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学生

正如19世纪末，一些中国积极分子在20世纪初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而有些人则是众所周知的革命者。革命者的人数很少，其共和运动在发展至高峰之后便走向衰落。其有相当程度是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是中国最具威胁性的外敌，但也是其最重要的模范。为了直接回应日本在中国境内的胜利，清朝爆发了两次狂热的改革浪潮。

培养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成为许多日本活动家个人喜爱的计划，这些人自觉为明治维新时代“志士”的继承者，在中国的商业、政治和革命等领域中，开创出“支那浪人”（しなろうにん）的生活。激发冒险者热情的是“泛亚洲主义”之新意识形态，呼吁所有黄种人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记者和教育家内藤湖南（1866—1944），在京都帝大设立有关东亚史的整体性课程，他强调日本文化是源自中国文化之主张，而现在正是充满活力的子女对年迈双亲伸出援手的时刻。出自此种共同传统的认知与共同的经济利益，1898年在东京成立了“东亚同文会”。结合学会、企业游说团体和情资机构之功能，在中国各地建立书店，并且很像西方传教士一样向成员宣传信念。在相当程度上，日本政府本身也有泛亚洲主义的心态，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朝激进改革分子，及诸如唐才常和孙中山革命人士提供政治庇护。

然而，最具意义的，是在清朝最后10年间赴日中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加。1895年之后中国开始慎重看待学生赴海外一事，而在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及中国废除科举后，人数大幅增加。一些人到欧洲，一些人到美国，但大部分是到日本，其原因包括费用支出、距离以及语言相近。不仅构成当时世界史上最大的海外留学生运动，也产生了大部分中华民国时期第一代领导人才。到外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但也有少数女性。男女学生的人数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的十几人，成长至20世纪初期的数百人，1905年时更超过8000人。这些留着辫子、在离家之前涉世未深的年轻中国人，受自以为现代化的日本大众嘲笑后，很快地转向中国民族主义。作家鲁迅在其短篇小说集《吶喊》的《自序》中，讲述1905年在日本当年轻医学生时的经验，当时被迫看一部影片，内容是中国的“间谍”被日军砍头，而当地中国群众围观这一盛举。这对鲁迅而言是改变一生的经历。

这些日本留学生的快速政治化，又受流亡政治人物的演说、日文报刊和侨社出版的中文报刊，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著作催化。这些译著留给了20世纪中国新的政治词汇：将不熟悉的西方概念翻译成日文，将传统汉字重新组合并赋予新意，创造出新的名词，再将其导入中文的言谈语句之中。包括具备有效动员力的概念如“民族”“民权”“民主主义”“宪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有特别是“革命”。

学生们也组织起来。就像帝国中的科举考生或旅居海外的商人，以同乡为基础来组织团体。有些出版自己的报刊，如《浙江潮》，或如杨毓麟激进的小册子《新湖南》，用以推动新式的、激烈的地方性爱国主义。他们也组织革命小组。对此有所知悉的清廷，利用密探渗透这些组织，并要求日本引渡这些麻烦制造者回国受审。明治政府方面，则是带着其自身的泛亚洲主义情绪，暂时倾向于温和地忽视激进的中国学生，正如其对待各种信念的清朝政治流亡者一样。

对清朝当局来说，当这些激进的学生回国，并且与数量更多的西式学堂和军校毕业生相互影响时，麻烦才真正开始。一整代人的激进化，可看作是新政改革未能预料到的后果（唯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这些改革的真实性）。回国的学生流连于租界如上海或汉口一带，在这些地方持续以激进的民族主义方式，吸收西方的影响。从事相当多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年轻人“宣泄”的活动。其中一位典型人物，就是具有个人魅力的年轻人秋瑾（1875—1907），她沉浸在《水浒传》这种传统的尚武小说之中，并想象自己是一个英雄侠客。她喜爱身着西式男装或中国古代著名女性教派领袖的服装照相。她也组织一支学生军，特别注重制服的设计。

这一代许多人受到日本人在健身、竞技运动和武术领域上的热衷的吸引，而这些活动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年轻的中国学生吸收了日本年轻武士无私地为祖国牺牲奉献的“志士”理想，刻意追求殉道并在“敢死”队里歃血为盟。一个并不罕见之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自杀，如年轻的湖南宣传小册子作者陈天华（1875—1905），在某些程度上为了抗议日本取缔中国学生运动，于1905年投东京湾自尽。同年，25岁的冯夏威（1880—1905）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前的阶梯上服毒自杀，以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另一个做法是受无政府主义者启发的暗杀行动，如广东的归国留学生汪精卫（1883—1944）在1909年试图刺杀摄政王。

