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欧洲大变革（一）：西方的内外疆界

中世纪后期的世俗统治者都是教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学生，他们的权力扩张同时意味着教宗权力的缩小。编纂法典，进行目的明确的、理性的责任分工，有效的治理：在所有这些方面教宗国都为世俗诸侯们做出了榜样。倘若没有此前教会法的系统化，中世纪末对罗马法的接受则是不可想象的。王侯们需要对教会法和罗马法了如指掌的法律工作者，以便能把世俗与教会的势力范围划分清楚。掌握罗马法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必要的，舍此无法限制与克服传统的封建特权。王侯们需要训练有素的法官和官员，这样在面对其领地上的大鳄们时，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新的行政管理部门的职位往往不再由贵族，而是由市民阶层出身的人担任。涉及国家重要部门的人事任命时，专业能力开始变得比贵族出身更为重要。因此，当公务员逐步成为市民阶层晋升的方式。

英格兰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陆国家，英吉利海峡西侧并未全面接受罗马法。只有枢密院领导的皇家法院自16世纪末试图引进罗马民法；相反普通法院继续使用传统的英美普通法系（Common Law）判例法，17世纪这种判例法在司法管辖区各部门得到贯彻。当西欧大陆的新兴民族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权力逐步集中在国王手中时，英国议会继续保留了其经书面确认的参与管理权。英格兰国王创建民族国家不是通过与教会结盟，而是与议会携手。

特里维廉以极为简明的方式总结了这一区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中世纪的宗教得到保持，但中世纪的议会却衰亡了，而且引进罗马皇帝的法律为王侯们的绝对权力提供了基础。在英国则正相反：中世纪的宗教消亡了，但议会、地方普通法和王权之符合宪法的性质留存下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特别是和拉丁欧洲之间的区别，在诺曼征服（1066年，作者注）后本已所剩无几，经过海峡两岸的这种对立发展再次鲜明起来。曾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文化，现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简直相互排斥起来。”

在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或领土国家中，当公务员的影响在牺牲了等级和城市代表机构利益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时，英格兰传统的郡县和城市的自治机构却得以保留。与支薪法官相对的是乡下的无偿荣誉法官。在15世纪约克（York）和兰开斯特（Lancaster）家族间所进行的“玫瑰战争”中，备受煎熬并因这场武装冲突而变穷的士绅，失去了他们昔日在地方行政机构和枢密院中的影响力；而市民出身的官员则赢得了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士绅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乡村贵族中只有长子有财产和爵位继承权，而其他儿子则成为平民；另一方面，市民阶层成员在英格兰比欧洲大陆更容易嫁娶贵族或由国王授予贵族头衔。

与欧洲大陆一样，中世纪末期武士贵族形式的“军事封建主义”亦失去了其作用，在英格兰雇佣军也越来越多。但与欧陆不同的是，在英格兰取代军事封建主义的不是专制君主，因为作为王冠平衡力的各级议会太强势。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说过：“一个国家的内部自由程度总是和它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呈反比。”如果在英格兰内部要比在欧陆大多数国家发展得更自由一些，那么一个原因要归功于其岛国的地理位置，这给予它相对而言较大的外部安全。

14和15世纪时，在英格兰对到那时为止的农奴的解放，比在欧洲大陆进行得更坚定和更全面：这一方面是前面提到过的1381年起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庄园主们认识到其自身利益，尤其是对“围栏”牧场的经营管理，交给有私产的自由农民（自耕农）和佃户打理，要比交给农奴效果更好。当1485年都铎王朝（Tudors）的首位国王亨利七世（Henry VII.）即位时，农奴制的废除已大体完成。在中世纪晚期的法国也已经有了自由农民，虽然未能遍及全国。美男子腓力甚至解放了整个朗格多克地区的农奴。自14世纪中叶起，却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依附关系：贫困农民无权自由迁徙，即使他们有人身自由，也必须向庄园主上缴沉重的地租。

德意志的情况各处不同。在易北河以西贵族庄园主统治的区域，中世纪盛期农民大多通过付钱得以免除必须缴纳的庄园徭役地租、手工和运输夫役以及群组徭役。相反，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殖民地，普遍存在着大型农业企业，它们是从庄园田产联盟发展起来的新型农场。贵族地主容克同时兼任村长、税务官和有审判权的领主，自15世纪起他们通过征用农民土地扩展自己的统治，把自由农民的地位压回到世代依附性状态，形成一种新型的农奴制。这种发展的高潮出现于三十年战争后。第二次农奴制让易北河以东的农村社会“更为东化”，变得与东欧更相似。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和庄园制（Grundherrschaft）之间的差别标志着一条分界线，它让德意志成为一个具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西部更具市民和农村特色，东部主要打着大农业和封建的烙印。

