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农奴、奴隶、社会阶级和自由人



1　古代的普通人

前面四章概略地记述了从原始的新石器时代农业中崛起的几个文明国家的情况。新石器时代农业是大约1.5万年前在地中海东岸或其附近的地方开始的。起初与其说它是农业，还不如说它是园艺；先是用锄耕作，后来才用犁；起初，农业在维持家族部落“生活”上只是狩猎和畜牧牛羊之外的一点辅助生产。

我们概括地追述了在特有成果的地区最初定居的村社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的城镇，以及农村神龛和农村巫医发展成为城市庙宇和城市僧侣的经过。我们曾注意到有组织的战争的开始，起初是村落之间的纠纷，随后则是一个城市中的僧侣-国王和神与另一个城市的僧侣-国王和神之间的较有纪律的战斗。我们的叙述越来越快地从公元前五六千年时在苏美尔发生的征服他族和建立帝国的最初迹象，记述到几个大帝国成长的壮观景象，有了道路和军队，有了碑刻和书面文献，有了国王及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僧侣，受到了已属古老的传统的支持。我们见到埃及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们曾概略地追述了若干大河流域的这些帝国的出现、冲突和更替。我们还特别注意到诸如那波尼德和阿米诺菲斯四世这类人物的言行所表露出来的较为远大的政治思想。这已是1万或1.5万年人类经验累积而成的概况，这段时间和以后的整个历史相比，诚然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如果和更新世黎明期最初使用燧石的人类和介在我们之间无穷的世代相比较，则不过是一段很短的时期。但在这前四章里，我们所写的几乎完全不是关于人类的一般情况，而只是关于有思想的人，能画、能读、能写的人，改变着当时世界的人。而在这些人的活动的下面，默默无声的大众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普通人的生活当然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并因此而发生变化，正如家畜的生活和开垦了的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一样；但这些大多是外加的变化，而不是这土地上的普通人参与和愿意的变化。读书和写字还不是他们那样的人力所能及的。他们平时只是耕作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眷恋自己的妻子儿女，打他的狗，饲养他的家畜，抱怨日子的艰难，畏惧僧侣们增长着的巫术和神们增长着的权力。他们除了希望上面的权势不干涉他们的生活以外，别无所求。

公元前1万年的普通人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普通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性情和外貌并未改变；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通人也仍然是这个样子。随着文明的进步，普通人得到了较好的工具，较好的种子，较好的方法，稍微完好的住所，并能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较有组织的市场上以物易物。当人们不再过游动生活的时候，某种自由与某种平等也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人们为了得到安全、住所和经常的膳食，付出了自由、付出了劳力作为代价。普通人不知不觉地发觉他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神的，他必须把一部分产品上交给神。或者神已把那块土地给了国王，国王就收租收税。或者国王已把那块土地给了某一个官吏，那个官吏就成了普通人的主人。有时神或国王或贵族有事要人去做，普通人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小块土地，去为他的主人做工。

一个普通人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所有，他从来就不很清楚。在古代亚述，土地似乎完全是由个人所保有，占有者只交纳赋税就行了；在巴比伦尼亚，土地是神的，耕种者在土地上工作是得到神的许可的；在埃及，庙宇或被视为神的法老或法老手下的贵族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租赋的征收者。但耕种者并不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农民，只是由于除了耕地以外没有别的工作可做，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才算是束缚于那块土地之上。他住在村里或镇上，到村镇外去耕地。村落最初往往只是一个在父权家长统治下的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族。古代的乡镇则是一群在长老统治下的大家族。

随着文明的成长，发生了奴役的过程；头人和首领们的权力和权威越来越大，普通人无法和他们并驾齐驱，无形中便逐渐落到了依赖和从属的地位。

总的说来，普通人相当满足于在主人或国王或神的统治下生活并服从他们的命令。这种生活较为安全，较为容易。所有的动物——人类也不例外——都是作为依赖者而开始生活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摆脱过受领导和被保护的愿望。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出生时的这种情况，不进一步提出问题。

布雷斯特德在《古埃及的宗教与思想》一书中，举了各种故事和事件来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虽然社会上有不满的情绪，但那种不满情绪是朴素的，不是革命的。有的人抱怨别人奸诈不忠和法官不公正，也有人抱怨富人两面三刀，巧取豪夺，既不怜悯也不帮助穷人，有的人因支付的标准不公平而争吵，因食物太坏、生活条件太艰苦而罢工。但对法老的统治权或财富是否来得正当，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对社会秩序没有提出过挑战，抱怨也从来没有见诸行动。

2　最早的奴隶

古代的战争并不陷入远距离和持久的战役，它们是靠征募普通人来进行的。但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占有的来源，即掠夺，并且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因素，即俘虏。在古代游牧时期，俘获的男子只用来供折磨或祭献给胜利之神；俘获的妇女和儿童则被同化在部落里。奴隶对游牧者没有多大用处。但到了后来，许多俘虏由于具有特殊的才能或独特的技艺而被赦免成为奴隶。最初收留这些奴隶的，可能是国王和军事领袖，他们显然很快就感到这些奴隶比他们本种族的农民和普通人更属于他们所有。奴隶的主人可以命令他们做各种事情，那些工作是准自由的普通人所不愿意干的，因为他们关心自己耕种的那小块土地。奴隶们可以被用来从事集体劳动，建筑堤坝或采矿。

