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驯服荒野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4 10:22:33 0

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场所设在荒野地区、无人居住的山区与南方内陆，在山上与林中建设宗教建筑。要将这些地方纳入文明世界，同样需要驯化当地的宗教权力。道教与佛教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有两种形式：对野兽、恶魔居住地区的征服与感化的故事，以及对接受血祭的当地神的征服与转化的故事。

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传》便认为一个地区的土壤、水、风及赖之存活的生物在物质性与道德性上具有一致性。这种风土与动物的一致性也体现在对饮食、祭祀与农业模式的叙事中。在汉代，与此相同的观念出现在“香炉”及相关艺术对地形的描述上，在那里，以流动、动感的线条表现丘陵，景色所及满是互相交错的奇怪生物。同一时代的文献描述了不同类型的地形是如何产生不同类型的植物、动物与人性的。这一时代的诗赋叙事先描绘自然景观，然后是动物，然后再将视野转向都城，那里同样有神奇壮丽的场面。这种观念被带入佛教的艺术与文献中，它描绘了佛陀说法所在地灵鹫山，那是一座形状如同大鸟的山，还描绘了飞禽走兽以及当地的神灵。这种将其居民与风土看作一个整体的观念，意味着将一个区域纳入文明其实就是要驯化所有的野物。

道教与当地动物神之间关系紧张，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出自四川历史。四川是制度化道教信仰出现的地区，汉末张道陵创建了天师道，此时四川仍然居住着不同文化的人群，人数最多的族群是巴人。这些人是狩猎白虎的著名勇士，他们也同样崇拜这些凶猛、强大的动物。白虎在同一地区与巴人生活在一起，是巴人所喜欢的狩猎生活的一部分。巴人最原始的神话是：始祖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钦人血，遂以人祠焉。这可能涉及宗教中的灵魂附体概念，萨满参与其中，承担灵媒角色，老虎也涉及其中。

先秦时代，各小国不断扩张，陷入持续性的冲突中，巴人也被卷入纷争。一个与秦国有关的故事讲述了一只肆虐横行的白虎及跟随它的虎群被猎杀的场面。于是在道教起义运动兴起时，巴人成千地蜂拥而至，加入其中，对抗剥削。没有明确的记录表明在四川的巴人是如何转向道教的，因为早期的道教批判对当地恶神的血祭，这意味着转向道教需要放弃对野生动物的崇拜。

另外一个从崇拜动物神转向崇拜道教的例子是文昌。文昌信仰的最早形式出现在四川北部的梓潼。七曲山附近的一个洞穴中有一条大蛇，这条蛇掌控着雨与雷，这座山正位于从成都到秦汉王朝在关中都城的主干道旁。4世纪时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当秦王图谋劫掠蜀地时，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然而，在6世纪的《十六国春秋》中，这座山上的神不是蛇，而是一个姓张的男人，在后世的唐诗中，他是一个著名的失败了的战争英雄。这是另一个归化野生动物神的例子，可能开始归顺于四川的道教，最后则皈依于国家宗教之下。不过，这里的驯化行为是将神的形式改造成人。

道教对地方信仰的敌视还表现在它常攻击对异样的地方神进行的血祭，这些神的身份多是战死的将军或其他死于暴力者。有记录表明，整个南北朝时期，很多非正统的本地信仰的信徒都转向了道教，因为道教提供了升华的、更有组织的宗教实践，这是信徒们更为熟悉的。道教的杰出人物如张鲁、寇谦之以及灵宝派的创立者陆修静，他们全都声称会在信众身边提供纯洁的实践形式。葛洪同样记载了地方非正统宗教的信仰者转向他所赞成的、有文献基础的精英信仰形式的例子。尽管相关记载过于零星，难以再现历史细节，但是它们表明在中国南方，偶尔也在北方，以文献为基础的制度化的道教被卷入与地方信仰之间持续性的紧张关系之中。道教从地方信仰中借鉴理念与实践，却试图压制它的主神与仪式。如此一来，这一时期道教的大多数历史是合并宗教的历史，道教将南方边缘地区带入中华经典的广阔世界中。

在佛教故事中，征服、驱逐或转化当地动物神的故事也非常丰富。在6世纪的《高僧传》中，有十二个故事是在讲述僧侣们进入一个原住民信仰当地神（有时是动物神）的区域，僧侣们使这些居民转而信仰佛教。假如动物神是在山里，那么它就要将它的洞穴交给僧侣。其他一些故事是关于龙的，居住在山中深渊里的龙归化于佛教，这是在那里建立寺院的第一步。在一些故事中，龙的归化带来了当地急需的雨水。有时候，僧侣们使用法力来驱赶而不是收服地方的动物神。还有一些例子是，僧侣们在修建寺庙之前驱赶蛇与其他动物，但是驱赶是为了让动物在打地基时不受伤害。

