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国家信仰

祖先崇拜是商周时期首要的国家信仰，到了战国时期，这种信仰被对宇宙神灵或对重要的自然地点尤其是名山大川的崇拜取代。这反映出统治者需要把周代的统治者边缘化，因为他们仍旧是祖先崇拜和上天崇拜的至高对象；也反映出统治者需要通过崇拜力量巨大的宇宙神或者与他们自己国家有联系的神灵，来强调他们自己国家的神性。过去的崇拜重心是向死去的祖先献祭的祠庙，现在则转到向自然神和宇宙神献祭的室外神坛。一个是在屋梁之下进行的对人的崇拜，另一个是在野外进行的自然崇拜，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后代中国人的信仰里始终非常重要。

到了秦朝，秦始皇授予自然神灵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继续建立对方位神“帝”的崇拜——在户外神坛举行——并且开始在泰山山顶及其附近一座小山上进行封禅仪式。这类祭祀思想萌芽于战国时期，当时的作者强调，所有最后能在人世间实现“太平”的君王都举行这样的祭祀。“封”意思是“授予”，汉代的资料显示，这种祭祀标志着对一个既定区域的主权。秦始皇进行封禅仪式的事件标志着他对人间拥有主权。

祭祀的细节可能是皇帝及其臣僚们共同发明的，它需要在山脚下献祭，并且埋下一份写好的、献给山巅的至高神的盟书。在举行仪式之前和之后，秦始皇登上了中国东部的其他一些山峰，刻石纪功。“封”的祭祀是对名山献祭的一部分，它强调始皇对他新近征服区域的主权，并且炫耀他对神灵和人间的胜利。举行祭祀标志着建立了对人世间的统治，这个统治也被仙人和神灵的世界认同。

来自泰山所在国齐国的方士们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依他们的说法，献祭是为了像黄帝那样获得永生。在献祭结束、登上山顶、埋下宣言之后，秦始皇（还有汉武帝，他也重复了“封”的仪式）应该遇到了仙人，在仙人的陪同下，他能够升到天界，与所有仙人住在一起。在另一个由儒家学者提供的解释里，祭祀是献给周代天神的，因而把这种仪式和对上天的崇拜混为一体。

封禅仪式是一种特殊的表演。秦和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宗教是对四帝（后来是五帝）的崇拜。这些主宰方位的神，每个都以同其方位相联系的颜色命名：东方为青，南方为赤，中间为黄，西方为白，北方为黑。把帝作为方位神进行崇拜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的秦国。秦引进了对白帝的崇拜，因为秦是最西边的国家，因此在该神的保护之下。它后来加入了对黄、青和赤帝的崇拜，或许是一种对中部国家、楚国以及东方诸国进行征服的表达仪式。对黑帝的崇拜是从汉高祖于公元前205年开始的，从那以后，“帝”就作为一个代表了所有方位的群体受到崇拜。

和其他领域一样，汉代早期把秦的宗教仪式发扬光大，不但继续献祭，还给他们配以同样的庙坛，配以相同的音乐。就连“皇帝”这个由秦始皇借秦国的最高神而发明的称呼，也被汉代皇帝沿用了下来。正如分封仪式中所表现的那样，汉代继续把对“帝”的崇拜和对土地的权威联系起来。天子有一个用以祭地的坛“社”，系由五种颜色的泥土构成。在分封的仪式中，新的封君领到一撮泥土，泥土的颜色和他所受封的地区相对应。如果他将接受东方的封地，他就会被授予青色的泥土；如果在南方，则会是红（赤）色的泥土。受封者带着这包泥土到他的新封地去，并把它和当地“社”坛的泥土融到一起。在这个仪式中，天子的“社”坛成为一个小宇宙，把它里面的泥土分发出去，意味着中央的权威辐射到了全世界。

汉武帝引进了好几种新的宗教崇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太一”和“后土”的崇拜。前者最早发源于楚地的一种信仰，该地是刘家汉室发源之地。这位神灵主要能够抵御武器和保证战争的胜利。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庄子》和汉代早期的哲学论文总集《淮南子》都与楚地有关系，它们都把“太一”描述为一个尚未产生差别的状态的体现，它存在于世界分裂为天和地、阴和阳之前的阶段。马王堆出土了一幅画，其时间大约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之前25年，该图显示“太一”崇拜取代黄帝成为“五帝”的统治者。

