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落——满族的兴起

历史大观园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09 0

◎边境地带

北京北面的长城从山海关起，蜿蜒绵延至中亚的河西走廊。自公元前3世纪起，人们便多次加固和延伸长城。长城外住着野蛮的游牧民族。这些部落居民时常征服华北，有时甚至会征服整个帝国。然而，长城却不仅仅是条国防线而已。对汉人而言，它更是一条划分文明与野蛮的界线。这些先后威胁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分别是：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对游牧民族而言，长城是道充满挑战和吸引力的屏障，是从荒凉的草原和森林通往中原城镇的入口。长城和游牧民族的居住地之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中间地带。在这片农耕文明和游牧荒野之间的边境地带，汉人会与外族贸易和通婚，有时甚至还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胡汉混合的社会生活。中原的统治技巧和军事技术增强了部落的实力。而且，真正成功征服帝国的外族联盟，也诞生在这片区域。

这片直接位于长城外的区域被分为两片不同的地区。北部和西北部的那片地区为热河。公元947年，马上民族——契丹在这片草原上建立起了辽政权。另一个在此崛起的民族是蒙古人。他们通过山西席卷中原，在忽必烈汗的带领下建立起元朝（1280年—1367年）。14世纪，明朝军队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却从未将其驱逐出热河的边境地带。于是，瓦剌蒙古人在热河定居，并逐渐引来汉人铁匠和工匠，为其打造装备。终明朝之世，他们都在持续骚扰其边境。为了抵御这些强敌，明朝初期的皇帝们沿着这片边境地区，建起了一条精密的防御系统——卫所。这个旨在防守的军事团体自给自足，每一个都有五千六百人。然而，到15世纪早期，明朝政府出于财政原因，取消了一些这样的前沿哨所，重新将长城作为主要防线。因此，15世纪时，人们用砖石加固长城，并为其配备了许多敌楼和炮塔。然而，瓦剌蒙古人依然继续突围，每隔一段时间便袭扰中国。1550年，俺答汗甚至兵临北京城下，要求以贸易特权作为退兵条件。

◎满州部落

边境地带的第二个区域是如今的东北。满洲人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踏上征服中国之路。这片区域以辽东半岛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朝鲜边境。其间不仅有几座明朝设置的驻屯卫所，也有大量为明军提供战马的育马场。这片区域腹地遍布森林和沼泽，虽多腐殖质土壤，却蚊蚋成灾。蒙古和通古斯部落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是森林之子，而非草原牧民，所以并不放牧牛羊，而靠打猎、围兽和捕鱼为生。他们用特产（包括当地最珍稀的产物——紫貂皮和可做中药材的人参）与中原商人交换盐、布匹和铁器。

几个世纪以来，部落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虽然生活在遥远瑷珲河沿岸的满族部落依然靠围猎为生，但那些靠近朝鲜边境和辽东汉人屯垦区的部落，则仿效他们的邻居开始农耕。边境地区的满族首领（贝勒）和平民（伊尔根）们建立起庄园，开垦农地，交给农奴和战俘耕种。明朝和朝鲜的俘虏里，也有为满洲人效命的工匠。到16世纪末，满洲人学会了如何开矿，以及如何将铁冶炼成工具和武器。（见图5-1）

帝国衰落——满族的兴起

图5-1　17世纪的满洲地图

注：括号中的年份为满洲人占领此地的日期。

◎满族部落组织

满族的满洲人部落既有很高的组织结构性，又有很大的流动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北以宗谱划分的满洲人部落和满蒙部落，可分为二十七个宗族（哈拉）。这些姓氏分布在不同区域，每个满洲人都会牢牢记住自己所在的部落，永远都不会背叛所属的姓氏。不过，从更小的地域范围上来说，同一部落的人也可按男方姓氏，分为更小、更灵活的“莫昆”。莫昆的规模和凝聚力取决于莫昆达（由族人选出的族长）在狩猎和战斗时的表现。因为族长之位通常都由长子继承，所以莫昆达实际上类似于部落首领。

有时，几个满洲人宗族会组成常见的狩猎和作战团体，名为“牛录”（汉语“箭”的意思）。这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凝聚力如何，也取决于其首领——“贝勒”的领导。因为牛录通常只是为了某场特定狩猎或战役才会组织起来，所以一旦目的达成，即围猎结束或战利品分发完毕时，牛录就会随之解散。正如我们所见，贝勒要是不向外取经，学习蒙古或汉人的军事组织模式，就很难维持联盟。然而，若有能力卓绝的人领导，这样的蒙古联盟也能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而明朝政府也不安地察觉到，这些通古斯部落就是女真人的后裔。要知道，当初那些野蛮的女真人，可是将宋朝人赶出华北，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

