西国王的故事，也不能讲到诺曼族的英国人怎样不安全地定居在爱尔兰（12世纪），威尔士又是怎样与英王联系起来的（1282年）。整个中世纪英国跟苏格兰和法兰西的斗争一直在进行；有时苏格兰似乎最后被征服了，有时英王在法兰西比徒拥其名的法王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在英国史书里往往把这场同法兰西的斗争表现为征服法国的一次独自的而且几乎是成功的努力。事实上它是一次为了征服并瓜分休·卡佩的世袭遗产的联合事业，先是同佛兰芒人及巴伐利亚人的联合，后来是同强大的法兰西属国勃艮第的联合。

关于英格兰人在班诺克伯恩被苏格兰人击溃（1314年），以及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威廉·沃利斯和罗伯特·布鲁斯；关于在法国的克雷西（1346年）、普瓦提埃（1356年）和阿甘库尔（1415年）在英国人想象中有如繁星般发光的几次战役，其实只是些健壮的射手在阳光照耀的几小时里给戴盔披甲的法国骑士以重创的一些小小的交锋；关于黑太子和英国的亨利五世，以及关于一个农民姑娘，奥尔良的圣女贞德怎样再度把英国人从她的国土上驱逐出去（1429～1430年）——关于这些这部书一概不予叙述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为本民族珍爱的事件。它们只是点缀历史的挂毯，而不是历史建筑的部分。拉其普他那或波兰、匈牙利、俄国、西班牙、波斯和中国都能举出同样冒险的骑士，同样英勇的公主和同样坚毅不屈、以寡敌众的战斗来和西欧最动人的传奇相媲美，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也不能详述圣女贞德替他加冕的查理七世的儿子法王路易十一世（1461～1483年）怎样迫使勃艮第归附而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基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13、14世纪蒙古人带来的礼物——火药——传到了欧洲，使得依靠成长中的城镇支持的各国国王（包括路易十一世）和新兴法律，能够打垮中世纪早期的半独立的强盗骑士和贵族们的堡垒，而统一成为一个更为中央集权的国家。

粗野时期的好战的贵族和骑士在这几个世纪期间慢慢地从历史上消失了；几次的十字军东征消耗了他们，像英国的玫瑰战争这样的王朝战争把他们杀光了，英国的长弓从一码以外发射的箭头刺穿了他们；这样武装起来的步兵把他们从战场上扫清了；他们乖乖地改业从商，本性变了。在他们从德国消逝以前，他们在欧洲西部和南部已经名存实亡。德国的骑士直到进入16世纪还是职业的战士。

11和15世纪之间，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像繁花怒放似的兴建了许多很有特色而美丽的建筑物，如大教堂、修道院等等，都是些哥特式的建筑。我们已提到过哥特式的主要特征。这些可爱的繁花标志着一开始就与教会密切关联的一批工匠的出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世人也在自由地开始兴建一些美丽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多数最初是教会出资兴建的，后来国王和商人们也开始营建。在教堂和堡垒旁边出现了邸第和住宅。

12世纪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市镇生活在整个欧洲有一次巨大的复兴。这些市镇中著名的有威尼斯连同它的附庸腊古扎和科孚、热那亚、维罗纳、波伦亚、比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马赛、里斯本、巴塞罗那、纳尔榜、图尔、奥尔良、波尔多、巴黎、根特、布鲁日、布伦、伦敦、牛津、剑桥、南安普敦、多佛尔、安特卫普、汉堡、不来梅、科伦、美因茨、纽伦堡、慕尼黑、莱比锡、马格德堡、布勒斯劳、斯德丁、但泽、科尼斯堡、里加、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维斯比和卑尔根。

“1400和1500年间的一座西德的市镇体现了那时进步的一切成就，虽然从近代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很不够的……街道大多狭窄而曲折，房屋以木建为主，同时几乎个个市民都在屋里饲养牲畜，每天清晨市镇牧人赶往牧场的猪群成了城市生活少不了的一部分。”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美国札记》中提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市百老汇大街上的猪。“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481年后在老城养猪是非法的，但在新城和在萨克森豪森这习俗仍是不足为怪的。只在1645年，在一项相应的企图于1556年失败后，莱比锡内城的猪圈才被拆掉。偶尔也参加大贸易公司的富有的市民们是些特出地富裕的地主，他们在城墙里面拥有宽敞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巨大的谷仓。其中最富的人所拥有的贵族式的壮丽庭院至今还使我们赞赏不止。

“然而就是在较古老的市镇中大多数15世纪的房屋也已消失了；只是偶尔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露着木架和悬垂楼房的建筑，像在巴克腊克和米耳滕堡那样，使我们想起那时市民住屋通行的建筑式样。行乞为生或以小技艺糊口的广大下层市民就住在城外肮脏的茅屋里。这些可怜的建筑物的唯一支柱往往就是城墙。室内的设备，即便是在富裕的市民之中，按照近代的观念来说，也是十分简陋的；哥特式的建筑适合于壮丽的教堂和市政大厅，但不适宜于豪华生活的细节。文艺复兴的影响大大增加了住所里的舒适生活。

“14和15世纪欧洲到处兴建了许多哥特式的市镇教堂和市政大厅，其中至今还有不少照原样使用着。这些建筑和堡垒的坚固的塔楼和门框最能表现出市镇的权势和繁荣。每幅16世纪或以后的市镇的图画都突出地画着这些保护和夸耀市镇的堡垒。

“市镇做了很多在我们的时代是由国家来做的事。社会问题都由市镇行政或相应的市政机构来处理。贸易的规定则由行会同市议会协商制定，穷人的照料是教会的事，市议会照管城墙的防御和照管非常必要的消防队。市议会坚守它的社会职责，监督市仓的充实以备荒年。15世纪几乎每个市镇都建有这种仓库。一切商品都按售价抽税，税率以能使每个工匠得到足够的生活和保证买主得到质量较好的货物为度。市镇本身是个主要的资本家；作为一个养老和遗产年金的出售者，它又是一个银行家，享有无限的信用。作为报酬，它得到了建筑堡垒的材料，或是从一个穷困的王侯手中乘机取得主权者的权力。”

欧洲的大多数市镇是独立的或半独立的贵族共和国。大多承认教会、皇帝或国王对它有一种含糊的主权。其他有些是某些王国的一部分，甚或是公爵或国王的首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内部的自由是以国王的或皇帝的特许状来维持的。在英国泰晤士河上的王城威斯特敏斯特紧挨着城墙的伦敦市，国王只有得到允许和通过仪式才能进入伦敦。

完全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统治着一个有许多附属的岛屿和商港的帝国，它多少是按照雅典共和国的方式组成。热那亚也是独立的。

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德意志市镇，从里加到荷兰的米德尔堡、多特蒙德和科隆，在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领导下，松散地结合成一个同盟，即汉萨诸市镇同盟，这个同盟又更加松弛地附属于帝国之下。它总共包括七十多个市镇，并在诺夫哥罗德、卑尔根、伦敦和布鲁日设有仓库，它用了很大的力量才使北方的海面清除了海盗，这些海盗一直是在地中海和东边海上的祸害。

东罗马帝国在它整个最后阶段，从14世纪和15世纪初奥斯曼人征服了它的欧洲内地直到1453年它的灭亡为止，实际上是只有君士坦丁堡这一个通商市镇；它除了还有一个腐败的朝廷的包袱外，仅仅是一个像热那亚或威尼斯那样的市镇国家。

中世纪晚期最充分的和最完美的城市生活的发展是在意大利。l3世纪霍亨施陶芬世系结束后，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削弱了，虽然正像我们将要叙述的那样，德国皇帝依然被加冕为意大利的国王和皇帝，直到查理五世为止（约1530年）。在教皇的首府罗马以北兴起了一些半独立的城市国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却还在外国统治之下。热那亚和它的对手威尼斯是这个时期的大商港；它们的堂皇的宫殿、高贵的绘画依然赢得我们的赞赏。圣哥达山口脚下的米兰也恢复了富强。意大利城市的星群中最灿烂的也许要算佛罗伦萨了，它是贸易和金融的中心，15世纪它在梅迪契家族的近于君主制的统治下享受了一段第二个“伯里克利时代”。在这些有教养的梅迪契“头头”时期之前，佛罗伦萨已产生过大量优美的艺术品。季奥托（1266～1337年）的塔和伯鲁涅列斯基（1379～1446年）设计的大教堂都已经存在了。接近14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了古代艺术重新发现、重新兴起和效法模仿的中心。但是关心艺术复兴中佛罗伦萨担任的那样重要的角色，放在后面一节里来讲比较恰当些。

