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日本政策巨变

与亚洲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对首次造访日本海岸的欧洲人更热情，对这些陌生人带来的东西抱有更浓厚的兴趣。1549年，圣方济·沙勿略到达日本。他那傲然自雄的气场让日本人印象深刻。耶稣会传教活动很快扎实展开。日本人没有民族宗教，纷繁复杂的佛教教派、新儒学和当时尚未成型的神道教各有信徒。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对基督教的传播非常有利。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日本的政治分立。地主欢迎基督教传教士，觉得有利可图。凡是有传教士的地方，就能看到欧洲商船的踪影。因为传教士会告诉船员哪些港口热情接待欧洲人，哪些地方禁止传教。

欧洲商船有两方面重要作用。他们销售火炮。一两门欧洲火炮就能把城堡夷为平地。日本地方战事连绵不断，火炮能扭转战局。此外，因为日本海盗一直突袭中国海岸，中国政府禁止对日贸易。但日本上层离不开中国丝绸和其他精致高雅之物。葡萄牙人能进口中国商品，再从日本银矿装运白银到中国交换。葡萄牙商人从这种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与基督教传教士密切合作，确保丝绸和火炮送到友好的日本人手中。

日本统一

尽管如此，日本接受基督教的只是一少部分人。传教士参与政治有得有失。这一点在战争愈发惨烈、丰臣秀吉控制日本全境后显现。丰臣秀吉（1537年—1598年）幼时以精明强干、刚戾残暴著称，于1590年走上权力巅峰。在丰臣秀吉眼中，外国传教士是政治对手。因此他于1587年下令驱逐传教士。但特别让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执行这一禁令。也许是害怕太过强硬，葡萄牙人会切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而当时的他急需加强战备，以图侵略中国。

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开启亚洲大陆探险之旅。最初，丰臣秀吉军获胜，之后与朝鲜军长期对峙，战争陷入僵局。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日本军队快速撤退。原因是，丰臣秀吉的追随者争执不休，每个领主都想让自己的军队驻守家乡。1600年，争执有了眉目，丰臣秀吉的中尉德川家康执掌大权。

与丰臣秀吉相比，德川家康更谨慎小心。从夺权之争中脱颖而出后，德川家康以巩固权位为唯一目的。他定都东京，在日本大部分地区安插亲信，封侯赐地。但在边境地区，允许“外部领主”保持独立，维护所得。德川家康对所有领主心怀戒备，要求每一统治家族必须在东京留下人质，确保安分守己。另外，幕府限制使用和制造火炮。利剑再次成为战争决定因素，旧的武士阶层恢复了社会地位。有了这群忠实仆从，幕府不必担心会有新贵装备欧洲新式武器，夺权篡位。

皇室和朝廷仍设在京都，但德川家族费尽心思，确保天皇不掌握实权。新政府体系被称为“德川幕府”，政权一直持续到1868年。继承人在德川家族内产生，受家法制约。但德川家族势力范围广大，必须创设官僚机构，为家族成员管理土地。因此，虽然原有封建形式尚存，但一些迥然不同的东西在下面形成。

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下走向封闭

在统治前期几十年间，德川家族战战兢兢，害怕武士阶层夺权。为除掉潜在敌手，他们在1615年杀死丰臣秀吉之子，并于同年颁布武士行为守则，强调武士要向封建领主尽忠。1617年，德川幕府开始迫害基督徒。1637年，日本基督徒叛乱。为此，幕府决意铲除所有外来宗教。当时，日本基督徒已达25万人。德川幕府为斩草除根，大规模施暴，血腥屠戮。所有外国传教士都被害身亡。拒绝弃教的日本基督徒惨遭极刑。

与此同时，德川幕府实施新政，与外部世界隔绝。1635年，禁止日本人离开本岛。违者不得返回日本。1638年，将葡萄牙商人逐出日本。3年后，与荷兰达成协议，允许荷兰商船每年来长崎一次，但仅限一艘，且只能停泊在长崎港中部的一个小岛上。德川幕府认为，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能破坏外国阴谋，完全控制进口。

首批基督教传教士干预日本政治和军事事务，大获成功，但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又引火烧身，从自己的信徒那里尝到了苦涩的代价。与此同时，因德川幕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强迫日本船员留在本岛，不得以海盗为业，也不得从事海上贸易，使得日本在开始显现远东海域主导之势时，痛失缔造海上帝国的机会。

日本文化的多样形式

剧烈动荡的政局可能会创造出文化表达的重要新形式。日本就是一例。丰臣秀吉时代以狂放见称。他本人自高自大，对宗教持怀疑态度，无论何事皆求奢华、引人注目。他所敕造的宫殿为日本规模最大。入侵朝鲜时曾扬言先攻下中国，然后征服世界。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手工技艺迅速发展。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建立、扩大了陶瓷和丝绸纺织产业。日本效仿欧洲制造火炮成效斐然。不过，因铁矿储量不足，军工产业受到制约。日本国内外贸易一派兴盛，新财富不断创造，城市生活水平提高。

德川幕府更趋谨慎保守。1608年，德川家康定新儒学为官学。其继任者扶持中国学术流派发展。原因是，儒家强调尊上顺从，有利于德川家族施政。但在内战时代快速形成的恣意而为的城市生活并没有随着政局的稳定而消失。相反，和平的到来为日本各岛之间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更大机遇。

因此，商人阶层和其他市民仍然喜欢流行于丰臣秀吉时代、注重感官享乐的大众文化。与这种传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武士阶层推崇英雄主义理想，摒弃所有形式的自我沉湎和放纵。在他们眼中，忠诚和英勇是至德。为尽忠显勇，身家财富皆可抛弃。如果不能实现武士理想，则可选择剖腹自尽，以守全节。在艺术领域，这种理想在华美剑器制造和茶道、插花等业余休闲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因此，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双面性。在表面，是官方控制的、深受中国模式影响的传统。但在深层里，尤其是在城市，流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基调。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横生的张力折射着政治压力，显现了德川家族和外部领主、幕府和天皇之间的权力摇摆。

受这种局势影响，日本人保持开放心态，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一点与中国不同。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紧密契合。清朝建立后，没有人敢对世代相传的智慧和技艺的正当合理性产生怀疑。日本人与之相反。他们满怀好奇打量这样一种制度：强调武士技艺至上，但武士阶层却没有用武之地；在官方定义中，商人位于社会底层，但实践中却允许他们比忠诚的武士还富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不相称意味着，德川政权就像是日本社会的紧身衣，把一些互相矛盾的东西包裹在内，却很难让这些东西融进官方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