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迂道远袭燕京之役



（一）战前的军政形势

宁锦之战以后，明朝政局，突生巨变。

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 ⁽¹⁾ ，天启帝朱由校崩于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享年二十三岁，是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他十六岁登极，在位七年，年号天启，庙号熹宗。天启帝在位的七年间，丢掉沈阳、辽阳，辽河以东土地被后金占有；又丢掉广宁、义州，辽河以西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但是，赖有孙承宗、袁崇焕等一批文臣，又有满桂、赵率教、祖大寿等一批武将，还有一道四百里关锦防线，使天命汗努尔哈赤败在宁远城下，天聪汗皇太极又败在宁远、锦州城下。

天启帝在《遗诏》中，归纳自己的功绩是：“三殿告成，光复堂构；夷氛屡挫，边圉渐安。” ⁽²⁾ 前者指重修皇极殿（太和殿）、中极殿（中和殿）、建极殿（保和殿）；后者指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明朝北京宫城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始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永乐皇帝登临奉天殿（太和殿），举行大朝会，既庆贺新年正旦，又庆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告成。但是，时过九十五天，即四月初八日午时，三大殿遭雷火焚毁。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重建三殿告成。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三殿第二次被焚毁。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三殿再建告成，改名奉天殿为皇极殿、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殿第三次遭灾，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开始筹备复建三殿。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三殿工程报竣 ⁽³⁾ 。拖延时日，近三十年。三殿工程，宏伟壮丽，主要在天启朝完工，所以天启帝在其《遗诏》中突出颂扬。《明史·熹宗本纪》对他另有一番评论：“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熹宗继废坏而更坏，继政乱而更乱。顺天府尹刘宗周在《祈天永命》疏中分析：“自神庙以来，士大夫朋党相轧，使忠良尽遭屠戮，而杀机先发于内阁。尤自熹庙以来，士大夫贿赂公行，使帑藏日沦于虚耗，而秽德亦先闻于内阁。” ⁽⁴⁾ 内阁固然有责，然而细刨根源，先在万历，继在天启。天启帝虽死，却给继位者崇祯帝留下三个沉重的包袱：第一个是三殿工程，耗资巨大，留下财政亏空；第二个是魏宦专权，朝纲紊乱，留下政治赘瘤；第三个是后金势力，未得遏制，留下军事威胁。

崇祯帝继承皇位后，明朝政局，发生震动。崇祯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朱长洛（即明光宗）第五子，生母为贤妃刘氏。他五岁丧母，先受西李康妃抚养，西李康妃先抚养他的长兄由校（天启帝），继又抚养由检（崇祯帝）。后西李康妃生育一女，由检便改由东李庄妃抚养。后魏忠贤和客氏害死东李庄妃。由检十岁，父亲又死。他少年命苦，备历磨难。朱由检做了皇帝后，不知其生母遗像，命后母指示画工画像，像画成由正阳门具仪仗，他在午门外跪迎，悬挂宫中：“帝雨泣，六宫皆泣。” ⁽⁵⁾ 朱由检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形成自卑、偏激、孤僻、冷漠、猜疑、多变的性格。由检所幸的是，长兄由校做了七年皇帝，丢下皇位，由他继承。他十二岁受封为信王，住在勖勤宫。天启六年（1626年），朱由检十五岁，由皇兄为他选王妃，同北京大兴生员周奎的女儿大婚，搬出皇宫。皇兄天启帝死后，朱由检入宫继位，“自袖糒糗以入，不尝宫中食”。他自带食物，不吃宫中饭，不饮宫中水，忧心忡忡，日夜惶惶。他在做信王时，看到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且其养母，惨遭害死，对于魏阉，深恶痛绝。所以，朱由检登上皇位之后，便力图刷新朝政，惩治客、魏，重建皇威。朝鲜使臣由北京返回汉城启报称：“新皇帝即位，首黜魏忠贤。” ⁽⁶⁾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首先打击魏忠贤阉党集团。

先是，天启年间，庙堂内部的党争，主要表现在阉党与东林党之间，争斗不已，愈演愈烈。天启帝不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却是一个杰出的木匠。《明史·魏忠贤传》记载：“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魏忠贤还以天启帝保姆客氏为内主，二人狼狈为奸。他又同外廷文武朝臣结成关系网，有所谓文臣兵部尚书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掌锦衣卫事田尔耕等“五彪”，以及“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包括其同类尽镇蓟、辽诸要地，从而形成阉党集团。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⁷⁾ 。魏忠贤窃夺皇权，控制阁部，广布特务，刀锯忠良，败坏辽事，至是为极。

崇祯帝柄政之后，首先逮治魏忠贤。贡生钱嘉征疏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同帝并列，二、蔑视皇后，三、窃权弄兵，四、无视二祖，五、克削藩封，六、配孔无圣，七、滥封官爵，八、虚掩边功，九、朘民膏脂，十、贿通关节。疏上，治忠贤罪。不久，忠贤缢死。命磔其尸，悬首河间。忠贤死讯，传到北京，“长安一时，欢声雷动” ⁽⁸⁾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命大学士韩等办理逆案，名曰“钦定逆案”，罪分六等，诏告天下：首犯凌迟魏忠贤、客氏二人，同谋者处决尚书崔呈秀等六人，交结魏阉侍郎梁梦环、田尔耕等十九人，结交魏宦阁臣魏广微、尚书阎鸣泰等十一人，论徒刑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以及尚书冯嘉会、黄运泰等一百二十九人，其他五十余人，总计二百六十二人 ⁽⁹⁾ 。惩治阉党同时，起用先朝旧臣。在天启最后三年间，阉党诬东林而处死、下狱和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崇祯帝继位后，即加拜李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拜刘鸿训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启用“因忤忠贤削籍”的钱龙为大学士，再召用韩为大学士、首辅，继以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召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到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底，所有的大学士几乎都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内阁执政，重新启用袁崇焕。

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帝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九年，恰是明末党争最激烈、最复杂的年代。他的座主韩，是东林党领袖之一，“先后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 ⁽¹⁰⁾ ，为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内阁大学士，两为首辅。袁崇焕又依靠“东林党魁”、大学士钱龙锡和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袁崇焕有这样三位师长作奧援，其军事才能方有施展的机会。但是，袁崇焕的升迁与引退、胜利与失败，都和东林党的命运相关。如“天启初，东林独胜” ⁽¹¹⁾ ，东林党主持朝政，他被东林党人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东林党和阉党展开正面斗争，东林党人失败。袁崇焕虽建有宁远与宁锦两次大捷之奇勋，也被迫引病辞职。袁崇焕的重新起用，得到东林党人的支持。在崇祯帝于平台召见袁崇焕时，在阁的东林四辅臣李标、钱龙锡、刘鸿训、周道登等俱奏：“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¹²⁾ 大学士刘鸿训更请赐予崇焕尚方剑，以统一事权。但是，自定逆案之后，阉党受到严重打击，“奸党衔之次骨” ⁽¹³⁾ 。当时，“忠贤虽败，其党犹盛” ⁽¹⁴⁾ 。都给事中陈尔翼奏言：“阉党余孽，遍布长安。”那些丽逆案者“日夜图报复” ⁽¹⁵⁾ 。他们千方百计地“欲以疆场之事翻逆案” ⁽¹⁶⁾ ，施展阴谋诡计，打击东林党人。袁崇焕是东林党依靠的长城，要打击东林党人内阁，便率先打击袁崇焕，以罗及东林诸臣，使阉党余孽东山再起。《东林始末》载：“初定魏、崔逆案，辅臣钱龙锡主之。袁崇焕下狱，御史史力谋借崇焕以报龙锡，因龙锡以罗及诸臣。” ⁽¹⁷⁾ 所以“己巳之变”的胜败，便同东林党人和袁崇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袁崇焕受命蓟辽督师后，崇祯帝在紫禁城平台召见他。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的设想。为此，崇祯帝在用人、粮饷、器械等方面答应给以支持，并赐予尚方剑。袁崇焕赴任后，着手整顿关锦防线。在他离任的一年间，粮饷短缺，部伍混乱。宁远发生兵变，捶楚辽抚毕自肃、总兵朱梅。“辽抚自肃，因乏饷兵变身死” ⁽¹⁸⁾ 。袁督师平息了这场哗变。他又亲临东江，计斩东江总兵毛文龙。还同后金往返使臣讲款。袁崇焕“斩帅”与“主款”两件事，成为政敌攻击他引后金兵临城下的借词。

后金迂道远袭燕京之役，不仅同明朝党争相联系，而且同民变相联系。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陕北农民大起义。明末的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矛盾。明朝在辽东投入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和粮食，使得户部财绌饷竭。如户部尚书李汝华条奏：仅万历最后两年半时间，辽饷之数，总计发银二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 ⁽¹⁹⁾ ，平均每年八百余万两。到崇祯初年，户科给事中黄承昊说，边饷比万历时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²⁰⁾ 。当时“实计岁入仅二百万”。支出庞大，收入拮据，饷库一空，军士枵腹，拖欠兵饷，引起哗变。如天聪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发生“蓟州兵变” ⁽²¹⁾ ；七月，辽东宁远军因军饷四月不发而哗变，把巡抚、右佥都御史毕自肃、总兵朱梅等置谯楼上，“捶楚上交，自肃伤殊甚” ⁽²²⁾ 。后督师袁崇焕自北京回宁远，事变才得以平息。户部为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便增加赋税，裁汰驿卒。这更激化了社会矛盾。《怀陵流寇始终录》从一个侧面，简述了辽东兵事与西北民变的关系：“陕西兵于万历己未（1619年）四路出师败绩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绩截之孟津，斩三十余级，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辽兵为贼，由此而始也。天启辛酉（1621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馑相望。或群取官粟者惧诛，乃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²³⁾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政治黑暗腐败，赋税征收苛重，连续数年大旱，西北民变蜂起。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连年饥馑，民穷赋重” ⁽²⁴⁾ 。白水县农民王二率众冲进澄城县知县衙门，杀死县官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农民“死者枕藉”，饥民群起：“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²⁵⁾ 当八旗军南犯京师时，农民军一支“三千余人入略阳” ⁽²⁶⁾ 。不久，王二率农民军“掠蒲城、韩城”；王嘉胤率兵“陷府谷”；神一元等“三千余人破新安县”；张献忠等五六千人“掠靖边、安定、绥德、米脂间” ⁽²⁷⁾ 。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称闯将，众至万余，“剽掠秦、晋间” ⁽²⁸⁾ 。农民军活跃在陕西一带，迫使明廷调动“勤王”军队，去镇压农民起义。陕西右佥都御史刘广生奉命入援京师，行至陕州，“命急歼流孽，不必入卫” ⁽²⁹⁾ 。陕西诸路总兵官吴自勉等率师入卫，途中“延绥、甘肃兵溃西去，与群寇合” ⁽³⁰⁾ 。这使当时明朝京师的防卫，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因此，险恶的军事态势是后来演成袁崇焕悲剧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

崇祯帝继位之初，碰到惩治阉党集团、重整关锦防线、西北民变蜂起和后金兵攻北京四个重大难题。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北京，则是明朝与后金、崇祯帝与天聪汗，进行的第一次军政生死直接较量。

在后金方面，影响皇太极决策迂道远袭燕京的因素有三：

第一，天聪二年（1628年）、三年（1629年），辽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灾害，关外大旱，辽东饥馑，饿殍相望，生者菜色，“孑遗残民，饥馑己极” ⁽³¹⁾ 。依附后金的漠南蒙古诸部，“粒食无资，人俱相食” ⁽³²⁾ ，而女真地区的经济尤为困难。如有的女真人“因无衣食，投奔南朝” ⁽³³⁾ 。后金为摆脱经济困难，就联合科尔沁等部蒙古，破墙入塞，南犯京师。

第二，蒙古邻近各部降附后金，后金实力增强。皇太极自登位以来，西抚漠南蒙古、东征朝鲜、北进黑龙江流域，内部政治稳定，民族矛盾缓和，社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增强，整个形势朝着有利方面发展。

第三，洗雪两次兵败之仇。皇太极悲愤地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³⁴⁾ 皇太极对袁崇焕“深蓄大仇” ⁽³⁵⁾ ，必欲图之。血的教训使皇太极在战略策略上作出重大改变。他说：“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 ⁽³⁶⁾ 这就是皇太极避实击虚、迂回作战、千里纵兵、奇袭北京的作战方略。

皇太极遭遇灾荒、粮食奇缺、新登汗位、军事失败，更激励其政治雄心。他决心以掳掠财富来缓解经济困难，以军事胜利来巩固新登汗位。天聪汗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占领京师，夺取明统。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他说：

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 ⁽³⁷⁾

皇太极亲统大军伐明，鉴于坚固的关锦防线所阻挡，后金兵无法向前推进，便大胆地选择了从未走过的漠南蒙古路线。这条路线可绕过宁锦，假道蒙古科尔沁部，然后自北向南，直奔北京，给明朝以突然重击。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西进，攻打明朝都城北京。后金迂道远袭北京之役，发生在农历己巳年，明人称之为“己巳虏变”，清人则称之为“己巳之役”，简称其为北京之役。此役，以袁崇焕下狱、皇太极从北京撤军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后金军破墙入塞、攻打北京，明军则且退且守、进行抵御；第二阶段主要为后金军在京畿地区且战且退、夺占永平等四城，明军则夺回永平等四城，后金军退回沈阳。

十月初二日，皇太极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作为向导，亲率大军，绕道蒙古，破墙入塞，进攻北京。

（二）破墙入塞　攻打北京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四日，后金军到都尔鼻地方，蒙古扎鲁特部贝勒以兵相会。初五日，后金军到阳石木河地方，蒙古奈曼、敖汉、扎鲁特部贝勒各率兵相会。初六日，蒙古巴林部贝勒率兵相会。十五日，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等二十三位贝勒率军相会。皇太极进攻明朝都城的北京之战，蒙古诸部，给以支持，军力增加，信心增强。

十五日，皇太极召集满洲、蒙古诸王、贝勒议商进兵大计。皇太极说：“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共议之。”诸王贝勒大臣意见不一：“有谓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者；有谓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者。”皇太极定断：“以征明之议为是。”遂统率大军，向明境进发。

二十日，后金大军到达蒙古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到皇太极行幄，将诸贝勒大臣止于外边，不令入帐，他们进帐后同皇太极“密议班师”。其理由谓：