8　文学上的文艺复兴

与西欧智慧的普遍再觉醒相关联的是创造性文学的勃兴。我们已经提到在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倡导下出现了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文学。同时法国北部和普罗凡斯两地的行吟诗人也正引导人们用北方和南方的方言写诗、写情歌、写叙事诗等等。可以说，这些东西是在一般好用拉丁文写作和诵读的下面破土而出的。它们是出自群众的智慧和消遣的心情而不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手笔。1265年，但丁·阿利格埃里诞生于佛罗伦萨，他在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后成了一个流亡者，并且写了一些作品，其中有用意大利文的韵文精心写成的诗篇《神曲》，它是一幅隐喻的零星事件和宗教探究的绣帷。它叙述了到地狱、炼狱和天堂的一次旅行。它和拉丁文学渊源的关系可由但丁在阴间的向导是维吉尔这件事上暗示出来。它的各种英译本读起来都极为沉闷，而在这上面最有发言权的人也不常能说出他们对原书中的细腻、优美、风趣和智慧之处的体会。但丁也用拉丁文写有关政治的问题和提出用意大利语作为文学语言的要求。他因为使用意大利文受到严厉的批评，并被指责为不会用拉丁文写诗。

稍后佩脱拉克（1304～1374年）也用意大利文写十四行诗和颂诗，引起了凡是有足够教养而能对它作出反应的人们的热烈欢迎。例如，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写道：“这首《在劳拉夫人的一生之诗》是不会过时的，因为那种完美的韵律形式已和最精选的、最纯正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了。”这些诗歌使我们怀疑劳拉夫人是否确有其人。佩脱拉克是那一群极力想恢复拉丁文学的光荣的意大利人中的一个。在一部“史纲”里，对这些光荣也许不会像刚觉醒到文学之美的魅力和激动的那一代意大利人那样觉得其至高无上。在恢复用拉丁文写作面前用意大利文写作暂时衰微了。佩脱拉克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史诗《阿非利加》。当时产生了大量仿拟古典的作品，用拉丁文写的史诗和模仿的悲剧和喜剧，这些作品无疑地很像我们从有才气的年轻印度人那里得到的用英文写的诗和散文。只是到了后来的博雅多和阿里奥斯托（1475～1533年），意大利的诗才再度显扬起来。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是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不太渊博的读者欢迎的大量浪漫叙事诗中唯一的最高的标本。这些叙事诗对维吉尔式虚拟史诗的那种多少是暗讽与模仿的传统一直表示赞赏，而维吉尔式史诗的本身是一种模仿和学究气的成就。喜剧和叙事诗、各种形式的短诗构成了这种文学的大部分。散文在文采和风格上还够不上批评者的赞许。

在讲法语的社会里文学生活的再觉醒也受着对拉丁文学怀念的支配。在法国已有一种用中世纪拉丁文写成的笑闹歌曲的文学，这是一种在酒店里和马路上所唱的歌曲（13世纪的歌利亚尔德诗），这种真实有据的写作精神仍存留在像维龙（1431～1463年）那样的写实的和乡土本色的诗中，但是拉丁文研究的复兴从意大利涌了进来，把矫揉造作强加在除了最坚强不屈者之外的一切人的身上。一种推敲雕琢的风格树立了起来，带着几分石造的纪念碑式的庄严，堂皇华丽的诗歌和古典戏剧树立起来是为了博得后人的赞赏而不是为了他们的欢乐。但是法国生活的天才并没有完全局限在这些高雅的磨炼里，而出现了一种优美而柔和的散文。第一个论文作家蒙泰涅（1533～1592年）把生活写得很可爱，而把有学问的人写得很可厌；拉伯雷（1490？～1553年）像一股熔岩的洪流，燃烧着、狂喊着、大笑着，冲开了腐儒们的一切高贵气派和繁文缛节。

在德国和荷兰，新的思想冲动几乎更是同宗教改革的巨大政治和宗教压力同时发生的，它们产生了一些不那么纯粹的艺术形式。约·阿丁顿·西蒙兹说，艾拉兹姆是荷兰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有如路德在德国那样，但是他不用荷兰文而用拉丁文写作。

早在14世纪，英国就爆发了一次文学活动。杰弗里·乔叟（1340？～1400年）写出了可喜的叙事诗，这些诗显然是出于意大利样板，而且在他以前英国已有大量的浪漫叙事诗了。但是内战即玫瑰战争、瘟疫和宗教冲突把这最早的开端压抑住了，只是在16世纪和亨利八世在位之后，英国文学才生气勃勃地爆发出来。最初是古典学问的迅速传播和从大量拉丁文、希腊文及意大利文作品的译文里吸取养料，然后突然地收获到一批优美的英文作品。英文被玩弄着、考验着、推敲着。斯宾塞写出了他的《仙后》，那是一篇辞藻华丽的乏味的寓言作品，但是在女王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的天才在戏剧上才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它从来没有屈服于古典传统，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是一种新的、更完满、更松散、更有生气和完全是更自然的文学形式。它以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其杰出的代表，他是一个幸亏“拉丁文懂得不多，希腊文知道得更少”的人，他的最浓郁、最精妙的章句都取材于家常的甚至俚俗的生活。他是一个具有敏锐幽默感和心地十分甜柔的人，他把他所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变成了美妙的音乐。密尔顿（1608～1674年）诞生于莎士比亚逝世前八年。他早年钻研古典作品，使他的散文和诗歌得到了那种高傲和华而不实的调子，而且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去过意大利，看到了文艺复兴时的绘画的光荣。他在他的伟大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中，把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适译成绝妙的英文诗。有莎士比亚来弥补密尔顿的不足，并从古典成见中挽救出那么多文学的基本精神，这对英国文学来说是很幸运的。

葡萄牙在接触到文学上的文艺复兴时产生了一篇史诗，卡蒙斯（1524～1580年）的《卢西亚德》；但是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天才绝伦的人物来表现出它的精神，这个人物没有受过博学的拘束。塞万提斯（1547～1616年）抓住了存在于以一个瘦削、贫穷、半疯的绅士的幻想中的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传统为一方，以一般大众生活的需要和冲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所表现的种种幽默而荒诞的事迹来进行写作。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科·潘扎，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约翰·法耳斯塔夫爵士、乔叟笔下的巴思的妻子、拉伯雷笔下的加尔冈屠阿那样，冲破了古板文学的尊严和夸张，迎来了自由和欢笑。他们突破这些正像罗吉尔·培根和有科学头脑的人们突破文人学士们的书本科学，也正像我们下面就要讲到的绘图家和雕刻家们突破中世纪艺术的装潢的束缚和宗教的礼仪一样。文艺复兴的基本事实不是古典崇拜而是解放人的思想。拉丁和希腊学问的复兴对于文艺复兴的积极价值作出的贡献只在于它们对天主教的、哥特式的和帝国的传统所起的腐蚀作用。

9　艺术上的文艺复兴

要来追溯在人文苏生的这伟大时期里室内的和装饰艺术的种种复兴，或是要讲北方的哥特式建筑怎样经过修改而适合于都市和私人建筑并且大部分被出源于意大利的罗马式的形式所代替，或是要谈谈古典传统在意大利的复兴，那就会超出我们的规模和范围了。意大利从来不喜欢自北方侵入的哥特式建筑。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关于建筑的著述在15世纪时被发掘了出来，它对已在进行中的变革过程产生了很有刺激性的效果。文学上强烈涌现出的古典影响扩展到了已经很活跃的艺术创作世界。

然而，正像文学的复兴先于古典学问的复兴那样，在注意力被引向古典的写实艺术之前，艺术的再觉醒已在充分进行了。在欧洲自从查理曼的时代以来，主张与其要装饰不如要临摹表象的愿望一直在继续着。12和13世纪时德国在木版上画实物的绘画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在意大利，建筑形式比起哥特式来空间较为宽敞，壁画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了。德国第一个明确的绘画学派是在科隆形成的（1360年以后）。稍后荷兰出现了胡贝特和扬·凡·埃伊克（约1380～1440年）兄弟。他们的作品色彩明亮，清晰可喜；它像是一幅弥撒书上的插图，飞出了镶板，在更大的空间里腾空翱翔。

