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陆海超地域帝国

忽必烈的政变政权

由于皇帝蒙哥执意亲征且猝死于前线，使蒙古帝国陷入了大的动荡和危机之中。当时，帝国的实力派人物、蒙哥的盟友拔都也已经去世。于是经过短暂的曲折过程，其弟别儿哥即位，居住在伏尔加河畔的大本营。

西征中的旭烈兀居叙利亚，忽必烈居中华本土的大致中央地带。隶属蒙古中央和右翼的大多数诸王、诸将，作为蒙哥的主力部队滞留四川，塔察儿统率的左翼诸王军镇守位于淮河下游的荆山。留守蒙古本土的只有阿里·不哥一人。情势向原蒙哥政权首领们支持的阿里·不哥一方倾斜。

从与兄长蒙哥对立到再度被起用不久的忽必烈，在争夺继承权方面，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兵力上都处于劣势。但是忽必烈决定赌一场。他不仅没有北还，反而竟强行突破长江包围了鄂州。鄂州本是约定与兀良合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将从云南出发，从安南方面插入南宋境内，突破其中央地带前来会合。

形势发生了逆转。塔察儿所率左翼诸王的大军决定并入忽必烈军。以此为契机，曾在观望形势发展势头的中华方面的各派势力都争先恐后地倒向了忽必烈一边。即使在四川的蒙哥军中，除了护送蒙哥的灵柩返回蒙古本土的部队外，出乎意料地有相当多的人最终跟从了忽必烈一方。蒙哥军中有一个拖雷的庶子木哥，他与忽必烈同年，母亲曾是忽必烈的乳母。木哥被委派全权署理蒙哥军的遗留事务，对忽必烈来说是一件幸事。

忽必烈的阵营一时间迅速扩大。忽必烈留一支部队等候兀良合台，自己匆忙北上。回到其位于中都东北郊的原冬营地，在那里发令召集自己一派的各部队集合。忽必烈及其同党的大军团在这个驻营地度过了1259年至1260年之间的冬季。之后，于1260年三月在位于内蒙古草原的根据地开平府召开了自己一派的忽里台。

到会的主要人物是以塔察儿为首的左翼诸王，以及五投下等左翼诸将。右翼王家中，仅有察合台家族的庶支阿必失哈和阿只吉兄弟、窝阔台的庶子也可·合丹等少数旁系人物参加。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力上，忽必烈派显然都是以帝国东方的左翼势力为基础。会议在掌有左翼最大势力的实力者塔察儿、还有搠只·哈撒儿之子即以善射闻名的帝国第一长老移相哥的主持下进行。六月四日，忽必烈可以说是在预谋下即了位。那一年他四十六岁。

阿里·不哥方面，也宣布举行蒙哥的葬礼并召开忽里台，同时迅速派遣原蒙哥政府的要人前往全国各地，持续开展争取多数人和征发军队的工作。当忽必烈派明显形成敌对势力时，阿里·不哥就在忽必烈即位的下个月于哈剌和林西郊的按坦河举行了即位仪式。

在阿里·不哥麾下，聚集了蒙哥的儿子们以及察合台家族的女主人兀鲁忽乃、成吉思汗的庶支阔列坚家族的兀鲁兀台等帝国中心地区和右翼的实力派人物。在远方的术赤家族，其首领别儿哥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这无疑证明其对阿里·不哥宗主权的认可。在名分上，任何人都清楚阿里·不哥是正统的大汗。与之相反，在那个时点忽必烈一方就是叛军。

可是帝位已经变得与正统性没有什么关系，仅凭实力就可以了。开战后不久，忽必烈军就击溃了阿里·不哥军，进驻首都哈剌和林，一度控制了蒙古本土。在另一个主战场的陕西、甘肃方面，活跃着忽必烈的亲信即著名谋臣畏吾儿人廉希宪，他迅速拿下了京兆和六盘山两大据点。又进一步与从蒙古本土南下反争夺而来的阿蓝答儿所指挥的大军展开激战，凭着甘肃本地建有兀鲁思的合丹家族只必·帖木儿的支援，彻底消灭了阿蓝答儿大军。忽必烈一方在军事上的优势，从战役一开始就确立了。