在最早的时期，工匠通常是家奴。货物、陶器、纺织品、金属器皿等等的制造，大概从开始时就是奴隶工业。这在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的家族城市中，是很发达的。塞斯在他的《巴比伦尼亚人和亚述人》一书中曾引用了巴比伦人为教奴隶学习手工艺以及处理利用奴隶生产的物品而订立的合同。奴隶生的孩子是奴隶，有些人因负债无力偿还而沦为奴隶，因此奴隶的人数增多了；有可能随着城市扩大，新增人口的一大部分就是大家族的奴隶工匠和奴隶仆役。他们绝非下贱的奴隶；在巴比伦后期，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是受到精密的法律保护的。他们也不全是战俘。父母可以出卖子女为奴隶，父母去世后，弟兄可以出卖姊妹。自由民在无法维持生活的时候，甚至可以自卖为奴。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的命运就是当奴隶。工艺学徒也是一种定期的奴隶。

从奴隶人口中，反过来，又产生了解脱奴隶身份的男女自由民，他们做工取得了工资，同时还有更加明确的个人权利。巴比伦的奴隶可以自己拥有财产，许多奴隶便储钱赎回自己的自由。大概城镇里的奴隶的境况往往比较好些，实际上跟耕种土地的人是一样自由。当农村人口增加时，他们的子女参加和扩大了工匠的队伍，有些是奴隶，有些是自由民。

随着政府的职权范围逐渐扩大，并越来越复杂，家族的数目也就增多了。在王室的庇护下，大臣和官吏的家族发展了起来，在庙宇的庇护下，庙宇执事们的私人家族也发展了起来；要理解房屋和小块土地怎样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占有者的私人财产，越来越明确地不再属于原来所有者的神，是并不困难的。埃及和中国的古代帝国过渡到封建阶段以后，那些以前原来是官吏的家族，一度变成了独立的贵族的家族。在巴比伦文明较晚阶段，我们见到社会结构中有产阶级的人逐渐增多，他们既不是奴隶，又不是农民，既不是僧侣，又不是官吏，而是这种人的寡妇和子孙，或是富有的商人之类，他们都是没有主人的人。

商人是外来的。巴比伦有许多阿拉米商人，他们有大商铺，拥有奴隶和解脱了奴隶身份的自由民以及从事各种工作的雇员。（在一个没有纸张的文化中，他们的簿记是很繁重的工作。这牵涉到把大量小瓦片存放在一口大瓦缸里。）在这一大群混合在一起的多少是自由和无羁绊的人之外，另有许多人，包括大小商人和小贩，则依赖他们而生活，迎合他们的需要。例如，塞斯提供过为建立并供应一家旅舍和酒店而订立的契约的细节。那时来往的行人和旅客已开始出现了。

奴隶制中最不仁慈的方面是伙役奴隶。如果说这种人在古代城市里并不过多，那么，在别的地方证迹是很不少的。首先，国王就是个最大的企业家，他开凿运河，组织灌溉（例如前一章提到的汉谟拉比举办的事业），开采矿山。他似乎还为出口组织过生产者（例如在克诺索斯）。第一王朝的法老就曾在西奈半岛开采铜矿和绿松石矿。为诸如此类的目的役使成群的本地人，比从国王本族征集民工，花钱也少，并且远远易于控制。

同样，很早的时期俘虏已被用来在大木船上划桨，虽则托尔在《古代船舶》一书中，指出雅典的自由民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50年）以前并没有免于这种劳役。君主们还发现利用奴隶进行军事征伐较为便利。他们是无根之人，他们不急于回家，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法老曾在努比亚捕捉奴隶，为了组成黑人部队去征伐叙利亚。和这种奴隶部队密切结合的，是雇佣的蛮族部队，他们不是被君主用武力抓来的，而是凭食物和允许进行掠夺的诺言所收买和为需求所迫而来的。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这种雇佣军队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旧式的从本国人中征集的士兵。奴隶般的伙役劳动在经济制度中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因素。后来伙役奴隶又从开矿山，挖运河，建造城墙扩展到农业耕作。贵族和庙宇也在他们的领地上采用伙役奴隶制度。在某些主要农产品的种植上，大农场上的伙役奴隶开始撵走了耕种小块土地的农奴劳动者。

3　最初的“独立的”人

前面我们从社会结构简单的苏美尔初期城市叙述到公元前最后1 000年间一些大城市，其中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种族、传统、教育、职务的人，他们在财富、自由、权威、效用上也不一样。最值得注意的事，是在这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间，一些我们可以称他们是自由的个人逐渐增多，他们是独立的人，不是僧侣，不是国王，不是官吏，不是农奴或奴隶。工作的压力对他们不大，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和研讨。这种人是同社会安全和私有财产的发展同时出现的。

计算的方法已有发展。阿拉米人和闪米特商贾这类人的买卖活动促进了借贷和押款的办法。在古代，除了少量动产以外，对土地和房屋的权利几乎就是唯一的财产；后来，人们可以存款放债，可以外出，而归来的时候财产仍可靠地掌握在他手里。在波斯帝国中叶，曾有一个名叫希罗多德的自由的个人，我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最先持批判的态度、有见识地写历史的人中的一个。他写的书不同于仅仅是僧侣式或宫廷式的编年史。我们值得在此简略地看一下他的生平，以后还将引用他写的历史。

我们曾讲过雅利安族的波斯人在居鲁士率领下于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尼亚。我们还提到波斯帝国扩展到了埃及，它在那里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它也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84年左右出生在小亚细亚一个名叫哈利卡纳苏斯的希腊城市中，当时这个城市是由波斯人管辖，并处在一个政治暴君的直接统治之下。没有迹象能说明希罗多德是否必须做工以维持生活，或者必须花费许多时间来管理他的财产。关于他的详情，我们并不知道，但在那个外国统治下的希腊小城市里，他显然得到了几乎所有前人用希腊文写的手稿，并进行了阅读和研究。

