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落——西方的入侵

历史大观园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15 0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人并未刻板地把所有夷狄都归为一个无差别的单一整体。他们很清楚蒙古大汗和俄国沙皇或爪哇部落酋长与荷兰商人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所有夷狄都受中华帝国的统治。只有中国，才是文明的真正代表；只有天子，才配坐上人间帝王的最高宝座。朝鲜国王、安南君主和日本天皇虽皆享有治理其国之权，但按儒家的等级观念，他们都只能作为兄弟之邦，位列中国皇帝之下，始终期待着后者的册封。不遵守儒家这套君主等级制度的人，只会被置于更低的等级中。因此，整个世界秩序就像一架大梯子，从高等文明降到蛮夷国度。

因为很多国际关系实际上并不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所以这只是个理想中的规划。日本天皇就极少愿意承认这种从属地位，像帖木儿汗之类的蒙古大汗，也对中国使臣的趾高气扬极为不满。但众多为了与中国通商而甘愿朝贡的国家，还是为中国人的这种理想规划增加了几分可信度。中国人发现，他们理想中的等级制度，有时与其他民族对此的概念并不相同。偶尔，他们会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以平等姿态对待好战的邻国，一方面又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以上对下的语气和形式。他们也会使用文化上的怀柔及许诺特殊利益，来构建相应的外族关系。例如：与蒙古族贵族联姻的满洲人，就会给蒙古人一些优待。尽管人们认为暹罗和交趾的使节通情达理，也更懂外交礼仪，但满洲人对他们的态度，还是要疏远一些。此外，他们认为东南亚沿海的异族最难顺服。那些人还时常因为无法遵守文明交往的礼节，被拿来与牲畜相提并论。

回顾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交往历史，便不难理解中国对他们的贬低和非难。尽管罗马帝国的臣民会穿汉朝的丝绸，中国人依然很少直接与欧洲人打交道。双方之间的贸易往往都通过中介完成：中亚的商人跨越大草原，从一个驿站转向另一个驿站，连通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贸易。阿拉伯海员从设拉子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广州。蒙古人在元朝统一了欧亚大陆，暂时让马可·波罗之类的商人得以在大汗的保护下，从地中海东部一路来到大都（北京）。不过，这种陆路联系在明朝便不复存在。此外，明朝也禁止海上贸易，除非携带外邦贡物，否则船只一律不得靠岸。明朝，中国日益闭关锁国的同时，欧洲人也发现，即便通过中介与中国贸易，也越来越难。到15世纪土耳其人征服中亚后，这种联系也被彻底切断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封锁了叙利亚海岸线，欧洲的商人只得另寻新路。

土耳其人是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涌出的最后一拨征服者。他们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世界历史便开始由另一种形式的军事扩张主导。欧亚大陆温暖的沿海地带，一股新的海军力量悄然兴起。在东方，中国的私货商人违抗明朝禁海令，航海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贸易。此刻，士麦那的香料市场已经向欧洲关闭。于是，这些位于同一片大陆，却远在一万六千英里外的西面诸国，便开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线。勇敢地探索非洲海岸线、发现美洲、绕过好望角以及最终的环球航行等事件，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各个层面。

◎葡萄牙的海上力量

葡萄牙无疑是这场海上探险的先锋。他们结实的大帆船不仅击败了土耳其战船，还在印度洋上赶走了敌对的阿拉伯人。很快，他们又抵达印度，开始在那里寻找达·伽马口中的香料和皈依者。阿尔布克尔克公爵以自己驻扎在果阿的强大舰队为基础，沿亚洲海岸线，建起了一系列坚不可摧的根据地。16世纪里，他通过这些据点控制亚洲海域，只对葡萄牙商船开放海中航线。

