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9年，全国各处的大叛乱基本结束时，清朝官员们开始公开谈论王朝的“中兴”，称帝国政府也会如汉、唐和宋般，迎来一段晚期的繁荣期。事实上，这种中兴不过是一种幻象。儒家所谓的中兴背后和当局即将开展的表象之下，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最终，这些变革会摧毁王朝和传统政治体系。无论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多么具有革命性，这场运动也没能摧毁传统秩序。不过，它却迫使当局在防卫中打破了诸多旧时的权力平衡，例如：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之间的平衡、文职与军职之间的平衡、以及外国人与本国统治精英们之间的平衡。其实，最具革命性的是清廷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应，而非这场运动本身。
◎地方团练
当清军没能阻止太平天国在广西的叛乱时，变革就开始了。1851至1852年间，随着赛尚阿和向荣等将领接二连三地传来败北消息，朝廷意识到绿营军和八旗军都无法击退敌人。不过，1852年，传到北京的消息中，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多了起来。一支由湖南士绅江忠源组织的团练在桂林大败太平军，迫使其放弃了占领这座城市的打算。随后，这支队伍又参与了长沙的战斗，再次击退太平军。
无论是通过“重金赏勇士”的方式将农民民兵维持更长时间，以保卫家园，还是使用常规雇佣兵，这种士绅领导的民兵都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但18世纪晚期，民兵也被投入镇压白莲教的反叛后，其组织和训练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帮办地方防务的专家通过详细著述，解释了如何动员团练，才能既实现保卫家园的目的，又能有效地把农民控制在军队中。这种组建农民士兵的方法虽然并非出自《周礼》，军队结构却类似太平天国将乡村社会军事化的做法。不过，这两类军队的动机截然不同。太平军的军队以否认特殊连带关系的公有制方式划分，而士绅领导的团练则从领导人与地方、财产与家族的个人关系中汲取力量。至少从17世纪起便拥护士绅组织团练的儒家经世学派相信：正因为地方团勇保卫的是私产，所以比起不涉及私利的职业军人或宗派成员，他们更有士气和责任感 。经世学家们发现，让士绅提高地方防御并不难。但这一辅助性的军事组织很可能像将广西军事化的地方团练一样，成为地主的保卫队。因此，帝国政府的犹豫不决阻碍了它的发展。对地方团练感兴趣的往往是下层士绅，有时，这些人甚至会跟一些秘密团体和土匪扯上关系。这些跟洪秀全一个阶层的民兵首领不太可能比上层士绅更有责任感。然而，上层士绅尽管道德上很可靠，政治上的威胁性却更大。清朝若无视“回避制度” ，任命在籍的士大夫帮办民兵，上层士绅或许就会把他们的团练转化为地方军事的一部分。对1673年三藩之乱仍记忆犹新的满洲人很容易认为，这种情况是在鼓励地方脱离中央，甚至鼓励某些杰出汉官率众建立起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新王朝。
通常，这么做都被认为是过于冒险的。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非常时期，中央政府便认为它可以依赖上层士绅的忠诚。太平天国并非为复辟明朝或宋朝而战，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反儒家、反士绅的新秩序。19世纪50年代期间，尤其如此。因此，这并非敌对双方争夺同一个皇位的战争，而是一场旨在摧毁儒家文化的社会革命与试图维护儒家文化的王朝之间的战争。1852年12月，考虑到士绅所处的环境，从而相信其忠诚的皇帝从丁忧 的一批高官中指派了四十三名，出任团练帮办大臣。
朝廷任命这些大臣“帮办团练”既承认了已存在一段时间的地方军事化，也朝组建镇压叛军的地方武装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地方军事化和组建地方武装两件事虽同时进行，且偶有交集，但二者却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例如，地方军事化为下层士绅创造了一个在地方政府巩固自身地位的新机会，到20世纪20年代，乡村事务已完全把持在难以驾驭的地主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则演变成了辛亥革命后摧毁政治体系的现代军阀。这两种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都值得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中详细分析。
◎地方军事化和士绅经理人
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让新的司法权和财政权都落入了地方士绅手中。为了立刻行使惩处叛徒的权力，民兵首领们往往会判处俘虏死刑，并亲自行刑。他们也会设立税务局，随意强征税收，筹集军费。战争年代一旦结束，通常就会禁止士绅们再继续享受这些代表地方特权的官僚职能。但要让地方名流放弃篡权并不容易，而且，政府也软弱得无法收回这些权力。此外，团练倾向于将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联合起来，赋予他们共同利益，消除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一个世纪前，雍正皇帝就有效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政治分歧。要想恢复乡村的法律与秩序，就得管理好基层税收、饥荒赈济、租金管制和军需仓库等相关机构。此时的上层士绅要想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就得依赖下层士绅。因此，他们之间的这场新联盟是极难打破的。
随着士绅的非正式权力在地方政府中被纳入体制，他们的私人经济行为也开始和公家部门的职掌结合在一起。例如，江苏富裕的地主便让租栈替他们收税。这些租栈的财产经理（通常为下层士绅）与胥吏和未当差的捕快通力合作，逮捕抗租的佃农。无须再承担收税职责的上层士绅得以离开乡村，迁入城市，靠租金生活。另一方面，下层士绅经理人管理的乡村机构越来越多，靠惯常的“蝗虫税”大发横财。19世纪70年代，华南每亩耕地的“蝗虫税”最高可收取二点七两。
太平天国期间，因为清政府决定卖出上万个政府职位，所以这一管理阶层的人数也明显增加。结果，正式与非正式的士绅比例便发生了变化。即便在高层官员中，二者也是平分秋色。（见表9-1、9-2）
表9-1 太平天国运动前
表9-2 太平天国运动后
士大夫阶层的扩大消除了一些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给乡村经济造成了更大压力。到19世纪晚期，平均每个县都有1000名士绅，其中参与管理工作或享受税收豁免权的将近400人。从全国范围来看，士绅们每年征收的税银将近800万两银子，远远超过其应尽职责。看来，仿佛雍正皇帝担心的一切都已应验。乡村正逐渐脱离常规官僚机构的控制，落入搜刮农民、榨取国家税收的下层士绅手中。雪上加霜的是，这些下层士绅通过一张复杂的团练和租金机构关系网，与住在城市里的上层士绅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庇护下，不受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控制。
例如，在苏州，曾经的翰林院编修冯桂芬的门徒中，就有大批下层士绅经理人。其中有一些，最初还是太平天国的包税人。1853年，迫切要求建立苏州团练的就是冯桂芬。后来，他成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幕僚。此外，冯桂芬就士绅如何巩固自己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佐证也广为流传。冯桂芬援引著名经世学家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尽管有“回避制度”，地方士绅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非正式角色，也应该得到官方承认。冯桂芬相信，因为政府无法调动百姓，所以帝国才阻止不了西方帝国主义。反过来，这种情况也是让衙役和县丞掌握乡村行政权的结果。这两种人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或在某处建立高效政府并无兴趣。但若由本县居民（尤其是士绅阶层）承担上述事务，那他们对乡里的关怀之情和本身投入的热情，就会大大提高当地政府的素质，从而惠及整个国家。