西方社会历史的最重要内部分界不仅区分了德意志的西部与东部，而且也把西部中欧与东部中欧分隔开来。该界线基本上与公元800年左右加洛林帝国的东部边界相吻合，它开始于易北河下游，然后循萨勒河（Saale）和德语—捷克语区域抵达莱塔河（Leitha）——这条河在维也纳东南流入多瑙河。第二次农奴制自15世纪后期起只散布于此界线以东地区。此界线以西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要大大强于东部，乡村贵族的状况至少在数量上完全相反：在易北河—莱塔河以东人们能遇到的贵族要大大多于西边。在西欧和西部中欧贵族只占人口的1%，在东部中欧该份额要高得多：波兰的贵族占人口的4～5%。中世纪末，在法国差不多每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个自由公民，而在匈牙利每四十五到五十个居民中才有一个自由公民。

此社会历史的分界线与西部和东部中欧的显著政治差异并行不悖。“在西部，国家征服了社会，在东部，社会被‘国有化’。”匈牙利历史学家苏斯·耶诺（Jenö Szücs）评判道。这里的“东部”主要指俄国。在这方面东部中欧构成一个过渡区：“西方基本结构元素之根的纤维——当然这里根的纤维要单薄许多——在中世纪就使西欧东部地区具有一种奇特的矛盾性……‘西方’结构随处可见，只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形。”

过渡区的贵族完全有理由在一个强势的国家那里寻求庇护：只有国家权力才能有效推行农奴不得离土迁徙的政策。这种兴趣可以解释中欧东部国家，从勃兰登堡—普鲁士到匈牙利，在政治发展中的某些“东部”特色。苏斯特别同意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结论：专制主义国家在西部是对农奴制消失的一种补偿，在东部它则是强化农奴制的一种机构。

这两种情况中，国家的强势起初都是与封建主义的危机，同时也是农业的危机相关联的：15世纪，低粮价使得许多自耕农沦为依附于庄园主、无自由迁徙权的新一轮农奴，他们负债累累，有些只能逃往城市。大片区域一片荒芜。当农民和乡绅在农业危机中举步维艰时，城市市民阶层的财富和影响力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那些位于长途贸易交通要道的城市，那里的市民日子过得更是蒸蒸日上，在德语区国家包括下列城市：科隆、美因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纽伦堡、乌尔姆（Ulm）、拉文斯堡（Ravensburg）、奥格斯堡和巴塞尔。拉文斯堡是高地德意志最大的商人协会——大拉文斯堡商业协会的所在地，奥格斯堡则是跨国运作的商号富格尔（Fugger）和韦尔瑟（Welser）家族所在地。此外一些靠海的商业城市也富甲天下，在德语区首推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它们是德国汉萨同盟的三名成员。该同盟1356年在吕贝克正式成立，实际上它的历史还要悠久得多，是一些商贸城市的联盟，起源于12世纪的商人同业公会。

13～16世纪，汉萨同盟在北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地区是一种权力要素，短时期内它还曾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属于这一同盟的有众多的莱茵河流域、威斯特法伦、德意志中部和东部的城市，包括科隆、明斯特（Münster）、马格德堡、但泽（Danzig）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自15世纪初起哥得兰岛（Gotland）的丹麦属威斯比（Wisby）和利沃尼亚的里加（位于条顿骑士团领土的部分）也属于该同盟；同盟在伦敦、布鲁日（Brügge）和诺夫哥罗德（Nowgorod）均设有办事机构。一些南德意志城市，首先是奥格斯堡，后来在15世纪末通过所谓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获得了很大政治影响力。大多数富裕的南德意志城市均为“自由市”，它们或早或晚都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直辖市。但中世纪晚期在其他城市资本也在聚集，这令各路诸侯采取周期性行动。用历史学家卡尔·博斯尔（Karl Bosl）的话说：“邦君们都试图让城市上升的纳税能力为己所用，好弥补由于农业危机导致的农业赋税降低而引起的预算赤字。”

