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和宗教

1　亚历山大城的科学

埃及是亚历山大大帝短暂的世界帝国中最繁荣昌盛的一部分，这地方归托勒密统治，他曾是亚历山大的一个谋士，被菲力浦王赶走过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埃及离四出劫掠的高卢人或帕提亚人远些，得保安全。提尔和腓尼基的海军的覆没和亚历山大城的兴建，使埃及在东地中海取得了暂时的海上军事优势。亚历山大城日益繁荣，达到了能与迦太基相匹敌的地步；向东，它通过红海同阿拉伯和印度有海上贸易；向西，它的贸易同迦太基相竞争。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注定将延续许多世纪，后来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它的确达到了它的最繁盛的时代。

自从埃及不再是一个自治的帝国以后，托勒密王朝的马其顿人和希腊总督们，比任何别的统治者对埃及人都更宽厚、容忍。说实在的，与其说马其顿人统治了埃及，倒不如说埃及在政治上征服和并吞了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并没有试图使这地方的政府希腊化，而是想恢复埃及原有的政治思想。托勒密成了神王法老，他的行政继承了斐比、托特麦斯、拉美西斯和尼科的古老传统。不过，亚历山大城在法老的神圣君临之下，它的市政别有一套希腊城邦式的组织。宫廷和政府使用的语言是希腊雅典语。埃及受过教育的人如此普遍使用希腊语，以至那里的犹太居民发觉有必要把他们的圣经译成希腊文，因为他们中间已有许多人不再懂得希伯来语了。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希腊雅典语是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通用的语言。

在亚历山大的全体青年幕僚中，托勒密似乎在实现知识的系统组织这个思想上最为尽力。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曾使马其顿的菲力浦宫廷熟习于这种思想。托勒密是个才智卓越的人，既有创造性，而又谦虚谨慎，他对亚历山大内心具有奥林匹阿斯的素质有一种谅解的讥嘲。他当年所著的亚历山大战役史业已失传，不过它是所有存留下来的记载的一个深有影响的资料来源。

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缪斯翁”（Museum）实际上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大学。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它原是献给女神缪斯（Muses）的，雅典的逍遥学派也是如此。缪斯翁只在形式上是个宗教团体，这是为了克服筹集资金时会遇到的法律上的困难，因为当时世上从来没有预见过像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知识传播过程。它实质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们的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和记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事教学。亚历山大城缪斯翁创立之初，以及在两三代人期间，它所呈现的这样一个科学星座，甚至雅典在极盛时也赶不上它。特别完善而精湛的是数学和地理学的工作。欧几里得的名字是每个小学生所熟知的，埃腊托斯特讷测量地球大小所得出的数据，与实际直径仅差50英里，阿坡罗尼乌斯关于锥线的著述是卓越的。希帕卡斯初次做出了星球分类和图表，用以核对天空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希罗设计了第一架蒸汽机。阿基米德曾来亚历山大城学习，归国后一直与缪斯翁保持着通讯联系。亚历山大城的医学院也同样地著名。它在世界历史上初次订立了专业知识的标准。赫洛菲拉斯是亚历山大城最伟大的解剖学家，相传他曾对一些判了死刑的囚犯做过活体解剖。另一些教师与赫洛菲拉斯相对抗，谴责了解剖学的研究，并发展了药物科学。

然而亚历山大城科学界的光辉持续仅一百多年。缪斯翁的组织并没有打算保证它的持续性。它是一所“皇家”学院，它的教授和院士（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是法老指定的，俸禄也是法老发给的。马哈菲说过：“雅典的学校或学院是私人经营的社团，它的公共性质较为稳定和独立。”王室的庇护在托勒密一世或托勒密二世当法老的时候，一直是很好的，但后来这种倾向衰落了，埃及僧权的古老传统很快就把托勒密王朝吞没了，并完全破坏了缪斯翁的亚里士多德精神。缪斯翁成立后不到一百年，它的科学活力就熄灭了。