就我们能推测到的说，他曾自由舒适地周游了希腊的爱琴海地区；他想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似乎都有相当过得去的住宿条件；他到过巴比伦和修泽，修泽是波斯人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巴比伦尼亚境内建立的新都。他又沿着黑海海岸旅行，因此积累了相当多的有关斯基台人的知识，斯基台人就是当时分布在南俄罗斯的雅利安人。他去过意大利南部，考查过提尔的古迹，沿着巴勒斯坦海岸航行，在加沙上岸，又在埃及住过一长段时间。他周游埃及各地，参观庙宇、石碑，收集资料。我们不但从他本人，而且还从别的证据里了解到，那时已有成群的游客参观古老的庙宇和金字塔（当时已有近3 000年的历史），并有一种专门的僧侣做向导。观光的人在墙上刻写的文字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其中有许多业已经过考释，加以刊行。

随着他知识的积累，他动念要写一部历史巨著，记述波斯征服希腊的事迹。为了介绍这一段历史，他首先编写了希腊、波斯、亚述、巴比伦尼亚、埃及、斯基提亚的历史情况以及这些国家的地理和人文的概况。据说他把书写成以后，为使他在哈利卡纳苏斯的朋友们知道有这本书，就诵读给他们听，但他们并不能赏识；于是他到当时希腊所有城市中最繁华的雅典去；他的著作在那里大受欢迎。他成了一批有才智和有卓见的名人的中心人物；雅典城当局投票通过奖给他10个塔伦特（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7万美元），以表彰他的学术成就。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位极为有趣的人的事迹，也不打算评论他写的那本絮絮不休、谈奇说怪、引人入胜的历史。这是一本学家们迟早都要读到的书，因为它充满着光怪陆离的谬误和博斯韦尔式——以亲切敬慕的笔调写时人传记——的魔力。我们在此举出这些细节，只想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时，人类事务中已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读书写字已经越出了寺庙的围墙和宫廷书记的身份。记录也不再限于宫廷的寺庙之内。新出现了一种人，这是些有闲暇和能独立生活的人，他们提出问题、交流知识和见解、发展思想。这样，在军队的行进和帝王的决策之下，在未受教育的和漠不关心的人的一般生活之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终于在人类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即人类的自由知识的开始。

关于自由知识，在下一章谈到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各城邦的希腊人时，我们将进一步加以论述。

4　3000年前的社会阶级

我们不妨在这里综合前两章的讨论，把2 500年至3 000年前组成后期巴比伦尼亚及埃及文明的极为复杂地积集的人群的主要成分加以分列。这些成分是在五六千年的过程中在世界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它们互相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明显。它们的心理气质、传统、思想态度在互相影响中发展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文明只是在继续进行，在进一步发展、体现和重新安排这些关系。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继承下来的。我们只有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关系的起源之后，才能摆脱我们所属的特定阶级的偏见和初念，才能开始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首先是僧侣，即寺庙体系，原始文明是以它为核心和指导智力发展起来的。在较晚的时期，它在世界上仍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它是知识和传统的宝库，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影响，是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凝固力。但它已不再是全能的了，因为它的本质使它成为保守的、不易适应的。它已不能再垄断知识，也不能创始新思想。学问已经渗入到其他受到较少钳制，而能自行思考的人们中去。在寺庙体系里聚集着它的男女僧侣、书记、医生、术士、凡人修士[居士]、司库、管理员、指导员等等。它拥有庞大的财产，同时往往窖藏巨额的财宝。

（2）从僧侣里产生的同时又是和僧侣相抗衡的，是以国王或“万王之王”为首的宫廷体系。在亚述和巴比伦尼亚晚期，国王是一种军事首领和世俗事务的控制者；在埃及，是个自己摆脱了僧侣控制的神人。在君主的周围，有他的书记、谋士、记录员、事务官、军事首领和警卫。他的许多官吏，特别是他的地方官，各有许多下属机构，而且总是倾向于独立的。古代大河流域文明的贵族就是由宫廷体系里产生的。因此，它的起源和古雅利安人的贵族不同，后者是长老和头面人物推选的共和式的贵族。

（3）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是人数众多并且是社会所最必需的一个阶级，就是耕地的人。他们的地位因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他们或是纳税的自由农民，或是神的农奴，或是国王、贵族，或是私有者的农奴、佃农；他们向主人缴租，在大多数情况下，赋税和地租是以农产品缴付的。江河流域区的国家的农民，都精于农艺，耕种比较小块的土地，他们为了安全，群居在村落里，全都关心维护灌溉系统和村落生活中的共同感觉。耕种土地是一种严格的职业，季节性强，时不待人，儿童在幼年就能被用来劳动，因此耕种者阶级受的教育一般是很差的，是个俭约劳累的阶级，他们由于无知，对季节变化也不了解而有迷信思想，并且由于消息不灵通而很容易受骗。有时他们也能进行顽强的消极抵抗，但他们除了收成以外，别无可求，有了收成可以免于借债，还可以贮藏防灾。直到现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耕种者的生活情况仍是如此。

（4）工匠阶级在起源和性质上，与耕地的人大不相同。起初，他们大概部分是城镇奴隶阶级，部分是有专门技能的农民。然而发展一种工艺及其秘诀，是一种必须先学习然后才能从事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门手艺大概会发展到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某种同行同业的共同感。工匠们比耕地的人能够更快地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还能组织行会限制产量，保持工价并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5）当巴比伦统治者的权力，从原有的土地肥沃的耕作地区扩展到不那么富饶的草原地区时，就出现了牧民阶段。就巴比伦尼亚而论，那些人是游牧的闪米特人，即跟今日的贝都因人相似的贝都因人。他们大概在广大的地区里牧放羊群，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大牧羊场工人的做法差不多。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和受到的尊重比耕地的人高得多。