冯桂芬死后，他的著作于1885年面世。这些书深刻影响了世纪之交，将西方军事力量归因于立宪政府的变法维新人士。西方的代议民主政治理论被经世学家们解读为一种士绅地方自治主义。该目标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提倡“地方自治”，意在由下而上，从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地方自治运动还把城市士绅与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联系了起来。联合后的两个阶级构成了各省主张变法的精英分子，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从太平天国时期便开始捍卫自己地位的乡村经理人，此刻却不再需要他们的城市庇护人。随着城市与内地的集镇和村庄渐渐分离，农村的税收和租赁费完全掌握在了地主和下层士绅们手中，以致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直接向农民征税。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所有最新的土地记录都掌握在前乡村经理人手中，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员只能被迫接受比以往更极端的包税形式。
从团练领袖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政府领袖，继而成为20世纪“土豪劣绅”的士绅们，从三方面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架构。首先，上层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纽带被切断。上层士绅们舍弃中央政府，转而与商人和军阀结盟。 其次，地方正式官员与世家豪族之间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后者的喜好，乡村管理权落入无政治责任感的地主手中。最后，税收和租金难以区分，致使农民将现存政治秩序等同于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专制。随着维护公共福利渐渐与维持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曾缓和了阶级矛盾的“感情”（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被地主武装（这种武装被委婉地称为“民团”）和农民革命联盟取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者，最终将发起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
<meta charset="UTF-8">◎地方军队的形成
地方军队的形成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这第二阶段的发展形式有些不同，却也对摧毁传统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一定助力。20世纪30年代“土豪劣绅”的先驱是下层士绅团练经纪人，上层团练的帮办大臣则是20世纪中国军阀的先驱，便是明证。当然，把诸如曾国藩（1811年—1872年）之类遵循儒家道德观的政治家，视为孙传芳（1885年—1935年）之类寡廉鲜耻的现代军阀的直系先辈，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让他们并肩而立，面带沉思之色，一身飘逸官袍的曾国藩，与脚踏皮靴、穿着卡其布军装，一身粗鄙之气的孙传芳，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然而，通过曲折的政治历程，启动地方军事化进程的人，却是曾国藩。最终，这一行为不仅带来了一股摧毁清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还激励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宣言。
1852年下半年，任命团练大臣的咸丰皇帝显然没有料到上述结果。然而，他的决定却最终打破了旧时官僚系统中的满汉平衡。 高层官员中根据个人忠诚横向结盟的方式，取代了中央纵向任命的方式。此外，各地的民政、军事和财政大权都归当地总督所有的做法，也是折中处理康熙皇帝“制约与平衡政策”的结果。然而，因为被选定的团练大臣并不打算用地方军队取代各省的正规驻军，所以皇帝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到后来的那些发展。当然，他们应该调动士绅领导的团练，让他们结成简单的特别联盟，为地方防御通力合作，抵御叛军。
然而，因丁忧返回湖南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对自己团练大臣的身份，却有极为不同的理解。
曾国藩以明朝将军戚继光为榜样，很快便向朝廷表明他宁愿招募和训练一支规模大得多，可以在某一时期背井离乡，奔赴战场数年的“湘勇军”，也不愿进行旨在为现存帝国军队储备后备军的团练。这支根据湖南最主要的河流命名为“湘军”的队伍，是依靠华中掌握着非正式权力的士绅关系网组建起来的。被广泛尊为儒家道德典范的曾国藩认定，中国的士大夫精英必须奋起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太平天国的“圣像破坏”理论。位高权重的大臣中，曾国藩最坚信攻击社会基础（家庭和财产），试图用古怪的基督教信条取代传统经典的太平天国，是一种对现存秩序极具革命性的新威胁。曾国藩宣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有责任捍卫和重申儒家的真正文明，否则人类就将退回最初的黑暗之中。
曾国藩认为，能摧毁太平天国叛军的军队，必须有意识地根据与敌方完全相反的原则组建，即必须要基于相同的儒家学说。这些其他军队未能实践的原则，是他极力坚守的。如果太平天国的基础干部为两司马，那曾国藩的军队就必须由既接受过传统经典教育，之后又精通行军打仗的忠诚文官担任。如果太平天国组建部队遵循的是共有、反家庭和理论上的客观性，曾国藩的军队就以“睦邻、忠孝”的儒家优良传统自勉。
曾国藩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分辖于招募士兵的哨官统领。四哨为营，辖以营官。每二十名营官，辖以统领。最后，每名统领都由大帅曾国藩亲自挑选。曾国藩坚持认为，各级军队都应该奉行个人效忠原则。如果一名指挥官被撤职，他的所有部下也要被解散。正如曾国藩的一位幕僚所言：“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士兵都是农民。军队不准将领招募城市居民入伍，反而鼓励他们到太平天国广招士兵的湘西山区挑选强壮的农民。在漫长的训练期中，士兵们被逐渐灌输要忠于各自将领的观念。军纪严明，抗命就要挨鞭子，或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其中，强奸是死罪。通过训练期的士兵每月将有四两半的俸禄，几乎是朝廷正规军月俸的两倍。三分之一的饷银将由士兵的将领直接送往其家中。
湘勇军人数增加到十二万后，官员任命和筹集军资的任务，都由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协调处理。曾国藩参考传统的幕府或朝廷大员的书记处，建立起了该机构。最初，幕府就是个指派人员参加战斗的机构。明朝政府将其降格为任命文职官员，包括知县在内的正式官员以及聘请他们所需幕友的机构。官员与其幕友的关系受儒家礼仪制约。以主人身份自居的雇主要对有名望、有才气的文人虚席以待。到了清朝，一位杰出的官员的确很可能吸引到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为自己效力。正如将军们有时会把胜利归因于他们挑选副官的能力，清朝的高官们也会为自己的识才能力自傲。曾国藩在这方面就非常自信，而且，他也有自信的本钱。到1856年，他已经聚集起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和官员，帮助自己建军。
曾国藩虽然可以推荐幕友出任文职官员以资奖励，但他需要现银来维持军队。最初，当太平军始终威胁云南时，士绅们会自愿筹款支持曾国藩的湘勇军。此外，朝廷也允许曾国藩以出售官职的方式筹集资金。然而，当太平军不再是地方上的直接威胁后，这些资金来源很快便枯竭了。不停索要银两的团练大臣已经让士绅们不堪重负，而向地主们征收附加税的做法，又有可能像宁波和广州一样引发类似的暴动。幸运的是，当时扬州的一位官员设计出一套新的财政政策，即向往来于集镇之间的商品征收厘金 （一种商业税）。相较于农民或士绅，直接受到厘金影响的是商人。只要在重要的贸易线路上设置关卡，征收厘金就会变得十分容易。起初，只有湘军中的个别将领会为了自己的部队征收厘金。不久之后，曾国藩的幕府便在江西省设立厘金总局，集中管理征收事宜。