一些学生和秘密会社联合来领导地方起事，其中最著名的发生在湖南和江西之间萍、浏、醴的边境地区高地。这里是谭嗣同和唐才常（唐曾于1900年开创自立军与秘密会社的联手之先河）的家乡，1906年一群归国的湖南学生在地方矿工中发动了革命式罢工，最后以血腥的失败收场。精英学生动员秘密会社和矿工等低下阶层一类的情况让清廷无比恐惧，并促使其在国内外加倍努力地镇压激进学生运动。

日益尖锐的反满文词，燃起了年轻革命分子的激情。在清朝入关征服时的“暴行”和鸦片战争中满人“卖国”的历史记忆中，加上种族团结是建构国家前提的新理念。即将英勇就义的陈天华，在1903年《警世钟》这本煽动性文宣中，呼应着三年前义和团民族主义的用语，其写道：“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

一个更理智但仍具破坏性的反满主义类型，是由出身扬州的刘师培（1884—1919）发展出来的。刘的祖父在1862年曾国藩监印王夫之作品首度再刊之际，担任曾的幕僚，而刘师培则以较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战争的理论，来自我解读王夫之思想。像其他来自长江下游、湖南、广东的爱国青年一样，刘体认王夫之中心思想，提到在北方蛮族数度侵略后，正统汉族及其文化业已南迁。作为称职的传统经学家，刘师培重读《春秋》以解读其中暗藏的“攘夷”秘密，这也与年轻武士们在明治维新时期用来团结的口号相呼应。借用德语“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并通过明治日本的概念“国粹”（国粋），刘和他的同伴、国学家和种族主义者章炳麟提出了类似的汉人“国粹”，认为它好几个世纪以来在满人统治下被蓄意地压制了。刘于1903年19岁时，在上海成立了《国粹学报》，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旨在复刻包括散文、诗、绘画、书法等被隐没的抄本，其中展现了真正汉人的“国魂”，并激励反满民族抗争中的人们。

也许在这些年中，激进学生出版最重要的一本宣传册，是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此宣传册由刚从日本回来、出身四川、当时年仅18岁的邹容（1885—1907）所作。邹这篇著作深受社会达文主义的种族思想所影响：“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从此脉络推论，邹容建构一个亚洲种族的科学分类系统，并总结：“汉族者，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这让他抨击“通古斯族”即满人的统治：“呜呼！我汉种是岂飞扬祖国之汉种？……是岂为伟大国民之汉种。呜呼！汉种！汉种虽众，适足为他种人之奴隶……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

呼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邹容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将此加入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并援引儒家思想逻辑，而发现当前处境令人羞愧、甚为忤逆：“前之为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之顺民既去矣，今之为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之顺民者又来。此无他，不明于同种异种之观念，而男盗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为！”邹容大胆的历史修正主义姿态，平定太平天国的英雄变成“走狗”，亦即民族的叛徒：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夫曾、左、李三人者……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

尽管他有种族中心主义，邹容也展现了明显的世界大同主义。如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和越南人已成为外国列强的奴隶。不过，外国也有鼓舞人心的革命模式：

与贵族重大之权利，害人民营业之生活……此英国议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滥用名器……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重征茶课，横加印税，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驻兵民间，此美人所以抗论于英人之前。遂以亚美利加之义旗，飘扬于般岌刺山，而大倡革命至成独立之原因也。

邹容对于革命后新政体的观点，是基于“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天赋人权理论，这些对于数年前的清朝人民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901年首次出现中文翻译；而邹容出版他小册子的同年，刘师培也出版其研究，在中国经典中有系统地找寻本土社会契约论的线索。）邹容写道：“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放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邹容总结道：“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遂以诛皇帝、诛戮满洲人及所有“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在这尽情杀戮中，“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

到1907年末，由浪漫学生领导的革命阶段多已燃烧殆尽。在经过一段时间屈就这些有志青年的荒唐行为后，清朝当局进行镇压，并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结果，秋瑾被逮捕处决。邹容在23岁死于狱中。陈天华则在两年前自我了结生命。刘师培则公开改变心意，认为要保留汉人的“国粹”，最好的一条路是保留而非摧毁清帝国。学生运动达到唤起清朝一般大众意识的任务，并且相当程度地把共和革命的观念放到台面上，但未能实现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之时，将是由其他人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