同缪斯翁一起，托勒密一世还建立了一个大图书馆，这是他为自己建立的比缪斯翁更为持久的纪念物。它是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出版机构的结合，规模空前。它简直是无所不包。每当外邦人携带一本未见过的书来到埃及，他必须把抄本交给图书馆收藏。大批抄写员不停地复制着各种更受欢迎而又为人们所必需的作品的副本。这个图书馆像一所大学出版社一样，也对外营业，出售书籍。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时代，在图书馆馆长卡里马科斯的领导下，藏书的整理和编目是有系统地进行的。

应当记住，那时的书籍不是分页数装订成册的，而是卷成筒形，就像现在钢琴手的乐谱卷一样，读者若要查阅某一段，必须不厌其烦地反复展卷，这一过程既使读者疲乏，又易损毁书籍。我们立刻会想起可用一种简单小巧的机器将书卷迅速来回展卷，便于参考，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使用过任何类似的东西。每读一卷书，都得用两只出汗的手来操作。卡里马科斯为了减少浪费时间和麻烦，把诸如希罗多德著的《历史》这样的长篇著作分为几“编”，我们或应称之为卷，每编卷成一卷。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所吸引的学生，远比缪斯翁的教师所吸引的要多得多。为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们提供食宿，成了亚历山大城居民一项相当有利可图的营业。

奇怪的是，知识生活方面的设备改进得非常缓慢。若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通图书室的便利条件，例如，本书作者目前工作的地方，与亚历山大城的作家不方便、不完善的设备相对比，就可以体会到在该图书馆十分兴隆的这些世纪中，浪费过多少时间、体力和精力。在本书作者面前摆着六本书，其中三本有完善的索引。这六本书中任意取出一本，他就可以迅速地查阅某一段文字，核实某一段引文，然后继续写作。同手抄卷本来回展卷的麻烦正成对比。他手边还有两套百科全书、一部词典、一本世界地图集、一本人名词典和一些其他参考书。这些书诚然没有页边索引，但在目前，如果做此要求也未免太过分了。以上种种设备是公元前300年所没有的。亚历山大城当时还有待于编出第一本语法和第一部词典。本书底稿是用手书写的，然后由打字员很准确地打出来，可以极方便地重读一遍，尽量修改，随意整理，再打字，再订正。亚历山大城的作家则必须把他所写的每个词重新口述或重新抄录。如果他要查阅以前写过的东西，则必须先将他刚写好的一段文字在空中摇晃或撒上一些细沙，使字迹干燥，他连吸墨纸也没有。作家写的任何东西，在能有大量读者之前，必须经过无数次的抄写，每个抄写员都会引进几处新的笔误。每一新书必须对坐满一房间的抄写员进行口述，这样发行的初版至少可以有数百份。在罗马，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似乎发行过许多版。当需要画地图或图表时，就引起了许多新的困难。例如解剖学这一类的科学，有赖于精确的描画，必然由于抄写员本身才能的限制而受到了很大的妨碍。传达地理资料，也必然有几乎难以相信的麻烦。当然，将来一定会有一天，人们会认为1970年的私人图书室和写字台是太笨拙和不便了；不过用亚历山大城的标准来衡量，它在迅速、有效、节约精力、减少神经的紧张上，则已是惊人的了。

在亚历山大城，人们似乎没有试图印刷过任何东西。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当时的世界正大叫大喊要书籍，而且不仅仅只需要书籍。对于通知、告示之类，公众也有迫切需要。然而直到公元15世纪，西方文明史上还没有可称得上印刷的东西。印刷并不是一种什么深奥的工艺，也不是必须先有某种发现才能创造出来的。印刷是一种最浅易的设计。它的原理早已知道。我们已说过，有根据可以认为马格达连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可能在他们的皮衣上印过图案。古代苏美尔的“印章”又是一种印刷工具。钱币是印制出来的。各个时代不识字的人们都利用木质或金属的图章作为签名之用，例如征服英格兰的诺曼统治者威廉一世就是使用图章的墨印来签署文件的。公元2世纪，在中国，已在印刷古典著作。然而，或是因为墨、纸草纸、书的形式等等微小的困难凑到了一起，或是因为拥有奴隶抄写员的奴隶主由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抗拒，或是因为所用字体比起中国字或哥特字母来写得更快和更容易，从而使得人们不再考虑如何能写得更容易些，或是因为有思想和知识的人们与有技术手艺的人们之间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隔阂，总之没有利用印刷，甚至没有用来精确复制图表。