厘金并没有让曾国藩摆脱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他的军费开支依然高于他控制的这些私筹款项。因此，他不断地向中央祈求地方上的常规税源。事实上，他为在湖南建起军事机构索要的时间和金钱，已经让政府越来越不耐烦。和很多伟大的汉人将领一样，曾国藩也强调建立安全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打败太平军，他首先就需要通过恢复湖南乡村的稳定来稳固后方。也就是说，他需要建立救济署和粮仓来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重振由士绅控制的那些机构，以确保公共安全。曾国藩相信，如果向逃离叛军、回归文明社会的农民灌输儒家价值观，平叛就能成功。
◎平定太平天国
北京虽然赞同稳固农村的必要性，但军务似乎才是当时更紧急的事。1853年3月太平军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向荣和琦善率领的大清常规军以南北夹击之势，纵向包围叛军。因此，太平军沿长江横向出击，于同年年底夺下武汉和湖南北部。随着他们的不断推进，皇帝不停地命令曾国藩反击，却遭到后者拒绝。直到巩固了自己对湖南西部的控制，并组建起一支水军民兵后，曾国藩才于1854年晚春，开始驱逐湖南省内的叛军。7月，忠诚的湘军在岳州歼灭太平军半数战船。三个月后，武汉收复。到12月，太平军被逐出湖南，对湘军来说，长江中游已再无屏障。如果他们沿江岸推进，拿下边界城市九江，曾国藩的海军就能推进安徽，直逼南京。
然而，太平军不仅在九江严密防守，反击也不遗余力。为挽救湘军水师，曾国藩只得退入鄱阳湖，并在那里驻守了两年。这两年间，太平军突破南京的南北之围，终于有一支军队进入了湖北。在曾国藩看来，这段阴郁的驻军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北京终于同意任命他的门生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接下来的两年里，湖北的大部分税收都被充作曾国藩的军费，为他重组和扩张湘军提供了助力。
1858年春，帝国政府发动第二次进攻，在南京城外再度形成包围之势。湘军攻破太平军防守的九江。但叛军摧毁了清军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北大营，全歼由曾国华率领的当时处于安徽省境内的湘军部队，并灭杀曾国华，再次击败清军。然而，曾国藩这次却设法保住了自己对长江中游的控制权，迫使太平军将领于1860年合力反击，夺回安庆。尽管叛军的主要任务都未实现，他们的将领李秀成却夺下了江苏东部好几座重要城市。
太平军在1859至1860年间的胜利迫使清廷赋予曾国藩更多权力。最终，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安徽有这些官职，曾国藩终于得以调用整个长江流域的税收，并任命自己的门生为该地区的总督。事实上，到此时为止，曾国藩已经令他的幕友创建新军，辅助湘军作战。这支军队仿造最初的湘军而建，却配备了更先进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两支新军是由左宗棠率领的浙江分支和曾国藩门生——李鸿章率领的安徽分支。
因此，曾国藩在十年之内便建起一支属于自己的全新军队，取代了华中的老绿营军。此刻，他终于准备让自己的军队向太平天国总部——南京发动最后的攻击。1862年，他命令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别从西北方和南方包围南京，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则沿长江而下，发动正面进攻。
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意识到，把曾国藩的主力军挡在安庆，已是他唯一的希望。但天王洪秀全被清军蜂拥而至的各路兵马吓破了胆，命令李秀成回守南京。随着包围圈的缩紧，李鸿章夺下苏州，左宗棠占领杭州，曾国荃终于兵临南京城下。到1864年夏，太平天国显然气数将尽。6月1日，洪秀全病逝，洪天贵福继承王位，继续统治这个即将灭亡的政权。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的军队攻入城中，并放火烧城。不消片刻，十万叛军便命丧黄泉。
◎捻军之乱
南京沦陷时，太平军并未全军覆没。很多分支部队部分南下，沿福建—广东边界，继续对抗了一年朝廷军队。其他部队则逃往北方，在淮河盆地加入叛乱的捻军。
捻军虽人数众多，却没有如太平军一般，形成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捻军中有白莲教成员、私盐贩子和1860年后匪帮为对抗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军组成的临时联盟。太平军余部的加入虽然并未改变捻军反叛的性质，却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1865年，捻军在山东西部击败并灭杀了僧格林沁。这场胜利无疑向清廷敲响了警钟。原本，朝廷打算在南京陷落后，便解散曾国藩的非正规军。如今，放眼整个帝国，湘军却成了少数能打败捻军的军队之一。
曾国藩把平定湖南的一些方法，也用在了对付捻军叛乱上。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鼓励士绅返回家乡，恢复当地秩序。湘军所到之处，都会重新改组、建立保甲连坐制度，扶植村长与耆老的权威。救济署和保甲联防的民团也被组建起来。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孤立乡下的村庄，努力切断叛军与其农民支持者之间的联系 。“划河圈地”政策通过建堤筑坝来封锁焦土地区，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能获得的供给。但捻军人数众多，轻易无法控制。曾国藩的军队在这处扎营，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另一处。而且，曾国藩发现，他若长时间离开江南一带，就会直接危害到他对那里税收资源的控制。要知道，这些税收可是湘军的财政基础。此外，私人厘金署也脱离了曾国藩幕府的控制。湖南、江苏和安徽的其他省级要员亦把税收转入各自的军库。1867年，消灭捻军的任务完成后，军费日益减少的曾国藩欣然接受调命，离开了淮河盆地。被他提拔为将领的李鸿章成了他的接班人。军事地方主义在李鸿章的推进下，向20世纪的军阀主义又迈进了几步。
<meta charset="UTF-8">◎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是著名政治家——安徽文人李文安之子。李文安曾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后，便被父亲送到北京，师从曾国藩。李考中进士，随后入选翰林院的事让曾国藩欣喜不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先是随父亲返回家乡办理团练，接着成了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僚。随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尽管与曾国藩私交甚笃，李鸿章却很难适应幕僚的角色。他为人倔强、固执己见，自己的建议被忽视后，很快便辞职以示抗议。虽然抵不过随后的一再相邀回到幕府中，李鸿章却渴望有朝一日能发号施令，而非仅仅提出建议。1861年，李秀成在江西的太平军威胁到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曾国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鸿章谋得了江苏巡抚一职，以回应接到的军事援助请求。对李鸿章来说，这一职位终于让他有机会筹建属于自己的淮军。
淮军（得名于安徽最主要的一条河流）由七万名训练有素、饷银优厚的团勇组成。和湘军一样，这支军队也由一个私人幕府来打点各项事务。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财政基础。正如我们所见，李鸿章将突破曾国藩仅靠厘金税的做法，从上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新的税收来源。