13世纪契马布埃正在意大利作画，他是季奥托（1266～1337年）的老师，季奥托以艺术复兴第一阶段的早期画坛大师而著称。这个阶段以菲埃索耳的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而达到登峰造极，这个阶段也随着他而告终。

那时在意大利，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对写实表象的技巧进行严格的科学探讨。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它，因为在关于艺术的书里有一点一向被人们所忽视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和雕刻的变化在本质上是为了科学上考虑而放弃了审美上的考虑。在构图和布局上，人们追求写实以代替刻板、抽象和柔媚，做得最好时达到了泼辣、明丽，但常常也会流于生硬和粗犷。被萨拉森艺术所抑制，并被拜占庭所僵化了的天然的人体的摇摆和旋转又回到了墙壁和石头上。生活回到艺术上面就立刻显得热烈而活跃了。透视的问题经过研究，得到了解决，画家们初次开始有把握地在绘画中表达出深度。人们深刻地和详细地研究解剖学。艺术一时被写实所陶醉。种种细节——花卉和珠宝、织物的皱褶、透明物体里的映像——无不精密而逼真地被描绘出来，达到并经过了一个十分重视装饰美的阶段。

我们在这里不能追溯通过意大利和下德意志诸城市的各种流派所表现出来这些再觉醒的冲动的持续倾向，也不能叙述弗兰芒、佛罗伦萨、乌姆布里亚等地各名画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反应了。我们只能列举一下15世纪画坛大师里的一些名字：佛罗伦萨人菲利波·利皮、博提切利·吉尔兰达约，乌姆布里亚人西格诺雷利、佩鲁季诺、芒太纳等。芒太纳（1431～1506年）最为突出，因为比起其他任何同时代的画家来，人们最能从他的作品里看出被恢复的旧有的古典艺术影响的痕迹。他最擅长的是一种无比的朴素风格。

16世纪出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l519年），关于他的科学上的考察我们已经讲过了。在纽伦堡有一个类似的人物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17～1528年）。威尼斯的艺术随着提香（1476？～1576年）、廷托雷托（1518～1594年）和保罗·维罗内塞（1528～1588年）而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们列举了一些人名对读者并没有多大意义。最好的复制品也只能对这些大师的品质略予暗示；在文字上我们只能说明作为对人体及可以触知的东西的新态度中的要素，这些作品跟艺术和生活的一般关系。向他们学习的人必须去看看他们的绘画以领会他们的品质。我们可以向他指出，提香那幅名称不适当的《天上和人间的爱》，或各种女巫的画；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画的《创世记》，都是这时代成长的最绚丽的几枝花朵。绘画随着德国人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来到了英国，因为内战把英国分裂到不能庇护任何绘画的流派。这只能算是一次访问。即使在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那样繁荣，音乐作品是那样丰富，还是没有产生出可以同意大利和法国相比的英国绘画或雕刻。不久，战争和政治纠纷阻碍了德国的艺术，但是佛兰芒派的冲劲由鲁本斯（1577～1640年）、伦勃朗（1606～1669年）和许多可喜的风俗画和风景画的画家接了下去，他们在欧洲的最西端用油彩复制的作品，在精神和题材上与一些最有趣的中国画出奇的相像，而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联系或渊源关系。这种平行的发展可能是由于双方社会有某种难解的相似的情况。

从16世纪末叶以后，意大利的画家们在才气上衰退了。以每一种可能的收缩、伸展和在背景衬托下用远近法缩小的笔法来画出比天然更生动的明光照耀的人体的那种新奇和热情全都枯萎了，那种认为雕刻和古典神话中以渲染的体育表演作为题材是正当的想法也大都衰竭了，那种以不加掩饰的女性体型的适当姿态来作为美德、邪恶、艺术、科学、城市、国家等等的象征已不再能激发有创见的心灵了。平庸的画匠以艺术为职业，满足于绘制一些最好也赶不上已有作品的图画。欧洲的雕刻从11世纪起缓慢地而自然地在德国、法国和北意大利发展了起来，曾产生出这样美妙的作品，如巴黎圣夏佩尔教堂的天使、维罗纳的坎·格朗德的骑士纪念像和威尼斯的科勒昂尼的雕像（韦罗基奥和勒奥帕迪合作），它不久被当时发掘出来并受人赞美的古典雕像的特有品质所引起的复兴的尝试弄得着了迷。米开朗基罗沉醉于这种灵感之中，创作出了一些具有高大的威力和尊严、人体上无比生气勃勃的作品，使后继者始而震惊，继而模仿，终而衰落。随着17世纪的向前推进，欧洲的绘画和雕刻开始具有一个累垮了的运动员的神色，像是一朵被风雨摧残了的玫瑰花。

当不太实用的艺术衰微下去的时候，建筑术由于物质需要还是得到了维持。整个16、17世纪，欧洲到处不断兴建起各式各样的优美建筑物。我们只能提到帕拉迪奥（1518～1580年）的名字，在他的家乡维琴察有很多由他设计的建筑物，他的著作和教导把他所复兴的古典风格几乎传遍了每个欧洲国家。他像是一股提供建筑参考意见的巨大源泉。在这里我们不能追溯有关文艺复兴时代建筑上错综复杂的扩展和变化，它们在自然的和持续不断的演化中一直延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

绘画在西班牙并不具备像下德意志和意大利那样的可赖以成长的土壤。西班牙的画家到意大利去学习，带回了他们的艺术。但是在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宫廷萎缩但还富裕时，西班牙绘画在贝拉斯克斯（1599～1660年）这个伟大和富于创造力的人物身上开了花。他有一种新奇、直截的洞察力，他的笔下有着一股新的力量。他连同荷兰人伦勃朗，在精神和品质上比其余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更为杰出，他们为19世纪后期和我们自己的时代最有力的作品指出了方向。

10　美洲在历史上的出现

我们已经叙述过，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在整个下一个世纪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压力是沉重而持续的。蒙古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边界线在伯里克利的时日里是在帕米尔以东某处，现在却退缩到了匈牙利。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一直只是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巴尔半岛中的一个基督徒的孤岛。它的陷落大大妨碍了欧洲同东方的贸易。

在地中海的两个竞争的城市中，一般说来威尼斯比热那亚与土耳其人更为友好。每个有头脑的热那亚海员对威尼斯的贸易垄断都感到烦恼，并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穿过或绕过它的航线。那时又有了新的民族从事海上贸易，由于古老的通道对他们关闭了，他们倾向于寻找通往旧市场的新途径。

例如，葡萄牙人正在发展大西洋沿岸的贸易。自从罗马毁灭迦太基以来，经过一段长期的被忽视后，大西洋又觉醒起来了。是西欧人自己向大西洋推进的呢，还是西欧人被直到勒潘多战役（1571年）为止仍在统治着地中海的土耳其人逼迫而进入大西洋的呢，这是一件微妙而难断定的事情。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船只偷偷地绕到安特卫普，汉萨镇的海员则正在南下，并在扩大他们活动的领域。那时航海术和造船术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地中海是宜于划桨的大木船沿着海岸航行的，但是在大西洋和北海上，风大浪高，海岸与其说是个避风港，不如说往往是个危险地带。外洋上需要帆船，14、15世纪时用罗盘和按星位航行的帆船出现在外洋上。

到了13世纪汉堡商人已定期从卑尔根穿过这灰暗寒冷的大海驶到冰岛的北欧人那里。在冰岛，人们已知道有格陵兰这个地方，而且冒险的航海家们很久以前就发现更远的一块陆地叫文兰，那里气候宜人，人们要想与世隔绝的话，就可以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叫文兰的地方或许就是新斯科舍半岛，或者有更大可能是新英格兰。