葡萄牙人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没必要向苏门答腊岛东面继续进发，去往摩鹿加群岛中的香料岛。印度甚至在他们抵达前，就已经与亚洲重要的转口港展开广泛贸易。葡萄牙人只需踏入这个业已存在的商圈，用他们的利润从别人手中购买香料即可。例如，他们抵达马六甲后，便发现整个港口都是商船。船上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以换取广东人需要的檀香木、芦荟、燕窝、香菜和其他海峡的物产。看到如此巨大的商业利润，葡萄牙人尾随这些返航的商船，乘着季风，于1515年抵达了中国东南沿海。

起初，明朝当局并不愿给葡萄牙人优惠待遇。朝廷官员称这些新来者为“佛郎机”，认为他们与滋扰广东至山东沿海的那些海盗没什么差别。16世纪，亚洲海盗猖獗。亚齐水手、日本倭寇、安南雇佣兵和福建海盗船在航道中大肆劫掠，占领要塞岛屿，发放他们的贸易文书，袭击沿海省份。葡萄牙水手洗劫了一座毫无防备的中国渔村时，真是应了他们“佛郎机”之名。看起来，他们跟袭击长江沿岸的日本倭寇毫无二致。1518年，葡萄牙遣使来到中国。然而，使者皮莱资正跟北京商谈贸易协定时，他留在广州的海军舰队司令官却封锁港口，炮轰明朝战船。这些野蛮行径似乎已足够让愤怒的明朝官员上报朝廷。可见，这些“佛郎机”真是些打着文明的旗号，实则烧杀抢掠的无耻罪犯。

明朝政府坚决打击了这类逾越之举。那位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被打得仓皇逃命，皮莱资则死在了中国的监狱里。最后，朝廷未给葡萄牙贸易权，并由此拒绝他们入港补给和整修船只。葡萄牙人被赶出广州港口，只能通过在海岸边的小岛上设立非法营寨，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们会定期在这些营寨里举办集市，也会航行到一片荒芜的海岸，搭一些临时的遮阳棚，把他们的货品展示给中国商人，并换取对方手中的丝绸。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葡萄牙人极不安定地维持这种沿岸贸易时，他们和明政府的关系却得到了逐步改善。1557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准在广州南部香山县的一片弹丸之地，建立一处永久的贸易据点。这片小小的港口，便是澳门的前身。

◎获得澳门

没人知道中国人为何决定让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一些资料显示：葡萄牙人之所以得此恩惠，是因为他们曾帮中国人对抗海盗。还有些资料认为，军方相信将这些强盗限制在一个港口，总好过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在沿海游荡。甚至说葡萄牙人贿赂了广州的海关官员，也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澳门的领土范围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葡萄牙人在该港口开拓殖民地，但中国人只是默许了这一现状，并未正式割让领土，且认为只有澳门人，才是此处的合法居民。

获得澳门后，葡萄牙人得以更频繁地参与广州的贸易市集。他们向明朝监督海防的道员购买到贸易执照后，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可在珠江航行，或沿内陆航道进入广州，在那里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该贸易不仅让澳门人逐渐富裕起来，也让澳门成了投机客和冒险者的避难所。与印度果阿总督维持着微妙关系的同时，澳门通过向果阿出售自产的大炮（澳门的铸造厂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从葡萄牙王室购买市政地位和贸易权。

◎日本的海外贸易

海峡贸易虽有利可图，但还远远不足以建起澳门后来的堂皇市容。葡萄牙人转向另一种海外贸易，才终于在此收获巨额财富。数百年来，中国一直都在进口日本的银和铜，用作外汇储备。中国人用日本人大量购买的生丝支付这些贵金属。不过，16世纪晚期，随着日本大名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威胁中国，中日之间的正式贸易关系被迫中断。直到1636年，中国帆船都只能非法地从宁波驶向长崎，而日本商人也继续来到中国。不过，该禁令给葡萄牙人带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将广东生丝带到长崎，再运回一船珍贵的重金属，仅一艘船，便能给船主带来两倍半的利润。澳门立刻繁荣起来。天主教修会拿他们获得的捐款冒险，投资到对日贸易中。船主们在皇冠拍卖会上热切地竞标，希望能获得一次领航出海的机会。日本商人甚至会把本钱交给葡萄牙人，让他们在广州代购生丝。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量资本涌入澳门。然而，1639年，这种贸易却突然陷入困境。