对于狭义上的东欧来说，上述情况完全没有出现。这里城市未见繁荣，15世纪后半叶甚至出现相反的状况：地方自治的传统受到打压，这种传统是在中世纪的基辅帝国以“市民”大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是蒙古人的统治是俄国中世纪晚期历史的基本事实，俄国人称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鞑靼人，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鞑靼人对那里的大部分地区行使宗主权。这段时间还保持着与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除了独立的贸易共和国大诺夫哥罗德（Groß-Nowgorod）——德意志的汉萨同盟在这里设有其最东边的办事机构彼得霍夫（Peterhof）——就剩下如今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是立陶宛大公国于13世纪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近两个半世纪做金帐汗国属国的经历，对俄国意味着一段文化和社会的衰退时期，这造成了不可小觑的长期后果。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以下论点，即这个国家此后再也未能从这一挫折中完全恢复过来。

14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在反抗蒙古人的统治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坚力量。领头的是留里克（Rurikiden）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是瓦良格人，曾领导过被蒙古人摧毁的基辅罗斯。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能不诉诸武力就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摆脱鞑靼宗主权并没有导致俄国的西化，而是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wan III.，1462～1505年在位）治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伊凡三世于1478年征服诺夫哥罗德并在1492年下令关闭了彼得霍夫。令人畏惧的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Iwan IV. Grosny，1533～1584年），自1547年起称“沙皇”（Zar）。拥有土地的俄国贵族并不构成制约沙皇专制的力量，而是成为其最重要的支持者。多数人口为农奴，他们受到国家和贵族的共同压迫。

就曾经的基辅罗斯疆土而言，西方的影响只能在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公国西部地区施展，这片地区曾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在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 于1569年成立两国联邦后，则属于波兰王国。1595/1596年，通过教会的《布列斯特盟约》（Unionsakte von Brest），整个波兰的东正教承认了教宗的首要地位，得到保留的是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和其特有的等级制度。当然，此联盟只在乌克兰西部长期得以贯彻，如今那里大多数信徒仍旧信仰希腊天主教。波兰从未真正能让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东部改弦易辙。

只有在波兰—立陶宛两国联邦的东部，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边界走向才有争议：在其他地方的基本原则是西部信仰天主教，东部信奉东正教；然而在东南欧洲有一条比分隔天主教与东正教基督徒更为尖锐的分界线，即分隔基督教西方和奥斯曼帝国的界线。作为对西方的威胁，土耳其人——大约自1300年起首先是奥斯曼王朝（Dynastie der Osmanen）——取代了蒙古人。虽然蒙古人于1241年在利格尼茨（Liegnitz）战胜了德意志—波兰联军，但当他们的大可汗死于遥远的喀喇昆仑后，他们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撤离中欧。早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即已开始占领巴尔干半岛。色萨利（Thessalien）自1393年起、保加利亚自1396年起属于土耳其人，1446～1483年他们又先后征服了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411年瓦拉几亚公国（Walachei）、1504年摩尔达维亚公国（Moldau）先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4世纪中期起，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还有匈牙利。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奥斯曼帝国企图统治整个欧洲。

一个伊斯兰超级大国的长驱直入，使得基督教和欧洲产生了整体意识。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一年后的1454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后来的庇护二世（Pius II.），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440～1493年在位）的钦差大臣在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上以皇帝的名义呼吁对异教徒土耳其人宣战。他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基督教世界许多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大耻辱。“当然，我们过去在亚洲和 非洲，也就是在陌生的大陆，均吃过败仗；但现在是在欧洲，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自己家中，在我们的家乡，在这里别人打败了我们，把我们打翻在地……不朽战歌中的佼佼者当属摩西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还有罗马人中的贺拉斯（Horaz）以及德意志的查理和奥托号召与敌人决战的檄文。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令人发指的不公正，也没有忍受过这种来自不共戴天的异教徒的羞辱，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教区必须忍受的遭遇是前所未见的。”

十年后，胡斯派和饼酒同领派的温和领袖——波杰布拉德的伊日（Georg von Podiebrad，1458～1471年任波西米亚国王），以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为契机，建议成立一个基督徒各国联盟，其成员国承诺只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的纠纷，在适当情况下可通过一个欧洲法院的仲裁。若某成员国无端遭到袭击，其他成员国家有义务对其提供财政支援。在与土耳其人开战的情况下，人们对基督徒联盟以外的基督徒的期待是：他们“在如此圣洁、虔诚和重要的行动中会心甘情愿地伸出援手。这种时刻拒绝为抵抗土耳其人提供援助者，毋庸置疑地被证明是渎神推手，同时成为基督十字架的敌人”。

