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在中国的外国人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4 10:22:11 0

在南北朝时期，除了把商品与信仰带入中国，这些僧侣和商人自己逐渐也成为中国一个巨大的、长期存在的异族人群体，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生活。有关中国佛教社会最早的记录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僧侣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是几乎可以确定是后者。有关外国僧人的最早记录是2世纪中叶定居在东汉都城的译经者。这中间还有一些外国商人，他们选择皈依佛教，所以这两类人很明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国僧人同样也参与到3、4世纪南方世家大族的“清谈”圈子中。

到4世纪时，佛教越来越重要，一些外国僧人声望显赫，这使得人们开始考虑汉人是否真的具有绝对优越性。粟特人康僧渊为他自己在山中建筑了一座精舍，芳林列于轩庭，都城许多领袖人物成群结队地聚集到那里，赞颂其运用吐纳、泊然自得之态，康僧渊不堪忍受，被迫放弃了这处隐居之地。更加明显的是王珉（351—398）为帛尸梨蜜多罗所写的悼词：“然而卓世之秀，时生于彼，逸群之才，或侔乎兹，故知天授英伟，岂侔于华戎。”这篇文章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尽管帛尸梨蜜多罗以熟练背诵魔法咒语而闻名，他却从没学习过说汉语。

这一时期，胡人与汉人之间极有可能平等而立，甚至前者有可能更有优势，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国家层面。随着印度成为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其转而成为“中央之国”，反而将中国推到了边缘地带。反过来，那些拒绝接受佛教的人通常因其异域性而不承认佛教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处于哪一种位置，佛教都引发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汉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也重新被思量。

6世纪的时候，一些外国朝圣者和留学生开始将中国视为神圣的佛土。《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位外国和尚将洛阳描述为世上真正的佛教净土，菩提达摩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永宁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该书还记载了洛阳有专门为外国僧侣准备的寺庙：“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適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堦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寺庙位于这座城市最大的市场附近，市场里同样充满了胡人。

据之后的文献记载，601年到604年间，隋朝建立者组织分遣圣物活动，很多外国僧侣来华参加这一运动。到了唐代，中国的几处地方——最著名的是五台山——成为享誉世界的文殊菩萨的道场，来自印度、中亚、朝鲜、日本的朝圣者都将其视为朝圣目的地。在同一时期，中国同样成为未来佛弥勒佛信仰的中心，它同样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信徒。

在中世纪的中国，外国人在发挥宗教想象力这件事情上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因为在宗教活动中常出现外国人奇怪的外貌，他们很快与中国的鬼魂、精灵联系起来。当这些鬼附身到亲属或灵媒身上并试图通过文字来传达信息时，这些“鬼画符”通常都是水平书写而成，与“西番”印度和中亚的文字相似，而不是汉字的垂直书写。不仅仅是死者的文字书写能与外国人联系在一起，在佛教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各种符咒，也与外国人的语言十分类似。因此，文献中会提到“梵文艺术”，并认为擅长法术的和尚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仅如此，当佛教信仰与实践在中国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习俗之时，佛教徒仍然认为至高无上的佛祖是“外国人”。

与那些来教授或研究佛教戒律者不同，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数是商人。根据进入中国路线的不同，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并且在每个地区的地方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佛教徒从印度和中亚进入中国的“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同样至关重要。这条路从叙利亚出发，经波斯、撒马尔罕，从印度出发则通过中亚东部，最后进入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直到首都长安。（地图12）这些路线在汉代都被使用过，但自那之后贸易量却翻了几番。还有另一条不那么重要的陆路，从四川出发，经过今天的云南，沿着伊洛瓦底江进入缅甸，穿过孟加拉。一些佛教信徒朝圣时也会选择穿过西藏的路线，但是太过危险，对于贸易来说也过于缓慢。

由于最主要的贸易路线要穿越中亚，首都长安和洛阳成为从陆路去西方最大的外国商人集中地。隋朝重新统一后，长安不仅成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同时也是大运河的终点。长安有两个大集市，一个是东市，一个是西市，外国商人都集中在西市。长安以西的城市都有大型的外国人社区，在甘肃走廊的敦煌和凉州，外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汉人。这些地区的外国商人由波斯人、叙利亚人、突厥人、印度人、粟特人组成，粟特人数量最多。

粟特人是伊朗化的民族，原本居住在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个地区的核心地段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处于撒马尔罕界内，但又向西延伸到布哈拉，往东延伸到费尔干纳盆地，往北延伸到石国（今天的塔什干）。粟特人住在数量众多的独立城邦中，因此也常为外来势力所统治。尽管这些城市时常会被卷入战争，在这段时期内它们欣欣向荣。

尽管粟特人的城镇发展的是灌溉农业，但导致它们繁荣的关键仍是贸易。至晚从3世纪开始，他们就会定期到上游的印度河河谷，在那里他们同来自克什米尔及其他地区的印度商人进行贸易。他们从4世纪早期开始就与位于新疆的绿洲城镇以及中原地区开展贸易往来，这在中国的文献中有记录，而且在敦煌也发现了写于311年的古代信件。到6世纪中期，他们已经和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如此一来，他们掌控了从中国到拜占庭的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印欧语也变成了混合语。汉人的故事普遍将粟特人看作最优秀的贸易者。“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

历史解析——在中国的外国人

地图12

粟特人由他们自己的头人统治，遵循他们自己的法律。中国北方的政权赐予粟特人领袖“萨宝”的职位，该官职掌控部族的民事与宗教事务。他们信仰拜火教，但是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及印度信仰发展出了万神教和相应的宗教礼仪。尽管粟特人在家乡从未采纳佛教，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因为将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而举世闻名。粟特人还把其他文化方面的创新介绍到中国，包括金属与陶器的新式样，以及新流行起来的音乐和舞蹈形式。