（6）世界上最早的商人是船主，例如提尔人和克诺索斯人；或是一些游牧者，他们携带货物从原始文明的一个地区游动到另一地区进行贸易。在巴比伦和亚述的世界里，大多数的商人是闪米特族的阿拉米人，即近代叙利亚人的祖先。他们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形成了自己的巨大家族。放高利贷的事业主要是在公元前最后1 000年里发展起来的。早在苏美尔时代就已有人放高利贷。商人需要贷款，耕种者也须要借款，待收获后偿还。塞斯曾记述过巴比伦的埃吉贝钱庄，那个钱庄开设了几代，迦勒底帝国灭亡后它仍存在。

（7）可以假定，小贩阶级是在古帝国的末期随着社会的复杂而产生的，但它大概并不很重要。

（8）独立的有产阶级正在发展。

（9）当生活享受增多时，宫廷、寺庙和财主的私宅里出现了一个家仆阶级，他们是奴隶或解放了的奴隶，或是为家族收养的青年农民。

（10）伙役工人，这些人是战俘、债务奴隶、被强征的人或被放逐的人。

（11）雇佣兵，这些人也往往是战俘或被强征的人。有时是从尚武精神仍然盛行的友好外国居民中招募来的。

（12）海员。

我们在讨论近代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往往喜谈“劳工”一词。关于劳工的团结及其共同感，也已多有论述。但要注意，我们谈论这几个最古的文明国家的“劳工”时，指的是起源、传统和前景均不相同的五个截然分明的阶级，即上文第3、4、5、9、10各条所指的五个阶级和第12条中的划桨的这一部分人。所谓“劳工的团结”，当我们研究19世纪的机械革命时，就会知道，那是后来产生的一个新的观念，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新的希望。

5　阶级凝结成为种姓

在结束对这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社会阶级的讨论之前，我们还要稍为注意一下它们的固定性。各阶级之间究竟相互隔离到怎样的程度？又相互混杂到怎样的程度？就上文第9、l0、11、12条所指的家仆、伙役工人和奴隶、成队的士兵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船员或至少是船员中的划船的人而论，他们大多是征募而成的阶级，他们并不急于也不容易成立家室，他们显然不是个传宗接代的阶级，他们大概是一代代从战俘中，从其他阶级的失败者中，特别是从小贩阶级的破产者中，以及从耕种者中凭说服和强迫来予以补充的。就船员而论，我们必须把仅仅是普通的划船人与诸如提尔和西顿港的驾驶员和拥有船只的海员区分开来。船主们无疑经过不易分辨的步骤过渡成商人阶级；而驾驶员们在大的港口必定已形成特殊的社会，在那里成立家室，并把航海术的秘密传授给他们的子孙。

上文所说的第8个阶级当然是个不稳定的阶级。由于继承遗产的人、靠人生活的人、寡妇和有钱有势的退休人员等人数的增多，这个阶级的人数便随之不断增多；同时，由于死亡或投机失败和由于财产的分散，这个阶级的人数也就随之不断减少。就印度以西的地区而论，男女僧侣也不是个生殖很繁盛的阶级，许多僧侣是独身者，因此这个阶级也可以算是个征募而成的阶级。一般说来，家仆也不是生殖繁盛的。他们住在别人的家里，他们没有独立的门户，又不供养大批家属。由此可见，古代文明社会中真正重要的阶级如下：

（a）皇室和贵族阶级、官吏、军官等等；

（b）商人阶级；

（c）城镇工匠；

（d）耕地的人；

（e）牧民。

这几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抚育子女的方式，因此他们之间自然或多或少继续保存一些显著的差别。古代国家没有组织公共的教育，教育主要是家庭的事务（今天印度的许多地区仍然如此），因此，儿子继承父业，并娶熟习于他们家庭生活的女子为妻，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于是除了在巨大的政治动乱时期以外，各阶级自然而然地继续地保持着隔离的状态；不过并不阻止个别优异的人和不同阶级的人通婚，或由这一阶级进入到另一阶级。穷的贵族会与商人阶级中的富有者结婚，事业心强的牧民、工匠或船员会成为富商。就我们所知，埃及和巴比伦尼亚的一般情况就是如此。以前人们曾认为埃及的阶级是固定的，那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希罗多德的著作而产生的误解。在埃及，其实只有半神圣的王室，唯一具有排他性的阶级，才是不能和其他阶级通婚的。

在社会体系各环节中，大概都发展排他性，实际上阻止闯入者。例如，各个种族和各个时代具有特殊手艺秘诀的工匠们，都倾向于发展行会组织，以限制他们那种手艺的外传，并禁止与本行会以外的人们通婚。在战争中获胜的民族，特别是当他们的种族在体形上具有显著的差别时，也往往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不予接近的态度，发展了一种贵族式的排他性。这种限制自由来往的组织，在所有那些持久的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在各种形式中变化无定，但发生作用的自然界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限制得严格些，有时松弛些而已。雅利安各族一般的趋向是把贵族（patrician）家庭与平民（plebeian）家庭区分开来；其迹象明显地贯穿在今天欧洲的文学和日常生活之中，更受到了门阀家谱学这一门“科学”的十分生动的支持。这个传统即使在今天民主的美国也还活跃。德国是欧洲各国中最严格的，它在中世纪时对这种区分的固定性已有很明确的概念。王侯（他们本身形成一个排他性的阶级，不与地位较低的人通婚）以下有：