这样的呼吁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后果。统一的基督教西方再怎么被祈唤，它充其量也不过被视为现实政治的准绳。西方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仅仅依据“国家理性”（Ragione di Stato）来出牌，其统治者是按照佛罗伦萨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理论来行事的。基于国家理性一位基督徒统治者甚至可以与一位苏丹结盟，去对付其他基督教国家。当“法国最基督教化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z I.）1523年这么做时，那时属于匈牙利的贝尔格莱德已经在土耳其人手中两年了。1526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征服和蹂躏了匈牙利。1529年他们第一次围困维也纳，虽然时间短暂而且未能攻下。

弗朗索瓦一世和苏莱曼大帝（Suleiman I.der Prächtige）之间的联盟旨在对付奥地利的统治者，自1438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亦由此家族的统治者担任，1519年轮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Maximilian）的孙子查理五世（Karl V.），此前他已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帝国，事实上确实像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是个日不落帝国，因为它从多瑙河经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延伸到新征服的中美洲和南美洲殖民地。几十年前衰弱而无行动能力的神圣罗马帝国，看来正有望成长为世界帝国。为了消除这种危险，从法国的视角来看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与不信基督教的土耳其人结盟。

土耳其的统治加深了东南欧洲，粗略地说是巴尔干地区，与欧洲其他部分长期存在的鸿沟。东南欧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国家没有参与那两次对中世纪西方而言基本性的进程，即教会和世俗权力以及诸侯和其他等级权力的分离。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大多得以保持自己的信仰，然而异族统治却也进一步封存了他们其他有别于西方的特点。巴尔干半岛也没有参加西方16～18世纪共同经历的自由解放运动。就像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土耳其人对东南欧洲更为长久的统治使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分界线更加分明，这种区别是基督教世界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引起的。

虽然只是间接的，但美洲的发现与土耳其人的推进有关系。自15世纪中叶起，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其在东地中海的权力地位，这严重妨碍了西方与印度和所有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货物贸易——正是通过蒙古人的入侵西方才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因此西地中海的航海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就存在的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兴趣更为浓厚了。经济动机之外，技术革新，如早就由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被阿拉伯人带到欧洲，令从前不可能的水路和陆路远征得以进行。另一项对欧洲扩张，或者也可以说是西方的全球化，至少同样重要的军事技术革命是：在中国（自12世纪下半叶起广为人知的）火药“发明”的基础上生产的枪支和火炮。据称，这种枪支与火炮由方济各会修士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首创于14世纪。

15世纪在非洲西海岸的第一批发现归功于葡萄牙人，特别是王子航海家亨利（Heinrich der Seefahrer，1394～1460年），他是国王若昂一世（Johanns I.）的儿子。1444年佛得角（Cap Verde）、1482年刚果河入海口（Kongomündung）首次被发现。1487年另一位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首次到达并绕过好望角。1492年10月12日，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服务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朝的伊莎贝拉女王（Königin Isabella von Kastilien）——在寻找通往印度的西路航线过程中到达了加勒比岛的瓜尼哈尼（Guanihani）或称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此大陆1507年被命名为亚美利加洲（源于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他在1497～1504年先后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委托，探索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沿海地区）。

通往印度的东路航线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的：1498年5月20日他经好望角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1519～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穿越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该海峡位于南美洲大陆南端和火地群岛（Feuerland）之间——最后来到菲律宾，1521年他死于和当地土著的战斗中；第一次环球航行由他的继任者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完成，他经摩鹿加群岛（Molukken）和帝汶岛（Timor）把麦哲伦的船“维多利亚”号（Victoria）带回欧洲。1519年西班牙开始征服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kenreich），1531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占领了秘鲁高原的印加帝国（Inkareich）。同年葡萄牙开始向巴西系统移民。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世界的势力范围是依据1494年7月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Vertrag von Tordesillas）划分的，该条约是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s VI.）仲裁基础上签订的：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英里为界线，线西新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线东属葡萄牙。

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中世纪，除了短时期外，与亚洲的联系一直是通过伊斯兰国家，”德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恩格尔（Josef Engel）评论道，“随着地理大发现，伊斯兰世界失去了其作为亚洲和欧洲中介者的世界史作用。此后其世界史角色就剩下了作为欧洲的对比物，它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世界地位被打破。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将其领导权交给到那时为止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边缘地位的西方，西方在突破其到那时为止的空间局限性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也从闭塞中解放出来，欧洲在经历了内部和外部的变化之后发展成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