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长期变迁

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于2000年所著、广为引用而备受争议的书中，他认为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像是糖如此诱人但非必需的商品，清朝人民的平均消费量大于欧洲。然而，这随着约在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而改变，至少约两个世纪后，西方把中国远远抛在后头。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把这个分流的主因归于西方所发生的事，而不是清帝国并未发生的事。他主张，西方促成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不是过去“进步”的累积，也非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心态，而是一连串特定的历史“偶然”（contingencies），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借由利用非洲的奴隶去开发新大陆。

整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赞同新清史在过去1/4个世纪以来，已较正面地看待帝国的成就及能力、反对传统的“失败论述”（narrative of failure），并将这个欧亚大陆东半部的近代早期历史经验，视为该大陆西缘的反照，而非提供相反的例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18—19世纪之交，清帝国自身的衰败已变得明显（清朝的统治者与人民自己也惊觉地注意到这些发展），这使得19世纪的分流，不只是相对落后于欧洲的问题，也包括了内在的、完全的失能问题。

换句话说，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我们会暂时搁置第一点而关注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更为严重。

19世纪清朝所面临日积月累的最基本变迁是人口增长。保守估计1400年的中国大约有1亿人口。在清朝于1680年前后稳定局势，与随之而来的“中国和平时期”（pax sinica）之际，借由新大陆农作物的散布、农业技术的进步、疆域的开拓，以及新耕地的开垦等因素，人口在后来的两个世纪增加3倍，达到4.5亿人。增加最多的不是在城市或像江南这种原本人口密集的地区，而是在相对新开发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大家族的农业劳动力更具生产力。

但是，在清朝的前一个半世纪中大量增加的新耕地逐渐用尽了。在1753—1812年之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了43%，导致每人耕地少于8亩。在19世纪以前的帝国时期历史中，每单位土地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多会提升而非降低粮食产量，因为相对短缺的总是劳力而非土地。有更多的劳力可促成更密集的耕作、扩大与维护灌溉系统，以及随着人类排泄物的增加而增益的肥料。然而，大约到了19世纪，成本效益的比例逆转了，人口相对于耕地成长得更多，造成了一般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是19世纪单身人口的增加，他们虽肩负重大的文化责任而必须结婚及传宗接代，却有越来越高比例的男性无法成功娶妻并独立成家。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商业、手工业、矿业，特别是运输业所新增的工作机会，吸收了这些剩余的劳动力。但在19世纪早期，帝国的多数地方正值商业紧缩。英国原本在广东输出了大量的制造品，尤其是棉布（南京棉布），然经历19世纪，可购买和出口的量减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显示此行业萎缩了。这种衰退有好几个原因，但其中之一是国家越来越过时的产业政策。

例如，清政府在铜矿政策方面，要求每个矿场以固定价格由政府收购其生产的特定比例的铜，用于铸造货币，然后允许额外的生产可以在市场上依市价出售。但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由于铜价大幅提高，开采较难达到的矿源导致成本增加，即使地方官请求，政府仍未能提高铸币用铜的收购价格。许多矿场关闭是因为日益减少的利润，而非铜矿矿藏的枯竭。换句话说，不仅清政府未能促进或助长新的产业发展，其过时的政策反而打击了既有的产业。

人口问题的一个自然结果可称之为“人才过剩”，许多现今发展中国家熟悉的一个困境，其中教育系统产生人才的速度，大于经济或政治系统所能提供的称意职缺。这是盛世中的真正危机。因为18世纪期间的长期和平、舒适的生活水平，以及扩展的教育系统，受教育的，甚至是受古典教育的人数增长快过整体人口的增长。一个不完美的指标，是下层功名拥有者的数量，从1400年约4万人，到1700年约60万人，再到一个世纪后超过100万人。该指标并不完美，因为国家授予科举功名有固定的员额，而在18世纪的后半叶，朝廷谨慎地努力减缓科举的增额状况。但在一个长期盛世中，国家的这种做法无法减缓想以“学习”获取功名的学生人数之增长，因此这实际上只是使问题更严重。

古典教育的明确目标，是为国家官僚体系生产一群有才能的官员，而它也的确成功达成此目的。一生勤勉学习所预期的回报，应该是良好收入的官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然而这由于清朝的“仁政”的意识形态，而被严格地限制。由于害怕因扩张国家公职增加税率而产生的民变，朝廷把税率以及要靠税赋来负担的工作人数维持在很低，也就是说，领有薪饷的官位数量远远落后于整体人口增长以及具法定资格、取得功名的人数。在1800年时，帝国中大约只有约2万个官位，而人才库则有超过140万名秀才、进士们，也就是说大约每70个取得功名者只对应1个官位。

该问题因为国家实行以金钱或其他资源对国家建设之贡献来换取功名，甚至是官位的制度更加严重。一方面，功名和地位的贩卖满足了某些在清代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向上层社会晋升的需求，这些通常都是家族事业在商业经济中赚钱发达的人们。所以此制度颇受欢迎。另一方面，那些耗煞苦心勉力考取功名的人，到头来却发现争夺名额有限的功名利禄之激烈竞争令人难堪受挫。在一个令人注目但不具代表性的例子中，一个名叫洪秀全的失意考生，组织后来被称之为“太平天国”的起义。但更普遍的是，在地方层级上取得低阶功名者以及其他读书人转向非官方士绅的受雇工作，尤其是成为类似讼棍，他们在日益紧绷的社会经济中，挑起在土地、水源、女人以及其他匮乏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国家的层级，从成功取得高等科举名衔到实际就任官职这段时间的延迟，引发了不满的情绪，尤其那些在殿试表现顶尖的年轻学者，他们被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被称为“一时之选”的光荣候补区。翰林传统上是反对派的核心所在，那些人尚未获得实际职权，但本能地自认在道德和学识上胜过当朝为官者。当19世纪前半，随着在官途与政治的受挫与日俱增，其优越感只有更为强烈。

缺少有报酬的工作，使这些有才智的年轻人发展出引人注目而具批叛性的政治风格，并有在正式官方管道之外成立小团体的倾向。他们把活动集中于“掩护”团体，像是在北京宣南门外琉璃厂召集的“诗社”，以及供奉（这时几乎神祇化的）清代早期政治批评家顾炎武的“祠堂”。这些愤愤不平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地批评，促使清政府支持武力威吓，而造成灾难性的第一次英中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