日本的德川幕府收到消息，称西班牙正计划从马尼拉攻打他们。来自荷兰的新教顾问说服日本人，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是受到天主教使异教徒改宗皈依的狂热所驱使的。德川幕府已经遭到日本天主教皈依者们的警告。1637年，德川幕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后，本土的天主教徒们立刻在岛原市发动叛乱。政府最终以血流成河的代价，艰难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驱逐国内所有的外籍天主教徒。结果，1639年，葡萄牙人被告知他们不仅丧失了特许贸易权，还要立刻离开长崎。

◎澳门经济的衰退

葡萄牙人决心要让日本人知道，他们并无参与西班牙人东亚帝国梦的计划。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大使团到日本，向日本政府证明葡萄牙人只对和平贸易感兴趣。然而，德川幕府已经下达了外人驱逐令。1640年，六十一位葡萄牙使节刚一抵达长崎，就被当作违反禁令的罪犯处死了。从那以后，荷兰人便成为唯一能与日本人进行贸易的欧洲人。而葡萄牙人则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海外贸易。随着如此巨大的利润来源慢慢枯竭，澳门也逐渐失去昔日的商业荣光。尽管这里的商人又重新开始海峡贸易，随后将澳门变成一个鸦片出口港，但那些生意都无法弥补失去“广州—长崎”这条贸易线所带来的损失。

尽管如此，对西方人、尤其是想由此进入中原的传教士们来说，澳门依然是个重要的起点。例如，利玛窦（1552—1610年）等的耶稣会士为了成为明、清宫廷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便在澳门学习文言文。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大多都由衷地欣赏中国，并努力宣扬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兼容性，以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宗教。京城的士大夫们将其视为学者。站在北京的高度看待整个中国，耶稣会士们对中华文明热情洋溢的描述传回了欧洲。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如魁奈和伏尔泰等哲学家坚持认为，这种遵循自然神论的英才教育制度，应该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的典范。在向欧洲传递这类关于中国的信息的过程中，澳门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文化功能还是难以弥补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后，城市经受的物质损失。因此，澳门昔日的繁华，也只能在记忆中搜寻了。