退往蒙古高原西北地区的阿里·不哥表示投降。忽必烈留移相哥指挥的一支部队驻守哈剌和林，自己返回了开平府。然而，阿里·不哥得到强大的斡亦剌部的支援，战斗力得到恢复，遂谎称投降而接近哈剌和林，突袭并击败了移相哥军。于是一鼓作气强行穿过戈壁，打算直取忽必烈的根据地开平府。忽必烈一方面临危机。不过左翼诸王和五投下等紧急发兵，经过两次大的会战，阿里·不哥军不能获胜，撤兵而去。

其后，双方隔戈壁相持，胜负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一直以来，哈剌和林的政府机构和居民都仰仗来自华北的粮食供应。可是自从忽必烈禁运后，哈剌和林逐渐断粮，阿里·不哥军的斗志也随之迅速低落。为此，阿里·不哥以领主的地位为诱饵，让在自己军中的察合台家族的旁支阿鲁忽承诺运送粮食，然后派他出发。不料阿鲁忽一到位于伊犁河谷的察合台家族的大本营，从兀鲁忽乃手中夺取了领主之位后，立即向阿里·不哥举起了反旗。

受惊的阿里·不哥离开哈剌和林，向伊犁河谷进军，击败了阿鲁忽的队伍。阿里·不哥军于是在丰饶的伊犁河谷一带扎营越冬。那时的阿里·不哥心高气盛，杀死了前来投降的阿鲁忽一方的所有士兵。对“蒙古”同胞的这一暴行，成了阿里·不哥的致命伤。加之第二年春天，严重的饥荒袭击了伊犁河谷，结果阿里·不哥军四散，阿里·不哥携原蒙哥政权的将领们于1264年亲自到忽必烈军前表示臣服。

就此，历经四年震撼帝国的内战终于结束，忽必烈成为蒙古唯一的皇帝。其政权，正式名称为“大元大蒙古国”，简称“大元兀鲁思”（中华式的通称是元朝）。它是由帝国东半区的左翼势力为核心发动的军事政变所建立的，这次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蒙古帝国以及欧亚大陆世界此后的走向。

李璮的野心

忽必烈即位之时建年号为“中统”。即意谓“达到一统”。但是在帝位争夺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即中统三年（1262）的二月时，山东爆发了李璮的造反。

李璮是在以山东益都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发展势力的汉人军阀。忽必烈即位后，授予李璮江淮大都督之号。这意味着将淮河至长江的海上前线全部委托给了他，所以是个相当高的待遇。但是，李璮以防备南宋为借口，在驻扎地淮河的河口处按兵不动，没有响应出兵打击阿里·不哥的命令。当战况由开战初期忽必烈派占有优势似乎要向阿里·不哥一方转变时，他却向忽必烈举了兵，可是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灰心丧气的李璮为益都城池的狭窄和城墙的不牢固感到担心，于是占领了西邻的汉人军阀张宏的大本营济南，与人数不足一万的部下同守其中。

1261年末忽必烈在开平府附近遭到阿里·不哥军的进攻，刚刚将其击退。那年冬季，为了防备阿里·不哥军的再次袭击，不仅令主力的蒙古左翼军分散驻守在内蒙古草原上，还征调了一部分汉人军阀的队伍驻扎燕云地区的战略要地。一开春，阿里·不哥军放弃蒙古本土转向伊犁进发，忽必烈得知消息后立即亲率蒙古骑兵控制了哈剌和林，并准备继续追击阿里·不哥军。就在此时，报告李璮举兵的急使赶到，忽必烈只好撤军。

对于忽必烈来说，他现在是腹背受敌。不过，毕竟正面的敌人是阿里·不哥军，因此主力的蒙古军都返回了蒙古本土。针对李璮，他令哈撒儿家族的旁支诸王合必赤和老将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率领少数的蒙古军作为督战部队，此外就只能主要依赖华北汉人军阀的力量了。忽必烈依照从益都脱逃而来的汉人智者王磐和大谋士姚枢的意见，对汉人军阀势力进行了总动员。于是，围绕李璮据守的济南，设置了向山东全境呈环状伸展的多重防线。几次从南宋赶来的援军，全都失败而归。

