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保卫旧特权：英帝国的复辟

二战结束后刚刚一年多，英国西法夫选区的共产党议员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就在议会下院宣布：“把英帝国交给美国金主——我们唯一的希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嘲笑一下保守党，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41年对罗斯福说的话：“没有美国，英帝国无以自立。”加拉赫像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晋下院议员一样，很善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他政客倾向于避而不谈的真相。

从1941年起，英国就已经被抵押给了美国。随着战争的进行，人们清楚地发现经济上失去独立使得英国政府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决定英帝国的未来。然而不能忽视美国人的意见，因为美国士兵正在担负与日本人战斗的重任。1942年至1945年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使英国有可能重新获得其远东殖民地。很多美国人觉得这可不该是他们的奋斗事业；许多人追问为何美国人要为了让英国继续统治马来人和缅甸人而流血牺牲。

反帝国主义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大众的观点是：包括英帝国在内的一切帝国都是寄生性的暴政统治，正在迅速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断言道。对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和人权而进行一次十字军圣战。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正在积聚能量并将造就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没有哪个国家能肆意统治其他民族。普通人也同意这个观点：1942年和1945年的民意测验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

考虑到美国媒体对英帝国的态度，人们这样想也是顺理成章。“英国人的把戏还是老一套，”《芝加哥论坛报》在1945年4月一篇典型的批评文章中这样断言，“英国手里的它不会撒手。别人的它则要分一杯羹。”英国官员在美军解放所罗门群岛后迅速地掌握了当地权力，这就是上述贪婪及伴随着的狡猾的例子。美国人拼命建立了一个更加公平的新世界，那里没有英国殖民官员颁布法律的余地，《芝加哥论坛报》要求国际上讨论一切“长期受压迫民族”的领土前途。然而讽刺的是，那位境界高尚的报社编辑并不知道，最近回国的英国官员一直在抗议近来美国空军战机对所罗门群岛上亲日村庄的空袭行动。

本能的反帝国主义背后是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美国独立战争：热爱自由的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狂妄暴虐的英国乔治三世国王和他残忍的红衫军。因此英国的帝国支持者经常被贴上“托利党”的标签并非巧合，这个侮辱性词汇也曾被用于指称1776年独立战争时的效忠派。从更高的政治层次来讲，人们强烈地感觉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英帝国和英镑区的存在是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开放市场的主要障碍。

而且英国人也很狡猾，不论他们当众怎么说，他们的基本战争目的一直是维持他们的帝国和世界霸权。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少将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牛仔，对自己的拔枪速度很感自豪，而现在他则主动负责嗅探英国人的诡计并报告美国国务院。1942年他在波斯（Persia）宣称英国人正在挪用《租借法案》的物资进行帝国建设，其中还涉及与俄国人的秘密交易。两年后赫尔利在远东工作时，他指责英国、法国与荷兰不顾盟国在《大西洋宪章》中的承诺，正在秘密准备重新占领其原有殖民地。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反英狂，但是他的观点并不特殊；罗斯福也不时地猛烈抨击英国人的虚伪和贪婪。

赫尔利和其他美国反帝国主义者认为《大西洋宪章》绝顶重要。这是一份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同意的关于英美战争目标的理想主义宣言。对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读过它的人来说，《大西洋宪章》是建立一个公正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它似乎破坏了一切帝国的道德基础。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已经宣誓他们将维护“一切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并希望看到那些被强制剥夺的主权和被推翻的自治政府获得恢复”。

但丘吉尔不喜欢这样的措辞，因为这看起来与英国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相矛盾。又考虑了一下，他安慰自己，对于那些被日本人占领的殖民地，“主权”指的是英国的王权而非当地土著的王权。丘吉尔还轻松地假设其余的殖民地不在《大西洋宪章》的范围内。他的副手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不这么想，而是和许多英国人一样认为《大西洋宪章》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殖民部不情愿地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指出在“遥远的未来”某些殖民地可能会获得主权地位。另一些则决不会；战略上的考虑要求英国永久把持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和亚丁，出于很多其他原因英国也不能放弃对冈比亚、婆罗洲、马来亚、香港、百慕大、斐济、福克兰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伯利兹）的控制。负责殖民地战争宣传的人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地对《大西洋宪章》及其有关事项三缄其口。

说服美国人相信英帝国的子民没有遭到蹂躏和剥削是摆脱《大西洋宪章》所带来道德困境的一个办法。从1941年起，英国政府付出了很大努力去教化美国的政客和控制舆论的人，这个过程从此一直持续了20年。所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英国的殖民地政府是无私的、人道的、公正的，而且一直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工作，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这些利益。前印度当局行政官黑利勋爵（Lord Hailey）是战时帝国辩护者中的明星人物，他对非洲事务见解颇深，体现着殖民官员身上所有美好和可贵的品质。在听了这位超凡脱俗的人物向一群非洲知识分子阐述英国统治的好处后，一位殖民部官员酸溜溜地评论说：“把那么多管理事务从贝利这样的人手里交给那些带着酒瓶底眼镜、瓮声瓮气说个不停的长发家伙们简直就是一场愚蠢的悲剧。”