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 ⁽³⁸⁾

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明确表示，不同意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定策。他们退出后，皇太极命将已发出军令，勿行宣布。时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众贝勒急进大帐，见皇太极默然而坐，心情不怿。岳讬等问两大贝勒有何所议，皇太极将刚才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谏言告诉他们。岳讬、济尔哈朗等众贝勒力劝皇太极，按既定之策，率大军进取。时章京范文程又献纵反间、去崇焕密策 ⁽³⁹⁾ 。也有学者认为皇太极的“反间计” ⁽⁴⁰⁾ 是由高鸿中所陈奏的 ⁽⁴¹⁾ 。皇太极令八旗额真到两大贝勒处，申言进兵。两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仰听上裁”。凌晨，议定进军。

皇太极颁布汗谕：“朕仰承天命，兴师伐明。拒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还谕：“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闻山海关内，多有鸩毒，更宜谨慎。勿以干粮饲马，或马匹羸瘦，可量煮豆饲之。肥者止宜以草秣之，俟休息时，再饲以粮。凡采取柴草，勿得妄行，须聚集众人，以一人为首，有离众驰往者拏究。” ⁽⁴²⁾

二十四日，后金军到达老哈河。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各授以计，分兵三路：东路由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满洲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从龙井关攻入；西路由贝勒济尔哈朗、岳讬率满洲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从大安口攻入——两路“至遵化城合军”；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率大军继进。

先是，皇太极派兵直薄锦州，声东击西；明军未弄清八旗兵的军事意图，劳师空扑。明军把关外主要兵力集结到山海关、宁远、宁锦一线。而山海关内，塞垣颓落，军伍废弛，明军城守，防备疏懈；蒙古部落，多携贰心。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其上疏中已有所料：“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 ⁽⁴³⁾ 惟其几疏，蒙尘御案。

至是，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及众贝勒率三路大军，向洪山口进发，进展神速。明人蓟镇，疏于防备，闻到哨报，极为震惊，蓟辽总督刘策潜逃。后金左右两路大军，直闯蓟镇长城隘口。

攻守长城，极为困难。曾任总督、巡按宣大的安徽绩溪人胡宗宪说：“虏之大举，动号十余万计，声东击西，乌散云集。边城千里，处处宜备，备多则势分；列营摆边，久暴于外，久暴则气惰。我散守于千里之边，彼并力于一隅之地。我以久劳之卒，彼乘方张之势。迅如疾雷，不及掩耳，比及举炮明烽，虏已溃墙入境。我虽调集游兵，然势既析于分布，力必寡于并御。东西策应，顾此失彼。军士既出摆守，各堡悉皆空虚。风驰电扫，无不摧破。加以将领非人，观望畏缩。往云‘如蹈无人之境’，今则真入无人之境矣！” ⁽⁴⁴⁾ 后金军果然破墙入塞。

破墙入塞　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永平府属龙井关和遵化县属大安口。龙井关，位于永平府属迁安县西（今河北省迁西境），“左右两山，相对如门，西南三座雄峰对峙，关居其中” ⁽⁴⁵⁾ 。龙井关城，为石建筑，高一丈五尺，厚四尺，城周二百九十七丈八尺，东、北各有一门 ⁽⁴⁶⁾ 。大安口在马兰峪东，“永乐年建” ⁽⁴⁷⁾ 。此口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曾被蒙古朵颜军攻陷 ⁽⁴⁸⁾ 。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 ⁽⁴⁹⁾ 。东骑突兀，关隘双破。后金左翼军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军在凌晨攻克龙井关，遂毁水关进边。明汉儿庄副将易爱、洪山口参将王纯臣 ⁽⁵⁰⁾ 迎战被斩。又击斩三屯营总兵哨卒，到汉儿庄城外。时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多尔衮、多铎等赶到。明守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军民剃发出降，后金军遂入城驻营。莽古尔泰派使往潘家口，其城守备金有光遣中军范民良及蒋进乔也出来投降。后金继续委任他们为游击、备御等官。自大安口以东，喜峰口迤西，时仅三日，诸多隘口，悉被八旗军攻破。

同日，后金右翼军济尔哈朗、岳讬乘夜前进。凌晨，攻克大安口，毁其水门，参将周镇战死。遇明援兵，一战击走。天明，见山上有两营明兵，岳讬领一半兵待战，济尔哈朗领一半兵往击，歼其两营。寻岳讬又击败来自遵化明军两营骑兵。岳讬、济尔哈朗正要拜天时，再击败来援明兵。后金军在半日之间，击败五营明军。马兰峪、大安口等城投降。

二十七日，皇太极督大军入边，攻克洪山口城。命城内方遇清为备御，给予敕命，令其守城，招集流亡。又有遁匿山中明千总—员、把总一员，率百人擐甲执械投降。

二十八日，后金军占领石门驿。

二十九日，驻守关锦防线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在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破大安口，立即部署：令赵率教急点四千兵马，驰救遵化；翌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参将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后探知后金兵势甚盛，又督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文绶、张外嘉、曹文诏等统军进关。

三十日，皇太极领兵到了遵化，派总兵官扬古利率护军百名，至遵化城驻营。莽古尔泰率军自汉儿庄来会，距城五里下营。

北京之战，在十一月，攻守激烈，极为紧张。

初一日，“京师戒严” ⁽⁵¹⁾ 。后崇祯帝命选智略勋戚，各带壮丁，守御京城。

初三日，明督师袁崇焕调祖大寿领援兵抵达山海关。袁崇焕遂同祖大寿统率骑兵，疾驰入援。

初四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遵化为顺天府所属，北邻长城，有洪山口、罗文峪、大安口、马兰峪等重要关隘。先一日，皇太极布置军队从四面八方攻遵化城：镶黄旗额驸达尔哈率本旗攻北面之东，正黄旗纳穆泰率本旗攻北面之西；镶红旗维舜率本旗攻西面之南，正红旗额驸和硕图率本旗攻西面之北；正蓝旗攻南面之东，镶蓝旗额驸顾三台率本旗攻南面之西；镶白旗图尔格率本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喀克笃礼率本旗攻东面之北。各按指定地点，同时发起进攻。后金劝降，遭到拒绝。至是，早晨，八旗兵列阵，竖梯城下，攻遵化城。后金军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守军顽强抵抗。翌日，遵化人“内应纵火” ⁽⁵²⁾ ，后金军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率先登城，后军继之，蜂拥而上，掩杀守兵，四面皆溃，遂克其城。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刭而死。推官何天球等死之。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 ⁽⁵³⁾ 。皇太极攻占遵化城，大赏有功官兵，破格对率先登城的白身萨木哈图授予备御，赐号巴图鲁，并于重赏。其他有功官兵，一律加以封赏。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

同日，赵率教率援兵至遵化。先是，赵率教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遂纵马驰向遵化。至是，赵率教同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一军尽没 ⁽⁵⁴⁾ 。

同日，督师袁崇焕亲率骑兵入援，并亲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带兵由山海关出发。初五日，至抚宁，后金军克遵化；初七日，至沙河驿，报后金军破三屯营。时明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

皇太极命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领备御人员，兵八百留守遵化，他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北京进发。

初十日，袁崇焕率铁骑驰入蓟州。蓟州为顺天府属，“东起山海，西迄居庸，延袤曲折，几二千里” ⁽⁵⁵⁾ ，辖玉田、丰润、平谷、遵化四县，西距北京二百里。先二日，崇祯帝起用孙承宗为中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视师通州。寻崇祯帝召见孙承宗，承宗陈奏保卫京师军事调度言：“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率所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侯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劲地，势若排墙地密而层层接应。” ⁽⁵⁶⁾ 这时袁崇焕得到崇祯帝“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 ⁽⁵⁷⁾ 的谕旨，并作了军事防御部署：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刘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守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袁崇焕自率大军，居中调度策应。袁督师意欲“背捍神京，面拒敌众” ⁽⁵⁸⁾ ，堵塞八旗军西向京师之路。孙承宗、袁崇焕均熟悉用兵方略，其军事筹划，亦约略相同。上述兵事措置，如能有效实施，则不会有己巳京师之围，也不会有袁崇焕蒙冤之狱。

十五日，袁崇焕昼夜兼程，至河西务，议趋京师。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寻机进兵，敌易则战，敌坚则乘，这是万全之策。袁崇焕心肠颇热，一心忠君，没有设防，也没有纳谏。还在十日，崇焕统兵入蓟时，明廷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个人毫无察觉。

但是，事有不测之变：

其一，崇祯帝庙算不定。孙承宗驻守通州后，疏言：“虏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议。袁崇焕之兵，移驻于通近郊，当其东南；满、侯、尤三师，当其西北。则战于通之外，正所以遏奴逼京之路。今驻兵永定门外，则是崇焕之来路，而非奴之来路；驻通则可雇京城，而驻永定则不可雇通，通危而京城亦危。臣在关常闻贼曰：‘（你）从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惧其分也。深入而不反雇，我无以创之也。我分一兵以守通，又分一兵以守（京）城，则通与京城，皆以寡当众，而我无所不寡。臣以为奴既薄通，京城与通之兵，只责之完守，而不责之出战。当责总督刘策守密云，令尤世威率五千兵与满桂、侯世禄联络于顺义之南，袁崇焕列阵于通州左右，不宜逼驻京城。四镇声势相接，贼分攻则分应，合攻则合应，或夹攻，或追蹑，或出奇斫营，或设伏邀击，有机便可一创，否则勿迫其战。今天下之安危在四镇，四镇不一力战，则贼终无已时；一浪战而失，则畿辅将惊溃，而天下危。” ⁽⁵⁹⁾ 上文中的“通”为通州，在京城之东四十里，为京城之咽喉要地。疏入，留中。崇祯帝作出“调通、蓟近将，尾击声援”的谕旨，使危急态势愈加危急。

其二，皇太极兵逼北京。后金军攻占遵化、蓟州后，进入平原，再无险阻。时明朝腐朽，经济凋敝，财源枯竭，边备疏懈。且平原作战，非明军所长，遭遇满洲骑兵，风鹤相警，人无固志，或望风而逃，或一触即退。十一日，皇太极率八旗军从遵化起行，“向燕京进发”。八旗军兵锋锐盛，兵力集中。总兵满桂、尤世禄兵挫西退，督师袁崇焕也引兵难拒。三天之间，后金军“攻蘇（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 ⁽⁶⁰⁾ ，进逼通州。袁崇焕先同八旗军相持于京东马伸桥，“斩获酋长，军威大震”。后袁军急驰西行，先八旗军三日到通州。皇太极“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 ⁽⁶¹⁾ 。于是，宵夜驰驱，西犯京师。

其三，袁崇焕“抱心太热”。他闻敌警之后，率军进关，抵达蓟州，“三日之内，连战皆捷”。按照关内外分责，既未奉调入关，可以坚守山海。但他“忠心捧日”，率军入关；“抱心太热”，进卫京师。十六日，袁崇焕召集诸将会议进取。一些将领力主“径取京师，以先根本”；副总兵周文郁等则主张“大兵宜向敌，不宜先入都”，因为“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袁崇焕断然地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⁶²⁾ 决定直奔京师。次日晚，兵抵广渠门外。

上述因素，相互交错，出现一个结果：明军与后金军的激战，不是在蓟州至通州之间，而是在辇毂坚城之下。

后金军十三日，到蓟州。十四日，到三河。十五日，到通州。

皇太极驻营通州城北。贝勒阿巴泰等分路攻顺义，总兵满桂、侯世禄西退，后到德胜门外扎营。

十七日，袁崇焕深怕后金兵逼近京师，仅率领骑兵九千，以两昼夜，行三百里，由间道急驰，抵广渠门外，寒冬饥馁，露宿扎营。

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烽火遍近郊”。先是，崇祯帝命宣大总督、宣府巡抚和应天、凤阳、陕西、郧阳、浙江各省巡抚，俱“勤王入卫”；至是，又命选“勋戚各带壮丁守城” ⁽⁶³⁾ 。翰林院庶吉士金声荐授游僧申甫为副总兵。申甫收募“市丐” ⁽⁶⁴⁾ 为兵，后申甫身死，全军亦败没。

明辽军到达京师后，袁崇焕积极备战，严明军纪：“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 ⁽⁶⁵⁾ 为严肃军纪，有一兵士曾“擅取民家饼，当即枭示”。为解决粮秣，他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去劫奴营”，但被八旗军哨兵察觉，未能遂计。到十九日晚，袁军夜间露宿，昼缺粮草，士马冻馁，已经两日。于是，后金军攻打北京之战展开。

攻打北京　时北京城重兵，一在德胜门，由侯世禄、满桂屯驻；一在广渠门，由袁崇焕、祖大寿屯驻。八旗兵逼京师后，皇太极驻幄城北土城关之东，其两翼兵分别营于德胜门外至安定门外一带。己巳之役即北京之战，主要在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和永定门进行。

德胜门之战　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扎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以援兵卫守德胜门。崇祯帝曾召赐满桂“玉带、貂裘，封东平侯”。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及右翼蒙古兵进攻德胜门守军。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驰突，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两军冲入，边杀边进 ⁽⁶⁶⁾ 。拼搏厮杀，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射。不久，“世禄兵溃，（满）桂独前搏战” ⁽⁶⁷⁾ 。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兵殆尽。满桂负伤，带“败兵百余，卧关帝庙中” ⁽⁶⁸⁾ 。后开德胜门瓮城，“屯满桂余兵” ⁽⁶⁹⁾ 。

与德胜门激战的同时，蓟辽督师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骑兵在广渠门（沙窝门），迎击后金军的进犯。皇太极派大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带领满洲左翼八旗兵和恩格德尔、莽果尔岱等率领左翼蒙古骑兵数万人，向广渠门明军扑来。袁崇焕仅九千骑兵 ⁽⁷⁰⁾ ，令祖大寿在南，王承胤在西北，自率兵在西，结成“品”字形阵，兵含枚，马勒口，隘处设伏，严阵待敌。

后金军分六队，涌向袁军。后金军的前锋护军，先向南直扑祖大寿阵。祖大寿率兵奋死抵御，后金军前锋受挫。后金军接着又向北直冲王承胤阵，失利。后金军左、右两次冲锋，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再倾骑西闯袁崇焕阵。袁军将士“奋力殊死战”；后金阿济格贝勒所乘“马创死” ⁽⁷¹⁾ ，身受箭伤，几乎丧生 ⁽⁷²⁾ ；阿巴泰贝勒中伏受挫；蒙古额驸恩格德尔等骑兵驱马骤进，“为所败，却走” ⁽⁷³⁾ 。八旗军溃败，明军乘胜追击。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至通惠河边，八旗兵仓皇拥渡，“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 ⁽⁷⁴⁾ 。八旗军溃不成军，败回营去。朝鲜使臣李忔从北京驰启曰：“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奔三十余里。贼之不得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⁷⁵⁾