◎上海与关税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买办、福建船商和宁波钱庄老板们都在这座城市开设分号，很快便与西方商人发展出共同的商业利益。1853年9月，小刀会 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扰乱了国际贸易后，中西商界便开始在城市防御中携手合作。随着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同盟，江南的士绅们从不断侵占长江下游城市，直逼上海的太平军势力范围，逃到了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护这一贸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园的士绅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佣军，抗击起义军。因此，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筹募资金，招募外国雇佣兵，组建了一支名为“常胜军”的私人武装。虽然这支军队有“常胜”之名和被上海新闻界夸大的功绩，其实它却并未常胜，也未对清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常胜军随后的指挥官是“中国戈登”少校（后来，这位英国军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的确在李鸿章率领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常胜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西当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的象征。到1860年春，对于中国内战，外国势力公开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英法领事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定会出兵对抗叛军。《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势力更明显地支持清政府。英国人更是坚定地认为，是时候维护这个在《天津条约》中给予他们诸多特权的统治王朝了。而且，他们也害怕一个长久分裂的中国会“在海上造成新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是指俄国的干预，导致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 到1861年12月，太平军洗劫了通商口岸宁波后，英国外交官便坚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第二年春天，他们公开承诺支持清政府。
帝国海关税务司这个组织体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势力间正式的外交合作。1853年至1854年间，外国领事暂时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关税。最后，中国海关便充斥着一群以海关官员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命的专业外国官员。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统治下，海关税务司终于成为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该机构征收到的税款不仅记录分明，还不会像大多数其他政府收入一样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情况就变了。当时，上海的税收仍会送往苏松太道吴熙手中，由他支付清军在江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关税，都被吴熙及其同僚侵吞了。
很快，李鸿章便意识到这项税收能让自己的淮军实现财政独立。他假意与吴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人安插进上海的基层官僚机构，并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门，以分担道台的部分财政职责。直到确认取代之事万无一失，李鸿章才突然发难，指控吴熙出于自身军事目的，贪污挪用上海关税。
乍一看，上海关税与厘金并无多大区别，都是针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的税款。但从短期看来，它们至少有一个明显且极为重要的不同之处。厘金是针对一大片地区收取的一系列小额税收。为了防止收税人即刻侵吞厘金，曾国藩必须维持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权。官员一旦如曾国藩一般，被调往别处担任巡抚或总督，就很难在远处继续控制这种税收。上海关税则是针对一个地方收取的一大笔款项。只要让一两个最信得过的门生负责税收事宜，即便李鸿章离开上海，短期内也能继续维持这项收入。
不过，从长远来看，他的财政安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赖北京的支持。两种税收间还有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明显的重大不同之处。对额外税收而言，征收厘金是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因为税务员有很多机会私自扣下部分税金。但准确地说，厘金的征收不仅很难集中在一个地方政府的监管下，也可以轻易违抗北京的征税命令。尽管后来清廷将厘金收归国有，地方巡抚依然在不知会户部的情况下，继续收取过境税。虽然总的来说，朝廷失去了一大笔税收收入，但对单个地方行政机构而言，却没有哪个获得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晚清时期，厘金虽然为地方军事领袖提供了一个财政独立的方法，却无法保证给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军事系统。
相较之下，上海关税能提供给李鸿章的经济助力，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巡抚。然而，因为关税是由海关税务司的外国官员征收，所以无法瞒过北京当局。因此，李鸿章虽然一早就征用了这笔款项，之后还是得不断征求朝廷的同意，才能继续动用这些资金。当时，对抗太平天国给了他挪用税款的正当借口。南京陷落后，捻军叛乱又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不过，李鸿章通过争辩他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官员的更重要，得以宣称自己在对外贸易上拥有特权。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得到的资金不仅用于支付淮军军饷，还用在了全国的“自强运动”中。通过效仿西洋军事技术和接受现代武器，李鸿章的军队就能加强帝国对抗内忧外患的能力。李鸿章虽然也会用税款做私事，比如创办私人机器局、矿场、工厂、铁路、陆军、水师和最终与中央政府一较高下的运输公司，但正是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的领导地位，把他挪用国家税款的行为变得正当起来。
因此，原本的省级官员发展成军事大员，部分原因也要归结为厘金。于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地方督抚，其实改革了更高一级行政机构的体制。因为参与自强运动的人要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国家收入用于自己的项目，所以他们都不会直接挑战北京的霸权。然而，当他们复杂的军事和工业机构大规模地取代国家政府时，传统的官僚体制便开始崩塌，一群新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专家则要求获得权力。于是，建立起全新军事经济权的“自强运动”不仅立刻让李鸿章合理地保有了公款，也预示了未来革命的走向。