死守济南的李璮军，已经孤立无援。在被围四个月后，粮食断绝，李璮投身跳入了大明湖。但是没有死成，被救上来，由史天泽在阵前斩首。这样，事件本身出人意料地迅速结束了。在事件刚发生后不久，有山西太原地方的达鲁花赤和总管被抓，由此获知李璮曾通过他们联系阿里·不哥之事。以太原为首邑的山西北半部地区，全境都是察合台家族的领地，所谓达鲁花赤和总管，分别是领主一方和当地一方的首要管事者。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的皇帝。即使对于汉人军阀来说，支持前途未卜的忽必烈政变政权本身就是危险的举动。顺带说一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事件以往被称为“李璮之乱”等，正如“阿里·不哥之乱”的称谓一样，都只能说是一种不自觉之间从结果逆推忽必烈政权为合理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李璮的造反及其带来的连带影响，都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军阀的戒心。他听从姚枢和史天泽的建议，剥夺了大小军阀在各自领地所拥有的世袭兵权，要求他们转而担任行政职务或充任怯薛。又将希望继续留任军职的人们派往与南宋接壤的军事驻地。

与此同时，忽必烈大规模整顿地方行政区划。以蒙古的投下领地为基础，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划，行政单位也改为了路、府、州、县的体制。这些情况乍一看，似乎是与至金代为止的中华历代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变动，但实际上是对自窝阔台朝“丙申年分土分民”以来大约三十年间汉人军阀统治下所实行的既定方式进行了确认，使之正式化。

走向多元复合的帝国

1264年，当阿里·不哥派彻底投降之时，在帝国内除了直接控制东半部的忽必烈之外，还有三支大的政治势力在中部、西部形成鼎立之态势。那就是术赤家族的别儿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还有正跻身为中亚实力派人物的察合台家族的阿鲁忽。其中，别儿哥原来就一直支持蒙哥—阿里·不哥体制，而旭烈兀和阿鲁忽都因非法自立，所以立场与忽必烈接近。

在军事法庭上决定处置阿里·不哥及其部下的忽必烈和塔察儿等人，为了了解对此举的态度，派使者前往西方（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这三人之处。对此，阿鲁忽提出承认自己袭封为察合台家族首领的问题，并建议召开统一的忽里台。接着，旭烈兀以别儿哥的参加为条件，表示赞同其建议。最后，别儿哥也勉强承诺将参加1266年的忽里台。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事件。西方的这三个人竟然相继离开了人世。1265年，先是旭烈兀去世，本打算趁旭烈兀·兀鲁思混乱之机进攻的别儿哥，也在翻越高加索山南下的途中突然死于军营。到1266年，阿鲁忽也病死了。随着三巨头的死亡，各兀鲁思内部围绕推选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混乱，统一忽里台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尤其是阿鲁忽的突然去世对忽必烈造成了直接的沉重打击。以此为转折点，中亚再次滑向混乱。在这种状态中，窝阔台家族的海都即将兴起。

忽必烈直接统治整个帝国的计划因西方三巨头的去世而搁浅。此后，虽然忽必烈一直没有放弃直接统治西方的企图，但是他所直属的政权实际上也只能仅限于东方帝国。尽管如此，他仍然无疑是全蒙古唯一的大汗。他的宗主权，不仅旭烈兀·兀鲁思认同，即使是术赤兀鲁思和海都等人也不能否认。

44 成吉思汗家族的谱系

所谓蒙古帝国“分裂”或“解体”的看法，只能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印象。蒙古帝国本来就是一个联盟体，以多重结构为特质。即便说是内部对立，也与异种国家间的对立不同，不过是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中的内部矛盾而已。只是忽必烈作为大汗对现实所能施展的力量与蒙哥及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襄阳之攻防

忽必烈于1260年三月举行即位仪式后，下个月即派郝经作为使臣前往南宋朝廷，通报自己即位之事，同时提出就半年前从鄂州撤军之时与南宋丞相贾似道所订立的停战协议进行再议。他或许是想重现澶渊体系吧。然而贾似道却隐瞒停战协议之事，因谎报击退蒙古军而俨然成了救国的英雄。因此当郝经一行刚一进入南宋境内，贾似道就下令在真州扣留了他们。南宋就这样自己关闭了通往和平共处的道路。

阿里·不哥投降后不久，忽必烈改元为“至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及其谋臣们开始实施进攻南宋的行动。首先用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作战计划。忽必烈借鉴镇压李璮的先例，决定此次战役由汉人部队和分别驻守华北各要地的蒙汉混编“新蒙古军”充当主力。纯蒙古军只有阿术直接指挥的不足两千人，作为督战部队。

