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改革和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吴汝纶和被中国聘为总教习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为了把这所作为戊戌变法的唯一成果的学校变成近代大学而呕心沥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由因引进进化论而闻名的严复担任校长。然而科举时代流行中国的“读书当官”这一观念束缚了人们，北京大学也成为培养官员的重要场所。

65 蔡元培

大大地改变北京大学氛围的是出身绍兴的进士、曾组织过光复会的蔡元培。他在1912年1月担任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等，奠定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制度。7月由于与袁世凯产生矛盾而辞职。二次革命后蔡元培西渡法国，参与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留学制度勤工俭学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接受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12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周围人都反对他前往被视作保守势力堡垒的北京，蔡元培则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号召大学的使命乃自由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当官赚钱的手段。而且大学生应成为人们的榜样，应彻底远离麻将、酒和妓女。

蔡元培提出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教授队伍的重编。特别轰动社会的是，他聘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位总书记的陈独秀作为文学部长。

陈独秀是革命派的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后在故乡安徽省政府担任秘书长。二次革命后逃往上海，参与杂志《甲寅》的编辑，1915年9月，自行出版了《青年杂志》（第二号起改为《新青年》）。在创刊号的论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只有自强自立的青年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他还呼吁和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诀别，严厉批评“儒教才是支撑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支柱”。

66 《新青年》杂志封面与李大钊的文章

当时袁世凯将孔子崇拜引入学校教育中，主张儒教国教化的康有为也支持张勋复辟清朝。陈独秀对儒教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思想、文化问题上，还带有政治色彩。蔡元培每天前往陈独秀居住的酒店，经过耐心地说服，陈终于同意加入北大。《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移到北京，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随着陈独秀就任文学部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精锐学者们陆续集中到北京大学。其中有留美时倾倒于挪威国民作家易卜生、提倡口语体的白话文学的胡适。李大钊留学早稻田大学时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他在作品《青春》中提出只有青年觉醒，才能使“青春的中国苏醒”，此时他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和经济学科的教授。

蔡元培的方针并没有局限在政治立场和主义上，而是广招有才能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1920年代末推动有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文革”后被重新视作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由于其有关印度哲学的论文受到好评，二十四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的讲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西洋思想就是批评传统的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尝试对儒学再发现，并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制定国语和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

于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改革下，古今中外的思想在此交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有一天，具有大学机关报性质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意见。作者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年轻时的毛泽东。他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意味深长的要数“国语（白话文）问题”和“女子问题”。

首先是国语问题。地理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中国各地方言存在巨大的差异，被称为五大方言的北方话、吴话（上海话）、福建话（台湾等地为闽南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发音各不相同，可以说相互之间完全听不懂。连接它们的是作为书面体的文言文，大学的课程也采取朗读文章资料的方式。然而，提倡白话文学后，学校教育中如何朗读口语体的文章成为很大的问题。

这时被提出作为国语候补的是以江南方言为基础、在官方场合较为通用的“官话”和北京中产阶级之间使用的北京话。它们都是北方话的一部分，然而蔡元培和章炳麟等江南出身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多支持官话。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江南，受到蒙古语、满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影响的北京话并非纯正的“中原之音”。

而主张采用北京话的人们则认为，官话只不过是荟萃了众多的方言，缺乏作为语言的系统性。这场争论还留有辛亥革命时期临时政府（南京）和袁世凯（北京）势力抗衡的影子。也可以说，中国的中心是放在文化、经济中心的江南，还是军事要地、政治之城的北京，这背后其实存在着明代以来江南知识分子与专制权力的对抗关系这一宏大的背景。最终这场争议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定将北京话定为普通话。也就是说，政治压倒了文化和经济。

年轻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女子问题。上面也提到，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女学生阔步上街行走感到震惊，将她们与因缠足而足不出户的中国妇女进行比较。除了太平天国出于妇女从事户外劳动这一客家习惯而禁止缠足外，近代中国最早提倡废除缠足的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国内开始正式提倡废除缠足的是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各地成立的象征自然足部的天足会。曾经被视作三寸金莲的缠足，成为象征中国落后的“国耻”。

其次，从女子教育上来看，1880年代后，外国人传教士在宁波等地成立女子学校，20世纪后出现了不少女日本留学生。1907年清朝也开始实施女子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决定小学实施男女共学。当然，“女子学而无用”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1915年女子小学生的比例仅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四。但1919年却出现了一项成果，一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寄信给蔡元培要求到北京大学上学。

当时蔡元培顶住了保守派和政府的压力，认为只要有学力就可以入学。1920年春，邓春兰等九名同学果然被批准为旁听生，9月的升学考试全体合格。女子新生的出现对男学生也是一大新闻，登有名单的《北京大学日刊》立即被抢购一空。在最高学府中的男女同班这一问题上，中国比日本领先了一步。

然而，她们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进入社会后却仍然受到了限制。清朝末期，除了上面介绍过的秋瑾之外，还有不少参加革命运动、制造炸药和从事间谍活动、支援后方的妇女运动家。1911年，还成立了要求妇女参政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然而，临时约法未承认妇女的参政权，袁世凯开始独裁后，妇女参政问题更是被搁置一旁。

传统的家族制度阻挡了那些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共鸣的青年男女面前的道路。其中成为焦点的是结婚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拒绝了父亲指定的婚事离家出走，与后来革命运动中牺牲的杨开慧恋爱而深感烦恼。广东的纺纱厂女工们也成立了“拒婚同盟”，却未能形成社会大势。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之所以受到好评，就是因为抱有同样苦恼的人们从抵抗家庭束缚的女主人公娜拉身上找到了共鸣。然而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述，等待挣脱旧制度牢笼的年轻人的，仍是布满荆棘的道路。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们而言，摆脱旧制度更是难上加难。清朝末年出生于山东、被欧洲人家雇佣的宁老太太回忆说，她摆脱缠足外出的缘由是饥肠辘辘，她甚至差点要砸砖头来吃。她通过乞讨、帮工而自立的原因，是因为她丈夫鸦片成瘾，为使儿子不被卖掉，她不得不离婚。她说自己的乞讨生活“无需顾及体面，心情放松”。然而只要生病，生活就失去了任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