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南北朝书法

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逐渐兴起，也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对独立自治的美学世界的向往。早在战国时代，书法就是获得官职的必备技能。汉代时，不同的书法风格有不同的功用，在汉朝的前三个世纪里，书法对学者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甚至相反，书法时常与令人厌烦的小官员或“吏”联系在一起，这些官员任意修改法律文书以使自己或直属上级获益，他们挥动着刀笔，污蔑那些高贵大方的灵魂。甚至在书法已经成为文人的艺术形式之后，它仍然与有辱人格的职位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和《颜氏家训》的训诫都谈到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将面对上级领导和朋友们不断的索求，这等同于被当作仆从甚至是劳役。

书法第一次作为精英自我表达的方式并与个性相连，是同蔡邕（132—192）有关。蔡邕是一个著名诗人、音乐家和散文家，他是第一个以上乘书法作品获得名望的人。因为他把流畅自如的文笔和精湛的书法结合在了一起，便接到很多请求，希望由他来创作墓志并将之写于石碑之上，然后再由雕刻师把碑文雕刻出来。171年，蔡邕校书东观，他以同样的技法将五经的权威版本刻写于石碑之上。

此时，蔡邕卷入了“清议”运动的斗争中。169年，他为郭泰创作了他最为有名的碑刻。郭泰是反对朝廷无道一方的领袖，他也是第一批以赏鉴识人而闻名的人之一。在178年，汉灵帝建立了鸿都门学，替代已有的太学，来招募一些与既有的学者圈子无关的优秀文人。这个新的鸿都门学会训练辞赋创作、“鸟虫篆”的书法。“鸟虫篆”的笔画呈蜿蜒盘曲之状，与方正、呈几何状的官方字体不同。蔡邕谴责了这些人，并批判了这种脱离道德品行、只重写字技法的用人观念。他同样创作散文和辞赋赞颂传统隶书和篆书的效用及其神圣起源，将它们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相关联。因此，尽管蔡邕把文人的才华与高超的书法技艺联系在一起，他仍然认为书法是小道，只是用来为国家服务的。

书法成为文人的艺术，部分是因为汉朝时行书与草书的发展。这使得用笔更加自由，书法的线条成为书写者身体动作的一种直接延展。如此一来，字迹就成为一个人的延展。这一点在写草书的时候特别明显，它开始于一种流动的、简洁的书写，下笔可以很快，但随后演化为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艺术形式，让每个书写者都能够发展他或者她自己的风格。

关于书法的第一部理论著述是赵壹的《非草书》（公元2世纪晚期）：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而相若耶？

赵壹认为书法是身体的延展，书法是独特个性的表达，因此无法通过模仿来掌握。

他的文章表明汉末的时候很多学者通过临摹漂亮的书法来掌握这门艺术，这种做法导致南北朝书法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的出现：复制与伪造。对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要不就从诗歌、绘画和医书中借鉴（因为书法是身体的表达）。如同赵壹文章中指出的，学习书法，临摹至关重要，所以仿写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南北朝时期的逸事表明，试图将仿写达到原本水平的做法被看作以“伪”代“真”。如同这一时代批评理论的其他方面，这些表达似乎来源自《庄子》，“真”表示真正的、与生俱来的品质，标志着人类的完美状态，而“伪”则代表虚假的或虚伪的。陶潜的诗作将“真”“伪”引入中国诗学之中，并把“真”当作他愿意为之奋斗的理想。

这种二分法第一次运用到书法上是虞龢（卒于366年）《论书表》中所记载的关于王羲之（303—361）的逸事。王羲之的字体已经成为一切书法的标准，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模仿者的目标。有一则逸事讲述的是宗室成员刘义宗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购买杰出的书法作品：“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在最高层的圈子里，书法成为一种能带来名望的艺术，书法市场也因这种需求而产生。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伪造书法作品也形成了一个产业，并有许多非常成熟的运作技巧。

“伪造”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人们认为书法作品是有价值的。在一则逸事中，王羲之都没有一眼认出来面前摆着的是仿照自己作品而造的赝品，这表明即便是那些与“原作”无法用肉眼区分的书作，也会被看作假货。这意味着在鉴定评析书法作品时，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们认为书法作品是其作者个性的一种延展，书法作品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与写作者本人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手中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书法是如何由一种单纯的文书技能发展成一种高雅的艺术的。书法中的线条展现着书写者高贵的精神品质。书法作品能够展现精神气质，这也说明了为何《世说新语》会对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甚至其人格品性进行如此诗意的叙述，也说明了为何王羲之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作品能有如此高的价值。

最后，书法与追求“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道教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南方，以杨羲所受经典为基础，形成上清派，以其绚烂的诗歌与书法有别于他者。陶弘景为梁武帝进行书法判断，他在论著中曾讲述如何鉴别真迹，并运用此能力来辨别杨羲的书法，从而将真经从后来增写的经书中区分开来。因此，真伪书法间的区别能够将神圣的经典从伪经中辨别出来。在由真经编撰成的《真诰》的后记文中，陶弘景就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杨羲记录的经文是潦草地以草书写成的，当时的书法家都受其影响，而后来却被仔细地以隶书转抄。这表明，仍然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严肃的公共文本应该用正式的隶书来书写。

《真诰》将书法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级的存在于世界最初本源之中，它只能被仙人阅读与书写；次一级的被描述为“云篆”，它用来书写符箓来控制鬼神，它们无法为寻常凡人所阅读，而是修行的道教徒的特权；第三级别是普通人熟悉的寻常书写。不同于早期的形式，这些字被强制性地按固定、明确的形状书写，使之可以识别，但是却被剥夺了字形中超自然的力量。后世的道教经典有力地阐释了这一观念：自天地初始，字符便存；在某些叙述中，有形的世界便来自它们。字符具有神性，在道教经典形成过程中扮演鉴别经文真伪的角色，这种理论表明书法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