忽必烈在开封设置了兵站基地，派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马月合乃和穆斯林的阿里别等财政官员建立水陆联用的补给网络，积蓄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物资。在各种准备和后援体系全部到位之后，至元五年（1268），南宋攻击战首先在位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以及对岸的樊城这对连体城市打响。

南宋一方也很重视襄阳和樊城，派实力派军阀吕文焕率其主要由私家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驻守。对于蒙古来说，襄阳是个积怨很深的地方，三十年前因阔出去世而被南宋夺取，十年前又因塔察儿进攻失败招致蒙哥的亲征、后来也在此去世。襄阳、樊城之战，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阿术、史天泽、刘整等人率领的蒙古军，从一开始即放弃全力攻城，而是围襄阳和樊城修建方圆达一百多公里的巨大环城，将两城完全封锁，采取以军事和断粮并行的进攻战术。又依照刘整的进言，预先建造战船五千艘停泊于汉水之上，新训练水军七万多人，以应对己方不擅长的水战。

南宋方面开始以为是一次性的进攻，并没有当回事，可是当意识到这是一场与以往蒙古军作战风格迥异的持久战时，大为震惊。1271年五月，总算派出以范文虎为主将的十万大军增援襄、樊二城。南宋军从水陆逼近，然而积极训练只待此日的蒙古军，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迎击，水陆两军完美协作，彻底粉碎了来敌。

不可置信的彻底失败，使南宋政府一蹶不振，甚至没有准备组织再次增援。被包围的吕文焕军完全陷入孤立，但仍然坚持固守，支撑了两年。1273年一月，樊城终于陷落，蒙古军遂将汉语称作“回回炮”的弹射式投石机对准了彼岸的襄阳。

所谓回回炮，是波斯语称作manjanīq（词源是希腊语mihanikos）的一种攻城武器，应忽必烈之邀，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派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技师，由他们制造并操作。巨大的石弹不断摧毁着襄阳的城楼。在首次见识到的新兵器的可怕威力面前，襄阳的守兵最终失去斗志。事已至此，吕文焕遂于二月率全军投降。

对于经历了六年围城之苦的吕文焕及其部下，忽必烈下令热情款待，授予其主力以忽必烈直属侍卫亲军的称号，让吕文焕坐上了意味襄樊及汉水之地最高司令官的襄汉大都督之位，以示慰劳。或许是出于对其一直以来的态度和表现比较放心，忽必烈才给予了更高的地位和名分。这一举动使吕文焕及其将士们无不心生感激。吕文焕等人愤恨南宋朝廷对自己的军队见死不救的态度，为了报答忽必烈的殊遇，他们表示将全力投入对南宋的征讨战。

轻取南宋国

南宋征讨战迎来了突然的转折。蒙古利用一年的时间重新改订总体作战计划，大规模开展兵员、军备和粮草等战备工作。重新组织战线，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指挥。又将李璮原属部队以及狱中的囚徒充军，组成囊括华北、河南之兵的大军团。

1274年，南宋进攻战拉开帷幕。伯颜和阿术所率领的主军二十万兵，沿汉水而下，博罗欢指挥的别动队从东路直指扬州。就连战线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四川，各部队也同时发起进攻，蒙古军在南宋边境全线发动了总攻。

伯颜的主军，采取与吕文焕的先锋船队一起顺支流迂回至长江的奇策，全军成功地安全渡江。南宋最可倚仗的防卫体系“长江天险”已经失去意义。南宋丧失了阻止蒙古军前进的最后机会，鄂州的守备部队不战而降。蒙古军轻而易举地成功掌握作战的关键，即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获得了重要的立足点。

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投降，对南宋的将士造成了冲击。抵抗已无济于事的消极情绪不胫而走，出现了各地守军相继投降的连锁现象。而蒙古军主帅伯颜严禁部下行暴、抢掠，并优待南宋降将，原职留用。为此，江南诸城和士兵百姓放心地开城门归降。

促使敌方不战而降、化敌为友乃攻略南宋的捷径，忽必烈的这一基本战略完全正确。随时收编南宋降军的蒙古军，发展成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水陆两军齐头并进，开始横渡长江。掌控南宋朝廷的贾似道，摆出一副为舆论所迫的姿态，率大军出阵了。1275年三月，南宋向伯颜提出十六年前的停战协议，但是被一笑置之，决战已不可避免。南宋军虽说仍然拥有军马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但都是拼凑起来的，因此当小股先锋部队在长江中游的小岛丁家湾吃了败仗时，全军瞬间不战而亡。