这场广渠门血战，袁崇焕军与八旗军，自巳至酉，炮鸣矢发，激战十小时，转战十余里，明军终于克敌获胜。督师袁崇焕在广渠门外，横刀跃马，冲在阵前，左右驰突，中箭很多，“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⁷⁶⁾ 。他在与八旗兵搏斗中，马颈相交，奋不欲生。后金的骑兵挥“刀及崇焕，材官袁升格之，获免” ⁽⁷⁷⁾ 。在督师袁崇焕的指挥下，经过京师军民的大力支持和辽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取得广渠门之捷。当夜，袁崇焕亲往受伤官兵处所“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

皇太极在广渠门之败的夜晚，召集诸贝勒会议。（一）议处皇太极七兄阿巴泰贝勒罪，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皇太极命宽宥阿巴泰罪。（二）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和韩岱等“逗留中途”罪，削职罚赎。（三）蒙古额驸恩格德尔、内喀尔喀莽果尔岱等贝勒，念其投诚之功，免削职，夺俘获，仍罚赎。皇太极慨叹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 ⁽⁷⁸⁾

二十二日，皇太极遣被俘王太监带书致明，再主议和。

二十三日，崇祯帝召袁崇焕等于紫禁城平台。崇焕请入城休兵，不准。同日，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

二十四日，皇太极发表“养精蓄锐”自慰话语后，移军南海子，秣马射猎，伺机再攻。

左安门之战　二十七日，袁崇焕与皇太极军又激战于左安门。袁崇焕、祖大寿率军竖立木栅，布阵守城；后金军也列兵布阵，逼之而营。后金军冲锋，明辽军抵御，明军获捷，后金兵败 ⁽⁷⁹⁾ 。后金军曾先后在宁远、宁锦、京师三次败于袁崇焕手下，皇太极虽督军奋战，却不敢浪战。《清太宗实录》记载：“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 ⁽⁸⁰⁾

二十八日，皇太极不敢与袁崇焕交战，便牧马于南海子。后袁崇焕用向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在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后，皇太极移营出南海子 ⁽⁸¹⁾ 。

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详下节）。

当时皇太极并不知道其反间计得逞，他一面先后三次致书崇祯帝议和，一面寻找时机攻夺北京永定门。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再召袁崇焕等于平台。“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 ⁽⁸²⁾ 。袁崇焕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既受到后金的仇畏，又遭到阉党的妒忌。敌人的反间和阉党的诬陷，促使崇祯帝在平台召对蓟辽督师袁崇焕：“缒城而入，乃下之诏狱！” ⁽⁸³⁾

同日，皇太极率军趋北京西南良乡，攻克良乡县城。后金总兵官吴讷格奏克固安县，尽歼其众。

十一日，皇太极遣官祭房山金朝皇帝陵。

十六日，得知明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卢沟桥。明副将申甫率兵卒六千前来抵御，后金右翼五旗兵迎战，将明兵歼灭。而这位副将喋血力战，伤重而死。后金兵继续在京城附近攻掠，距京二十里，又击败一营明兵，并于当晚从捕获的人口中得知，永定门南二里外，驻有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领马步兵四万，结栅为垣，四面环列，枪炮数重 ⁽⁸⁴⁾ 。皇太极遂令诸将士，以三鼓进兵列阵。

永定门之战　十七日黎明，后金军十旗兵齐进，大战于永定门外。时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领马兵四万，在永定门外“四方结栅木，四面列枪炮”，加强防御，“列栅以待” ⁽⁸⁵⁾ 。皇太极率领八旗军“大噪齐进，毁栅而入” ⁽⁸⁶⁾ 。和硕图奋勇当先，一马突入明阵。满桂骁勇敢战，率步骑五千迎战，因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满桂与孙祖寿及参将、游击等三十余人都战死于阵中。明军四总兵——满桂、孙祖寿阵亡，黑云龙、麻登云被擒 ⁽⁸⁷⁾ 。后金军也伤亡惨重，致使皇太极“心伤陨涕”。

这时，后金诸将争请进攻北京城。皇太极认为：明朝“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取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⁸⁸⁾ 。他留下一封信致崇祯帝，重申议和之意，然后移营北京城西北。

广渠门、德胜门、左安门和永定门四战，明军都是同后金军野战争锋，马颈相交，拼搏厮杀。八旗军丢尸弃马，不能越池破城。明军德胜门、永定门两战失利，而广渠门、左安门两战获胜，尤在袁督师指挥下，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皇太极遭到惨重失败。明朝首都北京被围危急，赖袁崇焕率辽军入援，拼死激战，转危为安，否则情势另一番结局。时“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皇太极劳师远犯，久暴兵旅，地冻天寒，粮秣匮乏。皇太极分别在德胜门外和安定门外，发出两封致明帝和议书后，饱掠京畿，退出京师。

皇太极南犯京师的战争，是一场女真军事贵族的残暴掠夺战争。八旗军所到之处，俘获人口，掠夺牲畜，劫掠物资，纵火焚毁，“自遭残破，一望荒原” ⁽⁸⁹⁾ 。其事记载，史不绝书。

“虏骑劫掠，焚烧民舍” ⁽⁹⁰⁾ 。

“纵掠良乡县，俘获甚多”。

“上命自克遵化以来，所获马骡，均赏兵丁，人各一匹”。

“焚通州河内船，约千余只”。

“以俘获牛马赏兵丁，每人马一、牛一”。

“胡将所获男女万余” ⁽⁹¹⁾ 。

据御史张学周、巡按龚一程等奏报，后金军在通州、张家湾、三河共烧毁漕船九百七十七只 ⁽⁹²⁾ 。

北京之战，以明军的胜利和八旗军的失败而结束。袁督师亲率铁骑，日夜兼驰，“应援京师，连战大捷”，危城北京，转危为安。但是，皇太极在军事失利中，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三）皇太极施“反间计”

围绕着北京之役，后金与明朝进行的争局，不仅是一场激烈的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皇太极入主中原，君临四方，急欲之情，跃然纸上。但是，皇太极占京师、取明统的最大军事障碍，是铁城宁远和铁帅袁崇焕。崇焕不去，关外诸城未下，关锦防线未破，入关道路难通。皇太极为实现其军事政治目的，就要绕宁锦、薄京师，设反间计，害袁崇焕。袁崇焕对此似有警觉，他复出时在平台 ⁽⁹³⁾ 受崇祯帝召见，曰：“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咨对说：“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为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 ⁽⁹⁴⁾ 尽管袁崇焕的苦衷受到崇祯帝的慰劳优答，却不幸地言中了自己的悲惨结局。

袁崇焕的每个军事胜利，都把一仇神召唤到自己的周围。

阉党在布置陷阱。袁崇焕入援京师，“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十余日，驰千里，间道飞抵郊外，挺身捍卫京师。但城里阉党编造的“崇焕勾建虏”流言四起，阉孽刑逼某木匠诬袁崇焕为奸细 ⁽⁹⁵⁾ 。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伊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与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随班末，不谓就日辰刻，文瑞（等）七人走矣！” ⁽⁹⁶⁾ 锦衣为何地，奸细为何人，七人竟袖手而走？可见为着杀崇焕，不惜设陷阱。姚宗文早在天启时附阉党，与原抱奇表里为奸，为打击袁崇焕而设置政治陷阱。

市民在传布流言。在通州时，崇焕没有和后金兵交战，后金兵直趋京师。京城里的谣言四起，说袁崇焕召来了后金兵。崇祯皇帝被谣言所惑，疑上加疑，这给皇太极施反间计提供了可乘之机。

后金在密室策划。早在“己巳之变”以前，汉人降金副将高鸿中就向皇太极奏言：“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 ⁽⁹⁷⁾ 所谓方略，疏未言明。李霨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中记述：时为章京范文程，从跸入蓟州、克遵化后，见督师袁崇焕重兵在前，即“进密谋，纵反间” ⁽⁹⁸⁾ 。故皇太极在左安门之败的第二天，设下一个政治圈套——“反间计”。

先是，后金大军屯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⁹⁹⁾ 。便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等对杨春、王成德监守。高鸿中、鲍承先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很快成功，太监杨春等假装躺卧窃听，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故意放纵了杨太监，杨太监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奏报了崇祯皇帝。

此事，《清史稿·鲍承先传》记载：

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¹⁰⁰⁾

杨太监纵归明宫后，将在后金监所中的窃闻，“详奏明主”。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以“议饷”为名，召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入见。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因城门不开被用筐装载，以绳系吊到城上。袁崇焕到宫城平台觐见崇祯皇帝。《崇祯长编》同日记载：“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黑云龙等，锦衣卫堂官召对，逮督师袁崇焕于狱。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此事，《明季北略》记载较详：“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上命桂解衣验示，着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¹⁰¹⁾ 督师袁崇焕当即被逮捕，下锦衣卫狱。崇祯帝命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并命祖大寿、黑云龙会同马世龙等抗敌立功。

袁崇焕下锦衣卫狱，是阉党进行翻案活动，排挤东林党，首先打开的一个缺口。阴谋的发起者是温体仁和王永光，“永光与体仁合，欲借崇焕狱，株连天下清流” ⁽¹⁰²⁾ 。吏部尚书王永光是魏忠贤遗党。诸群小合谋，日乘机报复。御史高捷、史尝以“通内自诩”，阉党失败后，“皆以得罪公论革职”，而王永光力引二人，又被大学士钱龙锡所阻，三人大恨。他们“谋借崇焕，以及龙锡”。机陷钱龙锡，尽倾东林党，摧抑正人，排挤忠臣。但他们力量不够，要借助于中官权臣。

先是，辽东阉党毛文龙岁饷百万，多半不出都门，落入权臣私囊。魏忠贤的干儿毛文龙被袁崇焕斩后，权臣失去巨贿。又在后金军围城期间，戚畹中贵在京畿的“园亭庄舍，蹂躏殆尽” ⁽¹⁰³⁾ ，便一齐迁怒于袁崇焕。因此，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合谋倾覆袁崇焕。袁崇焕成为阉党与东林党斗争的焦点，在阉党与东林党对垒中，“日与善类为仇”的温体仁，成了阉党余孽的挂帅人物。

温体仁与毛文龙是同乡，因文龙之死深衔袁崇焕；又曾贿赂崔呈秀，诗颂魏忠贤，被御史毛九华所劾——于是就同高捷、史结为心腹。当时崇祯帝恶言党争，“体仁揣帝意”，标榜自己为“孤臣”。崇祯帝觉得“体仁孤立，益向之”。温体仁既受到崇祯帝的信任，又得到阉党余孽的支持：“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先诬奏袁崇焕，“敌逼潞河，即密参崇焕”。温体仁在与其幼弟书信中说：“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 ⁽¹⁰⁴⁾ 他权欲熏心，亟谋入相，所忌惟大学士韩与钱龙锡二人。温体仁先后五次上疏，请崇祯帝杀督师袁崇焕：“体仁五疏，请杀崇焕。” ⁽¹⁰⁵⁾ 尔后，温体仁便借袁崇焕事挤去韩和钱龙锡而居其位。但是，阉党余孽如果没有崇祯帝的支持，他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崇祯帝的昏暴铸成了袁崇焕的冤案。“怀宗自视聪明，而实则昏庸” ⁽¹⁰⁶⁾ 。尽管后金的反间和阉党的诬陷，内外呼应，同恶相济，但他们只有通过崇祯帝的昏暴才能得逞。崇祯帝即位之初，想望治平，励精图新。然而整个崇祯朝，仍是一个“主昏政暗”的朝代。崇祯帝对廷臣，时信时疑，亲疏无常，“败者升官，胜者误罪”。如对袁崇焕，先是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赐尚方剑，及其入援京师，又赐玉带、彩幣。当阉党的流言、后金的蜚语，灌进崇祯帝的两耳之后，他就猜疑袁崇焕。崇祯帝将在德胜门打了败仗的满桂封赏，却将在广渠门和左安门打了胜仗的袁崇焕下狱，完全是功罪倒衡，自毁长城。

崇祯帝刚愎自用，偏听专断。阉党余孽开始权力并不大，如温体仁为礼部侍郎，高捷和史为御史。而东林党掌握津要，如袁崇焕入狱时的内阁大学士，除韩晋太傅外，仅李标、钱龙锡、成基命和孙承宗四人，均为东林党人。六部尚书也多为东林党人或倾向东林党人。当时阉党余孽官职低、实力弱，声名狼藉、不得人心。但是，阉党余孽紧紧地抓住崇祯帝，依靠崇祯帝，来打击东林党人。“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绍述逆阉之政者也。袁弘勋、高捷、史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 ⁽¹⁰⁷⁾ 。他们依恃崇祯帝，彼此援引，上下交结，先拆毁东林党所依靠的长城：遵化刚失，兵部尚书王洽以“桢（侦）探不明” ⁽¹⁰⁸⁾ ，下狱（后死狱中）；敌在城下，督师袁崇焕被诬为“诱敌协款”，也下狱。与此同时，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工部尚书张凤翔相继落狱论死，后遣戍边卫 ⁽¹⁰⁹⁾ 。阉党余孽逐渐掌握六部的实权。继之，在温体仁和阉党攻击下，崇祯帝将东林党大学士一个一个地解职。大学士钱龙锡是个例子。袁崇焕被逮的第五天，御史高捷即疏劾称：钱龙锡与袁崇焕相倚，钱龙锡是袁崇焕“诡计阴谋发纵指示”者，是祖大寿敢于提兵出走“挑激之妙手”。钱龙锡一疏再疏，自行申辩：“崇焕初在城外，阁中传奉圣谕、往来书札，多从城头上下，崇焕既拿之后，孰敢私通？祖大寿两重严城，谁能飞越，施挑激之妙手？” ⁽¹¹⁰⁾