◎荷兰人的挑战

随着葡萄牙人在亚洲地位的衰落，荷兰人气运渐隆。16世纪晚期荷兰与西班牙交战期间，荷兰商人转向了亚洲贸易。1580年后，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葡萄牙人对香料的垄断让荷兰人越来越焦躁不安。1594年，他们被完全驱逐出里斯本香料市场。早已因航海技术闻名于世的荷兰人，于1600年组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挑战葡萄牙人在亚洲海域的统治地位。作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比葡萄牙人更倾向于追求利润。此外，荷兰人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亚洲的海外贸易。他们决定抵达并征服香料群岛。一旦实现该目标，荷兰人就要实行殖民统治，从葡萄牙商船造访的沿岸开始，深入到群岛内陆。而葡萄牙船只，则仅造访过沿海地带而已。到1619年，荷兰人开始在爪哇岛建立殖民地，并将公司总部建立在巴达维亚。鉴于阿尔布克尔克公爵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建立了海上要塞，扬·科恩也一手创建了荷兰的东南亚霸业。他和他的继承者们煽动一个本地的王子同另一位王子交战。最终，荷兰完全征服印度尼西亚群岛。它对该地的殖民统治，也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1633年至1639年间，德川幕府下达驱逐令后，荷兰是唯一能合法地与日本进行贸易活动的欧洲国家。他们希望通过日本，与中国建立起贸易关系。台湾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634年，荷兰人在台湾岛最南端建起一座堡垒和一座名为热兰遮城的港口。当时被台湾原住民把持的贸易转运站曾试图在厦门有组织地与福建人进行贸易。然而，满洲人对中原的征服中断了这种常规的贸易往来。满洲人的一路南下，迫使忠于明朝的人和海盗头子“国姓爷”离开大陆，逃难到台湾。“国姓爷”将荷兰人赶出热兰遮城后，把这座岛屿变成了自己的基地。不久之后，荷兰人转投新建立的清王朝，携手对抗这一共同的敌人。他们提供船只，协助清廷剿灭“国姓爷”在台湾的政权。因此，荷兰人试探性地提出一项协议，希望能获得在厦门的贸易特权，作为其提供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但由于一系列误解和不幸事件，该联盟未能实现。清政府最终还是打败了郑氏海军，于1683年统一台湾。然而，他们坚决不给荷兰人扩大贸易的特权，反而强迫他们按中国的朝贡体系，照朝鲜或南亚各附庸国的方式，派遣使者到北京朝觐。尽管荷兰人在这方面的外交上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还是未能像英国人在广州一样，与清朝建立起广泛而持久的贸易关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的海军霸权是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霍金斯爵士的私掠船活动发展起来的。不过，其主要动力还是源自各大商人为夺取伊丽莎白女王手中的贸易专卖权而进行的争斗。强大的伦敦商业探险公司在荷兰战争期间失去安特卫普，并于1597年被赶出德意志帝国后，英国人越来越嫉妒荷兰人在商业上的成功。1599年12月31日，伦敦的商人收到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皇家特许状，得到了东印度所有贸易的垄断权。两百一十八名商人在这次风险投机中总共投资七万两千英镑，并压根不知道他们的东印度公司终将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以一个殖民公司的身份统治整个印度。当时，他们的目标只是与荷兰人竞争，打破葡萄牙人对香料的垄断而已。

起初，荷兰新教徒和英国人联手对付葡萄牙天主教徒。然而，各自的贸易利益很快瓦解了这一联盟。1623年，英国在亚洲的骄傲和利润都遭到致命一击。同年，苏门答腊岛附近的安波那岛上，荷兰军队大肆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处的代理商人，并封锁了英国通往香料群岛之路。东印度公司强烈要求英国政府为其复仇。但詹姆斯一世因跟荷兰人缔结军事联盟，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东印度公司对英王专卖特许权的依赖让他们极易受到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英国内战期间，东印度公司暂时得到了克伦威尔的庇护，但其他嫉妒这些伦敦冒险商人的公司，一直试图在亚洲贸易上分一杯羹。有时，甚至有两家公司同时跟东印度公司竞争，每一家都要求独享专卖权。但1660年后，多亏英王查理二世的支持，原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才得以稳固。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位君主于1661年娶了葡萄牙布拉干萨皇室的凯瑟琳公主后，就获得了这位葡萄牙公主包括孟买在内的所有嫁妆。如此一来，东印度公司也得到了印度最好的港口。

此时，鉴于荷兰人将英国人都赶出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印度成了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供货地。东印度公司位于孟买北部苏拉特的工厂，为其装备船只前往中国进行投机生意提供了便利。然而，直到1685年，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依然极不稳定。因为澳门人为驱逐竞争者贿赂广州的海关官员，所以广州成了第一个不再对英国人开放的海港。东印度公司在其他口岸（比如厦门或宁波）的代理处，运营也得依赖贿赂港口官员的程度而定。因为和明朝一样，满洲人也决定通过封锁海岸和禁止海外贸易的方式来消灭海盗。英国的船舰每次出现在中国港口，都会立刻被判定为走私。若想继续贸易，他们就得贿赂地方官员，以换取后者的默许。