15世纪时整个欧洲的商人和船员们都在推测去东方的新路。葡萄牙人并不知道法老尼科很早以前就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在问能否沿非洲海岸绕航到印度去。他们的船只（1445年）按着汉诺到佛得角的航道前进。他们渡海向西，找到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这在横渡大西洋上跨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哈里·约翰斯顿爵士说，在大西洋东部和西非海岸的这些海上冒险事业中，在葡萄牙人之前的有13、14和15世纪初的诺曼人、卡塔洛尼亚人和热那亚人。但是到了14、15世纪葡萄牙人的活动升到了首位；无论如何，把那些到那时为止还只是模糊和偶然逗留中的发现固定和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们。他们是航海天文学的先驱。1486年，一个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报道说他绕过了非洲南端。这样就为11年后华斯哥·达·伽马的伟大事业打开了通路。在西班牙人向西航行以前，葡萄丢人已经开始往东航行了。

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的热那亚人开始越来越热衷于一项朝正西方向航行横越大西洋的计划，这项计划对我们来说是很明显而自然的，却使15世纪的人们耗尽脑筋。那时还没有人知道有一块作为单独的大陆而存在的美洲。哥伦布知道世界是个球形体，但是他低估了它的体积；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亚洲的广袤的叙述给了他一个夸大了的观念，因此，他假定大西洋那一边的以盛产黄金闻名的日本大约是在墨西哥的位置。他在大西洋上作过多次航行，去过冰岛，或许也听说过文兰，这些航行肯定会大大鼓舞他的这些想法，向日落之处航行的计划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标。

他是个一文不名的人，有些记载说他是个破产者，他要掌握一条船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个把船委托他率领航行的人。他先找到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约翰倾听了他的计划，但是谈不拢，后来却安排了一次远征，不让哥伦布知道就出发了，这是一次纯粹葡萄牙人的远征。这次偷偷地抢在倡议者的前头耍弄高度外交手腕的尝试失败了，它是该当失败的；船员们发生哗变，船长丧了气，返航回来（1483年）。于是哥伦布找上西班牙的宫廷。

最初他得不到船只和权力。西班牙正在进攻穆斯林在西欧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在11和13世纪之间，基督徒已收复了西班牙的大部分，然后有一个间歇；现在整个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由于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提耳的伊莎贝拉的婚姻而统一了起来，西班牙正竭力想完成基督徒的征服大业。哥伦布对西班牙的帮助感到绝望，就派他的弟弟巴托罗缪去见英王亨利七世，而这项冒险事业并没有引起那个精明君主的注意。最后，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了——这是对50年前基督徒失去君士坦丁堡的小小的补偿。然后，由于帕洛斯镇的一些商人的帮助，哥伦布得到了他的船只——三艘，其中只有一艘——圣马利亚号——载重100吨，铺有甲板；其他两艘都没有甲板，只有上述载重吨数的一半。

这支小小远征队——一共才88个人！——向南行驶到加那利群岛，然后在美好的气候下顺风横渡这前途茫茫的大海。

要想欣赏这次为时两个月零九天的重要的航行故事必须通读全部细节。船员们心里充满了疑虑和恐惧，他们害怕也许会一直不停航行下去。他们看到了一些飞鸟，后来发现一根人工制成的木棍和一根上边长着奇异浆果的树枝，他们这才感到放心。1492年10月11日夜晚10时，哥伦布看见前面有一线亮光，第二天清晨就看到了陆地。天还没太亮，哥伦布就穿上华丽的服装，带着西班牙皇室的旗帜，登上了新世界的海岸。

1493年初，哥伦布返回欧洲。他带着黄金，棉花，珍奇的鸟兽和两名准备受洗礼的眼光灼灼、身有花纹的印第安人。人们以为他并没有找到日本而找到了印度。因此，他所发现的群岛被称为西印度群岛。同年他又带着一支包括17艘船和1500人的大远征队出航，并且得到教皇明确的许诺，他可以替西班牙国王占有这些新发现的土地。

我们不能叙述他作为这块西属殖民地总督的经历，也不能叙述他是怎样被免职而又被囚禁的。不久，成群的西班牙冒险家拥向这片新土地进行探险。但值得指出的是，哥伦布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发现一块新大陆这一事实。他至死还相信他环绕世界航行到了亚洲。

他发现新大陆的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整个西欧。它推动了葡萄牙人重新开始绕道南非去到印度的尝试。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从里斯本航行到了桑给巴尔岛，从那里，他带上一名阿拉伯引水员，穿过印度洋，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

1515年，在爪哇和摩鹿加群岛已有葡萄牙的船只。1519年，一个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沿海航行到南美洲的南部，穿过黑暗和危险的“麦哲伦海峡”，这样进入了太平洋，那就是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西班牙探险家们已经看见的太平洋。

麦哲伦的远征队继续向西横渡太平洋。这是一次比哥伦布英勇得多的航行，因为麦哲伦在那浩瀚无边的海洋上毫不畏缩地航行了98天，除了两个荒凉的小岛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水手们因患败血症而虚弱了，只有一点淡水可喝，少量劣质腐烂的饼干可吃。他们渴望能抓着些老鼠，啃牛皮和吞食锯末以暂时平息饥饿的阵阵剧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远征队到达了拉德隆群岛。他们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就在这里在同土人的战斗中麦哲伦被杀死了。其他几名船长也被杀害了。有5艘船在1519年8月同麦哲伦一起出航，一共有280人；1522年7月，维多利亚号从大西洋上返航回到它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塞维利亚堤道附近的抛锚地停泊时，船上只剩下31人——这是从没有过的在这个行星上绕行一周的第一艘船。

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和汉萨诸城镇的海员们较晚才加入这项新的探险事业。他们对东方贸易没有那样强烈的兴趣。当他们一旦加入时，他们最初的努力是想从北面去绕过美洲，正同像麦哲伦是朝南绕过去似的，并想从北面去绕过亚洲，正像华斯哥·达·伽马是向南从非洲绕过去似的。这两项冒险性的事业自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美洲和在东方，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英、法、荷先行了半个世纪。

而德国却从来没有开始。在这些关系重大的年代里，西班牙国王是德意志的皇帝，教皇已把美洲的垄断权交给了西班牙，并不是简单地给西班牙，而是给了卡斯提耳王国。这必然一开始就限制了德意志和荷兰两国参与美洲的冒险事业。汉萨诸城镇是半独立的，它们的背后没有君主的支持，它们自己也没有统一起来足以从事像远洋探险这样的庞大事业。这是德国的不幸，或许也是世界的不幸，正像我们不久将要叙述的，正当所有的西方列强进入了这所新开办的在公海上经营贸易和管理的学校时，它却被一场战争的风暴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参与了。

卡斯提耳的巨大发迹在整个16世纪中慢慢地展开在眼花缭乱的欧洲面前。它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充满了黄金、白银和殖民定居的大好机会。这一切都是属于卡斯提耳王国的，因为教皇是这样说的。正进入鼎盛之际的罗马教廷把这片欧洲的想象力所向往的奇异土地的新世界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分划掉了，前者分得了佛得角群岛以西370海里一线以西所有的地方，后者分得了这条线以东所有的地方。

最初西班牙人在美洲遇到的只是蒙古利亚体型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中许多是吃人的。最先来到美洲的欧洲人是些没有好奇心的西班牙人，这是对科学的不幸，他们没有任何科学的热情，只是渴求黄金和充满了晚近宗教战争的盲目偏见。他们对这些原始人土生土长的方法和观念很少作求得理解的观察。他们屠杀、抢劫、奴役这些人，还要他们受洗礼，但是在他们的攻击下，改变了的和消失了的习俗和动机却很少被记录下来。他们和在塔斯马尼亚的早期英国殖民者同样地破坏成性和鲁莽轻率。这些英国殖民者一看到在那里徘徊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就开枪射击，并拿出有毒的肉让他们吃。

美洲内地大片地方都是草原，游牧部落依靠今天实际上已经绝迹的大群野牛为生。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鲜艳的上衣和随意涂抹的油彩上以及一般体质特征上，这些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和欧洲梭鲁推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极为相似。但是他们没有马。看来他们与原始状态，就是大概他们祖先来到美洲时的那种状态相比，没有很大的进展。但无论如何，他们已有金属的知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随意使用天然铜，但还不知道用铁。当西班牙人侵入这块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已在美洲发展起来的两个独立的文明体系，他们向它们进攻和掠夺，并把它们破坏了。这两个文明体系可能完全与旧世界的文明体系无关。其中之一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另一个是秘鲁文明。它们也许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次文明发生出来的，它们从地中海四周和附近的发源地，一个岛一个岛地、一步一步地、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地穿越太平洋。我们已经对这些独特发展提到过一两点有趣之处。它们比古代东方文明和地中海文明晚了几千年。美洲这些文明的民族沿着他们自己的路线发展到了大致同埃及前王朝或早期苏美尔诸城市国家的文化相平行的状态。在阿兹特克人和秘鲁人之前，这地方还有过更早的文明的开端，它们或是被后继者所破坏了，或是自行衰亡了。