经过这一仗，南宋的气数已尽。襄阳城投降之后，蒙古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1276年阴历一月，南宋的都城临安不战而降。蒙古军的作战只是成了一场行军。南宋摄政的皇太后谢氏携七岁的恭宗显献上传国玺和降表投降。年幼的皇帝和皇室以及高官们一起，由伯颜护送北行。忽必烈赐恭宗以瀛国公之位，对其家族和高官们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随着临安的投降，江南各地就像早有准备似的，顷刻间臣服于蒙古。

至此，中华的南北迎来了约五百年不遇的统一。这不简单是一次再统一，而是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中华”这块土地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临安城门打开之际，南宋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卒反叛，携恭宗的哥哥广王昺和弟弟益王昰两个小皇子逃往福州。文天祥也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逃脱，往各地呼吁举兵，窜入江西。不断更换临时停泊地而漂泊海上的“流亡朝廷”那里，据说还聚集了不少人，然而无奈的是，它已经不具备实战的意志和能力了。

在我看来，在大陆坚持抵抗的文天祥，是个空怀斗志却缺乏度量、将才和声望的人。蒙古方面的主帅伯颜北还，直奔北方战线，留守部队分散展开清剿战。江南的军民在蒙古的统治下安定下来，除了畲族等特定的一些山地民，基本上无人响应流亡朝廷和文天祥。流亡朝廷和文天祥很快就被追得走投无路了。

1279年二月，流亡朝廷流离失所，遁入广州湾内的厓山。在那里遭到了汉人军阀张柔之子张弘范和西夏王后裔李恒所率蒙古军的攻击。下级军官出身的主谋陆秀夫，背着“幼帝”昺纵身跳入海中。很多人葬身于波涛，南宋的残影就此消失得一干二净。还在厓山之战发生前，文天祥就因失策而成为阶下囚，被送往忽必烈处。爱惜人才的忽必烈，或许是考虑到文天祥的“气节”、哪怕是虚名也会发挥些作用，于是极力劝他做官。可是文天祥本人非常固执，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声，坚持就死，成功地博得了后人的赞誉。

高丽国的变身

草原和中华的大统一，带来了远超其自身的更大规模的扩展。陆地上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又向海上进军，把海洋也纳入体系，发展为一个将欧亚大陆陆地与海洋两头连接起来的超地域帝国。下一步骤的阶梯和会合点，首先是原南宋境内的江南之地，其次是朝鲜半岛。

蒙古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的1214年，那时在辽东制造分裂、谋求独立的“黑契丹”即原来自称“哈剌·契丹”的一部分契丹人，强行进入了高丽国。当时，蒙古的追兵与高丽国协力消灭了他们。但是后来高丽国称臣后，在向高丽国提出贡物要求的蒙古和观望中国形势发展而态度暧昧的高丽国之间，不信任感升级，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反复出现蒙古军的入侵以及随后的讲和。

当时，高丽王室王氏丧失了实权，进入了与日本一样的武人政权的时代。对蒙古持强硬路线的武人势力，将国都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坚持不惜半岛全境化为焦土也要抵抗到底。

局势随着忽必烈政权的出现而彻底改变。当年忽必烈从鄂州北上争夺帝位，正在元朝入质的高丽国世子王倎到襄阳郊外出迎，二人从此关系近密。忽必烈即位后，册封接父亲讣报准备回国的王倎为高丽国王，并派兵一路护送。庙号为元宗的王倎，也企图借助与新帝忽必烈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夺回实权。1270年，他不顾武人们的激烈反对，把都城从江华岛迁回开城，向内外宣布了臣服蒙古之意。

以与蒙古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为盾牌压制武人势力的元宗，在立场不同和想法各异的武人中都招致了反感，形成了两种舆论。其中，被称为“三别抄”的高丽常备军主张反元宗、反蒙古，发动了叛乱，占据半岛西南的珍岛，拥立王族成员王温，另立政府。高丽分裂为几股势力。

当襄阳、樊城攻坚战持续进行之时，蒙古驻军和高丽政府军在高丽国内协同作战，讨伐三别抄，大致在襄阳投降之时将其制服。高丽王室王氏，以蒙古驻军为后盾发起了“王政复古”。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达成了国内的再度统一。这样，高丽王国成为忽必烈朝最忠实的附属国，历代国王与忽必烈家族通婚，当上蒙古语所说的“古列干”即驸马，基本上成为忽必烈皇族的一员。