大学士钱龙锡因受到攻讦而辞职，阉党余孽并不因龙锡去职而罢手，还要将他致之于死地。崇祯帝命逮捕去辅钱龙锡于家。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款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简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袁崇焕将“斩帅”、“讲款”二事的责任，由自己承担，不牵涉大学士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事下中府九卿科道会议，与会者有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李腾芳、兵部尚书梁廷栋、刑部尚书韩策、工部尚书程启南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六科道官员等六十余人。会议结果，疏上略谓：“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意不专在诛僇可知，则杀之自属崇焕过举。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虽不敢担承，而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埸安危，而不能抗疏发奸，何所逃罪。但人在八议，宽严当断之宸衷。” ⁽¹¹¹⁾ 上疏，既肯定龙锡的责任，又对其进行开脱。崇祯帝以钱龙锡“无逆谋，令长系”。后遣戍定海卫。

东林党受到沉重打击，阉党之祸从此益炽。开始形成以周延儒、温体仁为首的反东林新内阁。先是周延儒任首辅，“延儒柄政，必为逆党翻局” ⁽¹¹²⁾ ；不久，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朝政越发不可收拾。

崇祯帝“太阿独操”，专制暴戾。他在平台下令逮捕袁崇焕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年七十，“独叩头，请慎重者再”。崇祯帝不信士流，而信内臣，拒不纳谏。成基命又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 ⁽¹¹³⁾ 崇祯帝仍执迷不悟。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关外的将士吏民，也“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钱家修冒坐牢之险写《白冤疏》，称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后任山东巡抚石衲曾道：八旗军围攻北京城时执捕袁崇焕，是“兵临城下而自坏长城”！崇祯帝闻此，复欲用崇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在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关键时刻，崇祯帝支持阉党余孽，将袁崇焕逮捕杀害，使政局急剧逆转。另如成基命一次谏言，自辰至酉，跪在会极门外，长达十二小时未起，足以画出崇祯帝独裁昏暴的形象。朝鲜人评论崇祯帝对此事的处理说：“不信士流，而信内臣，驯致祸乱，为千古烱戒。其失在于不知人，而非士流之罪也。” ⁽¹¹⁴⁾ 所以，康有为“间入长城君自坏，谗多冤狱世无穷”的诗句，说明毁坏长城和袁崇焕冤案的责任在崇祯帝。袁崇焕愚忠，他在《南还别陈翼所总戎》诗中云：“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 ⁽¹¹⁵⁾ 臣忠被君疑，惨遭祸杀身。袁崇焕的冤死，不仅标志着东林党末运的开始，而且标志着崇祯帝“新政”的结束。

袁崇焕被捕后，将士一片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上则炮石乱打，辽军官兵多骂詈之言。部将祖大寿在旁见袁崇焕被缚下狱，股栗失措，回营后即同副总兵何可纲领兵一万五千人离京出关。孙承宗派游击石国柱以手书慰谕祖大寿，其众兵泣曰：“应援京师，连战大捷，指望厚赏，谁想城上之人，声声口口骂辽将辽兵都是奸细。故意丢砖打死辽兵三名。城内出来选锋，砍死辽兵六名。彰义门将放拨的辽兵，作奸细拿去杀了。阵亡者死而无棺，生者劳而无功，败者升官，胜者误罪，立功何用？” ⁽¹¹⁶⁾ 十四日，兵部差人持从狱中取袁崇焕手书，孙承宗命即送给祖大寿。但祖大寿已回往锦州。使臣追及山海关外，出示袁崇焕手书，祖大寿才下马捧泣，一军尽哭。为了立功赎袁崇焕，祖大寿疏言：“十一月初三日，进山海关，随同督师星驰。途接塘报，遵化、三屯等处俱陷。则思蓟州乃京师门户，堵守为急。初十日，统兵入蓟。三日之内，连战皆捷。又虑其逼近京师，间道飞抵左安门外扎营。二十日、二十七日，沙窝、左安等门，两战皆捷，城上万目共见，何敢言功？露宿城壕者半月，何敢言苦？岂料城上之人，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谁调你来？故意丢砖，打死谢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无门控诉。选锋出城，砍死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彰义门将拨夜拿去，都作奸细杀了。左安门拿进拨夜高兴，索银四十六两才放。众兵受冤丧气，不敢声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又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拥臣东行。此差官所目击者。及到山海关，阁部孙承宗差总兵马世龙赍捧圣谕将到，传令扎营于教军场迎接。众兵眼望家乡，齐拥出关。臣即止于关外欢喜岭，同所统官旂人等，听宣读毕，皆痛哭流涕，举手加额。臣因众军感泣，谕之曰：‘辽兵素受国恩，颇称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宽宥，若不建功，何以生为？’众军闻言，又复泣下，务立奇功，仰答圣恩于万一矣！” ⁽¹¹⁷⁾ 祖大寿即日回兵入关。后会同马世龙等收复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但阉党分子继续交章攻击，遂使崇祯帝下决心处死袁崇焕。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五日，崇祯帝谓：“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十六日，未刻，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等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师，纵敌人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麻，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¹¹⁸⁾ 明廷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失误封疆”等罪名，将率师入卫北京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二千里。

“崇焕无罪，天下冤之”。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2日），袁崇焕在西市含冤磔死。袁崇焕身戎辽疆九年，“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其“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袁崇焕披肝沥血，跃马横戈，血洒京师，垂馨千祀。后藤县知县边其晋在追念袁崇焕的《藤江即事》诗中写道：“总制三边袁元素，擎天柱石人争慕。只因三字莫须有，万里长城难巩固。” ⁽¹¹⁹⁾ 袁崇焕的冤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且表明东林党在政治上的再次失败。东林党在天启四年（1624年）失败，后熊廷弼被弃市；尔后，“朝政混淆，谄谀成风，日以谋害诸贤为计，而国事有不可言者矣” ⁽¹²⁰⁾ ！东林党在崇祯三年（1630年）的再败，袁崇焕被磔于市。袁崇焕死，小人竞起，党争更趋激烈，益修门户之怨。举朝事之异己者，概坐“焕党”，加以报复，或置之重典，或许削职去。后礼科给事中冯元飚疏道：“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朝政日隳，边政日坏！” ⁽¹²¹⁾ 朝鲜史书对袁崇焕之死，也不乏见解，认为崇祯帝不信士流，而任佞臣，“其失在于不知人，而非士流之罪也！”故史臣断言：崇祯帝对“袁崇焕辈任之不终，终以此亡也” ⁽¹²²⁾ ！似应说明朝亡祚原因很多，但“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确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朝鲜特进官李廷济也认为：“崇祯皇帝若在平世，则足为守成之主，而如袁崇焕辈任之不终，终以此亡。” ⁽¹²³⁾ 因此，袁崇焕冤狱就是给崇祯朝政治窳败作出了结论。《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发明》论道：“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其率兵勤王，有功无罪。庄烈始则甚喜，甚至倚若长城。一闻杨太监之言，不审虚实，即下崇焕于狱，寻至磔死。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古今来被绐而偾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庄愍此举之甚者。”并感慨道：“刑章颠倒，国法何存？岂惟不知将将之道，抑亦大失御下之方矣！” ⁽¹²⁴⁾ 袁崇焕之死是明末一大冤案 ⁽¹²⁵⁾ ，皇太极的用间，竟被明朝信以为真，此事到清朝才真相大白。时明朝做出这等蠢事，表明昏君奸臣乱政，国事日非，边事日坏。《明史·袁崇焕传》评论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北京之役为题目，既施“反间计”杀了袁崇焕，又夺取北京畿东永平等四城。

（四）且战且退　夺弃四城

后金天聪汗皇太极施行“反间计”得手后，却攻北京城不下，长途远袭，将近三月，隆冬寒天，星餐露宿，兵疲马饥。明朝勤王军队，陆续集结，反客为主，四面包围，准备反攻。于是，皇太极决定大军撤退。后金军在东撤的过程中，先后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等。明朝与后金，先是明军亦攻亦进，后金军且战且退；继是两军在永平等四城，其夺与守、攻与弃，进行得十分激烈，也十分残酷。最终，后金军撤出关内，退回沈阳。

先是，崇祯帝在闻报后金军攻破大安口后，召前大学士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袁崇焕下狱后，命孙承宗移驻山海关，满桂死后又命马世龙为武经略、总理援军，寻总兵祖大寿统兵进入关内，勤王之师也陆续云集畿东一带地区，明朝形成强大的反击后金军退入京畿的军事包围圈。

皇太极已经看清不宜在京师久留的军事态势，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率主力部队撤离北京。先是，皇太极派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萨哈廉及总兵官扬古利等率兵三千，略通州一带，攻克张家湾，作为后金军东撤的先头部队。明京师北京以东、山海关以西，为顺天府和永平府。顺天府领有五州二十二县，永平府领有一州五县（详见后文）。后金军在顺天府地区，军事活动地域主要在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香河，通州及所属三河、漷县，涿州及所属房山，昌平州、蓟州及所属玉田、丰润、遵化等。后金撤离北京城后，在顺天府地区，主要激战的战场，先在蓟州，后在遵化。

二十七日，皇太极遣岳讬、萨哈廉、豪格三位贝勒，率兵四千，往围永平。同日，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等，率护军及火器营兵五百名，往视蓟州情形。途中与明来援的山海关兵五千，在蓟州城外二里处相遇。明军城外立营，环列枪炮；后金军冲入，展开厮杀。代善指挥左翼护军攻明营东面，皇太极指挥右翼护军攻明营西面。明军列阵放炮，奋勇抵御。后金军正红旗、镶红旗护军，面对强敌，规避退缩。贝勒杜度受伤，贝勒阿济格战马被创死，游击额尔济格、吴尔坤等皆战死，其他士卒，死伤很多。两红旗护军临阵退缩，后受到惩罚。后金军通过蓟州后，向遵化行进。二十八日，后金得报：破墙入塞后已降后金的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抚宁、滦阳营等十一城，都叛后金，重新归明。后金参将英俄尔岱自遵化报告：“密云总督、蓟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夹攻。我兵出御敌兵，斩杀甚众，敌遂却。” ⁽¹²⁶⁾ 遵化形势，极为严重。皇太极在歼灭明军后，继续率军东行。

后金军东撤之后，仍然占据着遵化。遵化城临近马兰关、大安口、罗文峪关、洪山口、龙井关、松亭关等长城重关要隘，其中大安口与龙井关是后金军攻入塞内的隘口，也是后金军准备退路的隘口。所以，京师顺天府属的遵化县城，是明朝与后金必争之地。明军进攻遵化的激战，以兵部尚书刘之纶最为突出。翌年正月二十一日，明兵部尚书刘之纶统兵八营、副将八员、游击十六员等进攻遵化，将后金蒙古喀喇沁贝勒布尔噶都围困，遵化城守贝勒杜度急求支援，皇太极派兵前去增援。后金兵发炮轰击明军大营，明军栅破营毁，明副将丁启明等被俘。此役，明总兵刘之纶败没。

刘之纶，家世务农，采樵卖薪，勤奋好学，号“刘圣人”。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喜好军事，研制器械，用木料制作西洋炮。后金破塞，京师戒严，被破格授为兵部右侍郎。他在满桂战死后，自请统京营兵，不许；又请领关外四川兵，也不许。他招募万人，分为八营，东行，到通州，守城官不接纳，冒雪宿古庙中。言官攻击他“逗留”，便上疏：“小人意忌，有事则诿卸，无事则议论。”时永平陷，他率兵分八路，攻遵化。后金兵从遵化出城，驰骋，冲锋；刘之纶督军迎战，发炮，还击。二十二日，后金三万精骑赶到，大炮与箭矢齐发，之纶兵溃。左右劝他结阵徐退，刘之纶说：“毋许言！吾受国恩，吾死耳！”严令击鼓再战，双方飞矢四集。之纶解下所佩印绶，交给家人，说：“持此归报天子！”遂死。一军皆哭，拔营野战，兵败，皆死 ⁽¹²⁷⁾ 。

后金军在遵化取得胜利后，往永平府推进。永平府，元永平路，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永平府，领一州、五县即滦州和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县 ⁽¹²⁸⁾ 。永平府“西接蓟门，东达榆关，负山阻海，四塞险固” ⁽¹²⁹⁾ 。永平控扼山海关地带长城关隘，位处冲隘，势踞险要。后金夺占永平，进可以对山海关形成夹击之势，退可以打开回师沈阳的通路。

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初一日，后金军越榛子镇，降沙河驿，抵滦河。初二日，至永平。是夜，八旗军十旗兵，环城立营，准备攻城。时哨报原降金汉人刘兴祚，叛金降明，现在城中。皇太极决定捉刘兴祚，破永平城。遂派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率兵前往，擒刘兴祚。初三日，阿巴泰等追击刘兴祚一行，经过激战，刘兴祚死，后金兵将其衣服剥光，巴克什库尔缠曾与兴祚友善，以衣被覆盖其尸。皇太极命将兴祚碎尸暴野；并命副将阿山、叶臣选部下猛士二十四人，到汗营帐。天聪汗说：攻城登梯时，须四人先登，每旁各令两人立后，次令四人速登，又次令十六人络绎而登，然后阿山、叶臣亲登。其后令每旗官一员率兵一千助之。初四日晨，后金兵列梯牌，进攻永平府城。城上施放火炮药箭，后金兵拼死顽强攀梯等城。城上炮火猛烈，后金登城失利。双方激战到夜，北城火药爆发。后金登城勇士，冒死乘势登城。黎明，城破。后金军环立城上，明兵备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等皆仰药自尽 ⁽¹³⁰⁾ 。同知卢化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中军程应奇、守备赵国忠、东胜卫指挥张国翰、乡绅中书舍人廖汝钦、诸生韩原洞、武举唐之俊等都战死 ⁽¹³¹⁾ 。阿山、叶臣及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被皇太极誉为“我国第一等骁勇人也” ⁽¹³²⁾ ，并传旨：“后遇攻城，勿令再登。”其意思是保护登城立功之人。后来为此，皇太极向众贝勒讲述《史记》中吴起为士卒吮痈的故事。故事说：吴起吮其卒的痈脓。该卒的母亲哭之。有卒问道：“汝子痈而将军吮之，为何哭呢？”其母道：“此子之父被创，吴将军吮之，遂亡于阵。吾恐此子亦如其父之死也！是以哭之。”皇太极告诫诸贝勒要爱惜立功兵士。他对降服的明朝官员，给予官爵，厚加赏赐，以分化彼方营垒，壮大自己势力。后金攻占永平城，明人认为有人做内应：“大清兵破永平先一日，有伏文庙承尘上者，晨出登城；守将杨春左右之。兵备副使郑国昌觉其意，击杨春死。须臾，北城楼火发，城遂破。” ⁽¹³³⁾ 明朝失陷永平城。