（a）骑士——享有门阀纹章的武官和文官的等级；

（b和c）市民阶级——商人、航海人员和工匠；

（d）农民阶级——耕地的农奴或农夫。

中世纪的德国，和古代各大文明的任何西方继承者一样，趋向于使阶级固定下来。这种观念和讲英语的民族，以及对讲法语、意大利语的民族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由于一种天性，赞成阶级之间的自由来往。这种排他性的观念首先在上层阶级中产生，并主要是他们所促进的。被排斥的群众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上层，这正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一种理所当然的报复行动。我们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将能见到，认为在形形色色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众（马克思主义者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与统治者、商人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并且需要进行冲突，即“阶级战争”的概念，正是在德国首先兴起的。这种思想，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更易于接受。

不过我们在讲到这种冲突之前，还必须经历很长的一段有许多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

6　印度的种姓

如果我们的眼光从中亚和大西洋之间世界文明的这一主要发源地转向东方，看看公元前2000年印度社会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某些广泛而非常有趣的差别。这些差别中首先是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阶级固定性，其严格的程度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种阶级固定性，欧洲人称之为种姓制度（英语的caste[卡斯特]一词，起源于葡萄牙语的casta；印度语是varna[瓦尔那]，意思是肤色）。种姓制度的起源还完全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之前，它在恒河流域已根深蒂固了。种姓制度将社会结构横分为复杂的几个阶级或种姓，各种姓的成员不准与较低级种姓的人共餐，也不能通婚，否则要受到惩罚，成为被逐出种姓的人，忽略或亵渎了宗教仪式的人也可能“失去种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种姓，并不是降到较低一级的种姓，而是成为被逐出种姓的人。

每个种姓又有许多区分，非常复杂，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行业组织。每个种姓都有它的地方组织，维持纪律，分配各种慈善布施，照顾本种姓的贫苦人，保护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并检验从外地新来的人的凭证（很少办法能防止一个旅行的印度教徒冒充较高的种姓）。最初的四个主要种姓似乎是：

婆罗门——僧侣和教师；

刹帝利——武士；

吠舍——牧民，放债者，商人和地主；

首陀罗。

此外，还有不列入种姓的帕里阿[贱民]。

但这种最初的划分早已变得非常复杂了，因为每个种姓后来又各自划分为许多小种姓，都是排他性的，各自把成员约束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之内和在一群伙伴之中。在孟加拉，刹帝利和吠舍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但这问题太复杂了，我们无法在此详细讨论。

除了这种离奇的社会分裂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婆罗门，即印度世界的僧侣和教师，与大多数西方的僧侣制不同，是一个可以结婚生子的排他性的阶级，它不从任何其他社会阶层吸收成员。

无论印度形成这种广泛的阶级固定的最初原因是什么，不容否认婆罗门起了传统的保管者和使人民支持传统的唯一教育者的作用。有人认为这四个最初的种姓中的前三个，又称“再生”种姓，是印度的征服者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后裔，他们建立这样严格的隔离制度，是要防止同被征服的首陀罗和贱民发生种族混合。首陀罗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从北方来的征服者，贱民则是印度原有的达罗毗荼族居民。但这种推测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看来，很可能是恒河流域经过许多世纪长期的刻板不变的生活条件，有助于使阶级差别固定下来，在西方较广阔的世界里，生活条件千变万化，从来就没有这样固定不变的界限。

不论种姓是如何兴起的，印度人的思想受到了它极大的束缚，则是不容怀疑的。公元前6世纪，佛教兴起，佛教的伟大教师乔答摩宣称：“流入恒河的四水一旦在圣河中混合，就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同样，一切信奉佛陀的人也不再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区别。”他的教义在印度盛行了几个世纪，并传到了中国、日本、缅甸、锡兰，在今天已成了很大一部分人类信奉的宗教，但佛教终于被有生命力的、固执的婆罗门及其种姓观念所击败，并被摈逐于印度人的生活之外。

7　中国的官吏制度

在中国，我们见到一个社会体系沿着另一条与印度和西方文明所遵循的不同而只在大体上平行的路线进行着。中国文明比起印度教文明更是以和平为目的而组织的，武士在社会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同印度文明一样，中国的领导阶级是一个知识阶级；作为僧侣不及婆罗门，作为官吏则过于婆罗门。但与婆罗门不同，官员是中国的读书人，不是一个种姓，因为官吏不是靠出身，而是靠教育；官吏是通过教育和考试从社会各阶级里选拔出来的，官吏的儿子没有规定的继承父亲职位的权利。这些差别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印度的婆罗门作为一个阶级，连自己的圣书都不了解，思想怠惰，但又狂妄自大；而中国的官员却具有从刻苦的脑力劳动中获得的精力。但是，他所受的教育几乎全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学究式的学习，因此他的影响几乎完全是保守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它的一套，直到1900年，它还在这条路上迈步。入侵者来来去去，朝代不断更换，但这黄种文明的生活常规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体系承认在天子之下有四个主要阶级：

