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太史公的历史学精神

因为这样的历史态度，尤其是对“今上”、对现实表现出的强烈的批判态度，所以太史公无法公开地书写、发表《史记》。如果不是任安遭祸即将离开人世，那他很可能也不会去写那封为自己辩解的信。在信中，他清楚地表达出撰写《史记》的关键意义，只是因为一方面，一般人无法理解这样的理想；另一方面，这样的理想也是冒犯当时政治权威的。

《汉书·司马迁传》在抄完了《报任安书》之后，就只加了一小段话：“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这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世时，是无法让《史记》流传的。在汉宣帝（公元前91—前49年在位）时，司马迁的外孙才正式地公开《史记》的内容。

即便是正式公开了，《史记》流传的内容，仍然和太史公原本写的有些差别。按照颜师古的说法，一百三十篇中少了十篇，其中最可惜的，是他写的“今上本纪”不见了。

长期以来，有一部分人将《史记》视为太史公的泄愤之书，他们认为，他对汉武帝朝的记录因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而是不可信的。这样的看法，一方面太小看了太史公，以及他那个必须忍辱苟活来实现的理想，另一方面也太轻视一般读者的判断能力了。

要判断《史记》是不是一本谤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认真地阅读书中的内容，从其实际的记录中抽绎且理解太史公的根本价值信念，然后看他对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是否有双重甚至多重标准。看他在记录汉武帝及当时的人和事时，是否违背自己一贯的价值及信念标准，而采取了另外的或严苛的、不理性的否定态度。

还有，同时代的人和事，分散在《史记》的各个不同的篇章中，我们也可以采集比对，看其中是否有因强烈的情绪介入而产生的前后矛盾或不一之处。

此外，这些人和事，也还记录在其他的文献里，更可以一并对照，看太史公在《史记》中的说法，是否有远离事实之处。

太史公与《史记》在中国历史上，是再重要不过的。他所揭橥的历史精神，尽管在后世不断地遭到误解与扭曲，然而只要这本书存留着，只要太史公这个人的典型价值及信念标准还在，就总会有人从中得到启发，并学习用他主张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看待历史。所以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理念，就在暧昧的“一家之言”与正史之间反复摆荡着。

正史所代表的，是由政治权力决定的单一标准答案，且它一旦定了就压过了其他的说法，甚至埋没了其他的说法。“一家之言”却相信，唯有经由特殊且明确的标准进行评断后，历史才有意义。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在于记录，还在于对记录进行评断，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说明评断的标准，并说服别人接受这样的标准。

因为有“一家之言”的存在，所以正史无法真正彻底地定于一尊，垄断历史的记录与解释的权力，这就促使正史都不得不回应太史公借“一家之言”所提出的森严挑战——任何的历史评断都必须有超越于现实好恶之外的更高、更普遍的标准。

后世能够受到尊重，真正取得权威地位的正史，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样的考验，这种历史精神也得以传承下来。当正史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时，正史的地位就下降沦夷了，相应地，私人著述的“一家之言”就在正史之外蓬勃地发展起来。

太史公的历史学精神，的确有一大部分来自《春秋》，承袭《春秋》。然而，《春秋》及其后续开展的一套春秋学，其实比较接近于历史哲学，它们重历史的教训与意义，相对轻历史的实质记录。太史公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将这样的历史哲学，建立在坚实的历史记录的基础之上，将历史的事实面和意义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使从此之后，中国历史学的追求，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面。

太史公从《春秋》继承来的主要信念，就是相信人类的活动是有一定的准则的，我们可以，也更需要从历史中整理出这些准则。

历史不是一堆杂乱活动的总和，在其表面的杂乱下，有着不可动摇的规律。而且这样的隐藏规律，不仅是单纯的因果律，即种了怎样的因就会得到怎样的果，而是带有强烈的道德是非意义。也就是说，历史会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集体道理中，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还有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这中间有清楚的伦理与道德是非准则。

从历史中弄明白这样的是非准则，才是太史公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也因此，我们才会从理解历史中得到切身的体会，并进而影响、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立身行事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