黎明，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游击高鸿中、前阵获明总兵官麻登云等执黄旗于城上，通谕官兵百姓，俱令剃发降顺。皇太极为收揽人心，消弭汉人反抗，宣令：“勿杀城中官员，官民俱令剃发。”初六日，皇太极既攻克永平府城，便在城东门外山冈驻营。他又率诸贝勒大臣进入永平府城，环视城容，受民欢呼。他对降官、降将，甚为宽大。对明布政使白养粹，以所服黑狐皮衣授之；对率先投降五位官员，也各授貂皮衣一袭；投降户部郎中陈此心，奏请抱病图报，皇太极则说：汝欲归则归，欲留则留！不要因病，尔勉强之 ⁽¹³⁴⁾ 。皇太极命白养粹为巡抚，管理永平府所属地方；命原明革职官员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统领本城兵四百人，给予马匹、甲胄、弓矢；贾维钥为永平兵备道副使，原卢龙知县张养初为永平府知府兼知县事，原同知魏君谟为滦州知州。他们感激涕零，表示要为后金尽心出力。对明朝的士兵，可“收其军器，各放还原籍”，一般汉民则“纵庄村百姓，各还其家”，使其“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 ⁽¹³⁵⁾ 。后又规定“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

天聪汗皇太极留下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镇守永平城，自率大军向山海关回军。

后金军占领永平府后，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先对其所属州县进行招降。对拒降者，分时分兵，相机进取。在永平府所属滦州，争夺极为激烈。于迁安，初八日，后金军占领永平后，别遣一军，进攻迁安，明军不敌，城被攻破。后金军攻破迁安后，进攻滦州。十二日，滦州守兵不敌，城破。知州杨燫自缢，城民焚香出迎 ⁽¹³⁶⁾ 。“初，滦州自正月初五日，武生李际春结众谋外应，知州杨燫自缢。初八日，际春以城降于大清” ⁽¹³⁷⁾ 。因迁安、滦州相继投降，十七日，命固山额真纳穆泰、和硕图、图尔格、顾三台，各率本旗兵，驻防滦州。进驻前，皇太极命令：“汝等往视情形，若城内人民效顺，便可入城；倘犹抗逆，以计图之。不可图，则以梯攻。如城中兵力尚强，不得遽攻，当即还师。”后金军进入滦州后，“分城中房舍，满洲、汉人，各居其半” ⁽¹³⁸⁾ 。城中库银仅有四百七十两，仓粮尚有万石。当天，命令由贝勒岳讬、豪格率兵千人，携前俘获人口、赶阵获马匹共三千余，返回沈阳。

后金军在永平府属州县内，遇到最顽强抵抗，并始终没能攻占的是昌黎县与抚宁县。于昌黎，正月初八日，命蒙古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四部兵，进攻昌黎。时昌黎县令左应选刚到任，闻警之后，登城四望，传谕百姓，同力抵御，闭城门，集溃卒，练民兵，治火药，列炮于城，誓师固守。后金进兵前宣布：“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

后金兵七千余人至昌黎县城东关公庙前，分三营围攻。内有永平生员陈钧敏、王钰率十余骑，执黄旗到城下招降，知县左应选当即拒绝，严词怒斥。初九日，皇太极遂遣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蒙古兵排梯七十余架，用火炮火箭攻击，为明兵所败。初十日，又命大臣达尔哈、喀克笃礼等领兵千人，排梯三十，昼夜攻城，仍不能奏效。十一日，再排梯四十余架，攻城西南。攻城愈急，守城愈坚。十二日，后金增兵，继续攻城。十三日，后金军排梯百架，配以火炮，四面攻城，激战十时，苦守不破。于是，令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东，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攻其北。他们都把云梯布设城下。军士将要登城时，城上滚木礌石、火炮鸟枪齐发，火燎梯折，难以进攻。派遣降民李应芳说降，亦被左应选诱而杀之。欲凿城而入，又缺锹镐。代善以不能攻克，遣人驰奏。于是焚其近城庐舍，撤离县四十里，往柳河诸处安营。蒙古军竖梯攻城，被坠城下 ⁽¹³⁹⁾ 。皇太极命增派达尔哈、喀克笃礼等率兵千人驰援。达尔哈等昼夜攻城，不克。昌黎旁太平寨，攻之又未克。皇太极自慰地说：“若我兵攻克昌黎，如此小寨，自来归顺。彼闻昌黎坚守不克，是以不降。”且谓：“既降之后，我或舍之而去，明兵复来，又将受戮。其不敢降，亦无足怪也！” ⁽¹⁴⁰⁾ 同昌黎样，于抚宁，明祖可法驻守。正月十九日，后金军攻抚宁，未下。后多次攻城，均没有攻占。此外——

于乐亭：城中军民，四门严闭，城上四周，布设滚木。后金派人前去招降，招之不答，也不出怨言，而请稍待，以拖延时间。

于石门：“石门之战，副将官惟贤、游击张奇化力战阵亡，所伤止三百余人。而长安讹传损兵万计。” ⁽¹⁴¹⁾

于建昌：十二日，建昌营参将率众降。后金赐建昌参将马光远貂裘、黑狐帽等，后升其为副将。

于三屯营：天聪四年正月二十日，据报，明杨姓总兵重占三屯营。其附近汉儿庄、喜峰口、潘家口、洪山口都投归明军。皇太极急派达海、穆成格、石廷柱领兵前往侦察，又派所获生员持书前往招降。明军拒绝，后金攻取汉儿庄。

于马兰峪：马兰峪明军已降复归。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围攻马兰峪，守将金日观求援，马世龙派兵前往。经过激战，守住关城。二月初三日，后金军二千余骑兵再攻马兰峪，仍未克。皇太极派军前往，列炮及药箭攻城南北两面，城楼着火，城被毁。后金日观以保全马兰峪及恢复大安口之功，晋秩左都督，并任副总兵。

于三屯营：后金兵数万骑薄三屯，半据四面山上，半攻城，守城官兵进行抵抗。

皇太极自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日率军攻明，后抵北京，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诸城，至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初二日率军回到沈阳，其间整五个月。皇太极回师之前，留兵固守，对已经占领的顺天府遵化和永平府的永平、滦州、迁安四城，进行部署：

于永平府城，派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偕文臣索尼、宁完我、喀木图，率领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官兵镇守。后于三月初十日，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贝勒硕讬率兵五千，前往永平换防——代贝勒阿巴泰等，镇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地方。此事，明人记载：三月十六日，“大清元帅由经山口入。是日，进永平。所调鱼皮兵，约有数万，分驻滦、迁” ⁽¹⁴²⁾ 。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率所部大兵，携带掳掠人口、牲畜、金银、器物等，开始起行回沈阳，由二大贝勒阿敏、贝勒硕讬统领后金镇守永平等四城的军队驻守。

于滦州城，命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官兵镇守。

于迁安城，派文臣鲍承先、白格，率镶黄、镶蓝二旗官兵镇守。

于遵化城，命察哈喇为帅，偕文臣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 ⁽¹⁴³⁾ 。

皇太极率领后金军主力撤回沈阳后，明军开始了对后金军占领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的军事反攻，后金军统率阿敏则弃守永平等四城。

明廷重新部署了防务。先是，起用孙承宗为督师，特设文武两经略，以兵部尚书梁廷栋、总兵满桂为之，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兵。又任命旧帅王威、尤岱、杨御蕃、孙祖寿，出罪帅马世龙于狱，都以原官立功。崇祯帝命大学土孙承宗移镇山海关。诸将闻孙承宗、马世龙至，都愿受其节制。寻祖大寿也统兵进入关内。

时孙承宗驻山海关。山海关西南三县——抚宁、昌黎、乐亭；西北三城——石门、台头、燕河。以上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都被明军据守。后金关内的军队，主要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而以永平为总部。

其时，明朝关内形势相当严峻：首先，京畿地区遭到后金军的蹂躏。损失：“自遵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间城池之破坏，男妇之屠戮，畜产财帛之掳掠，庐舍之焚夷，官与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几。” ⁽¹⁴⁴⁾ 其次，明军粮饷严重短缺。督饷御史沈犹龙奏：“今敌据永平，横截内地，关宁烽火，不通饷道久绝。山海五月无饷，犹能枵腹荷戈，为国家守此一块土，然岂可长恃哉！” ⁽¹⁴⁵⁾ 复次，袁崇焕下狱后，辽军战斗力受到极大损失。

但是，明朝官民，决心抵抗，收复失地，重振皇威。在遵化、永平之间，数月以来，各省勤王官兵，云集蓟门，准备反击。

正月初三日，辽东总兵祖大寿带领马步官兵三万余人入关。传谕：“凡夺回车辆、财物，尽给本人，且加赉十金，以酬死力。若山海失守，家亡妻子为掳矣！众俱慷慨听命。” ⁽¹⁴⁶⁾

祖大寿统率辽军同关内明军形成合力，誓夺回永平等四城。

明朝与后金两军，在永平府等四城进行的攻守战，首先在遵化城拉开序幕。

先是，原明革职道员马思恭投降后金被封为巡抚，但他潛派其孙女婿往蓟州，向明军秘报：“遵化城中，无满洲精锐，止余伤残兵卒，且亦无多。” ⁽¹⁴⁷⁾

明军的部署：总理马世龙集诸将统率官兵在西面，总兵祖大寿在东面，对永平形成夹击之势，并以轻兵袭遵化，由蓟州而遵化，由遵化而三屯，然后马世龙与祖大寿约期会战，使后金军首尾不顾，以建奇功，恢复四城。明副将官惟贤，参游陈维翰、张奇化、李居正、王世选、王成、李益阳、张世杰等，都赞成马世龙的作战意图，并挺身愿行。马世龙于是选诸镇精锐，委派官惟贤等统兵向遵化进发。官惟贤统领明军行至遵化城外波罗湾地方，城内后金军合营迎击，明军前锋奋勇鏖战，后金军不敌，退入遵化城内。明军后队追到城下，城上矢石如雨，明军不能前进。后金军又整兵出城，冲向明军，明军与后金军，施火炮、火箭互击，各有死伤，明军副将官惟贤、游击张奇化中流矢身亡。明军至夜方收兵。

后金派人到山海关向孙承宗、祖大寿递交议和书，孙承宗命祖大寿斩之，以示决战到底。

三月十三日，“辽镇祖大寿选兵三千，于十一日戌时，令参将郑一麟、曹恭诚，游击祖泽润、韩大勋、赵国志等率之，往抚宁。随檄驻防建宁参将刘应选等从北而南为右翼，又檄驻防乐亭参将张存仁从南而北为左翼。次日，令副总兵张弘谟、参将祖大乐、游击罗景荣等各领马兵二千骑续进策应。又次日，令副总兵金国奇，参将黄龙、汪子静，统领各营步兵，留守关门。祖大寿亲统副总兵何可纲、坐营都司吴襄、游击祖泽洪等继诸兵后为中权，以午时抵抚宁。令黄惟正等在背阴铺峪中设伏，储定邦等在芦峰口南北设伏。大寿率何可纲、张弘谟、祖大乐、祖泽洪、罗景荣及都守孟继孔、梁邦弼、刁儿计、靳国臣等结阵中途，遣红旗守备丁思信、楚计功，领拨夜二百，前抵双望挑战，引入伏中，各兵四起奋击。右翼参将刘应选等十二将，倍道疾驰及之。自午至酉，交十数阵，转战三十余里，渐近永平城。城上枪炮震发，各门突出精骑接战。左翼参将张存仁等三将亦至。大清兵奋勇截杀，势不可当。诸将知猝未能破城，收兵回抚宁” ⁽¹⁴⁸⁾ 。

明军先在永平、滦州外围，诸关口城寨，将逐个收复。四月初四日，总理马世龙会同总兵宋伟、副总兵谢尚政、曹文诏、金日观等领兵出石门，晚至马兰峪，翌早往攻大安口，破之。二十三日，祖大寿派谍工二人，一到投降后金知府张养初处，另一到降金明将孟乔芳处，打探后金军队、军马实情，被告发，斩于市。明军各方军队汇集后，开始准备进行永平——滦州的攻坚战。

永滦之役，明军作了周密部署：派一支军队攻遵化，断绝永平与滦州的援军；派另一支军队攻迁安，剪断永平与滦州的羽翼；集中兵力，攻打滦州；先克其弱，再及永平。

时崇祯帝急于收复四城，告慰庙社。先是，后金遣人至开平监纪主事丘禾嘉、丰润总兵尤世禄营议和。并请奏白枢辅孙承宗及中枢杨廷栋，尤世禄竟然上奏崇祯帝。崇祯帝予以切责，并催促孙承宗进兵。孙承宗因做部署：“檄马世龙驻丰润待合击，朱梅、靳国臣取迁安，王维城、马明英、张国振、孙承业、刘邦域等趋滦州，牵迁安之南，援何可纲；申其祐、岳维忠等分营双望各山，缀永平之师；刘法、刘启职屯滦州之莲泊，为声援；承宗亲至抚宁，祖大寿自开平会之，令各营同时并进。” ⁽¹⁴⁹⁾

初九日，夜，明军攻滦州。后金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代等，各据信地，矢石抵抗。城守军出城，同明军拼搏，明军被迫退到壕外。明军在火炮掩护下，竖立云梯，一人执纛，冒死登城。后金军坚守城垣，杀死执纛明兵。明军登城稍却，继续发炮轰击。永平阿敏、硕讬遣图赖、阿山等护军，连日乘夜袭击明军步兵营；又遣巴都礼等率数百人往援滦州。巴都礼等突围进击，夜半进入滦州。明军又发红夷大炮，猛烈轰击城垛。炮火击中滦州城楼，烈火暴燃，城楼焚毁。激战到十二日夜，滦州守军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代等见官兵伤亡惨重，力不能支，冒雨弃城，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结队溃围，冲出城外。明军横加截击，给予杀伤。后金滦州守军，“阵没四百余人，余悉奔至永平” ⁽¹⁵⁰⁾ 。