（a）士，识字的阶级，部分相当于西方世界的官吏，部分相当于西方世界的教师和牧师。在孔子时代，士的教育包括射和御。加上礼、乐、书、数，共称“六艺”。

（b）农，土地的耕种者。

（c）工，工匠。

（d）商，做买卖的阶级。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办法总是把一个人的所有田产分给他所有的儿子，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像其他大多数国家那样把土地出租给佃户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中国的土地总是分割为小块的家业，主要由各家保有，精耕细作。在中国也有地主，他们拥有一块或几块耕地，出租给佃户，但是没有规模很大的和永久的地产。如果一小块田地一分再分，小到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时，它就被卖给某个富有的邻人，原来的所有者流入某一个大市镇里，加入那里的挣工资的工人群众。在中国，很多世纪以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市镇人口，他们几乎毫无财产，既不是农奴，又不是奴隶，但由于极端贫穷，靠每天做工才能过活。中国政府所需要的士兵就是从这伙人中间招募的，开运河、筑城墙等工程所需的伙役劳工也是从这伙人中招来的。战俘和奴隶阶级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比公元前同时期在任何西方国家中所起的作用都要小些。

由此可见，有一件事对这三大地区社会结构的发展来说是共同的，即古代在君主或平民开始能够读书，因而能够独立思考之前，受教育的阶级所行使的权力是极大的。在印度，婆罗门这个受教育的阶级由于有排他性，所以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他们的势力；高踞在中国群众之上的亦士亦官的制度，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和由于文字的繁难，一直流行至今。在复杂多事的西方世界，种族和传统的差异推迟了也许永远阻碍了社会上特别有知识的分子组织成一个与此平行的阶级优势。在西方世界，前面已经说过，教育早已“溢出了”和被吸出了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控制，它已越出了种姓、僧侣制和各种传统的局限，成为社会共同的一般生活。写字读书，也已简化到不再是使人崇拜或神秘的事情了。也许是由于中国汉字特别复杂难学，而不是由于种族的差别，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到相似的程度。

8　近一万年的梗概

在前六章中，我们扼要地追溯了1万或1.2万年——也就是大约三四百代人的时间——的整个历程；经过这个历程，人类不再是稀疏地分布在地球温暖地区的人数稀少、忍饥挨饿、东游西荡、相当不合群的动物，而成为稠密地拥挤在条件较优地区的旧世界为数众多的构成社会的人了。辛苦的劳动开始了，奴役和安全也就开始。在这个时期，人类经过了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农业阶段，以兽皮为衣的原始的家族部落用石镰收割野生饲料和带着谷子的草，贮藏在粗陋的泥棚里，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地中海周围沿岸，尼罗河流域，直到亚洲的印度以及中国广大的江河冲积区，已遍布着人类耕种的田地、繁忙的城市、高大的庙宇和来来往往的商业。排桨帆船和三角帆船出入于拥挤的港湾，经常小心谨慎地在海岬之间，以及在海岬和岛屿之间，靠近陆地行驶。埃及人拥有的腓尼基商船曾穿过东印度群岛，也许还到过太平洋。我们有非洲南部布须曼人的岩石绘画，画着一些戴头饰的白种人，这头饰在亚述曾一度流行过，在北欧也曾见过，但不是非洲当地的形式。商队千辛万苦地越过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通过突厥斯坦，到远方去进行贸易；从中国来的丝绸，从非洲中部来的象牙，从不列颠来的锡，源源不断运到这个世界新生活的中心。大马士革已能制造锦缎和“大马士革”钢。人类已学会纺织精美的亚麻布和绚丽的彩色毛织品，已能漂白和染色；已有了铁，还有了纯铜、青铜、白银和黄金；已能制造极其美丽的陶器和瓷器。他们几乎已能发现、剖割和琢磨世界上一切种类的宝石；他们已能读书写字；已能改变河道，筑金字塔，还能建造长达1 000英里的长城。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大约100个世纪中取得的，与一个人70年的生命相比，1万年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与地质年代的长度相比，则完全微不足道了。从亚历山大时代建筑城市时往后推算，上溯到最古老的石器时，即上新世钩喙状石器的时代，这段时间足有1万年的100倍。

在本文中，我们借助于地图、数字和年表，试图表示出人类在这些多事的世纪里发展的次序和轮廓，勾画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观念。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大纲。我们只提到了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虽然从现在起提到的人名一定会增多的。但我们在这里画的少数几张图表所表达的本《史纲》的内容，一定能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些，那么，就能见到60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越到后来越类似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前面已经叙述过，旧石器时代身涂彩纹的野蛮人怎样被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所代替，这种类型的人在现今世界的落后地区还能见到。我们曾提供一幅画着苏美尔士兵的图画，那是从远在闪米特族的萨尔贡一世征服苏美尔之前早就有的石刻上临摹下来的。某个棕色皮肤的人一天又一天地忙于雕刻那些形象，在他雕刻的时候，一定还吹着口哨。在那些日子里，埃及三角洲的平原上，到处是一群群肤色黝黑的工人，他们正在卸下从尼罗河上游运来的石头，为通向当时的金字塔增加一条新的跑道。人们从当时的历史情景可以描绘出无数的图画：埃及的某些叫卖的小贩在貌美钱多的贵妇人面前展开他的商品，兜售巴比伦式的外衣；底比斯庙宇的节日，各种各样的人群拥挤在庙门之间；一群兴奋的、黑眼珠的克里特观众，就像现在的西班牙人一样，观看斗牛，斗牛士跟现代的完全一样，也穿着长裤，紧扎腰带；儿童们在学习楔形文字（在尼普尔，已发现一个学校用的黏土习字瓦片）；一个女人因丈夫卧病在家，急忙去到迦太基的一个大神庙里许愿，祈求他的康复。