这些评论背后是隐约可见的反美偏见。深深为自身的正直感到骄傲的英国人对美国的道德批评十分敏感。据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二战前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人还局限于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他认为这种敌意植根于这些人对美国增长中的商业力量和美国人平等主义观点的不信任感。相反，工人阶级则迷上了美国电影和流行音乐，而美国的生活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人的态度也开始逐渐一致起来，大量美国兵的出现造成了这种局面。尽管奥威尔令人奇怪地把这种新的反美主义归咎于美军人员都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可能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处融洽，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美国人的“工资过多、做爱过多、人数过多”。

不过在最高层面上还是上层英国人跟美国人打交道，许多人都觉得这差事不好干。负责谈判战时金融协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觉得美国口音刺耳，称之为“切诺基”英语。哈罗德·麦克米兰的贵族气质也与美国人的言谈举止发生激烈碰撞。他察觉到英国人那种传统的势利心理一出国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外国人的蔑视和反感”，从这样富有揭示性的观点我们也许能猜出美国人对他这类人的看法。

美国人指控被殖民种族遭到虐待是造成英美不和的一贯原因。英国人很快反击，对美国人脆弱的国内种族主义问题发动攻势。1942年著名评论家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呼吁立法禁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并称英国人对黑人抱有“轻率的偏见”而美国人则是“狂热的仇恨”。1946年有四名黑人在佐治亚州的门罗市被私刑杀害，这使访问那里的左翼工党议员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夸口说这种野蛮行为绝对不会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在那里“没有或几乎没有种族歧视存在”。这并不全属实；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和私刑处死以及遍地发生的种族骚乱使美国人关于殖民压迫的布道听起来像是在信口胡说。1942年甘地就在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里转弯抹角地提出了这一点，但是并未被接受。英美之间口角的根源与历史已经被无数人研究过，有时这些研究带来的印象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场永不停歇、毫无意义的缠斗。事实并非如此，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性格。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平顺，然而他们的交往建立在热情的私人关系、互相敬佩和双方特别直率的性格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纽带就是打败希特勒的共同决心，尽管在1942年和1943年美军指挥官怀疑英国在是否与西欧的德军鏖战问题上想要退缩。

在把战争进行到底问题上，敏锐的美国人奇怪地发现有两个意见向左的英国。1942年4月，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告诉凯恩斯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苏伊士以东的英国土地和英国本土差别巨大，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而在亚洲则是在为保卫旧特权而战”。李普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尽管当他写下“旧特权”这个字眼时老的殖民秩序正在衰退。当新加坡可耻地陷落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而其道德基础也由于英美两国国内的广泛批评而不断消散。

英国的大众舆论和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思想都使英国政府不可能再开历史倒车。从今以后，英帝国的统治者明白为了使其殖民地继续存在于战后世界，他们必须抛弃“我都是为你们好”的旧观点，转而去倾听、回应其子民的内心愿望。1942年3月17日黑利勋爵在《旁观者》的文章里就指出了这一点，文中他还讨论了在远东重建帝国政府的困难。1945年初，88岁高龄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还在充满慈爱地注视着海外世界的新气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英国有责任将通过这场战争取得的人类基本自由推及其海外殖民地居民。现在到了各殖民地练习自治的时候了。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帝国开疆拓土的干将同时也是对殖民地间接统治制度的设计师居然会转而拥护那些一旦实行就必然会导致殖民帝国解体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期间人们发生了怎样的态度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英帝国的性质，那么卢加德的转变也并非全然令人惊讶。帝国在他的有生之年发生了很多转变，而如果存在一种帝国观的话，那么它就是：帝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到1945年，人们对英帝国的去向达成了共识：只要可行，所有殖民地都将缓慢地转变为自我管理的自治领。工党已经誓言要实现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自治，前提是他们还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工党首相赫伯特·莫里森说得更加直白：让殖民地过早独立就像把“钥匙、银行账户或者散弹枪”交给一个10岁小孩一般愚蠢。

