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贸易与佛教

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式中，最重要的还是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最初只是官府政策的一个副产品，而由于官府一直对商人存有疑虑，贸易大多为外国人所控制。在中华帝国早期，来自中亚绿洲城镇的客商们通过边境集市或朝贡的方式购买中国丝绸，再将丝绸运到邻近的城镇进行交易，这里的商人再把丝绸转卖给更靠西的城镇。沿着这条“丝绸之路”，经过无数次的转手贸易，丝绸到达印度、波斯，最终抵达罗马。无论在哪里进行贸易，丝绸都是贵重的商品，并常常在宗教仪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西方按着相反方向流入中国的商品，大部分是用来满足好奇心的珍稀玩物，或者是能让统治精英进一步自我膨胀的稀有物品：贵重金属、琉璃、奴隶、艺伎、野生或驯化的动物、毛皮和羽毛、罕见的植物和木材、异域食品、香水和药品、纺织品和燃料、世俗或神圣的艺术品，还有讲述国外风景的书籍与地图。当这些珍稀物品作为贡品被带来，它们证明了中国统治者的权力与声望，因为他们居然能够传唤来自世界各地的贡品。如果是精英买走这些商品，这就彰显了精英的财富与品位。汉唐间精英的一个特征就是会对异域事物投入极大热情，这些新奇事物包括大胆创新的服饰、敷面香粉、新乐器和歌曲、异域水果以及新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它们都成为决定中华文明的要素。

与商品及流行风尚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带来更深远影响的一些文化元素。最重要的是佛教，但是商人也带来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祆教、景教及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不仅提供了新的宇宙观和组织人类社会的新方法，还创造出对新一类商品的需求，或者说，过去既有的商品有了新的用途，突然之间就变得珍贵起来。茶叶与白糖随着佛教的兴起而增加了需求，椅子也随着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从未来佛弥勒佛的画像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椅子是冥想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寺庙中也会经常用到。书写纸张的改良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佛教信仰的重要影响，因为重复印刷制作经文被视作积累功德。

在贸易发展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在中国无法获得，但是要在佛教仪式中使用的稀少的、珍贵的商品。这一时期的头几百年见证了大乘佛教许多关键的早期经典的产生，大乘佛教强调虔诚、神性的佛陀、对万物最普遍的拯救，以及菩萨的重要角色。菩萨在得道以后仍选择留在世间以完成拯救众生的工作。这些经文强调慈善是一种美德，并将善行从为僧侣提供食物与住宅扩展到为佛塔（穹顶的墓葬纪念堂，这里保存着佛陀的舍利子）提供装潢与图画，随后又为那些摆放着佛祖画像的寺院提供服务。这些实践在印度佛教中已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与之相伴出现的是寺庙社会。在中国，它们则是因为要强调俗家弟子的虔诚而推行开来。对于信徒来讲，获得特定的稀有商品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稀有商品被呈放在佛像前或寺庙中，也有一些情况下会收集在家中，仅仅是为了展示这些物品以获得声望。

在这些物品中，最首要的是“七宝”。在最早的文本中，这些是指一个国王必须拥有的重要物品。在另一些更早的文本中，它们指未明确给予规定的珍贵物品。无论如何，《无量寿经》这本关键的大乘经典，介绍了一位神圣永生的佛祖，七件宝物必须是黄金、白银、天青石、水晶或石英、珍珠、红珊瑚、玛瑙或珊瑚。其后的文本提及要有红色的宝石，比如红宝石，还有一些文献中提到要有钻石。大量的佛教经典提到了这些宝物。一位乐善好施的国王命中注定会成为佛陀，他的宫殿就是由“七宝”组成，和极乐世界中的庙宇一样。佛教中的梵天常用这些物质来装饰。这些物质甚至成为道教天宫中长生树上的果实。在一些文本中，传说中载着信众前去接受启蒙的牛车就是由“七宝”装饰而成。在现实中，隋朝建立者于582年将他从一位僧侣那里获得的舍利子放置在“七宝”铸成的容器中，后来被分别装在30个红色的玻璃瓶里，在帝国全境内分发。因此，这七种象征着这个世界所能呈上的最美好的物件，也反映出了佛教信仰的物质方面。