如何看待蒙古对日本的侵袭

忽必烈政府谋求通过高丽国与日本进行接触。1266年，被派为使臣的黑的、殷弘首先抵达了巨济岛，但是他们畏惧“风涛险阻”，放弃渡海而返。其后直到1273年间，前后共有四批蒙古使臣到达日本的大宰府，国书遂被送至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然而日本方面认为其书信无礼而未曾回复。

以往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书信的内容盛气凌人、要挟日本，所以日本只能这样做。但那是一种误解。与历代中国王朝的外交文书相比较，倒不如说蒙古的书信姿态低得惊人。不能认为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就有意开战。几次漠视蒙古正式的国书，又滥杀使团，不能不说日本一方违反了规则，即便被理解为蒙古表达了求战的意思，也有无奈的一面。

1274年，忽必烈政权终于发动两万七千人左右的驻高丽蒙古军和高丽国军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人数上占优的蒙古军的大兵团作战，压制了以个人作战为主的镰仓武士，不过日本方面也有个别武士团表现得骁勇善战。事实上好像双方都以为自己一方“战败”了。半夜里，日本军向大宰府撤退，蒙古军则退回到停泊在博多湾的战船上。虽然据说正当驶出玄界滩准备返航时遭到了暴风的袭击，但是其真相还不好确定。总之，蒙古—高丽联军认为继续作战已经没有什么益处，于是返回高丽。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这就是在日本所说的“文水之役”。

七年后的1281年，忽必烈政权发动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役，从高丽国发东路军四万，从原南宋境内发江南军十万，派出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船队。但是受阻于日本方面所筑石垒等周全的战争准备，未能登陆，漂泊在海上的大船队于八月一日遭遇台风而损失大半。这就是所谓的“弘安之役”。

第一次远征日本显然是南宋攻击战中的一环。所投入的军队和船只，以征讨三别抄的部队为核心组成。对于蒙古一方来说，只要日本不配合南宋一起行动就没事。到那时为止的派使节送国书等和平交涉，其主要目的恐怕也在于此。

第二次远征日本，情形完全不同。对于几乎完好无损地接收了南宋国的忽必烈政权来说，处理战后事务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是四十多万原南宋职业军人的安置。如果让他们丢职而放任不管，就将造成社会的不安。于是把还能作战的人们转派到西边和北边地区的战场，或派去平定广东和广西。另外对于剩余的老弱士兵，根据其本人的意愿安排进海外部队。

十万江南军就是最初的尝试。他们这些人，看不出带有什么武装。携带的是迁往开垦地所需的农具和稻种。江南军几乎就是个移民船队。

真正的作战部队是东路军。自然就由他们先行抵达作战。加上水手和勤杂兵，这支队伍在人数和构成上都和第一次远征日本时没有什么变化。而拥有十万多作战部队的日本军，又有石垒的防护，当然占有优势。即使台风没有吹来，粮食将尽的远征军恐怕也会放弃进攻而撤军的吧。倒不如说台风是多余的。假如说因此而产生“神国”的意识，那么历史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再现的“传国玺”——围绕中华的统治，曾有过传说。即所谓“传国玺”的传说。指自最初的统一帝国秦国以来历代王朝相传的玉制的皇帝印。据说是由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创意，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的。“传国玺”时而丢失，时而复得。倒不如说是应运出现。例如本书第三章中所述，当沙陀的晋王李存勖一旦处于优势就被奉献上了“传国玺”。只是上面的印文是“受命于天、子孙宝之”，后四个字不同。蒙古时代，“传国玺”也曾出现。有趣的是，直到忽必烈朝还没有出现，而是在其孙成宗铁穆耳即位时，为了显示其登基的合理性而现身。蒙古时代末期成书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有对“传国玺”特别详细的解说。据其考证，印文是以鸟足印样的籀文刻写的。

图六 由中国当代的工匠照原样仿造的“传国玺”。印文影印件（图七）也是依照《辍耕录》所说，用籀文刻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每边长12厘米。