或者也许是一个未开化的希腊人，穿着兽皮，手执青铜的斧钺，一动不动地站在伊利里亚的一座山头，惊诧地初次见到克里特的排桨帆船像一条巨大的昆虫横爬过亚得里亚海的紫晶镜面。他回家向家乡人讲述关于这个怪物的奇谈。布莱鲁斯[百手巨人]和他的一百只手臂。二百多个世代中一代一代的千百万桩细事就是这样一针一线地织成了历史。但是除非它们出现重要的线缝或接合处，我们现在就不能停下来对任何一针一线都加以研究了。

9　古代世界的雕刻和绘画

这部《史纲》以下三编的主要内容是讲西方世界里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一千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影响，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用两小节来对人们生活中出现的有意识地寻求美感作一简略的记述。前两编谈到了人类如何从一种游动的、为数很少的动物上升到为数众多、辛劳的然而是有保障的、有更丰富的文明生活的人。对于少数幸运者来说，文明意味着精力的巨大解放；对所有的人来说，文明意味着免于急迫的劳作和需要。解放出来的精力，能使“玩耍”延长到成年人的生活中去，到有意识的寻求欢乐中去。人们不必再用全部时间来寻找食物和住所。他们向美抬起了双眼。即使尼安德特人这种动物也并不全然是个禽兽。它收集贝壳、奇异的石头和诸如此类的稀奇东西挂在身上，看来也许是为了娱乐和装饰。

我们曾指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大量的绘画和雕刻。那些东西是为了娱乐的。无疑，它们还有一种巫术的意义，那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倾向，就是要使每件东西都担负上私人的意义。直到今天，有些人还觉得某种宝石或装饰品会给人带来幸运或不幸。无疑旧石器时代的人也认为画了某种动物，在猎取那种动物时就会得到顺利的结果。不过他们刻的小雕像有一些明显地是为了好玩逗趣的。有些人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绘画，大部分都是在黑暗的山洞里和偏僻的角落里。但这些东西可能只是古代的人们刻画在当时树干和岩石上的装饰保留下来的很小一部分。暴露在外的，几年之后自然地毁掉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会绘画和雕刻；他们还会跳舞，这可以从他们的图画中得到证明，他们的舞蹈中似乎包含着有节奏的叫喊和打击。这些是美术和音乐的初步因素。不过，他们建造的窝棚以及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盖的茅屋和洞穴，完全是实用的；只是在文明开始萌芽，人口已达到相当数量时，神龛和头人的茅屋才不仅仅是住人的地方，这时有意识的建筑才开始出现。人们逐渐感到，一座建筑物可能具有威严和神秘的气氛，使人对它的庄严和华丽留下深刻的印象。

石器时代的人在营造上所作出的最大努力，也许就是埋葬大人物的冢墓。冢墓的中央，通常总是一间用大石块叠架而成的墓室，然后用泥土或泥砖围了起来。埃及的巨大的金字塔，那些粗俗的庞然大物，实际上是些大石墓。英格兰的西尔伯里土岗是一个泥土堆成的金字塔。这些堆积的方位是很精确的；埃及的金字塔花费了巨大的群众力量，也表现了相当高明的力学上的技巧；但这些大坟堆却几乎说不上是什么建筑。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尼罗河流域的建筑师开始彼此都不很了解对方的活动，彼此间也很少或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双方最初的形式都是决定于晒干的泥砖和木料的特点。然而苏美尔人没有石料可以利用；另一方面埃及人却在附近就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石料，容易开采，也容易运到尼罗河。晒干的泥砖是会缩小的，因此墙的基底必须逐渐放宽，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的建筑物的外墙均呈斜面，使它特具庄严坚固的气派。内部通道很窄狭，因为当时还没有解决支架屋顶的困难。苏美尔的重要建筑物都呈“曲折线条的塔”形，这在后来一直是这个地区的特点。塔形建筑是多层的，每一层都比下面一层窄小些，四周是阳台，并有梯级。软砖的表面盖有瓦和经过焙烧的较硬的砖。现在从这个地区发掘出来的遗物只是一些断瓦残垣，原来往往是有七八层的建筑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建筑中，极少或从来没有大柱子——因为没有合适的材料——堂屋一般似乎是圆顶，但不用拱形结构，而是由那厚实的墙的每一层的砖都比下面一层向里多伸出一些而盖成的。不过，在乌尔和渴石的苏美尔人的建筑物中，有用砖砌成的粗大的柱子。扶壁和用砖嵌成的镶板具有装饰的作用。灰泥和赤土陶瓦在装饰方面起的作用很大。石料见于洞穴板壁和类似的特殊用途。我们只是在研究亚述的建筑时，才进入了石料的领域，那里的建筑物开始用石头建造，还随意地用石头作装饰。只是在公元前2千纪埃及的交通发达起来以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流域才有大石柱。

埃及的建筑从没有产生过多层塔形的大厦。除了金字塔、方尖形的石碑和塔门以外，埃及的建筑都是宽阔低矮的。石头起初是作为木材的替代物而出现，石制的门楣和横梁代替了木制的，式样仍同木制的一样。木制的支柱让位给了石制圆柱。不久以后，在这种圆柱上画上了人和动物的形象，或刻成浮雕。有一座古庙，即同时期的金字塔附近的斯芬克斯神庙，大部分是在一整块原有的岩石上凿出来的。这个庙没有圆柱。圆柱和柱廊在第十二王朝前后才开始出现。

埃及式建筑的黄金时代是在第十八王朝。底比斯的数量众多的庙宇都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第十九王朝也是建筑工人的一个伟大的朝代。

在这两个文化中心，雕刻和绘画起初都完全附属于建筑这项主要艺术。雕刻是以浮雕和塔门上的雕刻开始的；绘画，是为涂饰护墙板和覆盖空白的墙壁。由于埃及气候干燥，大量优美的画面都得以保存下来，那些画表现了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了当时埃及人的思想和想象力。亚述和巴比伦的记录比较起来则少得多。