为此，明朝在辽东和北海对岸的辽西驻扎了重兵。起初，这一带有二十五个卫所。然而，15世纪卫所系统衰落，到16世纪，很多卫所都不复存在，仅见于文件而已了。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里，北京只得越来越依赖分封边境上的部族，来为朝廷镇守边疆。驻守满洲的汉军逐渐成为明朝将军的家臣，且几乎代代如此。这些将军（比如16世纪晚期的李成梁和17世纪的毛文龙）权重一方，拥有人事任命权，虽宣誓为大明镇守边疆，但其手下的军队其实都算私兵。

明朝的边境官员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防止这些部族被某位领袖团结起来，形成强大同盟，进而攻打大明。因此，他们采取了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臻于完善，并广泛用于中亚的“分而治之”政策。每位部落首领都和中国皇帝建立朝贡关系，属于后者的外藩。每位首领都会得到朝廷的册封，以作为其承认皇帝宗主地位的交换。如果哪位首领有越来越强大的迹象，朝廷就会刻意扶植和他敌对的部落。册封往往伴随着来自北京的贡物，因此足以促使一位满族部落首领率兵灭掉另一个部落。因此，明朝的边境官员常常通过激发部族间的嫉妒和敌对，成功保持满洲各部落之间的分裂状态。

1552年至1582年间，明朝将军李成梁受命总理辽东事务时，一个名叫哈达的部落被授予帝国最高荣衔。然而，1582年，哈达可汗去世带来权力真空，引得叶赫和辉发等呼伦部落觊觎不已。纷争一触即发时，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苏克苏浒河部首领成为明朝新封的“可汗”。1583年，尼堪外兰为了保住汗位，密谋杀害了几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中，就有一对领导建州部落、姓氏为爱新觉罗的父子。

◎努尔哈赤的崛起

这对父子的死，让爱新觉罗氏的首领之位落到了前首领之孙——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身上。尽管李成梁补偿了努尔哈赤，这位年轻的首领依然决定为父报仇。随着两位首领的去世，努尔哈赤在部落中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族人对他的忠诚也难以保证。于是，努尔哈赤如四百年前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一样，挑起部族仇杀，希望以此凝聚全族的向心力，让爱新觉罗氏变得比以往更强大。许下必胜的诺言后，1584年，他率领族人向尼堪外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年后，他终于杀死这位明朝新封的可汗，再次让辽东局面陷入动荡。

努尔哈赤之前那些看似鲁莽的行为，现在都成了英明睿智之举。首先，这为他带来了几场与呼伦各部落的政治联姻。接着，他通过成功吞并鸭绿江畔几个难以控制的部落，赢得了李成梁的青睐，获授明朝建州世袭都指挥使的头衔。然后，努尔哈赤继续征战，往北进攻其他的呼伦部落，一方面是为了捍卫之前所得，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其在统辖各部之间的霸权。1593年，他与叶赫之战的胜利不仅提高了他在明朝朝廷眼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他在满洲各部之间的威望。因为每一场战争的胜利，都会带来新的战俘，充作满族贝勒的农奴或奴隶。

努尔哈赤的部族随着外交和征战日益壮大，采用新的组织模式以保持联盟，便逐渐成为必行之事。1601年，努尔哈赤以三百人为一个单位，将军队分为许多牛录，然后又将牛录组建成四旗，每一旗以不同颜色区分。这种做法是模仿蒙古的“固山”作战单位。各旗部随后以汉字“旗”为名的做法，则来自明朝时的卫所系统。1615年，四旗被再次细分，形成永久的满洲八旗。旗部下的每个牛录都在一位世袭首领（牛录额真）的带领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户口单位，成员包括士兵和既要劳作、也会参与战斗的士兵家属。各旗由从努尔哈赤子侄中选出的和硕贝勒统领。

八旗的形成表明：牛录这样的松散联盟，已逐渐变为在爱新觉罗贵族们统治下，组织有序、等级森严的军队。这种从氏族到军事政体的发展，并非边境的新鲜事物，而是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与汉族官僚体系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把部落首领制和官僚制度混在一起：可汗与部落长老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帝国官员。他们利用朝廷赋予的军事头衔，维持其临时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这种边境地带中形成的胡汉混血统治模式，不论属于哪一边，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主义倾向，且都能从边境双方汲取动力。正如明朝的边境官员企图组建私兵一样，那些采取官僚架构组织管理部落的首领，也想成为一名世袭贵族。