看来阿兹特克人是一个不大文明的好征服人的民族，统治着一个较为文明的共同体，有如雅利安人统治希腊和北印度那样。他们的宗教是个原始的、复杂的和残忍的体系，以人献祭和仪式性的吃人肉的风俗占了很大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犯了罪需要用血来赎罪，而弄得心神不安。他们的宗教像是一幅旧世界原始的献祭宗教的可怕而完整的漫画。

阿兹特克文明被科尔特斯率领下的一支远征军所毁灭。他有11艘船、400个欧洲人、200个印第安人、16匹马和14门炮。在尤卡坦，他偶然搭救了一个迷路的西班牙人，这个人曾被印第安人俘虏过好几年，多少学会了各种印第安语，并且知道被阿兹特克人统治的人对阿兹特克的统治十分憎恨。科尔特斯联合了这些人，越过山脉进入墨西哥的河谷（1519年）。

至于他怎样进入墨西哥，墨西哥军事首领蒙特祖玛怎样由于偏袒西班牙人而被他自己人所杀死，科尔特斯怎样被围困在墨西哥，丢失了枪炮和马匹，又逃了出来，怎样经过了一次惊险的撤退回到海岸后，重新打回去并征服了全部土地，这是一段我们实在无法在这里叙述的浪漫而生动的故事。现在墨西哥的人口大部分是本地土著的血统，但西班牙语已经代替了当地的语言，而且现代墨西哥文化也是起源于西班牙的。

更为稀奇的是秘鲁人的国家成了另一个冒险家皮萨罗的牺牲品。1530年，他带着一支168名西班牙人组成的远征军从巴拿马地峡出航。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那样，他利用了本地人的纠纷来确保占有这注定要毁灭的国家。他也像科尔特斯那样曾把蒙特祖玛作为俘虏和工具，他用欺诈手段抓住了秘鲁的印加王，试图以他的名义来统治。

对于后来一片混乱的许多事件，土人的没有计划好的起义、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开来了援军和这个国家被沦为西班牙的一个行省等等，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充分发挥了。我们同样不能更多地讲到西班牙冒险家怎样迅速扩展到除了葡萄牙人保留的巴西以外的美洲全境。一开始几乎总是一段冒险家、残忍与劫掠的故事。西班牙虐待土著居民，他们自己人中间也互相争吵，西班牙的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只在长时期之后暴行和征服的阶段才非常缓慢地进入了建立政府和殖民地的阶段。但是在美洲秩序建立很久以前，金银早已开始不断地流经大西洋而到了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手中。

在初期的狂热地追求财宝之后，接着是开垦农场和开采矿藏。随之而来的是新世界最初的劳工难题。开始是对印第安人残酷和不法的奴役，但为了西班牙人的面子，对此不能缄默而不加批评。土著居民发现多明我会和一个教区教士拉斯·卡萨斯是他们的支持者，而且是十分英勇的支持者。拉斯·卡萨斯曾经有一时是在古巴的一个农场主和奴隶所有者，直到他的良心谴责了他。从西非运进黑人奴隶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的。经过一些衰退之后，墨西哥、巴西和西属南美开始发展成巨大的畜奴和发财的地方。

我们很愿意但是不能在这里谈到，由方济各会修士和其后不久的耶稣会士在南美特别是在土著居民中所做的细致的开化工作，他们是在16世纪后半期来到美洲的（1549年以后）。

就是这样西班牙在世界事务中跃居为一时的强国和首要地位，这是一次非常突然的和令人难忘的崛起。从11世纪起，这个贫瘠、动乱的半岛发生了分裂，它的基督教居民同摩尔人一直维持着不解之仇；然后似乎是出于偶然而获得了统一，刚好赶上来收割因发现美洲而得益的第一批收成。那时以前西班牙一直是贫穷的国家，今天它还是贫穷的国家；它的几乎唯一的财富是它的矿藏。然而，由于它垄断了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它支配了世界有一个世纪之久。

东欧和中欧还笼罩在土耳其和蒙古人的影响之下；美洲的发现本身就是土耳其人征服的一个后果；多半是通过蒙古利亚人所发明的罗盘和纸张和在亚洲的游历及对东亚财富与文明的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刺激之下，“大西洋边缘”的精神、体质、社会的活力才有了这次惊人的迸发。紧跟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觉醒，法国、英国、不久之后的荷兰也都上来了，分别依次承担起扩张和建立海外帝国的任务。

研究欧洲历史的兴趣的中心一度曾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现在则正从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有几个世纪之久，土耳其帝国、俄国、中亚和中国相对地被欧洲历史家所忽视。虽然如此，这些世界的中心地带仍然是中心，它们的福利和参与世事对人类永久和平来说是必要的。

11　马基雅弗利是怎样考虑这个世界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随着科学的新发展，新世界的发现，通过纸和印刷而发生的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一种对自由平等的新渴望的传播，14和15世纪欧洲思想的巨大解放和扩张的政治后果。它对指导人类正式事务的宫廷和国王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影响呢？我们已经指出天主教教会对人们良心的控制这时正在削弱。只有刚经过一场长期而终于成功了的对抗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的西班牙人，对教会还保持一些热忱。土耳其人的征服和已知世界的扩大，夺去了罗马帝国以前举世同钦的威望。欧洲旧有的精神和道德的体制正在瓦解。在这变革的时代，老派的公爵、王侯和国王们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在英国，如我们以后将叙述的，一种十分微妙而有意思的趋势正导致政府的一种新的体制，即议会体制，这种体制后来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但在16世纪从整个世界说来实际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趋势。

没有几个君主给我们留下私人的日记，作为一个君主能率直坦白是很难的，君主制本身必然是个装模作样的东西。历史学家不得不尽可能地去猜测戴着王冠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无疑帝王心理学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然而，我们却有这个时代的一个十分能干的人所写下的东西，他曾从事研究和详细说明了15世纪后期人们所了解的君王统治的艺术。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佛罗伦萨人尼古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他出身名门，颇有资财，25岁就担任了共和国的公职。他在佛罗伦萨的外交部门服务了18年，他几次被任为大使。1500年，他被派到法国去和法王打交道。从1502到1512年，他是佛罗伦萨官长（终身总统）索代里尼的得力助手。马基雅弗利改组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替官长草拟演说稿，他在佛罗伦萨事务中的确是个统治的智囊人物。当偏向法国的索代里尼被西班牙支持的梅迪契家族推翻时，马基雅弗利虽然想转而为胜利者服务，却受到严刑拷问并被驱逐了。他栖身于距佛罗伦萨12英里左右靠近圣卡西阿诺的一座别墅里，他为了自娱，一面替罗马的一个朋友收集和编写淫书，一面撰写关于他已不再参与的意大利政治活动。正像由于马可·波罗的被囚禁我们得到了他的游记那样，我们全靠马基雅弗利在宦海里的失意和在圣卡西阿诺的无聊生活，而得到他的《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战争的艺术》。

这些书之所以有持久的价值是在于它们对这时代统治思想的性质和局限性给我们以清楚的观念。统治者的思想气氛就是他的气氛。如果他把异常敏锐的智慧带进统治者的事务里，这也只是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这些事务。