李鸿章发起的这场“自强运动”得到了西方外交官的祝福。他们认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才最有利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英国，卡灵顿爵士担任外相的白厅气氛已不如之前那般咄咄逼人。美国公使蒲安臣和英国大使阿礼国等亲华派呼吁各国按照国际法，公平对待清政府。换句话说，在西方对华同情者热切地说服清廷进行体制和教育改革以实现现代化的1862年至1869年，是一段中外有意合作的几年。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北京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改变，所以乐于接纳的人开始听取外国人提出的那些建议，朝中鼓励“自强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北京的政治权力平衡
京城中的人们之所以改变了观念，1860年的那场大败是部分原因，新皇帝登基也是原因之一。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的行宫驾崩。直到最后，他实际上都是以皇室宗亲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大臣与议政大臣的傀儡。肃顺尽管支持曾国藩和李鸿章，却也主张以强硬政策来对付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或许就是他1859年实行的那些严厉的货币改革。 和17世纪的摄政王鳌拜一样，肃顺也主张由满族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决定军国大事，不信任皇帝的许多汉人谏臣。此时并没有出现继位问题，因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位——孝钦皇后五岁的儿子。但针对摄政权的争斗依然存在。皇帝临终时留下口谕，命八位辅政大臣联合摄政，但所有政令都需要得到孝钦和慈安两位皇后的许可。对摄政大臣来说，孝钦皇后是最大的障碍。孝钦——即后来著名的慈禧，出自叶赫那拉氏 ——不仅得到大内总管太监安德海的支持，据传还跟北京步兵统领荣禄 有私情。皇帝逃往热河后，她也跟留在北京负责外交谈判的小叔子恭亲王过从甚密。当时，恭亲王已经跟北京的高层官员结成强大联盟，并深受杰出汉官们的推崇。
随着辅政大臣和两位皇太后间的斗争和猜忌愈演愈烈，终于到了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之时。肃顺因为自己在辅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的位置，被安排护送咸丰帝梓宫。因此，慈禧皇太后得以比他早一天抵达北京，并在荣禄的士兵的护卫下，迅速集结起了反对肃顺的势力。11月1日晚，肃顺在京城外扎营。醇亲王奕 率众从京城而来，出其不意地将其逮捕。其他辅政大臣也同样被捕，并被指控密谋篡位。其中几位得到自杀的特许，肃顺却被刻意羞辱，处以重刑，并在北京街头当众处斩。
慈禧的成功表明，当时清王朝的汉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鳌拜时期。汉唐时期时有发生的后宫干政，大清还从未出现过。如今，这位皇太后运筹帷幄，终于粉碎了一项合谋恢复亲贵议政的图谋。当然，慈禧并非孤军奋战。从1861年政变开始，一个相对稳定，由她、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和恭亲王组成的联盟便显现了出来。小皇帝虽然坐在龙椅上，后殿里却有两个女人垂帘听政。这两位女子“同治”天下，便是1862至1874的同治年号的由来。她们和外部官僚机构之间，还站着恭亲王。恭亲王不仅与军机处的文祥和沈桂芬合作密切，还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
士绅自治的著名倡导者冯桂芬也是自强运动的代言人。他是最早提出传统的夷人管理政策已经失效的专家之一。他指出，西方诸国并非分裂的部落。如果帝国再不自强，这些国家就能组成一条军事优势足以摧毁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积弱不振，并非因为缺乏人才或道德沦丧。这个国家无力自保，是因为其拒绝在体制上做出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教育体制。其次，必须要鼓励官员们了解西方。再次，应该多开设同文馆 之类的现代学校，培养翻译和专家。最后，考试制度也应该跟上时代变化。
李鸿章不仅批准了这些建议，还加了几条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加强军事现代化。尽管19世纪60年代是外交合作时期，李鸿章却担心一旦情势恶化，外国人肯定会向强权低头，背弃国际法的平等原则。中方亟须培养出一批能灵活运用现代武器的官员，并用更小、更灵活的军队取代庞大笨拙的各省驻军。北海及长江周围的海防也必须加强。此外，国家还需要建立兵工厂，以摆脱依赖外国人提供枪支和军舰的情况。
抵御太平天国叛军期间，李鸿章和他的庇护者曾国藩就已经开设小型兵工厂。1865年大胜之后，他们拿出上海税收的五分之一，在上海附近建起江南制造总局。这座兵工厂拥有三十二幢厂房，每天能生产一千磅火药，并最终为水师造出了八艘军舰。1866年，曾国藩的另一位门生——左宗棠在福州建起自己的兵工厂。不过，第二年，这座兵工厂的经营权就从左宗棠手中转到了李鸿章的幕友沈葆桢手中。因此，地方督抚主动推行“自强运动”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获得某些部门的实际垄断权。而这些部门，往往都是中央政府想小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北京肯定已经预料到这些地方督抚权兼文武的危险性，并确信他们会给王朝带来危害。那皇帝为什么还任其发展呢？
首先，内战逼得朝廷毫无选择。南京陷落之前，“自强运动”便开始了。然后，正如我们所见，1867至1868年间，李鸿章和左宗棠被迫在华北对付捻乱。李鸿章通过在山东半岛挖出一条长达百里的战壕，成功牵制了部分捻匪。他虽然在1867年12月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另一支捻军突然西下，袭击直隶。终于，1868年夏，李鸿章和左宗棠胜利会师，给了敌军致命一击。随后，左宗棠又花了五年时间，在陕西和甘肃对抗回民起事。而李鸿章的平叛岁月，则就此结束。击溃捻军后不久，北京便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解散淮军。如果中国的对外关系没有急转直下的话，李鸿章的军队和江南制造总局也有可能被解散。
<meta charset="UTF-8">◎对外关系
因没能打开中国市场而日益不满的西方商人破坏了1862年至1869年间的外交合作。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够高，无法满足西方商人获得四千万消费者的梦想。然而，要消除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迷恋，却极为不易。于是，梦寐以求的市场无法实现时，西方商人便像1839至1856年间一样，通过指责中国当局，为他们的失望找一只替罪羊。这一次，他们认为新的厘金税阻碍了商业发展，便要求清廷对所有已经在通商口岸征过税的商品，都免收内地过境税。因为通商口岸的商会即将在中国看到全新的经济前景，所以西方商人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上海的发展尤其表明，西方人要是在自己的纺织厂启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压低其外国竞争者进口商品的价格，就能获得巨大利润。大清帝国虽然基本上还是被视为英国中部或新英格兰的出口地，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投资者们开始打算将上海的特许经营权扩展到整个国家，并在内地兴建工厂，生产廉价的服饰和工具，卖给中国农民。他们也首次觉察到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西方人若能获得内地居住权和内河航运权、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建起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并获得开采煤炭、铁矿和贵重金属的权利，那该获得多么丰厚的利润啊！
然而，这些呼声正高之时，中国民众却开始反感西方人。《天津条约》让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人们渐渐对传教士及其皈依者们熟悉起来。在此之前，内地几乎是见不到外国人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熟悉的面孔也并不讨人喜欢。18世纪，关于基督教信仰中怪异而恐怖的传言，就已在中国广为流传。太平军的暴行并没有改善基督教的形象。1861年，帝国各处都出现了一本匿名的反西方小册子——《辟邪纪实》，它详细描述了基督徒淫邪恶心的各类行径：女人会喝自己的经血，男人则会绑架孩童，并迫其变性。这些骇人听闻的印刷品把基督徒们描写成猪狗不如、只会折磨中国人的畜生。于是，大幅告示呼吁士绅的民兵追捕、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生物。这些警告和呼吁终于落入有准备的人耳中。下层士绅对传教士尤其愤怒。因为后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甚至很快便超过了他们。如20世纪晚些时候，英国一位军队随员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所说：