这些物质与遥远的极乐世界相结合并非偶然，因为它们是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的。这一点在红珊瑚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珊瑚在汉赋中象征宝贵事物，通常是用来描绘不死之地或皇帝居所的，曹魏与晋朝的统治者都曾将珊瑚安置在皇冠上。它也成为南方精英乐于向他人展示的一项宝物，如下面逸事所述：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于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悄许比甚众。恺偶然自失。

石崇是一个贪婪的红珊瑚收藏者，据记载，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珊瑚是罗马帝国的产品。印度文献证明珊瑚来自地中海与红海，是主要的贸易物品。一些中国文献也提到在中亚购得此物。

“七宝”中的其他宝物也是通过长途贸易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高品质的珍珠来自印度与锡兰，稍微低等的一些来自波斯，像这样的珍珠已经在北魏佛教寺庙的遗址中发现。最好的天青石来源于中亚西部。这个时期中国已经开始生产琉璃，在5世纪早期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琉璃器皿和黄金佛像是由一种吹玻璃的特殊技巧制作而成，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技术。除了来自异域的“七宝”之外，在佛教信仰中用到的焚香与各种香料也是从印度进口而来。

与佛教相关的珍贵商品的长途贸易也逆向展开。中国丝绸的出口比佛教的兴起要早，依照朝圣者法显的记载，4世纪的时候，中亚各国在举行佛教仪式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丝绸幡了。在集会上，丝绸幡会悬挂在僧侣座位之上，运送佛像的时候也会举着丝绸幡。朝圣者宋云就随身携带了大量的丝绸幡，将之捐献给沿路所经过的寺庙。4世纪到6世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经常向中国或外国的僧侣赏赐丝绸，作为对他们宗教服务的肯定。随后的唐、宋王朝，这已经成为常例，皇帝会向著名僧侣特别赐予绣着金边的紫色丝绸袈裟，这种袈裟同样也被供奉给佛教雕像。

6世纪的时候，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已经开始自己生产丝绸。但顶级的中国生丝做成的丝绸仍然是贵重的商品。波斯和拜占庭逐渐设计出更适合他们自己口味的丝绸，这些样式流入中亚东部地区并深得人心，从而缩减了中国丝织品市场。在4世纪晚期，库车王在今天的新疆，向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赐予由拜占庭制作的丝绸座席。尽管丝绸是国际贸易中占据首位的布料，佛教的传播同样也刺激了印度棉花的长途贸易，普通佛教徒看重这种棉布，因为织这种布不需要杀生，而制绸则需要杀死蚕。

佛教寺庙是奢侈商品的主要消费者，他们也有权如此消费。寺庙和佛塔用金子、银子、丝绸、珊瑚串珠、琉璃或较珍贵的石头装饰起来。如同玄奘在7世纪所描述的，佛教与复兴了的婆罗门信仰之间展开竞争，竞相将自己的寺庙装潢得更加炫目。佛教朝圣者或其他僧侣在寺庙之间旅行，经常不得不花费或捐献大量的黄金或丝绸。尽管一路上沿途的寺庙会提供食宿，但陆路和海路交通都需要付费，也需要献出贡品来供奉舍利子。玄奘为那烂陀寺的佛骨捐献了50金币、1000银币、四个丝绸幡、两匹锦缎以及两套礼仪袈裟。他从吐鲁番王那里获得丝绸，然后将之捐赠给沿途所经过的每一座佛塔。后来的朝圣者义净从中国带来丝绸，并用这丝绸为菩提迦耶的佛像制作了礼仪袈裟。因此，佛教信徒的四处行走也对逐渐形成的亚洲经济体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与中世纪的欧洲一样，这个时代同样公开进行圣物的宗教贸易。王玄策是唐朝几次出行北印度的使团的领导，他在印度西北的一座寺庙里花费超过4000卷的丝绸来购买佛陀的顶骨。唐朝时期舍利子被视作有无上的价值，段成式（卒于863年）讲述的一则逸事表明了这一点。一位僧侣收到的捐赠品中有一份“朽钉”（指甲），他决定将其出售给胡商：

“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真正的舍利子也可以由七宝做成的东西取代，有几个从佛塔或寺庙中发掘出来的“佛指”实际上是用琉璃或水晶制成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替代品，是因为人们相信：佛陀和得道高僧的身体在焚化后会产生硬的、晶体状小球，这被称为舍利。舍利可以用珍贵的物质来仿制。在中世纪的欧洲，圣物价值如此之高，有时候还会遭遇失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