印刷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无疑是在于事实上缺乏质地相同、形式便利的印刷材料的充分供应。埃及纸草纸的供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条条的纸草纸必须联结在一起，每一张纸的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纸张还没有从中国输入来打开欧洲人心上的窍门。由于一卷一卷的纸草纸制造得很缓慢，即使那时已有印刷机，也得停工待料。然而这种解释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插图和表格不使用刻版印刷。

这些限制使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亚历山大城在取得知识方面的丰硕成果的时候——例如，埃腊托斯特讷在当时各种仪器极端贫乏的情况下所建立的功绩，足以使他同牛顿或巴斯德居同等地位——对它周围的政治或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竟会很少或几乎毫无影响。亚历山大城的缪斯翁和图书馆是一个光明的中心，然而这只是与普通世界隔绝的一盏阴暗的灯笼中的光亮而已。它的研究成果，除了利用繁难的通信方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传递给国外的同情的人们。要把那里已知道的东西传达给普通群众，实在没有可能。求学的人必须花费许多钱来到这个人口拥挤的中心，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书摊上，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各种不同质量的抄本，但若要将教育扩展到稍大的范围或其他中心，便会立即引起埃及纸草纸的短缺。教育根本没有达到群众之中；一个人若要多受教育，就必须放弃当时的普通生活，到设备简陋、操劳过度的哲人的邻近去居住，年复一年地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求学的人当然不像僧侣那样完全摒弃普通生活，但在性质上仍是差不多的。

自由感，言论的坦白和直率，这些真正的知识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气氛，非常迅速地从亚历山大城消失了。从一开始，即使在托勒密一世的庇护下，政治的讨论也是受到限制的。不久，由于各学派的纷争倾轧，城市群氓的迷信思想和偏见也被引到学术界来了。

智慧离开了亚历山大城，留下的只是卖弄学问的学究气。书籍的崇拜代替了书籍的利用。有学问的人很快地变成了一个特殊化的古怪阶级，具有种种令人讨厌的特点。缪斯翁成立后不到六七代人之久，亚历山大城就为新的一种类型的人所盘踞了；胆小、偏执、不讲实际、不学无术、做学问时对一些琐碎的事情又异常吹毛求疵、对圈子内的同行和圈子外无学识的人——学究式的人一样地忌妒。他们虽然没有祭坛，却像祭司一样不容异说，虽然没有洞穴，却像巫师一样愚弄旁人。对他们来说，抄写的方法不厌其烦，书籍不厌其罕。他们是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在随后许多世代的一段宝贵的时间里，人类知识的这一簇刚燃起来的火焰，将被这种副产品严重地封盖住了。

2　亚历山大城的哲学

起初，亚历山大城的思想活动集中在缪斯翁，并且主要是在科学方面。哲学，在其较为生气勃勃的年代曾是一种驾驭自我和物质世界的力量的学说，此时虽然没有放弃这些自负，但在事实上已变成一种私自慰藉的学说了。兴奋剂变成了麻醉剂。哲学家对世界照俚语所说“去他妈的”了，他本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却用十分华丽的言辞安慰自己说世界是幻影，还说他内在有某种完美崇高的东西，既在世界之外，又在世界之上。雅典是适于发展这种哲学教导的中心——它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政治上虽然不很重要，却仍是一个巨大的人口众多的市场，从外表看，还不显得衰落，所有的战争中的强国和世界的冒险家们都以一种奇特的、带有一半轻蔑的尊敬来对待它。两个多世纪以后，亚历山大城各学派在哲学方面的讨论，才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3　亚历山大城是一所宗教制造厂