孙承宗奏报：辽镇总兵祖大寿，于五月初六日，从抚宁进兵。初七日，进抵乐亭。初八日，进行准备。初九日，以马、步二万，分为三股，同永平道张春，进至运泊店。又同监纪主事丘禾嘉相为犄角。臣所招立的义兵游、都、守、把刘喆、采三畏、邵思忠、刘启职等四万余人，陆续前追。初十日，兵薄城垣，开始攻击。至亥时，回大营。十一日，总理马世龙，总兵尤世禄、吴自勉、杨肇基、杨麒、王永恩等四镇，合马步万人俱至滦州，与祖大寿师会。各路大军，分地合攻。马世龙军攻城西门，祖大寿军攻东北面，各杀其退缩不前者二人，以激励全军奋进，明兵薄城，伤而复进。祖大寿令发射大炮，猛击城上，重炮连轰，城墙倾圮，激战到夜晚，明兵开始登城，滦州城破，明军胜利 ⁽¹⁵¹⁾ 。

滦州之役，明军直接投入作战兵力八万人，其中祖大寿军三万人，马世龙军一万人，援军四万人，而后金滦州守军约二三千人。后金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各驻防地，分陴固守，屡败明兵，驱之壕外。此时，二大贝勒阿敏、硕讬在永平得到滦州被围的消息，只派大臣巴都礼率兵数百人增援滦州，为明兵所歼。阿敏擅自将迁安守兵与县民撤出，入永平府。明兵以红夷大炮攻城，击坏城垛，城楼焚毁，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力不能支，遂于十二日夜弃滦州奔永平 ⁽¹⁵²⁾ 。时值天下大雨，后金军不作抵抗，惊慌撤退，秩序大乱，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结队而行，到处遭到明兵截击，阵亡达四百余人。

时迁安后金守军危机，阿敏“尽收迁安县守兵及居民，入永平府”。孙承宗奏：“臣于发兵围滦之日，即同关内道王楫令署镇朱梅，带领马步官兵往图迁安。随檄东协副总兵王维城，同路将马明英、孙承业及张国振、刘邦域等俱会建昌，相机进取。初九日攻城，未克。十三日，午后，游击靳国臣带领马步官兵，以戌时至迁安城下，遂入城。有朱知县者，原约内应，开南门迎候。城中止有卜文一人。” ⁽¹⁵³⁾

时遵化后金守军也危急。明总督张凤翼命总兵宋伟等攻遵化，以绝其援。遵化城危，守将察哈喇等亦弃城，率军突围，退向关外，明军占领遵化城。

后金失陷滦州、迁安、遵化三城，永平成为孤城，阿敏、硕讬决定弃守永平。阿敏在撤离永平之前，下令将降金汉官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行人司崔及第、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王叶弘、陈延美，参将罗墀，都司高攀柱等悉诛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乘夜弃守永平城，出冷口，回沈阳。阿敏、硕讬“未见敌形，未发一矢，将永平、迁安归顺之民，尽杀之；天所与之四城，尽弃之” ⁽¹⁵⁴⁾ 。此事，明人记载：“大清兵自永平西北还师，白养粹、崔及第、张养初等俱被杀。副总兵何可纲等率兵入据其城。是夕，游击靳国臣等亦入迁安县。” ⁽¹⁵⁵⁾ 孙承宗奏：“十三日，未时，滦州败信至永平。俄而火发城空。可纲等兵入城。” ⁽¹⁵⁶⁾ 十五日，枢辅孙承宗建大将旗鼓，入永平府，抚慰士民。翼日，仍回山海关。

明朝称此役为“滦永大捷”。

此役，以后金军破墙入塞、攻打北京开始，迄明军收复永平等四城终结，双方胜负，各有兵略。

（五）双方的攻守兵略

后金迂道远袭北京之役，是后金与明朝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其一，后金第一次将进攻明朝的战争从山海关外推进到山海关内，从辽东镇城辽阳到大明都城北京。自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进攻抚顺之战，到此次北京之战，十一年间，双方争战地点，不断向西转移，而抚顺，而沈阳，而广宁，而宁远，此役则打到明朝的首都北京。这是继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后，塞外民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攻打明朝首都北京城。其二，皇太极施行“反间计”，崇祯帝冤杀崇焕，自毁长城，刑章颠覆，国祚将移。《明史·袁崇焕传》论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个论断，并不过分。其三，辽左名将，损失殆尽。袁崇焕胆略过人，三战奇胜；赵率教辽左诸战，屡著伟功；满桂忠勇绝伦，社稷长城；而此三人，或遭冤磔杀，或力战而亡。后祖大寿又力屈而降。明朝抗御后金的名将、能将丧失殆尽。他们均在力挽辽西危局中，屡予后金军以重挫，而使其多所畏惧，不敢放肆西进。明室政治腐败已极，致使中流砥柱之臣，一役尽失，元气已竭。明廷起用年近七十的孙承宗于家任督师，出罪帅马世龙于狱任总理，派往前线，征战杀敌，标志明季，实在无人。袁崇焕之死暨此役之后，明军再也没有同后金（清）在重大战役中打过胜仗。其四，后金入塞，在经济上，引官兵长期到中原找饭吃，缓解灾荒加剧的社会危机。且任纵官兵，掳掠重资，“满载而归，几获厚利” ⁽¹⁵⁷⁾ 。后援此例，五次入塞，残毁抢掠，暴增财富，从而成为后金—清初八旗社会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五，此役后金获得红夷大炮，寻加制造，组建汉军，使后金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其六，关内各地，纷纷勤王，地方空虚，民变四起，道镇诸师，追输捕逃，疲于奔命。战争进行在明室近畿，生灵涂炭，烽火扰攘。明廷经此役，内地民变蜂起，从此四方多事，国无宁土，民无宁日。是役实动摇明朝之国本，并使崇祯帝“中兴”之梦破灭。

己巳北京之役，后金军队初次入塞，攻打明朝都城北京。此役，自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日，皇太极攻明兴师，至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二十一日，阿敏败回沈阳，历时近八个月。其间，明朝与后金，既有战场上的激战，也有政治上的议和。己巳之役，从后金方面来说，在第一阶段，皇太极突破明军防线，迂回袭击明都北京，获得了成功；而攻北京城不下，未能达到攻城目的，军事上失败。在第二阶段，后金军夺占四城，获得胜利；明军反攻，收复四城，后金又失败。从明朝方面来说，长城防线被突破，是明朝自正统己巳、嘉靖庚戌两次北京被围后，又一次受到攻打，遭到了失败；明朝守住北京城，又收复永平等四城，则获得了胜利。所以，己巳北京之役，后金有胜利、也有失败，但得大于失；明朝有失败、也有胜利，但失大于得。明朝乃败乃胜，后金斯胜斯败，就兵略而言，各有其原因。

明朝兵略的劣势与优长。

第一，明军长城防线疏懈。明朝对后金军队西进的堵御，主要有两条防线：一条是纵向防线即辽西关锦防线，另一条是横向防线即长城蓟镇防线。关锦防线经过孙承宗、袁崇焕的六年经营，经受宁远、宁锦两次大战考验，证明是一条坚固的军事防线。明代蓟镇长城防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防线较长，兵力单弱，粮饷匮乏，防守虚懈。蓟镇，右接山海，左辅京都，是明朝“九边”中的重镇。先是，当大宁未撤时，与宣府、辽东，联东西应援，为藩篱重地。自弃其地与兀良哈，东西声援绝，内地藩篱薄。嗣后，朵颜日盛，肆扰日多，遂以蓟州为重镇，建置重臣，增修关隘。蓟镇长城，崎岖千里，“依山凑筑，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屯军曰营，列守曰砦”。顾祖禹引郭造卿曰：“守边者宜专要害，而以余兵备策应。故兵虽省而不乏，常聚而不分。”时不论要害奇正，而徒议罢守。“夫蓟边山川盘旋，道路崎岖，几二千里，就使增兵，岂能遍守？备者多，则战者寡，兵分势弱，其何以支？积而不改！有各守汛地之虚名，无相机策应之实用。声援隔绝，首尾冲决，必不免矣” ⁽¹⁵⁸⁾ ！

明朝后期，军备废弛，京畿地区，防御空虚。蓟镇长城防线，战线长，关口多，兵力分，守势弱。朝鲜使臣目睹长城疏懈状况言：“中原升平日久，文物极盛，而武备虚疏，贼若入关，不难长驱矣。” ⁽¹⁵⁹⁾ 据投降后金的建昌路参将马光远说，他到任之后，见兵马瘦弱，钱粮不敷，防务空虚，戈甲朽坏。他又见探报，夷情紧急。马光远得知后金兵有突犯蓟门的意图，紧急呈报于督、抚、镇衙门，不料文官爱钱，武官忌妒，心灰意冷，每日抱闷，惟仰天长叹而已。这反映出明朝蓟镇长城防御空虚的严重情况。京畿一带，《明季北略》也作出评述：“己巳之役，北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数日而兵始至者，玉田、迁安也；有兵将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虚张声势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过而不取者，顺义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顺之间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顺、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乐亭、抚宁也。总由人心不固至此。” ⁽¹⁶⁰⁾

第二，明朝枢部不相协调。后金大军，破墙入塞，明朝兵部，负有责任。明末以枢臣、经略、巡抚三者，分别掌握辽西军事大计；山海关的防守，则关外与关内，划分职责，各有其任。而枢、经、巡三臣，交相争讧，互相掣肘：或则战守不一，或则意见纷歧，或则彼此掣肘，或则互不配合。崇祯帝对边臣存在疑心，有所顾忌。文武官将，诸多派系，相互猜疑，为敌所乘。时关内防务归刘策 ⁽¹⁶¹⁾ ，关外防务归袁崇焕。袁崇焕却关心关内防守，唯恐后金军队，从蓟镇虚懈之处突入。他上奏皇帝，祈予关注。对于关内防务，崇祯帝对袁崇焕奏疏谕示：“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 ⁽¹⁶²⁾ 其时，蓟辽总理为刘策（后被弃市），兵部尚书为王洽（后下狱死）。后金军由蓟镇突入，责任不在袁崇焕。中枢运转不灵，表现在：例一，哨报不灵，驿传太慢。遵化失陷，奏报不确。“昨年遵化破，举国如梦。传失又传不失，越数日而失果真。永平破，方大任如梦，报失旋报不失，又旋报失，经十日而报始确” ⁽¹⁶³⁾ 。例二，兵缺粮饷，马断草料。“关、宁烽火不通，饷道久绝。山海五月无饷，犹能枵腹荷戈，为国家守此一块土，然岂可长恃哉” ⁽¹⁶⁴⁾ ！经略马世龙也急疏：关辽之卒，三月无饷，“地无可因之粮，人无裹战之饷”。明发往三屯帮守之军，“兵皆枵腹，不能前进。闻将领凑私银百余两，兑换时钱，每兵分钱十三文，兵多逃散。此今日兵食也” ⁽¹⁶⁵⁾ 。例三，兵势单弱，布局分散。总理、总兵官马世龙疏奏：“臣所领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六千有余，而分防马兰、石门，遣守三屯、丰润，已去大半。今留蓟不及一万。此今日兵势也。” ⁽¹⁶⁶⁾ 所以，朝廷三部，皆不得力。

第三，利用全国大局优势。后金军突袭北京，“掠邑据城，留连经岁，掠赀渔色，捆载而归，其轻中国甚矣”。京畿富家大室，皆聚京师，人自为守，“从去岁至今，人心日涣一日，蓄积日虚一日，武备日弛一日，情形日危一日” ⁽¹⁶⁷⁾ 。但是，后金军突破长城，进围京师，从战术上看，明军处于被包围的态势；而从战略上看，后金军却处于被包围的态势。明朝的京师，掌控天下的军队、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就总的力量对比上，明军处于优势，后金军则处于劣势。后金军队脱离沈阳基地，孤军远袭，缺乏后勤补给，官兵星宿野餐，其后勤供给，全靠抢掠，从而造成同汉族人民的矛盾，这就使后金军队陷于明朝军民仇恨的怒火之中。明朝则调动全国勤王之师二十万兵马，保卫京师，进剿敌军。时昌平尤世威、蓟镇杨肇基、保定曹鸣雷、山海宋伟、山西王国樑、固原杨麒、延绥吴自勉、临洮王承恩、宁夏尤世禄、甘肃杨嘉谟等皆统率诸边锐卒，内地则山东、河南、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诸军，还有京畿一带的民众义军也先后至。于是，滞留关内的后金军队，陷于明朝军民包围攻剿的汪洋大海之中。后金军队夺占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彼此孤立驻守，失去后方支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四，选择收复四城时机。崇祯帝急于将后金兵赶出关外，催促决战。孙承宗在袁崇焕下狱，祖大寿东归，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之时，重振精神，组织决战。孙承宗不似萨尔浒之战的杨镐，朝廷发出红旗催战，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仓促出师，遭到失败。孙承宗请从狱中释放马世龙任总兵，在满桂阵亡后任武经略，总理统帅关内兵马；亲自派马世龙驰谕祖大寿听命 ⁽¹⁶⁸⁾ ，统领辽兵入关；再等待各路援师汇集，形成总体实力；以上三股大军——关内军、关外军和各地援军，综合成为一只铁拳，挥向后金占据的永平等四座孤城。《明史·孙承宗传》记载：“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蓟门及近畿，莫利先进。诏旨屡督趣，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服。”虽崇祯帝屡颁进兵决战的诏旨，却因时机尚未成熟，作战方略尚未确定，而只能有小获，不会有大创，更不能有决胜。因此，在明军向后金军攻夺永平等四城之前，多种因素皆已具备，唯一关键是选择决战时机，确定作战方略。孙承宗选定作战时机，亲临前线指挥。他既不似经略杨镐进兵赫图阿拉，却坐镇沈阳指挥；也不似熊廷弼，作战广宁，却在前屯指挥。他指挥滦州之役，不在山海关，而在抚宁。孙承宗还协调各种力量，协作配合。明朝关内军、辽军、义军，步兵、骑兵、车兵，弓矢、刀矛、枪铳、火炮，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戚继光曰：“蓟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之形也；险易相半，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平原利车，近边利骑，边外利步，三者迭用，可以制胜。” ⁽¹⁶⁹⁾ 这里说的是利用地形，实际上是天、地、人多种因素，综合配置，协同利用，先攻孤弱之敌，后取精锐之师，共同对敌，图复四城。