他作为一个使者曾在瓦伦蒂诺公爵，恺撒·波吉亚的营房里度过了几个月，波吉亚的狡猾、残忍、放肆和野心在他敏锐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君主论》里他把这个锋芒毕露的人物理想化了。读者必须知道，恺撒·波吉亚（1476～1507年）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即罗德里果·波吉亚（1492～1503年）的儿子。或许读者会对教皇竟会有个儿子的想法感到吃惊，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宗教改革以前的教皇。教皇制度这时正处于道德松弛的状态中，亚历山大作为一个教士虽然保证不婚，但这并不妨碍他公开地同一个可以说是未经婚礼的妻子同居，并致力于把基督教世界的财源用在他家族的发迹上。恺撒就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青年；他早年就杀害了他的哥哥，他也杀害了他的妹妹卢克雷齐阿的丈夫。他确是陷害并杀死过好些人。当马基雅弗利拜访他时，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已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一块广阔地域的公爵。他并没有多少或并不具备军事才能，但是相当干练并很有行政能力。他的显赫是极其短暂的。不久他的父亲一死，他的声势就像刺破了的皮囊那样一下崩溃了。他不可一世的气焰里所具有的不健全的性质，马基雅弗利却熟视无睹。我们对恺撒·波吉亚的主要兴趣是在于他体现了马基雅弗利的那个卓越而成功的君主的最高理想。

有不少著作指出马基雅弗利在他的政治著述后面存在着远大的和高尚的意向，但是一切这种抬高他的企图都将使持有怀疑态度的读者对他保持冷淡，这些读者坚持一行行地读马基雅弗利的著作，而不是从字里行间去读出想象中的东西来。这个人显然是根本不相信什么正义，不相信有个统治世界的上帝或是人们心中有个上帝，不懂得人们良心的力量。他对世界范围的人类秩序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前景，也没有去实现“上帝之城”的企图。他并不想要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取得权力，满足一个人的种种欲望、情感、憎恨，自鸣得意地在世上昂首阔步，必定是人们最高的愿望。只有一个君主才能充分实现这样的一种生活。显然是出于几分胆怯，或出于他感到自己还不够资格有此要求，使得他放弃了由他自己去实现这梦想的念头；但他至少还希望去为一个君主服务，去接近这种光荣，去分享掠得的赃物、色欲以及得到了满足的恶念。他甚至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不可缺少的人！于是他竭力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君主权术的“专家”。他给索代里尼帮了倒忙。当他被梅迪契家族拷问和摈弃，连当个成功的宫廷寄生虫都没有了希望时，他写下了这些权术手册来表示他是个多么聪明的仆人而某个君主却不能用他。他的统治思想，他对政治文献巨大的贡献，就是，束缚普通人的道德义务并不能束缚君主。

有一种倾向认为马基雅弗利具有爱国的美德，因为他建议软弱而分裂的意大利可以统一并强大起来——意大利曾受到土耳其人的侵袭，只是由于穆罕默德苏丹的逝世才免于被征服，它那时正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被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你抢我夺。但他所看到的意大利统一和强大的可能性只是为某个君主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主张建立一支国民军只是因为他看到意大利的那种靠外国雇佣兵作战的方法是无可救药的。这种部队随时可以倒向出价更高的雇主，或决定去抢劫他们所保卫的国家。他对瑞士人战胜米兰人这件事印象很深，但是他从来没有看透使这些胜利成为可能的自由精神的秘密。他所创立的佛罗伦萨民兵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是一个生来就是对那些使人民自由和国家伟大的特质盲目无视的人。

但这道德上的盲人是生活在一个道德上盲人的小世界里。他的思想作风很清楚地就是他的时代的宫廷的思想作风。在从帝国的残骸和教会的失败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新国家的君主后面，到处都是马基雅弗利型的首相、部长和被信赖的大臣们。例如，英国亨利八世的大臣克伦威尔，在他同罗马决裂后，把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看作是政治智慧的精华。当君主们自己够聪明时，他们也是马基雅弗利型的人物。他们互相阴谋制胜，掠夺较弱的同时代的人，毁灭对手，使得自己能暂时趾高气扬。他们很少或没有任何比他们相互玩弄手段更大的关于人类命运规划的远见。

12　瑞士共和国

有意思的是给马基雅弗利印象深刻的瑞士步兵并不是欧洲君主体制的一部分。就在欧洲体制的中心兴起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州的联邦——瑞士联邦。在它名义上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几个世纪之后，于1499年公然变成了共和国体。早在13世纪，卢塞恩湖周围的三个流域的自耕农突然想到，他们要废除一个大领主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主要的麻烦是来自阿勒河流域的，一个大贵族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对他们提出的要求。1245年，施维茨的人民烧毁了建立在卢塞恩附近用来威胁他们的新哈布斯堡的城堡，这遗迹人们今天在那里还能看得到。

这个哈布斯堡家族是个在成长中的和贪得无厌的家族，在整个德国都有它的土地和财产。l273年，霍亨施陶芬家系绝嗣后，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德意志皇帝，这个称号最后事实上被他的家族世袭了。虽然那样，乌里、施维茨和翁特瓦尔登的人还是不肯接受任何一个哈布斯堡族人的统治。129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永久联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他们在丛山中固守阵地，先是作为帝国的自由成员，然后作为一个绝对独立的联邦。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叙述关于威廉·特尔的英雄传说，也没有篇幅来追溯联邦的逐步扩大到今天的版图。不久，讲罗曼斯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盆地加入到这个英勇的小小共和国集团里来了。日内瓦的红十字旗变成了战争当中国际人道的象征。明媚繁荣的瑞士各城市一向是自由人对多少次暴政的避难所。

13　皇帝查理五世的一生

大多数能在历史上突出的人物，其所以突出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个人品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使得他们比同辈更为重要。但是，1500年在比利时的根特诞生了一个能力平庸、气质抑郁的人，他的母亲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为了国事的理由而结婚的。虽则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他却成了欧洲积聚中的压力的焦点。历史学家一定要把他同亚历山大·查理曼和弗里德里希二世那种有特出个性的人并列，给了他很不配的和意外的超群出众的地位。这个人就是皇帝查理五世。一时他竟具有查理曼以来欧洲最大的君主的气派。他这个人和他的虚妄的尊大，都是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1459～l519年）玩弄婚姻政治权术的结果。

有些家族通过战斗，有些家族通过阴谋而取得世界霸权；哈布斯堡家族却以通婚而取得。马克西米利安是靠哈布斯堡家族遗产包括奥地利、斯提里亚、部分阿尔萨斯和其他地区而开始发迹的；他通过婚姻取得了尼德兰和勃艮第——其夫人的名字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的第一个妻子死后，勃艮第的大部分从他手中溜掉了，但他保住了尼德兰。然后，他打算通过婚姻取得布列塔尼，却没有成功。1493年，他继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做了皇帝，并通过婚姻得到了米兰公国。最后他让他的儿子和支持哥伦布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一个低能的女儿结婚。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仅统治着新统一的西班牙，还统治着撒丁岛、两西西里王国，此外依靠教皇给卡斯提耳的馈赠而统治了巴西以西的整个美洲。就是这样，他的孙子，那个查理，继承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土耳其人所丢下的欧洲的1/3到1/2。查理的父亲在1506年死去了，马克西米利安竭尽全力使他的孙子当选为皇帝。

1506年，查理承袭了尼德兰；1516年，当他的外祖父斐迪南逝世时，由于他的母亲是个低能的人，事实上他成了西班牙领地的国王；1519年，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垂危，他是在1520年被选为皇帝的，那时他还比较年轻，只有20岁。

他的当选为皇帝遭到了年少英俊的法王弗兰西斯一世的反对，弗兰西斯是1515年继承法国王位的，时年21岁。他的候选资格受到利奥十世（1513年）的支持，利奥也要求我们给他个英俊的绰号。那时的确是一个英主辈出的时代。在印度那时是巴贝尔的时代（1526～1530年），在土耳其是苏里曼的时代（1520年）。利奥和弗兰西斯都怕查理当选为帝王所预示的会使偌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另外还有一个对欧洲似乎有重要关系的君主亨利八世，他在l509年18岁时成为英国的国王。他自己也提出作为帝国皇帝的候选人。富于想象力的英国读者大可推测这样的一次选举可能的结果作为消遣。

这些国王间的三角关系大有施展外交手腕的余地。查理在从西班牙去德意志的途中访问了英国，通过贿赂亨利的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取得了亨利对他反抗弗兰西斯的支持。亨利也大肆夸示同弗兰西斯的友谊；在法国有的是宴会、马上比武和充满法国古代豪侠气派的宫廷郊游——历史学家们称之为金衣之场（1520年）。16世纪时骑士精神正在变成雅致的装模作样。而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到现在仍被德国历史学家称为“最后的一个骑士”。