面对如此不稳定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决心到亚洲其他集散口岸寻求交易中国丝绸和瓷器的机会。然而，这些东西在越南的东京湾售价极其昂贵，让英国人失望不已。于是，他们转向台湾，为“国姓爷”的后人提供补给和武器，以期这些海盗能在收复福建沿海后，给予他们贸易特权。然而，英国人押错了宝，1683年清朝海军收复台湾后，他们也被一并拒之门外。然而，1685年，他们又欣喜地得知康熙批准了海外贸易。从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港口停留。

◎多埠贸易

1685至1760年的多埠贸易期间，因为英国本土有个奢侈品市场，所以英国人主要购买丝绸、瓷器和药材等高成本的商品。他们试图用英国羊毛来支付上述物品，但中国人几乎都不需要毛织品，即便北京寒冷的冬季，他们也更青睐丝棉制品。结果，英国贸易便主要以印度进口商品和海峡土产为主，主要支付手段为银币。

从理论上来讲，多埠贸易让英国买家在讲价中占据了优势。如果中国商人在一个港口提价，那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转向其他港口。然而，因为中国商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事先囤积大量货物，而英国人都被限制在转口港，所以这一优势其实也不太明显。此外，中国几个主要的港口也被竭力抬高价格的寡头垄断。英国人将这些掮客称为“国王的商人”，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从康熙的某个儿子手中购买专卖凭证的投机商。这些“国王的商人”回到宁波或厦门后，就用自己的凭证恐吓海关官员，逼对方承认他们的垄断权。然而，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皇室许可证上，结果要么缺乏资金置办货物，要么就定出高得离谱的单价，以期尽快收回原始投资。

18世纪早期，“国王的商人”便已出现。所有城市中，只有广东抵制这些垄断者。因为广东的海关监督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能够忽视皇子的授权。而且，这里颇具规模的公行（对外贸易行会）也有足够的资金，独自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因此，即便英国人拥有多埠贸易权，他们光顾福建或浙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反而全都聚集到了广东。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方，一系列当时被称为“广州贸易体系”的特殊贸易关系和法规，也开始逐渐成形。

◎广州贸易体系

载重费和货物税是固定的，由公行商人负责征收。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广东公行对外贸易也实行国家专营之权。不过，公行缺乏伦敦商业探险公司的企业实力和法律保障，所以公行的设置主要旨在确保关税，以满足其成员的经济利益。1736年后，公会的每位成员都被迫成了政府的保商。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要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若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广东人出现纷争时，外国人趁势而逃，负责那条船的保商就得接受官府的讯问。很快，这一公共安全政策便成了海关监督压榨公行成员钱财的手段之一。一有外国人违法乱纪，倒霉的保商就会接到海关监督的传讯，并缴纳或许会高达二十万两白银的罚款。申报破产后，中国商人虽能向英国人求助，但东印度公司若拒绝帮助，该商人就只能求助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通常不是印度祅教徒，就是利息收得奇高的苏格兰放债者。因此，公行的成员总要面临很多风险，有些商人甚至还尝试退出公行。海关监督拒绝他们退出，结果申报破产的人就越来越多。

◎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越来越关注这些进展。他们反抗海关监督的唯一做法，便是向广东巡抚或两广总督请愿，希望他能插手此事。然而，到18世纪40年代，皇帝却禁止地方督抚干预海关监督，处理涉外事务。如果一个极其贪婪的内务府官员被任命为广州海关的总税务司，东印度公司就将求告无门。绝望中，英国人尝试着转回多埠贸易，但别处的商人资金短缺，而且宁波和厦门的港口官员甚至比海关监督还贪得无厌。看起来，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们能求援的对象，似乎只剩最后一个了。不懂海关监督在内务府地位的英国人决定，直接向乾隆皇帝本人发出请愿。受中国“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洪任辉的翻译于1759年乘船到天津，在那里用中文写了一份声泪俱下的请愿书，交官员呈往北京。

