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避凶

人们相信，世界的良好秩序仰赖于天、地、人三者力量的平衡。上至皇帝下至黎庶都知道，灾异的意涵远胜于灾异本身。它预示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失谐。对于这种失谐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人在与天地的关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另一种则认为，人的角色是被动的。

主动论认为，天地间的灾异是由人的不当行为导致的，只要改正错误，自然失调就会停止。这种“道德气象学”（moral meteorology）把皇帝摆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因为，作为天子，他是与天关系最密切的人，被赋予最大的权力，因此也能对天产生最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这种逻辑意味着，每当灾异出现时，就可以臧否皇帝的统治。因此，“深渊”对于皇帝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一个诤臣要警告皇帝，只要列举有关灾异的奏报即可，譬如正德时期，就有人上书皇帝，言辞颇为激烈。他上言道，帝国上下正饱受灾害困扰，“黄风黑雾，春早冬雷，地震泉竭，扬沙雨土”，这意味着“天变于上，地变于下，人物变于中”。对此皇帝应该有所作为。

弘治皇帝则十分幸运，在位期间并没有遭遇“深渊”。然而，弘治朝的灾害也并不少，尤其糟糕的是经常有莫名的龙见事件。干旱是最主要的问题。成化十八年（1482），即弘治皇帝登基的六年前，明朝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干旱。此后20年间几乎年年有之。此时也是一个寒期。弘治五年（1492），一开始便遭遇了严峻的环境问题。除了全国大范围内的干旱外，华北的大小流域还爆发了严重洪灾。是年的头几个月，北方各省有关洪水、横寒将影响秋收的奏报如雪片般飞来。弘治皇帝意识到，他将不得不豁免弘治四年（1491）欠缴的税收。向各省各县催缴欠税的做法，只能使当年的税收愈发艰难。他前后三次赦免税粮，共计350万升。

对于皇帝来说，比起灾害造成的有形的财政损失来说，无形的道德损失更棘手。正月，钦天监奏报天象有异，始觉灾害已造成道德上的损失：有青白色流星经中天南行，后三小星随之；月冲犯其他星座；木星犯灵台星；西北地震有声。这些都是天示恶兆。

弘治皇帝本可以向天祈求宽恕，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向他的官员咨询。作为天子，他应该如何使天地满意？正月三十日（3月7日），一位派去察看洪涝灾情的御史上奏四点建议，重新分配来自南方的贡米。第二天，又有一位御史请求削减本年节庆的不菲经费。一位礼科给事中建议皇帝提醒庶官各修其政，内外刑官约法省刑。用这些官员们的话来说，这些措施应该能感召上天，“变灾为祥，转祸为福”。通过皇帝自己的检身修德，天、地、人三极间的权势关系会潜移默化。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晚，月亮再次冲犯其他星座的运行轨道。第二晚，流星再度出现。可知力挽狂澜并非朝夕之间的事情。

像皇帝那样的天人交感，是大多数人不敢妄想的事。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被动的解释，即天、地、人三极的失谐是周期性的。天与地时不时会脱离他们的轴心。人能做的只是挨过这段动荡的时期。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应对周期性出现的乱世，那就是占卜。

晚明迅速发展的刻书业也响应了这种对占验手段的需求，出现了一批标明吉凶的日历和助人预知未来的卜书。湖广《慈利县志》（1574）中就收入这样一份地方日历的残本。慈利县的“杂占”，始于阴历正月的头八天，这八天分别主管鸡、犬、猪、羊、牛、马、人、谷的运势。如果第一天是晴天，则鸡会生长发育良好；如果是阴天，则会有病灾。同样的法则适用于二犬、三猪，以此类推。显然，最关键的两天是第七、八日，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决定了来年人与庄稼的好坏。

慈利县的占候之术中还标出了一年之中的特殊日子，往往还附有地方谚语。比如，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一年中的最后两个特殊日子是十二月的小寒、大寒，也是阴阳合历中二十四个节气中的最后两个。大寒最常出现在阴历十二月，一般是公历1月11、12日或21日。小寒常在阴历十一月，一般是公历的12月26、27日或1月5、6日。无论是在十二月进入大寒还是小寒，当日如果多风雪，就会伤及六畜。方志编纂者在最后评论道，占候之术都是经验之谈。虽然这些信息并非明代政府每年向臣民颁布的授时“正法”，但是他强调，“然其谈水旱灾祥时，或奇中”，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可“以为农事资焉”。

万历年间盛行的百科全书式日用类书，也为预测灾难提供了一些方法。明代大出版家余象斗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出版的《万用正宗》一书中，向读者介绍了一种计算自然灾害发生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要与日历配合使用。中国人纪日是以两个汉字表示，第一个字取自“十天干”，第二个字取自“十二地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六十日一轮回的纪历符号。这种占卜吉凶的方法需要弄清楚立春日的天干。立春，也属于中国阴阳合历的二十四节气，一般是公历的1月26、27日或2月5、6日。如果立春日的天干是丙或丁，当年就会遭逢大旱；如果是壬或癸，则会水盈于川；如果是戊或己，就会令田园受损；庚或辛预示着太平和富庶；甲或乙，则是丰年的保证。

如果我们以这些预测来看《万用正宗》出版后的头20年（1600—1619），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可信。以立春日判断荒熟的口诀来看，万历二十八年（1600）应该是大旱之年，然而，是年福建雨势磅礴，甚至冲垮了城墙和桥梁。对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余象斗倒是猜得不错。根据他的方法可知当年应有洪水，结果福建南部沿海果然发生海啸，淹死了一万多人。除此以外的预测全都落空了。

我做这项检验，并不是为了嘲笑明人的迷信心理，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他们要遭遇多少自然世界的不可预见性。元明时代的人们常常生活在无常气候和饥馑的威胁之下，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帮助自己做最坏的打算，也给予自己——哪怕是在明知无力回天的时候——犹有可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