帝国宣传开始随着英国的新气象而调整，采取了一种收缩性的，有时还略带歉疚的态度。“‘帝国’这个词如今在很多人听来很刺耳。这让他们想起纳粹关于高级种族统治其他种族的思想。”陆军教育理事会在1944年4月发行的一份咨询手册这样写道。从1941年末开始，教育士兵了解英帝国及其在战后世界将发挥的关键作用就一直是军队教育的任务之一。他们提醒每个阶级，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意味着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全球大家庭的成员而非一个弱小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也鼓励教育者去破除认为大多数土著民族无法教育的偏见，并且颂扬他们的手工技巧或者韵律感等天赋。殖民地民族现在是英国的伙伴，英国负责保护他们免遭“私人企业的无情剥削”，并帮助他们走向繁荣和独立。一幅简笔素描画解释了这条前进之路，上面画着一个土著人头顶着一大堆行李向一个草棚走去，棚子里只有两个妇女而没有任何家具。与此相对的一幅画着一间有床和衣橱的平房，外面那个土著骑着车，车后面放着他的行李。

仁慈的帝国主义随时代出现。像在英国国内一样，英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纪元，其子民的福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帝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变得非常崇高。不论如何，人们希望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一个人类和谐安宁的时代，而英国希望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人道的帝国主义的一席之地，将英帝国包装成那样对英国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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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要说服美国接受英帝国是好的，还要让美国帮英国防御印度并收复远东的殖民地。这些都是次要的战争目标而且都是英国力所不能及的。盟国在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掌握在1943年夏设立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EAC）手中，这个组织的缩写也被好讽刺的美国人不久就改成了“挽救英格兰的旧殖民地”。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还需要挽回英国在该地区行将消亡的声望，因此丘吉尔非常希望英国人来当总司令。

然而他的人选却很古怪，引起许多争议。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海军中将在1943年43岁，服役经历良好，他的升官速度如果放在18世纪可能将引起惊讶和不满。他是一个德国小诸侯的次子，其父与维多利亚女王沾亲带故，在皇家海军功勋卓著。蒙巴顿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工作卖力，但是却还是带着点儿花花公子的感觉。对丘吉尔来说，蒙巴顿是为英帝国而战的理想代言人。多年以前，丘吉尔就对T.E.劳伦斯这位他和其他人心目中真正的，同时也许是绝后的帝国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1935年劳伦斯的离世令丘吉尔备受打击，他对这位将可能在下次战争中弥足珍贵的人才就这样陨落而深感惋惜。不过，丘吉尔也在寻找下一个劳伦斯。他先是对在缅甸指挥敌后组织（Chindits）的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很感兴趣。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蒙巴顿，即使他没有劳伦斯那样的智商和想象力，也还是具有勇猛、英俊、勤勉、善于表现等优点。

美国政府支持了对蒙巴顿的任命，因为他看起来不那么僵化，也比一般的英国陆海军将领更具“民主”气质。更加年长和更有资历的候选者因为落选而不满，尽管蒙巴顿在亚洲面临的是一场苦斗，对手不仅是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因为盟军东南亚战区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美国批准。1944年4月蒙巴顿的参谋长亨利·鲍内尔爵士坦率地总结了这一情况：“美国人可真抓住我们的死穴了……他们不给我们物资，在这一战区我们就无法做任何事，无论是两栖作战还是单栖作战……如果他们不同意行动，就不给物资。”1943年至1944年的地中海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美国最高司令部极其不愿派飞机和登陆艇到意大利前线，他们认为那里没有太平洋地区重要。

在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的国民军身上，他们的理想比重新恢复英国、法国与荷兰的殖民地要更加崇高。此外，按照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中国是远东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并希望它将担负起大部分维持和平的责任。直到在1944年10月被替换前，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都是那个仇英反帝的史迪威，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很客气，但私底下很鄙视英国人。蒙巴顿多次被他用下面这些词羞辱：“追风少年”、“票友”、“蠢货”、“幼稚的路易斯”、“出镜狂”以及“尿壶”等等。而蒙巴顿的同胞们则是“一有机会就想尽办法害我们的可恶伪君子，猪狗不如”。

史迪威的咒骂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英国战争目标的疑虑。在远东地区，这些目标与盟军的目标相互矛盾；即使是有日本人残暴的统治在先，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没办法把重新殖民缅甸和马来亚说成是解放。他们都曾受到前宗主国英国的压迫。

1943年12月，罗斯福宣布他准备让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印度支那而非继续将它留在法国人手中。但是要把这样的安排也施行到英国的前殖民地就要难多了，只要一提到战后帝国的话题，丘吉尔就变得极其强硬。在各党的一致强烈支持下，丘吉尔及其继任者艾德礼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对讨论欧洲殖民地的国际控制问题采取了拖延战术。英国在希腊的政策也令美国人感到不安。1944年至1945年，英国军队支持当地反共派别试图获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完全控制。当1944年战局发生改变的时候，昨天看起来还是民主和自由保卫者的英国，已经蜕变为过去曾经那个贪婪的帝国主义雄狮，要攫取能得到的最大一份。