图七

【颠覆人类史常识的“世界图”】

图八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14世纪中叶在大元兀鲁思统治下的中国南部为民间所用而画的两种原图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为基础而画，又在建立后不久的朝鲜王朝得到合成和增补。图的下边所附权近的跋文中，按明朝的年号写着“建文四年”（1402)。与成图有关的中华和朝鲜，结果被异样地放大了。然而一见便知画的是包括陆地和海洋的非欧·欧亚大陆世界。这里所展现的大的地平面，可以说是人类史上从未被认识到的样子。虽说如此，在此图之前中华地域就有画“华夷图”的传统。另一方面，自托勒密以来，尤其是伊斯兰中东所蓄积的知识体系也生机勃勃地存在着。此图就是沿袭这样的东西文明，画出了13—14世纪蒙古所实现的超地域统治以及以其为中心的非欧·欧亚大陆规模的大交流圈。岛原市本光寺藏。220×280厘米。

【蒙古时代的遗产 永乐宫壁画】

图九 壁画中所绘天女——中国山西省西南部，在南流的黄河向东约90度角的大转弯处，坐落着永乐宫庞大的建筑群。蒙古时代，作为全真教这一道教教团的本山，在蒙古政权的保护和援助下历经70余年建成。在我们目前所见的中国建筑中，是古老宏大的最美文化遗产。1960年代初期，中国在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为了避免水淹，克服种种困难将其从黄河岸边的原地迁移至安全的现地芮城。这本身也是一个壮举。壮美的建筑物内部，在正门无极门、正殿三清殿、后殿纯阳殿等处描绘着各种各样豪奢、华丽、细密、优美的壁画，每一幅都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位置。该照片所摄为三清殿北墙上所绘巨幅道教诸神群像中格外夺目的天女，尽显中国绘画的优点。

第三次远征日本，尽管几次策划，但是最终没能成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下文将要提到的以乃颜为首的左翼诸王们的大叛乱。由于最大支持者的反叛，忽必烈政权被推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不得不将准备投入远征日本的各部队全部调往北方作战。另外，有人认为江南和安南的叛乱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但那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忽必烈政权还数次向陈朝安南国、占城、缅国（现在的缅甸）、爪哇派遣了远征部队。散驻江南各地的部队，只要各自策划、申请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可以自出费用、自负其责地进行“远征”。实际上是派出部队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商业”行为。不过，除了从陆地实施的对缅国的远征，其他远征多因酷暑和瘟疫以军事上的撤军而告终。长久以来，人们容易据此认为是“蒙古败退”。

然而说到远征爪哇，作战行动本身轻易取得了胜利。只不过后来为当地的抵抗组织所利用、为协助其成立的麻诺巴歇政权所欺骗而撤退了。比起征服和统治，这些远征本来是以促使其归顺和进贡、掌握通商渠道为主要目的的。最后蒙古还是直接控制了东南亚海域的海上交通。从蒙古的角度来看，其目的已经充分实现了。

另外，这些远征从策划到准备兵员、粮草、武器、船只，都有穆斯林商团公开半公开地参与其中。由拥有两万多兵员的、当时来说规模也是相当惊人的大船队组成的远征爪哇军，实际上几乎就是一支贸易船队。这样的远征活动本身，对于穆斯林商人来说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45 东南亚远征和海上大贸易圈

从东南亚诸国到印度西南端的马八儿为止的海湾国家也最终纳贡，与忽必烈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因为只要进贡，蒙古就不会派兵，经济上可以大大获利。忽必烈政权在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城市都派驻了贸易官员，将这里至旭烈兀·兀鲁思所控制的伊朗的忽里模子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都纳入了蒙古的统一管理。

印度洋航线上的东西通商，也由于有了蒙古的促成而呈现出大不同前的规模，变得异常活跃。此前，还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之时，在江南沿海地区以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为中心，通过可称为“海之中国”（Maritime China）那样的在海上进行的贸易往来就已经逐渐繁荣。但那只不过是当地各社会组织的出海行为，而不是北宋和南宋作为国家直接推进的。然而在蒙古时期，国家和政府都鼓励和组织海上贸易。

蒙古对海洋也进行了规划。“海洋的时代”就此真正开始形成。这样，大陆和海岸两条路线终于连接，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也可以称为“世界贸易圈”。到忽必烈政权的末期，蒙古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点，真正成为陆海超级大国。

两次大叛乱

再回到1271年，忽必烈对八剌去世后陷入混乱的中亚采取了直接干涉的政策。由忽必烈第四子那木罕率领的大军进驻了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阿力麻里是察合台家族的冬都。察合台·兀鲁思的根据地被中央政府所占据。由于忽必烈政权的强硬态度，反而更加剧了中亚的军事紧张局势。