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将传教士视为政治密探，从而对其心生畏惧。穷人们也知道这点。不过，很多时候，诚实的穷人会向传教士寻求保护，而心怀不轨者，也会利用传教士，进一步谋取私利。这些私利也许是躲债，或某些类似的争端。总之，他们知道自己与教堂的关系，或许会对知县产生影响。
例如：与地主发生租赁争端的佃农，有时会皈依西方宗教，然后向传教士抱怨，说自己因为基督徒身份受到了士绅的歧视。于是，传教士就很有可能以宗教宽容的名义，向知县提出抗议。这种情况往往让知县左右为难。如果他支持基督教皈依者，以安抚传教士，地方士绅会指责他“卖国”；但他如果拒绝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传教士就很容易向本国领事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从而努力撤掉这个知县。推诿只会让事态恶化，民怨沸腾。而反西方的宣传小册子，也会越传越广，直到出现某位煽动群众（往往为考生）的政治家纠集起一批暴民，攻击皈依者，甚至杀掉传教士。这种情况下，知县和他的上级长官们便别无选择，只能处罚暴民，以避免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招来复仇的西方炮舰。清廷对1862年发生在湖南和江西、1865年发生在贵州、1869年发生在华中和台湾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反应似乎更加证实了广为流传的传教士既诡诈又恶毒的谣言，并增加了人们对软弱的政府无法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恐惧。
尽管清朝很多高官都很同情这场反基督教运动，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中国并没强大到可以冒再挑起一场中西战争的险。相反，他们决定尊重国际法，并遵守《天津条约》。《天津条约》中的一则条款要求在1870年重新修订本条约。为延续1862年的合作精神，中国政府不仅同意了该项条款，还在批准条约后，接受了修订的条件。这在中国的现代外交史上，还是头一遭。事实上，清朝高官于1867年正式讨论这个问题时，1858年还反对任何让步的那些人已经做好准备，更加灵活地应对西方人的要求。因此，1868年，总理衙门开始与英国大使阿礼国展开友好协商。1869年10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外国轮船驶进鄱阳湖，减少对外国货物征收的厘金，代以价格略高的丝绸和鸦片关税。
然而，英国人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彬彬有礼。阿礼国虽然诚心诚意地与中方协商修订事宜，西方商界却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商人认为该协议“不进反退”，因为它没能确保他们梦寐以求的铁路、煤矿和居住权。英国国内，卡灵顿爵士支持大使，反对充满敌意的公众舆论。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却让伦敦一方再无可能批准该条约。对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国外务大臣正打算重新考虑修约问题时，一场新的危机突然爆发。
◎天津教案与李鸿章的责无旁贷
与阿礼国的商谈正在一片和谐的官方氛围中进行之时，中国民众的仇外情绪却愈演愈烈。1869年间，反基督教事件达到一个真正的高潮。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疫病流行。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绑架儿童献祭的留言甚嚣尘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从贩卖儿童给圣文森特·德·保罗育婴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证实。 城内各界领袖要求立刻展开调查。6月21日，法官要求获准搜查法国天主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侮辱，横冲直撞地闯入当地衙门。知县崇厚虽努力让丰大业冷静下来，可他已经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剑和左轮手枪，朝崇厚开火。子弹没有射中知县。接着，丰大业冲出衙门，却被一群好奇的围观者挡住了去路。于是，丰大业退后几步，又拔出佩剑，胡乱挥砍。就在此时，知县率衙役赶上前来，试图平息群众和这位法国人之间的冲突。 领事再次拔出手枪，这一次，他射中目标，杀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顿时发起狂来。不消片刻，丰大业就被暴民殴毙。很快，暴动便席卷全城。法国领事馆被烧毁，天主教育婴堂也被夷为平地。十位修女、两位牧师和七位法国居民惨遭杀害，遗体残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开始准备保家卫国，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此刻，所有关于解散李鸿章军队的言论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转向李鸿章，寻求他的军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鸿章受命率领两万五千名淮军士兵，抵达首都外省——直隶。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统领京师内外所有驻军，并获准在天津建立一个道台衙门，专责天津港的关税，用于他的“自强运动”事业。
结果，法国因为正与普鲁士敌对，所以并未向中国发起战争。但中外合作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李鸿章对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李鸿章重整中国军队的愿望，让皇帝大加赞赏。毕竟，北京让这位总督承担现代化的责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强运动”，它就得改变整个官僚系统，并遵循冯桂芬的建议，彻底变革科考制度。而这么做不仅意味着告诉一百多万文人，他们接受了数年的传统经典训练全都付诸流水，也意味着儒家圣典在现代社会将毫无立锥之地。在那样的时刻，以儒家天命之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进的决定，基本上，官员们依然相信四书五经是比炮舰操作手册好得多的执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认为学习西方之事会腐蚀其文化的本质。于是，倭仁之类的官员不仅谴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文化背叛，还很快开始反对朝廷的现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协政治