缺乏战争能力减缓了这头雄狮在远东的速度。1944年3月的科希马（Kohima）战役和6月的英帕尔（Imphal）战役终于保证了印度的安全。八个月前，丘吉尔要求进行“重炮行动”，在苏门答腊（Sumatra）登陆为进攻新加坡提供基地。这项计划因为丘吉尔另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而被放弃，他想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而把土耳其拉到盟军这边。但这被美国人否决了，他们要让一切可用力量集中于迫在眉睫的进攻法国行动上。欧洲前线继续享受比远东更高的优先级；1944年10月蒙巴顿被告知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他从海上发起对仰光的进攻。

一直到了1945年2月他们才得到了进军仰光的许可。紧随其后的是在1945年6月至1946年3月间在暹罗和马来亚的大规模登陆作战，代号分别是“罗杰”、“拉链”和“武力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代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其来源和发明人都应该被仔细地研究。）

和以前一样，盟军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拉链”行动和“武力威胁”行动。从1942年中期开始把摊子铺得太大的日本正在输掉这场防御战。日本帝国海军自从中途岛海战就失去了优势和主动权，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日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还是没能将其重新夺回。到1944年和1945年之交的冬季，美军已经占领了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硫磺岛（Iwo Jima）和冲绳（Okinawa），在春季，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也开始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6月，德国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一份详细的进攻日本计划已经被起草出来。13或14个美军师将在1945年11月进攻九州（Kyushu），另外25个师再加一个英联邦小分队，将在1946年3月登陆本州（Honshu），马来亚也同时进行最后一波推进。迄今为止，英国实际上还没有在太平洋战场发挥任何作用，不过随着德国败局已定，丘吉尔履行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诺言，开始派军舰加入美国海军。到1945年夏，已有近百艘英国和英联邦军舰在日本海域活动。

不过军舰以及在日本本土和马来亚登陆的详细计划都是多余的。8月6日，一颗原子弹在广岛（Hiroshima）上空爆炸，三天后另一颗在长崎（Nagasaki）爆炸。这些打击与俄国人对日宣战一起迫使日本政府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英国重新夺回其殖民地的道路畅通了，还可以顺便帮法国与荷兰夺回它们的殖民地。仰光在春季已经被攻占，9月9日英印军队在马来亚登陆。三天后新加坡也不费一枪一弹就被夺回。日本将军献出军刀时，蒙巴顿不禁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穿着肥裤子的猴子，手几乎垂到了地上”。未来的新加坡首相李光耀（Lee Kuan Yew）认为“对这些矬子武士们的终极羞辱”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那它是不是英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呢？很可能不是，英国人是仰仗着美国人才回到马来亚的。尽管如此，英国统治还是比日本统治好得多。英军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尽管一个记者还是对这样一个“跌跌撞撞的呆板”政府将会造成“趋炎附势的二流新加坡”重现感到失望。不过解放者的士兵们可一点也不呆板，他们军容不整，向上级敬礼也是松松垮垮的，令蒙巴顿颇为恼火。这也许是，他们对一切说再见的方式吧，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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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熬过了战争，没有损失领土，尽管自从慕尼黑之后一直受损的声誉已难以细数。为取得胜利而付出的生命代价比1918年少了很多；

经济损失则比1918年重得多，就像张伯伦曾经预言的那样，战争动员耗尽了英国的储备。英国失去了其2/3的战前外贸及1/4的库存财富。1945年12月，英国不得不向美国以2%的利率借得一笔375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保证在一年后当这些钱被换成英镑时将可以自由兑换。这将阻碍建立在外贸基础上的经济复苏，好在美国政府免除了英国2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债务。

因此在1945年英国成了一个保有着（依旧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债务国，并且还紧抱着全球性大国的骄傲不放。但是当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见斯大林和罗斯福时，有人把这三巨头和凯撒死后的三执政做了比较。斯大林和罗斯福是巨人，是屋大维（Octavius）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而丘吉尔尽管舌灿莲花，仍然是那个被人遗忘的李必达（Lepidus）。俄国和美国通过其工业和军事力量成为了“超级大国”，只给英国留了一个次要地位。美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中较强大的一个，掌握着全世界2/3的黄金储备、海空霸权，以及最重要的制造原子弹的科技。它的工业和银行系统未遭战争蹂躏，它实际上享有英国在1815年那样的全球霸权。

英国只有帝国可以使它算得上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在这个由两大国主宰的世界里前途未卜。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这两国在领土、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都处于敌对状态。此外，1938年起新工党政府就在保证印度政府自治，并准备信守诺言。独立也是更多殖民地的目的地，尽管没有人准备说这趟旅程究竟会花多久才能完成。从政治逻辑上讲，如果这一概念成立，英国已经在致力于将其海外帝国解体并因此葬送其全球力量的过程。当然，帝国的新思维并不被认为是一份自杀遗言；它认为旧殖民地将变成新自治领，而它们与英国的联系将使世界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