收到洪任辉的请愿书后，乾隆被这种夷狄的莽撞无礼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文言文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对此，满洲人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因此，他们一直都禁止外国人学习文言文。此外，直奏皇帝也是高级官员小心看护的一项特权。未得到皇帝允许的请愿，只能证明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维持上层人士和下层平民之间适当关系的必要性。结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辉，处死他的中文塾师，审讯负责担保的公行商人，并将英国未来的所有贸易都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

◎广州的限制

1760年至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只在广州进行贸易，且遵循更固定的路线。来自英国或印度的大货船抵达此处时，那些在澳门过冬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便会回到广州。登陆期间，公司的商人会与所有其他的欧洲商人住在“十三行”——广州沿岸一片围起来的狭长区域，内有大量仓库、办公室和住房。每逢周日和假日，这些欧洲人可以获准做些短途旅行，但其他时候，就只能待在西南的这片城墙内。

一些英国人对广州贸易体系如此恼怒，这种苛刻的人身限制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其他代理人也对该体制极为不满。一方面，清廷的宏伟大气凸显了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公司的代理人们见到的中土之国，却只能来自嘈杂肮脏，必须与腐败官员和谄媚商人打交道的广州沿岸。身处十三行内的他们看到的中国，不过是寺庙和歌伎而已。此外，这里的行政限制也同样令人窒息。洪任辉事件后，欧洲人不仅失去了向更高层申述的权利，甚至无法再直接与海关监督交涉。所有诉求都必须先措辞谦恭地写下来，再由公行呈交海关监督。然后，会有中国的中介机构传回上级的答复，措辞却往往让英国人愤懑不已。代理人们认为，冒着罹患热病和痛风的危险来到广州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他们每次要求降低关税，都会被称为“夷人”。而且，这种间接交流，往往意味着重要的诉求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回复。因此，马嘎尔尼才会于1793年被派往北京。东印度公司希望圣詹姆斯宫的特使能在北京得到一个申辩的机会，从而促进中英关系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马嘎尔尼使团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卑下夷人的偏见之举，极大地贬低了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同意行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京。该事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困境似乎已毫无解除的可能。而且，他们简直无力再承担装运与出港的费用。到19世纪早期，该公司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此时，要想让他们撤出广州贸易，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茶

广州贸易体系为何越来越纷繁复杂，归根结底就一个字——茶。英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和中草药。极对英国人口味的茶叶恰好就属于中草药的一种。18世纪，茶逐渐成为一种全民饮品。最后，普通的伦敦工人都会拿出约5%的家庭收入用来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不再进口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中国商品，而是卖起了像烟草一样人人都消费得起的商品。

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返航的货船，载货量增加了七倍。到1800年，公司每年在茶叶上的投资已达四百万英镑，而与中国的贸易，也成了英国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因为他们向东印度公司茶叶进口的征税额高达百分之百。国王如此觊觎这笔税收，以至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多囤一年的茶量，以防与中国的贸易出现暂时性中断的情况。为了赢得英国国内市场，东印度公司得与无照营业的私商和走私者竞争，尽量囤积广州的茶叶，以便将后者挤出该行业。每年，广州的贸易季正式开始前，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都会给公行的商人预支款项，以确保能从福建、江西和安徽的批发商手中获得茶叶订单。对于这些预支的款项，东印度公司能获得的唯一担保，就是保商个人的持续偿付能力。在给了公行掮客数千盎司白银后，公司已经再也冒不起商人因受海关监督的压迫而宣布破产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中国掮客是英国垄断商的代理人。他们付给海关监督的每笔罚款，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东印度公司的金库。

此刻，这些款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失去茶叶贸易的损失，又是东印度公司无法承担的。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不过，这场耗费巨资的冒险行动获得了英国皇室的赞助。到19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已经高达两千八百万英镑。偿还这笔巨额债务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两千七百万磅印度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的纺织厂，所获利润都被东印度公司用以购买销往英国的茶叶。因此，广州贸易为该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借此将利润回流伦敦，以偿还其背负的债务。