1605年，努尔哈赤用汉人工匠在兴京建立城邑，象征满族封建制正式形成。城邑以努尔哈赤的寝宫为中心，周围环以各部落首领的堡垒，再往外的一圈为旗人的庄园与田地。该城邑进一步表明努尔哈赤有将部落暂时性的效忠，转化为按军功受赏世袭阶层体制的企图。因为满洲贵族财产的基本形式是奴隶，而非土地，所以努尔哈赤的新体制便缺乏庄园封建制（该制度曾盛行于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的经济基础。但极具军事特性的八旗制度无疑也是一种封地形式，正如爱新觉罗氏的和硕贝勒也组成了一种世袭贵族制度一样。

努尔哈赤拥有极高的个人权威，根本不会被强大的和硕贝勒威胁。身为可汗（1616年受封），他曾公开宣称其地位凌驾于满洲其他通古斯人首领之上。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四万八旗兵击溃他最后一个主要对手——叶赫部的金台吉时，再次践行了他之前的宣言。也是在1616年，努尔哈赤利用自己的女真血统，打着天命的旗号建立后金，权势更进一步壮大。作为一个参照汉人模式建立王朝的皇帝，努尔哈赤也自发地创建出大量王爵和官位，用以封赏他的追随者们。同时，他也决定要与明朝一争天下。

早在1609年，努尔哈赤便不再向北京进贡。此刻，他更是通过采用曾让宋朝蒙羞的异族国号，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想要攻打明朝的意图。1618年，他攻下明朝的辽东重镇抚顺，正式将这一意图变为现实。三年后，他成功取得明朝远东巡抚的治所辽阳，并在此将大部分明朝士兵都赶出辽东半岛，彻底掌控了松花江以东的所有地区。然而，1626年2月，他的军队却在宁远受挫。八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

◎皇太极的统治

努尔哈赤本打算让子孙以贝勒会议的形式，集体统治后金王朝。他应该在去世前就确保八旗都有一位贝勒统治，而朝政则由四位和硕贝勒轮流管理。可汗应该从四位和硕贝勒中选出，但按传统而言，被选中的应为同辈中年龄最长者。努尔哈赤去世时，还没有从贝勒中选举可汗的打算。新的统治者皇太极（1626年—1643年在位）是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外交家。很快，他也如中原皇帝一样，决定裁抑各大贝勒的权力，用君主世袭制（由皇帝一人指挥群臣）取代勋贵集体会议（由战功彪炳者集体议决）。但身为一名皇帝，他注定要独揽大权。因此，1629年，他取缔了和硕贝勒轮流执政的制度，开始任用汉人官员管理八旗中的人事任命。事实上，到1633年，八旗中的上三旗，都已直接听他号令。

皇太极也意识到“以汉制汉”，任用汉人军事专家对抗明朝军队的重要性。1618年和1621年的大胜让满洲东部都落入了后金的手中。但其沿辽西沿岸向长城的扩张，却被明朝将领袁崇焕阻截。1626年，袁崇焕以葡萄牙红夷大炮，在宁远击退了皇太极。尽管满族有出色的骑兵和配甲步兵，在汉人的枪炮下，他们的阵线依然不堪一击。因为他们不会使用火炮，所以在防守严密的城墙面前，只得节节败退。面对明军，无法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让皇太极意识到，除非信任会用火器和大炮的汉人战俘，否则便无法打破1626年的僵局。

早在1618年明朝将领李永芳在抚顺投降时，满洲军队里便开始添加中原军事成分。李永芳被封为一个旗的副将，不仅得到了奴隶和农奴，还与一名爱新觉罗氏的年轻女子成了婚。尽管当时看来，李永芳的投降实属特例，但他成为满族精英中的一分子，仅是众多边境将军及其下属叛变的开始。他们剃掉前额的头发，接受满洲人的习俗。皇太极依靠这些俘虏建立了新军，对抗他们的旧主明朝皇帝。

皇太极组建新军队的同时，也与袁崇焕展开了外交谈判。因此，皇太极得以抽出兵力，应付在朝鲜的战争和对抗蒙古敌军。1629年，皇太极甚至成功绕过明朝面向满洲的防线，从西面进攻，一度威胁北京。对袁崇焕来说，此事不啻奇耻大辱，也导致了他的陨落。但因为这次进攻只能算突袭，所以并没有对军事局面产生长远影响。两年后，皇太极以汉人为主的炮兵，猛攻明军镇守的大凌河城墙时，才算真正打破了军事上的僵局。这次，他不仅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还证明了这支满汉混合编组的军队，已经具备打围城和攻城战的能力。