1276年夏季，南宋皇室的降人和珍宝一齐到达上都的忽必烈宫廷，宫内一片胜利的气氛。然而就在这时，那木罕军中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等帝室诸王在拖雷旁系子孙脱黑·帖木儿的引领下发动了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盟主，拘捕了那木罕送往术赤家族的首领忙哥·帖木儿处，将诸王副将即札剌亦儿国王家族的安童送往海都处。以威力震慑中亚的强大的忽必烈政府派遣军，瞬间瓦解，忽必烈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昔里吉等人曾谋求与海都联合，但是海都不为所动。忽必烈派伯颜率领征南宋的主力军北征。伯颜连破哈剌和林方面的昔里吉军，收复了蒙古本土。昔里吉等人的叛乱虽然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很大。忽必烈政权在中亚的绝对优势崩毁，处于危境的海都一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叛军中阿里·不哥家族的代表人物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二人也倒向了海都。

这样，海都的阵营中不仅有海都自己所统领的窝阔台家族的西方部分（东方部分为河西唐兀地区的阔端家族），还包括收复了伊犁河谷的察合台家族、占据按台山一带的阿里·不哥家族的领地，这三个兀鲁思联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海都王国”。

1284年，那木罕和安童获释，返回忽必烈处。而这时左翼的东方三王家与忽必烈政权之间的关系又紧张起来。东方三王家本是促成忽必烈政权建立的主要力量。但是忽必烈的盟友塔察儿很快去世，他的孙子乃颜继为首领。

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并没有插手东方三王家的事务，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从塔察儿去世的1273年起，在西拉木伦河下游的辽宁平原设置了政府直属的派出机构，于是在当地出现与左翼诸王家族的种种摩擦。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央为了远征日本而从本属左翼诸王家族的女真人中征兵，还擅自砍伐运走用于造船的木材。左翼诸王家族认为这些行为侵害了自己的既得权益，逐渐对忽必烈政权产生了反感。

1287年四月，以乃颜为盟主，斡赤斤王家、哈撒儿王家、哈赤温王家等东方三王家终于举兵，宣誓推翻忽必烈、夺取政权。领有蒙古高原中部的阔列坚王家的也不干也起身响应，海都等人也答应了乃颜所提配合的请求。就是说，左右两翼兀鲁思的大多数都为反忽必烈而共同奋起。忽必烈政权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得知乃颜叛乱的忽必烈，做出了七十三岁之人不可想象的举动。他首先立即派遣与东方三王家旗鼓相当的左翼大势力五投下的部队出发，布阵于已成边界的西拉木伦河畔，以防范乃颜军的突袭。接着，命伯颜打探乃颜阵营的动向，另派直属的钦察军团的指挥脱脱急行军，击败驻守土兀剌河的叛王也不干，派伯颜进驻哈剌和林，切断海都和乃颜的联系。

五月，忽必烈从上都出发，亲征乃颜。可是，忽必烈一方的蒙古正规军和乃颜军本来就都相识，有亲戚关系的人也不少，即使在战场上相遇，也是并驾叙旧，没有真打的意思。因此，忽必烈于六月亲自率领以掌权后新建的钦察、阿速、康里、哈剌鲁等游牧系的常规军为主力的部队，突袭乃颜所占据的失剌·斡耳朵而去。据说乃颜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大旗上扎饰着十字架。而老皇帝忽必烈乘坐象辇在阵前指挥战斗。尽管忽必烈本人曾有危险，但是凭借上述特种军团的奋战，终于取得胜利，俘获了乃颜。

忽必烈政权的危机随着乃颜的覆灭而消除。但是哈赤温家族的老王合答安坚持抵抗，将战火从东北亚各地扩大到高丽国。忽必烈派出以真金第三子铁穆耳为总帅的讨伐军，他们与合答安的军队转战多时，终于在六年后的1292年将其彻底平定。

战事过后，东方诸王家迅速恢复了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被纳入忽必烈直属的管辖范围。以此为大的分界线，东方诸王家追寻了一条与西方诸王家明显不同的道路。乃颜败亡的结果，使帝国内忽必烈的敌对势力只剩下了“海都王国”，内争的舞台转向了中亚。这当中，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寿了，而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人生又实在是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