如果说亚历山大城的独特的哲学发展得较晚，那么，它作为各种宗教思想的制造厂和交换场所，则早已闻名了。

缪斯翁和图书馆仅仅代表亚历山大城这个三重性城市的三个方面中的一面。它们代表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的和马其顿的成分。另外两个要素是托勒密一世一起带到了这个奇特的中心里来的。首先是有人数众多的犹太人，一部分是从巴勒斯坦来的，但大部分是从一直没有归还给耶路撒冷的那些在埃及的居留地来的；后者称为在外定居的犹太人或在外散居的犹太人，这一类犹太人没有被囚禁在巴比伦，不过他们也拥有圣经，并同世界各地信奉同一宗教的人有密切的通信联系。这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城有很大的聚居区，以至这个城镇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市，这里犹太人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耶路撒冷。上文已经讲过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的圣经经文译成希腊文。此外还有大量当地的埃及人，他们大多数都操希腊语，然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具有40个世纪以来庙宇宗教和庙宇祭祀的传统。这样，三种类型的心理和精神，即白色人种的三个主要类型，在亚历山大城会合了，其一是雅利安族希腊人头脑清醒的批判精神，其二是闪米特族犹太人的道德热情和一神论，其三是神秘仪式和祭祀的古代传统，这些传统我们已在希腊的秘密崇拜和神秘巫术的实践中见到它们所起的作用，这些思想已在含米特族埃及的各大庙宇中在光天化日之下昂然地占着统治地位。

这三者是亚历山大城的混合体的三个永久的成分。在海港和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种混杂相处，互相比较着他们的宗教思想和风俗。甚至有人说，公元前3世纪，就有一批佛教传教士来自印度阿育王的宫廷，后来，这地方肯定有一个印度商人的居留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说，人类的宗教信仰的形式往往是从政治制度里模拟来的，“人类把神的形体和神的生活一样同化于他们自己的模样”，在这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操希腊语的大帝国时代，各个地方的神灵，即古老的部落的神和城市的神，已几乎毫无意义了。人们所需要的神，其威望至少要能同帝国的地位相称，除了在强大的僧侣制度的利益进行阻挠的地方以外，出现了一个诸神吸收同化的奇特过程。人们发现，尽管有许多神，然而他们都非常相似。在有很多神同时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想到，事实上一定只有不同的名称的一个神罢了。它在化名之下，无所不在。罗马的丘比特，希腊的宙斯，巴比伦的柏儿-马杜克，埃及的阿蒙——阿蒙是亚历山大想象中的父亲，是阿米诺菲斯四世的宿敌——它们相似得都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神。

耶和华、丘比特或上帝

是众人之父，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都受到圣人、蛮人、贤人的崇拜。

那里遇到明显的差别，那里的困难就用这样的话来克服，即这些差别只是同一个神的不同方面罢了。不过，柏儿-马杜克这时实在已是一个极其衰微的神，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被灭亡了的国家的可怜的老神，如阿舒尔、达贡之流，则早已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在合并之列了。俄赛利斯，这个为埃及民众所喜爱的神已同孟菲斯庙中的圣牛阿皮斯合而为一，同阿蒙也多少有些分不清。在塞腊皮斯这个名称下，他成了希腊的亚历山大城的大神。他就是丘比特一塞腊皮斯。埃及的母牛女神哈梭，或埃西斯，现在也以人形出现，作为俄赛利斯的妻子，她给俄赛利斯生的婴儿，名叫荷鲁斯，荷鲁斯长大后又变成俄赛利斯。这些简略的叙述在具有近代思想的人听起来无疑是很奇怪的，然而这些神与神的合而为一和互相混合，足以说明人类智力迅速发展，对保持宗教、宗教的感情联系和宗教所产生的人和人的情谊而进行的一种奋斗，同时极力使神显得更为合理、更为普遍。

这种神与神相混合的现象，称为诸神混合，进行得最有力的莫如在亚历山大城。在这时期它只受到了两个民族的抵制：其一是犹太人，他们已经相信天地间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其二是波斯人，他们有一神教性质的太阳崇拜。