这场三角贸易中，东印度公司并非唯一的代理商。事实上，一些名为“代理行”的印度私人公司也会向中国出口棉花。这些由印度祅教徒和苏格兰金融家控制的代理行最初的贸易往来，就是与马来西亚诸公国间的“港脚贸易”，之后才延伸到与广州的贸易。虽然他们售往中国的海峡商品、欧洲钟表（如鸟鸣钟）和印度棉花利润可观，但还是无法触及已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他们会先在广州将现金换成东印度公司的信用券，回伦敦后再兑换回来。作为交换，东印度公司会用银币购买送回英国的茶叶。因此，是这些代理行，让东印度公司有了偿还英国皇室债务的能力。

印度棉花的港脚贸易赚得的现金，不足以购买东印度公司所需的茶叶。于是，代理行只得从秘鲁和墨西哥进口银圆到中国，作为补充。18世纪期间，数千万银圆从新西班牙流入中国沿海港口。但讽刺的是，茶叶贸易到头来却破坏了这种银圆供给。1773年，东印度公司储存的茶量超过了英国市场所需，于是劝说皮特政府允许他们将公司的垄断权扩大到美洲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导致了美国革命，彻底切断了英国的墨西哥银圆供给。缺乏银圆支付茶叶费用的东印度公司，只能更加依赖代理行提供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获取银币。然而，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通过海运南下，将自己的棉花运往广州，所以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开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结果，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且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

◎鸦片

在中国，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荷兰人将烟叶介绍给台湾人后，中国人便学会用其包裹鸦片，点燃并吸食粗糙的蒸馏烟雾。18世纪，尽管政府严令禁止吸食鸦片，一种纯度更高的吸法还是逐渐传遍全国。18世纪晚期，鸦片的使用量暴增。烟鬼们遁入梦幻般的毒瘾中，或许是为了逃避乾隆晚期的社会压力吧。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所以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带来供应量的增加。

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意识到鸦片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畅销后，决定于1773年在孟加拉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站。后来，印度巴特那出产的鸦片，品质居世界之冠。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佃农种植罂粟，并将产出的原糖卖给公司位于加尔各答之外的精炼厂。广东市场对鸦片的需求增加后，此处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不过，因为中国政府于1796年重申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东印度公司不敢再将精制的鸦片直接出口到中国，而是专卖给在广州做药品生意的代理行，利用他们的销售渠道为公司积累茶叶贸易所需的资金。

19世纪早期，鸦片在广州的销售经历了三次戏剧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降低巴特那鸦片售价之时。第二次是1830年，东印度公司允许西印度私自种植的马尔瓦鸦片在支付了一定附加费后，便可以进入中国。最后一次也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该年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因此私人投资激增。第二年，倾销到广州的鸦片从一万六千箱，激增至两万七千箱，让贩卖鸦片的英国人、印度祅教徒和美国人赚了一千七百万银圆。起初仅作为印度棉花补充商品的鸦片，如今已成为港脚贸易的主要产品。的确，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鸦片几乎已成为所有对中贸易的基础。对鸦片如此大的需求量，让银圆开始流出中国。例如，19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良好，流入帝国的银圆高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19世纪30年代，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用于支付该毒品的白银流出中国。

这些数据或许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较之日常贸易，它们似乎还是要温和许多。平日里那些从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疾驰而来，经过专门建造，荷枪实弹的代理行船只，以及在珠江口，经过加固的商船把鸦片转运到凶悍的疍家海盗驾驶的“快蟹”船和“扒龙”船上时，都可能发生流血的暴力事件。这些海盗会在上游卸货点贿赂或恐吓巡逻的官兵，迫使对方同意他们卸下货物，并批发给鸦片窟的老板。到1835年，一个庞大的非法分销网络将来自加尔各答的鸦片沿中国的河运网，输入到北部平原腹地。