与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贸易者不同，南方的越族或蛮族之所以成为“外人”，是因为中国向南的扩张使他们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早在三国时期，随着汉人占有平原地区，“山越”被赶进了山区，并被迫成为劳役或被强迫入伍。在南朝零散的史料记载中，他们是南朝统治者和世家大族的剥削对象，同时也会发动对新强权的军事叛变。

与早先的汉朝不同，南朝在特定的区域设置了军职来管控越人。南方人留下的史料主要反映越人与政府及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但也有零星的史料记载了越人与汉人会在当地市场进行贸易，汉人商人冒险进入越人聚居区，越人为汉人作坊打季节性的零工。汉人佃农会逃到越人领地来躲避地主，汉人与越人会互相通婚，到越人中居住的汉人逐渐成为地主和豪族，越人甚至皈依了道教信仰。

墓葬艺术为这些零星的文本资料提供了补充材料。最重要的发现来自靠近今天的汉中和河南邓县的汉水边上的雍州。证据包括一位文官的雕像，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发式——头的前部被剃光，头发在脑后以一个尖尖的绳结束起来——这种装束符合这一地区蛮人的特征，另一个男人戴着不同寻常的鸭形帽，这种鸭形帽是这一地区的特色。画砖描绘了部曲（农奴组建的私家军队）握着武器、牵着马、演奏军乐阅兵的图景。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蛮族原住民，但是图画中没有文字能说明这一点。

一些证据表明在南北朝晚期和隋朝时期，居住在长江流域及其支流边上的南方原住民大都被同化了。到这一时期，许多蛮人获得了法律上的“良民”（自由民）的身份，按照隋朝的记载，将这些蛮人掳为奴是非法的。蛮人终于和汉族普通农民平起平坐，也可拥有只需缴付租税的土地。尽管零星的文献表明在偏远或孤立的地区还有蛮人反动起义，但是在汉江、淮河和长江流域已不再有专门管控蛮人的军事机构。

在华夷关系上最值得关注的是“华”“夷”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可流动性。最早由“夷”建立的王朝是刘渊建立的前赵，它的特征是：统治者在西晋朝廷成长，他能够很好地用汉语写作诗赋，并认同中华文化，致力于创建一个汉式国家。他声称自己是汉朝皇室后裔，将自己视为汉朝的复兴者。与之类似，北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发布诏令要在朝廷上讲汉语、穿汉服、赐予朝臣汉姓、命令拓跋贵族与汉族之间通婚。在这一时期，我们在《魏书》中发现有很多例子，许多人的祖父母仍是鲜卑族，但是他们的同龄人却称他们为“汉人”，有时不乏贬义。

北周与北齐政权是从边境戍守部队的反叛中崛起的，他们部分反转了这一倾向。北齐朝廷日常使用鲜卑语，有野心的汉族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学习鲜卑语以谋求更好的前程。北周朝廷一方面向它的汉族追随者赐予鲜卑姓氏，另一方面又自觉按照汉文化经典《周礼》来建构其政府，王朝的名称也正来自于此。因此，比起当下统治着社会的世家大族来说，北周更能代表“中华”正统。

佛像绘画更进一步证明了华夷边界不断变得模糊。与北齐皇室关系密切的非汉人家族中一些成员的墓葬就是中华风格，墓葬中的陶器上绘有明显是中亚特色的图画。中国北方很多墓葬壁画中都有穿着鲜卑装束的人（男人的形象是：骑在马上，衣服有紧身袖子和宽大的翻领，裤子扎进靴子里，高帽子后面带着颈帘；女人的形象是：同样骑在马上，但是穿裙子，头发上带着穗带或圆髻）。这些形象出现在墓葬的壁画上、陶制的小人像上（特别是兵俑），以及佛教信仰的造像上。这种不同文化相混合的现象有一个显著例子，是在固原发现的一座墓葬中的漆棺。上面绘有中国道教图解中的经典形象，比如西王母和她的伴侣，还有讲述孝顺、虔诚的经典人物故事的场景，甚至出现了很多传说中的古人形象，比如蔡顺，图画边缘都进行了装饰。所有人物都穿着鲜卑族服饰，就此创造出一个鲜卑人组成的汉人历史，或者说是一个反映了中华历史与价值观的鲜卑世界。

华夷界限逐渐模糊的最后一个例子是471年左右制于长安的一座佛教石碑。石碑背后描绘的故事是，历史上佛陀最早的化身——善慧婆罗门，经过数次轮回，成为一个泛世转轮王，并且最终成为过去佛释迦牟尼。构成这个故事的场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首先，释迦牟尼最后的诞生地被设计成中国。当故事的核心人物以善慧婆罗门的身份出现时，他身着鲜卑服饰；当他成为转轮圣王时，他的长袍则是汉式的；但是当他居住在兜率天宫等待最后的重生转世时，他又穿回他的鲜卑服饰。与此相反，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一位女人向善慧婆罗门兜售鲜花，另一位则是佛祖的母亲，她们都穿着汉式的长袍。与之类似，在石碑底部有捐助者的图像，大多数男人穿着鲜卑服饰，而女人则穿着汉式服饰。

这个图画故事把融进中国文化元素的印度当作故事背景，主人公在鲜卑身份和中华身份之间不断转化，不同的性别也被分为“汉人”或“外国人”。这表明了一种愿望：希望将所有人都包括在一个广大的国家中。这也表明了一种价值观：以服饰和行为为标志进行的族群划分，不再以血缘为划分依据，更多的是出于个人选择。