因为慈禧采取平衡妥协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响力。摄政的最后几年中，她、慈安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决定性的优势。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见摄政时期即将结束，很多官员都松了口气，期待着迎来一个没有阴谋诡计的新时代。然而，同治却一病不起 ，第二年便撒手归西。他的死激发了一场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最后，慈禧险胜。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继承人，她更愿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外甥扶上皇位。如此一来，她又可以再摄政15年。恭亲王虽然反对此举，却不敢冒险公开违抗。因为，慈禧已经可以调动荣禄的步兵，还显然获得了李鸿章的军队的支持。1874年，她的外甥光绪皇帝继位，让很多官员大为愤慨。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儒家以嫡子继承的规则。但慈禧还是闯过难关，巩固了自己对皇权的控制。1881年，慈安神秘死亡。三年后，恭亲王遭到罢黜，离开权力中枢。“老佛爷”（当时人对慈禧的称呼）完全把持朝政。然而，她也需要依赖外廷官僚的支持，以防止出现朝臣联合起来反对她的情况。方法之一便是按照主要的意识形态差距，将朝臣们划分为文化保守派和自强实践派。慈禧一方面让中央政府向倭仁一方倾斜，从未让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绝对噤声；另一方面她又支持赞成现代化的那些人，并鼓励各地的“自强运动”。事实上，她甚至得到了李鸿章等总督的感激。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就将慈禧视为了自己的庇护人。让他在学习西方这件事上免遭保守派口诛笔伐的人，正是慈禧。
因为慈禧，所有新的军事和工业项目都没有直接影响到政府所在地——北京，所以保守派也对她心怀感激。“自强运动”被隔绝在办事流程、方式和仪式都数百年不变的传统官僚机构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主张现代化的部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隔离现象。所有新项目都由地方督抚的幕友主持。因此，李鸿章之类的官员即便不懂武器制造，也能开设兵工厂。只要资助人提供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其幕友——包括在海外受训的学生、买办、海军专家甚至外国顾问——就能替他处理所有细节问题。李鸿章的幕友们为他建起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一条铁路、一家纺织厂和开平煤矿。
随着李鸿章开创的企业日益增多，他也越来越明显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1884年恭亲王被撤职后，虽没有正式任命，李鸿章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外相”。他看起来权势滔天，以至于西方外交官们有时以为，他行事可以完全无视北京。事实并非如此。李鸿章还是要依赖皇太后的中央政府为他提供庇护和税收。例如，他的幕友最终都希望能在官僚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片土地上，官职依然是人们能获得的最高尊重。然而，没有礼部和朝廷的任命，李鸿章是无法为自己的追随者们提供官职的。而且，他旗下各项事业所需的资金，依然主要来源于上海和天津的关税，以及朝廷的国防拨款。他与慈禧和北京这种财政上的联系，是不可能被斩断的。
李鸿章并没有在军事和工业活动中实施个人垄断。同样的税收，也会有其他督抚来与他竞争。他第一个主要对手是同样成名于曾国藩手下的左宗棠 。打败太平军和捻军后，皇太后问左宗棠是否能从回民手中夺回西北各省。他鲁莽地向慈禧许下诺言，称五年内定能完成任务。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的是，他竟然真的如期完成。俄国人趁清军无暇旁顾，非法占领了新疆。于是，如期完成任务的左宗棠便有了一个与这群俄军打上照面的机会。这次会面的关键，是中亚的控制权问题。左宗棠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冒失去这一战略要地的险。因此，他接二连三地申请军费。如若不然，这些钱也会流入李鸿章手中。后者相信，帝国的海防比另一侧边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李鸿章另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张之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比李鸿章年轻。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张之洞成长为一名果敢的民兵首领。身为一名杰出的文人，他在官场上一路升迁，并于出任山西巡抚期间，积累了极高的声望。1884年，华南为反对法国将越南（旧称“安南”）变为殖民地，做好开战准备时，张之洞被提升为两广总督。1874年，法国将越南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安南国王想起他与大清皇帝的朝贡关系后，请求中国出面干涉，帮助他摆脱法国人的奴役。当时，清廷正就新疆问题与俄国纷争不断，无法向越南伸出援手。不过，中国一支名为“黑旗军” 的非正规军开始在越南北部袭击法国人的前哨基地。为了驱逐这些非正规军，指挥官李维业于1882年4月占领河内，使得临近的中国边境告警。
◎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加强军事力量和发展军事现代化。双方刚刚接受的条约化解了新疆危机。此时，别处也没有紧急的军情。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不但会使该地区成为其向中国西南扩张的中转站，而且还会使自己控制这个曾经属于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张之洞和一群以“清议”闻名且更为年轻的翰林学士认为，他们既不能忽视法国人的挑战，也一定要对李维业占领河内的事抗争到底。
然而，“自强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却反对向法国开战。认为中国军事能力不足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与一场不在其北方势力范围内的战争。然而，京师的主战氛围太浓，朝廷最终还是派正规军到越南参战。两广总督张之洞提供了部分军需。李鸿章立刻试图与法国人商讨停战，但巴黎和北京都不买他的账，激战仍在继续。1884年，法国人试图通过把战场转入中国海域，来结束这场冲突。法国海军在台湾登陆，封锁东南沿海。惊觉广东受到威胁的张之洞迅速封锁港口。如此一来，法国人若想把中国人逼上谈判桌，就只能进攻另一个主要目标——不易防守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负责官员张佩纶 意识到这里的薄弱，请求北京增援。张之洞虽派出两艘军舰前往福州，李鸿章却对增援请求置之不理，并未派任何军舰南下。结果，法国人轻而易举便突破张佩纶的防线，摧毁了船政局。此战表明，军事地方化的代价之一就是主要督抚之间的猜忌。他们维护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愿将其投入到别处的战争中。李鸿章这种心胸狭窄的做法，自然会遭到其他人的记恨。十年后，他这次明哲保身的行为就遭到了报复。
法国人虽然在福州大获全胜，却并未在1884年至1885年间的这场战争中得到比越南宗主权更多的好处。战争末期，中方的一场小胜利给了法国右翼一个推翻茹费理内阁，并挑起政府复仇情绪，从德国人手中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机会。看到法国一时间因大陆外交而分身乏术，最狡猾的中国官员们无不庆幸中国的好运气。不过，这些官员也第一次认识到了现代帝国主义的神奇之处，并对欧洲几乎全机械化的无情扩张越来越警醒。1884年，李鸿章的前幕友，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大使的郭嵩焘这样写道：
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
中法战争给中国人的教训，似乎已足够明显。至此之后，两国再也不会出现合作时期。然而，不管前景多么不容乐观，中国都必须要为了生存，直面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意味着清廷之前20年在自强运动中做出的努力，还要继续下去。朝廷也从失败中认识到统一军事指挥的重要性。因此，1885年，皇帝上谕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皇叔醇亲王主持，希望借此将各支地方舰队整合在一起。但该衙门实际上的领导人却是李鸿章。最终，海军分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两支舰队每年散漫地集结一两次，进行正式的军事演习。此外，因为军舰要么出自不同的兵工厂，要么由不同的督抚买进，所以每支舰队的操典不一。然而，当时的人却没能立刻察觉到这些弱点。事实上，外国观察者对中国1885年后建起的大批军舰印象深刻，并认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实力都在日本帝国海军之上。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