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城不但建立了缪斯翁，而且还建立了塞腊皮斯庙，专用于虔信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神象征诸神混合过程的结果，尤其更适用于希腊神和埃及神混合的结果。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由塞腊皮斯（=俄赛利斯 阿皮斯）、女神埃西斯（=哈梭，即母牛 月女神），以及童神荷鲁斯组成的。其他所有的神，几乎都同这三体合一的神之中的这一或那一方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合一的，甚至波斯人的米特腊太阳神也不例外。他们彼此相同，他们是三个神，但也又是一个神。他们受到了人们极为热诚的崇拜，人们还叮叮当当地使用一种称为手鼓的特殊乐器，框架上系着许多小铃铛，用法颇似现代救世军用的小铃鼓，这是仪式中所特有的附件。

这时我们首次发现灵魂不灭的观念已成为一个超出埃及范围的宗教的中心思想了。无论是早期的雅利安人，还是早期的闪米特人，似乎都不大考虑灵魂不灭的问题，这个问题对蒙古利亚人的思想影响也很小，然而死后个人生命的继续，却是埃及人自古以来思想中的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这时在塞腊皮斯崇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他崇拜的祈祷文中，把他说成是“灵魂的救主和引导者，把灵魂引向光明，并重新接纳它们”。据说“他能使死者复活，他向凡能看见的人，他们的圣墓中藏有无数圣书的人，显示他们渴望的阳光”；又说“我们永远不能躲避他，他将拯救我们，我们死后依然会受到他的眷顾”。仪式性的点烛和还愿的献祭品——就是说，献祭品是人体需要救治的某部分的小模型——是塞腊皮斯庙的崇拜的一部分。埃西斯吸引了很多的虔信者，他们发誓一生敬奉她。她的神像屹立在庙里，头上戴的是天后的冠冕，怀中抱着婴儿荷鲁斯。蜡烛在她像前闪耀，蜡制的还愿祭品悬挂在神龛的周围。新入教的人要经过长期郑重的准备，发誓独身，行入教礼时要剃光头发，身穿麻布外衣……

荷鲁斯是俄赛利斯（塞腊皮斯）的独生爱子。他也是太阳神，张开翅膀的圣甲虫是他的象征。每当日食出现日冕的时候，很像圣甲虫张开的翅膀。荷鲁斯是“翅膀有治病力量的正义的太阳”。最后他“上升到天父那里”，同天父合而为一。在较古的埃及宗教中，他是为罪人向天父说情的人，在《死人书》中有关于他的描写，凡是买得起这本书的人必用它殉葬，为死者求情。许多赞颂荷鲁斯的圣歌，在精神和措辞上与基督教的圣歌出奇地相似。“我的灵魂的太阳，你是亲爱的救主”，这首优美的圣歌是一度在埃及向荷鲁斯颂唱的。

塞腊皮斯的崇拜于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在文明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在这种崇拜里我们看到后来在整个基督教纪元注定将统治欧洲世界所惯用的仪式和词句的最显著的预奏。基督教的基本观念永生的神，是人类思想和意志的历史中的一件新事物，这一点我们即将谈到；但基督教曾使用过的，并且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里仍在使用着的礼袍、象征和信条，肯定是在丘比特—塞腊皮斯神庙和对他的崇拜中，以及在埃西斯崇拜中织成的；而且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诸神混合的时代里，埃西斯崇拜已从亚历山大城传遍整个文明世界了。

4　亚历山大城和印度

亚历山大城在商业上和知识上的重要性，持续了许多世纪。我们在后文即将谈到罗马政权的兴起，不过在这里可以先提一下，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亚历山大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罗马的亚历山大城的商人在南印度拥有许多定居区。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克兰加努尔有一座奥古斯都庙，那里的定居区由两大队罗马步兵守卫。罗马皇帝曾派遣使臣到南印度去会见各个君主。此外，克莱门特、克里索斯托姆以及其他一些早期基督教作家曾谈到在亚历山大城里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