对“太一”的崇拜是由汉武帝建立的，它似乎被当作献给“帝”这个单一、高贵神灵的一种至高的献祭。汉武帝把对“太一”的崇拜和对“后土”的崇拜相提并论，这说明“太一”是一位天神，他和“后土”相对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太一”在哲学文献中是一种最原初的存在的体现。可能作为一位天神，他在仪式上包含了“五帝”，而且汉武帝举行的“封”也是为了祭献给“太一”。

在西汉的最后50年期间，尤其是王莽统治时期，对“帝”“太一”和“后土”的崇拜逐渐被每年为之举行“郊祭”的天的崇拜取代。上天曾经是周的至高神，但是周王祭天的仪式在周天子权威消失的几个世纪里消亡了。汉代理论家，比如董仲舒等人，通过搜集和重新阐释那些散佚的关于祭献的经典文献，发明了一种理论，这就是周天子曾经在新年或春耕之时，到都城南郊的一个圆形神坛向上天献祭。这个仪式和封禅仪式一样，并没有理论上的基础，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仪式化地描述帝国的品性。因而它的“起源”就是通过充满想象的文献解读，从历史记录中被找到的。董仲舒提倡，把这种过去向周代至高神所做的献祭转到汉武帝，可能是用儒家的方式来取代无所不包的献祭——它们融合了秦国对“帝”的信仰、楚国对“太一”的崇拜，以及东部的齐国地区在名山之巅举行的献祭仪式。这个提议刚开始并未引起关注，但到后来变成国家中心祭祀的是对天的“郊祭”，而非对“太一”的“封”。

对“太一”的崇拜和对“天”的崇拜分别得到不同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公元前31年，经学大师兼官员匡衡作为一名“天”崇拜的支持者，建议把当时地位处于上升阶段的“太一”崇拜迁往南郊，而把“后土”崇拜迁到北郊的某个地方。他辩论说，皇帝前往路途遥远的神坛进行祭祀，不但花费很高，路途充满危险，而且都城里举行皇家祭祀的古代先人们也支持这次搬迁。他把“太一”和“天”的崇拜同等对待，也把“后土”和土地崇拜同等对待，从而把它们的信仰视作古典崇拜的一种降低格调的版本（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发明）。

尽管历史记载并不明晰，但资料显示在南郊举办的首次“郊祭”是为了献给“太一”。由于献祭并未能如愿地带给皇帝一位继承人，匡衡为此丢尽了颜面。之后，一场暴风雨摧毁了“太一”神坛，汉成帝也被梦魇萦绕，因此“太一”神坛又移回了原来的地方，“太一”成了接受祭享的神。对“天”的崇拜直到王莽当政时期才被确立为国家主要的宗教。他把自己纂取皇权视为顺应天命，当东汉建立者光武帝恢复封禅仪式时，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确认恢复秩序的天意的方式。之后不久，以班彪为首的东汉学者恢复了周代对“天命”的信条。

对“天”的崇拜的形成和皇家祖先崇拜的急剧减少有关。国内各郡国都建了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另外还有难以计数的祭祀汉文帝的祠庙。到公元前40年，各省共有167座皇家祖庙，另外在都城还有176所。由汉代的资料可知，这些庙坛每年要举办24455场祭祀，动用67276个卫士、乐人、舞者，如此等等。公元前40年，经一群赞同建立对“天”的崇拜的官员上奏，皇帝批准所有郡国范围包括都城的祖庙都予以撤除。

虽然有很充分的理由说这个政策是出于一种经济方面的考量，但是它在这个时间出现，意味着这时更加强调皇帝作为天子的地位，而皇帝祖先的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后者曾经是被“普天之下，莫非刘氏”这种模式所弘扬的。这种变化也和经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坚持祭祀应该以孝道为先。在他们看来，强迫各郡国的官员祭祀皇帝的祖先是有违孝道的，因为这些皇帝祖先并非这些官员自己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