应该提到，查理的当选是以大量贿赂得来的。他有德国的一个巨商富格尔家族作为他的主要支持者和债权人。我们称之为金融业的那种大量货币和信贷的处理，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曾一度从欧洲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这时却又取得了权力。富格尔的比拟宫殿的深院大宅使皇帝们相形见绌。这个家族的出现标志着两三个世纪以前在法国的卡奥尔和在佛罗伦萨及其他意大利市镇中开始的各种力量的上升。货币、公债、社会扰乱和不满又回到了这部《史纲》的缩小了的舞台上。查理五世与其说是一个哈布斯堡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富格尔皇帝。

这个金发白皙、相貌不太机灵、厚唇长颏的年轻人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大臣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起初干练的臣仆们按照马基雅弗利的条理在怎样当君王的权术上指导着他，然后慢慢地和有效地开始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就在他治理德国之初他遇到了基督教世界里令人为难的纷争。从胡斯和威克利夫的日子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对教皇统治的反抗，最近因发生了以出卖赎罪券来筹款建成罗马圣彼得教堂这件新的和非常使人讥笑的事件而又把群众激怒了起来。一个名叫路德的修士，曾被授任为教士，并钻研过圣经；当他替修道会出差到罗马时，对教廷的处事轻率、崇尚世俗豪华大为震惊，他就在维滕堡教堂站出来反对教皇的这些权宜手段（1517年），提出要开展争辩，还建议了某些提纲。跟着一场重要的论战发生了。

最初路德是用拉丁文来进行论战的，但不久就用德文，很快人民骚动起来了。当查理从西班牙来到德国时，他发现这场争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他在莱茵河上的沃尔姆斯镇召集了一个会议，或帝国的“议会”。路德被召参加，在这以前教皇利奥十世曾要求路德收回他的看法，路德拒绝这样做。他前来参加会议，完全以胡斯的精神拒绝收回己见，除非有逻辑上的论证或根据圣经中文句的权威使他能认识自己确有错误。但是由于他有强有力的王侯做他的保护人，他没有招致像约翰·胡斯那样的命运。

这是一个使年轻皇帝为难的局面。有理由猜想最初他倾向于支持路德反对教皇。利奥十世曾反对查理当选而且同他的对手弗兰西斯一世友好。但是查理五世不是一个好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而且在西班牙染上了对宗教的相当虔诚。他决定反对路德。德国的许多王侯，特别是萨克森的选帝侯，站在改革派的一边。路德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隐匿了起来。查理发现他面临将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个敌对阵营的裂缝。

紧接着这些动乱，而且可能是和它们密切相联的，发生了一次波及整个德国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爆发使路德感到十分害怕。他被农民起义的过激行动所震惊，从那时以后他所主张的宗教改革不再是一场按照人民的意愿的宗教改革，而变成了一场按照王侯的意愿的宗教改革。他对他曾那样勇敢地拥护的自由判断丧失了信心。

同时查理体会到他的庞大的帝国东西两边都十分危急。西边是他的雄心勃勃的对手弗兰西斯一世，东方是在匈牙利的土耳其人，他们和弗兰西斯联盟，并且吵吵闹闹地要从奥地利领地索取贡品的某些余欠。查理固然掌握着西班牙的钱财和军队，但要从德国得到金钱上的任何支援是极其困难的。他的祖父按照瑞士的榜样发展了一支德意志步兵，这支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在马基雅弗利的《战争的艺术》中所阐明的路线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些部队是要发饷的，而他的皇室津贴不够用，必须靠没有担保的借贷来弥补，这最后促使他的支持者富格尔家族陷于破产。

总的说来，查理在联合亨利八世对付弗兰西斯一世和土耳其人上是成功的。他们主要的战场是在北意大利；双方的指挥都很笨拙，前进和后退主要看有没有援军的到来。德军侵入了法国，没有能拿下马赛，又退入意大利，他们丧失了米兰，被围困在帕维亚。弗兰西斯一世长期围攻帕维亚，没有得手，却被新到的德军截住，打了败仗，受了伤，并且被俘。他给他的王后送回的信上说，“除了荣誉以外，全都丢掉了”，他订立了一项屈辱的和约，但一经获释，立即毁约——因此连仅存的荣誉也是暂时的了。

亨利八世和教皇遵循马基雅弗利的策略原则，现在转到了法国的一边以防止查理过于强大。米兰的德军在波旁总管的统率下，由于没有领到军饷，不是跟从而是强迫他们的司令去劫掠罗马。他们攻破了罗马，进行劫掠（1527年）。当抢劫和屠杀进行时，教皇逃到圣安极乐城堡避难。最后他付出40万杜卡特金币收买了德军。历时l0年的这样愚蠢的混战把整个欧洲搞穷了，而且让皇帝占有了米兰。1530年，他在波伦亚受到了教皇的加冕——他是受教皇加冕的最后一个德国皇帝。不妨想一想那个厚唇长颏、长相呆笨、肤色淡白的脸上带着的那种忍受一次可疑的也许是光荣的仪式的人的严肃表情吧。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匈牙利长驱直入。1526年，他们打败并杀死了匈牙利国王，占有了布达和佩斯。1529年，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苏里曼大帝几乎拿下维也纳。皇帝对这些挺进十分担心，尽力把土耳其人赶回去，但他发现即使有强敌压境，要使德国王侯们团结起来还是他的最大困难。

弗兰西斯一世一时仍是难于和解的，于是又发生了一次新的法兰西战争；但是1538年查理对法国南部的蹂躏却赢得了他对手的较为友好的态度。弗兰西斯和查理随后结成联盟来对抗土耳其人，但是新教王侯们，即那些决心和罗马决裂的德国王侯们，结成了一个反抗皇帝的同盟——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根据黑森的一个小镇命名，在这地方商定了它的组织法）。因此查理必须把精神转向日益积聚起来的德国的内部斗争，无暇进行一场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匈牙利的大战役了。在德国内部斗争中他看出了这只是战争的开始。这是一场王侯们为夺取优势而相互残杀的无理的争吵，时而酿成战争和破坏，时而耍弄阴谋和权术；它是个装着马基雅弗利式政策的蛇袋，将要无可解救地一直翻滚到19世纪，反复地把中欧搞得荒废而凄凉。

皇帝似乎从来没有抓到这些正在积聚中的麻烦事件里起着作用的真正力量。就他的时代和身份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似乎把正将欧洲撕成敌对的碎片的宗教纷争看成真正是神学上的分歧。他多次召集了帝国议会和会议来从事调解，但都没有成功。他试过各种信仰告白书和声明书。德国史的学者必须不厌其烦地钻研纽伦堡的宗教和平、腊提斯本议会的解决办法、奥格斯堡的暂时和解等等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为这个盛世将终的皇帝的烦恼生活中的细节略提一二而已。

事实上欧洲各种各样的王侯们和统治者们似乎没有一个在行动上是有诚意的。世界上广泛传布的宗教纠纷、平民们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期望、当时的知识传播，所有这些东西在王侯外交的想象中只不过是些运用的筹码罢了。英国的亨利八世曾以写一本反对异端的书而开始他的事业，教皇奖他以“信仰的护卫者”的称号；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妮·博林的热情少妇，因而急于要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理由是她没有生儿子；他又想转而对抗皇帝而支持弗兰西斯一世，并想掠夺英国教会的巨额财产，遂在1530年加入了新教王侯们的行列。瑞典、丹麦和挪威都已经转向新教的一边。

德国的宗教战争开始于1546年，马丁·路德死后的几个月。关于战役的一些事件就不去详述了。新教的萨克森军队在洛肖遭到惨败。皇帝剩下的主要反对者——黑森的菲力浦，由于做下了一些很像是毁约的事而被逮捕和监禁了。土耳其人则以每年纳贡的方法被收买了。1547年，使皇帝大为放心的是弗兰西斯一世的逝世。所以到了1547年，查理得到了某种称心如意的解决，并作出最后的努力来为还没有和平的地方实现和平。