第五，制定正确反攻兵略。明朝与后金在永平等四城决战的作战方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马世龙的方略，另一个是孙承宗的方略。马世龙的方略是：“总理马世龙会集诸将，以敌方专力于东，祖帅与之相持未下。我当轻兵袭遵，以成夹击之势。由蓟而遵，由遵而三屯，与祖帅约期会战，使之首尾不顾，庶奇功可建，三城有克服之机。” ⁽¹⁷⁰⁾ 马世龙方略的要点是：其一，先打蓟州，次攻遵化，再战三屯；其二，先克服蓟州、遵化、迁安，最后攻取永平；其三，马世龙军与祖大寿军，成东西夹击的态势；其四，时机成熟，进行会战，恢复四城，驱敌出关。马世龙的作战计划，得到其副将官惟贤，参、游陈维翰、张奇化、李居正、王世选、王成、李益阳、张世杰等众多部将的赞同与支持，他们“皆挺身愿行”。马世龙在正月十八日提出上述作战方案，于是选诸镇精锐，委派副将官惟贤等统之而发，当日至遵化，发动攻城，攻而未下。马世龙作战方案可取之处是，祖大寿军与马世龙军形成“夹击之势”；不可取之处是，打击重点，先强后弱，作战主力，重马轻祖。孙承宗不同意马世龙先恢复遵化、后夺取滦州的作战方案，而提出先图滦州、后图永平的进攻方略。《明史·孙承宗传》记载：

世龙请先复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难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势，而先图滦。今当多为声势，示欲图遵之状以牵之。诸镇赴丰润、开平，联关兵以图滦。得滦则以开平兵守之，而骑兵决战以图永。得滦、永则关、永合，而取遵易易矣！” ⁽¹⁷¹⁾

孙承宗先图滦州、后取永平的作战方略要点是：其一，遵化靠近长城，易取难守，如得而复失，则不如缓图。其二，后金军固守遵化，可以分散其兵力。其三，多造声势，声东击西，隐藏意图，迷惑敌军，进行军事牵制，专注图取滦州。其四，明军主力为祖大寿的辽军，背依关城，面近滦州，专注近图滦州，马世龙军配合。其五，夺取滦州后，再攻取永平。其六，恢复滦州、永平后，则山海关、永平、滦州军力既合，声势亦通，孤城遵化，夺取甚易。总之，孙承宗兵略的焦点是，利用明军优势，确定主攻重点——发挥祖大寿辽军优长，诸镇各军，相互配合，集中兵力，攻取滦州；然后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恢复四城。果然，明军东营祖大寿军与西营马世龙军等，诸营并进，分进合击，集中兵力，夺取滦州。孙承宗亲诣抚宁，总督指挥。五月十日，祖大寿及张春、丘禾嘉诸军先抵滦州城下，马世龙及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等统军继至，激战两日，攻克滦州，而副将王维城等亦攻入迁安。后金军守永平者，尽撤而北还，明军未发一矢，进占永平府城。十六日，明军展开反攻，夺占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孙承宗指挥明军，六日之间，四城俱复。

再说后金兵略的优长与劣势。

第一，决策进兵袭扰北京。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东攻朝鲜得手，西抚蒙古获利，但南进锦州、宁远受挫。他说过：“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¹⁷²⁾ 努尔哈赤攻宁远失败，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又失败，新汗威信，大受影响。时有臣工主张讲和，否则人民“将死散殆尽” ⁽¹⁷³⁾ 。有的兵民则谋潜逃，一日之内，投奔明者，前后接踵，逃到明边。出兵抢掠，“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去抢西边”。皇太极为缓和社会矛盾，就要取得同明朝战争新的胜利。但后金军前进的军事障碍，是明辽西关锦防线与蓟辽督师袁崇焕。皇太极既想率军西攻明朝，又受到关锦防线和袁崇焕的阻隔，解决办法，应当如何？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十一日，降金汉官高鸿中上奏皇太极，劝请进兵明朝。奏本写道：“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就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位，从正朔，此事可讲。若说彼此称帝，他以名分为重，定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他若因其攻困之急，差人说和，是求和，非讲和，我以和许之，只讲彼此称帝，以黄河为界，容他南去，或以山海为界也罢。” ⁽¹⁷⁴⁾ 皇太极对高鸿中的奏本，极为重视，谕道：“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

皇太极总结以往宁、锦兵败教训及采纳诸臣谏议后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 ⁽¹⁷⁵⁾ 于是，皇太极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避开关锦防线，袭扰关内，掳掠腹地，削弱明军实力，伺机进行决战。后来皇太极于天聪四年、七年，就攻明问题，还多次同诸贝勒大臣、降金汉官、附金蒙古贵族，进行商讨。贝勒济尔哈朗认为：“明乃吾敌国，宜取其近京数城，久驻伺隙，别屯兵山海以东、锦州以西，扰其耕获，使不得休息。复分兵半于山海关前立营，半绕入关后，内外夹攻，敌必绌。” ⁽¹⁷⁶⁾ 贝勒多尔衮说：“宜整顿兵马，乘谷熟时入，入边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诸物，为久驻之计，可坐而待其毙也。”贝勒多铎也说：“若止攻山海关外之城，有如射覆，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以外之城，与攻燕京、通州之城，名虽不同，劳苦则一。臣愚以为，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 ⁽¹⁷⁷⁾ 归附后金的蒙古喀喇沁台吉布尔噶都向皇太极介绍明边情况，并表示愿与后金联兵，直取京师。这些，对皇太极制定对明入塞作战方略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远程迂回作战兵略。明朝关锦防线坚固，海上通路不利骑兵，使得皇太极必须另谋进兵途径。皇太极认为：只有越过漠南蒙古地区丘陵河谷的长城隘口，攻破明军防御薄弱地区，才能进攻明朝腹地。史载后金入塞有三策：“三策者——以由西径冲潮河川墙子路，直薄都城，为上策；由一片石、喜峰口侵畿甸，掠蓟、通，为中策；由三岔犯广宁，据宁前，攻山海，为下策。” ⁽¹⁷⁸⁾ 皇太极选择明军蓟镇防线虚懈弱点，由大安口、龙井关入塞，直薄京师，即“三策”中的上策。皇太极既总结历史经验，又考察地理关隘，因而获得新的战略概念：后金军欲经山海关入塞进攻明朝京师，则必得逐点攻击，连破八城，阻碍重重，胜算无多；不如谋求远程迂回、入塞袭扰，以收避实捣虚之奇效，并获攻城掳掠之实利。后金军攻破长城，不选在重关要隘，而选在顺天府与永平府的结合部、遵化县与永平府间防守虚懈之处——大安口与龙井关。皇太极自明朝京师东北侧长城隘口突袭，虽冒孤军悬入之危、远程疲惫之弊，却获明廷意料之外、攻其不备之益。皇太极运用避实击虚、远程奔袭的战法，无论是沿途袭扰，还是攻破城池，欲战则战，欲走则走，机动灵活，掌握主动。皇太极率军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军事行动，其作战谋略，其指挥艺术，实有超人的创意，并有英锐的胆略。皇太极在其战事实践中，收得奇袭的效果。这一战略行动，使大明皇朝，京师被围，庙社震惊，予明廷政治以沉重打击，予军民心灵以巨大创伤。皇太极远程迂回作战的谋略，在战略思想上，在运筹智慧上，在作战意志上，在指挥艺术上，均属于豪迈放荡行为，为后世所取法者实多。

皇太极曾就进兵方略之事，征求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的意见。他说：“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残虐不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诸贝勒大臣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距察哈尔国路途遥远，人马劳苦，应当退兵；有的则认为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应将已集之兵，远征敌国明朝。皇太极赞同征明之议，“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后金军攻明比征服察哈尔、用兵朝鲜，可能困难更多些，危险更大些。诸如劳师袭远，远离后方基地，明兵各路汇集，堵截回归之路。千里绕道，突破长城，深入内地，进攻北京，用兵艰难，充满危险——诸贝勒大臣，对此次攻明，思想认识，并不一致，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在行军途中，私下议论，进帐阻谏，反对冒险，主张回军。但皇太极依靠一批年轻而锐进贝勒的支持，坚定远程迂回进兵关内的方略。此役绝妙成功之处在于：施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此役，沉重打击明朝。后金军“掠邑据城，留连经岁，掠赀渔色，捆载言归，其轻中国甚矣”！京畿富家大室，皆聚京师，人自为守，“从去岁至今，人心日涣一日，蓄积日虚一日，武备日弛一日，情形日危一日” ⁽¹⁷⁹⁾ 。此役，还为后金军尔后多次入塞，提供了军事与政治的经验，并为其后来多次入塞攻城略地、抢掠财富作了预演。

第三，皇太极的过人胆略。谋宜周全，事宜勇断。皇太极的胆略、谋略、兵略、策略，在己巳之役中，得到第一次充分发挥。后金发动己巳之役，是自努尔哈赤攻明以来，第一次空前大规模地深入内地，攻城略地，打击明朝。这次军事行动是后金战略上的一个转变，就是由关外作战转变为关内作战，具重要的战略价值，有巨大的政治意义。此次远袭，不但训练了后金兵长途行军、攻城战守与主力会战的作战能力，同时也窥见了明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备废弛及民变纷起的实况，增强入主中原的贪欲与信心、君临天下的胆略与雄心。对于明朝来说，后金的饱掠财富、军事打击，使其损兵折将，消耗财力，财源更加枯竭，社会更加危机。特别是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袁崇焕，为后金除了一个劲敌；同时使明军中能征善战的辽兵辽将，因不被信任而纷降后金。明自总兵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用之善，则成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成为明朝之叛将。袁崇焕重视辽人，辽人亦乐为效力。袁崇焕被逮后，辽兵伤心，军心涣散，民心亦涣散，既无守志，更无斗志。有人设想：若崇祯帝利用袁崇焕，有孙承宗、马世龙等名将在关内，遣督师袁崇焕、总兵祖大寿在关外，乘虚进袭沈阳，则京畿之战，必大为改观 ⁽¹⁸⁰⁾ 。

皇太极为了避开明朝以重兵把守的山海关、宁远一带，亲自率军绕道入关，袭扰内地，攻克城镇，直捣都城。皇太极的用兵，正如明大学士孙承宗所言：“臣在关尝闻贼曰：‘（你）从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惧其分也。深入而不反雇，我无以创之也。”聚兵而不散掠，合兵而不分战，深入而不反顾，知行而又知止，这是皇太极统军入关、进逼京师的用兵策略。他对既已经占领的重镇，传谕：“朕荷天眷佑，得此长久之基。凡我举动，惟求万全。尔等不必悬虑，但须秣马以待。若敌兵至，勿轻出城，我兵据城中。可将汉人，分置一隅，拨与房屋，一一分晰，书其姓名于门，区处停当，令各照门帖居住。” ⁽¹⁸¹⁾ 他并不以重兵围困北京，而只从明朝统治地区抢掠大批人畜财物，削弱明朝的经济，增强后金的国力。这也就是通过不断地对明朝这棵“大树”的四周砍削，伐其枝干，撼其根本，使之渐微渐细、渐弱渐空，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明朝的基础。与之同时，巩固已有的胜利，增强内部的团聚，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战胜明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一统华夏。

皇太极在探讨与调整对明的策略。他说：“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而画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中原之心也。” ⁽¹⁸²⁾ 实际上，皇太极比他的父汗有着更大的雄心和抱负。皇太极在攻打北京不利之时，能从容设计，除掉袁崇焕；又能麾其数万大军，在敌境之内优游滞留，占据四城。在正统己巳与嘉靖庚戌两役，也先汗与俺答汗都没有在京畿地区驻守城镇。皇太极占据永平等四城，尽管守不住，却表现其胆略与雄心。皇太极多次下令不杀降人、不淫妇女，说明他打算占领中原、或重返关内。后金军在关内，长达近八月之久。其作战行为，或攻城、或野战，或反间、或打援，或劝降、或讲和，或出击、或守城，可谓在谋，而不在勇。后金军远袭迂回入关作战，打击明朝的政治心脏——北京，就其个人素质而言，皇太极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宏大的气魄、聪颖的智慧、坚韧的毅力。

第四，皇太极的重大失误。皇太极发动的北京之役，在兵略上既有突破，也有失误。

首先，时机选择不当。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来，对明朝发动的宁锦之战，其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时机选择不当（上节已述）；此次对明朝发动的北京之役，其所以失守永平等四城，原因之一也是时机选择不当。皇太极采纳汉人降金副将高鸿中进兵关内主张时，提出因农事忙，还不能马上出征。他下令：“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这就是说，选择作战时间，仅考虑己方的农事耕获，而没有虑及对方情况。作战时机，既要虑及此，更要顾及彼。皇太极发动北京之役，其最佳的时机，应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宁锦战结束、袁崇焕被免职之后，另一个是在天启帝死、崇祯帝立之初。皇太极没有在上述两个时间段中选择其一，恰恰在崇祯帝登极两年零两个月之后，时崇祯帝已处置魏忠贤、打击阉党集团，重新启用东林内阁、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崇祯初政，焕然一新。

其次，滞留京畿不当。先是，正统己巳年（1449年）十月，也先率军于十一日至北京城下，十六日便出居庸关；嘉靖庚戌年（1550年）八月，俺答以辛巳日（二十日）犯京师，己丑日（二十八日）便出古北口，都没有在长城内久留。皇太极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军渡通惠河，到翌年二月十四日班师，其间四十八天。如从十一月二十日驻营北京安定门外，到翌年二月十四日班师，其间一百一十三天，即近三个月。远离后方基地，滞留时间过长。这同皇太极发动的北京之役，缺乏整体战略指导有关。他时而以和促战，时而以战求和。他说：“我屡遗书修好，明国君不允。我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之不终佑我也。” ⁽¹⁸³⁾ 求和不允，以试一战。后金军的战略目标，是夺占北京，是袭扰京畿，是占据重镇，是以战迫和，是叩开山海关，还是掳掠财富？因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既留恋贪婪，又多所顾虑，也不敢轻举妄动。在京畿地区滞留，没有具体战果可言，也未能圆满完成其作战任务。皇太极虽在用“反间计”上取得成功，却在作战目的上未能获致全功，他应该采取取速战速决、迅速撤离的政策。

再次，据守四城不当。皇太极不仅在京畿滞留时间过长，而且不当留守四座孤城，撤军时，没有将大军全部撤回，而是派军留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后金军占守四城，有当有不当：其当是，皇太极有雄心大略；其不当是，后金没有条件、也没有实力守住四城。明军在其四城之东，占据山海关城；在其四城之西，占有京畿地区。整个中原大地，俱为明朝辖区。后金占领的四城，为明朝汪洋大海中的四座小孤岛，完全陷于明军的包围之中。后金的四座孤城，远离基地，后援断绝，既不能坚守，更不能巩固。后来乾隆帝论道：“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大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¹⁸⁴⁾