驱赶动物还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僧侣们以自己的肉身喂食动物，然后成为村庄的守护神：

宋初彭城驾山下虎灾，村人遇害，日有一两。称乃谓村人曰：“虎若食我，灾必当消。”村人，苦谏不从即于是夜，独坐草中。咒愿曰：“以我此身，充汝饥渴，令汝从今息怨害意，未来当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还。至四更中，闻虎取称，村人逐至南山，啖身都尽，唯有头在，因葬而起塔，尔后虎灾遂息。

除了转化或驱逐野蛮的当地神外，佛教僧侣还去认定某些地方是有法力、能保佑信众的菩萨的居住地，以此将某一山区带入人类世界。其中最早被认定的一个地方是五台山，它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一信仰使得该地区及周围山脉成为7世纪早期的一个主要朝圣地，它也由此得到帝国的大力支持。

中国宗教对荒野之地征服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城隍信仰的出现。但有一个例外，最早这种信仰是在长江流域或南方的几个地方流行，即便晚一些，当城隍已经广泛普及，超过2/3的例子仍然来自南方。在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例子中，从5世纪中期到8世纪，城隍神是有姓名的人，通常是获得军事成就者或者修建城墙有功者。这种反复的归功强化了城隍作为“城墙与护城河”保护神的身份，其身份的本质是保护人民、维护秩序。在南朝的一些例子中，城隍同样是因修建水库、建立灌溉系统、开放荒地而得到崇信的。城隍毫无例外都是凡人，他们因安民或善于教化而得到供奉。一些城隍是自战国时代到汉朝建立这段时期的历史人物，另外一些则是不出名的当地人物，他们的成就主要出现在隋朝或唐朝。

城隍的来源通常与转化或打败地方动物神有关，这在台州（位于浙江东部）的城隍例子中特别明显。城隍最初是龙神，接受人们的祭祀，在随后的传说中，龙被人文化了，当地一个重要家族的成员致仕后来到山上，变为龙保护这座城市。江西的一个关于城隍的原始神话是，在隋朝崩溃后，一位英雄在内战中打败了当地的军阀，随后成为地方官，并消灭了一头巨大的、长有金色兽皮和朱红色尾巴的水牛，这头水牛通常会在晚上从深渊中爬出来伤害人们以及庄稼。这些以及相似的城隍例子，都包含镇压、驱逐或转化动物神的事迹，这表明城隍信仰在国家或大众宗教中扮演着与佛教和道教同样的角色，它们在宗教上将腹地与边境合并到一起。

就佛教与道教而言，城隍信仰同样是通过消灭血祭将宗教整齐化、人文化。像这样的国家与地方信仰之间的冲突，始于5世纪初的几十年，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项羽，这个汉朝创建者的对手，他的灵魂反对在吴兴（太湖南岸）设置任何官衙。对项羽的信仰与弁山神信仰合并起来，他在郡边缘的山脚下享受祭祀。地方官死于官衙，使人们相信项羽占据了衙门（当地政府所在的建筑），于是官员开始拒绝进入衙门。当地老百姓甚至在那里竖立了项羽的雕像。一些官员，包括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试图无视或驱赶这个鬼魂，但是他很快就病死了。尽管项羽的雕像最终被一个官员搬离了衙门，但对项羽的信仰仍然继续存在。于是，当城市建立城隍信仰之时，项羽被指名道姓地从候选人中排除了。

项羽的例子也许经过文学修饰，但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记述，比如官员们因为求雨失败而鞭打当地神的雕像，因此得病死掉了。通俗小说也包括这样的故事：甄冲新任官职，赴任途中为社公所拦。社公选中甄冲，愿招之为女婿。已经结婚了的甄冲拒绝社公之意，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进行威胁。他逃回自己的家并很快死去，被社公带走与其女成亲。

这些鬼魅、土地神、动物精怪最终都要被善良的城隍收服。城隍是帝国官僚的同盟，一旦他失败了，还要受到官僚们的惩罚。城隍代表了地方宗教的归顺与道德化，这场正统宗教的胜利部分体现了精英规范、帝国文化的一种延展，它们开始进入边缘地区与山区，此前，这些地区是难以进入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精英能够控制新兴的城市阶层所支持的观念，朝廷也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一种代表神圣力量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