这位满洲皇帝在大凌河之捷的激励下，于1631年依明朝模式建立六部，带领着他的子民向征服中原又迈进了一步。1636年，皇太极建国号“清”，并再次率兵袭击明朝国境。这一次，他更改国号，切断了满族与其“后金”祖先的联系。与此同时，皇太极不仅加强了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统治，还派遣另一只突击队，于1639年越过长城，突袭明朝。然而，1643年，在实现征服中国伟业的前一年，皇太极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便病逝了。

◎多尔衮与攻占北京

贝勒们商议皇太极的继承人时，其中有一位最有资格完成先帝征服明朝的宏愿。他就是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多尔衮早就认定，征服中原是满洲人的历史使命。他还认为，建立一个影子政府并吸引叛降汉人的追随，才能获得成功。1631年，他出任皇太极按照明朝官制所设的吏部尚书一职，并在这一关键位置上，设法接见了所有杰出的汉人战俘，让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才干的人出任官职。对于百姓，朝廷则用儒家模式加以尊重。满洲人官员在觐见或奏对皇帝时，必须自称“奴才”，汉官面圣时，却有自称为“臣”的资格。这些举措表明，多尔衮已经认识到满洲人要想占领北京，除军事支持外，还得有一个忠诚的文官政府体系。

其他一些贝勒认为，多尔衮热衷于汉化清廷的做法是对满族文化的背叛。这些皇亲贵戚依然记得以前的部落仇杀、满洲的封地和汉人奴隶，本能地希望继续越过长城，劫掠中国内地，任明朝自生自灭。每多一样永久性的汉人事务，都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适应良好的贵族生活方式走到尽头。不过，多尔衮的确得到了其他一些兄弟和表亲的支持。因此，最后的投票结果仍是他执掌朝廷事务，并和济尔哈朗共同担任摄政王大臣，扶立皇太极五岁的幼子——顺治帝（1644年—1661年在位）登基。

多尔衮摄政时，正是李自成为进攻北京做最后准备之际。李自成的胜利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正是满洲人等待已久的决定性时机。华北能对抗李自成军队的，只有身处宁远、屏障长城入关隘口（山海关）的明朝边境驻军。这支驻军的总兵是前任守边将领之子——吴三桂。奉朝廷的勤王诏令，吴三桂决定放弃宁远，率部前往京师。然而，他的进军速度终究没来得及拯救这个王朝。据说，在南下山海关长城的艰苦跋涉中，有五十万平民加入吴三桂的军队。他们花了整整十六天，才通过边关。当然，最后一批明朝军队通过山海关后，满洲人旗兵很快便紧随其后，夺取了这一战略要地。

李自成占领首都和明朝覆亡的消息让吴三桂在开赴京师的途中停下脚步。李自成很快派出使者，承诺只要他投降，便可立即获得四万两银子。同时，李自成领兵六万朝山海关进发，以防吴三桂拒降。吴三桂无法单独抵御这支军队，加上怀疑李自成会背信弃义，便联系了多尔衮。多尔衮以封王和世袭领地为条件，怂恿他加入清军。这位前明将领就在大逆不道的李自成和承诺严惩篡位者的异族间犹豫不决。随着李自成的军队越逼越近，吴三桂终于剃掉头发，邀请多尔衮的军队入关。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与李自成两军厮杀之际，满洲八旗兵在一场沙尘暴的掩护下越过山海关。清军的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自成的军队被赶回北京，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紧追不放。当清、吴联军从东面攻入京师时，李自成的士兵从西面仓皇逃窜（当初，他们也是这样迅速占领了北京），劫掠来的古董和珠宝落了一地。

1644年6月1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向百姓颁布了第一条诏令：

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特谕。

多尔衮宣布清朝问鼎中原，并立刻采取措施，争取民众的支持。他对前朝末代皇帝葬礼的重视安抚了明室遗臣。特赦和继续以原官留用朝廷的做法，也打消了官员们的疑虑。多尔衮严惩八旗士兵中抢劫奸淫者，让百姓认识到新政权是宽厚仁慈的，与李自成的反叛政府大不相同。多尔衮派人到满洲迎接顺治皇帝时，所有人都坚信满洲人会常驻此地，却无人料到清朝对北京的占领，竟会长达二百六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