利润暴涨的同时，西方的商人们对这种毒品交易的确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也在国内舆论面前颇为窘迫。待在广州的传教士们记述了瘦弱的瘾君子、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鸦片过度而丧命的人数。但在英国，还是有无数方式为该贸易辩解。辩解者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毒品贩子应受的谴责，不该比杜松子酒商人多。他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中国人本来就渴望的商品。他们掩盖了自己自由供应毒品，鼓励他人吸食上瘾的事实，反而坚称中国人要是真的不希望这些鸦片在其港口销售，就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鸦片进口。此外，为顺利卸货而贿赂中国海上巡警的做法，也让官员腐败成了他们不断向中原输入印度鸦片的借口。对此，英国政府继续持支持态度。因为用鸦片利润购买的茶叶，不仅能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室的税收。这一税收占英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这样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顾虑很容易便打消了。

如此庞大的毒品交易量，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这些夷狄的偏见。鸦片波及的范围着实令人震惊。尽管无法知道确切的烟民数量，但1820年，仅苏州就有十万名瘾君子。不论真实的数据是多少，当时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恶习。城市中，到处都是有钱有闲的烟民：下层士绅、衙门胥吏，甚至包括公门捕快和士兵。中国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商业往来让中国的士大夫们警醒，令他们为基督教贴上了野蛮人的毒物的标签，并认为该教会从精神上危害中国。如今，基督教的威胁似乎因为鸦片而具体起来。除此之外，人们甚至也认为外国人就是用鸦片来削弱中国人，以便实现征服的目的。

除鸦片问题以外，中国的经济也愈发艰难。19世纪早期，士绅逃税已经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鸦片贸易，则似乎让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因为白银的流失显然增加了农民实际缴纳的税款。中国的货币是复本位制，铜钱用于小额支付，白银用于更大的交易。农民虽然用铜钱交税，但官府的定额却以白银来衡量。尽管税额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常量，两种货币比率的波动，却会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虽然每盎司（两）白银按例该兑换一千铜钱，但因为缺乏政府监管，所以银价会随市场需求变化。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白银短缺，因此中国的白银就越来越贵。随着汇率的变化，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六百文铜钱才能兑换一盎司白银。这意味着要完成之前的税收定额，农民就要多缴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铜钱。因此，人们认为鸦片让中国失去的东西，远远不止瘾君子们的健康，它还日益蚕食了整个社会的农业基础。

◎合法化与取缔

负责监督广州对外贸易的清朝官员希望朝廷能通过垄断鸦片销售，来改善这种状况。他们争辩说，事实证明，强制禁止鸦片运输的措施是无效的。1821年，阮元等尽职的总督成功地将鸦片贩子从澳门的大街小巷，赶进了珠江三角洲那些经过加固的鸦片船。然而，即便政府开始逮捕中国烟贩，并用酷刑威胁烟民们，鸦片的进口量依然在上升。卷入金额如此巨大的贸易中，执法人员似乎也很难保持清廉。因此，为何不在政府监管下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从而用中国货物交换印度鸦片，以避免白银出口呢？这不仅能挽回贸易逆差，还能成为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

然而，这种办法无法解决鸦片上瘾的问题。道光皇帝（1821—1850在位）深知吸食鸦片的后果，所以不支持政府经营鸦片窟，贩卖这种“洋烟土”。因此，还是得继续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到目前为止，官员们显然还只是通过逮捕中国烟贩，来打击鸦片贸易最外围的部分。要想断其根本，只能切断国外的鸦片供应。即便需要逮捕西方商人，引发武力对抗，也在所不惜。有了这个念头的道光皇帝终于在1838年12月，派国内最有才干的官员之一——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并命他为全权代表，可以在禁烟过程中，下达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命令。林则徐辞别皇帝南下之时，他们都没料到这一决定意味着战争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