爱琴海地区的建筑有它独有的特性，但总的说来，在精神上和埃及的相似，而和巴比伦的不同。这里很早就采用了大圆柱，但建筑物的底层图样的安排错综复杂，与埃及的或巴比伦的都很不一样。壁画和镶嵌技术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当这三种重要的艺术发展的时候，这几个文明中心地区还大量出产经过雕琢的宝石、金饰和其他金属的工艺品、小雕像、模型和诸如此类的小玩意和装饰品、凳子、床、宝座和式样大方的家具等等。木刻和象牙雕都很优美。克里特的特产是精美的金工和陶器。克里特的花瓶盛销于古代的东方各地。

10　古代世界的文学、戏剧和音乐

在古代文明中，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和音乐似乎没有得到有形象的艺术那样高度的发展。自从有了语言以后，讲述故事就成了人类生活中一件重要的生动的事情。两三个妇女，无论是哪个种族的，她们在一起聊天，就包含了散文文学的最重要因素、语法的妙用、创造性的想象和生动的性格刻画。梦，往往是离奇险怪的，并体现了对原始社会必有的遏制的反应，给古代故事提供了一种奇妙的成分。除了在最冷淡、最拘谨的人中之外，这些故事常常以演剧般的姿势和穿插停顿发挥表达出来。从很古的时候起，人们就定期进行叙事性的舞蹈来纪念某些大事件和表现某些大场面的过程，在舞蹈的时候，说白、吟唱、模仿、节奏的动作和器乐的声音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文明发生之前，人类生活中已经有了这些事情；在古代文明地区，当定期的庆祝活动已上升成为庙宇的典礼时，喜闻乐见的故事和短剧、朴素的舞蹈，无疑仍在普通老百姓中继续流传。虽然僧侣们采用了各种各样传说的纲目，例如创造天地万物的故事，并且把许多原始的寓言扩展成为复杂的神话，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它们投进华丽辞藻的模型里去加以铸炼。主要的还是看戏。无论在埃及还是在巴比伦尼亚，这类戏剧作为戏剧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也许农民有他们自己的戏，但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爱琴海地区各族民间戏剧可能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了解得不够，尚难讨论。也许他们没有戏剧。他们却有一种表演具有更残酷更紧张的趣味。斗牛是他们的共同娱乐。与他们大概有血缘关系的伊特剌斯坎人，用屠杀奴隶和观看俘虏为了活命而互相搏斗作为娱乐，欧洲人到达前的美洲文明也是如此。

本书作者在这些古老的文明里，甚至在其乡村生活里，未能发现任何有关以讲故事或吟唱故事为职业的人的记录。直到写作技巧发展之前，如果没有专职记事的人，文艺是不可能发展的。人们偶尔会妙语横生，但没有记录下来发展成为文学手法和传统。最古的埃及文字似乎除了咒语，就是医药处方、道德格言和简朴的记录。埃及人和苏美尔人把一切认为当然的竟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步，他们在童年以后就极少沉湎于奇迹或冒险的美梦。他们是单纯、实干的人民。即使对于死，埃及人也是异乎寻常地讲求实际的。他们很细心周到地埋葬死人。埃及最伟大的故事名叫《死人书》，讲的是人死以后灵魂到俄赛利斯那里去时旅途中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有上百种讲法，它是一种简单的、劝人为善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关于阴间世界的旅行指南。

犹太人此时还在编写他们的书，世界上第一本具有威力的书，就是圣经，它促使古代闪米特族世界许多被粉碎的成分结合了起来，这一点以后还会谈到。雅利安人在他们森林地区里吟诵，但他们还不会写字，不能把歌手们的传述和赞歌记录下来。

在整个古代世界里，音乐从没有独立地自成一种艺术，它总是附属于吟诵或舞蹈。古代音乐有节奏，有曲调，但没有和声。人们以大体一致的声音呼叫、敲打或吹奏。妇女和青年人唱声比男子的高一音阶。用踏脚、拍手和原始的鼓声来协助。犹太人和希腊人的音乐直到基督纪元开始时也是这样的。阿拉伯的音乐至今还没有和声。他们的音乐由有节奏的韵律构成，但曲调相当单调。嗓音、弦、铙钹都随着手鼓的有规律的响动同时发声。这大概就是埃及和巴比伦音乐完整的遗存。

古代文明的绘画和雕刻所显示的音乐演奏的景象正是这样。鼓的形式有很多种，小手鼓或铃鼓的式样也不尽相同。铙钹的相击见于亚述的浮雕，而埃及的手鼓发出刺耳的低沉的声音。还有笛子、双管笛、六孔短笛和口琴，还有号角和金属喇叭，那是只在乐曲高潮时才吹出很大声响的一种简单喇叭。最后，从新石器时代的弓演变出了许多弦乐器，演奏者用手指或拨子弹弦。有七弦琴、竖琴、萨特里琴、琵琶和扬琴。琵琶有一个能增大弦音的葫芦形共鸣器，曼陀林琴也是如此。班卓琴是仿照琵琶制成的，较小，也较粗俗。竖琴也许是古代最大而发展得最好的一种乐器。扬琴是一种横卧式的弦乐器。

正如古代世界的文学由于文字不完善而不能充分发展一样，音乐的发展也由于缺乏实际可行的记谱法而受到了限制。那时人类的听觉及想象力和现在是一样的，但他们无法掌握乐曲的主题，也不能将他们的成就作为新的起点留给他们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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