因为中日两国就朝鲜问题越来越剑拔弩张，所以当时的人很难不把这两个国家拿来比较一番。和越南一样，朝鲜之前不仅是大清的藩属国，也是诸多日本人觊觎的国家。1876年，朝鲜宫廷爆发了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双方都请求外国势力干预，保守派求助中国，改革派则求助日本。1884年，改革派在东京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君主政体。保守派立刻向中国求援。最终，以袁世凯为首的中方军队帮助其镇压了叛乱。一些日本官员虽然希望立刻还击，明治天皇外相伊藤博文却同意与李鸿章在天津会面。两人在那里商议了一份让朝鲜保持中立的条约，承诺中日双方都不会在未征得对方许可的情况下，干涉朝鲜事务。
1894年，《天津条约》受到考验。朝鲜爆发了一场类似太平天国运动、旨在推翻朝鲜王室的叛乱。于是，朝鲜再次向中国求援。大清官员还在犹豫不决之时，日本人却决定先下手为强，派出军队增援亲日派系。7月，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交战。1894年8月1日，战争正式打响。
事实迅速且令人羞愧地证明了日本人在海战上的优势。9月17日，两国各派出以十二艘新式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在鸭绿江口展开大会战。中国舰队由李鸿章的门生——提督丁汝昌指挥。他的表现令人遗憾：他的一位舰长拒绝执行开战命令；中方舰队甚至在敌军还未进入射程时，便开始浪费炮弹；而敌舰的第一次排炮齐射，就击毁了丁汝昌旗舰的信号旗。日本战舰集中火力攻击中国主力舰和巡洋舰后，不过数分钟，便有两艘中国战舰起火、两艘沉没、两艘拒不参战，还有两艘仓皇逃离战场。中国以十二艘战舰开战，结果却只有四艘表现良好，得以幸存。
陆上的战争，中国依然惨败。到1894年9月，平壤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而李鸿章的士兵，则开始从鸭绿江退回满洲。10月，日本海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攻占大连。之后不到两个月，旅顺港的中国驻军投降。此时，戒备森严的威海卫，便成了山东半岛唯一的希望。然而，1895年2月12日，它也被日军攻占。此刻，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向日本求和。议和条款包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并赔款两亿白银。
割让这么多领土虽然屈辱，但割地对象是日本，才是让中国人更为痛苦的事。被文明与中国迥异的欧洲国家打败已经够糟了，但眼见昔日模仿中国文化的“倭寇”击败大清帝国，无疑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因为1894至1895年间的这场中日战争带来的心理冲击如此巨大，所以相比其他任何迫使中国人审视自身实力和弱点的危机，它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中国的“自强运动”到头来怎么成了一场泡影？
◎“自强运动”的失败
大多数“自强运动”都由地方督抚的私人幕府操办。因此，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通过向名义上属于官僚体制外的机构来进行现代化的“用”，来保存内在的“体”。 当时，专家们的行为并未得到正式嘉奖。人们虽然承认其重要性，却要在完成这些不属于士绅的任务后，才能得到一个象征社会地位的文官职位。事实上，鸭绿江战役结束前，海军提督丁汝昌手下的众多海军将领，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服役期满，好穿上官服、戴上官帽、上岸领取赏赐。没人全身心地投入经办事务。因为参与“自强运动”的每个人都宁愿做别的事，所以这场运动才以失败告终。
幕府也模糊了一名官员在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中的职责。正如有时一位文臣对李鸿章的忠诚会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幕友也常常唯利是图。在帝国晚期，公职一直都是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私人职位，尤其是涉及丰厚利润的职位——有回扣可拿的武器采买或承包商可抽成的铁路修建——所获利润更不知会高出多少。即便总督中堂大人李鸿章自己，在整个帝国也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无数绸缎店和当铺。当时有句俗话说：“给李鸿章看门的狗，都是膘肥体壮的。” 在当时的理想主义者眼中，腐败到如此程度，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幕府。据说，因为李鸿章的承办商——他的女婿张佩纶中饱私囊，从克虏伯兵工厂购买空心弹头，所以鸭绿江之战中，中国军舰的炮弹里根本没有爆破弹头。其他合伙人也行使了类似特权。鱼雷装着铁屑，而非火药；威海卫的弹药袋里装的是沙子，而非炸药。事实上，李鸿章和他的合伙人们从军需中谋取的私利如此之高，所以战争终于来临后，他们也只能孤军奋战了。南洋水师拒不支援。后来，李鸿章只能不无苦涩地感叹，这是让“直隶一个省来和日本举国作战”。
幕府虽然不是正式的官僚机构，它拥有的官方之气，却足以阻碍同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自强运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当时，与它共同运转的，还有另外十五或二十家工业企业。这都是些遵循“官督商办”原则，类似盐业垄断的企业。确保了自己在海上的粮食运输垄断权后，李鸿章想方设法，鼓励商人投资新式轮船局。不过，正如18世纪的盐商担心官员压榨一样，19世纪的投资者们也害怕李鸿章和他的督办们将来不让他们赎回投入的股份。要是有幸得知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密函，这些商人估计就更不愿承包轮船招商局的项目了：
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
最后，李鸿章虽然吸引到了投资者，却做出每年每股红利高达20%的承诺。结果，原始股份被认购后，企业便再无继续投资的资金。因此，1887年后，企业便停止发展。此外，李鸿章的幕友仍在继续侵吞招商局的股份，用于其他项目。没过几年，所有这类国家扶持的企业都因为他们而名声败坏。
讽刺的是，最后，幕府制度恰恰改变了它本该维护的制度。专家们虽然并未尽力，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却开始侵蚀传统的政府体制。倭仁在1867年发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即便技术专家政治如此狭隘而有限，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封闭的文化本质。最终，幕府里一定会发展出独立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蔑视引经据典的儒生，渴望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的文官里，成长起两类领袖：一类是经营20世纪早期铁路和钢厂的技术官僚群体，一类是后来发展为20世纪第一批军阀的军事家。因此，李鸿章的幕府发展成后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陆军督练处。清朝覆灭后，这股势力继续为袁世凯所用。
然而，依然为1895年威海卫投降的消息震惊不已的文人和官员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只是普遍感到自己熟悉的体制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中国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帝国主义列强随着新世纪的曙光纷至沓来之际，第一批忠诚志士，终于发出了要求革命性变化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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