复次，重处阿敏不当。皇太极闻永平败报，大怒。消息传出，后金举国上下无不痛愤。六月初四日，皇太极以阿敏自永平败还，令诸贝勒众臣不得进城，于十五里外立营，只准士卒入城。初七日，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各官集会，由岳讬宣布阿敏十六条罪状。根据十六条罪状，主要是弃失永平四城等七大罪状，诸贝勒大臣议罪，要求把他处死。皇太极命从宽处理，仅处以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只给阿敏庄六所、园二所、并其子之乳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硕讬、汤古岱、纳穆泰、巴布泰、图尔格等亦革职，或籍其家。当然阿敏的彻底垮台，不完全是因弃守关内四城。阿敏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努尔哈赤在世时，深受器重，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并列，称“四大贝勒”，佐努尔哈赤掌握机务。皇太极即汗位后，他仍受到器重，凡上朝议事与皇太极并坐。阿敏弃守永平，失守责任重大。时明朝总的形势，如《史料丛刊·谕帖》所载：“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明军集中三十万军队，对后金占领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加以分割，逐城包围，集中兵力，各个攻破。而永平阿敏军队约五千人；其分守驻军，人数则更少。阿敏在撤守迁安、明军刚攻占滦州，尚未对永平实行包围之前，智高一筹，主动撤退，保存军事实力，避免全军覆没，不但无过，而且有功。阿敏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应时而变，因机制宜。当然他临撤之前，屠杀官民，罪恶重大。皇太极在盛怒之下，意气用事，纠缠旧怨，以此为由，严处阿敏。尽管皇太极处分阿敏，将永平等四城丢失的责任全推给阿敏，但是阿敏成为皇太极错误兵略的替罪羔羊。

皇太极因入京畿地区，山海关城未下，远离后方基地，而丢失永平等四城。他鉴于此役的教训，改变战略：发动大凌河之战，力图攻破关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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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熹宗实录》，第87卷，天启七年八月乙卯（二十二日）；《明史·熹宗本纪》，天启七年八月乙卯（二十二日），天启皇帝“崩于乾清宫”。《崇祯长编》，第1卷，天启七年八月甲寅（二十一日）“熹宗崩”。

(2) 《明熹宗实录》，第87卷，第30页，天启七年八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 《日下旧闻考》，第34卷，第515～51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 《崇祯长编》，第36卷，第7页，崇祯三年七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明史·后妃列传二》，第114卷，第354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7卷，第37页，五年十一月庚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7) 《明史·魏忠贤传》，第305卷，第782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 佚名：《快世忠言》，中册，清刻本。

(9) 《明史·阉党列传》，第306卷，第7852～785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 《明史·韩 传》，第240卷，第624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

(12) 佚名：《今史》，第4卷，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玄览堂丛书》本。

(13) 《明史·钱龙锡传》，第251，第648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4) 《明史·刘鸿训传》，第251卷，第648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5) 《明史·宦官列传二》，第305卷，第782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6)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第1卷，《台湾文献丛刊》，第266种。

(17) 蒋平阶：《东林始末》，不分卷，神州国光社，1952年。

(18) 《崇祯长编》，第33卷，第6页，崇祯三年四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9) 《明熹宗实录》，第5卷，第1～2页，天启元年正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0) 《崇祯实录》，第1卷，第13页，崇祯元年六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1) 《明史·庄烈帝本纪一》，第23卷，第31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2) 《崇祯实录》，第1卷，第1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3)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第1卷，《玄览堂丛书续集》本，1947年。

(24) 夏允彝：《幸存录·流寇大略》，卷下，《胜朝遗事》本，光绪九年（1883年）。

(25)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卷，第4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26) 《明怀宗实录》，第1卷，崇祯元年十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7) 《明怀宗实录》，第1卷，崇祯三年十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8) 谈迁：《国榷》，第90卷，第5509页，崇祯二年十二月癸酉，中华书局，1958年。

(29) 《崇祯实录》，第2卷，第15页，崇祯二年十一月庚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0) 《明史·庄烈帝本纪一》，第23卷，第31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8卷，第55页，六年五月戊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32)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第707页，《兵部行〈督师袁崇焕〉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1年。

(33) 《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第56页，《兵部题〈蓟辽督师袁崇焕塘报〉残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天聪元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5) 昭梿：《啸亭杂录》，第1卷，第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年。

(3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3页，天聪四年二月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7页，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7页，天聪三年十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9)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碑传集》，第4卷，第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年。

(40) 李光涛：《明季边防与袁崇焕》，《明清史论集》，上册，第36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41) 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明清档案论文集》，第64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4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8页，天聪三年十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3) 余大成：《剖肝录》，载《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44) 《明经世文编》，第265卷，第270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45)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165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

(46) 《永平府志·城池上》，第32卷，第22叶，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

(47) 《四镇三关志·蓟镇形胜》，第2卷，第32叶，清抄本。

(4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卷，第30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4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第6卷，第1487页，中华书局，1977年。

(50) 《崇祯实录》卷1、《明怀宗实录》卷2、《国榷》卷90和《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月戊寅等，均作“王纯臣”；《清太宗实录》卷5作“王遵臣”，“遵”字误。

(51) 《崇祯实录》，第2卷，第11页，崇祯二年十一月壬午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2) 《崇祯实录》，第1卷，第11页，崇祯二年十一月丙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3页，天聪三年十一月甲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4) 《崇祯长编》，第28卷，第13～14页，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卷，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56)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第4卷，清刻本。

(57)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玄览堂丛书》本。

(58) 程本直：《白冤疏》，载《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59) 钱谦益：《初学集·孙承宗行状》，第4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0) 《明怀宗实录》，第3卷，崇祯二年十一月癸巳；据《崇祯实录》补正。

(61) 梁启超：《袁督师传》，《饮冰室集》，第20卷，中华书局，1989年。

(62)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玄览堂丛书》本。

(63) 《崇祯长编》，第28卷，第7页，崇祯二年十一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4) 《崇祯实录》，第2卷，第16页，崇祯二年十二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5)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玄览堂丛书》本。

(66)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960页，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7) 陈鹤：《明纪》，第52卷，清刻本。

(68)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玄览堂丛书》本。

(69) 《明思宗实录》，第3卷，崇祯二年十一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0) 袁军的数目：《清太宗实录》和《明怀宗实录》作“二万人”；《剖肝录》和《白冤疏》作“九千人”，从后者。

(71) 《清史列传·阿济格传》，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1928年。

(72) 《边事小纪》：“伤东奴伪六王子。”努尔哈尔第六子塔拜，未参加这次战役；其十二子“阿济格马创，乃还”，疑受伤者为“十二王子”阿济格。

(73) 《清史稿·恩格德尔传》，第229卷，第927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74) 《崇祯实录》，第2卷，第14页，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22卷，第22～23页，八年四月癸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76)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玄览堂丛书》本。

(7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卷4册，第1488页。又《边事小纪》卷1载：“一贼抡刀砍值公，适旁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获免。”两书所载歧疑，应以后者为是。

(78) 程本直：《漩声记》，载《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79) 《崇祯长编》，第29卷，第17页，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0页，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1) 《帝京景物略》卷3记载：“南海子，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

(82) 《明熹宗实录》，第75卷，第12页，天启六年八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3) 黄宗羲：《南雷文约》，第1卷，清刻本。

(84) 王先谦：《东华录》，第5卷，天聪三年十二月丙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85) 光绪《顺天府志·孙祖寿传》，第98卷，第468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86) 蒋良骐：《东华录》，第2卷，天聪三年十二月丁卯，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年。

(87) 计六奇：《明季北略·满桂战死》，第5卷，第10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88) 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第1卷，第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年。

(89) 《崇祯长编》，第53卷，第11页，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0) 文秉：《烈皇小识》，第2卷，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9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22卷，第15页，八年二月丁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92) 《崇祯长编》，第30卷，第28页，崇祯三年正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3) 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第6卷第10页：“建极殿后曰云台门，东曰后左门，西曰后右门、亦名曰平台。”

(94)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6页，崇祯元年七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5) 孙承泽：《畿辅人物志·李若琏传》，第16卷，清刻本。

(96) 钱家修：《白冤疏》，载《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97)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4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98) 李光涛《袁崇焕与明社》（《大陆》杂志第7卷1期）和《明季边防与袁崇焕》，均谓“反间计”系高鸿中所献。黄宗羲《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载为范文程所献。其文曰：“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章京，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顶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国）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奄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上文“太祖”应作“太宗”，“东便门”应作“左安门”。李霨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中，也记载“反间计”为范文程所献。

(99) 《崇祯长编》，第29卷，第10页，崇祯三年十二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0) 《清史稿·鲍承先传》，第232卷，第9366页。又见《清太宗实录》卷5、《满文老档·太宗》卷19、《清朝开国方略》卷12、《啸亭杂录》卷1、蒋良骐《东华录》卷2、《李朝仁祖实录》卷24、《明史》卷259和《鲒埼亭集》等。

(101) 计六奇：《明季北略·逮袁崇焕》，第5卷，第10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102) 《明史稿·王永光传》，第240卷，清刻本。

(103) 文秉：《烈皇小识》，第2卷，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104) 叶廷琯：《鸥陂渔话·温体仁家书》，第4卷，清刻本。

(105) 余大成：《剖肝录》，载《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106) 《袁崇焕传》，稿本，不分卷。

(107) 《汰存录纪辨》，不分卷，抄本。

(108) 《明怀宗实录》，第2卷，崇祯二年十一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9) 《明史·乔允升传》，第254卷，第655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0) 《崇祯长编》，第29卷，第2～3页、第16～17页，崇祯三年十二月乙卯、癸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1) 《崇祯长编》，第38卷，第2页，崇祯三年九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2) 《明史·周延儒传》，第308卷，第792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3) 《明史·成基命传》，第251卷，第648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4) 《李朝纯宗大王实录》，第28卷，第41页，二十七年三月辛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15) 梁章钜：《三管英灵集》，第7卷，清道光刻本。

(116) 《崇祯长编》，第29卷，第4～5页，崇祯二年十二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7) 《崇祯长编》，第29卷，第17～19页，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8) 《崇祯长编》，第37卷，第17页，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又，疑其“师”字或为“帅”字之误。

(119) 民国《藤县志》，稿本。

(120)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第168页，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121) 《崇祯实录》，第9卷，第14页，崇祯九年十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又见文荪符《先拨志始》卷上。

(122) 《明臣奏议》，第40卷，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

(123) 《李朝英宗大王实录》，第30卷，第43页，七年十一月辛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24) 《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清内府刻本。

(125) 袁崇焕死后，相传其仆人佘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后葬督师墓旁。其子孙世代居此守墓，这就是佘家馆名称的由来。后在广东东莞修“袁大司马祠”，在广西藤县修“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袁崇焕受到后人同岳飞一样的敬仰：“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大略相似。”为纪念袁崇焕，1917年，在北京广东新义园（今龙潭湖公园内）建“袁督师庙”。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袁崇焕祠墓重加修葺，使之“与文文山祠，并垂不朽”（参见阎崇年：《袁崇焕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再对袁崇焕祠、墓大加修缮。

(12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6页，天聪三年十二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7) 《明史·刘之纶传》，第261卷，第676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8) 《明史·地理志一》，第40卷，第90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7卷，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30) 《清太宗实录》第6卷天聪四年正月甲申“兵备副使”作“兵备道”，“卢成功”作“罗成功”。

(131) 《崇祯长编》，第30卷，第3页，崇祯三年正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2页，天聪四年二月辛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3) 《崇祯长编》，第30卷，第3页，崇祯三年正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3页，天聪四年正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7页，天聪四年正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6) 《崇祯长编》，第30卷，第6页，崇祯三年正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7) 《崇祯长编》，第32卷，第40页，崇祯三年三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7页，天聪四年正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5页，天聪四年正月己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5页，天聪四年二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1) 《崇祯长编》，第31卷，第16页，崇祯三年二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2) 《崇祯长编》，第32卷，第41页，崇祯三年三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6页，天聪四年二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4) 《崇祯长编》，第31卷，第51页，崇祯三年二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5) 《崇祯长编》，第31卷，第11页，崇祯三年二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6) 《崇祯长编》，第30卷，第14页，崇祯三年正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0页，天聪四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8) 《崇祯长编》，第32卷，第21页，崇祯三年三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9) 《崇祯长编》，第34卷，第3～4页，崇祯三年五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3页，天聪四年五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1) 《崇祯长编》，第34卷，第25页，崇祯三年五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2) 滦州城破的时间：一说为十日，一说为十一日，另一说为十二日。督师孙承宗驰书急报：“祖大寿兵自初十日攻滦州，至是日申时，始破。”实际上明军于十二日攻占滦州城。

(153) 《崇祯长编》，第34卷，第25页，崇祯三年五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4页，天聪四年五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5) 《崇祯长编》，第34卷，第18页，崇祯三年五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6) 《崇祯长编》，第34卷，第26页，崇祯三年五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7) 《兵部呈为黄绍杰题请奖励祖大寿及参与夜袭官兵本》，《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5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卷，第2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15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22卷，第8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60)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卷，第12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161) 《明史·刘策传》第248卷，第642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62) 《崇祯长编》，第28卷，第16页，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3) 《崇祯长编》，第31卷，第9页，崇祯三年二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4) 《崇祯长编》，第31卷，第11页，崇祯三年二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5) 《崇祯长编》，第31卷，第7页，崇祯三年二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6) 《崇祯长编》，第31卷，第7页，崇祯三年二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7) 《崇祯长编》，第37卷，第30页，崇祯三年八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8) 《明史·马世龙传》，第270卷，第693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6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1卷，第2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170) 《崇祯长编》，第30卷，第18页，崇祯三年正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71) 《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第647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7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天聪元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3) 《天聪实录稿本》，天聪元年三月初二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174)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4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17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3页，天聪四年二月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6) 《清史列传·济尔哈朗》，第2卷，第26页，中华书局，1928年。

(17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4卷，第14页，天聪七年六月戊寅，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

(178) 《崇祯长编》，第36卷，第20页，崇祯三年七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79) 《崇祯长编》，第37卷，第30页，崇祯三年八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80)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一版），第15册，第205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9年。

(1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4页，天聪四年正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2) 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三》，第1卷，第23页，中华书局，1984年。

(18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卷，第10页，天聪四年正月丙午，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

(184)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32页，中华书局，1984年；又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066卷，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