1552年，整个德国又发生了战争，查理从因斯布鲁克仓皇出逃才免于被俘，随着订立了帕骚条约，又造下了个不稳定的均势。那时查理对帝国的辛勤和光荣已感到极端厌倦；他的身体一向不十分健康，又天生地懒散，痛风病大发。他退位了。他把德国的全部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弟弟斐迪南，西班牙和尼德兰则传给了他的儿子菲力浦。他以一种庄严的愤怒心情，退隐到塔古斯河谷以北小山上的橡栗树林中的于斯特的修道院里，1558年他就死在那里。

关于这次退隐、这个疲惫的庄严的巨人的厌世情绪，有过许多伤感的著述，说他对人世感到厌倦，想在简朴的孤独中寻求同上帝在一起的和平心境。但是他的退隐既不孤独，也不简朴；跟随他的有近150名的仆从；他的官邸有宫廷的全部享乐而没有宫廷的劳累，菲力浦二世是个孝顺的儿子，对他的父亲是唯命是听的。关于他的简朴，让普雷斯科特来作证吧。他说：“在奎克沙达，或加茨特卢与瓦利阿多里德的国务大臣之间的每日通信中，差不多没有一封信不是多少要提到皇帝的饮食和疾病的。好像时事评论那样，这个话题很自然地跟着另一个话题。与国务院的联系中这些话题竟成为负担真是罕见的。国务大臣们在研讨这些把政治和烹调术奇怪地混在一起的急件时，要保持严肃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瓦利阿多里德到里斯本的急差受命绕道以便经过亚兰迪拉采办御膳食品。每逢星期四他要带回鱼类以备下一天斋日之用。查理嫌邻近的鳟鱼太小，所以要从瓦利阿多里德送去另一种较大的鱼。每一种鱼他都爱吃，的确，任何一种在性质上或习惯上有些像鱼的东西，他都爱吃。鳝鱼、田鸡、牡蛎都在御膳菜单上占着重要的位置。罐装鱼类，特别是鲲鱼，他尤其喜爱；他懊悔没有从尼德兰低地国多带些这种鱼来。他特别爱吃鳝鱼饼。”

1554年，查理从教皇尤利乌斯三世得到了训谕，批准他免除斋戒，甚至允许他在将领圣餐时可以在清晨开斋进食。

“查理在于斯特也不是完全不关心他的衣着，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推断出来，就在他的衣柜里装有16件以上用貂皮或凫绒毛或北非大角羊的软毛镶里的丝绸和天鹅绒的长袍。至于他的房内家具和装饰，看一看奎克沙达或加茨特卢在他们的主人死后所立即编制的财物清单就可以一目了然，那些轻率流传的报道是多么不可信赖。在条目中我们看到从土耳其和阿耳卡累斯来的地毯、天鹅绒和其他材料的外罩、精美的黑布帘子，这是从他母亲死后他经常为自己的卧室所选用的；同时其余的房间备有不下于25套弗朗德勒织造的绣帷，上面华丽地绣着飞禽走兽和风景……

“在各种餐具中我们看到有些是纯金的，其他则以工艺的精巧而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一个贵金属的制作技艺最为完美的时代，一些最精致的珍品无疑会归皇帝所有。全部餐具重量估计在1.2万到l.3万盎司之间。”

查理从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但是他按照查理大帝的样子，在吃饭的时候让人朗读，并会作出被一个记述者描写为“优美而绝妙的评论”。他以玩弄机械玩具、听音乐或听讲道、处理依然向他涌来的国事来自娱。查理和皇后感情甚笃，她的逝世使他的心神转向宗教，他的宗教是很死板和讲究仪式的；四旬斋的每个星期五他好意地同其他修士一起以抽血来折磨自己。

这些苦行和痛风病使查理以前由于考虑到政策而受到限制的对宗教的执迷得到了发泄。在瓦利阿多里德附近出现宣讲新教的事使他大为震怒。“告诉宗教法庭庭长和他的会议，我要他们谨守职位，举起斧头在邪恶进一步蔓延以前把它根除掉。”他对在这样邪恶的事上不用一般审判程序，也不示怜悯，是否恰当表示怀疑；但“若是宽恕了，恐怕犯人又会有机会重新犯罪”。作为一个例证，他介绍了他自己在尼德兰所采取的办法，“凡是坚持错误的就活活被烧死，凡是认错悔罪的就被杀头”。

他对丧事的关切几乎可以用来象征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他仿佛觉得在竭尽的东西必须写出告终二字。他不但参加了在于斯特举行的每一次葬礼，并且为不是死在当地的人举行仪式，他在他妻子的逝世周年举行了一次丧礼仪式以作纪念，并且最后还给他自己举行了丧礼。

“小礼拜堂里挂上了黑窗帘，几百烛光也驱不散教堂的黑暗。同宗的信徒们都穿上修道院的服装，皇帝的所有家属都带上重孝，他们聚集在教堂中央的一个蒙着黑布的大灵柩台周围。然后葬礼开始；在修士们的痛哭声中，升起了为离去的灵魂的祈祷，祷祝亡灵被接引到天上的宅第。悲伤的参礼者当他们的主人死亡的形象呈现在他们心上时都心酸泪下——也许他们是被这种软弱可怜的表现所感动的。查理裹着一件深色的斗篷，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夹在他的家属中间，作为自己丧礼的观众；这个悲哀的仪式以他把小蜡烛放到神父手里而告终，这表示他已把灵魂交给了全能的上帝。”

别的记载把查理说成穿着寿衣躺在棺材里，并独自留在里面直到最后一个哀悼者离开小礼拜堂为止。

在这次化装表演后不到两个月他逝世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也随着他而消逝。当然，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挣扎到拿破仑的时代，但只是作为一个病弱垂死的东西而存在的。至今它的未被埋葬的传统依然在毒害着我们的政治空气。

14　服从于王侯信仰的新教徒

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继续承担起他所放弃的寻求统一的大业。1555年，他在奥格斯堡会见了德国的王侯们，又为建立宗教和平作出了一次尝试。没有什么比那项调解所采取的形式更能够表示出那项尝试调解的性质，和同它有关的王侯及政治家们对时代较为深刻较为广泛的过程的盲目无知了。对信教自由的承认只适用于国家而不适用于个别公民；谁的国家就信奉谁的宗教，即“臣民的信仰服从于所在地域的主人的信仰”。

15　思想上的逆流

我们对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和对查理五世的人格已经讲了不少，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下一时期的历史上的各种对抗。本章已讲过了眼界大大扩张、知识大大增进和普及的故事，我们看到普通平民的觉醒和遍布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社会正义的提示。但是这个觉醒和思考的过程并未触及宫廷和世界上的政治生活。马基雅弗利所写下的东西没有什么不能出之于科斯洛埃斯一世或秦始皇——甚至萨尔贡一世或丕平——宫廷中能文之士的笔下。当世界上其他的事物都在前进时，政治思想领域里，关于国与国以及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却停滞不前。不但不前进而且倒退。因为把天主教教会看成是上帝在世上的天国的重要观念被教会本身从人们的思想中摧毁了，而世界霸权的梦想被查理五世本人作为偶像从欧洲带进了地狱的边缘。从政治上说，这个世界似乎倒退到了亚述式或马其顿式的个人专制了。

并不是西欧人新觉醒的智能过于专注于神学的重述，科学的考察、探险和商业的发展，因而不去考虑统治者的根据权利的要求和职责。普通的人们不仅从现在已可以得到的圣经里吸取了具有神权政治的或共和的或共产主义的性质的观念，而且希腊古典作品的重新研究正把柏拉图有创造性的富于想象力的精神的影响带给了西方的心灵。

在英国，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他的《乌托邦》里写出了一本古怪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仿制品，列出了某种专制的共产主义。一个世纪之后，在那不勒斯，一个名叫康帕内拉的托钵僧在他的《太阳城》里也作出了同样大胆的议论。但是这些讨论对政治上的安排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与这项工作的艰巨宏伟相比，这些书看来的确是诗意的、学究气的和脆弱的。（但后来《乌托邦》在英国的恤贫法上结出了果实。）

西方人智慧和道德的发展与欧洲的这种流向马基雅弗利式的君主政治，在一个时期内是在同一个世界里进行的，但是它们几乎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政治家们还在钩心斗角，用计谋、施策略，好像除了小心翼翼的和幸运的国王们的权力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到了17和18世纪，这两个趋势的潮流——普遍的思想的潮流和倾向于传统的和自私的君主外交的潮流——才相互干扰而进入冲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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